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 “小乾隆”诞生记

　　有位很老的前辈总是念叨：君不可一日无茶。300年后，有人听了这句话，看了这位老前辈的画像，捣鼓出来一种骨瓷茶器，晶莹透亮，一盖碗加一小壶，合起来像个Q版小人儿。这位老前辈叫乾隆，他的画像出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一碗一壶合称“小乾隆茶器”，摆在台北故宫艺术品商店的入口处，有红、黄、白、粉、青五种底色，描有不同的纹饰，颜色讨喜，造型可爱。商店里人来人往，很多人为此驻足观望，直至购买，300年前的乾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关自己的一切会如此热卖。售卖“小乾隆”的台北故宫也没有想到，除了陶瓷制品，一款“朕知道了”纸胶带、戴上立马变格格的“坠马髻”颈枕，创下上架即缺货的销售佳绩；但其实，如果时光回溯到50年前的1965年，当时的台北故宫文创，仅像是个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小孩一般，搭配着馆内的展览，发行印刷质量与市面上没什么两样的明信片、展览图录，50年后却出现周边文创产品如此这般盛况，馆内上上下下也都未曾设想过。

　　“小乾隆”是怎样诞生的

　　“小乾隆”的设计图纸出来时，研发人员看了很久，下了一个结论：“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繁复的前所未有的工艺细节让研发人员晕头转向。仰仗了一些人的坚持甚至偏执，萌萌的“小乾隆”茶器终有一天摆上了台北故宫艺术品商店的柜台。从授权、企划、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每一个产品、每一个环节中的冲撞，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这一切的冲撞，都是为了Tony所授意的“有趣一点”。

　　Tony是“小乾隆”的开发者—“神话言TALES”品牌创始人、艺拓国际的CEO，台湾人，常常飞北京、上海、东莞，每次只有几天，去工厂，拜访客户，查看渠道，一天分成半小时、半小时地过，自2004年创立艺拓国际，他的生活多数时候上满了发条，停也停不下来。这种并不轻松的节奏给他带来不小的回馈，艺拓的事业版图逐步扩展，2013年与台北故宫合作推出“故宫神话”文创品牌之后，艺拓的魅力值达到了一个新的爆发点，在旧金山、北京、上海新开了专卖店，借着故宫的知名度使产品逐步向世界范围内渗透。

　　“我们希望把中华文化透过一种设计，让新一代年轻人因为生为华人而骄傲地使用茶具。但我还是强调不能用传统方式教他们喝茶，可以用有趣一点的方式。”

　　公司的艺术企划团队对台北故宫的文物有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抽丝剥茧，提出可行性方案。Tony将这种“要有趣”的想法授意给企划团队。再由设计人员介入，设计出这样一款萌萌的“像乾隆头戴官帽的盖茶碗”，下面是一个壶，上面有个壶盖，打开之后放茶叶冲茶，底下的壶有个壶嘴可以倒茶，一壶茶倒满一盖茶碗，容量刚刚好。“底部还有一个乾隆的印章。这个造型颠覆了一般人对茶壶的印象和做法。壶上的纹路都是乾隆收藏的器物上的花纹。”效果图出来时，对接的故宫人员在开审查会议时没有任何异议。

　　大凡一款精品要面世，中间必定伴着电闪雷鸣。“小乾隆”有观赏价值，也有使用功能，设计图中的壶嘴，设计师坚持不让它太突出，否则影响整体设计美观。不突出的结果是倒茶时会跑水。Tony最后决定顺从设计师的坚持，第一版上市后，有些客户便有怨言，壶嘴太过隐形会“流口水”，第二代的壶嘴因此得以调整，更为突出，最终以达成消费者的期望。“消费者的需求、可以接受的定价策略与生产成本、博物馆文化的表达意义与创新，永远要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Tony负责整合协调，“了解故宫文物、做出产品规划的企划团队”，“了解国际设计趋势的设计人员”，“随时更新技术、生产、研发概念的开发人员”，还要了解“把握客户喜好的销售人员”的想法与行为，他认为，“壶嘴凸出来变第二代，反而在功能上面是完美，造型上没有95分，也能达到92分。”

　　好玩的东西不但是科技与艺术沟通的结果，也取决他们对文化的深入解读。与故宫合作，是自己的品牌在讲故事。台北故宫收藏的多是乾清时代的经典作品，“故宫神话”就从乾隆的概念延展出系列产品，除了“小乾隆”茶器，“我是乾隆”福印、福批也是有趣的设计。乾隆被现代人冠以“点赞达人”的名号，都因为他无论批阅什么，都喜欢盖个章，写个读后感。福印、福批的主体做工精细，福印是Q版乾隆，有一个乾隆、一个妃子，Q版形象都是手工绘制，福印底部篆刻“乾隆预览之宝”“宜子孙”，使用此印，如同我是乾隆爷；福批底部篆刻了“神”“妙”“雅”“逸”四种批字，“爸爸妈妈帮小孩子查作业，可以盖个福批，再签一个名，轻松逗趣”，Tony评价说。

　　除此之外，还有“乾隆雅玩”系的豆茶器、转心瓶、玲珑壶、故宫书画类弄瓶等二十大类的文创产品，它们在设计上都不仅仅简单套用故宫典藏元素，而是在创意上走得更远，从形式与内涵上都加以演绎。“我们把博物馆元素应用到生活，再结合到生产的工艺，创造一种新的美学，把传统中华文化里面的经典，放到现代的空间与概念里面。”

　　艺拓的工厂设在广东东莞，每个月Tony都要跑到那边监察产品质量。他已经开始做下半年的开发计划了，与台北故宫的合作只是业务中的一小部分，艺拓的业务将来想要拓展到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他的原则依然是“在沟通里获取文化的传播、典藏物的传统意义，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在设计上创新，最终达到文化艺术的含义要够，创新价值要够，时尚范儿要够的期许”。

　　融入日常生活的趣味之作

　　“小乾隆”系列茶器算得上一件得意之作，传统、时尚而又具备趣味性，无论是产品的开发者，还是最终买它入手的普通大众都这么认为，但在台北故宫的商店里，它并不是最热销的商品。

　　多少年来，独占台北故宫周边文创商品销售鳌头的是“翠玉白菜”周边产品，有“镇馆之宝”之称，最广为人知。小则一个手机吊饰，大至由精工琉璃雕琢、抑或第三方法兰瓷所创作的艺术浮雕“翠玉白菜瓷瓶”，一直销量不减。“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中国人特有的送礼文化，来到台北故宫走过这么一遭，总是要带点伴手礼回去给故乡的乡亲们。”不过，虽然热销依旧，但焦点话题却不在它们身上。近年来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通过口耳相传的网络爆红品项，焦点都围绕着“朕知道了”纸胶带与“坠马髻”颈枕，不但短时间造成供不应求的缺货现象，更使得台北故宫在年轻一辈眼中，不再是那么庄严肃穆、终日受观光客包围的文化殿堂，而是在一夕间成了结合生活趣味、富有潮流感的文创发源地。

　　“若真正要谈到故宫文创品能够在今天如此发扬光大的原点，不能不提起1983年，时任台北故宫院长秦孝仪先生提出的‘从传统中创新，艺术与生活结合’的根本理念。”谈到台北故宫精品的起源，冯明珠院长回忆道。

　　为符合秦院长艺术结合生活的要求，当时员工福利会便身兼二职，成为委任厂商与院内研究同人的桥梁。该任福利会执行长正好就是1978年进入台北故宫工作的冯院长，于是顺水推舟地由她主持每周例会中的“脑力激荡”，从无到有，自台北故宫数以几十万件计的庞大典藏中，试着找出能够结合生活的“文化创意商品”。当然，初期的发展也不出我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用品范围，从领带、桌巾、雨伞、帽子……一应俱全，就这么开始，经年累月地创建出今天创造年营收超过8亿元新台币、逾4000件的“台北故宫精品”。有如“翡翠白菜”这样的经典，有细致入微的传统复制画作，也有如“朕知道了”“坠马髻”这样爆红的无厘头趣味产品。

　　其实，能有这样的爆红现象也有其由头。近年来，台湾整体经济发展不如预期，物价飞涨，年轻人的平均薪资却只有1997年的水平。于是，追求“小确幸”(生活中微小而确切的幸福)，综艺节目与人们相互谈话间有没有能够令人发噱的“哏”，成为多数台湾人生活中唯一的快乐来源。而“朕知道了”与“坠马髻”颈枕就非常有“哏”。

　　对于这样的观察，冯明珠说明，起先众人都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爆红”现象与媒体周边效益，能让人会心一笑的“哏”也不是当时同人们所追求的主要目的。“朕知道了”纸胶带的创作起源来自2005年的《知道了：朱批奏折展》。“知道了”，原是康熙在批文奏折末尾习惯的朱批，没想到这样的创意十分符合台湾中小企业员工，借此来反讽阶级制度的文化。“因为网友的KUSO行为，使得传递效应倍增，商品迅速蹿红。”自2013年7月发行迄今，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卷小小的纸胶带便卖出20万卷，成就了逾4000万元新台币的营收。贴近办公室文化创意的成功，也进而激励了同人与第三方，衍生出其他如“密奏”“圣旨”活页夹，能让国人在忙碌的工作中，出现更多的“哏”，进而找到生活中的“小确幸”。

　　“坠马髻”颈枕的发明也有其灵感源头，为拉近民众与古老文物的距离，2007年，太极动画制作公司的“国宝总动员”3D动画影片问世，片中有众多国宝化身成活灵活现的卡通人物角色，“坠马髻”即是其中角色唐宫女陶俑头上所戴的假发，除了当作假发使用，还能当成坐飞机或日常使用的颈枕，既实用又好玩，令人会心一笑的KUSO装扮同时也受到众多网友的青睐，形成一股商品热销旋风。

　　上述两项的热销商品，除了有赖于第三方的丰富巧思外，都与故宫近年致力的“国宝竞赛”息息相关。2014年，已经举办至第四届的“国宝竞赛”激发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创作品，从开放国宝文物选件到与下游厂商共同开发的过程，是一个脑力激荡的大好时机与培育青年设计师的最佳舞台。冯院长印象最深的是，当时一个年仅17岁的设计系女学生，以一把翠玉白菜伞取得佳作，并同时授权给厂商，花了两年时间打造实品上架贩卖，这相当于给了一位年轻人最大的肯定，同时点亮了她创业生涯中的一盏明灯。此外，故宫还设立“台湾青年陶艺奖”，透过竞赛，鼓励40岁以下的陶艺创作者，同时还推出各项培训与教育计划，十分欢迎下游厂商参加，与故宫共同“精益求精”。

　　“纵然创意可以奇兵制胜，但我始终认为文创仍应回归文化，并以此作为发展母体。”所幸，过去故宫67万件典藏之丰的坚实基底，使得文创一路不虞匮乏。回顾过去这段为“台北故宫精品”打拼的岁月，冯院长很感谢一路上伙伴们对故宫的支持，但她仍认为故宫应该进步。即使目前已与ALESSI、法兰瓷、八方新气、富御珠宝、琉园、艺拓等知名品牌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但仿冒品的猖獗与故宫既往的公务员体制，仍是发展上的一大束缚。“你能想象这一年八九亿元的文创营收，底下就只有4位仓管人员在支撑着吗？！”除了专利公司的成立和与时俱进的持续创新，让山寨品永远只能追随故宫的脚步外，冯院长还期望故宫体制能向国际一流博物馆、美术馆看齐。

　　采访、文/本刊记者 刘向林、台北特约记者 周士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