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团里那点事（上）
- 来源:章回小说
- 关键字:剧团,停课,宣传队
- 发布时间:2011-07-27 13:06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戏，所有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是必不可少的情节。有的人演了一辈子喜剧，却以悲剧结尾；有的人演了一辈子的悲剧，却以喜剧落幕。这就是所谓的戏剧性。
一
“文化大革命”那年，郝秀梅刚念完高二，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
郝秀梅是郝大赖的老闺女，他没让郝秀梅跟同学们出去串联造反，而是让她回队里当了社员。
郝大赖本名叫郝永泰，他这人性子好，不论怎么逗他、取笑他，他总是赖赖唧唧地不火不恼，大伙就给他取了这么个外号。
郝大赖还有点额外的本事：不光能讲笑话、扯“大拦”、说点俏皮嗑儿，还能唱民歌，在地里干活歇气时，不是说就是唱，让大伙在笑声中解了乏缓了劲儿。跟他在一起干活，都不觉得累。
郝秀梅那年刚到十八岁，身材好，模样也好，眼睛黑亮，两条小辫搭在肩上，谁见她都觉得很招人喜爱。
郝秀梅不光人长得漂亮，歌也唱得好，舞也跳得好，她一回来，就加入了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跟她接触不久，就挺替她惋惜，要是学校不停课，她念完高中，考上专业艺术院校，将来一定很有前途。
二
郝秀梅回来不久，就被大队团支部书记麻小春黏糊上了。
麻小春快三十了，还没找着媳妇，不光是他长得个儿小，更招人烦的是就会说嘴儿。他初中毕业就回到了生产队，队长见他干不了力气活，正巧，公社办兽医培训班，就把他打发去了，回来就当上了大队的兽医。凭着嘴儿甜，没两年当上了大队团支书。大队办文艺宣传队，他一不会乐器，二不会演唱，但就因为他是团支部书记，就让他当了宣传队的队长。他就借着这个身份，总找机会接近郝秀梅。晚上，排完节目，他就借口顺道送郝秀梅；郝秀梅到地里干活，他背着个药箱子去转悠。大伙都看出来了，他的心思在郝秀梅身上。
我也在大队的宣传队里，虽然我能拉能唱又能写，是大家公认的骨干，却因为我的出身不好，什么名分都没有，但排节目、写材料、伴奏演出，哪样都少不了我。
平时，麻小春总跟我套近乎，表面上跟我关系很好。我知道他是要利用我，但我那时还想要求进步，加入团组织，尽管我不喜欢他，也并不讨厌他。
不久，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我在省里的文学刊物《北方文学》上发表了几篇小说，省里要召开青年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发来通知让我去参加。谁知，麻小春没告诉我，反倒把自己的名字报了上去。他没有作品，省里当然不会让他去。我听到了这个消息，起初很生气，后来想，怨谁呢？还不是自己出身不好，才叫人欺负吗？一想到这儿，心里的气也就慢慢消了。可是，转过年，我到省里去修改另一篇小说，编辑告诉我：本来，省作家协会已经在出席省里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中挑选了几名农村作者参加全国的青年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然后，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些人都抽调到省里，安排在有关单位。我没去参加省里的会议，自然就不能参加全国的会议，也就没法调上去了。
我到这时才明白，麻小春给我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我人生的一次命运转机就这样轻易地丧失了。我不知道麻小春为什么这样做？也许，他的想法很简单，根本没有考虑对我的伤害是什么程度？但是，我却无法再原谅他。我没有那么高尚的境界和胸怀，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要不恨他，我就成了神仙！
三
公社文化站站长捎信给我，让我到文化站去一趟。公社要成立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各个大队巡回演出，站长要和我商量一下，都排练一些什么节目。我当然很愿意参加这种活动，一是能够发挥我的特长，二是还能挣大工匠工分，一举两得的事，怎么不干呢？
我乐颠颠儿地往公社文化站走去，刚到门口，就看见麻小春从屋里出来。
“你来得挺快呀！”
我没理他，径直往屋里走。他一把拉住了我，凑到我耳边讨好地说：“你知道不，原来站里的几个人考虑你的家庭问题没打算让你参加，是我给你打保票，才同意的。”
我转身往回走。
麻小春走过来，拉住我：“哎，你怎么走了呢？”
我斜睨着他，冷冷地说：“谢谢你的好意，我没资格加入。”
麻小春说：“这时候，谁革命谁不革命，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你和我在一起，没你的亏吃。”
我说：“我再寻思寻思。”
麻小春说：“你有啥寻思的，这里有我照顾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我甩开麻小春，往回走了没几步，郝秀梅从身后跑了过来。她把一本书递给我说：“方领，给你书。”
这是前些天她从我这儿借的一本民歌集，我伸手正要接，麻小春又凑了过来：“什么书？借给我看看！”
郝秀梅把书收回来，卷成了圆筒，紧攥在手里，歪着头对麻小春说：“我还没看完呢！我是有一首歌老也唱不准，让他教教我。”
麻小春讪讪地说：“那就等你看完再给我。”
麻小春回屋了，郝秀梅瞅着他的背影，嘟囔着说：“真烦人，哪儿都有他！”
平时，我常看到麻小春跟郝秀梅在一起，还常到她家去，看到麻小春对她挺好的。我说：“一本书，他要看就给他呗。”
“你知道什么呀？”郝秀梅有些急歪歪地说，“他看什么书呀？他是在监视我。”
我说：“他不是对你挺好的吗？监视你干啥？”
“干啥？怕我跟你接近呗。”郝秀梅仰起脸，扑闪着一双大眼睛，盯着我说，“你还没看出来？他是想跟我好，他总上我家去黏糊，我爹没少拿话敲打他，他一点也不在乎，哪有像他这种厚脸皮的人！”
我说：“你跟他说明白了不就得了嘛。”
郝秀梅噘着着嘴说：“他又没明说，我怎么说？方领，你要是不参加宣传队，我也不想参加了。”
我说：“我跟你不一样，你在宣传队好好干，将来准有出去的机会。”
“我才不想那些个呢，反正你不参加，我就不参加。”郝秀梅把书递到我手里，“你看看，书弄坏了没有。”
我接过书，随手翻了翻，书中夹着一张折叠的纸。我想拿出来看，郝秀梅用手捂住了：“回去看吧，别弄丢了。”
郝秀梅扭头跑了，看着她跑去的背影，像一片本不平静的海水，又突然袭来一股狂风，我的心里波涛翻滚。
我不傻，不用看，我就知道那张纸上写的什么，那是一个姑娘的心呀！她能主动向我展露，说明她已经付出很大的勇气。在农村，她是一个很难找到的好姑娘，她是那么年轻，那么淳朴，那么漂亮，她的歌声甜美，她的舞姿迷人。她如果能有机会得到深造，会很有前途的。能有这样的女孩子，把她人生最初的真挚感情投给我，应该是我多么大的福分！然而，我又无法不做出伤害她的决定：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深爱的人。
四
柳絮是我高中的同学，她考上了大学，我因出身不好回乡当了社员，但她在念书期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社教”那年，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临江县一个偏远的农村中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生都让回校闹革命，柳絮和她的同学回到母校以后，在校的造反派都忙着串联夺权，没拿她们当回事儿。一部分同学借着串联的机会到全国各地去逛了；还有一部分同学趁着没人管回家当了逍遥派。柳絮在学校里啥事也没有，就和我悄悄地结了婚，也没登记，也没办置，生产队里的人都不知道。不用说，郝秀梅也不知道，要不她也不会贸然给我写情书。
柳絮很快有了身孕，我的心里很高兴。眼瞅着到了年跟前儿，我在心里打算，一定要陪着她好好过这个年，置办点年货，让她多吃点可口的，好好补补身子。
事情就是这么不遂心愿，随着省里的夺权风暴，大队也成立了革委会，麻小春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
大队革委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深挖阶级敌人，斗倒斗臭走资派和牛鬼蛇神。
生产队天天晚上开批斗会，不光社员去，家属也得参加。谁不去就扣工分，这一招儿最厉害。“分、分，社员命根儿。”社员就指着工分分点钱分点粮。不挣工分搁啥养家糊口？
压根儿也没想到，批斗的矛头会落到我头上。
那天晚上，王三盆子主持批斗会。队里几个地主富农和一些历史有污点的人，被拎到台上，挨个被训斥一顿之后，麻小春突然出现在台上，表情特别严肃地说：“今天我要揭发一个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这个人就是方领！”
我以为听错了，转头一看，满屋的人目光都对着我。我的头“嗡”地一声涨大了。麻小春都说了一些什么，我已经听不清楚了。是恐惧？是慌乱？是胆怯？我说不清自己的心情，只是觉得身体被一股气浪拱到了半空。
恍惚间，我听到麻小春喊起来：“打倒阶级敌人的孝子贤孙！打倒方领！”
会场里，也有人应和着喊起来。
我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就在这一瞬间，我像从半空中落在了地上，心一下子平静下来。我知道，不管什么原因，我都不能被拎到台上，只要到了台上，我就会和那些牛鬼蛇神为伍，就不会再有正常生活的日子。我想到了柳絮，她正在怀孕，我不能叫她为我担心。
我看见麻小春已经朝我走来，我把拱到嗓子眼的屈辱和愤怒都压了下去，平静地对大伙说：“我出身是不好，我也非常恨我的父亲，因为他的关系我没考上大学。可是，我是在新中国长大的青年，这些年，党一直在教育我，要做一个革命的新青年。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却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大伙都看到了，我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始终在认真地改造自己，把贫下中农当做自己学习的榜样。”
“你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麻小春高声喊道，“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
我没有理会他的喊叫。我扬起了头，环视了一下四周，提高了声音说：“我本来不想说，有的人出身是贫下中农家庭，可做的事却给贫下中农丢脸。我和麻小春平时都是挺不错的朋友，每次我来了稿费，他都替我领出来，然后到饭店吃一顿。”
麻小春走到了我跟前，伸手要拉我：“你说这些啥用也不顶！”
我一甩胳膊，把他的手扒拉开：“我知道说这些没用，可是，有些事我是不想说。”
郝大赖站起来，眼巴巴地望着我说：“你不用害怕，有啥说的，你就说。大伙都知道你。”
我的心一热，眼睛里涌出了泪花。我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放低了声音说：“我就说一件事吧，一件事就能品出一个人的心。去年春节，咱们文艺宣传队到外村去演出，知道演员们下场要喝水，我就在后台烧了一壶开水。这时，麻小春也来到后台，跟我说：‘我就不信回子都不吃猪肉，这回我在水壶里放些荤油，看他们喝不喝！’他就真的把荤油掺到水壶里了……”
我的话没有说完，全场顿时炸开了锅。队里三分之一是回民。郝大赖的媳妇和十几个老娘们儿一齐“嗷嗷”地喊着，朝台前扑去。还有的老爷们儿直劲地叫着：“揍他，揍他！”
屋子里乱得像蜂窝炸了营。麻小春吓得像个兔子似的“嗖”地跳下台，跑出了屋。一帮人呜嗷喊叫着追了出去。
谁也没有想到，一连很多天，镇子里的回民都像疯了一样，到处搜寻着麻小春。郝大赖也在队里放出话：“我要把这小子逮住，不剥了他的皮，也把他劁了！”
生产队的批斗会再也开不成了，派出所还来了两个人，叫大伙情绪不要激动，否则会弄出人命官司。可他们的话，根本没人听。
麻小春的父亲跑到我家，很难为情地跟我说：“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兔崽子，做的这个事实在太损了。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地收拾他一顿。”
麻小春的父亲很本分、很老实，我对他印象挺好。我知道他来找我，是要给麻小春求情，便很有情绪地说：“本来，我们都是好哥们儿，谁知道他会来这一手，他要不逼我，我说什么也不会说出这个事。”
“他不懂事，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别跟他计较了。”
我笑了笑说：“我跟他计较啥？那天，他一离开，我就把那壶水倒了，又换了个壶，重新烧的。真要叫他们喝了，事儿就真大了。”
麻小春的父亲着急地说：“这话，只有你对他们说了，这事儿才能平了。”
我说：“我说就那么管用？”
“管保管用。算我求你了，你跟郝大赖说说，他要没事了，别人也就没啥说的了。”
话说到这份儿上，我不能不答应。
腊月二十三那天，我从郝大赖家出来，就到市场买了一包大块糖。大块糖是用甜菜熬出来的糖稀做的，趁着冻劲吃又香又脆，在嘴里沾热一化，黏得都能粘住上下牙。
柳絮问我：“你买这个干啥呀？”
我说：“送灶王爷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柳絮说：“咱家哪来的灶王爷？”
“说好话的都是灶王爷。”
柳絮拿着大块糖，一边往东屋走去一边说：“给哥哥的孩子也吃几块，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说好话！”
我笑了。
我知道，这个年，我会很开心。
五
镇子里恢复了以往的平静。风风火火地折腾了一阵，冷丁没了喧闹的响动，倒叫人感到有些不适应。
生产队里，社员们照样早起顶着星星出工，晚上迎着月亮收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忙的还是老一套——春种秋收。可是，不知为什么，相互见了面，都觉得有些陌生了。
郝大赖到地里也不说不唱了，上岁数的，年轻的，都是闷着头干活，轻易不会有人大声说话。瞧那架势，好像谁跟谁之间都做了错事似的。
大年一过，春天就不远了。
哥哥忽然提出要搬家。
哥哥原来学过园艺，大跃进时在县里的果园当技术员。三年后，上面下来个调整巩固的八字方针和以粮为纲，县果园在我们镇，上面就把果园下放给我们公社，公社又放给大队，大队又把果园劈成几份分给了生产队，生产队立马把果树都毁了，改成了大田。哥哥随着一步步下放，最后成了社员。
就在这时，哥哥有个学园艺的同学在石头河子那边种果树，来信说那边缺技术员，那个同学就动员哥哥过去。哥哥的心就活了。
哥哥要搬家，就来动员我：石头河子那边都是大森林，家家院里都有大木头，要做家具的人很多，但是像样的木匠却很缺。你过去做木匠活，一定很吃香。
我很犹豫。柳絮生了孩子，出了满月带着孩子回学校了，当务之急是需要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我是个社员，不存在往她那儿调的问题，只有她调回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家。我到县里文教革委会去问过调转一事，他们的答复很干脆，这个时候谁的工作也调动不了，因为没人管。
是走，还是不走，我拿不定主意。我给柳絮去了一封信，征求她的意见，她说让我做主。我想了一阵，还是觉得跟哥哥在一起有个照应。到那儿兴许有机会把柳絮调过去。
我就这样决定，跟哥哥一起搬家了。
六
哥哥在石头河子的同学叫刘伊飞，是个小胖子，个头儿不高，脸上总带着笑，两口子没孩子。他们在石头河子镇里有一片院子，就在院子里栽种果树。他家住的是老毛子房，院子旁还有一个挺大的木头房子闲着。刘伊飞听说我会做木匠活，问我：“你都会做些啥工匠活？”
我说：“家具门窗都会做。”
刘伊飞高兴地说：“那太好了，这地方有的是木材，想打家具的人很多，就是找不着好木匠，你要能做，就先给我做对小柜，当个样子，给镇里人看看。”
我自信地说：“这不成问题。”
当天，我就在刘伊飞家支上案子，干起了木匠活儿。
干活中，刘伊飞跟我说：“这地方前几年从山东跑过来的盲流特别多，他们守着大山，烧的是大树，砍的是大树，自己用手搂锯锯断木材，尽挑不带疤瘌节子的好树放，可劲儿糟蹋木头。”
两天后，我给刘伊飞做了一对小柜，一对半揭盖的箱子。小柜是用水曲柳做的面，自来花纹很好看。我用一种叫做山栀子的中药熬成水，兑上一点朱砂，再掺上一点骨胶，把柜面涂得黄中带红，木纹更加清楚显眼。那对木箱子是用红松板做的，整个箱子被我刷成棕黄色，柜面用黄色画的木纹，瞅着很逼真很亮眼。
刘伊飞很高兴，摸着小柜和箱子赞不绝口。
“做得真不赖！不愧是科班行家出身，这活儿拿出去，没有相不中的。”
刘伊飞是当地的老户，他家来了好木匠的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当天，就有人找上了门。
刘伊飞说：“我看，你就别回去了，把行李搬来，在这儿住吧。这房子反正也是闲着，你干活也方便。”
从那天起，我就在刘伊飞家里做起了木匠活。找我来做活的多数都是山东来的盲流，这几年日子不富裕，也饿不着肚子，就想盖房子娶媳妇了。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想到，郝秀梅会来。
郝秀梅是先找到黑瞎子沟哥哥家，哥哥又告诉她我在石头河子镇里，她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郝秀梅好像瘦了，两只眼睛显得更大更亮。我很惊讶地望着她：“你怎么来了？”
郝秀梅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眼泪慢慢地流了出来。
“我想你！”
她说着，张开两只胳膊，突然扑上来抱住了我。我一时慌了，嘴里“哦哦”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郝秀梅把头抵在我的胸前，紧紧地抱着我，哽咽着说：“我也不知怎的，做梦老是梦着你，和你在一起，我实在……”
我不由自主地也抱紧了她。从心里说，我不能说不喜欢她，在老家的姑娘堆里，她是最出众的，这样的姑娘，哪个小伙子不动心呢？我要不是有了柳絮，肯定会爱上她。
她把头仰起来，瞥了我一下，就把眼睛闭上了。
我俯视她，她光洁的脸上铺着一层淡淡的细细的绒毛，小巧的鼻翼轻轻翕动着，轮廓分明的嘴唇潮湿而红润。
就在她对我的一瞥中，我看到了她的目光里有一束烈焰，刹那间点着了我心中的火苗。我无法抑制地把头低下去，把我的嘴唇紧紧地吻在她的嘴唇上……
年轻真好，尽管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但也是一种青春成长的必然过程。
情绪平静下来之后，郝秀梅依旧搂着我的脖子，喃喃地告诉我，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已经没有人管了，基本上是黄了。她家有个亲戚在喜鹊泡林业局，让她爸爸去那里当工人，她家过了年就准备搬家了。这次她是来向我告别的，要是这次她不来，往后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我听了她的话，心里有种莫名的失落感。人生这么多变故，赶上演戏了，叫人很难预料。
我感慨地说：“你要不来，我上哪知道你要走，也许，这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
她轻轻地喘了一口气，有些幽怨地说：“我知道，我不该来，你不会想我的，可我就是想来，要不……”
说着，她的泪水又溢出了眼角。
我擦着她的眼角，不知说啥好，只是轻轻地抚着她的背。
过了一会儿，郝秀梅从我的怀里站起来，环视着空旷的屋子，关切地问我：“你就一个人住在这儿？不害怕？”
我笑着说：“怕啥，干一天活儿，到晚上累了，一躺下就睡着了。”
“那你吃饭咋办？”
“对付呗，一个人咋地都好说，有时候在他家吃一口，有时候就上街买点干粮。”
郝秀梅推了我一下：“今天你就别干活了，上街买点菜，我给你做顿饭吧！”
我问她：“你会做饭？”
她笑了，“做得好赖不一定，总能做熟了，也算留个念想吧。”
北方的冬天，除了储存的白菜和土豆子，哪有什么卖菜的。
刘伊飞听说我这儿来了客人，看见是个女的，就把她当成了我媳妇，也没多问什么，要我俩上他那儿去吃饭。郝秀梅不去，刘伊飞就从家里拿来一筐土豆，两棵大白菜，还特意让他媳妇到豆腐房用黄豆换回来二斤干豆腐。
郝秀梅在家炒菜，我出去买了几个馒头。她做了一个白菜片炒土豆片，又用白菜心和干豆腐拌了一盘凉菜。
刘伊飞送来了一瓶用当地产的草莓酿成的金梅酒。
吃完饭，郝秀梅叫我把衣服都找出来，该洗的不该洗的，一股脑都洗了一遍。
天快黑了，屋子里没有点灯。我和她默默地坐着，谁也没说话。我说不清是害怕还是盼望夜晚的来临，因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我很清楚，她也会很清楚。
我的心里有些慌乱，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门开了。是哥哥嫂子来了。
哥哥对郝秀梅说：“天黑了，你嫂子来接你回去住。”
我有些吃惊，郝秀梅也感到意外，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嫂子领着郝秀梅走了，哥哥留下来陪我。当我目送着嫂子和郝秀梅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我的心中又莫名地感到如释重负。
我很感谢哥哥，我知道，要不是哥哥来，也许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我和郝秀梅都将是一种无法弥补的伤害。但是，我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初恋对一个姑娘来说是多么重要，正是这种自然萌生的懵懵懂懂的感情会让她在一生中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沉重的代价。
郝秀梅第二天就走了，她走时脸上带着一种很难解读的微笑。那双哀怨的目光像锥子一样刺痛着我的心。
我没什么东西可以送给她留做纪念，只是买了几斤亚布力烟让她捎回去，给她的爸爸——我很想念的郝大赖。
七
离年根儿近了，柳絮的学校已经放假。她带个孩子回我这儿来不方便，我也不想让她到这儿来，这地方水有毛病，小孩儿容易得大骨节病。回她的娘家也没地方住，无奈，我只好决定到临江去，到那儿去过春节。
柳絮的学校老师大多是县里人，学校一放假，人就都走了。柳絮住在学校食堂的隔壁，两个间隔的小炕，外屋住着一对外乡调来的老师，里屋住着柳絮。放假以后，外屋那对老师也走了，食堂也停了。就剩下柳絮带着孩子住在学校没地方去。
我来了，柳絮自然高兴。不管在哪儿，过年总得置办点年货，从屯子里杀猪的个人家买来几斤肉，从学校的食堂匀来几斤白面。再简单，过年总得吃饺子啊！
其实，过年吃什么倒是无所谓，最关键的是能和家人在一起。这才叫过年。
我做梦都想和柳絮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能够相守在一起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尤其是有了孩子。孩子能够到处乱爬了，小家伙长得非常可爱，小圆脸上，一对大眼睛黑溜溜地亮，小嘴咿咿呀呀地哼叫着，就像一朵咧嘴儿的花骨朵。我特别想叫妈妈看一看这个可爱的孙子。
我的心里有许多话想跟柳絮说，却又不愿说出来。我不想把我的烦恼和忧虑带给她。我太想有个家，天天都是这样的过日子。
那天晚上，躺在炕上睡不着，不知怎么，我向柳絮说起了郝秀梅。我告诉柳絮，郝秀梅到石头河子找我去了，就因为我从老家走了之后，大队的宣传队黄了，宣传队的人都很想我，就派郝秀梅来看看我。当然，我没说以后那些过细的事情，有时候说谎或者隐瞒什么也都是不得已的一种善意行为。我还告诉柳絮，在我和她没有结婚之前，郝秀梅还给我写过情书。
柳絮听了，既没有流露出惊讶也没有表现出生气，她只是笑了笑说：“她还没有结婚吧？”
我说：“她还不到二十岁，好像连对象都没有呢。”
柳絮说：“那你应该帮着介绍一个。”
我说：“她家要搬到喜鹊泡林业局去了。”
柳絮说：“喜鹊泡就在临江县，离这儿不远，要是有机会，让她到我这儿来吧，我看看她。”
假期，学校天天有老师值班。那天正赶上学校的郭校长在学校，他过来和我唠嗑儿。
郭校长家就在当地，听说我会搞园艺，还会做工匠活，立刻跟我说：“公社有个牧养场，刚建一个果园正缺人，你愿意来，我给你说说。”
我本来就为和柳絮的两地分居犯愁，如今有这个机会，当然是求之不得了。一来可以和柳絮在一起，二来牧养场又是公社的，总比当社员强，柳絮也同意我过来。
郭校长很快就把户口迁移证拿来了。我回到石头河子，没费力就把户口迁出来了。一个农村户口，迁出迁进就是派出所一张纸。
这年春天来得早，没出正月，地里的雪就化净了，村子里已经开始忙着搞备耕。
我的户口是农村户口，迁过来还得落在农村，我的户口就落在了柞树村的一个生产队里。
本来，我还挺感激郭校长帮了这么大的忙，谁知，从上班那天起，我的心里就挺不是滋味。
牧养场在柞树村西边的河套里，离村子有四五里地远。头一天领我去上班的也是生产队的一个木匠，姓关，五十多岁，碎嘴子。在往河套去的路上，关木匠就告诉我，这个牧养场是全公社第一个，可是却归生产队所有，队里人都嫌乎路远，很少有人愿意去那里干活。他还告诉我，这里的生产队都很穷，很落后，一年干到头也分不着钱，瞎忙活，他还埋怨我，不该到这儿来。
他的话像一盆凉水兜头浇下来，叫我感到浑身冰凉。
河套里的这个牧养场，其实什么都没养，只有河滩上的一片黄沙地上稀稀拉拉地种着一些果树。果树都很小，还没有长成树型。场部是一幢像仓库一样的破房子，光有房框子，门和窗都没有，我和关木匠就是来做门窗的。
在这儿做木匠活，只能记工分，到秋后不一定能不能分到钱，哪有我在石头河子做木匠好，又自在又挣钱。
当天晚上，我就把心中的苦恼告诉了柳絮。她听了，沉吟一下，然后安慰我说：“不管咋说，人家让咱们来，也是一片好心。一家能在一起比啥都好。你先干着再说，要是嫌乎路远，就买辆自行车。”
我没吭声儿，可也是，人家肯定是一片好意，尽管跟我原先想象的不一样，但总算不用再分居了，这就比啥都强！
八
学校的南边有块地，大约有半亩多，是学校的学农田，正靠着我们住的那个食堂的南窗户。学校把这块地给了在学校居住的我们和另外一个老师，让我们做个小菜园。我打算把它栽上点果树和葡萄树。江一开，船一通，我就回了石头河子一趟，从刘伊飞那儿取回来一些新品种的苹果苗和葡萄苗。
学校的几个老师都朝我要了一些果树苗，柳絮的同事何宽还让我到县里，去他家帮着给种上。
何宽在学校教语文，听说我爱好文学，还有一些书，课闲时候就常到我这儿来借书看，顺便唠唠文学的事儿。
星期六，何宽值班。晚上，柳絮让他到家里吃饭，何宽忽然问我：“你愿不愿意去街里？”
我一愣：“去街里干什么？”
何宽说：“我有一个朋友，在镇郊农业中学当校长，他们学校现在特别缺能教农业课的老师，也缺指导学生种地的农工，这两样你都行。你要想去，我给你说说！”
我高兴地说：“那当然好了！”
过了两天，何宽告诉我，去农中的事成了，他要领我去和校长见一面。
事情很顺利，农中的校长姓刘，原来是哈尔滨市工会的干部，1961年下放到这儿来的。刘校长听我介绍完简历，又跟我唠了一阵，当时就告诉我，明天就可来上班了。
上班，对于我来说，这个词儿确实很新奇也很有吸引力。当社员那些年，除了上工就是收工，只有有工作的人才叫上班，这是我盼望已久的。
上午教几节农业课，下午领着学生到学农基地种田。对于我来说，这些工作都是轻车熟路。我很感谢在老家生产队干活那几年，老家毕竟是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一直很重视科学种田，重视培育新品种，重视推广新的生产技术。我身在其中，看到的学到的就比一般地方高出一格。很自然，再加上有空我就收拾学校的桌椅门窗，一身兼两职，校长、老师、同学对我印象都很好，刘校长立刻就给我往上报了一个长期临时工。
那年文艺创作刚刚复兴，我写了几篇小说都发表了。也赶巧，县里要成立文工团，缺一个编剧，不知怎么就把我调去了，我稀里糊涂地参加了工作。
九
文工团要招一批新演员。
文工团的前身是县评剧团，剧团的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留下来的，到这时年纪最小的也都四十出头了。再者，剧团的老人儿只会演评戏京戏，二人转、相声等曲艺节目和唱歌都不会。要想适应当前的形势，必须招收一批年轻的能歌善舞的学员。
招生的海报贴在了大街上，县广播站也向全县播了出去。
招生对象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当然，这是一个就业的好门道，招生的消息一传出来，就有人到剧团来走后门，报名的人基本上都是由剧团的人推荐上来的。
我也是招生考试的评委之一。我看了一下报名表，大多数都是下乡知识青年，有一半是哈尔滨的。出乎意料的是，我在报名表上看到了郝秀梅的名字。我很惊喜，恨不得立刻就看到她。可是，马上我又止住了这个念头，这个时候我不能打扰她，以免影响她的情绪。
考试地点设在剧院。那天，县委宣传部和文化局的领导都来了，剧场里还进来不少考生的家属。我很想看到郝大赖，希望他能来，我在人群里张望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考试进行了大半天，下午剧团内部开始酝酿招收人员。开会时，剧团的那些老演员都极力夸奖自己推荐的学生，确定最后的录取人员名单时，我发现没有郝秀梅。我有点着急，站起来大声说：“我认为应该录取郝秀梅，她又能唱又能跳，进了团就能上台演出。咱们要学习乌兰牧骑，要深入到火热的第一线。她在农村经受过多年锻炼，能吃苦不怕累，这样的演员很难找。”
评委们听我一说，就问我：“你了解她吗？”
我说：“我当然了解，我在农村时，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她一直是骨干。”
听我这样一说，评委们都不吱声了。几个领导交头接耳地商量一下，最后宣布说：“那就把郝秀梅填上吧，反正还有半年的试用期，行不行到时候再说。”
名单公布出来了，一张大红纸就贴在剧院门口。
在人群里，我看见了郝秀梅，她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头发稍稍剪短了一些，显得更加俊秀灵气。
我来到她身后，轻轻叫了她一声：“郝秀梅！”
郝秀梅回过头来，看见是我，惊愕得瞪大了眼睛：“方领！”
我笑着对她说：“想不到吧？”
郝秀梅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说：“真想不到，你怎么在这儿？”
我往剧院里指了指说：“我就在这儿上班。”
郝秀梅高兴得几乎跳起来：“真的，你不是唬我吧？”
我认真地说：“真的，我在这儿当编剧。”
郝秀梅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我早来找你了！”
我说：“现在也不晚，从今往后，咱们又在一起了。”
郝秀梅拍着手，笑着说：“那咱们今后就是同事了？”
我把脸一绷，装作严肃地说：“谁是你的同事，你是学员。你得叫我老师。”
郝秀梅调皮地举手行了一个礼，装得很认真地说：“是，方老师！”
我和她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十
都说剧团跟别的单位不一样。没有身临其境，不知道怎么个不一样法。等我进了剧团，才慢慢品出了其中的缘由。
剧团是演戏的地方，演戏就要有演员，就要有主角和配角。恐怕天下所有的演员没有一个愿意一辈子甘当配角不想当主角的。
因为当演员要演戏，演戏就要演好，演好才能出名，出了名才有观众捧场。当演员谁不想出名呢？
就因为这个，剧团才能更集中更鲜活地体现急功近利、争名夺利这些词汇。
我所在的文工团，老演员都是原来评剧团的。评剧团成立的时间较长，这些人基本上分三伙，一伙以老旦小花玲为首，包括副团长陆少维在内，以乐队成员为主的实力派；一伙是以青衣小月秋为首和几个女演员组成的少壮派；还有一个就是程派，程派就一个人，这小子叫程春，要个儿有个儿，要样儿有样儿，扮相也好，唱功也不错，就是哪伙也不靠。程春这个人特别抠门儿，媳妇也是个演员，孩子都三个了，俩人工资还是各花各的。程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拿把，平时排练时都好好的，一到要演出时就来事儿，拖着不上场。副团长陆少维摸准了他的脾气，他一耍糗，就找几个武把子丁当地踢他一顿，揍他一顿，这样才上场，所以两伙人都不愿意要他。
“打情骂俏，搂搂抱抱，真真假假，鬼难知道。”剧团里男女关系的事儿层出不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小花玲就被挂上破鞋游了街。
陆少维和小月秋本是两伙，却有说不清的关系。俩人在明里总是为演出的事儿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背地里又总在一起嘀嘀咕咕的，黏糊起来没完。
剧团改成了文工团，班底还是原班人马，就是新招了一批年轻的学员。
学员一入团，就要拜师。大都是由团里指定谁给谁当师傅，谁给谁当徒弟。这帮学员没入团之前，大部分都托了剧团里的老人儿走关系，进了团就自然拜老人儿当师傅。
郝秀梅进了文工团，谁也不认识。她来找我，问我：“你看，我选谁当师傅呢？”
我考虑了一下说：“你选谁当师傅都不合适，因为他们都是唱戏的，不会唱歌。很多老演员演了一辈子戏连谱都不识，他们怎么教你唱歌？”
郝秀梅说：“那我拜你为师吧。”
我忙摆手：“你别瞎说了，我只是写剧本，不参与团里的事，再说，我也教不了你，你还得靠自己努力。”
郝秀梅说：“那人家都拜师傅，我也不能不拜呀。”
我想了想说：“那你就拜陆少维，他还挺有事业心的。小月秋不行，她太能欻尖卖快，跟她学不出好。”
郝秀梅说：“那我就听你的。”
郝秀梅就拜陆少维为师。
我没想到，拜在陆少维门下的还有一个农村来的小伙子，叫石连山，郝秀梅和石连山一起跟着陆少维学艺。不久，就出了一段很叫我后悔的事。
……
一
“文化大革命”那年，郝秀梅刚念完高二，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
郝秀梅是郝大赖的老闺女，他没让郝秀梅跟同学们出去串联造反，而是让她回队里当了社员。
郝大赖本名叫郝永泰，他这人性子好，不论怎么逗他、取笑他，他总是赖赖唧唧地不火不恼，大伙就给他取了这么个外号。
郝大赖还有点额外的本事：不光能讲笑话、扯“大拦”、说点俏皮嗑儿，还能唱民歌，在地里干活歇气时，不是说就是唱，让大伙在笑声中解了乏缓了劲儿。跟他在一起干活，都不觉得累。
郝秀梅那年刚到十八岁，身材好，模样也好，眼睛黑亮，两条小辫搭在肩上，谁见她都觉得很招人喜爱。
郝秀梅不光人长得漂亮，歌也唱得好，舞也跳得好，她一回来，就加入了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跟她接触不久，就挺替她惋惜，要是学校不停课，她念完高中，考上专业艺术院校，将来一定很有前途。
二
郝秀梅回来不久，就被大队团支部书记麻小春黏糊上了。
麻小春快三十了，还没找着媳妇，不光是他长得个儿小，更招人烦的是就会说嘴儿。他初中毕业就回到了生产队，队长见他干不了力气活，正巧，公社办兽医培训班，就把他打发去了，回来就当上了大队的兽医。凭着嘴儿甜，没两年当上了大队团支书。大队办文艺宣传队，他一不会乐器，二不会演唱，但就因为他是团支部书记，就让他当了宣传队的队长。他就借着这个身份，总找机会接近郝秀梅。晚上，排完节目，他就借口顺道送郝秀梅；郝秀梅到地里干活，他背着个药箱子去转悠。大伙都看出来了，他的心思在郝秀梅身上。
我也在大队的宣传队里，虽然我能拉能唱又能写，是大家公认的骨干，却因为我的出身不好，什么名分都没有，但排节目、写材料、伴奏演出，哪样都少不了我。
平时，麻小春总跟我套近乎，表面上跟我关系很好。我知道他是要利用我，但我那时还想要求进步，加入团组织，尽管我不喜欢他，也并不讨厌他。
不久，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我在省里的文学刊物《北方文学》上发表了几篇小说，省里要召开青年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发来通知让我去参加。谁知，麻小春没告诉我，反倒把自己的名字报了上去。他没有作品，省里当然不会让他去。我听到了这个消息，起初很生气，后来想，怨谁呢？还不是自己出身不好，才叫人欺负吗？一想到这儿，心里的气也就慢慢消了。可是，转过年，我到省里去修改另一篇小说，编辑告诉我：本来，省作家协会已经在出席省里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中挑选了几名农村作者参加全国的青年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然后，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些人都抽调到省里，安排在有关单位。我没去参加省里的会议，自然就不能参加全国的会议，也就没法调上去了。
我到这时才明白，麻小春给我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我人生的一次命运转机就这样轻易地丧失了。我不知道麻小春为什么这样做？也许，他的想法很简单，根本没有考虑对我的伤害是什么程度？但是，我却无法再原谅他。我没有那么高尚的境界和胸怀，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要不恨他，我就成了神仙！
三
公社文化站站长捎信给我，让我到文化站去一趟。公社要成立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各个大队巡回演出，站长要和我商量一下，都排练一些什么节目。我当然很愿意参加这种活动，一是能够发挥我的特长，二是还能挣大工匠工分，一举两得的事，怎么不干呢？
我乐颠颠儿地往公社文化站走去，刚到门口，就看见麻小春从屋里出来。
“你来得挺快呀！”
我没理他，径直往屋里走。他一把拉住了我，凑到我耳边讨好地说：“你知道不，原来站里的几个人考虑你的家庭问题没打算让你参加，是我给你打保票，才同意的。”
我转身往回走。
麻小春走过来，拉住我：“哎，你怎么走了呢？”
我斜睨着他，冷冷地说：“谢谢你的好意，我没资格加入。”
麻小春说：“这时候，谁革命谁不革命，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你和我在一起，没你的亏吃。”
我说：“我再寻思寻思。”
麻小春说：“你有啥寻思的，这里有我照顾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我甩开麻小春，往回走了没几步，郝秀梅从身后跑了过来。她把一本书递给我说：“方领，给你书。”
这是前些天她从我这儿借的一本民歌集，我伸手正要接，麻小春又凑了过来：“什么书？借给我看看！”
郝秀梅把书收回来，卷成了圆筒，紧攥在手里，歪着头对麻小春说：“我还没看完呢！我是有一首歌老也唱不准，让他教教我。”
麻小春讪讪地说：“那就等你看完再给我。”
麻小春回屋了，郝秀梅瞅着他的背影，嘟囔着说：“真烦人，哪儿都有他！”
平时，我常看到麻小春跟郝秀梅在一起，还常到她家去，看到麻小春对她挺好的。我说：“一本书，他要看就给他呗。”
“你知道什么呀？”郝秀梅有些急歪歪地说，“他看什么书呀？他是在监视我。”
我说：“他不是对你挺好的吗？监视你干啥？”
“干啥？怕我跟你接近呗。”郝秀梅仰起脸，扑闪着一双大眼睛，盯着我说，“你还没看出来？他是想跟我好，他总上我家去黏糊，我爹没少拿话敲打他，他一点也不在乎，哪有像他这种厚脸皮的人！”
我说：“你跟他说明白了不就得了嘛。”
郝秀梅噘着着嘴说：“他又没明说，我怎么说？方领，你要是不参加宣传队，我也不想参加了。”
我说：“我跟你不一样，你在宣传队好好干，将来准有出去的机会。”
“我才不想那些个呢，反正你不参加，我就不参加。”郝秀梅把书递到我手里，“你看看，书弄坏了没有。”
我接过书，随手翻了翻，书中夹着一张折叠的纸。我想拿出来看，郝秀梅用手捂住了：“回去看吧，别弄丢了。”
郝秀梅扭头跑了，看着她跑去的背影，像一片本不平静的海水，又突然袭来一股狂风，我的心里波涛翻滚。
我不傻，不用看，我就知道那张纸上写的什么，那是一个姑娘的心呀！她能主动向我展露，说明她已经付出很大的勇气。在农村，她是一个很难找到的好姑娘，她是那么年轻，那么淳朴，那么漂亮，她的歌声甜美，她的舞姿迷人。她如果能有机会得到深造，会很有前途的。能有这样的女孩子，把她人生最初的真挚感情投给我，应该是我多么大的福分！然而，我又无法不做出伤害她的决定：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深爱的人。
四
柳絮是我高中的同学，她考上了大学，我因出身不好回乡当了社员，但她在念书期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社教”那年，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临江县一个偏远的农村中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生都让回校闹革命，柳絮和她的同学回到母校以后，在校的造反派都忙着串联夺权，没拿她们当回事儿。一部分同学借着串联的机会到全国各地去逛了；还有一部分同学趁着没人管回家当了逍遥派。柳絮在学校里啥事也没有，就和我悄悄地结了婚，也没登记，也没办置，生产队里的人都不知道。不用说，郝秀梅也不知道，要不她也不会贸然给我写情书。
柳絮很快有了身孕，我的心里很高兴。眼瞅着到了年跟前儿，我在心里打算，一定要陪着她好好过这个年，置办点年货，让她多吃点可口的，好好补补身子。
事情就是这么不遂心愿，随着省里的夺权风暴，大队也成立了革委会，麻小春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
大队革委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深挖阶级敌人，斗倒斗臭走资派和牛鬼蛇神。
生产队天天晚上开批斗会，不光社员去，家属也得参加。谁不去就扣工分，这一招儿最厉害。“分、分，社员命根儿。”社员就指着工分分点钱分点粮。不挣工分搁啥养家糊口？
压根儿也没想到，批斗的矛头会落到我头上。
那天晚上，王三盆子主持批斗会。队里几个地主富农和一些历史有污点的人，被拎到台上，挨个被训斥一顿之后，麻小春突然出现在台上，表情特别严肃地说：“今天我要揭发一个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这个人就是方领！”
我以为听错了，转头一看，满屋的人目光都对着我。我的头“嗡”地一声涨大了。麻小春都说了一些什么，我已经听不清楚了。是恐惧？是慌乱？是胆怯？我说不清自己的心情，只是觉得身体被一股气浪拱到了半空。
恍惚间，我听到麻小春喊起来：“打倒阶级敌人的孝子贤孙！打倒方领！”
会场里，也有人应和着喊起来。
我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就在这一瞬间，我像从半空中落在了地上，心一下子平静下来。我知道，不管什么原因，我都不能被拎到台上，只要到了台上，我就会和那些牛鬼蛇神为伍，就不会再有正常生活的日子。我想到了柳絮，她正在怀孕，我不能叫她为我担心。
我看见麻小春已经朝我走来，我把拱到嗓子眼的屈辱和愤怒都压了下去，平静地对大伙说：“我出身是不好，我也非常恨我的父亲，因为他的关系我没考上大学。可是，我是在新中国长大的青年，这些年，党一直在教育我，要做一个革命的新青年。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却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大伙都看到了，我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始终在认真地改造自己，把贫下中农当做自己学习的榜样。”
“你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麻小春高声喊道，“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
我没有理会他的喊叫。我扬起了头，环视了一下四周，提高了声音说：“我本来不想说，有的人出身是贫下中农家庭，可做的事却给贫下中农丢脸。我和麻小春平时都是挺不错的朋友，每次我来了稿费，他都替我领出来，然后到饭店吃一顿。”
麻小春走到了我跟前，伸手要拉我：“你说这些啥用也不顶！”
我一甩胳膊，把他的手扒拉开：“我知道说这些没用，可是，有些事我是不想说。”
郝大赖站起来，眼巴巴地望着我说：“你不用害怕，有啥说的，你就说。大伙都知道你。”
我的心一热，眼睛里涌出了泪花。我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放低了声音说：“我就说一件事吧，一件事就能品出一个人的心。去年春节，咱们文艺宣传队到外村去演出，知道演员们下场要喝水，我就在后台烧了一壶开水。这时，麻小春也来到后台，跟我说：‘我就不信回子都不吃猪肉，这回我在水壶里放些荤油，看他们喝不喝！’他就真的把荤油掺到水壶里了……”
我的话没有说完，全场顿时炸开了锅。队里三分之一是回民。郝大赖的媳妇和十几个老娘们儿一齐“嗷嗷”地喊着，朝台前扑去。还有的老爷们儿直劲地叫着：“揍他，揍他！”
屋子里乱得像蜂窝炸了营。麻小春吓得像个兔子似的“嗖”地跳下台，跑出了屋。一帮人呜嗷喊叫着追了出去。
谁也没有想到，一连很多天，镇子里的回民都像疯了一样，到处搜寻着麻小春。郝大赖也在队里放出话：“我要把这小子逮住，不剥了他的皮，也把他劁了！”
生产队的批斗会再也开不成了，派出所还来了两个人，叫大伙情绪不要激动，否则会弄出人命官司。可他们的话，根本没人听。
麻小春的父亲跑到我家，很难为情地跟我说：“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兔崽子，做的这个事实在太损了。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地收拾他一顿。”
麻小春的父亲很本分、很老实，我对他印象挺好。我知道他来找我，是要给麻小春求情，便很有情绪地说：“本来，我们都是好哥们儿，谁知道他会来这一手，他要不逼我，我说什么也不会说出这个事。”
“他不懂事，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别跟他计较了。”
我笑了笑说：“我跟他计较啥？那天，他一离开，我就把那壶水倒了，又换了个壶，重新烧的。真要叫他们喝了，事儿就真大了。”
麻小春的父亲着急地说：“这话，只有你对他们说了，这事儿才能平了。”
我说：“我说就那么管用？”
“管保管用。算我求你了，你跟郝大赖说说，他要没事了，别人也就没啥说的了。”
话说到这份儿上，我不能不答应。
腊月二十三那天，我从郝大赖家出来，就到市场买了一包大块糖。大块糖是用甜菜熬出来的糖稀做的，趁着冻劲吃又香又脆，在嘴里沾热一化，黏得都能粘住上下牙。
柳絮问我：“你买这个干啥呀？”
我说：“送灶王爷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柳絮说：“咱家哪来的灶王爷？”
“说好话的都是灶王爷。”
柳絮拿着大块糖，一边往东屋走去一边说：“给哥哥的孩子也吃几块，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说好话！”
我笑了。
我知道，这个年，我会很开心。
五
镇子里恢复了以往的平静。风风火火地折腾了一阵，冷丁没了喧闹的响动，倒叫人感到有些不适应。
生产队里，社员们照样早起顶着星星出工，晚上迎着月亮收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忙的还是老一套——春种秋收。可是，不知为什么，相互见了面，都觉得有些陌生了。
郝大赖到地里也不说不唱了，上岁数的，年轻的，都是闷着头干活，轻易不会有人大声说话。瞧那架势，好像谁跟谁之间都做了错事似的。
大年一过，春天就不远了。
哥哥忽然提出要搬家。
哥哥原来学过园艺，大跃进时在县里的果园当技术员。三年后，上面下来个调整巩固的八字方针和以粮为纲，县果园在我们镇，上面就把果园下放给我们公社，公社又放给大队，大队又把果园劈成几份分给了生产队，生产队立马把果树都毁了，改成了大田。哥哥随着一步步下放，最后成了社员。
就在这时，哥哥有个学园艺的同学在石头河子那边种果树，来信说那边缺技术员，那个同学就动员哥哥过去。哥哥的心就活了。
哥哥要搬家，就来动员我：石头河子那边都是大森林，家家院里都有大木头，要做家具的人很多，但是像样的木匠却很缺。你过去做木匠活，一定很吃香。
我很犹豫。柳絮生了孩子，出了满月带着孩子回学校了，当务之急是需要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我是个社员，不存在往她那儿调的问题，只有她调回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家。我到县里文教革委会去问过调转一事，他们的答复很干脆，这个时候谁的工作也调动不了，因为没人管。
是走，还是不走，我拿不定主意。我给柳絮去了一封信，征求她的意见，她说让我做主。我想了一阵，还是觉得跟哥哥在一起有个照应。到那儿兴许有机会把柳絮调过去。
我就这样决定，跟哥哥一起搬家了。
六
哥哥在石头河子的同学叫刘伊飞，是个小胖子，个头儿不高，脸上总带着笑，两口子没孩子。他们在石头河子镇里有一片院子，就在院子里栽种果树。他家住的是老毛子房，院子旁还有一个挺大的木头房子闲着。刘伊飞听说我会做木匠活，问我：“你都会做些啥工匠活？”
我说：“家具门窗都会做。”
刘伊飞高兴地说：“那太好了，这地方有的是木材，想打家具的人很多，就是找不着好木匠，你要能做，就先给我做对小柜，当个样子，给镇里人看看。”
我自信地说：“这不成问题。”
当天，我就在刘伊飞家支上案子，干起了木匠活儿。
干活中，刘伊飞跟我说：“这地方前几年从山东跑过来的盲流特别多，他们守着大山，烧的是大树，砍的是大树，自己用手搂锯锯断木材，尽挑不带疤瘌节子的好树放，可劲儿糟蹋木头。”
两天后，我给刘伊飞做了一对小柜，一对半揭盖的箱子。小柜是用水曲柳做的面，自来花纹很好看。我用一种叫做山栀子的中药熬成水，兑上一点朱砂，再掺上一点骨胶，把柜面涂得黄中带红，木纹更加清楚显眼。那对木箱子是用红松板做的，整个箱子被我刷成棕黄色，柜面用黄色画的木纹，瞅着很逼真很亮眼。
刘伊飞很高兴，摸着小柜和箱子赞不绝口。
“做得真不赖！不愧是科班行家出身，这活儿拿出去，没有相不中的。”
刘伊飞是当地的老户，他家来了好木匠的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当天，就有人找上了门。
刘伊飞说：“我看，你就别回去了，把行李搬来，在这儿住吧。这房子反正也是闲着，你干活也方便。”
从那天起，我就在刘伊飞家里做起了木匠活。找我来做活的多数都是山东来的盲流，这几年日子不富裕，也饿不着肚子，就想盖房子娶媳妇了。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想到，郝秀梅会来。
郝秀梅是先找到黑瞎子沟哥哥家，哥哥又告诉她我在石头河子镇里，她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郝秀梅好像瘦了，两只眼睛显得更大更亮。我很惊讶地望着她：“你怎么来了？”
郝秀梅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眼泪慢慢地流了出来。
“我想你！”
她说着，张开两只胳膊，突然扑上来抱住了我。我一时慌了，嘴里“哦哦”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郝秀梅把头抵在我的胸前，紧紧地抱着我，哽咽着说：“我也不知怎的，做梦老是梦着你，和你在一起，我实在……”
我不由自主地也抱紧了她。从心里说，我不能说不喜欢她，在老家的姑娘堆里，她是最出众的，这样的姑娘，哪个小伙子不动心呢？我要不是有了柳絮，肯定会爱上她。
她把头仰起来，瞥了我一下，就把眼睛闭上了。
我俯视她，她光洁的脸上铺着一层淡淡的细细的绒毛，小巧的鼻翼轻轻翕动着，轮廓分明的嘴唇潮湿而红润。
就在她对我的一瞥中，我看到了她的目光里有一束烈焰，刹那间点着了我心中的火苗。我无法抑制地把头低下去，把我的嘴唇紧紧地吻在她的嘴唇上……
年轻真好，尽管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但也是一种青春成长的必然过程。
情绪平静下来之后，郝秀梅依旧搂着我的脖子，喃喃地告诉我，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已经没有人管了，基本上是黄了。她家有个亲戚在喜鹊泡林业局，让她爸爸去那里当工人，她家过了年就准备搬家了。这次她是来向我告别的，要是这次她不来，往后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我听了她的话，心里有种莫名的失落感。人生这么多变故，赶上演戏了，叫人很难预料。
我感慨地说：“你要不来，我上哪知道你要走，也许，这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
她轻轻地喘了一口气，有些幽怨地说：“我知道，我不该来，你不会想我的，可我就是想来，要不……”
说着，她的泪水又溢出了眼角。
我擦着她的眼角，不知说啥好，只是轻轻地抚着她的背。
过了一会儿，郝秀梅从我的怀里站起来，环视着空旷的屋子，关切地问我：“你就一个人住在这儿？不害怕？”
我笑着说：“怕啥，干一天活儿，到晚上累了，一躺下就睡着了。”
“那你吃饭咋办？”
“对付呗，一个人咋地都好说，有时候在他家吃一口，有时候就上街买点干粮。”
郝秀梅推了我一下：“今天你就别干活了，上街买点菜，我给你做顿饭吧！”
我问她：“你会做饭？”
她笑了，“做得好赖不一定，总能做熟了，也算留个念想吧。”
北方的冬天，除了储存的白菜和土豆子，哪有什么卖菜的。
刘伊飞听说我这儿来了客人，看见是个女的，就把她当成了我媳妇，也没多问什么，要我俩上他那儿去吃饭。郝秀梅不去，刘伊飞就从家里拿来一筐土豆，两棵大白菜，还特意让他媳妇到豆腐房用黄豆换回来二斤干豆腐。
郝秀梅在家炒菜，我出去买了几个馒头。她做了一个白菜片炒土豆片，又用白菜心和干豆腐拌了一盘凉菜。
刘伊飞送来了一瓶用当地产的草莓酿成的金梅酒。
吃完饭，郝秀梅叫我把衣服都找出来，该洗的不该洗的，一股脑都洗了一遍。
天快黑了，屋子里没有点灯。我和她默默地坐着，谁也没说话。我说不清是害怕还是盼望夜晚的来临，因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我很清楚，她也会很清楚。
我的心里有些慌乱，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门开了。是哥哥嫂子来了。
哥哥对郝秀梅说：“天黑了，你嫂子来接你回去住。”
我有些吃惊，郝秀梅也感到意外，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嫂子领着郝秀梅走了，哥哥留下来陪我。当我目送着嫂子和郝秀梅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我的心中又莫名地感到如释重负。
我很感谢哥哥，我知道，要不是哥哥来，也许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我和郝秀梅都将是一种无法弥补的伤害。但是，我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初恋对一个姑娘来说是多么重要，正是这种自然萌生的懵懵懂懂的感情会让她在一生中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沉重的代价。
郝秀梅第二天就走了，她走时脸上带着一种很难解读的微笑。那双哀怨的目光像锥子一样刺痛着我的心。
我没什么东西可以送给她留做纪念，只是买了几斤亚布力烟让她捎回去，给她的爸爸——我很想念的郝大赖。
七
离年根儿近了，柳絮的学校已经放假。她带个孩子回我这儿来不方便，我也不想让她到这儿来，这地方水有毛病，小孩儿容易得大骨节病。回她的娘家也没地方住，无奈，我只好决定到临江去，到那儿去过春节。
柳絮的学校老师大多是县里人，学校一放假，人就都走了。柳絮住在学校食堂的隔壁，两个间隔的小炕，外屋住着一对外乡调来的老师，里屋住着柳絮。放假以后，外屋那对老师也走了，食堂也停了。就剩下柳絮带着孩子住在学校没地方去。
我来了，柳絮自然高兴。不管在哪儿，过年总得置办点年货，从屯子里杀猪的个人家买来几斤肉，从学校的食堂匀来几斤白面。再简单，过年总得吃饺子啊！
其实，过年吃什么倒是无所谓，最关键的是能和家人在一起。这才叫过年。
我做梦都想和柳絮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能够相守在一起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尤其是有了孩子。孩子能够到处乱爬了，小家伙长得非常可爱，小圆脸上，一对大眼睛黑溜溜地亮，小嘴咿咿呀呀地哼叫着，就像一朵咧嘴儿的花骨朵。我特别想叫妈妈看一看这个可爱的孙子。
我的心里有许多话想跟柳絮说，却又不愿说出来。我不想把我的烦恼和忧虑带给她。我太想有个家，天天都是这样的过日子。
那天晚上，躺在炕上睡不着，不知怎么，我向柳絮说起了郝秀梅。我告诉柳絮，郝秀梅到石头河子找我去了，就因为我从老家走了之后，大队的宣传队黄了，宣传队的人都很想我，就派郝秀梅来看看我。当然，我没说以后那些过细的事情，有时候说谎或者隐瞒什么也都是不得已的一种善意行为。我还告诉柳絮，在我和她没有结婚之前，郝秀梅还给我写过情书。
柳絮听了，既没有流露出惊讶也没有表现出生气，她只是笑了笑说：“她还没有结婚吧？”
我说：“她还不到二十岁，好像连对象都没有呢。”
柳絮说：“那你应该帮着介绍一个。”
我说：“她家要搬到喜鹊泡林业局去了。”
柳絮说：“喜鹊泡就在临江县，离这儿不远，要是有机会，让她到我这儿来吧，我看看她。”
假期，学校天天有老师值班。那天正赶上学校的郭校长在学校，他过来和我唠嗑儿。
郭校长家就在当地，听说我会搞园艺，还会做工匠活，立刻跟我说：“公社有个牧养场，刚建一个果园正缺人，你愿意来，我给你说说。”
我本来就为和柳絮的两地分居犯愁，如今有这个机会，当然是求之不得了。一来可以和柳絮在一起，二来牧养场又是公社的，总比当社员强，柳絮也同意我过来。
郭校长很快就把户口迁移证拿来了。我回到石头河子，没费力就把户口迁出来了。一个农村户口，迁出迁进就是派出所一张纸。
这年春天来得早，没出正月，地里的雪就化净了，村子里已经开始忙着搞备耕。
我的户口是农村户口，迁过来还得落在农村，我的户口就落在了柞树村的一个生产队里。
本来，我还挺感激郭校长帮了这么大的忙，谁知，从上班那天起，我的心里就挺不是滋味。
牧养场在柞树村西边的河套里，离村子有四五里地远。头一天领我去上班的也是生产队的一个木匠，姓关，五十多岁，碎嘴子。在往河套去的路上，关木匠就告诉我，这个牧养场是全公社第一个，可是却归生产队所有，队里人都嫌乎路远，很少有人愿意去那里干活。他还告诉我，这里的生产队都很穷，很落后，一年干到头也分不着钱，瞎忙活，他还埋怨我，不该到这儿来。
他的话像一盆凉水兜头浇下来，叫我感到浑身冰凉。
河套里的这个牧养场，其实什么都没养，只有河滩上的一片黄沙地上稀稀拉拉地种着一些果树。果树都很小，还没有长成树型。场部是一幢像仓库一样的破房子，光有房框子，门和窗都没有，我和关木匠就是来做门窗的。
在这儿做木匠活，只能记工分，到秋后不一定能不能分到钱，哪有我在石头河子做木匠好，又自在又挣钱。
当天晚上，我就把心中的苦恼告诉了柳絮。她听了，沉吟一下，然后安慰我说：“不管咋说，人家让咱们来，也是一片好心。一家能在一起比啥都好。你先干着再说，要是嫌乎路远，就买辆自行车。”
我没吭声儿，可也是，人家肯定是一片好意，尽管跟我原先想象的不一样，但总算不用再分居了，这就比啥都强！
八
学校的南边有块地，大约有半亩多，是学校的学农田，正靠着我们住的那个食堂的南窗户。学校把这块地给了在学校居住的我们和另外一个老师，让我们做个小菜园。我打算把它栽上点果树和葡萄树。江一开，船一通，我就回了石头河子一趟，从刘伊飞那儿取回来一些新品种的苹果苗和葡萄苗。
学校的几个老师都朝我要了一些果树苗，柳絮的同事何宽还让我到县里，去他家帮着给种上。
何宽在学校教语文，听说我爱好文学，还有一些书，课闲时候就常到我这儿来借书看，顺便唠唠文学的事儿。
星期六，何宽值班。晚上，柳絮让他到家里吃饭，何宽忽然问我：“你愿不愿意去街里？”
我一愣：“去街里干什么？”
何宽说：“我有一个朋友，在镇郊农业中学当校长，他们学校现在特别缺能教农业课的老师，也缺指导学生种地的农工，这两样你都行。你要想去，我给你说说！”
我高兴地说：“那当然好了！”
过了两天，何宽告诉我，去农中的事成了，他要领我去和校长见一面。
事情很顺利，农中的校长姓刘，原来是哈尔滨市工会的干部，1961年下放到这儿来的。刘校长听我介绍完简历，又跟我唠了一阵，当时就告诉我，明天就可来上班了。
上班，对于我来说，这个词儿确实很新奇也很有吸引力。当社员那些年，除了上工就是收工，只有有工作的人才叫上班，这是我盼望已久的。
上午教几节农业课，下午领着学生到学农基地种田。对于我来说，这些工作都是轻车熟路。我很感谢在老家生产队干活那几年，老家毕竟是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一直很重视科学种田，重视培育新品种，重视推广新的生产技术。我身在其中，看到的学到的就比一般地方高出一格。很自然，再加上有空我就收拾学校的桌椅门窗，一身兼两职，校长、老师、同学对我印象都很好，刘校长立刻就给我往上报了一个长期临时工。
那年文艺创作刚刚复兴，我写了几篇小说都发表了。也赶巧，县里要成立文工团，缺一个编剧，不知怎么就把我调去了，我稀里糊涂地参加了工作。
九
文工团要招一批新演员。
文工团的前身是县评剧团，剧团的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留下来的，到这时年纪最小的也都四十出头了。再者，剧团的老人儿只会演评戏京戏，二人转、相声等曲艺节目和唱歌都不会。要想适应当前的形势，必须招收一批年轻的能歌善舞的学员。
招生的海报贴在了大街上，县广播站也向全县播了出去。
招生对象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当然，这是一个就业的好门道，招生的消息一传出来，就有人到剧团来走后门，报名的人基本上都是由剧团的人推荐上来的。
我也是招生考试的评委之一。我看了一下报名表，大多数都是下乡知识青年，有一半是哈尔滨的。出乎意料的是，我在报名表上看到了郝秀梅的名字。我很惊喜，恨不得立刻就看到她。可是，马上我又止住了这个念头，这个时候我不能打扰她，以免影响她的情绪。
考试地点设在剧院。那天，县委宣传部和文化局的领导都来了，剧场里还进来不少考生的家属。我很想看到郝大赖，希望他能来，我在人群里张望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考试进行了大半天，下午剧团内部开始酝酿招收人员。开会时，剧团的那些老演员都极力夸奖自己推荐的学生，确定最后的录取人员名单时，我发现没有郝秀梅。我有点着急，站起来大声说：“我认为应该录取郝秀梅，她又能唱又能跳，进了团就能上台演出。咱们要学习乌兰牧骑，要深入到火热的第一线。她在农村经受过多年锻炼，能吃苦不怕累，这样的演员很难找。”
评委们听我一说，就问我：“你了解她吗？”
我说：“我当然了解，我在农村时，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她一直是骨干。”
听我这样一说，评委们都不吱声了。几个领导交头接耳地商量一下，最后宣布说：“那就把郝秀梅填上吧，反正还有半年的试用期，行不行到时候再说。”
名单公布出来了，一张大红纸就贴在剧院门口。
在人群里，我看见了郝秀梅，她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头发稍稍剪短了一些，显得更加俊秀灵气。
我来到她身后，轻轻叫了她一声：“郝秀梅！”
郝秀梅回过头来，看见是我，惊愕得瞪大了眼睛：“方领！”
我笑着对她说：“想不到吧？”
郝秀梅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说：“真想不到，你怎么在这儿？”
我往剧院里指了指说：“我就在这儿上班。”
郝秀梅高兴得几乎跳起来：“真的，你不是唬我吧？”
我认真地说：“真的，我在这儿当编剧。”
郝秀梅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我早来找你了！”
我说：“现在也不晚，从今往后，咱们又在一起了。”
郝秀梅拍着手，笑着说：“那咱们今后就是同事了？”
我把脸一绷，装作严肃地说：“谁是你的同事，你是学员。你得叫我老师。”
郝秀梅调皮地举手行了一个礼，装得很认真地说：“是，方老师！”
我和她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十
都说剧团跟别的单位不一样。没有身临其境，不知道怎么个不一样法。等我进了剧团，才慢慢品出了其中的缘由。
剧团是演戏的地方，演戏就要有演员，就要有主角和配角。恐怕天下所有的演员没有一个愿意一辈子甘当配角不想当主角的。
因为当演员要演戏，演戏就要演好，演好才能出名，出了名才有观众捧场。当演员谁不想出名呢？
就因为这个，剧团才能更集中更鲜活地体现急功近利、争名夺利这些词汇。
我所在的文工团，老演员都是原来评剧团的。评剧团成立的时间较长，这些人基本上分三伙，一伙以老旦小花玲为首，包括副团长陆少维在内，以乐队成员为主的实力派；一伙是以青衣小月秋为首和几个女演员组成的少壮派；还有一个就是程派，程派就一个人，这小子叫程春，要个儿有个儿，要样儿有样儿，扮相也好，唱功也不错，就是哪伙也不靠。程春这个人特别抠门儿，媳妇也是个演员，孩子都三个了，俩人工资还是各花各的。程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拿把，平时排练时都好好的，一到要演出时就来事儿，拖着不上场。副团长陆少维摸准了他的脾气，他一耍糗，就找几个武把子丁当地踢他一顿，揍他一顿，这样才上场，所以两伙人都不愿意要他。
“打情骂俏，搂搂抱抱，真真假假，鬼难知道。”剧团里男女关系的事儿层出不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小花玲就被挂上破鞋游了街。
陆少维和小月秋本是两伙，却有说不清的关系。俩人在明里总是为演出的事儿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背地里又总在一起嘀嘀咕咕的，黏糊起来没完。
剧团改成了文工团，班底还是原班人马，就是新招了一批年轻的学员。
学员一入团，就要拜师。大都是由团里指定谁给谁当师傅，谁给谁当徒弟。这帮学员没入团之前，大部分都托了剧团里的老人儿走关系，进了团就自然拜老人儿当师傅。
郝秀梅进了文工团，谁也不认识。她来找我，问我：“你看，我选谁当师傅呢？”
我考虑了一下说：“你选谁当师傅都不合适，因为他们都是唱戏的，不会唱歌。很多老演员演了一辈子戏连谱都不识，他们怎么教你唱歌？”
郝秀梅说：“那我拜你为师吧。”
我忙摆手：“你别瞎说了，我只是写剧本，不参与团里的事，再说，我也教不了你，你还得靠自己努力。”
郝秀梅说：“那人家都拜师傅，我也不能不拜呀。”
我想了想说：“那你就拜陆少维，他还挺有事业心的。小月秋不行，她太能欻尖卖快，跟她学不出好。”
郝秀梅说：“那我就听你的。”
郝秀梅就拜陆少维为师。
我没想到，拜在陆少维门下的还有一个农村来的小伙子，叫石连山，郝秀梅和石连山一起跟着陆少维学艺。不久，就出了一段很叫我后悔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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