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红了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于建嵘,讲课,走红
- 发布时间:2011-03-11 14:34
画家村里的大活宝
于建嵘把家安在北京城东郊。大清早从京城最繁华的中央商务区上高速，一路向东疾驰。到北京最著名的画家村宋庄小堡，已是日上三竿。
“村委会往西两百米，门口有木头架子，那就是我家。”于建嵘一天要接无数个要来他家拜访的电话，他总是说：“好，好，我在家里，你过来吧！”
于是学生、记者、朋友，还有一拨拨的上访者，都一股脑儿集结在这个农家院的客厅里。屋里的人越来越多，互不相识的人们友善而小心地打着招呼，这里就像一个大沙龙。
于建嵘对每一个来访者说：“每人来吃一个橙子——只能吃一个，多了没有！”
在温度已经降到零下的北京郊区，冰冷坚硬的橙子算不上是一种友好食物。并非主人待客不诚，只是于建嵘就不是个精细人。他元气饱满，一口喜庆的湖南普通话，与人拍肩大声谈笑。他讨厌花里胡哨、精挑细选，看中一款衬衫就买好几件换着穿，所以他看起来像是永远没换衬衫。夏天时，他端着饭碗溜达出门，找块石头一坐大口咂吧起来，管他人来人往。村里人有的说他是北京病退的老师，有的说是一下岗工人，没钱只得住郊区，于是他有了许多村民朋友。
六岁到14岁，于建嵘经历了八年的“黑人”流浪生活。因在“文革”中家庭受到冲击，他没读过小学，饥一顿饱一顿扛过了童年。1979年，他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与一群好读书的朋友思考“中国怎样改革”之类的问题。毕业分配到《衡阳日报》，1987年“反自由化”时离职当律师。靠着打经济官司，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万。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认为200万管一辈子已经足够。直到现在，他仍把自己的律师资格证摆放在家里。他放弃了律师职业，在各大高校游学拜师。1997年，于建嵘考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的博士生。他的目光慢慢聚集到对信访制度和农民维权抗争的研究上。他重走当年毛泽东湖南农村考察的路线，在田间地头做苦行僧式的田野调查。“我们搞法律的人喜欢做记录。那时候没有微博，要有微博的话我天天发微博。”于建嵘说，自己在农村行走的那几年，“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中国”。
七年前，于建嵘跟几个朋友跑到宋庄玩，遇到一正在做饭的画家。他看那人穷困潦倒，心生悲悯。旁人却说这位艺术家是千万富翁，他不信。上前一问，人家坦然：千万富翁倒是真的，来此地只为艺术理想。画家说，小堡是先锋艺术的前沿阵地，“一走进这个村，就像戴上红军八角帽，手握钢枪要冲锋了”，说完泪流满面。
于建嵘见不得人落泪，他一阵激动：这种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生活，不正是我追求、寻找的么？便急问附近是否还有小院出售。找到附近一画家刚搬走的院子，房主见他入手心切，便开出12万多的天价，于建嵘二话不说，当场拟定协议，同房主到银行里转款，交房，立马成为小堡村居民。
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张鸣来于建嵘家做客，看到于跟从乡长村长到扫地的大嫂所有的小堡人都熟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大妈们，一见到于建嵘，就像打了吗啡一样，立即兴奋起来，围过来嘻嘻哈哈。”回去后他撰文写道：“连村里的狗，见到他都撒欢。他开着那漂亮的现代越野车在村里一过，就有狗蹿过来，恨不得钻进来跟他亲热。”
每到周末，同住宋庄的侯志辉都过来给于建嵘帮忙。他是一家网站的商务拓展总监，通过微博成为于建嵘的粉丝。他说：“于老师让人最敬佩的地方在于：他真正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并发现潜藏在民间的那种鲜活的经验和大智慧。”
于建嵘似乎天生擅长与人打交道。他嘻嘻哈哈，没有学者架子，甚至跟上访者有一搭没一搭地开玩笑，悲戚愁苦的人们常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上访者一拨拨过来找他，是因为于建嵘出名了，“他讲实话，公正，最起码不掺假”。一位来自南京的徐姓上访者说，他们希望于建嵘能帮他们把家乡的拆迁问题曝光。老于记下每个人的资料，然后让他们对着摄像机讲述自己的故事。把上访者送出门，他总是安抚他们说，那些人太可恶，他们会有报应的。
上访者带过来的材料，都被他收入客厅旁边的一间“黑材料”房。那里满满两排靠墙的书柜，是按地区归档的群众举报信，覆盖全国2860个县。
镇住那些当官的
最近一年他突然红了起来。于建嵘在全国各地开讲座，那些“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大课，为他赢得喝彩无数。他讲“刚性稳定”的危险，讲“万恶的信访制度”，还讲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拆迁的隐患。他说：你们用的那几招，我都知道。“销号”，截访，我还知道你们怎么抓人。台下嘿嘿笑。讲到动情处，他大手一挥：“你们今天要记住了，不要强拆，否则会有报应的。”
台下发出几声自我解嘲的鼻息，旋即沉默。于建嵘拿起话筒往台上一站，那些开了一辈子会，习惯了伸胳膊抖腿打瞌睡的官员都被他镇住，他们如小学生般专注投入，露出被点破心思的笑容。
至少在听完之后，干部们觉得听于建嵘的课是“值得的”。一位来自山东的乡干部说，痛快，说的都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他算是讲到我们心里去了。一个老太太会后一边追着于建嵘签名，一边愤愤地说：要让人民觉醒！
于建嵘在清华大学给湖南省一个中青年干部班讲课。讲到中途，一位负责拆迁的领导给家乡副手打电话，告知立即停止强拆，哪怕不升迁。另一位法院副院长课后当众表态，请老师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老百姓放在心中，依法办事！
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自然让于建嵘喜上眉梢，他回到家里即把以上两幕发到微博。微博是于建嵘在2010年找到的新武器。作为一个对话语权有如饥渴般诉求的人而言，微博给了他一个24小时开通的话筒。开博三天，他发了近一百条微博。那是一个看不到观众的大讲台，于建嵘把他这些年想说的话一股脑全倒出来了。如今他已有14万粉丝，每天新增近3000关注者。
11月26日晚，于建嵘在北京西客站发了一条微博。按照计划，他要坐当晚的火车去山东演讲。“我真不想去了，不只是因为累，而是越来越感到这种演讲的效果太有限了。在目前这种体制下，要想让他们不去强拆老百姓房子强占农民的土地真的太难了。可不去讲，还有什么办法呢？除了不停呼吁外，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啊。”
旅途的劳累和无力感在慢慢累积，但他终究还是登上南下的火车。
在地方的演讲并不总是会受到欢迎。当他手指台下大骂之时，总会有人不以为然。
（韩世平摘自《南都周刊》，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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