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华秋实

　　——北京师范学院首届中国书法艺术专业班回顾展

　　编者按：30年前，欧阳中石先生在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创立了中国书法大专班，并于1985年开始面向社会招生。在大专班的基础之上，1994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书法艺术研究所，1999年更名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2005年晋升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该学科点秉持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理念，长期服务于我国的书法教育事业，是当代书法研究、教育和实践的重要基地之一，是目前中国招收书法方向硕、博士生人数最多的学科点，形成了完整的高层次书法学历教育体系。时值该班创立30周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了“春华秋实—北京师范学院首届中国书法艺术专业班回顾展”及展览研讨会，这里我们撷取了部分学员的纪念文章和参展作品，以飨读者。

　　白煦：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欧阳先生从通县师范学校调到北京师范学院不久，便开始筹备创办首届书法大专班的事情。这次举办回顾展，我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为内容，在附记中有七言句，记述当年情景，这里选几句展开细说：

　　车棚内聆听教诲。大专班当时条件艰苦，因为白天上课没有教室，只好在师院进门南侧自行车车棚里上课。北京大学的叶秀山、高明、金开诚以及刘炳森、蓝玉崧、张充和等诸多学界、书界的泰斗也亲临这个简陋的车棚授课、举办讲座。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

　　青灯下搦管临池。先生教导我们，临摹碑帖不在多而在精，只要精确掌握了原碑精神，就达到了习书的目的。有一次在课堂上他出示了四字（魏碑），要求大家当场临摹，其他临摹作业则布置下来，带回家去完成。我是半脱产学习，下课后还要去协会上班，所以临摹作业只能回家后在灯下完成。有时往往一写就到了深夜。

　　登岱岳抚碑摩搨。观摩名山大川之名碑、刻石是我们暑假实地考察的课外实习内容。1986年夏，欧阳先生亲自带我们去他家乡泰山实地考察了岱庙的汉碑、岱顶的摩崖刻石和经石峪的刻石，使我们眼界为之大开。我们在山东重点考察了岱庙的《张迁碑》《礼器碑》等大量汉代隶书，岱顶的《纪泰山铭》和经石峪、铁山摩崖等摩崖刻石，面对这些古代刻石我们兴奋不已。

　　卅年后白发重聚。从1982年相识，我和铁军也有了32年交情了。去年底他找到我说：“咱寻思着给大伙（同学）做点事儿呗，你看搞个展览行不？”我听后十分高兴，虽然自己也曾想过这事儿，但还没有和别人商量过这想法，正好铁军有这意思，他又开始筹款找赞助，我们商量好便去欧阳先生家向他汇报，先生听了非常高兴，连连叫好。我把展览策划书呈给先生看，他手持放大镜，逐字逐句加以推敲，看得非常仔细。当看到“欧阳先生首创中国书法艺术专业”时，他对我说，不是我首创，没有学院领导的支持是办不成的，建议改为在学校领导的同意、支持下创立了书法专业。他还特别提到陶凤娟老师，陶老师的爱人是学院当时领导，在他的支持下，在陶老师的奔波周旋之下，大专班才得以创立。

　　有了先生的大力支持，我们便分头开始行动。铁军负责筹款，我负责展览场地、聚餐和座谈会地点、展览和作品集设计出版等，连军和崇范负责联络同学发通知，李松负责文件起草，冷万里负责作品集印刷。于是，在大家的张罗下，回顾展成功举办。我们要继续贯彻先生的嘱咐，在总结、回顾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承传教化，砥砺研究”当作我们的座右铭。

　　葛鸿桢：卅载难忘是恩师

　　回忆一下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几位任课老师。由于我们这个班是北京师院教科所内首先创办的，正处于草创时期，校内缺乏足够的师资。于是，大部分专业老师都是临时外聘的在京名家。如书法美学课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员叶秀山先生担任；草书课请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与中央音乐学院蓝玉崧教授担任；隶书请著名书法家、故宫博物院刘炳森先生担任；北京大学的高明教授和葛英会博士给我们开古文字学课；林岫教授教我们古诗词；书画鉴定请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臣彬先生担任；书画杂识请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张荣先生担任；书法史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王玉池研究员担任；篆刻课由荣宝斋的著名篆刻家熊伯齐先生担任……本院也有几位教授任课，如书法理论课由中文系的王世徵教授担任，碑帖学由金运昌教授担任，欧阳先生本人也担任了几门课的教授。

　　在听课学习的过程中，有些小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对本人日后的为人处事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如叶秀山老师，精通八国语言及西方美学，他授课时并不是把许多西方哲学家、美学家的比较深奥难懂的术语来唬弄学生，而是用非常普通易懂的语言来阐述比较深奥的美学理念，深受同学们欢迎。

　　蓝玉崧教授因擅长二胡，在授课过程中有时会把拉二胡需要的运臂运腕等动作与写书法时的运臂运腕对照着讲述。因为二胡对学员们来讲并不陌生，所以他的比喻常常能令学员领悟。

　　沈鹏先生擅长草书自不待言，他在一次与同学们互动的小事令我至今难忘。记得有一堂课沈鹏先生留了一点时间给学员们提问，由他来释疑。不知哪一位同学递了一张小纸条给沈鹏先生。问道：“所谓书法三昧，不知是哪三昧？”沈先生念完纸条后，很诚恳地说：“到底哪三昧，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听后随即也写了一个小纸条递上去。沈鹏先生接到我写的纸条后，念道：“所谓书法三昧，这个‘三昧’不是数量词，‘三昧’是梵文音译，意即‘奥妙’。”沈先生念完后接着说：“这个解释应该是通的。”作为一名闻名遐迩的书法大家，他丝毫没有端着架子，不懂装懂，而是十分坦率地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呈现在学员面前，令我辈十分地敬重。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另一个反面例子。那位老师的姓名这里姑且隐去，是最初被请来教我们书法理论课的。他一上来就自我吹嘘已经研究书法理论多少年，如何精通书法理论。问题是他在讲课时根本对古代书法论坛讲不清楚。最后引起了大部分学员的不满，联名要求撤换。本人虽然没有参加联名署，但内心对这位先生的讲课也是不满的。幸好教科所采纳了同学们的要求，从中文系请来了王世徵老师上书法理论课，对比之下，王老师的课让大家十分满意，王老师的人品也获得了大家的尊重。

　　刘炳森先生给我们上隶书技法课。刘先生十分智慧，在给我们上第一课开头就说：“我们的隶书是美术字，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办展览，需要写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我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也许刘先生知道社会上对他的隶书有称“美术字”的评价，他干脆挑明白了向我们作自我介绍。这样一来，反而获得了学员们的理解，没有任何同学去挑他的毛病。

　　张荣先生虽然名气似乎没有那么大，但备课十分认真，讲课条理清楚。有一次我对古文中的某几个字不认识也不理解，向他请教，他一时答不上来，于是承诺下堂课给我解答。果然，下一堂课他记得解答我这几个小小的疑问。看来是一件小事，但他体现了高尚的师德，让我很难忘怀。

　　高明教授在古文字学界名气很大，却丝毫没有名家架子，十分平易近人。葛英会博士虽然年轻，但讲授古文字时交代得十分清楚，比如某个字，在某位前辈学者是怎么认识的，另一位学者又是怎么认识的，他本人又是怎么认识的，都一一交代清楚，让我们初步了解古文字学的逐步发展与深化的进程。

　　以上是对任课老师印象的比较深刻的点滴回忆。除了正常的课程之外，欧阳先生还十分重视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把外地赴京的中外名家请来给我们作讲座，同时还组织同学们去校外聆听一些讲座。这样的举措十分有利于拓展我们的眼界。

　　记得第一学期开学不久，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与民进中央共同邀请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熊秉明教授来京作为期五天的“书法与视觉心理实验”的培训讲座。王玉池先生邀请我去旁听，我向欧阳先生汇报后，欧阳先生答应我请假去旁听熊秉明先生的讲座，并吩咐我回校后要向全班传达熊秉明先生的讲座概况，并嘱咐如有可能，请熊秉明先生亲自来校给我们班作讲座。后来，熊秉明先生居然同意来我班作讲座。由于熊先生的《中国书法理论的体系》在香港《书谱》杂志连载过，因此同学们对他并不陌生。这次请进来的讲座，让我们有机会与熊先生零距离接触，使大家受益匪浅。

　　此外，请进来讲座的还有日籍华人、著名甲骨文学者欧阳可亮教授，以及王遐举先生、陈振濂先生，祝嘉先生及瓦翁先生等等。祝嘉先生、瓦翁先生都是苏州的著名书法家，由于他们讲的普通话不标准，极其难懂，于是为他们当翻译的任务自然落到本人头上。两位老先生已先后做古，回想起来不禁感慨唏嘘。

　　好像在1985年或1986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中国书法系列讲座”，先后请了当时身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启功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著名美学家韩玉涛先生作讲座。欧阳先生要求我们全班同学都去听讲座。

　　韩玉涛先生在讲座中列举了大量的考证，其渊博的知识令大家十分钦佩。可能他事先知道我们班同学都去听讲座，因此在快结束时，居然说：“我最近才看到葛鸿桢先生1981年对张芝创今草所作的考证文章，在此向他表示敬意。”同时又问：“今天葛鸿桢先生来了吗？”由于他如此问起，故讲座结束后我便到台上与他交谈，他特地邀我去他家做客，去他家喝到了南方喝不到的小米粥，这是后话。

　　启功先生作讲座幽默风趣，侃侃而谈如拉家常，十分通俗易懂。那次讲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结束语。他说：“我是满族人，也就是以往所说的‘胡人’。所以我前面所说是话全是‘胡说’！”这一幽默中带有谦虚的结束语，博得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

　　当然，因为在北京师院就读，拜访欧阳中石先生更为方便，因而可以更直接更频繁地向欧阳先生请教。记得当接到被北京师范学院书法专科录取准备赴京之前，我去向费新我先生汇报时，费老对我说：“我认识欧阳中石先生，此人极聪明，文章又写得好，你有幸考到他门下，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向他请教。”经过多年接触，我深深地体会到费老对欧阳先生的正确评价，同时也亲身感受到尽管欧阳先生在创办书法专业阶段举步维艰的处境，但对我班同学都是关爱有加，情同父子。因此，毕业后，一直与先生保持着联系。1999年，我准备出版一本书法作品集，求欧阳先生题笺并作序，先生不但题了笺，还认认真真给我提供了一篇序文的手稿。据老师说，他与王世徵教授一起对序文仔细推敲定稿后，再抄录的。故此序堪称书文兼美，作为他的弟子我感到万分荣幸。

　　事实证明，当时欧阳先生倡导的“匡正书风”以及为我们设置的课程和鼓励我们多听讲座等教育方法，对我们获得系统的书法相关学问以至提升我们自身素养是十分有利的。

　　卢中南：学书法、学文化、学做人

　　想当初，我们这个班在北京师范学院属于首创，一切白手起家。开学之后一直没有固定的教室，既缺少教材，学习环境也比较简陋，一些外地自费上学的同学节衣缩食，都住在临时改建的工棚式教室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用“艰苦创业”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但是这些都没有挡住全班来自祖国各地的九十多位学子强烈的求知欲望。许多同学舍家弃业，不远千里，克服各种困难，汇集而来，为的是能够在北京师范学院书法班有跟着欧阳中石等全国名家和名师学到真正的本领的机会。大家知道，要想在学业和艺术上有所成就，关键是认准一个好老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和北京师范学院举办的书法班所拥有的资源优势非外省市一个地方或一所院校便能具备。此外，全班有不少同学属于风华正茂的书坛才俊，有的甚至已经是崭露头角的省、市书协领导、骨干，能够在这样一个人才荟萃的班集体里学习生活，不能不说是一种自豪和幸福。以至于多少年后，大家谈起那一段学习生活，都戏称自己是“黄埔一期”。

　　两年里，全班同学都在用自己的勤奋不倦，努力体悟和践行着欧阳中石先生在开学之初提倡的“匡正书风、学以治弊”的宗旨和“欲学书法、先学文化，欲学文化、必学做人”的教诲，逐渐开阔了我们以往狭窄的视野和不够宽容的襟怀。许多老师以他们深刻的见解和渊博的知识与我们真诚对话，引领我们向着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不断地追寻和叩问，深深地吸引着、激励着我们认真思考，虚心求教，真诚探索，勇于实践和迎接挑战。那两年，我也从很多老师那里不仅学到了如何写字、如何治学的方法，更多的是感受到了他们的学术素养、人格魅力和人文情怀，借助他们的指引，把我带到大师或经典著作面前，从他们身上我更加看清了写好字、做好人的榜样作用和自己努力的终极目标。

　　王友谊：是先生引导我确定了主攻方向

　　恩师欧阳中石先生，在30年前，为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根本没有机会获得学历的学子们，在首都师范大学设立了一个小小的苑囿。36岁的我，幸运地植根于欧阳先生精心营造的小小苑囿，开始了我艺术生命的起点。在我们临近毕业的时候，先生要求我们各自确定书体的主攻方向，而后一个一个地分别谈话，帮助我们梳理与规划学习书法的长远思路。

　　我当时的定向是篆、隶。在师大学习期间，篆书隶书课程，古文字学课程是我的最爱。那种高古又浑穆的风格气息，那种文字奇妙的演变过程，几乎令我魂牵梦绕。冥冥之中，我觉得在我的大脑细胞中留有极大的空间贮存这些东西。因为，著名古文字学家高明和葛英会先生所讲的课，我能像录像一样，不仅记得清而且记得牢。

　　由于我的基础较差，在确定篆隶的问题上，有不少同学都持怀疑态度，大家以为篆隶不是我这样基础的人所能玩得了的。尤其是篆书，满眼都是陌生的字，古文字学还在刚刚入门的状态，主攻篆书，谈何容易！还有的同学质疑道：当代写篆书的人非常之少，你小子是不是想抄冷门？

　　当时，我的脑子全乱了，不知道应该做怎样的抉择。

　　欧阳先生和我谈话讨论我的定向问题，我更是惴惴不安。毕竟有不少同学都这么泼冷水，先生肯定也会给我一闷棍。我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等待先生的杀威棒。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先生对我的定向完全认同与肯定，同时，认为我的性格与金文的质朴气息相通，非常符合“字如其人”书法艺术规律。之后，又和我讨论了篆隶学习的要点等学术课题。尤其在谈到篆书时，他更是提出了关键问题。当时重点讲到两个方面：一是古文字学必须过硬，要尽量搜集前人的学术成果，即使当不了古文字学家，也要当古文字的明白人；二是一定解决篆书的相关技法课题，与将来个性风格的开掘问题。还要求我保持韧劲，向篆书的体系化方向上拓展。

　　先生真真地点中了我的命门，为我圈定了一个有丰富挖掘潜力，又有宽阔艺术空间的领域。从此，我义无反顾，心不旁骛，大道迳行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着。

　　毕业之后的几年，我曾经斥巨资购买书籍文献，拓片刻帖。我还与古文字学葛英会老师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时时就教。

　　我开始着力构建自己的篆书学习体系。以甲骨为发端，顺延至金文、石鼓、秦篆、汉篆，直至清人小篆，在孤自昼夜的临帖实践中，不断丰富着自己，不断积累着中国古文字的知识，提升着篆书书法艺术的审美观念。

　　刘文华：做个合格的老师

　　1984年，我有幸考入首都师范大学首期书法专科学习进修书法专业。对一个长期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的书法爱好者来说，是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从热衷书法艺术开始，凭着热情和情趣，不乏执著与刻苦。但真正了解其文化内涵、思想基础、风格种类、历史沿革、审美规律等等的关系，是到了欧阳先生身边聆听教诲和上学以后才渐渐清晰起来。

　　自毕业之后，我一直从事书法研究与书法教育工作。对于教学，欧阳先生十分严格地用三年的时间教导我怎样做个合格的教师，自1987年开始，每次到学校上课，先生必先审校教案。由此，自己不仅懂得了什么是教学，懂得了如何做老师，更懂得了教学的科学性、学术性、严肃性，懂得了做个合格教师应有的素质、知识、能力。

　　在先生的教导下，我对于书法教育有如下体会：

　　其一，书法专科教育作为书法成为高等教育学科的基础，其意义在于其学科建设和课程的设制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设立了框架。

　　其二，作为一群较多关注艺术实践与艺术本体的学子，较系统地接受了多学科、多视角、多元化的有计划学习与训练，大家懂得了艺术的学术性、科学性、社会性及严肃性，对艺术发展历史、规律、性质、类别、内容及相关知识也会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与理解。

　　其三，作为重要的学科建设工程，它的作用在于引导学生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通过对其方法的修正与调整，方向的把握与控制，思路的疏理与建立，使人们的认识普遍得到启发与提高。尤其在实践方法方面，大家的收获突出地表现在对艺术的宏观把握上。坚持理性实践，使人们学会了对艺术的思考与研究定位在文化学上，尤其渐渐懂得了艺术的科学性与技术性的辩证关系与艺术审美的因果作用。大家在实践的基础上，也对艺术的观察思考、研究试验做得更加理性、科学与合理。

　　李松：先生带我走上讲台

　　1992年春季的一天，刘文华突然通知我说：“欧阳先生让你去他那里，有事找你谈，是我推荐的你，去了就知道了，好事。”结果一去才知道，是先生打算叫我担任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班的行书课讲师！

　　天哪！我根本就没正式地讲过什么课，更别说给大学讲课！谈完话后，我一直晕着脑袋回的家，并且一宿都在床上“烙饼”。

　　按照先生的指令，先是安排我给日本留学生讲一堂李北海的《云麾将军碑》的课，并且须提前准备教案。那天，先生还特意详细地告诉我怎么准备教案。于是我准备了好几个晚上，总算搞出来了。当我带着教案去找先生时，先生竟然全盘肯定，不仅一点毛病都没点我，反倒说我准备得很好！

　　给三个日本留学生讲课是在欧阳先生书房进行的，给我们安排在一张小桌上进行，桌上笔墨纸砚备好了。先生坐在他的画案旁，距离我们三米左右。先生只是说：“你们开始吧。”之后，他就在案前看书。书房里只有我在说话，或者留学生不时地说着硬邦邦的日式汉语。

　　终于，一节课结束了。留学生走后，我战战兢兢地问先生：“您看行吗？”先生开始顾而不答，后又呵呵一笑。他说：“看来你真的没讲过课。开始的十分钟，你磕磕巴巴，还有个别语无伦次。哈哈，十几分钟之后就好了。”

　　我说：“先生，您看看我的这儿吧！”撩开衣服，转过身。这堂课下来，我的衬衣统统湿透。

　　欧阳先生这回可真的笑出声啦。先生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了好多字。原来先生也在听我讲，把我的毛病、问题标注了下来，甚至，有的语病都给记下了。之后，欧阳先生又细细地给我讲了一些关于讲课技巧、语言逻辑的话题。

　　后来先生又安排我讲技法课等，并且每次都直接把记录的东西交给我，于是，我就可以有针对性地经常反省和纠正教学中的问题。

　　此后每次在师大讲课，我在课堂的每一分钟，似乎都感觉先生在看着我。所以，我从来都十分认真地对待每一堂课。这使我渐渐养成了习惯，那就是认真备课，谨慎讲课。

　　邱宗康：有追求的人没有那么容易就走的

　　30年前，北京的金秋，近一百名已经不算年轻的年轻人，因为理想、因为书法、因为文凭、因为工作，聚集在欧阳中石先生麾下，开始了中国书法艺术专业的学习历程。

　　事实上，让我真正体会到这段学习经历对于我人生的影响和帮助还是在毕业后的日子里，甚至好多年后。那一年，我那极不起眼的大专学历在职称评定中竟然可以神奇地相当于15年艺龄，使我在38岁时便能以有限的书法成绩破格提为副教授级美术师。那次职称评定不仅仅是名誉问题，更是真正确立了我书法艺术专业的从业方向。它意味着从此解脱了没有专业的痛苦，没有方向的彷徨，书法于我不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和娱乐，而是真正成为我人生的事业和追求。

　　1996年秋，我身体特别不好，想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很是悲观。于是决定要出本作品集，也算给自己一个交代，便带上初稿去北京找先生。先生鼓励我好好做学问，要出大部头的论著，并且说：“有追求的人没有那么容易就走的！”这句话让我内心产生了极大震动，回到西安自己为作品集作序，题为《走出孤独》，借此排遣郁闷、疏导心结，为自己鼓舞士气。记得自序最后一句话是：“战地栽满鲜花，悲剧升腾彩霞。我将从此，再出发。”俟后，不仅出了第一本作品集，身体竟也渐渐好起来，随后又有了第一间属于自己的住所。有了生存空间，便安下心来完成了《大篆书艺散论》。虽然算不上大部头论著，但洋洋二十余万字也是自己几十年从事篆书研究和创作的切身体会。先生闻听非常高兴，特为该书题写扉页，辞曰：“青铜故迹旧物新文—为宗康女棣新作付梓题贺”。这题词包含先生多少厚爱和期待，他把生命体验传授给我，让我深切感受到文化薪传的炽热。

　　这以后，先生那句“有追求的人没有那么容易就走的”，几乎成为我的座右铭。怀揣这件“法宝”，这些年在书坛不断努力，不仅为协会做了大量工作，自己的书艺也有了长足进步。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