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砖文的启示

　　几年前，一次偶然翻看古代砖瓦铭刻文字的资料，“国”字奇特的造型一下子跳入我的视线，于是由这个字引发灵感，刻成“国泰民安”四字印，并在边款中刻道：“此‘国泰民安’四字，拾自砖瓦古陶之中，为民间随意刻画之形，与《说文》多有不合处。然其中之奇趣野趣也非《说文》正字所有，施之于印，若取之有度，用之有道，自能化腐朽为神奇。”一些隔了时代的民间俗物，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站在今天从艺术美的视角去审视这些当年出于实用而随便刻画的文字时，我们往往会发现一种不可名状的奇特之美。这种美不是文人雅士独坐书斋中可以向壁独造的，也不是那些冰雪聪明的人突发奇想可以获得的，它需要某种启示才能使人产生灵感。对这些民间俗物，人们可以熟视无睹，也可以弃之如敝履，而一旦艺术家的慧眼发现了它们，一经慧心再造了它们，这些俗物便有可能转化为高雅的艺术。

　　雅与俗之间，并无截然分界，而是相互包容、相互转化的。

　　一部书法发展史，是在由民间书法渐至庙堂书法，由民俗书法渐至文人的高雅书法，由不完美渐至完美，又打破这旧有的完美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轮回过程中延伸发展的。正因如此，数千年的书法才有如此的丰富与精彩。《曹全碑》《礼器碑》等等属完美典型的汉隶书。初唐欧、虞、褚诸家书法又属完美典型的楷书。由汉至唐的四百年间，是书法史上最纷乱又是最富生机、最具创造性的时期。此时隶书馀烈渐弱，而楷书的规则未成，在这个解散旧的完美走向新的完美过程中的种种书法遗迹，给当下书法创作的启示最多，引发的艺术创作灵感与冲动最多。一旦渐入完美之中，比如法度完美的唐楷，给后人留下的技法范式最多，而启发艺术创作想象的空间最小。

　　出于吉林的《好大王碑》的立碑时间在由汉末至唐初的正中，是隶意未失、楷法未成时期的代表作。“乐观”一印中的二字，出自《好大王碑》，字态宽展平实。此碑妙就妙在结构平正线条排叠之间，如刻意追求疏密斜正的变化，则会将那种内在的美表面化。这是一种单调之中而有的深刻的美。其实，汉代的艺术从表面看相对来说形式是单调的，汉隶平平直直，其结构点画的变化远远没有后世的楷书丰富，但其中的博大深沉则是楷书所达不到的。这方印就是意在追求如《诗经》中那种一咏三叹的“单调”之美。

　　“寿”字一印，字法、章法是从砖文中得到的，亦篆亦隶，非篆非隶。印文充满印面，但两条界框之间较宽的空间使印面在密实中产生了空透。“寿”字点画重复排叠，结构平正无大变化。这就好像有些个性演员，大喜大悲并不明显表现在面部，但却非常会做戏，这戏正在于看似无表情之间。这种在看似单调和重复中表现出深沉博大，正是汉代艺术的精神。我在这方印的边款中刻道：“此古时民间俗格，又成后世文人雅玩。一丝不挂反为大雅，古今雅俗并无截然之界。”

　　严整是一种美，汉白文印意态的庄严，汉玉印技法的精湛，使人叹为观止。颜真卿楷法庄严，展示着一种力量的美乃至大气磅礴的气象。唐人书评：“鲁国公书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嗔目，力士挥拳。”

　　《海客书评》：“真卿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这是庄严美的典型。还有一种美，是苏东坡所说的“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是文人“雅”意的表现，如董其昌书，如元朱文印，表现着自然、精雅、从容。在颜真卿书的庙堂气象与董其昌书的萧散淡雅之外还有一种美，是荒山野原，是不衫不履，是散僧入圣，是“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具有这种美的作品，多与民间艺术有关，多出自艺术模式未形成的“不完美”时期。如果说庄严之美以气局胜，淡雅之美以格调胜，而此类作品则以野趣胜。其中表现最多的不是精湛的技法，也不是奇思妙构的形式，而是作者的气质情性。这种美与人的气质相通，是自然的流露，不是刻意设计出来的。当然也有潜在的艺术构思与形式设计，但使人感受到的是作品中流露出的野趣。

　　我平时作书作印，多精谨而少萧散，多内敛而少张扬。偶然放松一下心态，笔端刀下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妙处。1999年作自用印一对，普通青田石，但很纯净，走刀进退如意，一时兴至，刻成与我平日风格异样的“俗”品两枚。朱文名章“李刚田印”，边款刻道：“得宋人散漫适闲意，己卯八月刚田偶然为之。”白文印“仓叟”，边款：“平日作印多精谨，此印得散漫意，己卯八月刚田作以自用。”尤其是“仓叟”这方印中有点“颓废感”的美，后来就再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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