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美国四位外长的交情

　　美国国务卿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时的主要伙伴。美国国务卿的权力比多数国家的外长要大，是美国政治架构里的第5号人物，礼宾排序仅次于总统、副总统（兼参议长）、众议长、临时参议长。

　　基辛格、奥尔布赖特、鲍威尔、赖斯这4位国务卿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我和他们有过比较多的交往。

　　基辛格：被“忽悠”去澳门

　　基辛格是美国政坛的常青树，著名的战略家。他先后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人。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是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中美严重对抗、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关键人物之一。1971年他第一次秘密访华，并于次年陪同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双方谈成著名的《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不挑战这一立场。”这一经典表述是基辛格正式提出的。2009年，一位中国台湾学者问他：“38年后，您会不会修正这个说法？”基辛格很坚决地说：“不，如果我们现在要重写公报，只会用同样的话表达同样的观点。”

　　2012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双轨高层对话会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永龙问基辛格当时是怎么想出那句话的。他说：“这不是我的发明，但我是第一个使用者。当年我和周恩来总理谈判很艰难，我讲的意见周不同意，周提的方案我不同意。我们从北京一直谈到杭州。在西湖时，我想起看过的一份材料，美国国务院两个年轻外交官提出这个表述，但被上级‘枪毙’了。我觉得这个提法也许可行，想不到提出一试，中方就接受了。”对双方来说，有关台湾问题的这个表述是最大的公约数。那天晚上，我是研讨会有关台湾议题的中方主持人，我利用同基辛格一起去洗手间的机会赞扬他在关键时刻虚心向部下学习，并说：“你看，还是毛主席说得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点头称是。

　　离开政坛之后，基辛格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并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时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充当中美之间重要的非官方渠道。

　　2009年5月，我和基辛格一起去参加澳门理工大学校庆。我原先得到的消息说，基辛格表示，李肇星去他就去。我到了澳门后才知道，有人对基辛格说：“李肇星已答应去，他希望你也去。”反正我们一起被“忽悠”去了一趟澳门。

　　演讲前，基辛格抢先向我建议，两人都把演讲费捐给四川汶川地震灾民。基辛格当时虽然已经86岁高龄，却坚持要站着发表演讲。他说：“现在站着演讲是我唯一的体育运动了。如果我坐着演讲，那就表明我的生命力不行了。”

　　在基辛格的坚持下，我和他各讲半个小时，各回答问题一刻钟，一共45分钟他都是站着说话。我在开场白中说，当基辛格博士1971年第一次来中国时，我在遥远的非洲工作，根本没想到会和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同台。我曾非常仔细地研读了基辛格参与起草的中美《上海公报》，并且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个好外交官，就必须从基辛格身上、从大洋彼岸学很多东西。

　　2009年底，基辛格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的中美关系研讨会。见到我时，基辛格来了点儿幽默。

　　他说：“李先生，你看我的眼睛。我有只眼睛动过手术，现在看不见了。”

　　我安慰他说：“是吗？我怎么看不出来？说明你的手术做得很成功。”

　　他说：“是的，手术的效果很好。我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看清东西，却得到两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是书法有改进，原来我的字只有我的秘书克里斯能认识，现在大家都能认识了。二是现在精力更集中，看问题更准确了。”

　　我忙笑着说：“那恭喜你了。”

　　有一次，国内有家电视台拍摄了有关基辛格的节目，找到基辛格请他提意见。他友好地拒绝了，很幽默地说：“相信中国朋友说的和报道的都会比我本人更好。”

　　2011年，基辛格带着他的新著《论中国》来北京。当他把这本600多页的英文书赠给我时，不无调侃地说：“李，这本书的作者并不伟大，但你要是能看完它，一定会成为伟大的读者。”

　　美国人大多坦诚、直率。和美国人打交道不能假客气，如果我说一定会读完你的大作之类的客气话，基辛格也不会相信，不如实话实说。

　　我笑着说：“我恐怕难以从头到尾读完，但会仔细阅读我关注的部分，争取当半个或四分之一个‘伟大读者’。”

　　这位“伟大的作者”听了很高兴，说他也是忙里偷闲，有选择地读书。

　　在聊天中，基辛格还问我：“李，我一辈子与无数人打过交道，你知道我当国务卿的时候与哪个国家的外长打交道吃过亏吗？”

　　我想了想反问他：“苏联外长？”

　　他说：“不是，是一个小国的外长。”

　　我说：“真想不到你这么精明的人也会吃亏。”

　　他说：“高明的外交是让自己得到最大的便宜，同时又让对方能够接受。”

　　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原因之一可能是，多年前我跟他提到他很早就提出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不管是否有苏联存在，中美关系都极为重要。

　　当时我问他：“你怎么这么有远见，那么早就预见到苏联解体？”

　　他说：“感谢你还记得我那句话，我很感动。”

　　我感激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我从常驻联合国代表任上奉调回国前，他专门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设宴为我送行，而且特意安排了“西餐中吃”，就是点西餐，但像中国宴会那样上七八道菜，还上了他不喝、只收藏的中国茅台。我说我不喝白酒，他就把餐厅老板叫来，老板说他什么酒都有。我其实什么酒也不喝，便说：我只要青岛啤酒。饭店老板耸耸肩说，没有青岛啤酒。不久，这家饭店便有了青岛啤酒。我无意中为家乡特产做了广告，也多亏基辛格博士给我提供了机会。

　　奥尔布赖特：14条领带和1条裙子

　　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后随父亲移居美国，上过大学，做过教授，后来到美国国会当过议员助手，还曾在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供职，1992年总统大选期间担任克林顿的外交顾问。克林顿上台后，奥尔布赖特受到重用，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属“内阁级大使”。

　　1996年克林顿竞选连任后，奥尔布赖特担任国务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当时被美国媒体誉为“美国最有权力的女人”。奥尔布赖特以强硬著称，伊拉克人骂她是“蛇一样的女人”。她却得意于这个称呼。有一次，她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要见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特意戴了一枚蛇形胸针。

　　1993至1995年，我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时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是奥尔布赖特。有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安理会各保持两项纪录：我是5个常任理事国代表中最年轻和唯一能说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中文的，她是学历最高的和安理会15个代表中唯一的女性。奥尔布赖特在一篇文章中风趣地写道：那一届安理会由14条领带和1条裙子组成。

　　我们交往很多，时间长了，也就很熟悉。她跟我说过一些知心话。有一次她拿出一张几个年轻人合影的老照片给我看。她说，上面一个长得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当年喜欢她，可捷克后来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她随父母来了美国，这事就黄了。还有一次她告诉我，她离婚后按照中国孔子说的，不再嫁人，而且保留夫姓。

　　那个时候，非洲的索马里发生内战。安理会讨论索马里问题的时候，多数国家主张联合国不要干预。美国不同意，摆出一大堆理由，硬是推动安理会同意派兵。最后，克林顿政府向索马里派了兵，挺一派、打一派。

　　没过多久，索马里内战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被美国人打击的一派占了上风，与美国大兵打起巷战。美军拥有很多高精尖武器，确实很厉害，但打巷战、打“麻雀战”不行。在一次战斗中，索马里武装一下子打死了18名美军士兵，还拖着他们的尸体游街示众。

　　美国老百姓从电视上看到这些画面，十分震惊，向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克林顿顶不住了，决定从索马里撤军。

　　应奥尔布赖特的要求，安理会再次讨论索马里问题。和之前出兵很有理由一样，现在美国人提出撤兵也很有理由。奥尔布赖特在会上振振有词地说：“索马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属于内部事务，应由索马里人民自己解决，任何外国都不应干涉。因此，美国政府决定从索马里撤军。”

　　她话音刚落，就有一位大使调侃说，奥尔布赖特今天搞错了，把中国大使李肇星的稿子拿去念了。大家哄堂大笑。

　　有一次，联合国开会讨论亚洲问题。这次会议是开放的，游客可以旁听，记者可以采访。朝鲜大使到会发言，讲话很长，几十分钟都没停下来。他在讲话中多次点名批评“美帝国主义”，强烈程度比较罕见。

　　全场都在静静等待着被点名批评的美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做出反应。她像是胸有成竹，又像是临阵磨枪，举手要求答辩。

　　在得到会议主席的同意后，奥尔布赖特先简要重申美方立场，然后故作严肃地说：“听了朝鲜大使阁下的发言，我感到很高兴，听到那些只有在五六十年代才能听到的话，我自己好像也回到了那个年代，觉得一下子年轻了二三十岁。朝鲜大使让我更高兴的是，今天旁听会议的人当中有我的女儿，她快临产了。要像朝鲜大使这么讲下去，可能会议还没结束，我就可以得到‘提拔’当姥姥了。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吗？”众人听罢.大笑不已。

　　担任国务卿之后，奥尔布赖特比较重视改善与朝鲜的关系，试图结束美朝之间的敌对状态。2000年她应邀访问平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朝的美国国务卿。她得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酷爱篮球，经常收看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比赛，就赠送了一件独特的礼物——美国著名球星乔丹签名的篮球。当时世界舆论普遍认为，奥尔布赖特访朝标志着美朝关系由对抗趋向缓和。

　　奥尔布赖特回国后本想着手筹备克林顿总统对朝鲜进行历史性访问。在白宫最后的日子里，克林顿却决定集中精力斡旋巴以冲突，而把朝鲜领导人邀请他访问平壤的事搁到了一边，错过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后来都后悔不已。

　　1995年5月，我离任回国。年轻同事告诉我，我走了以后，奥尔布赖特给中国外交官出了一个谜语：中国有三位男大使曾与她共过事，但与她“拥抱过”、“贴过脸”的只有一位，请猜他是谁。谜底是李肇星。原来，我到纽约赴任后，奥尔布赖特来拜会我。不知是出于西方礼节，还是为了显示友好，她在朝我走来时伸出了双臂。这时，我已经来不及想了，自然而然伸出双臂迎了上去，左右左地贴脸，友好地拥抱，然后落座交谈。

　　1997年，我与奥尔布赖特再度重逢时，好言劝她：“你荣任国务卿，我向你表示诚挚的祝贺。我们过去在联合国时是同事，现在你高升了，我为你高兴，也为你当过外交官的爸爸高兴，但希望你当国务卿后美方不要再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上搞反华提案。你们一搞提案，我们就得反对，你们又得失败，这样很伤感情。”

　　听完我的话，她不为所动，固执地说：“我知道我们会失败。但这对美国来说，是个原则问题。即使失败，我们也得搞！”

　　这就是奥尔布赖特。

　　鲍威尔：“官职常有变迁，朋友总是朋友”

　　鲍威尔出身贫苦，“美国梦”在他身上得到生动体现。他父母是牙买加移民，父亲是码头搬运工，母亲是缝纫工。鲍威尔大学毕业后参加过越南战争，指挥过海湾战争，军衔升至四星上将，登上美国军界的最高位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黑人。他涉足政界较早，担任过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后，鲍威尔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务卿。他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是一本鼓励美国年轻人奋发向上的畅销书。

　　我在美国学术界的一些朋友半开玩笑地说，美国有个怪现象：文官好战，武官好和；女官好斗，男官温柔。鲍威尔被认为属于温和派。他积极主张发展中美关系，对小布什政府内的“鹰派”起过牵制作用。

　　有一年，鲍威尔访华。在正式会谈之前，他让双方的译员和陪同都离开，和我单独说了几句话：“我们是好朋友，但两国在人权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我看，我们不必在人权问题上浪费时间，我们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讨论。但我也不能不向公众作个交代。你看这样行不行？会谈结束后，我们在记者会上就说双方就人权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阐明了各自的立场。”我说：“那好啊。”看来，美国朋友是很务实的。

　　有一次，我与鲍威尔通电话，他在家里接听。我在电话中好像听到狗叫，就问他是怎么回事。鲍威尔调侃道：“我的狗也知道是我最好的朋友来电话了，它想参加我们的讨论。”说完，鲍威尔叫着夫人的名字，让她把狗牵走。

　　还有一次，我们在柏林见面。我对鲍威尔说：“我给你打电话，要是打扰了你的家人，你多包涵啊。”他说：“没关系，不过有时你找我的时候，我在飞机上；还有的时候，我在睡梦中。记得有一次，你的部下与我的部下联系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我说：“也难怪，两国首都之间有十二三个小时（美国实行夏时制时为12个小时）的时差。”鲍威尔指着陪同会见的外交部美大司刘结一司长说：“可能是他把时差给忘了。”我马上接过话茬儿说：“没准儿是他那块美国制造的手表不准。”

　　2007年4月28日，我从外长的岗位上退下来。鲍威尔得知这一消息后，美国时间当天就给我写信。他在信中说：“这些年我们合作得很好，成了好朋友。一个人的官职常有变迁，部长会成为前部长，总统也会成为前总统，但朋友总是朋友。”

　　这段话让我很感动，我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赖斯：我们都成了“孤儿”

　　赖斯国务卿也不一般，她年轻时就在老布什政府当过高官，小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时，她是外交政策顾问。在小布什8年任期内，她先是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又出任国务卿。赖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先后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的女性。

　　赖斯从政前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拥有博士学位。她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我即将从驻美大使的岗位上奉调回国。记得第一次同她见面前，我和驻美使馆的同事还研究过如何称呼她，是叫官衔还是叫博士，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按美国人的习惯叫她“赖斯博士”。

　　2006年8月26日，赖斯国务卿给我打电话谈伊朗核问题。事情都谈完了，她冷不丁地向我抱怨中国支持委内瑞拉。她说美方刚刚获得消息，中国已经表示支持委内瑞拉竞选2007至2008年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美方对此甚感惊讶。并说美方反对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进入安理会，如这一消息属实，对美方将是一个大问题，也将给美中关系带来损害。我不知道赖斯提出此事的具体背景，但我清楚，美国人一向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不对付，却又从委内瑞拉大量进口石油，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美国人自己和委内瑞拉做生意，却对中委加强互利合作心怀不满，现在又不允许中国支持委内瑞拉进入安理会，有点儿“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味道。

　　我手头没有准备好的表态口径，就直截了当把赖斯给挡了回去：“我对国务卿女士表示的惊讶也感到‘惊讶’。委内瑞拉是联合国会员国，是美国重要贸易伙伴，委内瑞拉一半以上的原油都出口到美国。中美都与委内瑞拉保持着正常的国家关系，美国对中委之间的那点儿事不要大惊小怪。”赖斯可能觉得理亏，只好表示美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可就具体问题保持联系。

　　2005年初，赖斯国务卿访华，我要和她举行会谈。年轻的同事们忙了好长时间，为我准备了大量材料。会谈一开始，考虑到赖斯是客人，我让她先讲。她说，美中贸易严重不平衡，原因就是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现在美国政府正面临国会议员和美国民众的巨大压力，他们要求向中方施加压力，推动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升值。希望中方能理解，并采取行动。

　　我没想到她先谈起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决定反守为攻。我说：“赖斯博士，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工作都离不开政治。这没有错。但你们美国好像什么事情都政治化。这使我想起中国多年前那场没有什么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不知道你是不是熟悉中国的这段历史，当时‘四人帮’搞政治挂帅，口号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现在‘文革’那套在中国没有市场了，怎么在你们美国受到了追捧？你们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情绪化，必然会影响两国经贸合作大局。中国有许多好的东西可以学，但希望你们不要学‘四人帮’那一套，不要受‘四人帮’的影响。”

　　赖斯表示，她知道“文革”，但不了解“四人帮”。我向她作了比较通俗的介绍。我接着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你应该清楚。中国把好东西卖到你们美国，而你们美国的好东西却不肯卖给中国，这不公平，也没道理。你们不卖给我们高科技产品，只卖给我们小麦、大豆、葡萄酒。但你们美国大豆做的豆腐没有我们东北大豆做的豆腐好吃，你们加州的葡萄酒也不如我们山东的张裕葡萄酒好喝。”

　　我还说：“我们将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中国人有个特点，讲得好听一点儿是民族秉性，难听一点儿是倔脾气，对别人的压力或指手画脚一向很反感。你说你面临很大的压力，你受的压力哪有我大？你们美国才有535名国会议员，中国有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你们美国只有3亿人，我们中国有13亿。现在中国老百姓都在提意见，说中国外长对美国太客气了，我承受的压力才大呢。”

　　我当时琢磨，国家领导人还要会见赖斯，吵架的事情应该在工作层面做，领导人那儿要多谈友好、多谈合作。我劝赖斯，人民币汇率问题最好就此打住，你说得越多，越没有用；你不干预，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会“独立自主地”动起来。在后来的会见中，她果然没有再谈这个问题。

　　在欢迎宴会上，赖斯对我说，中方派了高级礼宾官去机场接她，还安排滑冰运动员和她一起滑冰，她非常高兴。她还谈到小时候并不顺利的经历。我也告诉她我小时候受的苦以及解放前我姥爷得病没钱治、姥姥后来饿死的情况。她说，这有利于她了解今天的中国。若干年后，我们作为前外交部长和前国务卿再次相聚。她告诉我，她的父母都过世了，她现在更加体会到父母当年对她有多好。我说，我有同感。我安慰她说：“我比你更早失去父母，现在我们都成了孤儿，更可以集中精力为巩固和发展中美友好多做些事情。”她点点头。

　　在和赖斯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过去没太注意的中美人民的共同点：我们都爱自己的父母，但小时候又都对父母的一些要求有过不理解。用外交套话说，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很多，孩子对父母的“关注”则少得不成比例。

　　原外交部长、驻美大使 李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