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肉（一）

　　一

　　那封从海南穿越万水千山来到我家的信，一直静静地躺在桌子上。

　　夏天快到了。我每天坐在二楼的窗台前，呆呆地望着时而灰蒙蒙时而黑乌乌的天空，黯自神伤。这些天一直在下雨，整整十天，从早到晚淅淅沥沥的，一刻也不停歇。天气预报说这雨一周内是不会停的，要下到六月初去。家里到处湿渍渍的，地板砖像泼了油，溜滑光亮，客厅里的餐桌、木椅和卧室里的大衣柜已经长出一层厚厚的白绒毛，就连刚买不久的床头柜上的铁艺台灯的灯杆也生出了绿锈。雨下到第七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全身也要长毛了，每天我都要用干毛巾不停地拭擦身体裸露在外的部位，仿佛不这样的话，我也就成了一段木头，或者一根铁杆。倒是窗外的山岭，越发地翠绿起来，满山满坡开满了红红白白的山花，赏心悦目。我家院子里的玉兰、芍药、石榴、月季，不仅枝繁叶茂，也花团锦簇，开得如火如荼。如果不下雨，这些天无疑是葫芦镇一年来最好的季节，万物生长，百花竞妍，气温不冷也不热。而事实上，每年这时节梅雨都会如期而至地到达葫芦镇，雨季不可避免。今年的雨季比往年要长得多，雨量也要丰沛得多。我不喜欢雨季，确切地说，是不喜欢下雨天，下三天雨我就会感到压抑和郁闷，若再长一点，内心更加烦躁不安，根本无法静下心做任何事，甚至连思考都困难，就想对着窗外的天空怒吼，对着桌椅发脾气。每到下雨天，我的残疾了的右腿就会发作，胀、肿，锥心地疼痛，拄着拐杖都难以站立。若雨天超过三天，右腿会疼痛得我站立不起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屋子里滑行。以前，母亲在世的时候，雨住后，她都会哄我出去走走，她推着或者扶着我，我们沿着修建不久平整洁净的无名河风光带走上一圈，一般不走远，走两三里路就回家。母亲也曾试着让我学会钓鱼，为此，她不仅给我买了一套渔竿，还买了一把大太阳伞，就是街面上摆摊用的那种，撑开后能遮住两三平米的地方，既能遮雨也能蔽日，但我只钓了两次就把那些东西送给了一个当邮递员的中学同学。那两次没钓上来一尾鱼。晴好的天气我不需要用钓鱼来消磨时光，我自己能走，可以到处玩玩，但事实上我不爱出去玩，我更喜欢坐在我家二楼的窗台前发呆，或者看书。雨天时雨水打在伞篷上噼噼啪啪地乱响，更让我心烦意乱，连拿钓竿的手都是抖的。那个同学来拿渔竿时，母亲就在家里，她看着我把渔竿送人该是多么地伤心！仅仅才过了几十天，这伤心，不，应该说是悲痛，轮到我头上了。

　　母亲是一个月零三天前去世的。

　　那是四月的一个月明星稀的凌晨，一点十八分，母亲终于走完了她这悲苦的一生。她去世前没有任何征兆，头天傍晚，她还陪我到河边散步了，我们只走了一里多路，母亲说她累了，我们就坐在一个石凳上休息。那天与往常唯一不同的是，母亲一向话少，但那天她坐下来后说了很多话，说到了我的父亲，也说到了我的姐姐，但都是很平常的闲话，这些话，她以前也跟我说过很多次。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走到我家隔壁的华生超市前，她碰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事张梅珍阿姨，她们一起说话，我就先回家了。进院门时，我听到母亲在跟张阿姨聊我的状况，母亲似乎在托张阿姨帮我物色一个对象，她说只要女方手脚健全，智障一点也没有关系。我不想听她们说这些，先进屋了，上了二楼，坐在窗台的桌子边看书，没看几页，我去上厕所时，听到一楼有锅瓢的声响，母亲在做饭。从厕所出来时，我听到一楼突然哐当一响，像是掉了一个大物件下地，我喊了一声：“妈，什么东西倒了吧？”母亲没有应声。二楼的厕所就在楼梯口，母亲不可能听不到，等我拄着拐杖扶着楼梯艰难地下到一楼，看到母亲正仰面躺在厨房的地板上，她的胸脯在激剧地起伏，但她的脸色却十分痛苦，嘴巴和鼻子都歪斜扭曲了。我顿时吓坏了，丢了拐杖扑过去，我自己也倒地了。我爬过去，抱了母亲，扶着她坐起来。母亲很瘦很轻，我几乎把她整个人都抱在了怀里。这时，母亲张圆着嘴，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她的眼睛望着我，嘴巴也在嚅动，似乎有很多话要说。我哭了，大声地喊着：“妈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听到了我的叫声，眼睛里突然溢出了一串泪水。

　　母亲今年六十二岁，她身高有一米六零，但这么多年我们家的苦难已经把她折磨得骨瘦形销，她的体重还不到八十斤，如果我是个健全的人，我能够抱得动她飞跑着去医院，但我是个残疾人啊，我把母亲平放在地板上，爬起来去拿母亲放客厅墙角沙发上的手机，给卫生院院长郑叔叔打电话。几分钟后，卫生院的救护车到了，郑叔叔和两个年轻的医生跑进屋来，给母亲戴上了氧气罩后抬上了车。两个年轻医生抬母亲出去时，郑叔叔看到厨房液化气灶上还燃烧着蓝色的火苗，赶忙跑进去关掉它。

　　母亲很快就被送到她退体前工作的镇卫生院抢救，郑叔叔给我说母亲是突发性脑溢血，挺过今晚就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母亲却没有挺过那晚。后来我一直想，也许她根本就不想挺过去，因为她知道，一旦她卧床在家，是拖累我，那么，很可能我们都活不下去。这当然是我的想法，母亲去世后我看了很多关于病人意志的故事，懵懵懂懂地如此认为而已。那晚十一点多钟母亲醒了过来，她曾经有过几分钟的清醒，我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是回光返照，我跟她断断续续地说着话，我问她哪里不舒服，要不要水喝，母亲只是摇头，最初她说的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清，后来，我唯一听清了她的一句话，虽然那句话她说得很艰难，吐字也不是很清楚，但我听明白了。当时，我也点了头，显示出坚决听从她的吩咐的乖儿子的样子。

　　母亲说的那句话是：“答应妈，行吗？”

　　我说：“妈，你讲，我听你的。”

　　母亲说：“如果哪一天小芳回来了，你要好好待她。”

　　小芳是我的姐姐。亲姐姐。她叫谢芳，我叫谢文。

　　母亲见我郑重其事地点了头，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接着她又说：“小文……她是……这个世界上……你唯一……亲人……”母亲没把话说完，头一歪，又昏迷过去了。这一昏迷，任凭医生们使出浑身解术也无力回天，郑叔叔抢救了半个多小时，母亲还是昏迷不醒。郑院长决定把母亲转到县人民医院去，可没等已经回家睡下的救护车司机赶到医院里来，我就看到母亲监护仪上的心电波曲线已经成了一条水平线。

　　母亲死了！

　　我嚎啕大哭起来。

　　母亲是葫芦镇医院的职工，也是前任院长，她任院长的时候，镇卫生院不叫卫生院，而是叫镇人民医院。她的后事就由镇卫生院操办。郑院长是母亲的同事，也是她带出来的业务骨干和院领导，他比母亲小五岁，从卫校一毕业就在母亲的手下工作，我家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因此母亲的丧事，我除了按葫芦镇的风俗磕头和抱灵位之外，钱粮以及其他的一切事务，都是他和医院的职工们操办的。母亲的去世，令我特别悲痛，仿佛一下子抽去了支撑我身体的一根大柱，我自己这幢大厦已经摇摇欲坠，除了会哭，我确实也做不了什么。丧事办了三天，我整整哭了三天。我哭母亲一辈子太苦太累，也哭我自己，哭我以后独自一人拖着一条瘸腿怎么过日子，我把嗓子都哭哑了。哭得前来吊唁的人都心里酸酸的，很多上年纪的老人们自言自语地说，这孩子，没爹没妈了，今后咋办呢？直到母亲下葬后好多天，我的两耳里一直回响着自己嗡嗡的哭声。

　　母亲走了，我家偌大的一个院子，以及两层的小楼，一下空旷寂静得让我难以忍受，我也因此备感孤寂。我父亲和母亲都不是葫芦镇本地人，父亲的老家离小镇有三十多公里，他去世得早，乡下虽有兄弟姐妹，但他比爷爷奶奶还早去世好几年，因此等爷爷奶奶去世后，家族里的人都跟我家就没有多少往来了。母亲是县城人，我有一个舅舅和一个姨妈，但我从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在我没有出生之前的六十年代初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由于早些年的政治运动，都失去了联系，母亲在世时都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死。母亲的后事一办完，我们家几乎没有一个人上门来。偶尔，会有从我家院外路过的邻居大婶，冲着二楼的窗口喊我一声：“小文，吃饭了吗？要不要帮你从菜市场带点菜回来？”

　　这个时候，我才从窗口露一下头，答：“刚吃过了，谢谢大婶。”

　　一个月来，我就闷在家里，除了必要的采买，足不出户。但我的思考没有停止，反而较母亲在世时更加活跃。以前，有母亲执家，我几乎没有考虑过应该怎么生活的问题，更没有考虑过比怎么生活更重要的事情--怎么才能生活得下去？现在我必须考虑这个了。当然，我暂时还没有生存之虞。这是母亲生前就给我谋划好了的：第一，她给我留有近十万元的存款；第二，她给我留下了一幢位于镇中心的楼房。十三年前，镇医院搬迁，母亲用父亲的抚恤金买下了当时我们家、郑叔叔家等四家人共住的那幢宿舍楼，后来扒掉旧楼修建了我现在住的这幢两层的小楼房。母亲曾经给我说过多次，万一她死了，我可以把小楼的七八间房间出租出去，自己只要留一间，我一个人完全可以靠收房租过日子，要是我能结婚生子，那么就可以把院子的围墙扒掉，修建两间临街的门面，开一个杂货店或者经营其他什么的店面，面积绰绰有余。我们家的地段，现在已经是葫芦镇中心地带了，用房地产行话来说，算得上黄金地段。但母亲的这种安排是有前提的，她的前提就是，如果我姐姐谢芳一直没有回来，我就可以那样处理。

　　如果她回来了呢？

　　母亲说，至少她应该有一层楼住，当初建成两层楼，就是你们姐弟俩一人一层的。若是扒掉院墙建门面，也一样，她也要分到一间。母亲还说，要是你们姐弟能处得好的话，你们自己也可以协商，若是建门面，最好是两姐弟一起经营，因为我腿脚不方便，姐姐可以帮我跑货。

　　姐姐谢芳离家出走已经十六年了，一直杳无音信，直到母亲去世那一刻，我们也不知道她在哪里，成家没有？但，我和母亲都知道她还活着，没有死去，这是近几月才确认的，因为今年春节前，也就是去年的腊月底，我们葫芦镇的黄大胖曾在海南碰到过她，并且和她讲了几句话。--在此之前，我们真不知她是生是死，只是母亲坚信她还活着而已。谢芳比我大三岁，算起来今年有三十二岁了，应该安家立身，结婚生子了吧？她还会回葫芦镇，回我们这个家吗？记得母亲去世那天傍晚，我跟她坐在石凳上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姐姐要是想回家，早就回来了，这么多年她从不联系家里人，连信都没有一封，说明她根本不想回来！母亲摇了摇头，说等她有了孩子，做了妈妈，也许她就想回家了。当时我心里想，她做了妈妈，她就有自己的家了，更不会回我们这个家。但我不忍心这样反驳母亲。

　　三天前的中午，我坐在窗台前依然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位我送过他渔竿的做邮差叫彭中华的同学敲响了我家的院门。我以为他是来找我聊天的，因为当时正下着中雨，他又没有骑那辆标志他的身份的绿皮单车，而是撑着一把花里胡哨的自动伞。我拄着拐杖嘚嘚地下楼去开门。

　　彭中华进屋后，陪我聊了一阵闲话，他大约只坐了十五分钟就起身告辞。下楼前，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胀鼓鼓的信封递给我，说这封信应该是你妈妈的，信封上写的是镇人民医院田梅收，但镇人民医院早就改成卫生院了，你们家从我上班以来就没投递过一封信件，我以为是镇人民政府的那个田梅，就送到那里去了。那个田梅说他们家没亲戚朋友在海南，我才认真看了信封，是人民医院，不是人民政府，这才送到你家来。

　　我接过信封，扫了一眼寄件人的地址，那里只有两个歪斜的字：内详。但信封的右上角盖有非常清晰的邮戳，字迹是：海南临高。

　　我内心一震，随手把信放在了身边的一张小桌子上。此后三天，我都没有动它。我知道信是谁写来的，自从父亲去世后，我家十多年来几乎从没收到过信件。没有人给我写信，也没有人给母亲写信。除了她，这封信不会是第二个人的。

　　二

　　信是姐姐谢芳写来的。

　　邮戳上的日期是一个月前，也就是母亲刚刚下葬的那日。姐姐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信封内胀鼓鼓的，少说也有五六页纸，按她写作的速度，这封信怕也得三天才能写完吧。这么一想，我就有些惊骇了。后来，我阅读了此信，发现信末的日期恰恰就是母亲去世的那天晚上。

　　冥冥中，像有什么感应一样，谢芳在那天晚上终于思念起母亲了，又或许，她是在信里责问母亲呢？我没拆开信，只能妄自揣测。更巧的是，母亲在去世前的那天黄昏，也跟我提到了谢芳。母亲告诉我，前几天镇上的黄大胖曾给她说过几个月前他在海口的一个汽车站碰到过谢芳，当时他还没认出谢芳，是谢芳先叫他的。但他没有来得及细问谢芳的情况，她就过了检票口，匆匆忙忙地登车去了。母亲仔细地问了黄大胖看清了谢芳上的是去哪里的车了吗，黄大胖说那时是春运，海口站每天进出几千辆汽车，又是人山人海，谢芳一走开就淹没在人海中了，他根本看不到她上了去哪里的车。那天母亲给我说：“你姐肯定在海南，海南是个大岛，黄大胖说汽车只能在岛内开，不会开出岛。”

　　这也是我一眼看到那个邮戳就能判断信是谁寄来的根据。

　　那天母亲还给我说：“海南也有几万平方公里，十多个县市，我现在老了，跑不动了，没有她确切的地址，我也懒得乱找了。但我有预感，总有一天她会回来的。”她停了一下，又说，“如果她还没回来我就死了，小文你一定要保存我的一绺头发，等哪一天你姐回来了，交给她。”

　　我跟母亲开玩笑说：“你现在就多照些照片留下，百年后好让她对着你的每一张照片哭。”

　　母亲说：“留下头发是可以让她做亲子鉴定，现在不是有DNA技术了吗。”母亲叹息了一声，“可惜这技术晚来了很多年，否则，你姐姐就不会离家出走了……”

　　谢芳的那封信已经放到第六天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还在下，我依然压抑、郁闷和烦躁不安，但我不想拆开它，因为--我恨写这封信的人--我的亲姐姐谢芳！这恨在我的胸中已经积压十多年了，虽然现在不像原来那样恨得强烈，恨得锥心，但它仍在我的心房里储存着，只要一想起她，那些恨就会被压进心室朝动脉血管里奔腾而去，往我身体上的每一个部位传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家所有的苦难，父亲的亡故，我的残疾，母亲的早逝，这一切都是拜我姐姐谢芳所赐。我们本来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幸福美满的家庭，是谢芳的轻信、固执和愚蠢毁掉了它。真的，在很多年里，我一直认为谢芳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人。有时，我忍不住恶毒地想，像她这种人，哪怕在外面受尽磨难，那也是罪有应得，她根本就不配得到爱，得到怜悯和同情。她不应该回来，也没有脸回来！但有时，我又会不那么想，会陷入我们小时候亲密无间的回忆中。在我八岁之前--我的意思是自从我能走路到八岁时，一直都是姐姐带我的，那时，她跟母亲还没有任何隔阂，她们的矛盾甚至还没有萌芽，那些年，父亲在部队里服役，母亲忙于医院的工作，小小年纪的我从能够走路时起，都是姐姐带着我玩。她去哪里都拖着我，我跌倒了，她扶我；我哭了，她哄我；我走不动了，她背我回家。她只大我三岁多，葫芦镇的人，都说她是我的小妈妈。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岁月！后来，谢芳用她的愚蠢、轻信和固执，毁掉了它。

　　这两种想法一直在我的头脑里打架，你一掌我一拳，令我一次次地拿起那封信，又一次次地放下了。我没有勇气拆开它。如果母亲还在世的话，她拿到这封信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有时，我呆呆地望窗外，想象着母亲一定会颤抖着双手从彭中华的手上接过它，喜极而泣？她更会迫不及待地拆开信阅读起来，如果信里姐姐说她想回家的话，母亲肯定会马上动身去接她，不管她在哪里，是海南还是黑龙江，只要她在信上留下地址，母亲都会！如果信的内容是指责母亲，追问她的生母呢？母亲会放声痛哭吗？我想会的，但她哭过之后，还会赶去海南临高县--我查了家里的中国地图，知道临高是一个县--寻找姐姐的下落，去接她回家。

　　母亲一定会这样做。

　　在我的记忆中，谢芳离家出走后，母亲曾先后十多次寻找过她。我记得规模最大的三次，寻找她的时间都在十天以上，行程最少要上万公里。第一次是姐姐离家出走的第二天，前后找了近一个月，找遍了所有的亲戚家后，又去县城，州城，一直找到省城；第二次是八年前，母亲听人说在广州见到过姐姐，她又去广州找了半个月；第三次是五年前，有人给母亲说，姐姐嫁在江苏南通的一小镇上，母亲又去那里查寻了多天。这一次，母亲听黄大胖说碰到了姐姐，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因为黄大胖说他是在海口长途汽车站碰到谢芳的，他不知道谢芳上车后去了哪里，母亲没有更确切的地址去找她。若黄大胖是在海南的那个县城或者小镇上碰到谢芳的，说不准母亲现在正奔走于天之涯海之角的五指山下呢，这样的话也许她就不会死了！也许，她会倒在海南某个县城或者乡镇的哪条小巷里哪个街口上，猝死，连个收尸的人也没有。幸矣？不幸？我没办法推测。

　　记得很多年前，母亲每次跟谢芳吵架后，她常常独自叹息的一句话就是，总有一天我会死在她手里的。现在，母亲终于死了，她算是死在姐姐的手里的吗？爸爸也算死在姐姐的手里吗？都是，但又都不是。他们都是因她死，或者换句更客观的话说，没有谢芳，也许他们会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谢芳没有直接杀死他们，这也是事实。谢芳直接伤害的人，是我。她直接毁掉了我的一生。没错，如果那年她没有把我推倒下楼，我就不会残疾，我一直都会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读书，升学，参加工作--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参加过一次高考，都上了本科线，但哪怕连一所中专学校也不肯录取我，要是腿不残疾，也许我就不会待在葫芦镇了，而是在更广阔的天地下挥洒我这正当年华的青春。当然，我也肯定恋爱了，结婚了，说不定孩子都能满地跑了！谢芳毁掉了我，毁掉了这个家，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她也毁掉了她自己。

　　这一切，怪谁呢？

　　只能怪她自己愚蠢，怪她自己轻信和固执！

　　可是母亲不这样想，自从谢芳离家出走后，她把更多的责任揽在她自己身上，说是这个家确实有很多对不住姐姐的地方，这才是导致她轻信和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至于我的右腿残疾，母亲说她也有很大的责任，不能完全怪罪为谢芳所致。

　　这个说法我不认同，但也没有公开反对过母亲，是我不忍心反对她，我认为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同时，她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最苦难的母亲。她的倒霉，真是亘古少见。我小时常常听到的一句话“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我觉得用在母亲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谢芳就是母亲收获的“跳蚤”， 是她一生的累赘，也是我们家灾难的源头。

　　三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不像上年纪之后那样干瘦枯槁，她身材高挑，瓜子形脸庞，一双眼睛又大又亮。我不止一次地听过镇上老人们回忆我母亲当年的漂亮样子，据说一九七三年秋天母亲从州卫校毕业到葫芦镇人民医院上班来的那天，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她从车站一下车，身后就尾顺了很多青年男子，一直跟进到镇人民医院的院子里。当天消息传开后，第二天很多机关年轻干部都找藉口来医院就诊，曾经一度造成医院拥堵。那年母亲二十四岁。母亲年轻时命运多舛，上卫校之前，她十七岁下乡当知青，在一个非常偏僻的苗乡里待过五年，当过一年大队保管员，做过两年赤脚医生，由于表现好，对农民阶级感情深厚，第五年时被公社保送到州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我们葫芦镇人民医院工作。

　　母亲上班半月后，还有葫芦镇年轻的干部们装病往医院跑。一月后的一天，我父亲谢正红进了镇医院就诊，他从部队探亲回家，路过葫芦镇时患了重感冒，住了三天院。那时镇医院只有两个医生，一个是我母亲，另一个是老院长，没有护士，老院长就是镇上人，他晚上不住医院里，这样母亲不仅是父亲的医生，还成了他护士加陪护人，不仅给他开药打针，晚上还给他端水盖被。因为那个年代，对于现役军人，谁也不敢有半点马虎的。那年父亲二十二岁，是北京军区某部队的一个排长。据母亲后来说，父亲回了部队，就开始写信追求母亲，三年后，父亲升了连长，回乡跟母亲完婚。父亲跟母亲是四月初完婚的，婚后第二天，北京出了大状况，部队一个电话把父亲马上召回去了。又三年后，父亲和母亲的第一个孩子--谢芳出生了。再三年后，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谢文出生了，那就是我。

　　谢芳是一九七六年出生的，我是一九七九年出生的。她大我三岁零四个月。我清晰的记忆是从五岁开始的，那时姐姐八岁了，母亲已经三十多岁，父亲一直不在家，在广西边境的某部队上。家里就我、姐姐、母亲三人。我们家虽然缺了一个大人，不健全，但应该说是相当幸福的，是让葫芦镇绝大多数人羡慕的家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还在贫穷线上挣扎，特别是我们葫芦镇这样贫穷落后地区，全镇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像我们家父亲是军官妈妈是医生的双职工家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顶尖级的了。妈妈虽然很忙，但镇医院有一个相当大的院子，我们住在宿舍楼二楼，下楼就可以去玩耍。爸爸每年春节探亲回家，会给我们带很多好玩的玩具和好吃的糖果，那些玩具连我们县城也买不到，像不倒翁、电动火车、积木、芭比娃娃、小三轮自行车，等等，在葫芦镇，我和姐姐的玩具是独一无二的。我记忆最深的是，七岁那年，父亲给我们买了一辆二轮自行车，飞鸽牌的，比女式凤凰牌还小巧，七岁的我和十岁的姐姐都可以骑，我们姐弟也是全镇同龄人中最先学会骑自行车的。姐姐比我先学会，是妈妈扶着车教会她骑的，有一段时间姐姐天天骑着它去三百米外的镇中心小学上学。姐姐学会了骑车，她又扶我，教会了我骑。后来这辆车被盗了，不知道被卖到哪去了，再没在我们镇上出现过。

　　那时我跟姐姐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大约从我四岁时，姐姐就开始带着我，白天妈妈要上班，有时晚上也要值班，家里大多数时就我和姐姐，真有点姐弟俩相依为命的感觉。那时医院总共才有两三个医生，而管辖范围却是葫芦镇上百平方公里好几十个村寨。那些乡下农民送病人进医院一般都是急诊，他们不管医生是不是下班休息了，也不管是不是夜深睡觉了，摸上门来咚咚地擂门，大喊：医生救命啊！人命关天的事，母亲是不能推诿的，无论何时有人来叫，她都会立即出门。那时，母亲已经是副院长，又是医院口碑最好的医生，一有急诊，病人家属总是上门来叫她。母亲那么忙，我只能跟姐姐一起玩。后来读书，也是跟在姐姐身后，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凭良心说，那些年，姐姐是最苦的，她不仅要带我，七八岁的小小年纪，她就学会了做饭、炒菜、洗衣、拖地等等家务活。而我，因为太小，则百事不管，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更多的时候，不是向妈妈，而是向姐姐伸手。

　　那几年--我说的是从我四岁到八岁，也就是姐姐八岁到十二岁的那几年，是我和姐姐相处得最好的黄金岁月，我们亲密无间，形影不离，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也是一段美好的岁月。很可惜，这种美好，随着姐姐和母亲隔阂的产生、以及不断地恶化，就一去再不复返了。

　　说来好笑，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姐姐和母亲的隔阂竟然是她怀疑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最终她自己还固执地认定了这个不是事实的事实。

　　这也是我后来一直认为谢芳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的原因。

　　我不知道谢芳最初有这种想法是从哪年哪月哪天开始的，但她正式向母亲提出质问的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我九岁那年夏天，一个很闷热的傍晚。那天傍晚我和谢芳玩耍时丢失了那辆爸爸送给我们的自行车，母亲为此打了谢芳。于是，挨了打的姐姐就哭泣着正式向母亲发难了。那天整整一个下午，我和谢芳都在街上骑自行车，我们说好了，每人骑从粮店到邮政局一个来回，如此轮流，到四点来钟时姐姐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彭中玉从邮政所出来，嚷着要姐姐教她骑车，姐姐同意了，但我不干，我想自己骑，姐姐硬要教彭中玉，不让我骑了，她们正在练习时，我突然冲过去，掀翻了她们俩。彭中玉从车上跌下来，崴了脚，哭了。谢芳觉得我没给她面子吧，很生气，也推了我一掌，把我推倒在地上，我也哭了。彭中玉爬起来后，一瘸一瘸地回家去，谢芳追着去送她，搀扶着彭中玉进邮政所院子时还回头对我嚷道：“让你骑，让你骑！”我没心思再骑车了，一个人怏怏地回了家，我没有把自行车推回家去。谢芳进了邮电所院子后，就在彭中玉家玩，也没出来看我把车推回去了没有。车一直就横躺在大马路边上。

　　那天傍晚，谢芳比母亲早大约几分钟回到家的，她洗了手，喝过水，在客厅里一坐下，母亲就下班回来了。下午的时候，母亲看到了我们姐弟推着自行车出去，她进了家门，看到我和谢芳都在家，但她没有看到那辆自行车放在客厅里，上楼时她也没有看到它在楼下放着。一般情况下，我们骑自行车回来，不是把它锁在楼道口的铁护栏上，就是把它扛进家里的客厅里。母亲已经走进了厨房门，回过头问我们：“车呢，借给了谁吗？”

　　我和谢芳对视了一眼，此刻我们才记得没有把自行车推回来。谢芳抢先回答：“我跟同学去玩了，是小文没把车推回来的。”

　　我本能地大声抗议谢芳的说法：“是你要教彭中玉学车，不让我骑。”

　　母亲在放水洗菜了，她买了一条鲤鱼，鱼在水盆里噼噼啪啪地乱弹，她喊道：“小芳，你还不赶快把自行车推回来？小文，你去买包盐来，家里没盐了。”

　　我说了声好，进厨房去母亲那里拿钱。

　　我一直不明白，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勤快、听话的姐姐却不想去，很有可能她从彭中玉家出来时，在路边上就没有看到那辆自行车，她已经知道自行车丢了。听到母亲叫她去推回自行车，她大声地对母亲说：“我不去！为什么要让我去，而不是小文去。他不让我骑，要推也是他去推。”

　　母亲听到谢芳说不去，停下正在口袋里掏钱的手，谢芳的辩解让她恼火了，她几步走到厨房门口，对着谢芳吼道：“什么都往小文身上推，小文才多大，你多大了，还不快去，要是车子丢了，看我不揭你一层皮子。”

　　姐姐倔强地说：“我不去，我就是不去，车子又不是我骑的，我下午都在跟同学玩！谁骑的谁自己推回来嘛。”

　　母亲终于发火，走过去，一把提起谢芳，照着她屁股打了几巴掌。打得并不重，因为响声一点也不嘹亮，谢芳放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冲着母亲叫喊道：“你打吧，打死我算了，我反正不是你亲生的！”

　　母亲一下子愣了，她没想到谢芳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愣怔之后更加气恼，又狠狠地给了姐姐一巴掌，这一巴掌还是打的屁股，但下手重多了，“嘭”的一响，把我都吓了一个激灵。母亲问她：“谁讲你不是我亲生的？”

　　姐姐梗着脖子说：“镇上人都在讲，我不是你亲生的，小文才是你亲生的。”

　　母亲说：“你蠢呀，那是人家骗你玩的。”

　　姐姐越发哭声大了，说：“才不呢，我要是你亲生的，你会下这么重的手打我，我怎么就没看过你打过小文呢？”

　　四

　　一九八八年七月的那个傍晚是我们家一道重要的分水岭。那晚我们家不仅丢失了一辆在当时算得上是贵重的飞鸽牌自行车，更是丢失了一份宝贵的亲情。甚至可以说，母亲失去了一个女儿，我失去了一位姐姐。那晚之前，我们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人，那晚之后，这个家就吵闹不断，再不安宁也不和谐了。但在当时，别说我，就连母亲也没有意识到。母亲打骂了几下姐姐，就带着我去邮政所门前的那段公路上找自行车，她根本没有把谢芳的反常放在心上。像这种大人逗小孩子的玩笑，无论是在我们葫芦镇还是县城都屡见不鲜，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小孩子成长的必修课之一。后来母亲在反省自己的失误的时候，曾给我说过，她自己小时候也经历过这种事，在她像谢芳这样的年纪时，有一段时间，一个胖大婶邻居给她说她不是父母亲生的，是抱养来的，她回家问奶奶，奶奶竟然笑呵呵地说，你就是你妈从大街上捡来的嘛。母亲当时的想法是镇上的哪个“胖大婶”逗惹小芳了，过段时间逗人的人和被逗的人都会忘记这个事的。

　　那晚我们没有找到自行车，它被人偷走了。此后几天，谢芳也一直怏怏的，她早早就出去和同学玩，天快黑时才回家。母亲以为谢芳是为了避开她，怕因为丢自行车再次挨打。但我却明显地感觉到了谢芳对我的冷淡，那些天，她看都不看我一眼，跟我像个仇人一样，而且她也不带我玩了，有时她出门，我跟在她后面，她就快步地走，到了巷口时，一阵猛跑，把我甩开掉后，才去某一个同学家里，留下我一人独自踌躇、徘徊。整整大半个暑期谢芳都对我不冷不热爱理不理的，一直持续到九月一号开学才有所改观，她才又带着我一起上学和放学，晚饭后也一起做作业。

　　但这种平静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姐姐和母亲又爆发了第二次冲突。那是十一月下旬一个寒冷的周日。那几天天气骤变，天天刮小北风，冷得我们小孩子的手脚开始长冻疮了，寒冷的气温宣告冬天正式来临了。这天，母亲带着我们高高兴兴地来到县城里买衣服。母亲给我买了一件蓝色的太空服，给谢芳买的是一件红绿相间的羽绒服。我们在百货大楼里挑选衣服的时候，谢芳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她的羽绒服是她自己挑的，价格是三十五块八角，付完款后妈妈帮我选的太空服，价格是四十一元二角。出百货大楼时，我们往县政府对面的民贸二局的门市吃午饭，走在大街上时谢芳就有些不对劲，她走得很慢，很迟疑，嘴里一直在嘟哝着：“小文的棉衣比我的小，怎么比我的还贵几块钱呢？”她还对我说：“你的衣服比我的好才贵一些吧？”我不知道妈妈听到了她的嘟哝没有，妈妈一直走在前面，她回头看了谢芳一眼，催她快过马路。吃完午饭，我们就去车站等车回葫芦镇。那时从县城跑葫芦镇一天只有两班车，一班上午九点发车，另一班下午三点发车，我们到达车站的时间大约是一点半左右，所以要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那年月的汽车站总是空空荡荡的，我们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坐下后，我看刚买的连环画，母亲挽毛线，把一支支毛线挽成线团，谢芳则闷闷不乐地坐着，母亲也给她买了两本书，一本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另一本是什么我忘记了，但谢芳没有拿出来看。她不时地东张西望，显得坐立不安。

　　不知道过了多久，妈妈突然抽走我手里的连环画，问我：“你姐姐呢？你姐姐不见了啊！”

　　我抬起头，说：“姐姐刚才不是坐在椅子上吗？”

　　我看到妈妈的神情不仅非常紧张，她的脸颊也是绯红的，额头上有一层细细密密的汗珠子。显然，她已经四外找过一趟才来问我的。母亲真急了，不停地对我说：“那好，那好，我要是把你姐姐带丢了，怎么给你爸爸交待呀！”她反复几次说着这句话。之后，她又拉着我出去再找谢芳。不拉上我一起去，她怕再找一圈回候车室，又找不到我了。

　　我和母亲走出车站，往人民路北路去找，母亲一路问街旁摆摊的商贩看没看到一个穿着红绿相间的新羽绒服的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独自一人往哪个方向去了。没有人说看到过。我们往前大约走了两百多米，我眼尖，看到谢芳从对面的县人民医院大门口出来。

　　我指给母亲看，母亲拉着我急忙奔过去。

　　母亲强压着怒火问谢芳：“你去哪里了？”

　　姐姐说：“上厕所去了。”

　　母亲不信，说：“车站内有厕所，你上个厕所要去一个多小时呀！”

　　姐姐抿着嘴唇不作声。说到时间，母亲看了一下表，就没再追究姐姐到底干什么去了，拉起我们赶快往车站走。我们赶到车站，去葫芦镇的汽车已经发动了，只差一点点，我们就赶不上那趟车了。

　　大爆发是在我们回家之后母亲做晚饭时。母亲正在切菜，鼎罐里的水开了，她让谢芳去淘米煮饭，喊了几声，坐在厅里的谢芳不应她。母亲就高声地骂她：“小芳，你长没长耳朵，你到底去不去？”

　　姐姐顶起嘴来：“水那么冷，你为什么不叫小文去？”

　　母亲说：“小文不会煮饭啊！”

　　姐姐说：“你惯着他，他当然不会煮，我八岁时都煮一年饭了。”接着她又连珠炮似的向母亲轰炸她的不满，“你什么都惯着他，好吃的给他吃，好穿的给他穿，他像个少爷一样，而我像个丫环一样服侍他，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亲生的，我要是你亲生的，你舍得那样使唤我吗？”

　　母亲把菜刀往砧板上一磕，怒气冲冲地从厨房里出来，吼道：“我怎么惯小文了？你不是我亲生的你是谁生的？你给讲清楚。”

　　谢芳回嘴道：“人家都讲了我是你从县医院捡来的，他们说你跟爸爸结婚三年都没生孩子，就到县医院里抱养了一个做‘引窝蛋’，把我抱养来后，你们才生了小文。我今天到医院里问了医生，他们说每年都有人从医院里抱孩子回去养，特别是女孩子，有些人家重男轻女，生下来就送人了……”

　　母亲先是被谢芳的话惊呆了，她高举着准备去打姐姐的手掌停在了半空中，像定格了似的落不下去。这时母亲明白了谢芳在县城汽车站失踪的那一个多小时干什么去了，她隐约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母亲改变了策略，她收起手掌，不准备再打谢芳了，而是蹲下身去，想和姐姐好好谈一谈。母亲声音柔和，和颜悦色地问谢芳：“小芳，你跟妈妈说说，你怎么会有不是妈妈亲生的这种荒唐的想法呢，你和小文都是妈妈亲生的呀，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实。你看着妈妈，告诉妈妈，谁给你讲妈妈不是你亲生的妈妈？”

　　谢芳抗拒着母亲对她的亲近，说：“事实上我就是你的养女，全镇每一个人都知道，就你瞒着我，我要找我自己的亲生妈妈去，我不想给别人做养女。”谢芳哭了起来，“你能告诉我我亲生母亲是谁，她在哪里吗？我想找到她，让她把我领回去。”

　　母亲一下子被噎住了，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起来。看得出来，她在尽力压抑着胸中的怒火，追问谢芳：“你到底听谁说的，谁告诉你我不是你亲生妈妈？”

　　谢芳说：“反正很多人告诉过我，起码不下十多个人说过。”

　　母亲说：“那你信他们的，还是信妈妈的？妈妈早给你讲过，你是妈妈亲生的，小文也是妈妈亲生的。那些人是逗你骗你玩的，你用脑子想一想，你要是妈妈抱养的，妈妈会对你那么好吗？”

　　谢芳冷笑了一声，反唇相讥道：“你是对我好！对我有对小文一小半好我都不想找我亲妈了。现在我要找我的亲妈，你不告诉我，我也要找到她。一天找不到找一年，一年找不到找十年。”

　　母亲已经被气得忍无可忍了。她们吵架时我看到母亲好几次都在握拳，然后再抻平手掌，母亲最终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她站起来指着门外大声地对着谢芳吼道：“我不是你亲妈，你自己说的，好，好，你有本事自己去找你亲妈去，没人拦着你！”

　　谢芳也不示弱，爬起来就往外走。外面天色已经漆黑了，姐姐走到过廊上站住了，她不敢再下楼去了，踌躇着。母亲见她出去了，也不追赶她，而是转身进了厨房，做饭炒菜去了。一会儿后，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对我招手，我跑过去，她轻声问我谢芳在哪儿，我说不知道，她让我去看看。

　　谢芳并没有走远，就蹲在楼梯口那儿，我拉她回去，她不回。我不知道怎么劝她，就跑回去报告给母亲。等饭菜做好了母亲才出去找她，谢芳已经蜷曲在楼梯口旁睡着了，母亲喊不醒她，只好抱她到床上睡觉了。第二天，谢芳早餐不吃，昨天新买的羽绒服也不穿就上学去了。她天不亮就出门了，没有叫我一起去，我和母亲都不知道她是啥时起床的。

　　这一天母亲没有去上班，她去镇上了，一个一个地找人去问，她要弄清楚到底是哪些人在捉弄谢芳，让她越来越相信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母亲是个医生，她知道心理暗示的威力，不解决这个问题，她知道终有一天她会失去谢芳这个女儿，而在最终失去之前，她们母女一直会猜疑、争吵和怄气，家里将永无宁日。

　　五

　　这年冬天--我说的还是一九八八年的冬天，谢芳和母亲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发气和争吵，最厉害的一次，谢芳竟然以绝食相要挟，一定要母亲告诉她的生母在哪儿，她要去找她。那次是因为什么事情我忘记了，只记得是农历的腊月初，按阳历已经是八九年的元月中旬吧。那几天应该是谢芳的生日--满十三周岁的生日，是不是过生日她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礼物？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总之谢芳爆发了自从她跟母亲发气以来的最大一次冲突，她绝食了三天！以死相威胁，一定要母亲告诉她生母在哪里。那次母亲也很冲动，也许是被气晕头了吧？也许是谢芳吵得她心力交瘁，而又肝火旺盛，她一下子失去了理智。谢芳绝食第三天的清早，母亲起床后，脸也没洗，就把谢芳从床上拉起往外走。母亲带着谢芳进了县城，到了县医院三楼妇产科产房门外，指着一条空荡荡的长凳对谢芳说：“我当年就是从这里捡到你的，至于你是谁生的，我就不知道了，有本事你自己去查吧，查不到你就认这条凳子做妈吧。”母亲说完就走了，扔下谢芳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母亲在医院大门口待了不到两分钟，谢芳就跑下来了。看到谢芳下来，母亲不理她，往车站走去，谢芳默默跟着她上了回葫芦镇的班车。

　　显然，这次母亲的处理失当了，但要再过几年母亲才明白它的后果，那时已为时晚矣。她这样鲁莽地把谢芳拉到县医院妇产科门外，动机无非是想告诉谢芳她即使是抱养来的也不可能找得到她的生母，找不到她的生母，她必须认母亲做生母。然而她这个举动无疑也给了谢芳一个讯号：那就是等于母亲亲口承认了谢芳不是她亲生的，而是从县医院抱来的。

　　母亲生前一直想不通，到死也没想通，她曾经多次对我、对她所有认识的人叹息过：好端端的亲生女儿怎么就成了抱养的呢？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多年，跟母亲一样，也想不明白。我只能归结于谢芳的愚蠢、轻信和固执。母亲的悲哀在于，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无论怎么努力地去证明她是谢芳的亲生母亲，但最终却无法证明，自从谢芳第一次说出她不是母亲亲生的，“事实”就被谢芳认定下来了，在谢芳的心里，母亲就是她的养母，这已成了她不可改变的信念。母亲做过很多的努力，最终连收效甚微都算不上，只能一步步地看着谢芳跟她越来越疏远，越来越敌对，最终以谢芳离家出走而收场。

　　据母亲调查，最先跟谢芳开这个“恶毒”玩笑的是我们葫芦镇的两个少年，一个叫黄大民，一个叫张小星。令母亲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个少年第一次跟谢芳说她不是母亲亲生的仅仅缘于一次打赌。过程大约是这样的：两年前的夏天，十五岁的黄大民和十六岁的张小星都还是我们葫芦镇刚刚中考完的初三学生，这一天，他俩从无名河上游的黑龙潭洗澡回来，路途上发生了争执。起因是黄大民前一晚看了一本书，这本书是一个关于心理暗示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大学生身体很健康，但他同宿舍的同学天天说他脸色不好看，问他是不是病了，要不要看医生，后来他果然就病了，住院了。已经考上县一中的张小星不相信连葫芦镇县七中都没考上的黄大民说的这个故事，张小星坚称那个大学生本来就有病，只是没发现而已，他说一个人没病怎么可能被人说出来病呢，这不科学。黄大民跟他争论，但一向自视甚高的张小星哪里听得进他认为是差等生的黄大民的话呢，因此两人走到镇邮电局前已争论得面红耳赤了。这时黄大民看到谢芳带着弟弟谢文在粮站门口玩耍，他的脑子灵机一动，对张小星说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张小星问他打什么赌？黄大民指着不远处的谢芳说，我们俩这个假期里天天给她说她不是她妈亲生的，是抱来养的，你看她会不会当真？张小星不屑于玩这样的游戏，说这又不是说她有病，跟你讲的那个根本就不同类型。黄大民说怎么不一样呢，都是心里暗示啊，你到底敢不敢赌？张小星也不示弱，问黄大民怎么赌法，以多长时间为期限？黄大民说两个月后，谢芳真信了我们说的她不是她妈生的就是我赢了，她不信就是你赢了，怎么样？张小星问黄大民我们怎么知道她信没信呢？黄大民说要是她们母女吵架了，就证明谢芳开始信了，若没吵架，就是没信。他俩走到粮店门口的一棵法国梧桐树下，把谢芳叫了过去。谢芳认得他俩，她知道张小星是邮电所张伯伯的儿子，黄大民是粮站里彭阿姨的儿子。谢芳问他们有什么事，张小星就和谢芳聊了几句话，他先是夸谢芳长得漂亮，又问她带弟弟累不累之类的，见张小星老是闲扯，黄大民在谢芳跟前蹲下身去，扯了一下她的衣袖，故作神秘地轻声问谢芳，我知道一个秘密，是关于你的秘密，你信不信？谢芳问他什么秘密，黄大民就问谢芳，你晓不晓得你不是你妈妈亲生的，你弟弟才是你妈妈亲生的？谢芳马上就反驳了他，说你骗人的，我是妈妈亲生的，弟弟也是。黄大民说，你想想，你妈或者你爸买了什么新玩具或者好吃的，是不是先给你弟弟，你弟弟是他们亲生的，所以他们就待外你……不等黄大民说完，谢芳就生气了，拉着弟弟跑开，回家去了。

　　第二个参与到这件事情里来的是我们葫芦镇卖肉的胖大婶，不知她参与进来时，张小星和黄大民已经是第几次暗示谢芳了。那天上午谢芳带着谢文在街上玩，走到菜市场门口时，又碰到了黄大民。黄大民问谢芳想通了你不是你妈亲生的吗，要不要告诉你，你是从哪里捡来的？谢芳就哭了，大声地说，我就是我妈亲生的！这时胖大婶提着一副猪下水刚好路过谢芳身边，就关切地问谢芳怎么啦？谢芳告诉她说大民哥哥说她不是她妈亲生的，弟弟才是。他都跟她说好多次了。胖大婶听完，对着谢芳翻了一个白眼，斩钉截铁地说，你要不是捡来的，这么小就要带弟弟，你看看你们干部子女比你大得多的谁在带小孩，造孽啊！谢芳一下子止住了哭声，问胖大婶，你告诉我从哪里捡来的，我就信你讲的。胖大婶已经走开了两三步远，回头对谢芳说，除了在县医院，别的地方能捡到孩子吗？你回去问田梅去吧，她晓得。

　　那年九月，张小星去县城上学，冬天黄大民应征入伍，去了福建，但他俩打的“赌”却被葫芦镇人接力了下去。母亲后来给我说过，她查到的跟谢芳说过她不是妈妈亲生的成年人就不下一二十个，有邮电局的胡成林、粮店的张秀梅、镇小学的彭大英，中学的谢林、于秀丽，镇政府的杨三毛、伍娟，以及镇上的农民胡麻子、张小梅、吴天国等等，甚至连镇医院的张梅珍阿姨也参与了，至于未成年人到底有多少人跟谢芳说起过这个，母亲没有去查。这些成年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是纯粹逗谢芳好玩，还是别有用心，母亲就不得而知。这些人中很多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他们应该知道跟谢芳开这种玩笑的后果的，也许有些人是出于对母亲的妒忌、不满而故意那样吧。

　　这年腊月底父亲探亲回家，他到家的当天就发现了女儿谢芳的变化。首先，谢芳不肯跟我和母亲一起去车站接他，他回到家后谢芳睡在床上不起来，父亲问了她好几次是不是病了，她把头蒙在被子里不作声。父亲拿出他带回来的很多好吃的、好玩的东西，谢芳也无动于衷。接下来的两天，我们一家人吃饭、走亲、散步，谢芳也跟父亲不亲热，跟母亲更是横眉冷眼。以前父亲每次回家，谢芳跟他是最亲热的，搂着他的脖子跟他笑，缠着他要这要那，还要他讲故事，父亲再迟钝，他也感觉到了不对劲，这个家不再像原来那样温馨，那样欢声笑语，而是像他戍守的边境一样，弥漫着大战前一触即发的紧张空气。父亲听母亲说了谢芳这半年的状况，很是惊讶。他毕竟是男人，比母亲有主意，他给母亲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让母亲去调查一下都有哪些人捉弄过谢芳，把这些人找来，让他们给谢芳解释清楚，把她的心里那颗不是母亲生养的“地雷”清除掉，这个家才会恢复原来的亲热。

　　父亲说：“妈个疤子，老子连最难排的连环雷也手到即除，不信连亲生女儿也还摆不平她。”

　　父亲跟谢芳促膝谈过几次心，但是效果不大。父亲明显能感觉到谢芳对他防守很严，听不进他的话。腊月底，父亲和母亲一家一家地去拜访那些曾经逗过谢芳不是父母亲生女儿的人家。

　　到了正月初，我们家里就人来人往，来客不断，这些人都是镇上的成年人，有机关干部、学校老师，也有商贩和农民，他们一进屋就惊乍无比地大声批评谢芳，说你怎么那么傻呢，大人们逗小孩子的话你也信。屠夫胖大婶最搞笑，高喉大嗓地说，谢芳妹子我们那是骗你的，你也信，你不是你妈生的，难道会像孙猴子那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母亲的同事张梅珍阿姨最直诚，当着谢芳和我的面一个劲地向我父母忏悔，低着头说她就是附和着别人逗了两句谢芳，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张小星也来了，他把跟黄大民打赌的事原原本本地说给谢芳听，说他是跟黄大民捉弄她的，他向谢芳认错。

　　那年春节期间陆陆续续有很多人来过我们家里，他们一一向谢芳说明他们当初说她不是她妈亲生的只是逗她好玩。这些人的表情各异，声调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假，不管是向我父母或谢芳低头认错的时候，还是在陈述他们心情和动机的时候，都假。我作为一个九岁的孩子，看到那一张张夸张、古怪的表情，一声声虚假的腔调心里都觉得好笑，但我父母却丝毫没有觉察出什么异样，他们很满意。至于谢芳，她似乎一直在听别人说话，不管谁在说，她总是勾着头，一言不发，从她的表情看不出她的内心。事隔多年之后，现在去回想那些来来往往穿梭我家的人，不过是一场多声部的表演，他们匆匆地上台，背完自己的台词后又匆匆地下台而去，父母的一番苦心，想必在当时谢芳的眼里，不过是一场戏而已。谢芳那年已经十三岁了，她有了一些自己的判断力。

　　几年后，证明了事实果真如此。

　　这之后，谢芳和母亲的关系得到了一些改善，她们几乎没有闹过明显的矛盾，更没有发生较大的冲突。但可以看得出来，此后的几年里，母亲和谢芳一直相处得小心翼翼，她们双方都很谨慎，也很微妙。在母亲这一方，谢芳要什么她都尽量满足她，譬如换新书包，买新衣服，要交什么可交可不交的学习资料或书刊费用等等，母亲对她异常慷慨大方，再譬如做饭烧菜之类，，谢芳自己愿做就做，不愿意做时，就是我的活儿了。这时我已到了十一二岁，母亲说谢芳进了初中，学业紧张，要我学会做饭烧菜。总之，在母亲这边，对谢芳可以说是百依百顺，看得出来母亲的用意，她在尽力地讨好着谢芳，让她真正感受到她的母爱。可以说，从那时开始，以后的好几年里，谢芳得到的母爱远远要比我多。她的要求母亲都尽量满足她，而我的需求，母亲则能压则压，能拖就拖。

　　也就是从那年起，我跟姐姐的关系真正地恶化起来，我们相处得再没有以前好了。我九岁了，开始懂事起来，也开始有了强烈的妒忌心。我妒忌母亲对谢芳百依百顺，她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而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每次问母亲要，得到的多是她毫不客气的拒绝或大声呵斥。而且，从那年起，母亲开始要求我承担家务劳动，谢芳比我大，她却可以不用做饭，不用洗衣，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也许是我的性格温和吧，想不通的我也不去问母亲，不向母亲抱怨，更不会怀疑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因为我从小就跟母亲一起生活，母亲就是母亲，不可能是别的人。但我恨谢芳。那时我恨她懒，恨她把本来我可以得到的东西抢为己有，恨她把家里闹得不安宁。再长大一些，我更加恨她蠢，恨她自私，恨她害死了父亲，毁了这个家，恨她毁了母亲的后半生，更恨她毁了我的一生。我这么说并不过分，就算父亲的死跟她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的联系。而母亲，自从她离家出走后，可以说以后的十多年里母亲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至于我自己，要不是她把我从医院二楼的阳台上推下来，我不会残疾一条腿，我要是两腿都健全的话，我的人生就有无限种的可能……

　　六

　　谢芳的信在桌子上一放就放了三个月。

　　最初的十多天，每次看到那封信，我心里还有点忍不住去拆开它的欲望，我想看看她在信里到底说了些什么，也想知道她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这些年来，她的心里有一点点的忏悔吗？她是不是想回家了？我还想，如果母亲在世的话，她肯定一拿到信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吧？母亲最想知道的肯定是她在信上承认了她是她的亲生女儿了吗？其实这封信早来一个月，不管信里说的是什么，我想母亲看到信后，她也许就不会那么快走了。后来我对那封信就熟视无睹了。我家临街，整个夏天都开着窗子，每天路过的汽车卷起尘灰在窗台和桌子上覆盖厚厚的一层，我每天睡觉前都要拭擦一次。每次擦桌子时，我把那封信拿在手里，擦完后我又把它放回原处，再没有拆开它的欲望了。

　　后来我嫌这样碍事，把它放进了桌子的抽屉里。

　　然后，我就忘记了它的存在。

　　其实，我很清楚，我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道坎，我对姐姐的怨恨还没有消除。也许这一辈子都难以消除。我怕拆开信，看到她在信里说她现在过得很好，这会刺激我；也怕看到她过得不好，这会让我心里难受，更怕她说她要回家来。如果她说她要回来的话，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同她相处，如何每天面对她。我很清楚，我们再不可能回到我九岁之前那种亲密浓情的岁月了，我们的相处更可能是我九岁以后的那种状态，吵吵闹闹，互不相让，恶语相向。而且，母亲不在了，连担任调解任务的中间人也没有。想到这我就有些恐惧。我已经习惯了没有她的日子，甚至现在也习惯了没有母亲的日子了。说实话，我很惧怕谢芳的突然出现，这势必会打乱我现在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我一直不想拆开她的信的原因。

　　到了九月，立秋之后的天气渐渐地凉了下来。我每天除了买菜做饭，晚饭后也独自一人去河边散步，这些天天气晴好，每次来到河边时都有辉煌的落日，气温也是不冷不热。我沿着河边走一趟，大约要花一个小时，太阳完全下山后我就往回走，走到家门口时，刚好是街上的路灯亮起来。这些天我的心情很好，一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它不会让我残疾的右腿发作疼痛；二是因为邻居吴大婶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孩子，我们已经开始见过两次面了。我对那个叫小玲的女孩子感觉不错，她就在我家那道街上的一个餐馆里打工，人是二十里外一个小村庄的。小玲虽然长得干瘦羸弱，相貌平平，可是她四肢健全，也不智障，配我这样一个残疾人是绰绰有余的。我们两次见面都是在吴婶家，她是吴婶的堂侄女，据吴婶给我说，女孩对我没有意见，主要是要跟她父母商量一下，他们同意，就可以订亲了，吴婶说小玲二十四岁了，在农村里算是大姑娘了，他们家经济困难，又有个弟弟在上大学，她父母早就想把她嫁出去，挣一笔彩礼钱。按我们葫芦镇习俗和礼金数目，这个婚我还是结得起的。

　　半个月后，有一天吴婶跑来叫我到她家里去坐坐，说是小玲的父母到了她家，想见见我。那天是个下雨天。此前三天一直是阴霾天，从昨天起右腿又开始胀痛难忍，我没有推轮椅去，而是拄着拐杖很艰难地一步一步地挪到一百五十米外的吴婶家。到她家门口时，锥心的疼痛使得我额头上的汗水叭叭地掉落下地。我看到吴婶和一对中年农村夫妇站在她家大门口，但我没有看到小玲。吴婶下了她家大门的台阶来搀扶我进屋去，我在客厅里坐下，吴婶给我倒来茶水后，那对夫妇还没有进屋来。吴婶去门外找他们，但他们已经无影无踪了。第二天，小玲也不在那家餐馆里做了，不知是被她父母叫回了村里，还是去外面的城市里了。

　　这次相亲对我的打击说不上很大，因为以前我也遭遇过几次这样的打击，已经产生抗体了。我想要是母亲在世的话，她肯定会偷偷地哭上好几个夜晚。记得我二十三岁那年，母亲曾请镇上一个媒人提亲，对象是供销社向明娟的女儿宋萍萍，那女孩子跟我是同学，也是一起长大的，人有些智障，但不是很厉害，向明娟竟让媒人给母亲带话说她家的女儿怎么可能嫁一个残疾人。媒人给母亲说时，母亲气得当场就脸色绯红，她也让媒人给向明娟带话，说我儿子要是不残疾，怎么可能看上你家智障的女儿！本来母亲跟向明娟的关系一直很好，彼此姐妹相称了几十年，从此两人形同陌路，再没说过一句话了。说实话，我没有母亲那么敏感，也没有那么自尊，十多年的残疾事实已经把我的心性磨砺平了，我认命了。而人一旦认命，就变得无所谓了。但我的心情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灰暗了好些天，随着天气转为秋阳灿烂、晴空万里后，我就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有一天我从河边散步回来，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子边，突然感觉自己非常落寞。葫芦镇毕竟是个小镇，别看它白天喧闹无比，但一到夜晚，家家都关门闭户，要么待在屋里看电视，要么早早地上床睡觉了，这里的夜晚只要天一黑，就很静谧，没有一丝嘈杂之声。窗外亮着昏暗的橘红色的街灯，灯光透过我家院子高大的玉兰树浓密厚实的叶片，照耀进我没有开灯的黑暗房间里，投在墙壁上，形成一片明暗斑驳的乱影。我一直坐了不下两个小时，就坐在桌子边，一动也没动。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念母亲，想念母亲在世时，这样的夜晚，她总是要上楼来陪着我说话。就是不说话，她也是静静地望着我，让我觉得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想到母亲我就想到了谢芳，她也是我的一个亲人，不管我承不承认，她都是，而且现在是唯一的亲人了。这时我想起了被我塞进抽屉里的那封信，我拉开抽屉，拿出了它，捏在手里，一阵后，我把它放在了桌子上。好几次，我都鼓起了勇气想拆开它，但最后我都忍住了。

　　拆开这封信是三天后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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