敦煌写本中的习字教育研究

　　敦煌莫高窟中出土大量敦煌写经，写经年代跨度由六朝至宋，真、草、隶、篆四体皆有，大部分文书气韵古朴，笔调细致精炼。在所有敦煌写经中，部分写本习字样式与常规的敦煌写本区别甚大。敦煌书法都是古人日常状态下的书写，若能部分还原当时的学习状态，并探讨当时条件下临习写字方法，对了解古代习字传统，再比对当下书法教育，不无意义。

　　一、敦煌日常习字文书概述

　　敦煌传世习字写本大多以《千字文》《开蒙要训》《上大夫》等蒙学教材为内容，且其习字形式各不相同。

　　古人读书多去寺庙，称为寺学，周谷平考证“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唐士人学子到名山大刹拜师问学蔚为风气。如敦煌遗书中许多杂钞题记称某寺‘学仕郎’、‘学仕’、‘雪郎’书记，均可证明寺学的存在”〔1〕。卷号p2457、p2647、p2717、P2726、p4900、pt139、s5657就是书写在经卷的背面，也能反映这个状况。

　　p2457仅为一段不完整的《千字文》（从“千字文”到“玉出崐岗”）〔2〕写在《阅紫录仪三年一说》的背面，此卷长度为521厘米，现存64字，一共6列，每一列10到11字。

　　p2647的《千字文》（从“千字文”到“辰宿列章九”）练习写在《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背面，此卷长度约为370厘米，卷中有4处接缝（由于正面写经需要接纸，所以纸的接缝与背面的内容没有直接关系）。

　　现存617字，共67列，其中有28列是每列1字（009到010），其他部分每一列11到23字。

　　p2717的《开蒙要训》写在《载量辑成一卷》的背面，此卷号的《开蒙要训》长度约为204厘米，全篇773字，前面11字（从“雪”到“霞”）每字抄写2列，后部分30字（“雷”到“波”）每字练习1列，最后19字（“漂”到“万”）每字只写了1个，然后写着“开蒙要训一卷”，再是连续内容的《开蒙要训》（“乾坤覆載”至“瞳□肌膚”〔3〕）。

　　p4900的《上大夫》（从“上”到“尔”）写在《尚书序》的背面，此图为残卷，其长度为15厘米，仅存9列，每列1到14字，全篇95字，其中红色笔迹19字可能为教师示范。

　　pt139《尚想黄绮》（从“尚想黄绮”到“池水”）长度为126厘米，仅存29列，每列1字到19字不等，共403字。其内容写在藏文经卷背面，说明这个经卷产生的时候，敦煌已经被吐蕃统治了。自敦煌被吐番统治后，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减少，当时敦煌的汉人得不到纸张的充分供应，所以写在旧的经卷背面的情况很多。

　　上面这些卷号的写本能很好地解释：一、寺庙与教学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古时候的寺庙中僧人多饱读诗书，真心不系尘世，而当时书生进京赶考多到寺庙中借宿学习，据此也能推测寺学普遍的现象。二、内容多为古代童蒙读物。

　　现已有通行本流传并确定为童蒙读物的书有《千字文》〔4〕和《开蒙要训》〔5〕。下面就所掌握的资料，作具体分析。

　　《千字文》是古代蒙学读物中使用最广泛、流传最久远的教材之一，其内容丰富，全篇没有重复的字。S2703、S5657、P2457、P2647、P3849p、P3875Ap8这几张写本都是《千字文》的内容，抄写的形式各式各样，有些在下文中会提到。

　　现将以上还没考证的写本进行分析。

　　S2703长度为274厘米，背面是唐代文牒，长卷无接缝。据李正宇考证，现在存83行，每列3到27字，共1448字，判断学生所写有1291字，教师所写为157字（包括师书范字127字及师书日期和批语30字）。抄写所用底本为传梁周兴嗣编《千字文》。记载的日期分别是廿五日、廿六日、十八日、十九日、廿一日、廿日〔6〕。

　　S5657的习字部分在背面，正面是《四威仪卧轮禅师偈》，全卷一共85字，每列20到32字不等。

　　P3849p的背面是《千字文》（“宙洪”二字）的内容，正面是经文内容，长为6.6厘米，现存100字，一共4列，每列15到23字。

　　P3875Ap8是以正反面呈现的残卷，其中正面存25字，一共4列，每一列5到9字。反面存37字，剩下5列，每一列4到10字。反面一共40字，一共5列，每一列5到10字。

　　《开蒙要训》没有通行本，但是《开蒙要训》自成书后到唐、五代间，即在民间一直陆续流行传抄〔7〕。《开蒙要训》与《千字文》有异曲同工之用，都是初学者识字所用，而且内容更加通俗。P2717就是《开蒙要训》的一组练习。

　　《尚想黄绮》一文，张天弓先生考证原作已佚，所以现在没有通行本流传，但是在敦煌文书中除了S3287被证明是《尚想黄绮》的抄本外〔8〕，pt139也是此书的抄本，但这是习字的格式，是一个能确定《尚想黄绮》准确内容的有力证据。从另一方面说明，习字者的习字教材范围非常广，不止是以现在已经记载下的童蒙教材为练习内容。

　　P4900的《上大夫》有两种颜色的笔迹，这也是古代儿童蒙学教材之一。P2622p3实残卷，内容无法确定，长度为12.3厘米，一共40字，每一列8到14字不等，留下4列。

　　P3738p3也是残卷，内容无法确定。其长度为17.7厘米，共存48字，4列每一列6到16字。

　　以上卷号写本多为日常习字过程的呈现，习字部分作为练字的目的很明确，可能还加上读写训练，如张志公所提：“开头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其次是进行读写的基础训练，第三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9〕那些《千字文》《开蒙要训》和诗词赋的练习，都是在识字的基础上进行阅读和作文训练。这三个阶段也是穿插进行，互相促进的。

　　二、敦煌习字图校勘

　　1．《上大夫》类

　　P4900中002写本是《上大夫》的习字内容，第一行的内容是“上、大、夫、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尔”。最右边有两个红色笔迹的字“试文”，说明这张字有可能是老师对学生的考核。第一行用红笔书写，每个红笔字下面都有一列黑色笔迹的字，且第一行黑色笔迹的“千”字左边亦有一个红色笔迹的“千”，后面是“咸通十年”，“咸通”是唐懿宗李催的年号。后有“经、开”二字，内容不完整。字迹的风格如唐代颜真卿，用笔重实。从笔法上看红色笔迹比黑色笔迹的字用笔要成熟，比如“上”的竖笔，“大”的捺笔，“丘”的结构。图中还有红色笔迹“试问”、“经开”两个字也已经写得非常熟练。对这一行红色的笔迹是不是教师示范，有争议。但从这个角度催测，红色笔迹应为教师所书，中间的“咸通”是唐懿宗李催的年号，能确定这卷号写本为唐代所写。

　　2．《千字文》类

　　《千字文》流传下来的版本很多，现在基本上以日本藏小川本墨迹《千字文》通行，此本在用笔和结构上都有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而且文字内容比较齐全，所以将本卷所有的《千字文》内容的卷号与小川本墨迹《千字文》进行校勘。

　　P2647（006－007）：写本中间一段是连续的《千字文》内容，从“四大五常”一句以后，中间少了一大段，然后是从“堅持雅操”开始。

　　这一句在写本中只有“都邑”两字，可能是习书者落写。这一句话的后面又少了几句话。接着就是“宮殿盤鬱”。

　　后面的内容都没有抄，然后第八列开始又是《千字文》重头开始抄。“辰宿列張”后面多了一个“九”字。

　　在这整篇幅内容的《千字文》上面还有几行为练习而写的抬头字，每一字两遍，和后部分009的格式一样。笔者推测书者当时的抄本不同于小川本墨迹《千字文》亦或本意先练字，后变成了整篇幅的书写，从用笔的各个细节看，上下两种格式的字迹推测是出自同一笔者。

　　S2703这组写本是练习《千字文》的习字作业，前三张中001写本记载年号“天宝八载”，“天宝”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图中还有较为明显的笔记成熟的字，有日期记载。这卷的内容和小川本墨迹《千字文》大部分都一致，这说明此卷文字抄写的底本应该与小川本墨迹《千字文》近似或一样的版本。P3849p一共四列，有红黑两种颜色，应该是一种颜色先写，然后在空隙处再写另一种颜色，这两个字恰巧是《千字文》中“宇宙洪荒”的字迹。

　　p3875Ap8此卷残余的文字和《千字文》中的部分内容能对上，所以也归类为《千字文》。

　　3．《开蒙要训》

　　p2717由两部分《开蒙要训》组成，前一部分是《开蒙要训》（从“雪”到“万”）的练习形式，后部分的内容就是完整的《开蒙要训》（“乾坤覆載”至“瞳□肌膚”）。现在对比两部分的异同。同样是《开蒙要训》，前后相同内容出现如此差异，可见其学习方式的变化。

　　文字校勘，内容校勘。

　　此卷号《开蒙要训》最后写着“丁卯年五月廿八日”，没有写年号，所以无法断定其朝代。从这两部分的文字和内容校勘看来，有一些差异，但是从用笔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如表格中“蔭”、“陰”、“泠”、“冷”等字的对比，若这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那么二人也应该是在统一体系下受教的。

　　4．《晏子赋》

　　P2647第一部分《晏子赋》，可以将之与李文洁研究过的敦煌《晏子赋》卷〔10〕进行对比，其内容有所出入。

　　5．诗词《五更曲》

　　“一更初夜坐調琴，慾奏相思傷妾心。每恨狂夫薄行跡，一過拋人年月深。”

　　“君自來去經幾春，不傳書信絕知聞。願妾變作天邊雁，萬里悲鳥尋訪君。”

　　“二更孤悵理秦笋，若箇弦中無怨聲，忽憶征夫鎮沙漠，遣妾煩怨雙盈淚。”

　　“當本只言今載歸，誰知一別音信稀，賤妾猶自姮娥月，一片貞心獨守空。”

　　“□□索取箜篌，嘆征餘，真為君王初中節，都□名利覓侯，願君早登丞相位，妾亦能孤守百秋。”

　　“四更藂竹弄弓商，唯恨賢夫在魚陽，池中比目魚杵戲，海鷗□。”

　　上部分引文内容P2647（007-008）是敦煌写本中的曲子，一共169字，8列，每一列17至24字。可以将其与《敦煌歌辞总编·卷五·杂曲·定格联章》（简称《敦煌歌辞》）〔11〕所收的版本进行比较。

　　在诗词赋结束后，还有一列倒着的抬头字，推测也是习书者为了练字而写。结合前部分《晏子赋》和《千字文》，有一个现象非常有趣，此卷号中，不仅仅有蒙学内容的《千字文》作习字练习和整篇幅书写，还有与蒙学无关的《五更曲》《晏子赋》整篇幅写作，校对笔迹这些都出自同一位书者。这种现象表明习书者的学习如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所提，集练字、阅读和作文三步骤共同进行。

　　6.《尚想黄绮》

　　《尚想黄绮》的内容没有流传下来的通行本，张天弓考证了《尚想黄绮》是“实唐人杂抄他书改饰而成，至于他书所引王右军语，或有所本”。这样看来，这个卷号Pt139的习字版《尚想黄绮》，也能算一个证明其内容的抄本。

　　Pt139显然是书写者的练习状态，从“尚”到“草”每个字一列，“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为连贯内容。从笔者以上对本卷所有的敦煌习字写本解读，出现多处前部分为成列的练习状态，然后改变为连续内容的书写，此现象有待探讨。

　　三、敦煌遗书中所寓含的书法学习方法

　　1．习字格式

　　以上敦煌习字写本直观反映了书写者的书写状态，可从中推测当时敦煌书法的学习和教育方法。

　　第一种是以“列”的方式书写的文书，比如《千字文》S2703每四个字为一个阶段，每个阶段以“休”字结束，“休”是相当于现在的“阅”字，是教师已经批改的证明，后面还有日期。从图中仔细分析，每一列都有教师的范字，这几个字与周边的字相比较，在用笔和结构上都相差很多。

　　P2647的008后部分和009、010又是《千字文》的内容，是重复的练习方法，后面“散”到“宙”这15字每个字只有第一行。这部分的《千字文》和现在所见的《千字文》有许多不同，表明也许当时《千字文》有各种版本，或者当时有许多异体字，也可能是习书者写错字等原因。从墨色看，第一行字的墨色比其他部分字的墨色要深一些，这说明第一行字和后面的字不是连续写的，应该是习书者为需要练习的字写个顺序，然后按照顺序练习下去，这与我们现在小学生抄写词语的行为很像。

　　从每一个字的用笔，技巧等方面看，下半部分的字，书写态度逐渐懒散，行距、字距变松，开始前几列都是遵照格式，每一列都很整齐，下半部分就开始松散，并且速度开始加快，这可以从连笔增多中看出来，整体越来越潦草而且往左偏。这张习字没有练习完，表明书者书写时非常随性。

　　P3849p也是以“列”的方式书写的文书，红黑两色，但是这并不是教师的示范，两者都是练习，应该是为了充分利用纸张。

　　还有pt139整体章法比较向整齐，分析此张可能是学生根据范本自己临摹的作业，或者是自己默写，没有教师示范的痕迹。

　　再有p2622p3、p3738p3、p3875Ap8、p2717、s5657都是习书者在学习过程中练习的痕迹。

　　第二种是完整内容书写的方式，这样的练习也很多，如p2457，这篇很明显是平日练习用的。“次”字就有重影，可能是习书者觉得第一次写得不如意，又在这个基础上做了改动；“玄”字还写了两次；“月”字的钩也重写过；“來”字也明显改过；“往”字多了一横，而且最后一笔也是重新改过；“騰”字的“月”字偏旁也改过；还有“致”、“露”、“水”、“出”。这里反映了一个的信息，第一种猜测是当时的学生写字，在原本的基础上改，这样更锻炼习书者自己的学习能力。第二种猜测是教师为学生作的改正，这种猜测与下文教师教学方法有关。

　　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记载：“八岁未入学之前：读性理字训。日读字训纲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孙芝老能言作性理，绝句百首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又以朱子。童子须知，贴壁于饭后（行饭时），使之记说。”〔12〕这里提到《千字文》为世俗蒙学最佳读物，儿童一定要熟背，所以上面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儿童为了加深记忆而做的练习。P2647的006是《晏子赋》的内容。古人很少有现代意义上的精确临本，大多是靠自己抄写或者背诵，所以内容有偏差。后部分007-008，是诗词的默写，内容是《五更曲》。学生的这种学习方法历代在继承。儿童一开始背诵诗书只是机械的背诵，“使之记说”，但是在背诵熟练之后，教师再加以讲解，理解起来更加清晰，理解加深后能增强对诗文的记忆，两方面互相促进。

　　第三种是杂习，p2726的背面是一系列杂习，稀稀落落有几个字“遠、達、還、迦、之、大、敕、得、飲、食”，这些字大小不一，格式错落，还有将纸倒过来写的。后部分是“若三千大千世界及以七宝庄严具足”，在最左端有记载年号“端拱三年七月，报恩寺藏内现在经数目”。“端拱”是宋太宗的年号。最后的文字是“如是我闻佛”。这一句没有完整，是《般若波罗密金刚经》的第一句，后面是“正法念处经，正法经一部”。这种状态下的练习就比较轻松随意。

　　2．教学方法

　　第一种是示范法。如《上大夫》P4900这卷号的红色笔迹的部分就有可能是教师做的示范，从用笔上看红色笔迹用笔比较精熟，结构也稳妥，对比“上”字的竖笔、“大”字的捺画、“丘”字的结构等等很多细节处，能看出红色笔迹的用笔和结构明显要比黑色笔迹成熟，所以笔者推断红色笔迹为教师示范，黑色笔迹为学生练习。教师将学生应该练习的字做好示范，写在第一行，教师每一个字写几个，学生就练习几列，教师对学生有明确的要求。

　　S2703《千字文》卷号也有教师示范的痕迹，文章前面已经将教师示范的字标记出来了，且每隔七八字就有一个示范，这也许是便于教师随时检查学生的作业。这样就总结出当时教师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到现在还在用。这里除了教师的示范，还有教师标记的日期以记录学生每一日的学习状况，一共有五个日期，并且每一日期前都写上“休”，“休”是停止的意思，代表教师已阅，在最后部分还有“渐有少能，亦合甄赏，休”，判断这是教师对学生的评语，表扬学生略有进步，应该继续努力。表明教师在一段时间后就会对学生做总结。

　　第二种是批改法。P4900《上大夫》中的第六个“夫”字，上面有一个红色的笔迹，这个笔迹就是教师改过的痕迹，比较明显的是这个字的撇和捺。“已”字的第七个，竖弯钩处也有教师改正的痕迹。“千”的边上还有一个红色笔迹的字，这个字是教师想告诉学生“千”字的最后一笔是悬针竖，对照黑色和红色的最后一笔就能很明显观察出来，所以下面的“千”都是悬针竖。这种教学方法能很清晰地表达教师的想法。

　　《千字文》P2457的第二种推测就是教师直接在学生的字上改正，这又是一种非常直观的批改方法。

　　结语

　　本文通过部分习字写本探讨敦煌文书中出现的文字教育方式、书写者的练习方法以及书写者与教学者之间的互动。相关写本经研究都是书写者的日常书写，授者对受者的教学从发蒙、识字、写字三方面着力。在书写上，对文字用笔、结构、字法都有一定的要求。书写者的自我学习除熟练写字，也要熟读熟记所写的文本内容。而教学者对书写者的要求，也要从用笔、结体等方面掌握（初级阶段并未涉及谋篇布局）。

　　据现在公布的敦煌写本而言，其中有相当部分的作者的书写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准，有的并不在当时的名家之下。但综合考虑敦煌地区的地理、社会环境，以及中古时期的教育状态，其习字目的，首先是教育启蒙以及日常需要，再是培养有一定造诣的作书者（后世往往以“书家”视之）。而本身所涉诸类写本，恰恰为我们复原了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注释：

　　〔1〕周谷平《敦煌出土文书与唐代教育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60页。

　　〔2〕“天地玄玄黄”处多一“玄”字，“寒来暑往”的“往”字多一横。

　　〔3〕出于研究便利，本文征引相关写本文字皆尽力保持原有文字形态。

　　〔4〕《教育大辞典·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5〕同上，第2052页

　　〔6〕李正宇《一件唐代学童的习字作业》，《文物天地》1986年第6期。

　　〔7〕朱凤玉《敦煌写本〈开蒙要训〉与〈四言杂字〉》，《中国俗文化研究》2003年第一辑，第122页。

　　〔8〕张天弓《论王羲之<尚想黄绮帖>及其相关问题》，《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9〕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10〕李文洁《敦煌写本〈晏子赋〉的同卷书写情况》，《文献》2006年第一期，第63页。

　　〔11〕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8页

　　〔12〕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一，四部丛刊本，第1页。

　　林静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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