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时代（二）

　　四、东渡

　　“二次革命”甫一发生，袁世凯就免去了南方三个不听话的都督，皖督柏文蔚赫然在列。时任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身处乱军阵中，为驻防军人龚振鹏所捕，差点被绑缚枪决，面对行刑队的枪口，陈仍不改色，顿脚大吼：“要枪决，就快点罢。”幸有一相熟的旅长带兵来救，才捡得一命，仓皇逃到上海。

　　袁世凯委亲信倪嗣冲为新任皖督兼民政长，倪一到任，就发布通告缉拿革命党人，陈独秀名列“要犯”第一。军警前往他安庆老家查抄，他的两个儿子延年、乔年闻风逃到渌水乡老家陈家剖屋躲避，他的一个侄子被抓走，嗣父陈衍庶（字昔凡）——一个曾在东北担任州官的清末官员——收藏多年的字画也都给抄走了。

　　陈家是在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手上真正发达的。这位嗣父由举人而知县、知府，官运财运一路亨通。日俄战争时，马匹是紧俏物资，他以官府的名义抽取的牲品税大都装入自家腰包，获银万两，在辽宁和安徽置了上千亩地，还在北京琉璃厂开有一家古玩铺。位于安庆城的陈家大洋房，气派非凡，五进三院，门楼足有丈宽。致仕后的陈衍庶寄情书翰古玩，独钟清初“四王”中的王石谷，据陈独秀自称，他家藏和见过的王画，不下二百件。陈独秀日后一手内劲外秀的汉隶和小篆，就是来自嗣父的影响和这些家藏的熏染。陈后来成为一个革命者，他的反传统观念中，或多或少也有一种仇父情结，连带着这位嗣父喜欢的东西他都要去反，包括王石谷的画，以至日后说出这样的话来，“若想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

　　陈独秀过继给无后的叔父做嗣子，本应是这庞大家产的惟一继承人，但1913年是陈家的灾年，就在倪嗣冲派军警抄家之前，陈衍庶与英商的一桩大买卖失利，一病不起，陈家的家业已经败得差不多了。这次查抄给本就在走下坡路的陈家以致命打击，陈独秀在上海闻听此事，恨恨不已：“以我之气，恨不得食其人。”

　　逃到上海，生计当成最大问题。陈独秀说，“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陈独秀，不仅要自己糊嘴，还要养活妻儿。到过他家的人描述说，逼仄的房间里，窗棂和床架之间的绳子上挂满了刚晾上去的尿片，其困窘可想而知。

　　他最初的设想是卖文为生，可是微薄的稿酬收入哪能支持得了一家开销，他又想投身书业，以编辑为生。他写信给日本的章士钊，请他介绍一个编辑教科书的工作，还动手编辑了一部《新体英文教科书》，又写了一部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交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第一本的销路没有预想中好，第二本又是冷门的学术书，更是乏人问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实在没办法了，他还打算学世界语，以作日后谋生之计，甚至还羡慕起了独身生活的好，说出“以吾国今日经济状态，宜盛行独身主义”这样的混话来。

　　1914年夏天，陈独秀东渡去了日本。他在雅典娜法语学校学法文，同时帮章士钊编辑一本政论性杂志《甲寅杂志》。照后来的学生傅斯年的说法，那时的他穷得只有一件汗衫，且常不换洗，其中有无数虱子生活。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去日本。从1901年首次赴日迄今，十三年间，陈独秀曾五赴日本，世纪之初汹涌的留日潮于他身上可见一斑。

　　就像有史家所指出的，百日维新后有过一个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一方面，甲午战败使中国知识阶层开始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向日本学习，另一方面，日本为了阻止俄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推进，也在积极实施“联英联中，抗俄德而图自保”的政策，因此出现了中日关系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革命派、立宪派、保皇党人都以日本为大本营招兵买马，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大量留学生蜂拥日本，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

　　陈独秀首次赴日的1901年前后，在日留学生不足两百人，到他第三次赴日的1906年，已达约万人。到他第五次赴日的1914年，累计已有约三万名学生到过日本，其成员组成也是五花八门；有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各类专业学堂的高才生，脱离私塾大门的旧书生，有官绅子弟，也有新军士兵，这些人有的可以讲流利的日语，用日文写作，有的则连一个日本假名都不会发音。

　　在作于三十年代的一篇简短自传《实庵自传》中，陈独秀曾回忆他十八岁那年秋天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的经历。本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已经取得初级功名的年轻人来说，参加乡试、会试等不同级别的国考是踏入帝国官场的晋身正途，但逼窄的贡院场屋里那三场九天的考试成了他人生初年一段很不堪的记忆。奇热的天气、散发着奇臭的矮屋、形同疯癫的考生，使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回想起来就有一种欲呕的心情。他说他“看呆了一两个钟头”，由此联想到了连带自己在内的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这种种联想的结果，是他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的呀”，这次失败的考试带来的冲击，成了他“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

　　他的由康梁派转向革命派，当是发生在最初两次赴日期间。由维新而转向排满革命，启发民智唤起爱国精神，这也是世纪之交大多革命党人走过的心路轨迹。

　　1901年，陈独秀首次到日本自费留学时，加入了一个叫励志社的留学生组织，起初，这是个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不涉政治的团体，随着留学生思想的分野，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和平，以邀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成为排满党，又曰革命党。”激进派视稳健派如仇寇，时常詈骂为清廷走狗，这个基于脆弱友情的组织很快就瓦解了。

　　1902年秋天，陈独秀第二次赴日在成城学校（东京士官学校的预科）学习陆军时，和刘季平（外号刘三）、潘赞化等加入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青年会，可视为转向革命派的标志。次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和张继、邹容等五人闯入学监姚煜的居室，强行为之剪辫。中国传统语境中，割发如同斩首，非有大恨不至于此，据章士钊记载，这一幕细节为“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其间固然可以见出这班少年野性难驯，也未始不可以看作激进思想浪潮的一个象征。当时在东京弘文学堂日语速成班的浙江学生周树人听闻此事，十多年后还把它写进了小说《头发的故事》里。

　　受到羞辱的姚煜前往教育部交涉，日方迫于压力，把陈、张、邹三人遣返回国。邹容旋即刊布在日期间写就的反清小册子《革命军》。此后更有章太炎、章士钊等在《苏报》力推，短短数月间，行销上百万册。激荡排满浪潮，奠定革命之思想基础，此后不足十年，乃有武昌首义、民国初创、清帝逊位，此书作者、二十岁就在狱中去世的邹容居功至伟：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惨烈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陈独秀的一生道路，似乎也在1903年这一剪中选定了，毕其一生，他要剪去的就是国人灵魂中的“辫子”。

　　五、“胸中交战的冰与炭”

　　陈独秀被遣返回国半年后，他在青年会的朋友苏曼殊也回国了。小名“三郎”的苏曼殊，父亲是横滨英商茶行的买办，生母是日本人，私生混血儿的身份一直使他落落寡合，十六岁就跑到广州蒲涧寺削发为僧。他是因加入“拒俄义勇队”被监护人——也是他表哥——林紫垣断绝了经济资助才不得不辍学回国的。据同学和好友冯自由回忆，这个表哥对他很是苛刻，每月只助十元供上学，这点钱只能让他住最低劣的“下宿屋”，吃掺了石灰的米饭，为了节省火油费，晚上竟不点灯。为了发泄不满，在回国途中的博爱丸上，他给表兄寄出了一份伪遗书，谎称自己投海自尽了。

　　不知他表哥收到这封恶作剧的信会是什么心情，反正不久就传来了这个少年还活着的消息。穿着一袭破旧布衲的苏曼殊，登岸后先赴苏州，在吴中公学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职，同事中有日后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等。在苏州呆了不到一个月，他又跑到上海，去了一家报馆做翻译。

　　当时纷纭一时的《苏报》案刚刚尘埃落定。章太炎和邹容被判入狱，《苏报》主笔章士钊在官场有力人物的奥援下，免予追究，他很快找到了新的投资人，创办了一张《国民日日报》。此报既是为接替被查封的《苏报》而生，其排满革命的主张愈加迫切，做法上也更加隐蔽些。就拿报纸日期来说，先用黄帝纪元的纪年办法，后又改用中历干支纪年，反正就是想方设法逃避使用本朝年号，为了不被朝廷追责，一些时评文章也大多署化名。

　　陈独秀和章士钊负责这张报纸的编辑事务，据章士钊日后回忆，在英租界昌寿里偏楼的报馆办公地点，他和陈独秀常常干到次日凌晨。两人足不出户，头面不洗，因没有多余的换洗衣服，连洗衣都省去了。有一天早晨，章看到陈的竹布蓝衫外套及衬衣领口布满了点点白色之物，多得不可胜数，细视且作蠕动状，章大骇，问：仲甫，此是何物？独秀徐徐自视，答曰：虱耳。

　　刚到上海的苏曼殊和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等租屋同住，他和陈同居一室。苏曼殊的英语授于西班牙籍老师罗弼·庄湘，远比汉语讲得利索。这样一个汉文功底奇差的人，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忽一日发兴要做诗，就磨着比自己大五岁的陈独秀教。他说在日本的时候曾想跟太炎先生学诗，太炎先生嫌自己底子太差不愿意收。陈独秀对小学和音韵学都有兴趣，也就很尽心地教，和尚作了诗要他改，他也很负责地拿去改了。和尚的诗艺突飞猛进，他的诗掺杂在陈独秀的诗作中，竟至很难分辨出来。

　　他的两首处女作以“苏非非”的笔名发表在陈独秀编辑的版面上。“蹈海鲁连不帝秦”“易水萧萧人去也”等句，以春秋游侠自任，可见此人胸中奇气。他在日本时的同学冯自由，见他这么一个“性质鲁钝、文理欠通”的家伙一开笔写诗就卓然成家，以为他必有非常之遇，实不知是陈独秀唤醒了此人沉睡的天才，使他成为一个超绝的诗人。学诗、画画之外，他还在翻译法国作家嚣俄（Hugo，今译雨果）的《悲惨世界》，经陈独秀润饰后以《惨社会》为题连载在供职的这家报纸上。但这个翻译家实在太随心所欲了，他对原著的不忠实就像一个花心的丈夫，常常丢开原作乱添乱造，译着译着就会凭空添进去几个原著中没有的故事，借此对社会现状作露骨的讽刺和影射，根本谈不上“信”，以至读者都搞不清他到底是在译书还是著书了。

　　这段快意的日子并不长，两个月后，这张报纸就因党人内讧、经费不继停刊了。陈独秀由上海潜回安庆，找几个同人办起了另一张报纸《安徽俗话报》，不久迁到芜湖，因为此地有一个叫汪孟邹的朋友创办了科学图书社，以经营教科书等新书报为业，便于发行。陈独秀支付了一笔伙食费，寄宿在科学图书社二楼的一间小屋里。本文开篇说到1905年夏天他和吴越等三人密谋暗杀五大臣，就是在这间小屋里。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二楼堆放杂物并兼作宿舍，光线晦暗，一踩上松朽的楼板就橐橐作响，所幸临街开着一扇小窗，屋顶还有一片亮瓦，看人不至于眼鼻不分。陈独秀就是在这间逼窄的小屋里编报、卷封、付邮，收到上海印好寄来的报纸时再一一分发。

　　汪孟邹的儿子汪原放根据乃父的回忆，曾如是叙述陈独秀刚来此地时的情形：一位剪掉辫子披着头发的25岁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到科学图书社，汪孟邹跟他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陈听后平淡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

　　生活虽然困顿，但墙上一幅此人自题、笔走龙蛇的铭联还是泄露了他不凡的胸次，写的是“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据说此联并非陈独秀完全自撰，是从南宋陈亮的一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化用而来。实际上在当时年轻的崇拜者眼里，这个为人痛快爽直的长发青年简直就是“南宋陈同甫（陈亮字同甫）再世”。

　　报纸办不下去，连载也告中断，苏曼殊早就吵着要离开上海。开始陈独秀还不许他走，某一日，陈有事外出，苏曼殊约了何梅士一同去看戏，刚到戏馆门口，苏说忘记带钱了，要回宿舍一趟去取，何在戏院门口等了老半天也不见他回来，就返回寓所，发现苏的行李铺盖都不见了，案头一封告别信，草草几言，说他不辞而别的苦衷。陈独秀知道此事后说：原来他恐怕我不放他走，所以趁我出去的机会，特此把梅士骗到戏馆里。这一别，他们要数载后才得再见。

　　离开上海的苏曼殊先去湖南。闲云野鹤一般游了湘江，参拜了衡山，在雨华庵一个老僧处谈禅说经，盘桓多日后，于这年十二月中旬去了香港。经日本大同学校的同学冯自由介绍，他在《中国日报》社一个叫陈少白的朋友处住了几日，年底又前往广东惠州，在一处破庙拜一老尚为师，重新落发为僧。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窃取了已故师兄遣凡（法名“博经”）在广州雷峰海云寺的度牒，从此便以度牒上所称“新会慧龙寺赞初长老弟子博经”自称，正式以法号“曼殊”招摇于世，原名“元瑛”反倒不大用了。取得了这一合法身份后，这个不安分的和尚又步行至广州，再转乘轮船至香港，回到了他曾经借住的陈少白处。听说保皇党首领康有为也在香港，他突然有了一个冲动，购买了一支手枪准备去暗杀，幸被陈少白力阻，这一可笑的计划才没有实施。

　　春天，苏曼殊去了南洋，历游暹罗、锡兰，学习梵文。到了夏天，他摇身一变成了长沙实业学堂的一名图画教员（也有一说是舍监），与张继、杨笃生等成了同事。因他个子瘦小，常被调皮的学生侮弄，常背人兀坐，歌哭无常，常被人讥作神经病发作。

　　此时的湖南暗流涌动，打着兴办实业幌子的华兴公司（即华兴会）正在预谋一场起义。主事者黄兴、刘揆一决定在11月的某一日、即慈禧太后70寿辰那天，全省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时发动。先用预先埋设的炸弹把这些大官们送上西天，尔后以城中新军、武备学堂学生和巡防营为策应，城外哥老会分兵五路响应攻打，待拿下长沙、占领两湖后举兵北伐。但这一军事计划在9月初的时候就告泄密。

　　事涉当时长沙城内的一个著名学者，从国子监祭酒任上致仕、人称葵园先生的王先谦。王的一个门徒无意间从一个华兴会员的口中得知了这一天大消息，告知乃师，一向视党人如仇寇的王急报巡抚陆元鼎，官府立即着手戒备，并出动差弁缉拿城中首事乱党。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或避走上海，或东渡日本，起义宣告流产。在这乱糟糟的情势下苏曼殊也离开了长沙，此后一年他云游何处，记载阙如。

　　大约是1906年初，时在芜湖办学的陈独秀奔走沪、皖两地，某一日，他在上海一家小酒馆和朋友吃饭，忽见一个和尚闯将进来，“却是曼殊来也！”直觉告诉陈，他这个小弟比之两年多前变了许多：“此时他僧装而吃酒吃肉，我们劝他改穿西装，他紧执地不肯。但隔了几时，即又自动地改了。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吃花酒不方便呀’！此时的曼殊，一切颇和几年前不同，几年前说话很少，几乎不大开口，而此时却会高谈阔论。几年前除了我们以外没有什么朋友，而此时朋友却很多，不但有男朋友，并且有女朋友了。”原来，他那个沉默寡言爱害羞的小兄弟已经成了个风流小和尚了。

　　实际上，过去的一年里，苏曼殊与陈独秀是通过音讯的。几个月前，他曾在杭州寄了一幅双僧图给陈独秀。1905年秋天离开长沙后，苏曼殊先在上海过了一段花天酒地的日子，然后一个人跑到了西湖边，挂单在雷峰塔下的白云禅院，用熟悉他的朋友的话来说，“后脚还扎在上海的女闾，前脚却已踏进了杭州的寺庙”。某一夜，他与僧友一同泛舟游西湖，看到月色皎洁，佛塔如剑直指夜空，一时兴起，画下了一幅《孥舟金牛湖图》（金牛湖即西湖，相传汉代有金牛现于湖中故名）。画中一僧望月吹笛，一僧横篙击水，趁兴画毕，他在画末自题“乙巳孥舟牛湖寄作仲子”。若说那个吹笛僧是他自身，那个身弯如弓的横篙僧就是陈独秀了。

　　他是以这幅双僧图卷召唤他的朋友一起遁入空门吗？对于急切用世的陈独秀来说这当然不现实，他只是藉此表达对朋友的思念。此画曾入一个叫蔡哲夫的藏家之手，他在题跋中记录了这年秋天与苏曼殊在孤山脚下的一次偶遇：“乙巳之秋，著书被议，避地如孤山。一日，过灵隐岩前，见一祝发少年，石栏危坐，外虽云衲，内衣毳织贯头，眉宇间悲壮之气逼人。余以为必奇士，大有不得已而为之也。”

　　是什么让一个原本木讷的青年在短短两年里变得如此放浪形骸？惟有爱情那神妙莫测的力量。陈、章不知，他们的小弟早非吴下阿蒙，而是个经常出入歌场伎院的欢场常客了。就在陈独秀与之重逢之前半年，流寓南京在陆军小学任英语教员的苏曼殊已经被他的同事戏称为“多情种”了，他结识秦淮河歌伎金凤并陷入了一场不可救药的热恋之中。他为之情意殷殷，神魂颠倒，为她写了好多缠绵悱恻的情诗。后来此女从良，他不能再明着去找她，还集了李商隐的诗句送她。刘三说他多情种没错，此人一面钟情世间女子，一面又囿于和尚身份，临阵时常作退缩，佛理与爱情，正是他胸中交战的冰与炭。他的多情与寡情，陈独秀等一干好友不久就会领略着了。

　　这次酒楼重逢后，苏曼殊跟着陈独秀去了芜湖，在皖江中学任教员。到了皖江中学他才知道，自己竟然与名满天下的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字申叔）成了同事。刘来自扬州一个书香世家，17岁中秀才，18岁中乡试，精研家传《左传》《周礼》，尤擅小学、训诂，文必称六朝，虽然年岁和苏曼殊一般大（苏、刘都生于1884年），但其经文学问，却巍然已为大宗，自在上海结识章太炎（字枚叔）后，改名光汉，一起鼓吹革命，人皆合称章、刘为“海内二叔”。此次他是因在供职的《警钟日报》公开辱骂德国官员遭官府通缉，化名“金少甫”，先在浙江平湖大侠敖嘉熊家匿居了一阵子，再携妻子避居芜湖的。苏曼殊后来才知道，刘师培潜来芜湖之前，已由蔡元培介绍成为光复会的秘密会员了。

　　皖江中学宁静的表面之下狂澜深藏，刘、苏到来之前，陈独秀与体育教员柏文蔚已在关帝庙前歃血为盟，依照上海的暗杀会成立了“岳王会”。刘师培一边教书，一边也没闲着，襄助陈独秀、柏文蔚等发展党人。只是他入光复会时蔡元培等“以皖省革命事相嘱”，他自居资历，时常要摆出上级的谱，而陈独秀的行事风格是向来不依别人的，这给他们的友情蒙上了一层不快的阴影。

　　值得附提一笔的是，刘师培的妻子何班（日后改名何震）也是一个奇女子。她出身江苏仪征名门，是一个老孝廉的女儿，能诗善画，人也长得眉眼活泛，饶有姿色。她和刘师培算是表兄妹，婚前非常羞涩，连大门都不迈出的，婚后跟着刘师培到上海入爱国女校读书后简直换了一个人，把俄国虚无党女杰苏菲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罗兰夫人作为人生楷模，时时效仿。

　　苏曼殊到芜湖不久，马上就觉得了这女子的爽利、能干，和风风火火的办事劲头。几次单独接触，生性敏感的他还捕捉到了这个女子不时扫来的热辣辣的眼风。他有些担心，不知自己能否把持住，生怕闹出绯闻对不住朋友。幸亏学期结束在即，陈独秀邀他暑期同往日本，他悬紧的心才放了下来，但隐隐的也有些失落。

　　苏曼殊是想趁这个暑假去日本寻找他的生身之母。前面说到苏曼殊是个混血私生子，他的浪荡父亲苏杰生从广东香山跑到横滨，多年打拼挣下了一块很大的产业，娶了一个叫河合仙的日本女子为妾，但苏曼殊的生母不是这个女人，他是苏杰生与这个女子的妹妹河合若子私通生下的。可能是出于对姐姐的愧疚，这个女人生下苏曼殊三个月后就离开了苏家，所以六岁之前苏曼殊一直是由义母河合仙抚养，六岁后再跟随嫡母黄氏回广东原籍。从他懂事起，无日不刻都在想念这个未曾见过的女人。他十五岁开始来日本进横滨大同学校读书，就是存了寻找母亲的念头。但这么多年来去中土、东瀛，他始终没有打探到生身之母的消息。一种说法是她已经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后来嫁给了一个海军军官，时常随舰出海。他相信，只要自己坚持找下去，总会有与这个女人见面的一天。

　　此时，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正迷上诗歌翻译，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尤为倾心。在他看来，拜伦生长于繁华、富庶的生活，从英国跑到希腊，帮助那里为自由而奋斗的爱国者，一生痴结于恋爱与自由，是一个“热情真诚的自由信仰者”，一个坦白而高尚的精神战士，可称他的异域知己。他说，拜伦的诗像是某种后劲绵长又有奋激性的醇酒，喝得愈多，愈觉得有甜蜜的魔力，觉得它们通篇都充满了神秘、美魔与真实。他曾经在月夜泛舟游湖时对着月光和湖水大声背诵拜伦的《哀希腊》等名篇，诵至动情处大哭，以至船夫都以为他精神病发作。

　　此次赴日途中，行箧中有他喜欢的多部西文诗集，是他以前的西班牙籍英文教师罗弼·庄湘的女儿雪鸿所赠，海风竟日吹拂，正适于他重读那些暴风雨般的诗句，船抵岸，已译就拜伦长诗《大海》等数篇。几年后，他把船上译诗的经历移花接木般地写进了小说《断鸿零雁记》中。

　　同船的陈独秀自然也没有闲着，和尚译了诗，要他修改润色，也惹得他手痒，以同样的五言古风译出了拜伦的《留别雅典女郎四首》。那时他还不叫独秀，朋友们都叫他仲甫、由已，或者官名乾生，在译作上署名时，他借用了老家安庆的一座山名，自况“盛唐山民”（日后他易名“独秀”，也是借用了老家的一座山名）。在船上他们还就英译古诗进行了长时间讨论。

　　苏曼殊说，诗歌之美在乎气体，也就是诗句所传达出的特有气息，但译事固难，他时常为译得不称其意而苦恼，常常为安妥一个词，他都要在甲板上徘徊老半天。“畏友仲子尝论‘不知心恨谁’句，英译微嫌薄弱，衲谓弟以此土人译作英语，恐弥不逮，是犹倭人之汉译，其蹇涩殊出意表也。”（《拜伦诗选》自序）当他们像一对晋宋时代的苦吟诗人一样对着大海斟酌诗句时，实际上是在融通原文之后，反复吟哦，再赋予一种典雅工整的格律形式，这是一种改写，更是一种二度创作，绵延百余年的西诗汉译就在这两个年轻人手中滥觞了。就在他们俩海上翻译拜伦诗作的第二年，周树人在东京写就名篇《摩罗诗力说》，把拜伦作为摩罗诗派的首选人物，作为破中国之萧条的“先觉之声”。那个时代的先觉者们为了寻找精神之出路，树立精神战士之楷模，已经自觉地“别求新声于异邦”了。

　　这次短暂的寻母无果，暑假就快结束了，在须磨海岸送日本友人水野氏后，苏曼殊就和陈独秀、邓以蛰同船回国。没找到母亲没有让和尚有丝毫不快，相反，他神情欢愉，眼睛潮亮，只有沉浸于爱情中的年轻人才会这般的没心没肺。果然，旅行中途他就按捺不住向两位旅伴说起了在日本与女友相处情意缠绵事，陈独秀与邓以蛰皆说不信，以激之爆出更多猛料。苏曼殊果然沉不住气，取出女人发饰等信物给两友验看，二人传看后，苏曼殊忽将这些情物抛向海中，转身痛哭。陈、邓见他忽悲忽喜，像是触动无限心事，也都有些讪讪。

　　转眼到了1907年初，“苏报案”三年狱满跑到东京的章太炎向刘师培夫妇发出赴日邀请，刘师培见国内文网日紧，个人行动常被监视，于是决定偕妻东渡。

　　他们启行的日子是旧历正月初一，同船赴日的还有他妻子的表弟汪公权，一个貌似朴实、实则心机很深的年轻人。刚从温州云游回来的苏曼殊也应邀与他们一同赴日。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他这一仓促决定是个错误。

　　六、革命夫妻

　　就在刘师培夫妇赴日不久前，《民报》一周年的纪念会上，章太炎有演说云：“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对古侠客之风的向往，加上东瀛武士道风的渲染、法国革命的启迪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刺激，使当时的留学生中弥漫着流血革命的热切渴望。

　　刘师培抵达东京，正值清廷要求引渡孙逸仙一案发生之时。日方拒绝了清廷要求，又不愿开罪南方革命党人，乃由内田良平出面资助孙五千元（后又有一商人资助一万元），政府发驱逐令催孙离境。刘师培与章太炎、宋教仁、胡汉民等一同出席了在赤坂三河屋的饯行宴会，宋教仁有日记记载是日情形：

　　（2月25日下午）三时，至孙逸仙寓。四时，同逸仙、章枚叔、刘申叔、鲁夕卿、胡展堂等至赤坂三河屋。时内田偕宫崎、清藤、和田诸氏等已至。坐良久，遂各一席，有艺伎七八人，轮流奉酒。又良久，歌舞并作，约三四出讫。诸人不觉皆醉，余亦带醉意矣。夜九时始罢。

　　除了孙逸仙、宋教仁两位大佬，刘师培在东京结识的革命党人还有黄兴、陶成章等，他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还很快成为了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主要作者之一。首次亮相于《民报》的《普告汉人》，他署的是“韦裔”这个典出于《左传》的奇怪笔名。尽管署名佶屈聱牙，火力却十分猛烈。他指出，排满并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就种界而言，则满族之君为异族；就政界而言，则满族之为暴主。今日之讨满，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者也。”当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言论在东京传播时，国内南方革命党人正在湖北黄冈、广东惠州等地发动一场场注定以失败告终的起义，他以写作呼应并抚慰着国内的革命。

　　当此时也，《民报》正与立宪派主办的《新民丛报》大打笔仗，所争论者，是革命与立宪到底何种适合当下之中国。流亡东京已近十载的梁启超对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还抱有不切实际之幻想，他为清廷背书，抛出“满洲本为明朝藩属，中国亡于满洲绝非亡国”之说，试图调和满汉矛盾，以达其君主立宪之主旨，被汪精卫斥为“无耻”，撰文在《民报》反驳之。但汪读书不多，征引不当，反授对方以口实。刘师培见革命派落了下风，旋即施展他经学家的看家本领，博引史册，洋洋洒洒，写下万字长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指出梁启超“中国不亡”论之谬。此文一出，在东京留学生中不胫而走，被视作“有功民族革命之作”，连章太炎也暗自叹服，说：“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

　　他在《民报》上接连发表的几篇文章，思想上似乎走得更远。《悲佃篇》主张“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并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另一篇《人类均力说》甚至提出“共产主义”一说，说要“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为公共之物，以资本为社会公产，使人人做工，人人劳动”。

　　他那个美丽而不安分的妻子，锋头丝毫不逊须眉，和丈夫翩然东来不久，她就和一帮女界精英发起“女子复权会”，成了一位高举女权旗帜的妇女解放运动者。她仿效秋瑾女士在上海办《中国女报》，办起了《天义》报，对男权社会展开犀利批判，“男子者，女子之大敌”，《女子宣布书》就是这样向男权世界宣战的。一时间，她几乎比丈夫更引人瞩目。

　　她还成为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徒，宣称“女界”革命应视为“阶级”革命、“经济”革命的根本与前提，只有将妇女革命与经济、种族等革命并行，才能真正消灭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不平等。为了表示自己已获新生，她把父母姓并重，改自己的名字“何班”为“何殷震”，也称“何震”，小字志剑。很快，她出格的言行真要把东京的留学生们“震”住了。

　　这对锋头正健的革命夫妇迷上在当时最为时尚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主要是因为与日本社会党人等人的交往。他们经常参加日人幸德秋水发起的座谈会，以游山玩水的名义，去东京郊外的一些地方秘密开会。据一个叫陶铸的老同盟会员回忆，刘师培的姻弟汪公权也常参加他们的活动。

　　相比于刘师培醉心于社会主义，何震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多一点，她的并不正宗的女权主义有着许多无政府主义的调调。这乃是因为，她婚后不久在上海爱国女学读书时就开始接触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何震称，她和姐妹们发起“女子复权会”这个组织，其宗旨只为“破尽女子对于世界之天职，力挽数千载重男轻女之风”。对于女界的办法，她主张一是以暴力强制男子，二是干涉甘受压抑之女子，对于男权社会，一则以暴力破坏社会，二则反对主治者及资本家。

　　和妻子一样，新学说、新名词也把刘师培这个旧经学大师迷住了，他就像一个用功的好学生，对之心骛神往，每每学至夜深犹不肯上床休息，他有着肺结核病灶的身体越发孱弱了，精气愈益疲乏，但他自己丝毫也没有觉察。

　　他和好友张继等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在妻子主办的倡言男女平等的《天义》报上，他打出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声称，“近世以来，社会主义盛行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虽有志之士也只知提倡民族主义，而不计民生之休戚，这样的光复大业，即使成功，也只是以暴易暴，他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的目的，就是要研究问题，梳理各种学术和主义，“参互考核，发扬光大，以饷我国民”。

　　一段时间，刘氏夫妇位于东京小石川区久坚町二十七番瑜伽师地的《天义》报社成为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本营。讲习会定期召开，刘师培和张继轮流主持，某次，刘、张和幸德秋水相继发言后，何震上台作演说，这一演说经她表弟汪公权记录，在《天义》报发表，大意谓：

　　她对于时下流行的这个学术那个主义，均表示怀疑，只信奉无政府主义，她创办《天义》报的目的，也是一面倡言男女平等，一面倡言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创造一个平等的没有特权阶层的社会，男女平等，正是社会平等之一端，女子争平等权利，也是抵抗特权之一端，这正是她信奉的女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契合之处。尔后她语锋一转，力主通过暗杀来达到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不应是一句空谈，尤重实行。现世界无政府党，以俄国为最盛。俄国无政府党，其进步分三时期：一为言论时代，二为运动时代，三为暗杀时代。今中国欲实行无政府，于以上三事，均宜同时并做。即使同志无多，亦可依个人意志而行，以实行暗杀。盖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

　　陈独秀留在芜湖，没有和他们一同出国，但他和党人们的秘密活动早已被官府盯上了，有朋友传信说，安徽巡抚恩铭将要对他们动手，陈独秀闻警，慌忙出逃，也于这年初到了日本，在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英文。这样他又可以和苏曼殊共同研读喜欢的欧洲文学了。

　　当陈独秀于1907年春天来到东京时，正是何氏夫妇风头最劲的时候，他们合开的夫妻档，一个学问博识淹通，一个美艳不可方物，且都是东京城里后起的革命新秀，有“老革命家”章太炎为之站台撑腰。连周作人都说对申叔“神交已久”，虽无缘得识，托一个叫陶望潮的朋友给《天义》报投寄过好些诗文。在东京，陈独秀与何氏夫妇的惟一交集是一同参与了“亚洲和亲会”的发起。但不久后这个有国际背景的组织就解散了。

　　苏曼殊到东京后，先和章太炎一起住在《民报》社，到七、八月间搬出来和刘师培夫妇同住。东京的革命声浪甚嚣尘上，他反倒成了一个革命的零余者，终日作诗、画画、恋爱，研究古音韵，编译《梵文典》，做一些革命同志看来很是无用的事。

　　但他似乎认定这些无用的事反倒更能救治自己的灵魂，尤其是与一个叫花雪南的歌伎的恋爱，把他的诗情再一次点燃了。章、刘等人纠合印度、越南、朝鲜的一批革命者发起亚洲民族解放统一战线的“亚洲和亲会”，他的名字虽然忝列发起人中，究其心情，也是无可无不可的。夏天，他和留学东京的周树人频频见面，筹备发起一本《新生》杂志，无果。他的《文学因缘》第一卷却出乎意料顺利地印行了。那时，他的梦想是建一个梵文图书馆。三年前游历锡兰学习梵文的经历使他确信，梵文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八转十罗，微妙瑰琦”，简直如天书一般美妙，世上各种语言，若以文词简丽、表情达意论之，首推梵文，汉文次之，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欧洲番书”，更是要等而下之了。

　　其间，他还一个人跑出去继续寻找生身之母。他这般孱弱的体质，自然跑不多远，倒是在义母河合仙那里小住了一段时间。小说《断鸿零雁记》叙述主人公“三郎”到日本，乳母怜惜他身体消瘦，“忽仰首，且抚余肩，曰：‘伤哉！不图三郎羸瘠至于斯极！’”当是实情。

　　与何震有过接触的同时代人，都对她旺盛的精力嗟叹不已，她小小的身量就像一只红泥小火炉，总是向周围辐射着热力。整日忙于宣传女界革命的她，竟然还有闲情跟着苏曼殊学画。她拜苏为师，自称女弟子。苏曼殊有时称她“剑妹”，她丈夫听见也不以为忤。“剑妹”看老师案头的画稿越来越厚，帮他辑了一本《曼殊画谱》，为示推重，还请了章太炎题跋，准备和他的另一部著作《梵文典》一同付印。令人吃惊的是，苏曼殊的养母河合仙也被她拉来为这本画谱作序，序文有说，“吾儿……早岁出家，不相见者十余年，弹指吾儿年二十四矣。去夏始得卷单来东省会，适余居乡，缘悭不遇，今夏重来，余白发垂垂老矣。”读来真有大不堪于其中。

　　这个泼辣、美艳的女子后来背上“淫悍”的恶名，并非因为她那些出格的女权主义言论，而是因男女情事。男权世界何其坚固，这些来自女界的零星反击挠痒痒还差不多，还可作为革命事业之余遣性悦情的谈资呐。她成为愤怒声讨的对象，乃是因为她有了一位情人，此人即她的表弟汪公权。这就好比丛林中一只美丽的尤物，人人皆可以欣赏其迷人风姿和毒蛇般的妖媚，一旦尤物归于任何一人，必遭群起而攻之了。

　　刘师培自小身体孱弱，肺结核长年不愈，后来与之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文科教授的周作人描绘过他的形象，说他身体瘦弱，说话声音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这样一个病恹恹的丈夫，偏偏娶了这样一个美妇，无聊的人们对此不禁暗暗要问，他能让他那个喜欢奢侈浮华的女人满足吗？可是革命夫妻的风头委实太健，没有谁敢在这个女人面前自讨没趣。

　　1908年4月的东京，留学生中传得最为沸沸扬扬的，就是章枚叔和刘申叔“海内二叔”翻脸绝交。章、刘都是学问家而兼革命家，学术志趣相投，革命之途上也正携手合作，好端端的怎么会撕破了脸面？说起来还是刘的太太何震的事。说是有段时间，章从《民报》社搬出来，住在刘家，一次无意间，撞破了刘太太与汪公权的私情，便私下告诉了刘，刘的母亲也听见了，非但不信，反大骂章造谣，离间人家骨肉，刘也竭力回护妻子。此事一经散布开来，不仅何震、汪公权恨之切齿，刘师培也觉大丢面子，与这个他一向尊敬的兄长绝了交。

　　在对汪、何私情的处置上，章太炎还是过于迂直、甚至天真了些，在把此事捅给刘师培之前，他怎么就不考虑一下身为丈夫的刘师培的尴尬处境？他怎么就不知道，他捅了这个娄子对这个戴绿帽的男人的伤害可能更大？他恼怒何震这个放荡女人毁掉了他和刘的友情。周作人在回忆文章中，曾经言及章太炎当时在东京国学讲习会，课间与学生拆字游戏放松心情，讥笑何震之“震”为“云雨到辰时”，自然还是调笑何、汪情事以泄愤。

　　距此事发生两个月后，章写信给另一位经学大师孙诒让，请他以父执辈的身份出面，劝说刘师培重归旧好，“弗争意气”，“与麟戮力支持残局”。他在信中说，“仪征刘生”，素治古文《春秋》，与麟同术，情好无间，只可惜太过年少气盛，被别有用心的人一鼓动，就完全失去了理智判断，先前还请过几个人为之讲解，可是因为学术不如刘，都没能斡旋成功。他相信以孙诒让一代经学大师的身份出面劝和，刘必定要买账。

　　此时的孙诒让已经因病卧床好久了，章太炎心急乱投医，反过来也可见出他对刘师培的不舍。可惜孙收到此信十余天后就撒手尘寰，连拆阅的机会都没有，更谈不上为他们说合了。

　　刘师培的外甥梅鹤孙在为其舅写的传记中，只字不提何、汪暧昧情事，只说章太炎住在刘家时，行为怪诞，“囚首垢面”，衣服一个月也洗不了一回，还在袖子里养着一只小松鼠，搞得屋子里到处都是果壳、干肉，招来无数虫子，又夜半喝斥使女，一会高歌一会号哭，就像害了精神病一般。何震有洁癖，实在忍受不了，就不让他住了。后来在刘母李氏的干预下，才不得不让章继续住下去，但章和女主人的芥蒂是种下了。“乃未久，以论学及政见不同，闻其中有奸人播弄，遂略有龃龉”。

　　梅鹤孙此说，把章、刘交恶，归之于学术声名之争，再加“奸人”从中播弄，对刘、何贤夫妻形象有所回护，自是为了不扬家丑。但平心而论，章、刘的关系由情同手足而发生如此逆转，学术之争怕也是一个原因。章作为古文经学大师成名更早，向来目无余子，刘在古文经学上是后起之秀，却也卓然成家，且年少气盛。但这种学术纷争对两人友情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伤害，梅鹤孙说，先是“有不良分子造为诽谤”，再有舅母何震“加以饰词”，遂至刘“引为大恨，遂向太炎绝交”，“太炎百计修好，舅氏都是置之不理，有信亦不复的。”

　　章太炎还在为脆弱的友情黯然神伤，可是一个残酷的真相是，就在几个月前，他一向视同手足的刘师培已经向两江总督端方输诚，成了清廷潜伏在东京的秘密线人。如果得悉真相，自称疯子的他，怕是真的要疯了。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