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达尔文与他的《物种起源》

　　说起“进化论”、《物种起源》这些学说著作，即便是普通老百姓，很多也都知道它们是来自于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由此可见达尔文的影响力。当然了，达尔文的诸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类的观点，往往也成为老师家长们教育孩子常用的引用语。而在传说和野史当中，达尔文的经历往往被描绘得非常传奇，说他跨越了神学与科学，在基督教环境中成长却与基督教教义“为敌”等等。那么这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他是如何捣腾出《物种起源》这么牛逼的著作来的呢？

　　达尔文生平：广泛跨界的科学家之路

　　能够总结出人类进化这样牛逼的学说，没有深厚的知识积累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何况达尔文当时的环境正是宗教神学（以基督教为主）最狂热的时候，人们习惯了用“上帝创造一切”来指导所有的研究，这更是为达尔文构建自己的思想与知识体系制造了很高的门槛。那么，达尔文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我们不妨从他的成长经历来一探究竟。

　　大家族环境的成长也有不幸

　　虽然我们一般会说，个人的成就与他家庭情况的好坏没什么必然联系，但平心而论，良好的家庭环境往往会让孩子少走很多弯路，并且耳濡目染地接触到很多知识，达尔文就是如此。他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英国萧布夏郡希鲁斯伯里（Shrewsbury）的一个富裕且有名望的大家庭，父亲罗伯特.达尔文是当地一位有名的医生，他在19岁时就获得了荷兰莱丁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学位，然后在21岁时独自一人来到希鲁斯伯里开业行医，因为他待人友善，对贫富患者一视同仁，使得他在当地的声望越来越高。

　　罗伯特.达尔文到希鲁斯伯里行医的第二年就被接纳为了皇家学会会员，到了第九年，他与苏珊娜.伊丽莎白.韦奇伍德结婚。而这位苏珊娜也同样背景显赫，她是英国著名陶瓷技师乔赛亚.韦奇伍德的大女儿，在继承父亲的生意之后，她成为了中国陶瓷技艺在英国普及的推动者。两口子各自的业务都红红火火，家庭条件自然是没得说，他们修了自己的楼房和平房，生下了六个孩子，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排行第五。从小达尔文不愁吃穿，长期接触父亲的工作为他以后的学医生涯奠定了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不仅是一位诗人、医生，也是早期提出类似演化观念（“演化”观念在生物学当中等同于“进化论”）的学者之一，这多少也影响了达尔文此后的研究道路。

　　虽然成长环境堪称富足，在教育和成长方面达尔文也比多数同龄人享受了更好的条件，但达尔文的童年也有不幸。在达尔文8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在整个少年时代，达尔文更多地受父亲的影响，听从父亲的安排。幸运的是，达尔文的父亲不仅医术和为人都很出众，在一神论派（否认三位一体和基督神圣的基督教派别）为主导的大家庭当中，达尔文的父亲保留了自由思想者的立场，在达尔文跟着家族当中其他人参加一神论派的礼拜的同时，私下也让达尔文到圣公会的教堂中接受浸礼。同时参与不同教派的活动，让达尔文从小就对宗教、神学这件事并不盲从，这也同样反映在了以后的研究当中。

　　父亲与老师眼中“不务正业”的孩子

　　达尔文的父亲不仅给达尔文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在教育、成长方面也对达尔文有很多的期待。达尔文接受的教育很多，8岁时达尔文进入当地的一所由牧师带领的日间学校学习，9岁时达尔文就成为了什鲁斯伯里学校（Shrewsbury School，这是一所圣公宗教派学校）的住宿生，同时早早地开始锻炼独立生活的本领。如果换成今天的标准，什鲁斯伯里学校已经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中学，它讲授古代语文、古代史和地理等课程，不过，这所学校贯彻古典教学的方式，也就是重在背诵和朗读，对于达尔文这样对于任何事情都抱有浓厚兴趣的孩子来说，这简直是不可忍受的。于是达尔文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都逃课了，跑出去观察鸟类、收集各式各样的石头，以及跑回家和哥哥做一些化学实验等等。

　　事实上，童年时候的达尔文受哥哥的影响不逊于父亲，达尔文的哥哥伊拉司马斯爱好广泛，他对文学、艺术以及各门自然科学都有浓厚的兴趣，在逃学的中学时光里，达尔文和哥哥一起研究化学问题，阅读化学书籍和做实验，以及跑出去打猎，了解更多的地理、植物和动物的状况，这些在达尔文看来是“中学时代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当然，在父亲和老师的眼里，这完全就是“不务正业”的代名词，达尔文的父亲甚至不等达尔文中学毕业，就帮达尔文办了退学手续。

　　奇妙的是，在退学之后，1825年10月，父亲把达尔文直接托付给了带着达尔文逃课的哥哥—父亲把达尔文送到了伊拉司马斯所在的苏格兰爱丁堡大学。

　　从爱丁堡学医到剑桥学神学

　　父亲的本意，是让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医学系好好学习，将来好接自己的班，达尔文是个听话的孩子，他在老家其实已经帮助父亲做一些护理的工作。不过爱好和现实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达尔文虽然也能做好医护方面的工作，但课堂始终很乏味，达尔文在大学里主要的活动就是泡在图书馆、参与各种学术讨论以及认识各类有意思的朋友，这些朋友当中不乏后来在医学和生物学方面成就伟业的人。无论如何，在医学系学习这段时间，达尔文利用课堂和课外的学术讨论，打好了生物学方面的基础，对人体和各种动植物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为他以后进行全球考察打下了理论基础。

　　达尔文之所以不想继续走医学的道路，除了兴趣确实不在这方面之外，还因为在参与两场手术室的实习当中，达尔文亲眼目睹了血淋淋的手术场面，那时还没有麻醉剂之类能够减轻病患痛苦的方式，惨痛的画面在达尔文脑中挥之不去。因此当达尔文的父亲再次给达尔文建议，让他放弃当医生转为去做一个牧师时，达尔文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父亲又将达尔文送到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就读人文学士（这都能送啊……），目的是希望达尔文成为一名收入不错的圣公会牧师，从此一辈子衣食无忧。可以想像，剑桥大学丰富的研究项目、数不清的学术精英与天才，达尔文在这样的环境中，更不可能会老老实实去当个牧师了。

　　在大学里达尔文继续博采众长、广交朋友，他认识了植物学教授约翰.史帝文斯.亨斯洛，并成为亨斯洛最喜爱的学生。在亨斯洛的建议下，达尔文只在考试前冲刺一下神学课程（即便如此，达尔文的神学考试在过关的178人当中也排名第10），平时则加入到亨斯洛的博物学课程当中，另外还拜了其他的老师，同时学习地质学等知识。

　　贝格尔号的五年航行之旅

　　正是因为在剑桥建立起的人脉，尤其是与亨斯洛教授亦师亦友的关系，让达尔文在研究和学习方面突飞猛进，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著名的“贝格尔号之旅”就是缘于亨斯洛的介绍。其实在1831年的夏天，达尔文已经结束了三年剑桥的生活，父亲都已经给达尔文安排好了家乡的牧师职务，不过亨斯洛教授一方面建议达尔文暂缓神职工作，另一方面给达尔文介绍了很多户外考察的机会，而推荐达尔文跟随贝格尔号（Beagle，也译作“小猎犬号”）的船长罗伯特.费兹罗伊（Rober tFitzRoy）前往南美探险，则彻底改变了达尔文的一生（当然也改变了人类学的进程）。

　　当时是19世纪上半叶，正是英国疯狂寻求海外扩张的时期，为了捍卫日不落帝国，海上交通线、海岸线、各个大陆上的状况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于是英国官方四处派遣舰船，出海进行探险、勘测、绘制地图等，船上本身是需要有随船的自然科学家来完成政府所要求的工作的，而这也为当时很多科学家的考察活动提供了便利—达尔文就是如此。

　　原本父亲并不支持这件事，认为这有点不靠谱，担心儿子出去丢了命，毕竟当时大家对外界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后来却被妻子的弟弟约书亚.韦奇伍德二世说服—达尔文的父亲其实和我们多数人的父亲一样，对孩子不走自己安排的道路这件事会略有失望，但最终还是会尊重孩子正确的选择。父亲的担心不无道理，原定两年的探险旅程最终耗费了五年（1831年-1836年），达尔文在这期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船上受苦（晕船、疾病等），三分之二的时间则在陆地上进行勘探。兴趣的力量是无穷的，连费兹罗伊船长第一次见到达尔文时都认为他根本没办法适应海上的生活，但达尔文还是坚持了下来。

　　连达尔文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在这五年的航程当中，他正经历着自身的蜕变。其实达尔文只是在所到之处收集当地的化石和生物标本，并做了大量的笔记，每收集一段时间就整理好邮寄给剑桥的亨斯洛教授。但在亨斯洛教授和剑桥方面看来，达尔文整理的内容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有思想和有价值，他本人也从一开始的“采集家”、“收藏家”正慢慢地转变为真正的博物学家。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达尔文的成绩多少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达尔文的“行万里路”，是从英国出发往西，围绕南美洲海岸线走了一大圈，然后往西来到大洋洲，随后从大洋洲往西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再往西从南美洲东部的航线返回英国。沿途除了在城市和港口停留，也探索了很多岛屿以及尚处在未开化阶段的部落居住区，达尔文在这些地方广泛考察地质地貌和生物状况。同时在旅程当中，达尔文还阅读了很多当时的学术著作，比如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的《地质学原理》等。结合实际考察当中看到的情况，达尔文开始对一些过去已经确立的知识体系产生了疑问，而比如当时的天主教义所认为的“人类是上帝依据自己形象所创造的最独特、最完美的杰作”，达尔文的认识当然让这样的观点完全崩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