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肉（二）

　　那天也是个非常晴好的天气，下午我早早地做了晚饭，吃完饭太阳刚刚西斜，我没有立即出门去散步，下二楼后又在一楼的客厅里看一会儿电视。说是看电视，其实我也就是靠在母亲常坐的一张破开了洞的布艺小沙发上发呆。这时我听到屋外彭中华的声音在喊我，我就起身去给他开院门。这次彭中华骑着他的绿皮邮车，邮车后架上挂着也是绿色的帆布邮件包，他无疑不是来串门的，而是来送信的。果真，他见我开门后，从已经干瘪的邮包里取出一封信，递给我，说：“又是你妈妈的信。”

　　我接了信，扫了一眼信封，跟上次那封信一模一样，黄色的牛皮纸信封，镇人民医院田梅收，邮戳也是海南临高。唯一不同的是，这封干瘪瘪的，里面应该不超过两页纸，不像上次那封胀鼓鼓的。

　　彭中华一条腿已经跨过了倾斜起来的单车坐垫，又收了回来，问我：“是你姐的来信吗？田姨要是不去世，她该多高兴呀，说不准早去海南把你姐接回家来了。”说完他跨上单车，回头冲我笑了笑，说：“走啦，还有两个单位的信要送。”

　　彭中华的身影消失了很久，我还呆呆地站在家门口，回味着他的话。我承认我受了彭中华的语气的影响，有些心绪不宁，就没有出去散步，也没有继续看电视，而是上了二楼，坐在桌子边，黯然神伤。彭中华说得很对，要是母亲在世，她不仅会在拿到第一封信的那一刻就迫不及待地拆开信看，要是谢芳在信里告诉了她在哪里，母亲早就赶去找她了。要是谢芳肯回来的话，那么她肯定被母亲接回家好几个月了。但谢芳一直没回来，彭中华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他认为我对谢芳很冷漠？或者是我不想让谢芳回来分母亲留下的家产。是不是镇上大多数人都知道谢芳来信了，他们也这么认为呢？这很有可能的，黄大胖在海南碰见过谢芳，镇人大多数人都听他，或者听我母亲说过。

　　我把两封信放在一起，它们现在都在桌子上，一薄一厚。我决定打开它们。现在我在犹豫先打开哪一封。后一封薄一些，我最先决定打开它，但撕开封口后，却没有抽出信纸来，我想先读后一封信的话肯定会有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地方，因为读信跟读书或看电影是没有区别的，从后面看的话，肯定会不晓得前面的情节。从第二封信读起的话我就不晓得谢芳在前一封信里说了些什么。于是我放下了第二封信，拆开第一封信，抽出信纸。信纸折的是一个长方形，最顶端又折了两个对等的三角形，是那种很复杂的工序，因此完全展开信纸我还费了一番心思。完全拆开后，我看到只有三张信纸。信纸不是专用的，而是小学生算术作业本的格子纸，引人注目的不是信，而是包在信纸里的是一叠彩色照片，有三张。这也就是这封信为什么这么厚实的原因。

　　由于我打开信纸时看到的是照片背面，一开始我以为是谢芳自己的照片，直到翻过来后，我看到那是两个小孩子的合影。一个大约十一二岁，另一个大约六七岁，都虎头虎脑的，很可爱。他们会是谢芳的孩子吗？三张照片，没有一张里有谢芳自己。

　　爸爸妈妈弟弟：

　　您们好吗？

　　一眨眼我离开家已经十六年了，你们可能以为女儿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吧？但我还活着，这些年来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那些苦和罪都是一言难进（尽）。总之，女儿还活着。十年前，女儿流落到海南临高县，嫁了人。现在生活得很好。我有了两个儿子，大鲨和二鲨。大鲨十岁，二鲨八岁。我嫁的男人是渔民，自己家里有渔船，他跟公公主要以捕鱼为生，我和婆婆在家做家务。多年前我就学会了织网补网，学会了剖鱼，我现在就像个本地渔民妇女一样，样样都能做，事事都能干。爸爸妈妈你们可以放心。在我信里给你们寄几张大鲨和二鲨的照片，他们都很可爱，也很知事，老是嚷着要我带他们到外公外婆家去玩。他们说人家都有外公外婆，老是追问我他们为什么没有？我告诉他们外公外婆的家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不能想去就去，但我答应他们，到了假期一定会带他们去。他们年年盼着假期，但年年都没有成行。因为我没脸带他们回家。爸爸妈妈，看到大鲨和二鲨的照片你们一定也会很喜欢他们吧？至于女儿我的照片，就不寄给你们了。女儿现在真的像一个渔民妇女一样，又黑又瘦，怕你们看到了心疼，但我真的过得很好，又黑又瘦，不是女儿有病，而是这里的阳光太允（充）足，海风太大的原（缘）故。

　　爸爸妈妈，你们原谅女儿了吗？女儿在外这十多年里，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们。特别是小文弟弟，这十多年来，让女儿吃不香睡不好。他应该没事吧？我想他已经大学毕业了，成家生子了吧？妈妈，你一定要转告小文弟弟，那年我真不是故意把他推下楼的，我只是从医院档案室跑出来时撞到他了，我没想到他会跌下楼去。幸好是二楼，小文那时也才是十二三岁的孩子，应该没有多大伤吧？但把我自己吓坏了。我也得到了报应，上天惩罚了我的愚蠢和鲁莽。那夜我离家出走就是因为把弟弟撞下了楼，我自己吓死了，不敢回家了。后来我跑到县城，再后来我遇到了骗子，把我骗到了广东，卖到一个很贫困的山村里……爸爸妈妈，我不想说这些，会让你们难过，也会让我自己难过，总之，上天给了我最大的最恶毒的报应。这只能怪我自己，我用受的罪可以抵清我对你们、对我们家犯的罪吗？

　　爸爸妈妈，直到去年，我还在心里恨你们，还在想我肯定不是你们亲生的，我要是你们亲生的，我离家出走后，你们为什么不赶紧找到我呢？你们若是及时找到了我，我会受那么多苦和罪吗？我会流落到天涯海角吗？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你们当时肯定找过我，只是没有找到而已。现在我只怪自己当时太愚蠢，我不怪你们了！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孩子，他们也到了我当年做蠢事的那个年纪了，虽然他们没有觉得我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但小孩子的思想就是稀奇古怪，让我懂得了做妈妈的辛苦和付出，是多么地多啊！

　　爸爸妈妈，你们一定已经退休了吧？如果你们有空，请到女儿这边来走走看看，特别是冬天来，我们这边很暖和，不像湘西那地方那么冷。你们可以在这里住一个冬天，等到了春暖花开时再回去。

　　若小文也在家，或者他回来了，代我向他致歉并问好，期待您们的回信。

　　您们的女儿谢芳

　　看完第一封信后，我沉默了很久，一直没有抽出第二封信看。我很不满意谢芳把我们这个家想象得太好，而对她自己的过错又如此地轻描淡写，更不满意她字里行间仍对母亲流露出的抱怨。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读到她诉说她的遭遇时，我流泪了。我能够想象她遇到坏人后的种种非人的遭遇，读到她现在过得很好时，我又欣喜起来，禁不住在心里为她祝福。我很羞赧自己的这种哀喜不定的情绪变化，但这又恰恰证明：我其实很在意谢芳的消息，也极度关注她过去遭遇和现在的生活。也许，母亲说得很对--那是在她去世的那天下午说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骨肉相连的同胞兄妹。

　　母亲的话没错，它现在就表现在我的情绪里了。

　　放下信纸后，我又拿起大鲨和二鲨的照片一张一张仔细地端详。诚如谢芳所言，他们确实是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七

　　自从那年正月不断有人来我家登台表演之后，我们家平静了三年多时间。这期间，谢芳几乎再没有跟母亲闹过一次要找她的亲生母亲。她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知事了。她在家里也不说怪话，不发脾气。放学回家就做作业，做完作业就躲进自己的小房间看书，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她有时通过我给母亲传话，有时留一张纸条给母亲，譬如学校要交什么费用，或者她需要添加衣裤什么的。她很少直接跟母亲面对面地交流。当然，这种平静也是母亲刻意维护的结果，母亲不仅不招惹她，而且事事顺着她，她要什么就尽量满足她。但我那时也开始知事了，我能感受到母亲和姐姐之间的那种隔阂，特别是姐姐对母亲的刻意的冷漠。有一年冬天，我们葫芦镇的女生们流行穿羽绒服，谢芳也想要一件，但她前一年才让母亲给她买了一件新棉袄，现在穿在身上还有八九成新，她没有把握母亲还会给她买新衣服，就让我去给母亲说。我拒绝了她。现在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她让我去给母亲说的理由，她说我是母亲亲生的，而她不是，因些我去说要好一些，母亲不会骂我的。当时我很愤怒，我说母亲待你比待我要好一百倍，你还说这样的话，不怕天打雷劈吗？那年我已经十二了，知道一些人情世故了。后来谢芳自己也没有向母亲开口，她没得到她想要的羽绒服。

　　谢芳给我说的话，我一直没给母亲说过。

　　第二年夏天，谢芳就离家出走了。

　　谢芳离家出走之前没有任何征兆。

　　她离家出走之前母亲和她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更没有打骂过她。那时是七月的暑假期间，谢芳刚刚参加完中考，据她自己说她考得不错，上不了县一中，也肯定上得了县民族中学。也就是说，暑假一完的话，谢芳就要去县城上高中了，她就要离开这个家，做寄宿生了，母亲根本没有必要跟她置气，只要再容忍她三四十天，谢芳就是离开巢穴的鸟儿，要单飞了。事实上那些天谢芳也一直在疯玩，她白天跟同学一起骑车去无名河上游黑龙潭洗澡，一吃晚饭她又去同学家看电视，九点多母亲才去接她回家来。谢芳也没问母亲要买什么东西而没有得到满足。唯一的异象就是那几天天气很诡异，按理说七月中旬不是葫芦镇最热的时期，但那几天天气真的热得让人受不了，坐在屋里汗流浃背，溽热难当。我们家又只有一个小电风扇，从高速旋转的叶片里吹出来的是热风，因此一吃完晚饭，我和母亲都不看电视了，出去坐在院子里的一株玉兰树下歇凉。外面的风反而凉爽一些。

　　出事的那晚也一样。吃完晚饭，谢芳又去了她同学彭中玉家看电视。邮电所的院子就在镇医院隔壁，相距不到二十米。彭家孩子多，有三姐弟，热闹。到了九点时，母亲去彭家接谢芳回家。母亲走后，我依然还在树下歇凉，这个时候，屋里还是热，我不想回屋去。大约过了十五六分钟，我看到母亲急匆匆地跑回来，她问我：“小文你看到你姐回来了吗？”

　　我说没有。

　　母亲说：“谢芳没有去彭家看电视，我又去了她的几个同学家，都没见她。”母亲的语气有点着急，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死丫头，到处乱跑，我上哪去找她呀？”

　　母亲又在我们院子里问了几家人，也没见谢芳，她就拉着我回家，说是让我先睡，然后再去找找谢芳。我们家住二楼，母亲把我送进我的房间后，去关纱窗时，看到窗口对面的医院办公楼二楼亮着灯，对我说：“医院二楼怎么会亮着灯呢，你姐莫不是在那里。我去看看。”

　　我也看到那里亮着灯光，那间房子从我记事起我就没见它亮过灯，因此我很好奇，姐姐会在那里做什么？母亲出了门，我就从床上起来，跟了出去。

　　我上到二楼，看到走廊最角落里那间房亮着灯光。走廊里黑漆漆的，因此那间房的灯光格外醒目。灯光是门没有关紧漏出来的，也是因为门顶上有两扇关着的玻璃，从玻璃上窗透出来的。门的右上角钉着一块小木牌，写着档案室，就是没有木牌我也知道那是档案室。医院办公楼是我从小就跟在母亲屁股后面玩的地方，每一个房间跟我家里一样地熟悉。

　　房间里传来妈妈和姐姐的说话声，听语气像在争吵，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清楚。我往里面走去，走到门外，母亲和谢芳的声音都清晰起来了。她们果然是在争吵，谢芳的声音很大。

　　“我要是你亲生的，你把我的出生档案找出来呀。”

　　母亲的声音像是很委屈，她说：“谢芳你听我讲好不好，你出生时镇医院只有妈妈一个女医生，因此妈妈不是在医院生你的，是在家里生的，是龙婆婆给你接的生。”

　　谢芳说：“你以前给我讲过我就是在医院出生的。”

　　母亲说：“你是在医院宿舍出生的，也就是我们的家里生的，不是在医院产房里生的，那时整个医院除了妈妈，没有妇产科医生，你明白吗？”

　　我从门缝里看到谢芳从桌上拿起一张发黄的纸片，拍着它说：“彭中玉比我大一个月出生，她的出生证明上写的是张阿姨接生的，你明明就是骗我，那时张阿姨已经来医院了。”

　　母亲的表情很惊讶，她的声音也颤抖了：“那时张梅珍已经调来镇医院了吗？让我想想吧，我好好想想。”母亲边说边不停地用她的衣袖擦脸上的汗水，不知是档案室里太燠热，还是因为她心里太急。她说：“张梅珍肯定是在你出生后调来的，我生你时镇医院只有我一个女医生，我绝对不会记错，因为没有女医生，我才请龙婆婆来接生的，龙婆婆你不记得了吗，镇上人人都喊接生婆婆那个龙婆婆。”

　　谢芳的声音突然激动起来，大声地说道：“你就不要拿死了好多年的龙婆婆骗我了，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其实不重要，俗话讲只有养亲的，没有生亲的。你养育了我这么多年，我很感激你，但你不能骗我呀！”

　　母亲说：“你怎么就不是我亲生的，谢芳，我告诉你，我就是你亲生的妈妈。”

　　谢芳的声音歇斯底里起来：“我不是你亲生的，要是你亲生的，为什么彭中玉、廖仙萍、吴山花、张开龙，他们都有出生档案，还有小文，小文的档案我查到了，是张阿姨接生的，为什么就我一个人没有？你就骗鬼去吧。”

　　我看到谢芳的脸色越来越绯红，她昂扬着头颅，像一只斗红了眼的小公鸡一样，张着尖喙，随时准备扑向母亲，狠狠地啄她的脖子，而母亲的脸色却越来越惨白……我知道她们要爆发一场大争吵了，我突然不想再看下去，于是我悄悄地退出走廊，来到二楼的护栏边。我背靠着木护栏，等着母亲出来，跟她一起回家。

　　镇医院办公楼是一幢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据说曾是民国时期的乡政府大院，木地板踩上去嘎嘎地响。它的正中间有一个几十平方米大的正方形的天井，因此二楼四周都是做工很精美的圆柱形木质护栏，镇医院使用这幢建筑少说也有二三十年了，地板倒是整修过好几次，但护栏从来没有换过，谁也没想到它们已经腐朽不堪了--至少那时的我就没有想到。

　　我背靠着护栏等母亲。大约几分钟后，我听到档案室里传来了谢芳的哭声，还有母亲的怒吼声：“滚，你有本事就从这个家里滚出去！”我看到门突然打开了，走廊上一片通明，弄得我眼睛花花的。谢芳跑了出来，母亲跟着她后面追赶她。母亲从里面出来，一眼就看到了我，冲着我喊：“小文，拦住你姐，莫让她跑了。”

　　我就上前去拦谢芳。

　　正在奔跑着的谢芳不再是一只红脸的小公鸡，而是一只被人追逐的小老虎了，她看到我上前去拦她，伸出双手用力地推开了我。奔跑着的谢芳是使尽全身的力气推我的，我一下子被她推得连连后退，一直退到护栏边，我没有站立住，整个后背重重地撞在了护栏上，我听到一阵木头折断的咔嚓声，然后我就凌空跌下了楼，连同那些断掉的木圆柱，一起摔在天井的青石板上。

　　我感到一阵尖锐的疼痛，当时我以为我的腰摔断了，同时我听到了母亲的尖叫声：“小文，小文，天啦--”我努力地仰起头，想答应母亲，我看到谢芳从楼梯上跑下来，她看到了躺在地上的我，愣住了，但她没有来扶我，大约只站了两秒钟，她又往医院的大门外跑去了。是母亲跑下来扶我的，她扶我时问我哪儿伤着了没有，这时我才发现我站不起来了，我的腰没事，但我的右腿却在钻心地疼痛。我抬起右腿的时候，还看到了下面汪着一摊血。我的右腿下面硌着一砖头，已经被砸得粉碎。血把碎砖屑也泅红了。

　　母亲急得一下“哇”地大哭起来。她扶起我后，我站立不稳，她又把我放在石板上坐下，她到院子宿舍楼去喊郑叔叔、张阿姨和吴叔叔三个医生，他们把我抬进病房里，接着又马上给我治疗，当夜就用石膏给我做了固定。母亲一直在哭，郑叔叔他们安慰她说小文就是右小腿骨折，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他还是个孩子，很快就能恢复的。

　　如果那晚谢芳不离家出走的话，我的腿肯定不会残疾掉。当夜，把我在病床上安置好后，母亲回了一趟家里，发现谢芳没有回家。母亲没有给我说，又来病房里陪护我。后来她说，当时她以为谢芳闯了大祸不敢回来，跟镇上的哪个同学去睡了，或者是蹲在院子里的哪个角落里过夜。第二天白天，母亲回家后还是没有看到谢芳，这下她才急了，跑到镇上问遍了所有的熟人家，没有人见到过谢芳。母亲意识到谢芳离家出走了，她给父亲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谢芳失踪和我受伤的消息，又把我托付给郑叔叔和张阿姨等同事照看，先去我的老家那个村子里去找谢芳，没有找到，她又去了她能想到的我们的所有的亲戚朋友家找她，也没有找到谢芳。

　　母亲这一出去就是整整一周没有回家。一周后她回来时，我已经出院在家休养。我应该是提前出院的，那时我们葫芦镇刚好爆发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流行感冒，整个医院一下子人满为患，就连天井里都临时摆放了十多张病床。于是我说回到家里躺着，郑叔叔上门来，一天给我打两次针。幸好，母亲出去的第二天，跟我伯父住在老家农村的婆婆赶来了我们家，负责照顾我。婆婆到家的第三天，父亲也从部队上赶了回来，他请了十天假。

　　母亲没有找回谢芳，回来时一见到父亲就放声大哭。她说她把这个家完全搞乱了，搞散了，对不起我父亲。父亲倒是没有责怪母亲，只是不停地叹息。母亲回来后，在家里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她听到葫芦镇派出所的小肖说，据县公安局的调查，六天前有人看到谢芳跟一个中年男人从县城东南十公里的小朗镇上了开往省城的公共汽车，也查清了他们是在省城下的车，但之后他们去了哪里，就查不到了。他们调查了那辆车上的司机和乘客，没有人认识那个中年人，大朗镇也没一人认识那个人，摸不清这个人的底细就无法查他会带着谢芳去了哪里。母亲听说后，当天下午和父亲一起在葫芦镇马路上拦了一辆邻县开往省城的班车，马不停蹄地赶去了省城。后来父亲就从省城直接回部队了。父亲回到部队几天后在一次排雷时，一颗地雷把他送上了天。这是几年后母亲才告诉我的。

　　母亲和父亲一起出门后，这一去就是十天没回家，等她回来时我却重新住进了医院里，这一次不是住镇医院，住进的是县医院。我出院后躺在家里，半夜里从床上滚落了下来，跌在地上。当时我自己，还有婆婆都没太在意，几天后不仅伤口流脓水，人也发起了高烧。婆婆叫来郑叔叔，他一看，就惊叫着说：“坏了，坏了，小文是伤口感染呀，你们怎么不早说啊，怕是要引发骨髓炎了，我赶紧找车送他去县医院。”

　　母亲从省城回来后，在县医院陪护了我三天。那时她人像一下苍老了好多，非常地憔悴。以前母亲白白胖胖的，十多天下来，她至少瘦掉了十多斤肉。有时候，我半夜里从病床上醒来，听到母亲在嘤嘤地哭泣，但更多的时候，她是在一个人嘟哝。我听得清的，有时她嘟哝的是“好好的女儿，怎么就弄成了不是亲生的呢，我上辈子一定是作孽了！”有时又是“女儿没了，儿子残了，天啦，我怎么活呀。”

　　第四天，母亲又出门了。那时我以为她又听到谁说谢芳的消息，去寻找她了，直到几年后，母亲才告诉我，父亲由于不能承受女儿失踪和儿子致残的事实，内心太郁闷和压抑，在边境执行一次排雷任务时，情绪非常不稳定，他在取下一颗六九式地雷保险销后取出引信时不小心触发了击针，那个地雷爆炸了，把他的头炸成了两半。父亲的遗骸埋进了边境的一座烈士陵园里，一周后，母亲回来时，只捧回一张父亲的烈士证书。

　　那张证书两年后，我才第一次看到。

　　八

　　现在回过头去想，母亲无疑算得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人之一，有谁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承受得住女儿失踪、儿子残疾、丈夫去世这样接二连三的重大打击而不垮掉？但母亲没有疯，也没有痴呆，更没有像中学课本里的祥林嫂那样到处诉说，她坚强地站立住了，没有倒下，依然支撑着这个残缺得只剩我们母子二人的家。母亲从广西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回来，一直很镇定地无微不至地陪护着我，直到我出院。而且，从那之后，母亲显然一下子苍老了起来，短短的几十天里，她不仅消瘦如柴了，而且脸皮枯皱了，两鬓上有了白发，才四十出头的她看起来像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了，但母亲反而更加坚强起来，她不再像父亲没出事之前，每夜都要哭泣或者嘟哝，她把一切的苦难和苦痛深埋在她的内心里，埋得深到连我都看不到的地方，以至于我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并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已经永远没有父亲了。事实上，从那之后的很多年里，我只看到过两次母亲流泪。一次是镇医院搬迁，她哭了。另一次，是我考出了五百二十七分的高考成绩后没有一所大学、大专，甚至中专愿录取我，母亲也哭了。

　　我的右腿残疾已经成了事实，任何高明的医生也回天乏术。一个月后，我出院是拄着一条拐杖回家的。三个月后，我也是拄着拐杖去上学的。从此我在学校和镇上有了一个很难听的绰号：“瘸子谢。”开头几年，谁这么叫我，母亲会追着他骂，能追他一两百米远。后来她就习以为常了，有时她自己跟街坊邻居提到我时也用“瘸子”这个称谓。我参加高考是一九九六年，十七岁那年，就在我们葫芦七中考的。我是那年我们文科成绩最好的考生，考得了五百二十七分，我的档案填的“一级残疾，日常生活不能自理”让很多外地大学大专不接受投档，七中校长建议母亲去我们州城大学找找关系。母亲带着我跑了三趟州城，求了很多人，最后还是无功而返，人家嫌我伤残程度太高，学校难以负担我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不肯收我入学。最后一次从州城回家来的那个晚上，我和母亲坐在客厅里，默默无语，后来母亲就泪流满面起来，最后，母亲竟然像个受了大委屈的小孩一样嚎啕大哭起来。她哭着说：“小文呀，你上不了大学，就参加不了工作，妈妈死了之后你怎么活啊。”

　　母亲一哭，我也“哇”的一声哭了。

　　葫芦镇医院搬迁比我参加高考要早几年，是一九九三年的时候，那时早就是郑叔叔做院长了。母亲自从谢芳离家出去寻找她，然后父亲去世的料理，直到陪护我出院，都是请假的。我一出院后，她就辞去了院长的职务，由郑叔叔接任了院长一职。那年郑院长不知用什么办法从上面要到了一百多万资金，或者是上面有这个项目，要把医院整体从镇东南角搬到当时的镇中心，在那里连职工宿舍都一起修，每个职工是七十八平米的两室两厅的房子。得到搬迁消息的那晚，母亲哭了，她一遍一遍地给我说：“要是你姐回来了，怎么找得到家呀。”

　　我劝慰母亲说：“她一问人不就知道了。”

　　母亲说：“医院修的那个宿舍是五屋楼，我们分到四楼，现在医院进来了好多新人，他们要是不热心告诉你姐我们家住哪一单元呢。”

　　我觉得母亲的理由简直幼稚可笑。谢芳离家出走已经整整五年了，一直杳无音讯，五年里，母亲出去找过她不下五次，她只要一听到谁说在哪里见到过谢芳，她都会去一趟那里。少则三五天，多则七八天。最后自然都是毫无收获，因为她听到的都是飞信--飞信是我们葫芦镇的方言，意思是很多人转述过来的不可靠的信息。谢芳要是想回来，她早就回来了。再说，她真回来了，怎么可能找不到我们家呢，她就是这个镇上长大的，医院只是搬迁，又不是搬离了葫芦镇。

　　但母亲就是这么固执。

　　后来她找到郑院长，跟他商量要把我们家住的那幢宿舍楼连同前面的半块坪场以及楼前的树木一起买下来。记得当时是母亲放弃了医院新修的宿舍指标后，倒给医院补了八千块钱拿下那栋旧楼、坪场和树木的。那时的葫芦镇还是个不足两千人口的小镇，根本还没有人有房地产意识，很多人都说我母亲傻，花那么多钱买一块镇子边缘的破地儿和破房子太不划算了。谁也不会想到，十多年之后，这里会成为镇中心，地价翻番了近百倍。我们母子，在那幢买下的旧楼里又住了整整十年，一直到二〇〇三年，镇政府要修建一条贯穿全镇的大街，刚好从我们家门前穿过，把我们家坪场征收了近三百平方米，补了二十一万七千块钱，母亲用这笔钱扒掉旧楼，在原址上修了我们现在住的这幢新楼，但那两株比我大腿还粗的玉兰树，母亲死活也不卖给镇政府，一直到他们出价三万，也不卖，她反而花了三千块钱请人把它们移栽进了我家的新院子（当时新楼还没修，只规划的院子），母亲说保留它们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是同谢芳一起长大的，现在镇医院没了（几年前改名为镇卫生院了），旧楼也没有了，两株玉兰树必须要保存下来，谢芳回来才认得出，这里还是她的家。

　　我们家新楼建成住进去半年后，有一天下午，我坐在其中一株小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常常歇凉的玉兰树下，无所事事，我就盯着树干看。突然，我看到树皮上刻有一行字，凑上前去细瞧，字是用铅笔刀刻划的，已经很模糊了，仔细辨认后我才认出是：这里是谢芳的家。笔迹不是谢芳的字，而是我的。我记不清是哪时刻上去的。我又走到另一株树下，果然在这株树干上看到同样用铅笔刀划刻的字迹：这里是谢文的家。看得出这是谢芳的手笔。一刹那我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会如些看重这两株玉兰树，要花三千多人工费把它们移栽进我家的新院里。我在树下默默地站了很久，直到母亲喊我吃晚饭，才进屋去。

　　其实那时的我心已经平静下来了，那一年离我右腿残疾已有十多年了，离我高考上线没学校录取也过去四五年了，我已经接受了命运对我这样残酷的安排，也差不多忘记我的姐姐谢芳了--不能说是忘记，但至少能以平常心接受母亲跟我谈起她。那年，因为家里修房子，请人设计、雇工、买材料，我一点忙也帮不上，都是母亲亲力亲为，母亲实在很累。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老房子扒掉后，我和母亲租住在对面吴大婶家里，只有一室一厅的空间，我睡厅里的沙发，每晚我躺在沙发上，母亲就要坐在我对面，跟我聊天。她聊得最多的就是房子和谢芳的关系。她说房子之所以设计修两层楼，每层都建了独立的厨卫间，就是为了万一谢芳回家来了，我和她一人一层，可以分开住，互不相扰。母亲一再告诫我，再不要记恨姐姐了，她一再给我解释说，当年我的腿残掉，不光是谢芳的责任，她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当时谢芳跑出来时，她就不应该喊我去拦她，如果我不去拦谢芳的话，她就不会把我撞下楼去。

　　我本来想对母亲说当年你要是不出去寻找谢芳的话，我的腿也不会残疾。但是我没说。这晚，我问起了母亲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母亲和谢芳在医院的档案室吵架时争论的焦点，也是后来我们家一系列不幸事件发生的根源。我问谢芳拿出的档案表说彭中玉是张阿姨接生的，张阿姨在你生谢芳之前就进了镇医院，为什么谢芳又是龙婆婆接的生呢？

　　这个问题真的关系到谢芳到底是不是母亲亲生的，它也困惑了我好多年。

　　母亲说：“我后来查了彭中玉的出生证明，彭中玉并不比你姐姐大，而是比她小几天，彭中玉一直是以农历记生日的，她上学的所有表格填的都是农历生日，而不是她出生的阳历生日，你姐姐填的是阳历生日。这样给你讲吧，你姐姐的生日是阳历一九七六年一月九号，农历就是一九七五年腊月初九，而彭中玉的生日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六日，农历就是腊月十六日，她所有的表格一直填的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这样看，她就比你姐姐大了，其实她俩若都按阳历算，她比你姐要小几天才对。张阿姨是妈妈生产你姐姐后休产假镇医院缺医生才把她从别的乡医院调来的。”我说：“你当时怎么不给姐姐说清楚呢？”

　　母亲说可能是她那时太急了，不理智了，一下子没有想到阴历阳历之分。

　　然后母亲就不作声了，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她肯定在想，要是当时她把这给谢芳解释清楚了，也许我们家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我赶紧转移话题。

　　有时母亲也会和我聊起我的父亲，早在几年前母亲就已经告诉了我父亲去世的事，对于父亲，我跟他见得太少了，听他去世的消息又隔了两年之久，真的没有太大的悲伤。--这样说实在是对不住九泉之下的父亲啊。对于谢芳，则就完全不同，这个从小带着我长大，而后又把我推向深渊的人，跟母亲对她的想念、牵挂、担心不同，我对她的感情太复杂了，用爱恨交加这个词都难以准确地概括。

　　但当母亲跟我提到谢芳时，我只是静静地倾听，绝不会表现出狂躁或者厌恶的表情，一方面我能理解母亲心里的苦处，她不跟我倾诉，又能跟谁诉说呢？另一方面，我也怕我流露出来的狂躁或者厌恶会让母亲伤心，母亲这些年来太不容易了，我不能让她伤心。我想让母亲快乐，让她长寿，我只有母亲一个亲人了，我不想过早地失去她。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以为我已经没有再记恨谢芳的原因，她到死都认为我已经谅解了谢芳。

　　我真的还在记恨谢芳吗？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我已经忘记她了，这倒也是事实，如果母亲没跟我提起她，她已经被锁进记忆的抽屉里了。

　　我想过她还活着吗？想过她过得怎么样？想过她会回来吗？

　　没有。

　　九

　　抽出谢芳的第二封信信纸时，室内已经完全黑暗了下来，外面还有一些明亮的天光。街灯还没亮，我也没有开灯。展开信纸时，我还不知道信里写了什么内容。我已经沉浸在谢芳第一封信里一个多小时了，挂在我脸颊上的泪水早已被风吹干。

　　外面的天也完全黑下来，街灯亮了之后，我很艰难地起身去墙壁上打开了房间里的电灯开关。这是只十五瓦的节能灯，一开始亮时灯光很暗，要等几分钟后才会逐渐明亮起来。在读谢芳的第二封信之前，我还去倒了杯水，端回到桌子上，喝了一大口后，把杯子放稳，我才拿起信纸读。

　　信只有一页纸，不超过五六行字。

　　爸爸妈妈，你们收到我的信了吗？若是收到为什么没有回信？我家里七月份朝（遭）了大难，家里的船在海上朝（遭）了台风，大鲨二鲨的爸爸和我们家的船都没了。爸爸妈妈，女儿怎么那么苦命啊，我现在跟公公婆婆的关系非常不好，你们能给我寄一点路费来吗，我想回家里来。我的电话是138××××××××，工商银行卡号是：622××××××××××××××。女儿谢芳。

　　看完信我呆住了。现在回忆我那时的状态，完全可以说是震惊！震惊之后就是心疼，我不由自主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为谢芳的命运而哭，也为我们姐弟都如此不幸而哭。后来我想，如果母亲在世的话，读到这封信时，肯定也是我这样的表情，先是惊呆了，尔后就是默默地流泪或者嚎啕大哭吧。要是放在十多年前，我听到谢芳遭遇如此的不幸，我会幸灾乐祸吗？会认为这是她该遭的报应吗？我不知道。也许会，也许不会。

　　这一刻，我相信了母亲说的那句话：我和姐姐是骨肉相连的亲人。只有亲人，才会血肉相连，一疼俱疼。此刻，我突然回想起我跌在天井石板上仰起头时，看到楼梯上跑下来的谢芳停住了脚步，她肯定是想看我摔伤了没有，想过来扶我的，但她看到了我仰起了头，以为我摔得不太重。我还记得她看了一眼正跑下楼来的母亲，她肯定是怕挨打，才又跑开的。这在谢芳的第一封信里得到了证明，她一直不知道我摔伤得很重。谢芳当时并不是故意推我的，她不是想弃我不顾，因为她是我的姐姐，她不可能那样做得出。

　　抹去脸上的眼泪，我就决定给姐姐打个电话，问问她需要多少钱，明天我就可以转账给她。我没有手机，母亲以前用过手机，她去世后不久就停机了，我也没有续交话费，家里的座机在一楼母亲住过的卧室的床头柜上，母亲在世时还有她的一些同事朋友熟人往家里打电话，她去世这半年来，电话机几乎没有响过一次。但我能肯定它没有停机。我下楼后，来到母亲的卧室里，拨了谢芳信上留的手机号，她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半个小时内，我拨了三次，一直是“你拨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的电脑提示音。

　　整个晚上，我都辗转反则，难以入眠。我一直在思考着谢芳回来后，我们怎么相处的事情。我们能相处得好吗？还有，家里的房子怎么住，她要住一楼，还是二楼呢？二楼我已经住习惯了，她肯住一楼吗？最重要的是，她是一家三口回来，我们家一下子就要添三张嘴吃饭，母亲只留下十万块钱遗产，我们是把它平分了呢，还是拿这些钱扒掉院墙砌店面？不砌店面，就是坐吃山空，十万块钱我们最多能应付两三年。这些都是不得不考虑的。以前谢芳没有音讯时，我不急着考虑这些，一是我一个人除了吃饭穿衣，没有任何花费；二是我打算到明年，把一楼的四间房出租出去，一个月最少能有五六百元租金，足够我的生活开销。他们一家三口回来，不仅要打乱我的生活节奏，还得打乱我的生活来源。

　　曾经一度，我甚至打算放弃联系谢芳，我不想让她回来，更不准备明天给她打钱过去，我暗自庆幸那个电话没有打通。我一个人现在生活得挺好的，何必自找麻烦呢？想了大半夜，一直犹豫不决，后来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在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大约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跟在母亲和穿着非常鲜艳漂亮衣服的姐姐的身后去一个什么地方，我们走在大山里，山路崎岖不平，我们走呀走，我又累又乏，掉在了最后，突然我的前面出现了一条小溪流，水流湍急，轰轰作响，拦住了我。这时我抬头，发现妈妈和姐姐都不见了，我一下子急哭了，大声地喊着妈妈和姐姐，没有人答应我。我不敢过河，一直蹲在溪边哭。

　　不知道哭了多久，突然有人拍我的后背，叫我：“小文，小文。”

　　我转过身来，看到是姐姐谢芳，就问她：“妈妈呢？”

　　谢芳说：“我也不晓得妈妈哪去了，可能已经过河了吧。”

　　我哭着说：“找不到妈妈我们怎么办？”

　　谢芳说：“我背你过河吧。”

　　说完，她就挽好裤脚，蹲了下来，让我趴在她背上，背着我下到溪流里。溪水很急，也很深，她一下去，溪水就没齐了她的腰部，也打湿了我下垂的双腿上的鞋子。谢芳托着我摇摇晃晃地往前挪动……

　　就在这时，一辆轰隆隆的大卡车从街道上驶过，把我震醒了。我睁眼一看，阳光已经透过薄纱窗帘铺满了我的小床。时间应该到了上午十点左右。我没有立即起床，抹了一把脸颊上从梦里带来的泪水后，一遍一遍地回忆梦中的细节。回忆的时候，我又流了一次眼泪。我为自己的软弱而羞赧。小时候母亲就说过我心太软，太容易哭了，不像个男子汉，长大成人之后，我还是没有改过来。

　　起床前，我下了决心今天把钱给谢芳打过去，不打多，给她三千，海南再远，也足够他们母子仨回到葫芦镇的路费了。吃了午饭，我拿出工行卡，去了银行。我按着信上的卡号转了三千元钱进那个账户，在确认之前，屏幕上显示出这个卡号的主人是“谢×”，于是我就按了确认键。

　　从工行自助间出来后，我又在一家移动公司的店里买了一张SIM卡，回到家里找出母亲的旧手机，充了电，插入卡后，给谢芳发了一条短信：“姐姐，我是小文，爸妈让我给你打了三千块钱，请查收。我们欢迎你回家来！”短信发出十多分钟后，她没回复，也没有回电，我又拨了一次她的号码，跟昨晚一样，暂时无法接通。

　　一直过了十多天，谢芳才给我回电。她是清早七点给我回过来的，当时我还睡在床上，人已经醒了，半靠在床撑上，还不想起床，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突然呜呜呜地震动起来，吓了我一大跳。我伸手去拿手机时，就知道是谢芳打来的，我除了给她发过短信外，这个号码没有人知道。我刚“喂”了一声，谢芳就猜到了是我接的电话，说：“你是小文弟弟吧，你还好吗？”我也听出了是谢芳的声音，她离开家乡十多年了，但说的还是葫芦镇方言，我刚想说很好，她又连珠炮似的问我：“爸爸和妈妈在家吗？他们好吗？你能把电话让他们接听一下吗？”

　　我不想把父亲母亲已经去世和我右腿残疾的事告诉她，徒增她的心理负担，就说父母到河边晨练去了，还没有回来，我还说，父母现在耳朵都聋，他们听不了电话，有什么事，或者你想哪天回来，你告诉我，我用笔写给他们。我说他们都在日盼夜盼地盼着你回家来呢。

　　谢芳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我几乎听得到她粗重的呼吸声，然后她说：“小文，你能不能让爸妈再给我寄五千块钱，前次那三千块钱，大鲨生病住院花光了，公公婆婆又不肯给钱，大鲨现在还欠两千多块钱住院费，还上了他就能出院，出院了我就带他们回家来看你们，好不好？”

　　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说：“好！”我还想问问大鲨得的什么病，他们母子仨哪时能回湘西来，以示关心，这时谢芳把电话挂了，我也没有再拨过去了。

　　当天中午，我把钱打给了谢芳，发了短信让她查收，很快她就回复短信说收到了。

　　十

　　姐姐是十一月八日这天回到葫芦镇，回到自己家的。我去车站接的她。很不巧，那天是个秋雨绵绵的日子，天空下着霏霏细雨，像丝线一样，被深秋的冷风吹得漫天飘飞。先一天还是晴空万里，一夜间风云突变，早上起床时我的右腿就隐隐作痛。但这天我起得很早，大前天晚上，我收到了谢芳的短信，她说她到了湛江，夜里就能登上回家的火车，预计两日后就能到家。起床后，我拄着拐杖搞了一下客厅的卫生，把妈妈住过的那间房收拾干净，铺上新被褥。之后，我又去菜市场买了排骨和冬瓜，一只板鸭，一条鲤鱼，两把小白菜。我记得谢芳小时候最爱吃的两样菜就是排骨炖冬瓜和红烧鲤鱼。我把菜洗好、切好，等谢芳一回到家里，我就可以做。

　　做完这些，我自己草草地扒了几口午饭，就一直在家里等着她。我坐在二楼的窗台前，望着窗外雾蒙蒙的天空，平时一眼能够望到的远处层林尽染的山头，被大团大团的云雾和山岚吞噬了。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打在玉兰树叶片上“吧嗒吧嗒”作响。姐姐是在一个炽热的夏夜里离家出走的，却在这样一个深秋凄冷的雨天里回家，想到这我突然伤感起来。

　　下午四点时，我收到了谢芳发来的短信，她告诉我她已经到了我们县城汽车站，正准备上回葫芦镇的班车。从县城到葫芦镇不要一个小时车程，于是我赶快洗漱，换了一件崭新茄克和一条牛仔裤，准备去车站接他们母子仨。汽车站在葫芦镇西北，我家在东南，相距最少有四里路。今天是个下雨天，我的右腿疼得锥心，走过去的话，最少要半个小时。出了院子，正好碰到一辆载客的三轮车驶过来，我拦下了它，直接坐车去了汽车站。

　　到车站的时间就还很早，我坐在候车室的塑料椅上等。葫芦镇汽车站八个月前才完工启用，崭新的，候车室是穹顶结构，空间很大，候车的乘客不多，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我时时看着手机上的时间，过了四十分钟，我起身去候车室外的停车坪，在一个蓝色停车位的雨棚下等。大约过了五分钟，一辆从县城开来的中巴车进站了。中巴车直对着我开来，在离我几乎不到两尺远的地方停下。车门打开后，里面的乘客一个个地下来，有两个人是我熟人，他们问我在等谁，我说等一个朋友。

　　人下得差不多了，还没见谢芳，我以为她不是坐的这班车，正准备转身走开时，我看到一个女人的头颅从车厢门里面探出来。她探了一下，又缩了回去，然后又才畏畏缩缩地把整个身子探出来。

　　这是一个细瘦娇小的女人，不是一般的瘦，而是瘦得有些脱形的那种瘦，脸上和身上都像是只有一张皮似的，仿佛是个常年挨饿没吃过一顿饱饭的女人。尽管她那么瘦，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是谢芳。因为她跟母亲太像了，瓜子脸，大眼睛，连头发也像，都稀少灰黄，四十岁以后的母亲就是三十二岁的姐姐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走上前去，叫了她一声：“姐姐！”

　　谢芳正把一个大旅行包从车门踏板上拖下地，她回过头看着我。显然，她没有认出我反应也很迟钝，一阵后，她才说：“你是小文弟弟吧？”接着，她看到了我的拐杖，惊讶得大叫起来：“小文你的腿受伤了吗？”

　　我平静地说：“没事，前几天摔了一跤，过几天就会好的。”

　　我没看到大鲨和二鲨下车，问谢芳她的两个孩子呢？谢芳说：“公公婆婆不准我带回来，他们怕我不回海南，生死不同意我带大鲨二鲨回来。没关系啦，下次再带他们来。”

　　我们两姐弟一人提一只旅行包的把手，往车站出口走去。这时雨下得有点大了，唰唰的雨点落在水洼处能够打起一个个水泡出来。风也很大，吹得人身上冷飕飕的。到了车站大门口，我们等出租车时，谢芳突然问我：“爸妈怎么没来？”

　　我说：“等下到家再说吧。”

　　她狐疑地说：“不对呀，你说他们耳聋，怎么自己不来，派你这个瘸子来接我。”她看到我的脸色一下子青了，捅了捅我的腰说：“小文，我叫你瘸子你不会生气吧？”

　　我说：“没事，葫芦镇人人都叫我瘸子谢，我习惯了。”

　　我真的不生气了。一开始听到谢芳叫我“瘸子”，我的心猛地沉了一下，那一刹那间特别难受。但谢芳用手那么轻轻地在我腰间一捅，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我们小时候的情景，那时我们姐弟发气，她也是那么捅我的，力量恰到好处，不痛，但有点痒，跟今天的力道一模一样。

　　这个人是我的姐姐，尽管她失踪了十多年，一见面，就找到小时候的感觉。但愿这种感觉一直能保持下去吧！我坐在出租车后座上，心里默默地祈祷。

　　谢芳坐前排副驾驶座，出租车一开动，她就转过身来对我说：“小文，我突然害怕起来，爸爸妈妈还会生我的气吗？”

　　我轻描淡写地说：“怎么会呢，他们盼了多少年，你回来他们只会高兴坏的。”

　　谢芳说：“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来接我呢？”

　　我不知道怎么给谢芳说，这时谢芳把头伸出了车窗，大声叫喊起来：“哇噻，葫芦镇这么繁华了啊，连名牌店我都看到三家了，比我们海南那个镇子还要气派。”她把头转过来对我说，“小文，你说我在这里开家店子行不行？”

　　我说：“当然可以呀。”

　　谢芳说：“可我没本钱呀，爸妈应该有钱吧，他们会资助我开店子吗？”

　　我说：“马上就到家了，回到家里再说吧。”

　　出租车开到家门口了，我们下了车。我打开院门，带着谢芳回家。一进家门，谢芳一眼就看到了墙壁上挂着用相框框着的母亲的遗像。但谢芳没有认出来那是我们的母亲。她把旅行包拖进屋里时，大声地喊：“爸妈，我回来啦！”

　　我指着墙壁上母亲的遗像说：“姐姐，你回来晚了，妈妈半年前就去世了！她寻找了你十几年，一直没有找到你，现在你回来了，你给妈妈说一声吧。”

　　谢芳一下子哭了。哭了几声后，她又问我爸爸呢？我告诉她爸爸在她离家出走后不到二十天就因公牺牲了，爸爸的墓地在广西边境的一座烈士陵园里，我都没去过一次。谢芳一下子哭得更厉害了。她抱着我的双肩，抽泣着说：“小文，我现在只有你一个亲人了。”我点了点头，说：“姐姐，你要难过，你就多哭一会儿吧。我做饭去了，哭完后你就能吃饭了。”

　　我做好饭菜，端上了桌子，看到谢芳不在客厅里，我去敲妈妈住过的那间房门，谢芳在里面声音嘶哑地说她现在不想吃饭，想睡一会儿。我告诉她饭菜放在桌上，自己想吃就热一下，然后我就上了楼。上到二楼我坐下后发现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我也没有开灯，就静静地那么坐着。说实话，此刻，我的心绪也很不平静。我一边张耳听着楼下的动静，一边想着怎样去安慰一下伤心的姐姐。

　　我这一坐起码坐了两个小时，楼下没有一点动静，谢芳一直没有起床去吃饭。客厅里也没有亮灯，如果亮灯了，应该从楼梯口那里透出来灯光。我有些不放心，用右臂架着拐杖支起身子，嘚嘚地下楼，去叫谢芳吃饭。

　　我敲响房门。谢芳披头散发，两眼惺忪地给我开了门，她哈欠连连，满嘴唇上下都是鼻涕和口水。她说她还不饿，现在还不想吃饭。我再次准备上楼时，谢芳突然拉着我的胳膊，问我：“小文，妈妈死后，她留下了遗产没有？”

　　我愣了一下，说：“有呀，这幢房子就是她的遗产。妈妈说过，你若回来了，我们姐弟一人一层。”

　　谢芳说：“我是问你妈妈留下有多少现金？”

　　我说有十万。

　　谢芳说：“妈妈是不是说也要分我一半？”

　　我说：“这个她倒是没说给你一半，说就留给我的。”

　　谢芳说：“小文，你把现金分我五万，房子我不要行不行？我现在急需要钱用。”

　　我很吃惊地望着她，问：“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再说那十万妈妈存的是定期，没满期，取不到的。”

　　谢芳有些失望起来，但她马上又说：“小文，你能不能现在给我五百块钱，我真的有急用。我需要马上买一个重要的东西回来。”

　　我从身上取出钱包，钱包里还有五百块钱，我把钱包递给她。谢芳接过去，马上返回到床边，麻利地穿好外衣外裤，急匆匆地出了房，往大门口跑去。我对谢芳的举动感到很奇怪，给她钱包时我就在想，这么晚了，她要买什么急需的东西呢，而且价位要五百，应该不是小东西。所以我一直看着她出门，站在原地没动，我要等着她回来，看看她买的是什么。我看到她打开了大门，然后她停了下来，犹豫了几秒钟，她又踅了回来，问我：“小文，我问你一个事，我好多年没回来了，镇上的人都不熟了，你晓得镇上有谁在卖……”说到这里，她突然停住了，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

　　我问：“你到底要买什么？”

　　谢芳嘴皮动了动，声音很轻地说：“你晓得有谁在卖K粉吗？”

　　我没有听懂谢芳说什么，再一次问她：“你要买什么，告诉我。”

　　谢芳说：“白粉。我回来时要坐火车，有检查，没敢带在身上。”

　　我听清了，听懂了，听明白了！我一下子晓得了谢芳为什么这么瘦骨如柴，为什么满嘴口水和鼻涕，还晓得了她很可能就没有所谓翻船死去的老公，也没有大鲨和二鲨这两个可爱的孩子。我愤怒地冲上前去，一把夺过她捏在手上的我的钱包。然后，我对着失踪了十六年之久刚刚失而复得的唯一的一个亲人，我的亲姐姐，吼道：

　　“我不晓得有谁在卖白粉，我晓得镇上的棺材铺在哪里，我这就出门，去给你订一副！”

　　于怀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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