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里，中国的足球，似乎从诞生开始就没有与所谓的民主有过瓜葛，至少，从管理者到经营者，从政府到从业人员，应民意所求、念民心所想、做民心所为，并不多见。
不过新年伊始，深圳却发生了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一个由民间机构发起，企业家参与，有现任、前任政府官员出席，并且堂而皇之地在深圳社科院召开“会员制职业足球俱乐部研讨会”，像一枚穿透力极强的精子，直刺危如累卵的深圳足球甚至中国足球的细胞壁。至于它今后能孕育出什么样的生命，现在言之尚早，但是这种基于本能的原始冲动和大胆尝试的念想，倒是值得关注和肯定。
这些天，深圳的媒体在不约而同地回顾一件对深圳和中国都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即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而这次研讨会的绝大多数参与者，来深创业的时间，也恰好在20年上下，而更与这次“穿刺”行动有关的是，他们中一半以上的人，也是深圳足球自1994年成立以来最早的忠实追随者和最痛的义无反顾的伤心人。
深圳足球需不需要改革？这个命题与20年前“中国的改革将何去何从”具有同等的意义。
深圳足球，干脆说深圳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在1994年成立时，拜那股南巡春风所赐，便是以“会员制”的形式独创于中国职业体育机构的机制之中。
但是其后历经平安、健力宝，最后沦落至私人手中的玩偶，个中的缘由、起伏一言难尽，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管理，政府与民间组织如何分配、衔接、协调与支持？换句话说，政府部门如何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民众如何履行公民责任和享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
说白了，还是政府怎样扶持；民间如何组织、实施。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回深圳去年举全市之力兴办大运会的事情上来。虽然在刚刚召开完毕的广东省“两会”上，深圳市长许勤郑重承诺，尽快公布大运账单，但是显而易见的是，铺天盖地、耗资巨大兴建的若干体育场馆，在大运之后的利用上确有“惨不忍睹”的现象。其中两个标志性的场馆春茧（深圳湾体育中心）和大运主会场“水晶石”，前者除了繁多的各类演唱会之外，春节临近，俨然成了破茧而出的庙会大卖场；而水晶石，更是在去年10月初承办了一场中国国家足球队与阿联酋队的热身赛之后，便提前进入了“冬眠”。
这次研讨会上，有企业家呼吁，作为深圳国资委所属的市属各类体育设施，能否作为政府身份的“会员”，与民间力量共同发起、设立会员制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这样，既可盘活闲置的国有资产，又能激活社会各界的参与热情，同时，与利弊皆有的市长足球、市场足球相比，这种市属足球、市民足球应该更有后劲和生命力。
深圳能不能“吃下”这只螃蟹，取决于民间胃口，更取决于政府的牙口。
(作者系深圳《晶报》体育部副主任)
李宏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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