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恶魔”的女人

　　这是一种频繁出现的监狱现象：一个女人爱上一名抢劫犯、杀人犯或强奸犯，为这个铁窗之后的男人给予友谊或爱。罪犯所犯案件越出名，女人们的爱慕就越浓烈。连环杀人凶手和强奸杀人犯常常收到成堆的来信，其中不乏求婚信。

　　他想看到高墙之外的世界。这是他15年来第一次站在蓝天之下，手上没有手铐。她想尽快为他展示她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如同普通的恋人一样，在弗莱堡的德赖萨姆河边溜达，坐在咖啡馆里聊天。但她的丈夫，一个终于能够独自外出一段时间的囚犯，想在监狱围墙边走一圈，没有守卫陪伴，只有他和她。他们已经期待这一刻很多年了。那是2004年5月30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他第一次在监狱外流泪。

　　他们在监狱内相识。1989年，一家通讯社派来了一位实习生：当时约25岁的乌特·诺伊尔是个头披棕色卷发的娇小女人，充满好奇心，勇敢无畏。她来自一个学者家庭，这是她第一次来到监狱。

　　一天，一个脸部线条分明、身强力壮的金发男人站在她面前。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铁窗内度过——在孤儿院、精神病院、少管所、守卫森严的监狱。他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是一个犯下了20起入室盗窃案的亡命之徒，也是一个叛逆的囚犯，曾经爬上监狱屋顶，也曾绝食，还曾试图挟持人质越狱。要不是他的手枪出现装填故障，一名警察就殉职了。对他的最后判决是：9年半监禁和预防性拘留（通常用于高风险的犯罪份子﹐在他们被认为对社会仍有风险之前﹐不得释放）。

　　他将这一切都讲给她听。她想，他需要一个能够倾听他诉说的人。他给她写了4页信，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母亲不识字，为男人所骗，他有9个兄弟姐妹。他告诉她自己童年忍受的饥饿、孤独和残暴，缺乏关爱，以及他的绝望，问她能否过来看望他。她答应了。她阅读了他的资料，对他的悲惨遭遇非常愤怒，让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妹妹。后来他又试图越狱，失败后想自杀，把一个塑料袋蒙在头上。在他陷入昏迷时，她体会到自己对他的挂念。

　　在第一次见面5年后，他们如同每四周的周末一样在会见室相对而坐。穿着破旧监狱服的他说：“我好想握住你的手。”1996年，乌特·诺伊尔在狱中和马尔汀结婚，他们还从未在自由的环境中见面，但是他已经成为她最信任的人。一位工作人员问：“您在外面难道找不到丈夫吗？”“能，”她回答，“但是找不到我爱的人。”

　　结婚8年之后，他们终于能够绕着监狱散步，交谈，大笑，互相拥抱。他们还去了一家小饭店，然后是一座教堂。他和她不同，不是个虔诚的教徒，但是这一天，他想点燃一根蜡烛祈祷。6个小时后，乌特·诺伊尔必须交回丈夫，外出散步的时间结束了。

　　那是2004年5月，一个年轻漂亮的艺术历史学家和一个到那时为止令所有试图帮助他的人失望的重刑犯之间发生的令人完全不可想象的爱情故事。

　　“恶魔”的爱情

　　一个女人恰恰爱上了一名罪犯，为这个铁窗后的男人付出友谊或爱情——这种现象出现在几乎所有监狱中。罪犯所犯案件越有名，女人们的爱慕就越浓烈。很多人给挪威连环杀人案凶手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因强奸和残暴的谋杀而被判刑的连环强奸案犯弗兰克·施默克尔和迪特尔·楚尔维姆所在的监狱也收到了成堆的来信，其中不乏求婚信。

　　公开这样一种关系可能会引发不解、愤怒甚至鄙视。因此在这里讲述自己故事的所有女人都用了化名。这样的关系有多少结束于监狱中，能维持多长时间——对此没有确切数据。记者伊丽莎白·普菲斯特尔曾出版了一本名为《当女人爱上罪犯》的书，里面举出了一些相关实例，但还没有人以爱上罪犯的女人为对象进行科学研究。

　　对于男囚犯而言，恋爱关系是对无聊监狱生活的一种调节。有些人希望借此获得新生，或是为提前释放争取加分——在此过程中，和外界的社交联系非常有益。显然，男人们有很好的理由寻找这样的关系。但是，女人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呢？

　　1990年，尤西和绑架犯迪特尔·德高夫斯基结婚，一年后在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时说：“我感到我被丈夫所需要。我和他说话时，他会仔细倾听。我很安全，因为他不会强奸我，也不会欺骗或是离开我。”而现在他们已经离婚了。

　　雷姆沙伊德市监狱的监狱长卡提亚·格拉夫维克知道很多这样的故事，也认识不少这样的女人。“一般来说，她们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上，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很多受过良好教育，”格拉夫维克说，“大部分都有固定工作和孩子。”

　　一个在监狱坐牢的男人不能突然出现在她门前。她可以选择去看他，也可以不去。她有她的世界、钱和自由，而他依赖她。她掌控一切，而且在他面前很安全，毕竟他在铁窗之后。

　　但是2010年，在格拉夫维克工作的监狱中，一个囚犯在夫妻探视房中杀死了一个女人，她在他坐牢期间和他恋爱，本想离开他。这是唯一流传开来的悲剧，它和几乎所有这种类型的爱情故事一样，开始于一则征婚广告。

　　他们大部分都在网上相识，例如在专门发布犯人相亲广告的网站jailmail.de上：格尔哈特写道，他喜欢“做饭、写作、旅行、逛博物馆”；汤姆表示，他热爱“钓鱼和享受日落”；彦斯将自己描述为“忠实的倾听者，非常浪漫的人”。没有人会在这里坦白，他为何坐牢，要坐多久。

　　“一个正在服刑的男人无法隐瞒自己的弱点，”格拉夫维克说：“他的失败所有人都有目共睹。也正因如此，可以很轻易就此打开话匣，让人产生亲近感。”很多人在监狱中学会了分享自己的部分经历，他们的信件中充满细心、敏感的字句。“这些男人了解自己的阴暗面，这让很多女人感到满意。”

　　笔友

　　“昨天晚上我又长久无眠，思绪又飞到了你的身边，脑袋中充满了浪漫，内心满是无法实现的渴望。我感到无比激动，在爱中沉醉。我把你的信拿在手中越多次，这种感觉就越强烈……”阿妮塔·巴德尔笑着说：“是的，他的信写得不错，那位施密茨先生。”她从没想到，一个男人能用文字在她心中点燃如此明亮的爱之火，而那时她还从未见过他。

　　巴德尔家里的墙上挂着孩子和孙子女的照片，以及一张油画，里面是夕阳中的一只长颈鹿。她已不再年轻，但身材苗条，是个理智、幽默、能干的女人。她的婚姻失败了，前夫酗酒之后打她，如同她的父亲打她的母亲一样。

　　和施密茨先生——如今她这样称呼他——的关系，开始于两年前。她坐在沙发上上网，Jailmail.de上的一则以“你好，女士”开头的征友启事引起了她的注意。

　　两人开始联系，他的信总是那么浪漫而动人。他想知道“你的爱好是什么？”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问过她这个问题，她写信告诉她自己的性幻想，而他也告诉她他的。这是一种全新的经历。她后来才想起来，她的私密信件可能会被监狱的官员阅读。

　　他的字写得很漂亮，还会画小花和爱心，说他被判了14年。“我从没问过他为何被判刑。”巴德尔女士说，“他说他不是恋童癖，也不是毒贩子。他攻击了自己的同事，是因为他需要为女儿的眼睛手术筹钱，她可能马上就要瞎了。”

　　晚上，她的电话总会响起一次：“你好，我是阿尔诺。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而他的声音让她触电，有点沙哑，柔和的黑森口音。5分钟后他就得挂电话了。他写道：“我很想告诉你，我爱你，但是爱这个字应该在一个更好的场合说出来，而不是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但是你梦想从我口中听到的一切，我都已经在我的梦中对你说过了。”

　　她为两个人的未来打算着，尽管她还从未见过他。获得了第一次探监的机会后，她如同少女一般高兴。接下来，他们有机会进行更长时间的探视，可以在夫妻探视房中待3个小时。但是那时阿妮塔·巴德尔病了，会面取消了。

　　施密茨先生对此非常生气。他让她知道，他没有时间，压力很大，工作很多。“是的，我想：在监狱里，他工作很多！”不久施密茨先生停止了写信。两人的关系结束了。阿妮塔·巴德尔很痛苦，直到她偶然得知：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收到他所写的画有小花的信件的人。

　　3种爱上“恶魔”的女人

　　传奇的妓女谋杀案凶手杰克·安特威格曾给奥地利精神病医生莱因哈特·哈勒展示他前一天收到的42封来信。“所有的信中都说，她们对他无限崇拜，爱他，想拯救他，支持他。”哈勒回忆道，“在寄信者中，还有一位法学家、一个城堡剧院的演员和一名修女。”

　　哈勒调查了400多名凶手和暴徒，将和这些男人恋爱的女人分为3种。

　　第一种：拯救者。她们将自己视为故事中的女英雄。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女人无条件支持一个男人，哪怕其他所有人都蔑视他，她仍然相信这个男人的高贵灵魂和他们爱情的拯救力量。

　　第二种：灵魂研究者。她们想见识一下恶之灵魂，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她们自己灵魂的深渊中可能隐藏的罪恶。

　　第三种女人有个古老的动机。“她们认为谋杀是男性特征的一部分，意味着强大、保护和安全，并具有性吸引力。”哈勒说。此外，很多重刑犯都拥有精神变态者的阴险的魅力。他们是知道如何讨好女性的心理学大师。

　　在几乎所有关系中，女人都否认男人的罪行或认为其微不足道。“他是无罪的”，“他只是结交了错误的朋友”，“法官不喜欢他”，“受害人激怒了他”，诸如此类。还有一个可以想象的模式：她们将自己和某个自己实际上害怕的人等同起来，以战胜自身的恐惧。

　　这些女人中很多儿时有被虐待的经历或是其父亲酗酒、爱打孩子。哈勒表示，在和犯人恋爱的过程中，她不再是无助的受害者，而是掌控者。这个暴力的男人会给她爱和尊重，她借此来治愈自己的旧伤痕。

　　失败的关系

　　托比离开时，索尼娅·兰格买了一台碎纸机，毁掉了他的信件，装满了好几个垃圾桶。

　　如今说到他的时候，她的声音非常冷酷：“每个人都应该有第二次机会，而他浪费掉了他的。因此他必须离开。”他还在牢中时，她的评价则截然不同：“我在征友广告中看到了他的照片，那时我想他肯定是个非常可爱、忠诚的男人，是我理想中男友的样子。”

　　那就是托比。他们年龄相仿，都是30多岁。有时她会一天给他写10页信，有时40页。他也每天都给她写信。她给他寄了自己的照片——一个有着顺直黑发的魅力女人，写自己12岁的女儿、13岁的儿子和一家人在一栋租来小房子中的生活，也写自己担任一家折扣店分店经理的工作。

　　在交换了几百封信后，她为他列举，哪些罪行是她无法接受的：“虐待、猥亵儿童，谋杀，这两者绝对不可以。实际上还有强奸，因为我自己就是受害者。”她的第一个男友强迫她发生了关系，她的父亲也曾猥亵她。托比回答，他想在她第一次来看他时，私下和她说，他做了什么。

　　那一天，她因激动而难受，她还从来没进过监狱。“然后他进来了，高大瘦削，金发碧眼。我觉得他非常性感，穿着一件蓝色的羊毛衫，肌肉若隐若现。就在那一刻，爱的火花点燃了。他也一样。”

　　她坐在探视桌边，他流着泪向她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酒精的影响下，他在一周之内强奸了两个女人，分别在森林里和一家加油站的里屋。她感到非常意外，瞬间有些不知所措，但是她回答：“好在你的罪行是在喝醉时犯下的。”他承诺再也不沾一滴酒。那之后他们就在一起了。她读了他的判决书，发现那实际上“根本不算真正的强奸”，因为“女人们并没有拼命反抗”。

　　她每两周来看他一次，带着孩子。她想和托比生活，但是不愿意进入能发生性关系的夫妻探视房，而托比也是个浪漫主义者，他们互相抚摸、拥抱。“这是纯粹的爱情，和暴力无关。”每次离开时，她都能看到他眼里的泪水。

　　他写道：他出去后会娶她，和她再生一个孩子，去郊游，看电影，做饭，晚上在公园里铺张毯子，躺着看星星。其他人问起时，她撒谎说，她的男友总是出差。她告诉自己的母亲：“妈妈，我找到了理想的男人，在监狱里。”母亲几乎把手中的听筒掉落在地，但仍花钱请了一位律师，助他提前出狱。律师提出申请，说托比现在是有家庭的人了，出狱后有个落脚处。但是监狱把托比关到了7年刑期的最后一天，没有提前释放。

　　在离他释放还有两周时，一男一女两位刑警来到她家。“他们想知道，我是谁，是否知道他做了什么。”然后她就可以去接她的白马王子了。

　　然而半年后，索尼娅·兰格又恢复了单身。托比在她那里住了4个月。“只有最初两周很好。”他每周都必须向警局报告，接受酒精测试。她有看守的电话。“如果发生了什么，他们马上就会把他接进监狱。”

　　孩子们也很高兴认识托比，但是他只知道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们从来没有进过电影院，或是公园，他也从来没有做过饭。如同在监狱中一样，他习惯于有人为自己服务。他找她要钱买烟，直到几乎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败光了。“我把最后一点钱给他，让他为孩子买面包。但是他带着烟回了家。我说：那我的孩子们吃什么？他说：不知道。那时我真的绝望得不抱任何希望了。两天后他又开始了。我说：‘够了，你走吧，把我的钥匙和手机还给我，否则我就叫警察。’”她不想毁掉自己的生活，更不想毁掉孩子的。

　　只有她和他

　　在莱普州的迪茨市监狱，犯人一年有一个周末可以在外面度过，例如在一个古老的修道院中。男人们从监狱出发乘坐公交车，他们的伴侣则来自各个地方。目前提供这种服务的监狱还很少。人们对这些女人抱有拒绝或漠视的态度，担心她们的安全。在她们第一次进入夫妻探视房或第一次让犯人进入家里之前，警察会找她们谈话。

　　在有几百位长期服刑囚犯的迪茨市，平均每年有5-6对夫妻结婚，其中很多女人都是在丈夫坐牢期间才第一次认识他的。施维特镇监狱决定将囚犯的恋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小组；在韦尔市，监狱提供心灵服务的牧师开设所谓的婚姻讨论课；在弗莱堡市，囚犯的伴侣和家人可以获得疗法方面的建议。如今，重返社会是刑罚的最高目标，对此没有什么比一段有前景的恋爱关系帮助更大。

　　乌特·诺伊尔下班回家时，她的丈夫已经采购完毕，做好了家务。一切都干净利落，有条不紊。她精疲力尽时，他会为她按摩足底，早上他会做麦片，简直是个完美的居家好男人。这个下午，马尔汀·诺伊尔铺好咖啡桌，放好蛋糕，拿起一个相册，把磁带录音机从柜子里拿出来。

　　在5年的预防性拘留之后，他慢慢恢复了自由。诺伊尔夫妇在监狱接受了多年伴侣治疗，马尔汀出狱后他们还继续接受治疗。那时他已经和她住在一起了。他把自己的房间布置得如同他的牢房：只有床、桌子和书架。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

　　“如果没有妻子的帮助，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马尔汀说，“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帮助，我们也无法做到。”乌特宣布要嫁给马尔汀时，她的父母最初无比震惊，但是他们接受了她的选择。她的父亲临终时，躺在床上请求他的女婿好好照顾乌特。“对此我直到今天都很感激他。”马尔汀说。

　　他的养父母、一位女伴侣治疗师、一位监狱牧师、一个马尔汀自儿时就认识并一直保持联系的修女——“他们都给了我们勇气。”乌特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参加了他们在监狱中举行的婚礼。马尔汀放入录音磁带，重温当时的场景：管风琴奏响结婚进行曲，囚犯合唱团在吉他的伴奏下歌唱：“被好的力量完美庇护……” 马尔汀轻声跟唱，眼睛里闪着光。不久，婚礼参与者们念起主祷文：“将我们从罪恶中解放出来……”

　　乌特翻动着相册。她穿着一件白色长裙，如同童话中的仙女一般，他西装笔挺。他的花束来自相邻牢房的“红军派”（RAF）恐怖分子克里斯提安·克拉尔。“他每周都能收到女仰慕者送来的花。”马尔汀回忆道。在切婚礼蛋糕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站在新婚夫妻背后、留着长胡子的著名妇女谋杀犯海因里希·珀梅伦科。5点整，囚犯马尔汀又要回到牢房了。“婚礼后我一个人坐在房中，”诺伊尔女士说，“听着磁带，嚎啕大哭。”

　　“我很佩服我的妻子，”诺伊尔先生说，“她有勇气和毅力参与我的命运，而我除了监狱生活什么都不能给她。”但乌特·诺伊尔不这样认为。她的丈夫不仅在监狱中读了很多书，如今还在业余大学上关于尼采和波普尔的课。“他性格中隐藏的叛逆和野性仍然吸引着我，”她说，“我觉得身边很多男人都很无聊，而他不是这样的人。”

　　有时，在监狱中比在外面甚至更好。“我有时会很想念探监的日子。”诺伊尔女士说。因为这意味着：没有电话、收音机、电视，也没有酒精，只有她和他。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贝阿特·拉科塔、伊丽莎白·普菲斯特尔/文 连雨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