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时代的想像力

　　社群经济的基础是指基于共同的观点、追求、兴趣而达成的某种共识。

　　在黄仁宇的笔下，李贽有点像克尔凯戈尔。后者选择离开家庭，坐在长椅上孤独地抽着雪茄，思考着无数关于这个世界的沉重话题，这是他对基督教的宣战方式。前者则干脆跑到满是湖光山色的庙里剃了度，逃离亲族，背叛传统。不过，李贽的命运似乎比克尔凯戈尔好一些，他并没有穷困潦倒，反而借助自己的圈子获得不少接济，甚至还有实力为朋友的父亲操办80大寿的盛礼。

　　李贽的圈子是他在担任姚安知府之前形成的。他曾经在国子监任教，又做过几年南京刑部员外侍郎，加之自己的特行卓识，自然拥有了一批粉丝。当李贽决定放下一切的时候，这些粉丝中有不少飞黄腾达者，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李贽的接济者。

　　黄仁宇在分析李贽的生活模式时说，“这种方式的金钱周济和往来不同于一般，在于受授者之间具有共同的思想，或者说共同的目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这种关系还是以道德作为施政方针的副产，因为这种施政方针的思想根据，乃是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息息相关。一个人或一种事物，其所以具有特性或功能，全靠和其他人或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合作互助和共同享有，被黄仁宇认为是人之生活目的。

　　李贽生活在16世纪后半程，彼时欧洲的西班牙开始了海外扩张，商品经济出现萌芽。而黄仁宇上述那段话写在了1981年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中，那个年代正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鼎盛时期。1990年，吉登斯在成名作《现代性的后果》中，全面反思了现代社会。这次反思的起点是，“我们正在从建立在物质产品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体系向主要地与信息相关的社会体系转变”。

　　如果说从以物质生产社会体系转到信息化的社会体系，这前后有什么本质不同的话，就在于人从追求差异化转变成了追求同化。黄仁宇对李贽的评述在他自己的大历史观来看，无意之间点出了资本主义的下一个发展方向，即以信息为中介的社群社会。

　　和吉登斯来自同一所大学的杰夫·摩根在新著《蝗虫与蜜蜂》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大胆假设，但是在移动互联网的今天来看却又不那么新颖，即“在资本主义的下一个阶段中最大的组成部分将不会是信息、远程通信或计算机的生产……与之相反，我们目睹一种更依赖关系而不是商品的经济制度的产生。这种经济更依赖实干精神，而不是坐享其成；更依赖维护，而不是生产。”在这个阶段里，服务业依然会占据主导，但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强化，情感会成为服务型产品的核心。因此，我们可以将杰夫·摩根形容的这个阶段称之为“关系资本主义”。

　　事实上，这种类似于乌托邦的经济模式正是亚当·斯密追求的完美市场，购买者的欲望和出售者的动机完全匹配，当然其前提是建立在完全信息模式下的完全竞争之上。而资本主义在凸显掠夺性的几个世纪里，恰恰处于信息不完全的状态，比如暴利的获取。反而是小圈子、小群体之间可以达成深度信任和进行充分表达。

　　因此，关系资本主义的完全信息假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可以渗透到任何一个有人的地方，杰夫·摩根称之为“完美信息”，一种与其他成员分享信息、观点、希望以及恐惧的能力。“它拥有完美的判断力，这是一种将知识和信息运用到实现最重要的愿望和欲望中去的能力。”

　　完美信息构筑起了完美社区，在这个社区里的货币也不再是单一的金钱形式，甚至可以是观点、实物、场景等等。在完美社区之内达成的交易，不是强迫性的，而是允许个人进行反思。平等或者不平等，层级或者扁平，都不再是这个社区里人们需要考虑的。只有情感才是唯一的通行证。

　　关于情感，杰夫·摩根说，“市场经济所取得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使成千上万的人表现得像你的朋友一样，面带笑容，为你提供物品，满足你的需求。笑容和温暖可能都是合成的，完全不具有友情的特点。”

　　杰夫·摩根对关系资本主义的想像是典型的乌托邦，但是并不能排除其适用性，尤其是在“社群经济”蔚然成风的此时此刻。我们发现，社群经济的基础正是“道德”。这里的“道德”没有意识形态的含义，而是指基于共同的观点、追求、兴趣而达成的某种共识。如果不能对这一点进行分辨，恐怕就会回到社会主义大锅饭时代的错误认知。

　　特别有意思的是，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不是建立在经济学家所假设的个人利己主义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个人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清醒认识基础之上。人的社会属性深深渗入到人的根源中，而非简单地表现在人与他人的直接交往中。这种表述和杰夫·摩根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秒。

　　不过，共产主义是否认私有财产的。“否认”与“共享”私有财产终究是有本质的不同。

　　文/胡泳 郝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