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早期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记17世纪波兰来华传教士卜弥格

　　15世纪末期，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展开了世界文明交流的新纪元。在西方对南北美洲进行野蛮扩张的同时，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分别从印度洋和太平洋进入中国海，面对大明帝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无法采取他们在非洲和南北美洲野蛮扩张的模式；而以利玛窦（Matteo Ricci）等为代表的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则采取了“合儒易佛”和文化适应的政策，这种求同存异的态度，促成了中国和欧洲文明的第一次全面的文化交流，拉开了“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序幕。此时，东西两大文明间展开的这种平等对话和交流在人类历史上实属少见。著名荷兰汉学家许理和（ErikZürcher）认为，这是“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

　　在“中学西传”的历程中，有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他就是西方早期最杰出的传教士、汉学家之一、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的奠基者之一——波兰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卜弥格家世显赫，祖父是波兰国王的秘书，父亲担任宫廷御医。他天资聪慧，从耶稣会大学毕业后，立志前往远东传教。在教皇乌尔班八世的祝福下，卜弥格于1644年抵达澳门，被派往海南岛传教。后经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推荐进入南明永历朝廷，受到永历帝和司礼太监庞天寿的友好接待，并被授予官职。1648年，南明朝廷为获得教皇和欧洲各国的军事援助，委派卜弥格以南明王特使身份出使欧洲，携带烈纳皇太后及庞天寿写给教皇和耶稣会总会长的信函和礼物，希望支持南明王朝反清复明。这是中华帝国首次和西方进行的正式外交活动。卜弥格于1651年启程前往欧洲，经过三年多的外交游说，1655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在罗马接见了卜弥格，转交给南明皇帝的信函，随即卜弥格动身从里斯本搭船返回中国。1658年夏秋之交，卜弥格抵达东京（河内）后，由于旅途劳累，身患重病，但他仍不忘使命，坚持返华之旅，希望从广西或云南入境，追随西逃的永历帝。最后于1659年8月22日在越南与中国的边境线上去世，终年47岁。

　　在卜弥格47年短暂的一生中，他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历史、政治、语言、文化、地理、物产、风俗、医学等，并在一些方面颇具开创性，撰写了一系列至今仍有很高科学价值的著作，影响深远。卜弥格在植物、医药、自然科学方面展现了非凡的天赋和才能，在向欧洲介绍中国科学文化方面做出过伟大贡献，不仅使西方进一步了解东方，更对后世的汉学家们影响颇深，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他的研究对于16到18世纪中国文化西传欧洲而言意义重大，也直接影响了欧洲专业汉学的兴起和思想文化的变迁。从他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卜弥格在这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源于其对中国的热爱，他曾说：“这整个中国的土地是多么美好，那里的大自然比任何地方都要慷慨和大方。”心怀华土，肩负中西文化交流，卜弥格付出了他的毕生精力甚至生命的代价。

　　卜弥格的手稿及画作在他去世后，陆续送到欧洲，有的以他的名义发表，有的被人剽窃、改编和冒名顶替，有的至今仍深藏在一些图书馆或档案馆中。不管怎样，作为欧洲研究中国和中学西传的先驱者，卜弥格在欧洲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他的学术成就对后世的影响都是举世公认的。简而言之，他的汉学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绘制了精美准确的《中国地图册》，推动中国地理知识的西传；

　　（2）发表了欧洲第一部论述远东自然物种的《中国植物志》，推动中国自然科学知识的西传；

　　（3）最早向欧洲介绍中医和中药，推动中国医学知识的西传；

　　（4）全文复制并翻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推动中国语言文字的西传。

　　一、卜弥格对中国地理知识西传的贡献

　　最早绘制中国地图的是与利玛窦同时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他的《中国地图集》（Atlante Della Cina）原藏于罗马国家图书馆，1987年才被人发现，1993年整理出版。罗明坚地图集包括28幅地图，有些是草图，但有些绘制得很精细。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地图方面，罗明坚之后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卜弥格。卜弥格的地图集全名是《大契丹就是丝国和中华帝国，十五个王国，十八张地图》（简称《中国地图册》），1792年被梵蒂冈图书馆收藏，没有公开出版，他在地图中使用中文署名，所以直到20世纪才被伯希和（Paul Pelliot）判定为卜弥格所绘。即便以当代的技术标准来看，卜弥格的中国全图在准确性上都毫不逊色，详尽程度超越了同期的其他传教士的地图。

　　卜弥格的地图和罗明坚的地图一样，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也是西方中国地图绘制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16世纪以来，西方往往以马可·波罗的路线图作为了解中国地理知识的重要参考，很长时间以来，在马可·波罗的影响下，西方人都认为契丹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地区。卜弥格根据自己的考察与知识，考证、修正了《马可·波罗游记》中涉及的诸多地名，比如他纠正了马可·波罗对中国南方地区的称呼“蛮子国”，并厘清了“大契丹”“丝国”“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概念。从卜弥格地图册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地理学范畴做了明确的界定，力证契丹就是古希腊罗马文献中提到的丝国，也就是中国，推进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地理认识。

　　《中国地图册》包含15张当时中国的行省图，一张中国全图，一张海南岛图，一张辽东地图。除了绘制各省地图外，还从10个方面对中国的人文地理做了介绍，包括：中国人的起源、中国的地理位置、中国的名称以及中国和契丹的关系、中国的皇帝和政治制度、经济贸易、宗教信仰等情况，还配有不少有关中国服装和人们生活场景的插图。地图集色彩鲜艳，插图丰富，体现了卜弥格的绘画技巧，实为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品。从这个意义来说，卜弥格不仅将中国的地理知识介绍给西方，还进一步补充并细化了前辈传教士收集整理的有关中国的人文知识，推动了早期“中学西传”的进展，对欧洲中国形象的树立奠定了一个基础。

　　二、卜弥格对中国动植物知识西传的贡献

　　卜弥格在海南岛传教期间，收集了大量中国动植物和中国地理环境的素材，这为他写作《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做了充足的准备。该书于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是卜弥格生前唯一的出版物，共75页。这是来华传教士中第一本关于中国植物的专著，它不仅开启了传教士汉学研究的新方向，也为后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自然状况的调查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该书介绍了椰子、槟榔、番木瓜、腰果、荔枝、芒果、柿子、榴莲、胡椒、桂皮、大黄、茯苓、野鸡、麝、豹、海马和蚺蛇等三十余种主要生长在中国热带地区的动植物的特性和产地，附有27张手绘彩色插图，每幅图均标注有中文名称及注音。

　　这本书内容精炼，插图精美，作为西方第一部中国植物志，在欧洲引起了很大反响，是西方对中国植物认知的第一步。书中对中国动植物的介绍和插图，成为欧洲近一百年来所了解的关于中国动植物的唯一资料。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中记录了5938种植物，包括中国植物37种；而卜弥格在1656年就已经记载了东亚及东南亚植物22种，实属不易。在卜弥格的影响下，后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也撰写了许多涉及植物学的论文，并积极采集中国植物标本、种子，寄送至欧洲。卜弥格的工作为其他传教士对中国植物学的研究起到了铺垫的作用，指引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三、卜弥格与中医中药的西传

　　出生医生世家的卜弥格虽然选择了神学，但对医学一直有所涉猎。他的父亲曾经担任波兰国王御医，受到家庭的影响，卜弥格阅读过不少医学书籍，这在其著作的前言中有所提及。到中国后，他又对异域的中国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将中医介绍到西方的过程中，卜弥格不仅扮演了翻译的角色，还将个人兴趣与家学结合起来。他是第一位向西方介绍《黄帝内经》的人，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黄帝内经》的基本内容及其哲学基础：天人相应和阴阳五行说。

　　作为欧洲最早从事中医研究的学者，卜弥格在介绍中国医学时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他很重视王叔和的《脉经》，现存的《脉经》只有文字没有图解，卜弥格在译介时绘制了不少望脉的图解。在介绍中医的舌诊时，他又绘制了36副图，保留下了明代的舌诊图解，其价值还有待中国医学史专家论证。此外，卜弥格在论文《对作者王叔和脉诊医病的说明》中，分两部分介绍了“七种外脉的治疗方法”及“八根内脉的治疗方法”。对于《脉经》①中所提到的24种脉象，卜弥格提到了15种，并列出每一种脉象所对应的药方。

　　卜弥格还第一次大规模地将中草药介绍至欧洲，在他的文章《中国人用于医疗的简单药》中介绍了共计289种中草药，而其中91种曾出现于《神农本草经》，卜弥格将每味中药都配有中文和拉丁文，并表明药效。

　　四、卜弥格对中国语言文字西传的贡献

　　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是欧洲17世纪著名的学者，被称为“最后一个文艺复兴人物”。他于1667年出版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奠定了其在西方早期汉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中国图说》对中国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给当时的欧洲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东方与中国的大门。基歇尔在罗马结识了卜弥格，俩人长期通信，成为终生的挚友。卜弥格作为南明王朝特使出使欧洲期间，也曾与基歇尔见面，提供给他很多中国的文献资料。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详细介绍了卜弥格的汉学成就。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唐德宗建中二年所制，详述唐初基督教的一支景教经波斯而传入中国，且盛极一时的情况。1625年在西安出土，轰动教内外，被视为圣物，原碑现藏西安碑林。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52年返欧时已将大秦景教碑的拓本带到了罗马，但在公开出版物中从未公布过碑文的中文全文。卜弥格到罗马后，他将手写的带有全部拉丁字母注音的大秦景教碑文交给了基歇尔，随后基歇尔将这份材料全文发表在《中国图说》中，这是在17世纪欧洲第一次公布西安大秦景教碑的全部中文内容，从字音、字义、释义三方面解读了大秦景教碑。卜弥格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逐字注音、逐字释义、内容解释，将碑文的中文和拉丁文注音及释义用编号来一一对应，这很可能是在欧洲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中拉对照注音和释义的词典雏形。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曾说，卜弥格的这个碑文全文是迄今为止欧洲刊行的最长汉文文献，非深通汉文者不足以辨之。碑文中的汉字和注音对当时欧洲人了解和认识中文产生了长期影响。

　　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交流比政治交流更久远，比经济交流更深刻。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许多人物和事件都会变成历史，但文化却永远存在，历久弥新。异域文化的交流需要使者，17世纪来华的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便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先行者，他既是欧洲来华传教士，又是南明永历王朝的使臣，还是中国与罗马教廷之间最早的外交官。他第一次将中国医药、中国植物介绍到西方，在向欧洲介绍中国文明方面贡献巨大，对欧洲汉学研究的创立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历史的尘埃遮掩了这位伟大的文化使者的面容，在他跋涉千里，心怀中华，纵横历史的印记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和波兰、中国和欧洲久远而伟大的友谊。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发展，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当中国重新崛起，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之际，当“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展现在世人面前之际，中国将打破世界历史上新型大国崛起的常规之路，探索一条以中国文化为底蕴的文明互鉴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人将开始摆脱晚清悲情，珍视自己伟大的文化传统，以全球化的眼光重新理解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重温这位往返中西之间先行者卜弥格的事迹与成就，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理解中西文化之间多彩的过去，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开启文明互鉴的伟大新时代。

　　「注释」

　　①《脉经》是公元三世纪魏晋时王叔和撰写的一部古代汉族医学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分别讨论了二十四种病脉体象、脉理、诊脉法。

　　李真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