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时代（一）

　　一、狙击

　　本文故事开始的1905年，按干支纪年为乙巳年，属蛇。新世纪的最初十年，犹如一幕大戏，至此正好演到剧半，正派反派，主角配角，尽是龙盘虎踞的一时之豪，就是那些暂时跑龙套的，台下作看客的，也都不安于一时之运命，或拿血一拼，或拿命作豪奢一赌，于那绛紫色的历史天鹅绒大幕后，演绎着幽暗曲折的传奇。

　　是年1月，俄国发生以“流血星期日”为序幕的革命，黑海舰队战列舰“波将金”号哗变。在远东的冰天雪地中，驻守旅顺的俄军在付出上万人的伤亡代价后向日方投降。落入亚欧两个强国夹缝间的老大帝国，既要防虎，又要防狼，发愤图强当成朝野共识。年初，东京中国留学生集会，吁请清廷立宪。清廷在迁延不决中也有行动，先是废除了凌迟、枭首、戮尸三项非人道的重刑，再是下诏废除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并谋划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北洋六镇新军亦于年中全部练成。4月，年仅二十岁的革命党人邹容在保释出狱前一日，瘐死于上海租界华德路西牢，一时引发物议汹汹。到年底，曾参加拒俄义勇队的留日学生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绝，留下万言绝命书，以期唤起同胞，“去绝非行，共讲爱国”。邹、陈二士，以一身死，作警世洪钟，唤醒百千猛士，皆有古义士之风，从长沙数万人公祭陈天华的规模来看，已然让整个民族热血沸腾。这一年也是清末的暗杀年，处处杀机四伏，血案频传，2月，有湖北省反清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谋刺钦差大臣铁良未遂案，至9月，乃有哄传一时的“刺杀出洋五大臣”案。

　　故事的开始是在这年7月，安徽芜湖科学图书社逼窄溽热的小楼上，三个年轻人正在密谋一场狙击行动。此三人都是剪掉辫子披着头发的青年，安庆人陈独秀，小字孟侠的桐城人、直隶高等学堂学生吴越，来自江苏丹徒一个世代书香家族的赵声（字伯先）。朝廷7月16日发布诏书，着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考察西洋政治，以为立宪预备，但在身为党人的他们看来，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要揭穿之，惟有迎头狙击。

　　三人密计中，赵声抢着要北上从事这必死的任务。赵声曾入江南陆师学堂学习军事，自负一身武艺，尤擅左手枪法，年少时在家乡为人鸣不平，曾入狱砸械，是个胡天胡地的主。吴越也毫不相让，争执中，吴越说了一段话，可谓在革命史上影响十分深远。吴问：“合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赵声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说：“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

　　于是，狙击方案就这么定下了，由吴越北上执行任务。三人分别时，如两千年前燕太子丹在易水畔送荆轲赴秦的情境再现——“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

　　今人余世存编的《非常道》，把与吴越争北上任务的记为陈独秀，中有“陈独秀20岁时，与革命党人吴越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等语，后又云“后吴引弹于专列，就义，重伤清二臣，时年26岁”，不知典出何处。此则轶事对陈独秀的年龄记述是有误的，吴越1878年生人，陈独秀小一岁，为1879年生人。吴行刺时27岁，陈是年26岁，而非20岁。

　　吴越自告奋勇领受这一任务，固然出于其抱有的必死之心，也是考虑到他有直隶高等学堂学生身份作掩护。这个出生于桐城一个清寒的读书人家庭的年轻人，好古文，向往古时侠风，他原字孟霞，自作主张改作孟侠，从改名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楷模就是春秋时轻死生、重然诺的侠客，在石破天惊的一击中，让生命如流星划过黑暗的天幕。

　　三年前，吴越北上投靠堂叔吴汝纶。堂叔是桐城派文章大家，曾做过几任州官，退出政坛后在保定任莲池书院山长，后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动用关系把侄子安排在推行新式教育的高等学堂就读，却不知道侄子已经秘密加入“北方暗杀团”，并任支部长。

　　这个暗杀团是由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义勇队（被取缔后更名军国民教育会）衍生出来的，后来同盟会的两大班底，湖南黄兴、刘揆一等发起的“华兴会”，上海陶成章、蔡元培等发起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光复会的前身），皆是其同志。加入这个秘密组织，身份须严格甄别，其成员皆有徽章以供识别联络。徽章为圆形镍制，一面为轩辕黄帝头像，一面镌刻誓词。组织聘有俄、日教官教习格斗、爆破、刺杀军械等各项技能，其宗旨为力图民族解放、光复汉室，纲领有三，一起义，二暴动，三暗杀。在北方暗杀团名单上排名靠前的有：叶赫那拉氏，满洲亲贵铁良、载湉、奕劻诸人，封疆大隶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

　　1905年前后的清廷政局复杂而微妙，中枢清流派、地方重臣派、满洲少壮派，还有袁世凯的北洋派，都在想方设法扩充实力，非个中人难以洞悉其秘。然在吴越这样的革命党人看来，管你改良还是立宪，皆是朝廷鹰犬。他说宁愿吾国民为懵懵不醒之国民，也不愿吾国民为半梦半醒之奴隶，因为懵懵不醒之人一旦猛醒，皆会复九世之仇，光复汉室，而半梦半醒之奴隶，名义上立宪保国，实际上不过是清廷奴才。他早就想玩一票大的，以革命的恐怖手段达到“杀一儆百、杀十儆千”之目的。

　　五大臣出场之前，吴越盯上的是铁良。铁良，满洲镶白旗人，荣禄幕僚出身，曾以兵部侍郎的身份赴日本考察军事，时为襄办练兵大臣，入值军机处，是满洲少壮派的领袖。此人对汉人极为警惕和仇视，电告日本方面只许清国汉族留学生学警察，不许他们学军事，就是他干的；收刮东南各省财富，私自提取上海江海关数十万两银子，编练京师八旗防备汉人，也是他干的。名义上，此人是襄助袁世凯训练新军，实际上几乎是袁的克星。

　　吴越早就想入京刺杀铁良。他预测，如果一击成功，朝廷必将对汉人大行压制，满汉冲突会愈加剧烈，革命就会愈有希望（“逆贼铁良一杀，而载振、良弼辈必起而大行压制之手段，将不尽灭我汉族而不甘心焉！噫！此其幸事乎？抑其不幸事乎？吾敢断言曰：‘幸事，幸事！’”）。但没等他动手，湖北一个叫王汉的革命党人提前发动了。1月，铁良以钦差大臣身份南下，巡查各省军事财政，“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决定在其返京途中发动攻击。他约了同伴准备在汉口大智门车站动手，但他们赶到火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王汉便带着那把没来得及打响的手枪，只身前往火车北上必经的河南彰德潜伏。几日后，铁良一行乘车到达彰德时，王汉早已携枪候于站内，但因他缺乏枪械训练，举枪对准铁良时，竟然连发不中。追捕中，王汉自忖不能得免，留下遗书和手枪，于道旁投井自杀。

　　晚清的这些革命党刺客，未经专门暗杀训练，热血上头，仓促上阵，论身手几乎都是蹩脚的。比王汉更为不堪的是一个叫万福华的杀手，一年前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的金谷香菜馆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屡扣扳机，却不闻枪响，原来他从好友刘师培那里借来的那把枪，撞针早已朽坏，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目标大摇大摆在眼前消失。也正因为那把枪没打响，万被逮后，只被判了10年徒刑。

　　吴越听到王汉在彰德谋刺铁良不成的消息，不免有些失落，因为自己的暗杀计划不得不告夭折了，但对王汉舍身成仁的勇气，他还是相当敬佩的。他说，万、王二子事迹，非勉他人，乃勉我尔。尽管再向铁良动手已经不可能，但身为革命党人，全天下的满人自然都是他的敌人，“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满人的头又岂是割得尽的？现在轮到自己上场了，可千万别再闹前两位的笑话了，踩点、枪械、炸弹，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到，暗杀的预案，自然也是制订得越周详越好。

　　吴越挑选了两个好友，作他这场暗杀行动的掩护和助手，此两人一个叫张容，一个叫孙岳，年龄相当，都是志在反清的热血青年。张容是他高等学堂的同学，祖籍山东，客籍辽东，祖上为汉军旗人，世代为努尔哈赤守陵，饶有家资。他本名张焕容，因读了邹容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改单名为容，以示追随。此人精于刀术，据说寻常三五人难以近身。那个孙岳，就是日后参加领导过滦州起义、曾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直隶督办兼省长的那位，他是北方同盟会早期成员，早年因击杀地痞入五台山剃度，此前不久，披着袈裟投考保定北洋武备学堂，以优等生成绩入选炮科。正值学堂假期，三人小组于这年夏天秘密潜入北京。

　　吴越是徽人，以前往来京城必下榻桐城会馆，此次行动为保密计，需另择客栈。当时北京城住店有一惯例，店家为结账方便，以及为店客和访友之间容易查询探访，须将住店客人姓名写在一长方形小木牌上，俗称水牌，公开挂在柜台后面的墙上。若用“安徽吴越”的名字挂出，容易暴露身份不说，事后还会牵连同乡。三人一商量，孙岳选择了一家来京时常住的旅店，位于距正阳门火车站不远的廊房头条一带，以“高阳孙岳”的名字挂牌。选择这家旅店，除了离火车站近，还有一个原因是附近有好几家绸庄布店，便于采购行动时的服装。

　　吴越决定以炸弹实施暗杀。此次狙击目标共五人，自己单枪匹马，若用手枪，肯定不能把他们一一干掉。炸弹就不一样了，只要一击得手，巨大的威力足以把他们全都送上西天。正好一个叫杨笃生的同志从上海来京，此人系前国子监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与黄克强、宋教仁等谋划在长沙起事，精于炸弹制造，吴越就向他学习炸弹爆破技术。杨笃生告诉他，制造炸弹的技术有两种，一是银药法，即以水银置弹内，抛掷时炸裂，但水银易与硝酸发生反应，使用时极不安全，故不用；另一种是用普通炸药置弹内，用导火线引发。但问题出来了，刺杀机会稍纵即逝，哪容导火线慢腾腾烧过去？后来他们研发出了撞针式法，即炸弹抛掷出去一落地，就以撞针激发爆炸。两人跑到僻静的西山八大处多次练习，手法渐熟，有一次爆炸的声浪引来了巡山清兵盘查，多赖他们机智应对，从容逃脱了。

　　现在万事俱备，只待探得五大臣离京时间就可动手。等待似乎把时间成倍拉长了，在客栈那些不眠的夜里，吴越写下十三篇文章编成《暗杀时代》一书。序言里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指出，革命年代往往从暗杀年代进化而来，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他认为自己的暗杀是在唤起革命，即便身死，也是引发革命狂飙的一粒火种，“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我同志诸君，勿趋前，勿步后，勿涉猎，勿趔趄。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也！”

　　在写给未婚妻的两封诀别信里，他跟那个远在桐城的姑娘讨论了一番死生大义，要她克制一己之痛苦，多向法国罗兰夫人学习，“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信中还有“吾之意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象耳”的豪迈之语，似乎革命年代已经呼之欲出了。未婚妻亦赋诗三绝，以壮其行。

　　暗杀哪容得如此沸沸扬扬，事先张扬。他还与堂姐介绍认识的南方女侠秋瑾一起前往前门火车站踩点。后来秋瑾女士先回南方筹备大通学堂的事，他写好了一纸遗嘱交给她，中有“不成功，便成仁”等语。他还写了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给同学张啸岑一份，郑重嘱咐张，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

　　不几日廷旨下，八月廿六日（按西历为9月24日），着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启程出洋考察。此前一日，吴越已从杨笃生处得知这一消息，是夜，他与张容、孙岳等设宴招待各方友人，席间慷慨悲歌，言谈举止颇为出格，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之悲恸，有人不解，问这酒是为什么而喝，三人笑笑，皆不答。

　　是日清晨，三人离开旅店，直奔正阳门火车站。着便装的孙岳和张容在通往月台处望风，吴越则怀揣炸弹，一身学堂操衣打扮，伺机往里运动。站内早已戒备森严，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行李。原定发车时间是上午十点，八点刚过，送行的人陆续到达。五大臣中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着是绍英、端方、戴鸿慈，最后到的是载泽。

　　吴越的这身打扮果然混不进去，情急之下，他们去客栈附近的绸布庄购买了一套仆役的衣服，蓝布薄棉袍，皂靴，无花翎的红缨帽，让吴越赶紧换上。趁着站内乱糟糟的当儿，吴越混入随从的队伍进入车站上了第四列车。张容在他身后，因送站的人多，被挤隔到了远处。

　　在试图由第四列车厢进入中间花车五大臣包厢的时候，一个警觉的卫兵把吴越拦下了。盘问中，吴越答是载泽的随从。他的一口安徽话让卫兵愈发起疑。正纠缠间，又上来几个兵卒。吴越趁机冲进花车。当他准备引爆红布包着的炸弹掷向五大臣时，火车汽笛长鸣一声，随即，火车头后退与车厢接驳，因惯性驱动，引起车厢剧烈震动，他手中的炸弹竟被震落，瞬间引发爆炸。

　　砰地一声巨响，第三节花车车厢顶上顿时被炸出一个大洞，硝烟中，到处是飞溅的碎木片、鲜血、断肢，哗啦啦地落将下来。徐世昌因前有仆人挡着，只是前额轻伤，顶戴花翎皆被削去。绍英受伤较重，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

　　吴越当场殉节，孙岳和张容站在月台进口处，距离较远，加之杨笃生掩护，趁着混乱脱险（此处暗杀现场的叙述，参酌了吴越的同学汤谪青的回忆文章《读章士钊书吴越狙击五大臣事后》、绍英的儿子马士良的回忆文章《记五大臣出洋事》等）。

　　戴鸿慈有日记记当天惊魂一刻：“辰初拜祖，亲友踵宅送行甚众。十时，肩舆至正阳门车站，冠盖纷纭，设席少叙。十一时，相约登车。泽公先行，余踵至。两花车相连，泽、徐、绍三大臣在前车，余与午桥（即端方）中丞在后车。午帅稍后来，坐未定，方与送行者作别，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扰，不知所为。仆人仓皇请余等下车，始知有人发炸弹于泽公车上。旋面泽公，眉际破损，余有小伤。绍大臣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大臣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

　　当时除了绍英被送往医院外，其他几位大臣当即商定“改期缓行”。次日，戴、徐、端三位早起进宫，戴鸿慈当日记曰：“八时，蒙召见。……余与徐、端两大臣各据所见奏对。皇太后垂廑听纳，复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

　　几日后，法国画刊“L‘illustration”刊出五大臣遭袭击照片三幅，包括暗杀现场被炸毁的车厢，杀手满身血污被炸身亡的纪实照片。京师全城戒严，慈禧一面下令追查，一面传旨为防亡命之徒携炸弹潜入，将颐和园围墙再增三尺有余，并在园内各紧要处架设电话，增派军警昼夜巡逻。

　　引爆者炸裂胸腹，手足皆断，自躯干以下被炸得七零八落，当场身死，所幸面部尚可辨认。警察部门把死者头部用药水封存，拍成照片，行文至各省，让知情者辨认。更派出各路便衣侦探，到客栈、会馆、庙宇等旅客逗留之处暗访。但由于刺杀者在行动之前制订了周密计划，留下线索极少，以至于事发很长一段时间，此案一直未能侦破，更无人因此案遭受牵连。

　　且说吴越在直隶高等学堂有一同学，见他开学多日未归，结合其他端倪，开始怀疑刺客是吴越。查办本案的官员问有何物证，此同学披露了一个细节，吴越的一只脚，有六只脚趾。官府马上调看现场残肢，这才锁定凶手身份，确系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吴某。但也有一说，吴越先前下榻的桐城会馆，有个小女孩认出他是在会馆住过的桐城吴公子，前去报官邀赏，遂使真相大白。不管如何，死者的身份不再是个秘密。

　　此案经办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吴越等三人曾下榻的客栈。尽管吴越行动前为防拖累他人，曾置一信于枕下，声明此次行动与会馆众人无关，但还是有好多无辜者遭到逮捕。桐城人金寿民任保定莲池书院讲习时，是吴越的担保人。吴越出事后，金受牵连入狱。其妻郝漱玉曾任直隶女学堂总教习，后经日本女学生出面，请日本驻华使馆斡旋，慈禧下懿旨：“金寿民马虎成性，不堪录用，驱逐回籍。”金寿民遂与妻子郝漱玉回老家，留住了性命。此是闲话不提。

　　袁世凯亲自侦办此案，表示要将涉案的贼臣乱党尽数抓捕归案，但吴越是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正好归袁管辖，这岂不是自打巴掌？要不要将吴越的真实身份披露，查办本案的官员犯了难，为了不让袁难堪，他们冥思苦想想出一个办法，给案卷中吴越姓名的“越”字，加一“木”字旁，以示戴木为枷，吴越就这样成了“吴樾”。手下倪嗣冲查办后向袁世凯禀报，“据云现在诸生并无与吴越亲故知交……至监督以下各员，于吴越在堂之日，未能事先察觉，实因该故犯貌似安分并无异常盲动……知人实难，其情可原。”

　　正在安徽公学教书的陈独秀从报上得知北京火车站爆炸案的消息，第一时间想到了吴越。他用隐语写信给哥哥的小舅子、时在直隶高等学堂读书的张啸岑：“北京店事，想是吴先生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

　　不几日，张啸岑回信到，寄来了吴越的两部遗著，《暗杀时代自序》和《意见书》，并说吴越赴难前，曾留有遗言，若遇难，将上述书稿转交杨笃生或陈仲甫。陈独秀将《意见书》节录刊载于自己主编的《安徽俗话报》，后来他将两部书稿并部分烈士遗物寄往上海，蔡元培在吴越追悼会上提到了此事，说：烈士死难后，有陈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内有西式外套一件，此系烈士之遗物，当时系赠杨君，以为纪念云云。

　　1911年初春，陈独秀在杭州写下六首回忆同道和朋友的诗作，第一首写的就是六年前那场未遂的刺杀案：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千里外，碎身直捣虎狼秦（《存殁六绝句·之一》）。龙眠是桐城西北名山，此处借指吴越老家。这是一个刺客为另一个刺客写下的悼词，在他看来，吴越就是刺秦的荆轲，是一个“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的精神”的君子，一个“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人。

　　二、江湖

　　趁着正阳门车站爆炸案后的混乱，吴越的两个帮手张容和孙岳仓惶出京。孙岳悄没声息回到保定武备学堂潜伏下来，毕业后任北洋陆军第三镇炮兵排长，后升任第九标第三营管带，并秘密加入同盟会，成为该会北方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张容的经历，则要曲折得多。

　　行刺失败后，张容不敢再回直隶高等学堂，流窜了一段时日，竟然栽在一个叫杨以德的探员手里。这杨以德原系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司事，职掌剪票，因此练就一门过目不忘的本事，凭这本事进了探访局当差。事发那天，杨探员也在车站附近负责安保，张容等三人的异常举动自然也没能逃脱他的眼睛。张容漏网逃脱，东游西荡，还不知自己已被盯梢。

　　因张容长得五大三粗，杨探员也不敢轻易动手。等张容投宿一家僻静的客栈，熟睡后，杨探员合数人之力，才把他拿获。在狱中，张容除坦承与吴越认识之外，一字不招，乃被判入狱。

　　台湾作家张大春《丁连山生死流亡》一文，给出了张容的最后结局：

　　张容入狱没多久，凭靠着江湖人物宫宝森的帮忙，得以越狱。宫宝森拉大师兄丁连山一起劫了狱，还筹措了一笔旅费给张容，让他去日本。张容被拘时，官府也给他的名字戴了枷，以为反叛者的印记，案卷上登记为“张榕”。出狱后他不以为耻，反而正式改为此名，可见其性情豪迈。张榕（下面我们就这样叫他吧）在东京结交了不少浪人，还成了新创的同盟会之一员。武昌首义后不久，他回到东北，发起“奉天联合急进会”，成为方面人物。为什么不去南方而选择回东北呢，一则他在东北有根基，他的祖上曾是在长白山下守皇陵的；二则，有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党人总成不了事，原因乃在于南方的五岭之气尚未结成一龙脉，不如在努尔哈赤发迹之老巢发动，直捣黄龙，革命或朝夕可成。

　　当时关外与南方革命团体得以桴鼓相应的组织和势力都不大，新军之中只有两号主要人物，一是吴禄贞，一是蓝天蔚。这两人一个被袁世凯收买亲兵暗杀，一个被张作霖拔掉了兵权。张作霖时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倚仗，授与奉天城防司令和剿匪司令之职，军权到手之后，必须找一个对象来立威，便想到了不安分的张榕。此人顶着个“行刺五大臣”与“同盟会同志”的头衔，又传说在东京击败过日本黑龙会的浪人，身手不凡，拿之祭刀，肯定效果非凡。但他又不敢明枪执火撄革命党人之逆鳞，所以只好策划暗杀。

　　东三省咨议局副局长袁金铠向张作霖报告，张榕在运动东三省独立。张作霖反问道：“那他怎么不来运动我呢？”袁金铠吓了一跳，踌躇起来，以为张作霖也要变节。岂料他这是故弄狡狯，随即道：“要是让他来拉拔拉拔我，你看他会有何手段？”

　　1912年1月23日，张作霖设下了一个局，他让袁金铠在奉天城最好的饭店德义楼饭庄摆下一饭局，假作有意“因势利导，策动东三省独立”，邀张榕赴席。席间忽然声称，另有紧急公事，必须先走。张作霖离去未及转瞬，两个枪手随即冲进来，把张榕打成了马蜂窝。当场遇袭殒命的还有张榕的两个同志。从那一夜以后，张作霖展开了多次暗杀行动，对象是“急进会”的同党，一个又一个“剪了辫子的可疑人物”。张榕这个名字很快就掩没在一连串的屠杀血案的底层。

　　但是同为同盟会员、当年营救过他一回的宫宝森却极不甘心。日后，宫宝森在一封给他女儿宫若梅的家书里写道：“而忆昔所以念兹在兹者，岂其革命耶？毋乃报仇而已矣。十年磨剑，以为一快可图，殊不知犹溷落贼之圈套耳！”此处所称之“贼”，当指张作霖。革命家谋革命，江湖儿女图报仇，殊途不同归。

　　这个故事的余绪已被王家卫演绎成了电影《一代宗师》，与张榕等一干革命党人已无多大干系，包括宫宝森、丁连山等江湖人物的出处，也被剪得七零八落，但王氏电影流光溢彩的镜头，还是把接下来的另一半故事讲得风生水起。

　　宫宝森想为张榕报仇，张作霖也无时不刻想把张榕的同党一网打尽。时间到了1915年，为支持袁世凯洪宪帝制，张作霖急于肃清当年“急进”会的残兵游勇，他想了一个引蛇出洞之计。

　　当时奉天城里关着一个精神失常的日本浪人，此人名叫薄无鬼，原是来华襄助革命的，民国成立，没人搭理他了，就发了疯，常在大街上拔刀乱砍。张作霖把这人放了出来，在奉天街头闹事挑衅，砍杀了数人。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把这个浪人当作诱钓金鳌的香饵，前来阻止薄无鬼杀人的，必是党人无疑，一露头就可予以剿杀。

　　果然有人上钩了，此人就是宫宝森。为不让这个浪人泄露更多革命党人信息，宫宝森决定诛杀之，师兄丁连山虽然一直反对师弟与革命党有干系，但看此人在大街滥杀无辜，也同意了。张大春节录的丁连山回忆录《归藏琐记》中，如是描绘薄无鬼的出场：

　　“乙卯春，奉天大雪，忽而市井传言，狱中逃出一人，即薄无鬼也。一身簇新武士直裰，上衣交领右袵，三角广袖，胸前系宽带子，绿颜色晶亮好看。下袴似裙，有水云褶缝，十分熠耀。此外，尚有外布衣及大纹，大纹据说乃是家族纹章，似花瓣，于前胸作装饰，缘以菊坠。短刀斜插腰际，长刀在手，若新发于铏，似是初添购的。”

　　他的观察是细致的，不但浪人手上的长刀是新的，连整个的服饰行头，都是张作霖的险诈安排，就是要拿此诱饵，钓出潜藏不露的革命党人。

　　宫宝森本想自己出手诛杀此人，丁连山问他：杀人逃刑、被杀送命，与独撑门派将一门武艺发扬光大，哪个容易，哪个更难？宫宝森说，当然是杀人、被杀来得容易，撑持、掌理一门户来得难。丁连山说，那好，我做前面这件容易的，更难的就交给你了。于是，这个八卦门高手，“刻直趋通衢，攫薄无鬼襟而掌杀之”。

　　“孰易孰难”那两句，与科学图书社楼上吴越与赵声、陈独秀三人的诀别之词何其相似乃尔！却不知是江湖人士抄袭革命党人，还是纯属巧合。丁连山杀人之后亡命天涯，逃到佛山隐姓埋名，做了金楼的一个厨工。

　　《一代宗师》开头，王庆祥饰演的八卦门掌门宫羽田（原型即为宫宝森）率领众弟子南下广东，在佛山金楼的引退仪式上意欲将掌门人大位传与南派武术大家，借由推动南北武术融合，谋求武林同道支持南京政府。哪料到南方武林人士各种不服。其间，宫宝森喝到一碗肉汤，知道那是多年未见的大师兄手艺，于是大事也不谈了，直接往后厨寻去，果然见到了鬼魅也似隐迹于庖厨的丁连山。他与赵本山饰演的师兄在后厨展开一段对话，方知当年上当的底蕴。

　　丁连山在《归藏琐记·金楼之会》里记录了师兄弟在庖厨里的这段对话：“我别无长言，仅对宝田道：‘彼日出手杀薄无鬼，我便堕入了鬼道。此后你我便有如衣服，尔为一表，我为一里，尽管彼此相依，却也两不相侔。然南北议和之事，切记不宜横柴入灶、操之过急，你也要学会反穿皮袄！’”

　　这是一句歇后语，反穿皮袄，意即“装羊”（谐“佯”）。意即以武术同道为号召，为民国效力这样的事，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很可能在革命的号令下反被利用，满心期待落入虚妄，倒不如反穿皮袄“装羊”，顺势而行，而不要“横柴入灶”强行推进。从后来的故事来看，宫宝森听了师兄的话，并未强行推进武林融合并介入波谲云诡的革命潮中，才避免了武术界被政治倾轧的悲剧。

　　师兄弟在厨灶间说着话呢，外面动起了手来，原来南方武师根本不相信宫宝森说的什么联合，反疑心是北派武师并吞他们的一个阴谋，三言两语不合，宫宝森的弟子马三就与对方以“封门会手”的方式一决高下。马三武功端的厉害，一动手就占尽上风，却没想到，惊动了隔壁烟馆的一个年轻人。此人是当地一个药材商的儿子，平日里不问商贾，只知弄枪使棒，他派人将比武现场情形实时报告，只是“默拳”，也就是在心里默默演练交手实况，听到某一招式时，一时技痒，跑到金楼要求当面交手。他一出手，不仅打败马三，还伤及了宫宝森，后来倒是意外地败给了宫宝森的女儿宫若梅。

　　此人本名叶继问，后来去中间继字，改单名为叶问。

　　话说又过十多年，大江大海，江山易帜，丁连山逃亡到香港，在这里遇见了已然开宗立派的后生。彼时此君已过中年，丁连山也已是个老人了。他对这个年轻人说出了心头遗憾：“天不欲武学昌明，才不叫我晚生二十年，或不教汝早生二十年！”两个宗师级的人物，居然没能凑对搏上一搏，此恨何极！

　　电影中，叶问是为寻宫家六十四手而从佛山到香港，片中丁连山有台词说，一门之中，有人做面子，就得有人做里子，面子请人吃一支烟，里子就得杀一个人。意思是说师弟宫宝森是八卦门的面子，而他杀人付出了毕生代价，成为一个鬼漂泊江湖数十年，实在是做“里子”的一生。“里子”做惯了，他也有参悟，那就是不争，不争门户，不争心气，也不争政治。电影里，叶问听了这席话顿悟，从此只把毕生所学倾授众生，于是有了后来的咏春之盛，成为一代宗师。

　　三、“个人浪漫的奇迹”

　　1905年那个溽热的夏天，陈、吴、赵三人密谋的这场暗杀行动，终以两个月后吴越在北京正阳门外车站自炸身死而草草收场。吴越甘愿以一死保全陈、赵，自是看重此二同志的革命才干，不让他们去涉险。但论加入暗杀组织的时间，陈独秀的资历还要老得多。他是个更老资格的刺杀宗师。

　　距此一年前，陈独秀还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就应章士钊的邀请，秘密赴过一次上海。在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他见到了军国民教育暗杀团的骨干杨笃生、陶成章等，令他惊异的是，其中一位居然是进士出身、点过翰林院庶吉士的上海爱国女学校长蔡元培。蔡是光绪十八年进士，被房师翁同龢称作“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的“隽材”，此时已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党人。在一个神秘的仪式上，陈独秀宣誓加入了这个暗杀组织，天天和他们一起试验炸弹。他滞留上海的一个多月里，销路看涨的报纸只得停刊了，他跟胆小的合伙人汪孟邹撒了个谎，说自己是在和章士钊等洽谈报纸印刷的事。

　　在这里他还认识了黄兴、赵声、徐锡麟、秋瑾等党人。黄兴常穿着一双皮底鞋，走起来橐橐作响。赵声穿着一套武官的行头，一来就与徐锡麟谈捐官、做官的事，两人就好像一对官迷。秋瑾的服装举止，完全是个日本女学生的模样，鞠躬礼十分到家。陈独秀后来如是回忆他和蔡元培这一段共事经历：“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召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在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

　　日后的学界泰斗，竟是暴力救国的始作俑者，说来堪奇，其实也是时风使然。热衷政治暗杀，以为炸弹手枪可以救国，实是清末至民国一大景观。蔡元培是革命党人何海樵介绍加入暗杀团的。何海樵从日本带了六个杀手潜回北京，准备行刺慈禧，但等到经费用完也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于是不得已南下上海活动，发展了蔡元培等。据蔡自述，加入时要举行类似会党的“歃血为盟”的仪式：“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沥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

　　在试验炸弹前，蔡元培更看重的是毒药，因其易于制作，又隐蔽携带，只要有机会接近目标，就能不露声色除去之。致命毒师蔡元培本人并不懂毒药调制之法，于是他把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也吸收进了暗杀团，所需器材由当时上海唯一的理化器材供应机构科学仪器馆供应。俞子夷配制出了氰酸，为了试验其药效，蔡元培让工友弄来一只猫，强迫灌下几滴，猫即中毒而死。但蔡元培认为液体毒药固然药效强，却易被发觉，不如固体粉末佳，于是又从日本购入一批药物学、生药学书籍，继续试验。因进展缓慢，他还异想天开地想用催眠术作辅助暗杀的手段，催着陶成章翻译了好几种催眠术的书。等到他领导的研究小组研发出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他又以为由女子去实施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也更容易接近目标，因此在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并暗暗物色对象，以便培养暗杀种子。

　　前面说到，万福华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某餐馆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那一节，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万福华事败入狱，章士钊曾到监狱探望，章结束探访出来，没发觉有暗探一路尾随，终于导致暗杀团在新闸路余庆里的秘密驻地被查抄。蔡元培和其他一些侥幸漏网的革命党人暂时躲藏起来，他短暂的刺客经历也就告结束了。

　　但暗杀的种子既已在革命党人心里着了床，不会那么轻易被抠去。1907年，有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案，随后牵连出已经回到绍兴的秋瑾被捕。徐一度被恩铭所赏识，委任其为安庆巡警学堂堂长。但是徐认为，恩铭的赏识是私人的，杀死恩铭则是为民族国家大义。徐被恩铭的卫队剖心下酒，一同被难的还有巡警学堂数十名学生。到1910年，乃有汪精卫图谋刺杀小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一案。汪精卫邀集同伙，扛了个四十磅之重的炸弹，在载沣上朝必经的银锭桥下埋设时被发现报官，好在清廷为示宽宏，没有处死这个蹩脚的刺客，只把他判无期徒刑了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的这首五言绝句，为他在民国新立后捞足了政治资本，这已是后话了。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清廷日薄西山的十年，平心而论，也是努力加大与现代世界对接的十年。被论家称作“改革运动宪章”的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上谕，虽未提新政二字，其真实含义已近似新的政治体制，包括教育、军事、警务、监狱、法律、司法和立宪政府，可知从体制到思想层面，老大帝国已在孕育一场从传统到现代的“静悄悄的革命”：

　　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两个月内翻条议以闻。

　　1905年提上议事日程的立宪考察，不管清廷是出于被迫还是主动寻求，都是顺应朝议民情的一项举措。外派大臣原拟四位，载泽、戴鸿慈、徐世昌和端方，满汉各二，有王公、有廷臣、有疆吏，结构均衡。后又下谕旨加派商部右丞绍英，可见其立宪预备之慎重。据1905年创刊的革命派杂志《醒狮》刊登宋教仁《清太后之宪政谈》的文章披露：“今日满政府有立宪之议，有某大臣谒见西太后，西太后语曰：‘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碍，则必决意实行’云云。”这是上层真实心态的流露，即既不了解立宪为何物，也不拒绝立宪，这就给了革命党人指清廷立宪为假立宪的口实，这一年创刊的《民报》便有这样的表述：“假考察政治之名，以掩天下之耳目”。

　　立宪之声愈益高涨，几乎已成时代主潮，且舆论已有效带动朝廷，吴越又为何冒死北上、以暗杀手段阻挠五大臣这一先进之举？实是因立宪派与革命派互为仇家，积怨已深，凡是有益于清廷延长国祚的，必成革命党人的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对此，吴越在《意见书》《暗杀时代》里已表露无遗，他认为立宪不过是康、梁保皇党人为重返权力中枢打出的一张牌，“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以诖误国民者，实保皇会人为之倡。宗旨暧昧，手段卑劣。进则不能为祖国洗濯仇耻，退亦不克得满洲信任”，清廷支持立宪，不过是欺骗民意，阻止汉旗复兴，“以欲增重于汉人奴隶义务，以巩固其万世不替之皇基”，所以自己哪怕舍身成仁，也要力阻之：

　　“越生平既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

　　是以，北京爆炸案不久，当时吴越的身份尚未查出，上海的《申报》就已分析指出，这是立宪派的天敌革命党人干的，其目的不外乎火中取栗、乱中举旗：“揆度情形，必出于反对立宪党者所为无疑，而反对立宪党又非出于旧党而必出于新党中之激烈者无疑。夫新党中之反对立宪党，非所谓革命排满党而谁哉？彼党之主义，在于颠覆满洲政府，故日夜伺中国内乱之起，有间可乘则举革命之旗以起事，其宗旨与立宪如水火之不相入。”

　　南方立宪派领袖张謇在其自订年谱中愤然说，自古以来，参与革命者有圣贤、权奸、盗贼，革命党人被种族主义鼓动，逆势而动，全无理智，这样的革命者差不多就是一群盗贼：

　　“政府遣五大臣考察欧洲各国宪法，临行炸弹发于车站……是时革命之说盛矣，事变亦屡见。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尤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然革命者仇视立宪甚，此殆种族之说为之也。”

　　百日维新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1904年4月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提到了革命的广义与狭义之分：“革命主义有广狭，其最广义者，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由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

　　一群激进的少年，总以为一个新中国必从血浴中出之，抱定炸弹救国的宗旨，而采取此极端行动，正印正了任公“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之论。

　　就像当时有报章论述指出的，值此两千余年专制中国长梦将醒之际，清廷有立宪之议，如以超越种族之立场观之，实对中国之前途大有裨益，是民众所祷祀以求、馨香以祝之盛事，革命党人摧之愈力，只会滋长反作用力，使立宪的脚步加快。因为执政者已经意识到，只有变法立宪，才能消泯革命，是以派大臣出洋考察之事，不可因其意外而受阻。政府愈要摧锄革命党人，革命反成燎原之势，革命党人愈要阻挠新政，立宪反而刻不缓行，此间消长盈虚，正见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情势之复杂。

　　爆炸案发生月余后，清廷把耽搁了的立宪考察重新提了上来，新公布的考察名单，载泽、端方、戴鸿慈不变，改派尚其亨和李盛铎代替另有新任的徐世昌和受伤的绍英，仍然是五大臣出洋的阵容。12月7日，戴鸿慈、端方率先出京。11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路也离开京城。两支人马先后到达上海。戴、端一行由日本取道太平洋而赴美，载泽一路，首站考察就是日本，因年底事务剧繁，延至次年元月正式动身。

　　1923年，已成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对二十年前的那个暗杀时代作过一段反思，认为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暗杀者之理想，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之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