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见欢（一）

　　一

　　黄昏时起了风，天空也阴沉下来。不远处隐在樟树叶子里面的路灯提前亮了，发着惨白的光。

　　我好像听到了布谷鸟咕噜咕噜的叫声。

　　到了晚上，风变大了，尖细的呼啸声不时传进来。

　　我躺在沙发上，阿群坐在另一只沙发上，我们在专注地看电视。风啸声突然尖利起来的时候，我们不由得会对看一眼，然后接着看电视。窗户都关着，但仍感觉有冷风灌进来，吹在脸上，冷飕飕的。

　　电话铃响时，我们同时惊了一下。阿群看了我一眼，继续看电视，我拿起了话筒。

　　现在我们都有点害怕听到电话铃响，总觉得会有什么意外的消息传来。但是，这怕也只是潜藏在心里的一种感觉，我还是能正常地接电话。阿群看我的样子，我就知道她心里很期望我能主动一点。我主动一点，好像能使她感觉轻松一些。

　　话筒里面滋滋拉拉地响，噪音很重，好像是风声顺着电线进到了话筒里。

　　“喂，喂，听得见吗？噪音怎么这么大啊？”

　　还没等我说话，对方就把电话挂了。但是，我已经听出来是谁。我告诉阿群说：“是秦言。”

　　“嗯，挂了？”她说。

　　“电话里噪音很大。”

　　“哦。”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我再次拿起话筒，里面的噪音消失了，很清静。好像要验证这清静似的，对方没有急着说话。

　　“喂。”秦言说。

　　“喂。”我说。

　　“呵，这次清楚了，刚才是怎么搞的啊，你们还好吧？”秦言说。她似乎永远是一副懒洋洋的口气，即使隔十年打通一个电话，也没有什么改变，如同昨日刚通过话一样。

　　“刮风，还好。你们呢？”

　　“大概是我开电视的……啊，刮风？我们啊，我们也还好。”

　　电话是从巴黎打来的，也许是距离遥远的原因，我们说的话要传到对方那里总有些延时。要过一会儿，才能互相适应对方的说话节奏。

　　“春节怎么……”我说。

　　“刚才你们出去了？……春节啊，这里一点也没有春节气息，他们不过春节。”

　　“……”

　　“春节前，我们倒是和几个中国人聚餐了一次，也就是包了顿饺子，结果，赵琛调的饺子馅大受欢迎呢。”

　　“他不是南方人吗？”我说。

　　“说说你们……啊，他在济南上大学，又在济南工作了好几年，学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他挺在行的。”

　　“哦。”

　　“说说你们怎么样了吧？”

　　“我们……”

　　“和柳原他们经常见面吗？”

　　“也不经常，不过我们前几天见到了。”

　　“丁艳那个神人呢？她还跟那个西班牙人在一起吗？”

　　“已经换成奥地利人了。”

　　“又换了？”

　　“嗯。”

　　“×××呢？”

　　“好久不见了。”

　　“×××呢？”

　　“去年……”

　　阿群专注地看着电视，但是我说的话她肯定都听到耳朵里了。秦言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对了，前几天我见到柳原的时候，他还提起你了呢。”

　　“是吗？这个人，还提起了我。”她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好像找不到下面要说的话，用这句无意义的话延宕着。

　　“是的。”我说，“他突然就提到了你呢，就像你突然打来一个电话一样。”

　　“呵呵，突然。”她说，“你们也不常见面啊？”

　　“是，不怎么见面。”我说。

　　她问到的这些人，都是她出国以前我们经常在一起玩的朋友，每次打电话，她都要例行问一遍。她每年大约打一次或者两次。每次她一问，我都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受。她对国内的印象大概一直停留在她出国时的情境。实际上，她问到的这些人，我们大多就是在她的问候里“团聚”一次。×××去了天津大学教书了，×××突然信了基督教，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倒比去了天津的人离得更远了。她说的“神人”倒一直在这个城市里，但是，她就像秦言突然出现在电话里一样，只是突然出现在msn上，深更半夜地聊一下她新结识男朋友的无穷优点，又是半年三月地不见踪影。×××进了监狱她是知道的，他做记者时报道黑幕“失实”，被起诉进了监狱。听说她和赵琛作为海外人士还在一份抗议书上签过名。所以，她一般不会问我们是否见过他的话，说不定她比我们还了解他的状况。倒是柳原还一直联系着，因为我们有业务上的关系。我在一家文化刊物做编辑，而他诗歌成名后离开了发工资的单位，有时写专栏挣点钱。虽然我们的刊物不怎么样，但我们给的稿费比较高，所以他不时地会在我们这里发表一些散文。恰巧，我前几天见到他的时候，他突然就提起了秦言，“不知道秦言怎么样了，现在是不是还那样专心致志地听人讲话，听一会儿就睁大眼睛问：你说的是真的吗？”他还把头半伏在饭桌上模仿秦言的样子，在“是”字上加重语气，眼睛夸张地睁着，一副不相信又想相信，相信又不怎么相信的样子。快十年过去了，秦言的样子突然就浮现出来了。

　　“我跟你讲啊，”她在电话那头突然把声音一压说，“哦，不怎么见面啊……我们决定今年回国一趟。”

　　“啊，那太好了。”我说，“你们早该回国一趟了。”

　　“这次是赵琛提出来的，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我要是再不回去一趟，我就老死在外面了。”她还是压低着声音，好像赵琛就在旁边电脑上打字，而她不想让他听见她说的话，“很好玩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气嘟嘟的，好像是我一直拦着他不让他回国一样。”

　　“不是他一直不想回来吗？”我说。

　　“是啊。但是，这一次他突然就起了这个念头，那样子好像是我一直不让他回一样。”她说，声音慢慢恢复了正常。

　　“你们是该回来一趟了。”我说。

　　“也是啊，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说，“但是，你说，要是钟离不回国，他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早死掉啊？”

　　“这个——”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好像也知道这个问题是天问，没再说什么。然后，我们不知道往下说什么了，出现了短暂的停顿。听筒里不是什么声音都没有，虽然不滋滋拉拉响，但还是有一种细细的啸声，真像是外面的风声灌到电话筒里了。

　　“你们这次回来，有什么事吗？”我说。

　　“事啊，也算有一件吧，赵琛翻译的一本书要出来了，编辑要他定封面。其实，在巴黎也能定的。”她说。

　　“哦，”我突然想起来说，“那你们最好春天回来，柳原他们搞了一个诗会，好像四月份在H城举办，正好一起玩。”

　　“诗会啊，挺好的，我听一个朋友说过，我们争取吧。赵琛有一个月的休假，除了七八月份，都好请假的。”她顿了顿，突然提高了声音，好像刚刚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无限憧憬地说道，“这下好了，等回去了，我们可以好好地聊一聊了。”

　　我放下电话，阿群转过头来看着我。

　　“秦言说，他们可能春天会回来。”我说。

　　阿群哦了一声，继续盯着电视看。我重新回到沙发上，跟她一起看电视。

　　只要盯着电视，我们就可以暂时忘记一下自己，就会感觉好一些。

　　二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突然又接到了秦言的电话。

　　她说：“我们已经回来了，现在在北京，住在朋友家里呢。”

　　“啊——”我倒是吃了一惊，一点都没想到他们这次的行动这么果决。

　　她说：“你们的反应怎么都是一样啊，都是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阿群，她果然睁大了眼睛，说“铁树开花了” 。我很高兴她竟然用了一个比喻，我对着话筒说：“阿群说铁树开花了。”秦言先是“啊”了一声，接着就笑起来了，说，“哦，有那么严重吗？”

　　秦言他们虽然一直没有回来，但是提起回国的事却不止一次两次。

　　有一次说是要回来卖掉济南的老房子，没有来。过了两年，又决定不卖了，准备回来重新装修一下出租，据说他们那个房子的位置租金涨得很高了，原来一直是她弟弟住着，她弟弟后来到其他地方工作了，房子就一直空着。但也没有成行。

　　最像要回来的一次是她的一颗牙齿坏了，准备回国内修补。因为在法国修补牙齿不算在“公费医疗”范围内，而且费用非常昂贵。我都帮她打听好哪家医院补牙技术好了，最后还是黄了，“贵就贵点吧，反正回国一趟也是很麻烦的，也要花很多钱。”……所以，上次又听她说回国的事，我是半信半疑，“姑妄听之”，也没有替她宣传。现在，她突然就说落脚北京了。

　　“他们回来有什么事吗？”阿群问。

　　“秦言说没什么大事，就是赵琛翻译的一本书要出了，出版社让他来定一下封面。”我说。

　　“定封面在巴黎也能定啊，现在通信这么发达。”阿群说。

　　“是啊，也许家里有什么事吧？”我说。

　　“这次，这么干脆，倒是蛮奇怪的。”阿群说，“不过，我真想见见她——”

　　阿群还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我也就“嗯”了一声，没多说什么。

　　三

　　好多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阿群说想见一个人。

　　秦言应该是二零零二年走的，距今竟然十年多了。

　　其实我们交往时间很短，也就是她出国的前一年才认识的。初识在一个朋友的饭局上，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她不是很爱说话，说话也是慢声细语的，只是她听你说话时，会一直睁大着眼睛，好像你说的是世界上从来没人讲过的话一样，看上去，跟她的年龄不相称，有点特别。

　　大概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好朋友，初识以后，又得以不停地见面，慢慢地就熟络起来。熟络起来后互相了解的东西也不多。她北大历史系毕业，还是研究生，曾经在大学工作，后来辞职，当时在上海好像从事的是服装外贸的工作，具体干什么不清楚。我认识一些人原来都是学文科的，九十年代后慢慢地都改了行，做起了完全不同的工作，有的干脆出了家，所以，她虽然算是中国较早的研究生人才，还是北大生，但改做其他工作我也没有什么好奇，没问过她为什么改行。

　　她出国是因为她先生已经定居在巴黎。

　　奇怪的是在这种有意无意的交往中，我们成了好朋友，成了“知交”，后来不需要原来的朋友搭局就可以随便在一起吃饭了。那种感觉有点不真实，只有在童年时才可以这么快地交到朋友。阿群和我谈起这个事情时，一方面觉得幸运，一方面由衷地感到蹊跷，觉得要是秦言对我们有点什么不可告人的图谋，才合情理一些。

　　秦言总是说“这个人太好玩了、那个人太逗了”。我们怀疑因为她是那种能广结善缘的人，我们两个落落寡合的人才能成为她的朋友。所以在跟她的交往中，阿群又喜又忧。喜的是难得的找到了一个合得来的人，忧的是人家只是容忍她，并没有她这种“难得”的感觉。阿群心浅，藏不住事，终于把自己的纠结告诉秦言。秦言一如既往地瞪大眼睛，郑重其事地拖延着说：“你不觉得我其实也是落落寡合的人吗？”

　　秦言说：“我其实也没几个真正好朋友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跟你们谈得来。”

　　阿群听了这话，开始很高兴，后来又担心自己配不上“真正”这两个字，因为秦言说自己没有几个好朋友，就说明她的眼界高啊。

　　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又担心，说明秦言在阿群的心里真是占了一个位置了。以至于后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之后，阿群会说，要是秦言不出国，我们的生活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如果南美州的蝴蝶扇一下翅膀，就可能引起亚洲地区的一阵台风，那么阿群的话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秦言确实是出国了。

　　她出国的前几天，我们相约在七宝古镇玩。坐在临河的茶楼上喝茶，我们消磨了整个下午。河对面的茶楼上有一对老夫妻，相对坐在一个靠窗的茶座上，“陪了”我们一下午。他们好像也不怎么交谈，老太太双手支颐伏在栏杆上，老先生则一直端坐着，目视前方，好像隔着墙壁看到了茶楼外面那座凉亭上两个拉京胡唱京剧的人。这个安静的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觉得从老夫妻的角度看我们的情景也是差不多吧。

　　四

　　过了几天，秦言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们已经到黑河了。

　　电话里她的声音竟有点兴奋，她说：“你猜，我们这里正发生什么事？”还没等我猜，她就迫不及待地说了，“老天，这里正下着雪呢，而且是鹅毛大雪，快冻死我了。你们肯定不能想象，江南肯定是桃红柳绿的季节吧？”

　　“是的。”我说，然后极力想象了一下上海这边的季节，我想到的只是路边的樟树正在换叶子，樟树在春天落叶，落叶是赭红色，新生叶是嫩黄色。这就是我上下班看到的风景，下了班，我一般都呆在家里，对季节都有点隔膜了。

　　“你们确定去参加诗会吗？在朋友家的时候，朋友说他也去，邀我们也去玩，赵琛都不想去呢。”她说。

　　“哪个朋友啊？”我问。

　　“是李度啊。”

　　“啊，你们认识他啊？”

　　“是啊，他不是后来到法国去了吗？经常来我们家聊天，他，还有钟离，加上赵琛他们三个，在一起经常密谋似的。他这个人可好玩了。”她说。

　　“哦。钟离不是在德国吗？”我说。

　　“不时地会到巴黎来玩。后来他们两个都回国了。”

　　“哦。”我说，“那一起去吧，柳原组织的呢。”

　　“好的，那我们也去。”她说，“阿群还好吗？”

　　“还好。”我说。

　　“怎么老是你接电话啊。她不接电话啊——不过，反正要见面了，见了面就可以好好聊聊了。”她说。

　　“她上卫生间了。”我说。

　　阿群在旁边突然紧张地朝我摇摇手，竟然真的起身去卫生间了。

　　五

　　过了几天，秦言又打电话来，说他们已经在湛江了。

　　“湛江还是很漂亮的，要不，你们过来玩吧？赵琛的哥哥有一套房子空关着，有地方住。”她说。

　　“秦言要我们去湛江玩。”我对阿群说。

　　“去湛江？”阿群的眼睛一亮，随即又黯淡了，“我得上课啊。”

　　“阿群得上课。走不开。”我对秦言说。我知道不是因为上课的原因。

　　“哦。走不开啊。”秦言说，突然又压低了声音说，“你猜怎么着，赵深这次回家，突然就喜欢上了老家了，他都想把巴黎的房子卖掉，回湛江来住。是不是真的变老了，想叶落归根了？”

　　“湛江的房子也很贵了吧？”

　　“是啊，一年比一年贵。”秦言说，“你说奇怪吗，二十年，我没听赵琛说过家乡好，这次回家，显得特别兴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到他家来，看到大海很兴奋，他好像只是尽职似的带我走了一圈。不过，他前几天跟我到东北去，看到下雪也很兴奋，把脖子还扭了。”

　　“要紧吗？”我说。

　　“不要紧，开始有点怕，以为脊椎要断了，后来到医院检查了一下，就是扭了一下。”

　　“哦。”

　　“他现在说话都耿着脖子，很好笑的样子。”她说。

　　我挂了电话，阿群问：“发生什么事了？”

　　我说：“赵琛到东北看到大雪的情境很兴奋，把脖子扭了。”

　　阿群说：“要紧吗？”

　　我说：“好像不要紧。”

　　阿群说：“哦。”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他们到底来不来上海啊？”

　　我说：“来的啊，说好我们一起去H城的啊。”

　　阿群说：“哦。你说他们会回国居住吗？”

　　我说：“不知道。”

　　六

　　我们见面的时候，赵琛的脖子还没有好利索。他们住在朋友的家里。秦言在卧室里叫他，他的头和脖子一起转过去。他说：“来了。他们。”

　　秦言从房间里走出来：“呵呵，你们好啊，我们终于见面了。”

　　她站在离我们两米远的地方，很瘦，我以为她会过来拥抱一下阿群，但是没有。

　　“啊，你怎么这么瘦啊？简直是瘦骨伶仃啊。”阿群说。

　　“啊，是吗？”秦言说，“你们先坐啊，我找一件衣服，你见到我把那件褐色毛衣放哪里了吗？”

　　后面那句话是对着赵琛说的。

　　“你的衣服我怎么知道。”赵琛嘟囔道。

　　秦言转身去卧室里找衣服了，赵琛忙着给我们倒茶。这阵势好像我们不是隔了七八年的见面，倒是像昨天还来过一样。

　　她真的是像阿群说的那样，瘦骨伶仃，而且，在她转身走开之后，我突然觉得她停留在原处多看了我们一眼。她脸上是一种真挚又淡漠的表情。

　　赵琛端来两个纸杯子。我们这是第二次见到他。我们跟秦言熟，跟他不熟。他好像显老了，脑门秃了很高。但是非常亮，像涂了油一样。他抽出健牌香烟给我，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吸烟。

　　他抽烟的时候坐得也很端正。他个子不高，穿一件黑风衣，扣子系到领口，表情严肃。他应该还会戴一条围巾。十多年前，我记得他就是这副穿戴。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的两句话。那时候，中国处在疯狂的商业大潮里，连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也认为讲道德严重妨碍社会的发展，应该选贤与能，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领大家富起来。然后一切会好起来，包括政治。一种新的伦理，围绕发展的伦理正在形成。我和他谈起这个现象，他说：“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西方国家也是这样过来的。”我原以为会听到他的批评，没想到是这样的一句话，有点吃惊，还感觉到一点安慰。所以一直记着。

　　还有一句是我向他约稿，他摇摇头，他说：“我主要是不想让朋友为难。”

　　“是吗？我这样说的吗？”当我提起这件往事的时候，他突然流露出腼腆的神色来，“其实，我到了法国就不大写文章了，我就是搞搞翻译。”

　　“怎么不写了呢？”我问。

　　他本来是看着我的，听到我的问话，头向左边一偏，眼睛不停地眨动着。嘴巴张了几下，才笑道：“这个一言难尽。”

　　他的普通话有很明显的广东腔，听秦言说，他以前在济南一所大学里工作，八九年出国，当时说是去求学，实际上，他没有在法国上学。辗转几次后，他在法国一家电台找到了工作，每当北京时间九点钟的时候，他半夜起来去上班，开始“对华广播”。

　　“也就是讲些中国的新闻，可能会从西方的角度看。”他说，“但是也不会很过分，因为，法国跟中国的关系很微妙。”

　　我看着他这么端正地坐在我们面前，感觉还是像大学里的教师，而非那种有奇怪口音的播音员。

　　七

　　四月份，江南真是桃红柳绿的季节。通往H城的高速上车很少，开车很惬意。阳光很好，出城以后，可以看到田野里金黄的油菜花。有时候能看到田野里的传统民居，那种黑瓦白墙的房子，在阳光下，白墙很醒目。

　　秦言说：“其实中国的乡村里还是这种房子好看。那种新盖的洋房，真是不伦不类。”

　　赵琛说：“他们要盖成洋房的样子可能也有他们的道理吧。”

　　秦言说：“什么道理啊？”

　　有时候能看到一两只白鹭飞过公路。我们车速很快，感觉白鹭飞得很慢，像停在半空中一样。

　　“你怎么这么瘦啊？”阿群对秦言说，“你走的时候，是个小胖子，肩膀这里圆滚滚的。”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啊？”秦言说。

　　“是有点瘦。”我一边开车一边说，“不过，除了瘦好像其他变化都不大。”

　　“变老了。”秦言说。

　　“真的有点瘦。”赵琛坐在副驾驶上，艰难地转过脖子。

　　“你们别说我的瘦了。”秦言说，“说说你们嘛，你们过得好吗？”

　　我开着车，没吭声。这条高速上的车真少，可以看到很远的路。路被阳光照得发白，路的尽头白茫茫的，好像跟天空连接在一起了。好像借着秦言他们的眼睛我又感觉到了阳光的明亮。

　　阿群说：“我们还好吧。”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阿群，她此刻看上去心情确实蛮好的。

　　“好就好，这年头没什么不好的，当然也没什么好的。”秦言说。

　　“你这句话等于没说。”赵琛嘟囔道。

　　“不是这样嘛，除了死，还有什么不好的啊？”秦言说。

　　“干吗老谈死啊？”赵琛嘟囔了一句。

　　“我没老谈啊。”秦言说。

　　“谈谈也是正常的啊。”秦言说，“反正谈不谈都是要死的。”

　　“那不一样。”赵琛在前座上摇了摇头，一副秀才遇到兵的样子。

　　我向右边看后视镜的时候，总是会被他倍亮红润的脑门干扰一下，他的年龄比秦言大，他跟她说话，既有一种赌气的神态，又显示一种包容的气度。

　　“你们以前认识钟离吗？”秦言问。

　　我感觉到赵琛摇了摇头。

　　阿群突然轻轻地哎呀了一声。

　　“怎么了？”秦言问。

　　从后视镜里我看到阿群抿住了嘴唇。

　　“——我还是不说了吧。”阿群说。

　　“你看，你越不说，我越是好奇啊。”秦言说。

　　“也不是……我想说是不是钟离的死让你们回来了一趟，让我见到了你们。”阿群不好意思地说。

　　“啊，这个意思啊。呵呵。”秦言说，“也不是。”

　　“嗯。”阿群说。

　　“其实……”秦言说，“其实，我们老早就想回来，有一次机票都订好了，又取消了。”

　　“哦。”阿群说。

　　赵琛突然僵硬地转过身子，往后面看了看，很严肃地说：“阿群，你说的有道理。”

　　“不认识。”我说，“是你走后，柳原介绍认识的。我想请他写个在国外生活的专栏。”

　　“哦，他写了吗？”秦言问。

　　“没有。”我说，“不过每次见到他，他都说要写了，而且都是信誓旦旦的。”

　　“啊，是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很好玩，说什么都信誓旦旦的，转眼好像什么都没说一样。”秦言说。

　　“呵呵，沸腾鱼。”赵琛说。

　　“对的，他每次到巴黎来都说要给我做一次正宗的湖南沸腾鱼，到现在也没做。他其实很懒。”秦言说。

　　“每次原料都配不齐。”赵琛呵呵地笑了。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的朋友李度也很懒。”我说。

　　秦言说：“怎么了？”

　　我说：“我是听柳原说的，我本来想通过他约李度也写点稿子，柳原说除非你每天帮他铺好稿纸，两手架着他写字的手搁在稿纸上。”

　　秦言哈哈地笑了。

　　“不过，钟离过世后，他写了一篇超长的纪念文章。”我说。

　　秦言说：“可能也不是懒，是真的没什么可写的了。”

　　我看到赵琛轻轻地点了点头。

　　“钟离好像很喜欢吃？”阿群说。

　　“是啊，他是个美食家。”秦言说，“你们在上海经常聚吗？”

　　“没有。”我说。我想告诉她，像这样出门聚会在我们几乎是十年来的第一次。但是想了想，又没有说。

　　“我离开上海时的印象是天天聚会似的。”秦言说。

　　“你一走，我们就不聚了。”阿群说。

　　“是吗？为什么？”秦言问，然后她立刻又说，“我是不是在国外呆傻了，总要问为什么？”

　　我们都笑了。

　　从后视镜里我又看了一眼阿群，她也笑了，她也看到后视镜里的我了，又冲我一笑。

　　“你们在国内呆几天啊？”阿群问。

　　“赵琛请了二十天的假。”秦言说。

　　“哦。”阿群说。

　　“是啊，有点紧。”秦言说，“后天就得回去了，本来想在上海多呆两天的。”

　　“哦。”阿群说。

　　“你们跟钟离熟吗？”秦言说。

　　“嗯——”我沉吟了一下，一时不知道怎么说。

　　“我是觉得，他要是不回国就好了。”秦言说，“国外就是寂寞点，没有那么多事情。”

　　“你们那边有人玩吗？”阿群说。

　　“玩啊？”秦言说，俯身向着副驾驶的位置，“赵琛，我们算有人玩吗？”

　　“呵呵，这个你自己想就行了？”赵琛笑着又有点不满意地说。

　　“还行吧。”秦言说，“其实，我有时候一星期都不下楼一次。”

　　“啊？”我说。

　　“我总觉得要是他不回来就不会有事，国内真是个花花世界啊，太热闹了。”秦言说，“你觉得呢？”

　　我开着车，也感受到秦言向我这边俯过身来了。我抬眼看了一下车内后视镜，正赶上秦言也在看着后视镜，微微向前探着脖子，神气就像柳原模仿的那样，嘴巴微微张着。

　　“你总是问这个问题。”赵琛说。

　　“我没总是问吧？”秦言说。

　　“你在北京就问过李度。”赵琛说。

　　“那也不叫总是啊。”秦言说。

　　赵琛摇了摇头。

　　我说：“这个我可没有经验。我还处在向往国外生活的阶段呢。”

　　“嗯。”秦言好像比较满意我这个回答，转头对阿群说：“你见过钟离吗？”

　　赵琛说：“你怎么总是谈钟离啊？”

　　秦言说：“你怎么又‘总是’啊？”

　　“见过，”阿群说，“见过两次，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秦言说“呵”。

　　“第一次在七宝，还有柳原。”阿群说。

　　“七宝？”秦言说。

　　“是啊，你那一年出国的时候，我们在七宝喝过一下午的茶。你忘了？”阿群说。

　　“啊，是吗？”秦言说。

　　“是的。”阿群说。

　　“钟离可喜欢吃了。”秦言说。

　　“是的。”我说，“那天他吃了好多东西，千里香馄炖，老鸭粉丝汤，四川担担面，小笼包，一个店一个店地吃，每个店都不舍得吃饱，简直像饕餮，我感觉他在德国几十年，胃里有一个部分一直空着似的，一回国就开始填补。”

　　“啊哈。”秦言说。

　　柳原打电话跟我们约好在七宝古街见面。我们到时，他们两个站在一座石头桥上，钟离正低头发短信。背后，河两边的灯光落在水里闪烁不定。他抬起头，一张笑眯眯胖乎乎的脸，我吃了一惊。我在网上看到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丰神俊朗，眉宇间透着英气。那时他明显发福了。他后来说“我是文人武相”，这肯定是他发福以后吧。从他年轻时的照片看，怎么也看不出“武相”来。他听我讲话时嘴巴半张着，绷紧着，随时要舒展开来似的，眼神里透着惊喜，好像我就要讲出什么很出奇的事情似的。他其实不仅对吃感兴趣，对什么都是一副津津有味的劲头。

　　“他很会吃的。”阿群说，“每吃第一口，都轻轻地哎呦一声，不舍得下咽。跟他一起吃东西，觉得东西都变得好吃了。我记得他不时地对柳原说，‘原原，再过一万年，德国人也做不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啊。’其实就是一碗福建小馄饨。”

　　“他自己好像也很会做。”我说，“我们吃担担面的时候，他详细地给我们讲了一碗担担面的火候和配料，把大厨和服务员小妹都讲得围过来听，而且他特别会讨好人。”

　　“是啊，那么生机勃勃的一个人。不过，他后来吃得也太胖了。”秦言说，“赵琛倒没有怎么胖，但是，头发快掉光了，快成老头子了。”

　　“本来就是老头子了嘛。”赵琛来回摸了两下自己的光脑门。

　　“我倒没想到他跟你们这么熟。”我说。

　　“他经常到巴黎来，还有李度他们三个在我们家小小的客厅里聊天。聊困了，就在客厅里睡了。感觉像地下党密谋似的。李度也是个很好玩的人。后来他们两个都回国了，就剩赵琛一个孤家寡人了。”秦言说。

　　“赵琛有你啊。”阿群说。

　　“钟离是个真正的诗人。”赵琛说，他还想说什么，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拿起来一看，是柳原打来的。

　　“你们到哪儿了？”他问。

　　我往车窗外看了看，说：“好像到常熟了。”

　　柳原说：“哦。”

　　这时，一直严肃地盯着前方的赵琛突然说：“问问柳原，李度到了吗？”

　　柳原说：“李度到了，我们正在光明塔最高层上喝茶呢。”

　　我说：“能看到长江吗？”

　　柳原说：“使劲看能看到。”

　　听说李度已经到了，赵琛好像松了一口一直憋着的气似的，身子往后一靠，睡了。

　　八

　　诗歌朗诵会说是七点钟开始，到七点半了礼堂里还乱哄哄的。不时地喇叭刺啦响一声。我们四个坐在一起，坐在礼堂的右前方。柳原坐在礼堂当中，跟一个翘眉毛翘胡子的新疆人在一起。李度坐在第一排。进场前赵琛跟李度在一起抽了一会儿烟。他微微有点驼背，头发贴在头上，已经花白了，脸色灰扑扑的，表情和蔼优雅。外面穿了一件米色毛衣，透出深褐色的棉衬衫领子。

　　秦言他们看来跟他非常熟，一见面她就说：“李度，你怎么又变老了，比前两天我们见你的时候还厉害了。”

　　李度微微一笑，头探向秦言，轻轻地说：“是吗？是不是因为光线的问题啊？也可能是旅途奔波的原因。我刚从桂林赶到这儿。”

　　秦言笑了，说：“李度，你别这么认真好吗？”

　　“哦？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啊？”他轻轻地笑道。

　　秦言把我们俩介绍给他。

　　他先把头探向阿群，笑眯眯地看着阿群，再伸手跟她握了握，然后，再把头探向我，笑眯眯地看着我，然后伸出手来说：“我知道你们，秦言跟我说起过你们，说你们是她在上海最好的朋友。”

　　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但又很庄重，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我和阿群都有点受宠若惊了。秦言打趣他道：“他就这样，非常绅士，用中国话说就是一个老好人。”

　　“对对对，老好人。我喜欢这个词。”李度说。他听秦言打趣他的时候也是微微探着头向着秦言，唯恐听错一个词一样。我觉得他微微的驼背就是因为老是这副“殷勤探看”的样子造成的。

　　诗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诗歌朗诵，一部分是摇滚民谣演唱。二者穿插进行。来之前听柳原讲会有一个钟离诗歌缅怀会，其实就是在诗会前　　面朗诵了钟离的三首诗，朗诵的第一首就是他的名篇《兰花》。三首很快就朗诵完了，礼堂里来的大部分人可能还没搞清楚钟离是谁呢。然后一个很瘦的光头上去用苏北话朗诵了一首他自己的长诗，他朗诵的诗歌本来就听不大懂，转头去看舞台右侧的电子提示牌，发现出现在上面的诗歌比他的朗诵还难懂。

　　十月信札

　　去，去，去，去你的beedzw

　　15÷3，三聚÷氰胺‘“中国不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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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骗骗骗骗骗骗骗骗骗子。混混混混

　　混混混混蛋。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小人。abcdefghijk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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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念到操操操的时候有人在台下吹口哨，还像听京剧一样叫好。他伸出一只手掌，做了一个卓别林饰演的希特勒制止群众鼓掌的手势。台下某个角落里发出一阵笑声。他下去了，有人上来抱着吉他弹唱了两首近似说话一样的歌曲。也下去了。又上来一个穿着中式对襟衣服的人，朗诵了一首叫《望气的人》的诗歌：

　　望气的人行色匆匆

　　登高远眺

　　长出黄金、几何和宫殿

　　……

　　本来以为下一个应是唱歌了，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走上来，留着微卷的长发，穿着醒目的白裤子，很像一个流行歌星的样子。结果他站到台前后，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来，原来还是诗朗诵。他把遮住右眼角的一绺头发往后顺了顺，开始朗诵，声音有点哑。我看了看电子显示屏，上面打出的题目是《欧洲女子和中国男人交往——给一个欧洲女人》，讲的是一个欧洲女人爱上一个在国外的中国男人并与之结婚的故事。

　　赵琛一直很认真地听着，样子好像正在课堂上一样。其实礼堂里乱哄哄的，唱歌的时候安静一下，一到诗朗诵就嗡嗡地响，根本听不清朗诵者在朗诵什么。

　　英俊的男子念两声，用手撩一下掉到眼角的一绺头发。撩了五次，一首诗念完了。

　　工作人员开始往台上搬乐器，搬上来一架架子鼓，两个吉他手拎着吉他上来了，一个人手上拿着铙钹，几乎是一个完整的乐队了。吉他手开始拨吉他弦，还没有开始，礼堂里突然就安静了。一个脑门比赵琛还亮的人拿着一个麦克风，不时地冲麦克风喂喂地说两声，大概是主唱了。贝司轻轻地敲了一下，吉他突然一阵急拨，突然又停了。光头把麦克风拿到嘴巴边念出一句诗。又是一阵音乐，光头又朗诵了一句诗。我看了一下电子显示屏，诗歌是德国诗人策兰的《白杨树》。

　　白杨树，你的枝叶把白色闪耀成

　　黑暗

　　我母亲的头发从来没有变白。

　　……

　　光头念完整首诗后，又开始重复“我母亲的头发从来没有变白”这一句，来回重复了几遍，一遍比一遍深情，一遍比一遍轻，一直轻到只有哈气的声音。

　　赵琛就是这个时候突然站了起来，他弯着腰往外走，我们把腿尽量收起来给他让路。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小声说：“我去外边抽支烟。”我说：“我也去。”

　　我们先去卫生间小便，然后在走廊上抽烟。一时没有话说。他吸两口烟，摇摇头，突然苦笑了一下。我以为他要说什么话了，结果又吸了两口烟。

　　“你烟吸得多吗？”我终于憋不住，打破沉闷说。

　　“一个人的时候多一点，如果她在，我会少吸一点。”他说。

　　“一天一包？”我说。

　　他沉思了半天，好像在计算一样，然后确认道： “一包。你呢？”

　　“我也一包左右。”我说。

　　“我刚才看显示屏上的显示才知道那个人朗诵的是策兰的诗，我在法国读过策兰诗歌全集，没有发现有这首诗。”赵琛说。

　　“大概是为了朗诵改编过了。”我说。

　　“也许是。但是，策兰的诗不能这样读。”赵琛说，“策兰。”

　　“嗯。”我没读过策兰的诗。

　　“那句话说得还是很有道理的。”赵琛说。

　　“哪句话？”我说。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说，“你知道策兰是怎么死的吗？”

　　我尴尬地看着他，我对策兰不了解。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日，”他说，“从米拉波桥上跳进了塞纳河。”

　　“阿波利奈尔写过的《米拉波桥》吗？”

　　“是的。”他摇了摇头说，“策兰。”

　　他已经开始吸第二支烟了，而且没有让我，自己独自抽着。我抬起头，发现走廊的顶非常高，高得让我觉得自己矮了很多，都有点站不稳的感觉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他不写，也许能活下去。”他说，“存在还是大于言说。我的意思是，根本上言不能尽意。有时候当痛苦在现有的言语里仅仅指向虚无时，言语会带领人走向死亡。”

　　我手里没有烟，很局促地站着。

　　“其实很多个体都可能经历这样的感受，但是作为人类集体经历这样的感受却是极为罕见的。”

　　“你是说奥斯维辛？”我说。

　　“嗯，西方人总是希望通过言语达到澄明之境，而东方人很早就意识到言语的局限，肯定混沌的意义。”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我说。

　　他摇摇头说：“还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正常人的世界，即使最绝望的文字还是在这个范畴里，一副生生不息的样子，就像刚才那个人的朗诵。其实——”他手上的烟燃到了尽头，他急着走进卫生间里扔烟头。我犹豫着是不是要跟进去，我后悔自己没有带烟，如果有一根烟，我觉得自己会自在得多。他似乎在里面又小便了一次，呆的时间有点长。

　　他出来的时候，脸上竟然有些笑眯眯的样子。他把自己的围巾抻了抻说：“我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什么好玩的东西？”我问。

　　“国内厕所里的小便池上到处都写着一句话：前进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这个太好玩了。”他说，又重复了一遍说，“这个太好玩了。我到黑河秦言家那里发现这个现象，在我家湛江也发现这个现象。”

　　“法国没有这个问题吗？”我指的是把尿尿在小便池外面。

　　他想了想———我发现每当我问生活问题的时候，他都像进行哲学沉思一样来思考半天，而刚才他讲那些话的时候好像一点脑筋也没动似的。我感觉他是把在法国上过的所有的厕所回想了一遍以后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说：“没有这个问题。至少我没发现。”然后，他似乎害怕自己的结论太武断了又说，“也许有，我对法国也不是很了解。”

　　我们重新回到礼堂。

　　秦言问：“你们在外面怎么呆这么长时间啊？”

　　“我们？”赵琛说。“哦，我们在抽烟。”

　　这时，台上三个怀抱吉他的年轻人正在演出。他们演唱的歌曲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其中两个人站着不怎么动，只是在急拨吉他的时候弯弯腰什么的。而另外一个小个子，却是满场跑。一会儿跑到左台角上，一会儿跑到右台角上；一会儿几乎弯腰到台面了，后面的观众几乎看不到他了，然后突然站起来。

　　站起来也不显眼，他干脆跳到中间的桌子上，先是背对着观众，然后突然一个转身，像小孩子在玩跳房子。

　　秦言嗤嗤地笑起来：“他这是要干什么啊，倒真像一只小小鸟啊。太好玩了。”

　　赵琛仔细地看着台上，等了半天说：“好玩。”

　　“你这反应也太慢了吧？”秦言说。

　　“我在想——”赵琛说。

　　“这还用想啊。”秦言说。

　　赵琛看着秦言，好像在想用不用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