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企业家的“大道”

　　不可否认，中国企业家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些困惑和迷茫，面临社会的曲解和丑化。而王石这位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的掌门人，首先是位企业家。让我们来看看在王石心目中，企业家精神又是什么样的。

　　企业微环境

　　“在企业家、登山家和‘不行贿’三个标签里，我选择了‘不行贿’。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对自己的命运有无穷好奇的期盼，一直试图创造生命的意义。物质生活越丰富，工作形态越超脱，事业成就越大，社会影响力越大，对这个问题的焦虑就越强烈。

　　“万科企业文化的要点：简单、透明、规范、责任。就中国传统文化和目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来说，要做到上述几点不容易。正是不容易，才值得去努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许就是万科精神吧。”

　　2012年初，由哈佛亚洲中心主办的“亚洲企业伦理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我和来自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中国台湾和香港的企业家一起，探讨各自企业伦理的形成机制。与会的学者除了哈佛商学院、亚洲中心的教授们，也有杜维明教授这样的中国海峡两岸“新儒学”大师。按计划，这是我在哈佛参与的重要工作项目之一。

　　哈佛亚洲中心主任凯博文教授因为生病不能前来中国，就在家中通过视频发言，介绍中西传统哲学伦理精神对现代企业的影响。凯博文教授认为，道德经验体现为个人和团体如何认真处理和对付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往往是从地方立场出发的，但这里所说的地方立场，并不局限于地理上的局部，而是广义的利益群体上的局部，接近于中国人俗话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地方立场需要受到伦理的评判，包括外部的审视，内部的细究，挑战原本已经被接受的地方价值观。道德生活与伦理观念紧密相关，伦理观念要求我们，要追求超越地方环境的、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生活的价值观。追求有道德生活的人们可能会意识到，他们身处的基于广义道德定义上的道德环境是错误的，于是他们会站出来批评或抗议，并身体力行正义的事情，而不管形势对他们有多不利，也不管这个选择会为自己带来怎样的负面后果。在实际存在的道德经验包围下，这常常会使他们招致麻烦，处境艰难。这就是何以有些人尽管私下对不道德的政策有意见，公开场合却随大溜附和。而当他人因这种不道德的政策蒙受伤害时，又会产生犯罪感，谴责自己错误效忠。

　　现场与会者围坐，四块液晶显示屏近距离与远隔重洋的凯博文对话，感觉十分亲切。现代社会高科技可以拉近人们的距离，也可能让人们封闭自己，更加疏离，从而加速伦理的崩塌。古代社会伦理，更多体现为宗教、国家、家庭等关系，进入现代社会后，企业大量出现，成为社会肌体最重要的组成分子之一，其伦理形成、演变，深刻影响及每一个人——企业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意义。

　　会议规模不大，却是大梅沙万科中心第一次举办国际研讨会，对大楼的硬件和软件都是一次考验。这之后，万科中心举办类似的活动逐渐多了起来，7月份举办中美房地产投资峰会，不定期举办大师公开讲堂……期望这里未来是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

　　企业可以微调建筑的周边环境，可以破坏，也可以营造和谐怡人的微环境。对于社会环境也是如此，我们能营造一种什么样的伦理微环境？我们是驱动社会向善，还是向着贪婪无节制的深渊狂奔？

　　晚宴也安排在万科中心。与其说是晚宴，不如说把研讨会搬到了宴会厅里。嘉宾们手持酒杯，继续当天话题。北大的杜维明教授来自台湾，是台湾“新儒学”的代表人物，风度涵养极好，此前久仰大名，却是第一次见面。面对大梅沙的优美夜景，矜持的老教授忍不住大赞万科中心的建筑。“想不到，想不到！”大师看着我说，“这座建筑太美了！这是中国最美的社区，希望明年的研讨会还能放到这里，我一定会再来！”

　　企业家精神

　　万科从很早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则：不行贿。一直以来也有人说：不行贿怎么做房地产生意？结果证明，我们不行贿不仅做成了房地产生意，还做成了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

　　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是中国企业家群体高度关注的话题。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很多时候，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与我们对自己的心理期许有关。想要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首先要相信自己是应该获得社会承认和尊重的。

　　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19世纪中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商业文明，也开始于这一时期。第一代的中国“企业家”，如胡雪岩、雷履泰等，都是经营大师。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徽商”或“晋商”，相应地，社会也就认为他们仅仅是“士农工商”的商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荣德生、张謇为代表的新一代企业家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风貌。他们不仅仅是企业家，还自认是社会的砥柱：除了投资实业以外，他们造桥铺路，建立公园，兴办教育，参与城市规划、区域经济规划甚至是社会保障规划的制定，揣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到处奔走。1922年，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联合举办民意测验，张謇当选“最受敬仰之人物”，是清末民初那个大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人。如果张謇、荣德生还是和他们的前辈胡雪岩、雷履泰一样，仅仅以创办一家成功商号为目标，我无法想象他们能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

　　比起英文entrepreneur，中文语境中的“企业家”这个词大大局限了，仅仅是指管理商业机构的专门人士，缺少英文中原有的奋进、创新的涵义。一个社会总是有一些传统、规范和模式，而认识到这些模式存在的问题，重新组织要素，并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家，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如此重要，是因为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知识越来越完备，在任何领域的创新都需要团队合作。

　　在科学研究领域，一个运转良好的实验室，内部需要大规模的合作与沟通，对外则需要面对各利益相关方。发现某个研究方向的价值，说服整个团队往这个方向前进，遇到问题及时调整，同时还要游说政府、企业等资金方提供持续支持，这是企业家精神。

　　社会领域的创新也是如此，一个公益项目想要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参与，无论是公关、管理、游说，都需要企业家精神。

　　短短30年间，中国民营企业从零开始，今天以40%的社会资源，完成了60%的国内生产总值，承担着80%的就业。企业家是这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砝码。新中国成立头30年，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被打断了。而后30年，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则被大大浓缩了。上一轮现代化中两代企业家完成的蜕变，现在几乎被压缩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问题是，中国企业家做好这个准备了吗？

　　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位朋友是真正的企业家，他创办的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里，从产品到技术到管理，都走在中国企业最前沿。但在拒吃鱼翅这件事上，他没有展现出自己的企业家才华。企业家除了要相信自己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更需要以企业家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价值。七八十年前，我们的前辈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他们更以实际行动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理念，并获得了社会的尊重。现在，轮到我们思考，该如何实现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

　　企业家擅长的是远见、规划、管理、组织、协调、说服、动员、妥协。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才能贡献给社会，仅仅是拿出一些钱来做“慈善”，那谈不上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所以，企业家对社会发挥影响力的方式与学者、明星不同，我们擅长的不是发言，也不是仅仅发言就算了。企业家向这个社会输出的正能量，是现代的管理制度、组织结构、沟通技巧。

　　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最需要企业家精神的课题。改革不仅需要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还需要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团结起足够多的共识，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以推动变革和创新。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最大的企业家精神。

　　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门前有一座阿特拉斯的雕像。这座雕像落成于1937年，当时，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是刚刚提出不久。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是纽约企业家的自我期许——“我们就是承载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巨人。”从那之后，美国社会建构起了一套有关企业家的英雄叙事，正是因为这种英雄叙事和道德勇气，才使得美国企业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到各种公益事业中去，并赢得社会尊重。

　　有这样的自信，有这样的自我期许，企业家才能对社会形成更大的影响力：企业家不仅仅为社会提供就业与财富，企业家精神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道德勇气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与努力，更意味着在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领域发挥企业家精神：去促使那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改变发生。

　　◎ 王石

　　【 延伸阅读 】

　　《大道当然》

　　作 者：王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王石心中的“道”与担当

　　在一个尚待成熟的行业中，选择规范是要付出代价的。一直以来，王石引领的万科把对经济规律的遵从，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作为万科建立并巩固市场化的核心竞争优势和实现持续发展的根本。选择尊崇规范，万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他们还是义不容辞地选择了承担时代的责任。退居幕后的王石，登山、游学，不断挑战自我极限，又如何让灵魂跟上脚步，让管理思想进一步发展并成熟，让个人爱好与公益事业互有融合和助益？……一切事实证明，大道当然，是勇者和能者必然的抉择。

　　《大道当然》这部全新的作品，真实记录了王石以及万科近13年来面临的放下与坚持的选择，披露了风云背后王石和万科的思考、故事、情怀，堪称是个人传记和企业成长的完美融合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