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市场与电影人才

　　现在的中国电影业和前几年的中国足球颇有几分神似：赛事不断、商业价值翻番、各种“操作”手段翻新，可回首看，能传世的作品和能称得上“伟大”的球员寥寥。

　　作为创意产业的电影，说到根上，还是靠人的才智。有此感触是因为近几年每年春节前后都会有一些业内知名人士的职位变动消息传出——这一方面可以解释为行业繁荣所带来的强大需求所致；另一方面则与中国电影行业这些年发展的特殊性有关。

　　回顾历史，在新中国的前50多年里，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做电影的”，那他要么是电影院的、要么是某一级电影发行公司的、要么就是某制片厂的。到了现在，如果再说是“做电影的”，则有更多的可能，大体可以分成：1、做直接接触电影的相关工作的（也就是过去意义上的“电影人”）；2、做电影公司的；3、拿电影说事的某种生意人。

　　看上去，“做电影公司的”和“做电影的”没太大差别，就好像以前的制片厂厂长不少也同时还是不错的导演、制片人。但现在不少“电影公司”最大的商品并不是所投资或参与的电影，而是公司自己——也就是说，当其被收购、兼并时候的估值。进而，任何能够影响估值的因素都成为这类“电影公司”老板们专注拼凑的条件，当然著名的电影人会是其中的有利条件之一。但我们目前在此类“电影公司”中最常见到的却是某些明星的持股，导演制片人持股的相对少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电影业外，明星的知名度对于炒作公司有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少“电影公司”的老板对于电影制作、发行大都是外行，还停留在认为明星是决定电影成败的水平上。

　　相比之下，那些“拿电影说事的生意人”就更复杂，涉及的行业也更广泛。记得某界上海电影节论坛上几位华语区老中青导演谈到这些年遇到的投资人，从早期的煤老板、到后来的房地产商、再到各类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倘若这些投资人涉足于电影的目的只是看重一部电影的投资回报率，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会去尊重电影的创作规律、技术标准和观众需求。但是，正如这几年来层出不穷的各种“思维”“主义”所暴露出的动机所示，越到后来的投资者涉足电影业的目的越复杂，或者说离电影的本体越远，当然也就更不需要去尊重和了解做好一部电影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和人才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多数单纯的电影人确实很难判断一家公司、一个合作方所说的“做电影”是否与自己的内涵、外延都一致。不同则散，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分分合合。

　　放眼大洋另一端的美国，公认的电影工业强国，同时也是全世界享受到最多人才红利的国家——战乱中逃离欧洲的犹太人中不只有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也有后来成为好莱坞大佬、导演及各门类电影先锋的艺术家们。电影史上的大师如希区柯克、波兰斯基、詹姆斯·卡梅隆、彼得·杰克逊、吕克·贝松、李安等都不是美国人，可谁也不能否认他们对美国电影产业的贡献和影响。

　　反观如今热火的中国电影业，真正有竞争力、有吸引力的是什么？客观地说，只有庞大的人口数量所提供的市场空间。“有钱”并不是持久的优势，因为资金永远是趋利的、流动的，可以持续保证电影品质和标准的只有人才，而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是体制和平台。现在的中国电影业和前几年的中国足球颇有几分神似：赛事不断、商业价值翻番、各种“操作”手段翻新，可回首看，能传世的作品和能称得上“伟大”的球员寥寥。

　　居安思危，诚心希望中国电影业能抓住市场兴旺、投资充裕的时机，历练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培植沃土滋养人才。

　　韩小凌

　　电影制片人、发行人，曾任太合影业总经理，现任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