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尘（二）

　　陶霏还邀请了被她称作“表哥”的炜煊。炜煊的那套做工粗糙的西装，怎么看都别扭，他的脸色比刚下船的偷渡客好不了多少。金西发现他避免正视自己，又忍不住要打量，于是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在突然转头的一瞬，截住炜煊目光的去路，看清了其中复杂的谱线。无需陶霏交代，他就理清了她和炜煊的关系。他原以为相爱的人彼此会卸下伪装，其实爱情中的秘密像中国盒子，一个里面套着另外一个。

　　金西和客人们谈些自认为重要的话题，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红酒。在接近午夜、派对达到高潮时，他跑到钢琴旁载歌载舞。这时家里的电话刺耳地响起来，他看见陶霏走进办公室去接。过了几分钟，陶霏出来了，脸色不太好看，把他叫进办公室。她捂住话筒说，“电话是偷渡女阿芸打来的！”阿芸20多岁，长头发，瓜子儿脸，眼神单纯。两个星期前，她从迈阿密一入境，就被移民局扣押，当时金西和陶霏正在附近休假，“顺手牵羊”把她担保出来，又乘同一架飞机到纽约，准确说是“押送”。只有看住阿芸，从她的丈夫江哥那里收到偷渡费，生意才不算白做。

　　陶霏在唐人街给她安排了一个临时住处，叫青姐的手下人看管，通知江哥上门交钱领人。江哥在布鲁克林开一家中餐馆，起初生意火爆，但前一段时间对面街上新开一家，连菜单都大同小异，抢走了大半生意。他赔本硬撑着，又欠下高利贷，被债主天天上门催款，拿不出钱赎她，也打听不到她的行踪。阿芸怕被青姐的手下人“撕票”，找机会逃了出去，人生地不熟，发现一家仓库的门开着，就溜进去躲了起来。她注意到仓库的房顶上立着一个招牌，印有“日新印刷厂”的字样。

　　阿芸在电话里声泪俱下，请陶霏向青姐求情，放过她，她以后当牛做马，一定把欠下的偷渡钱还上。陶霏声调犹豫地问金西：“我们怎么办？”金西头晕晕的，没从派对的狂欢中清醒过来，说：“她坏了规矩，我们怎么可以帮她？惹恼了青姐，我们还有生意做吗？你比我应该更明白！”陶霏当然明白。前移民法官退休了，新法官很难对付，最近他们接手的几个政治庇护案都被拒绝，如果得罪了青姐，再断“货源”，后果不堪设想。她咬咬下唇，放开手，拒绝了电话另一边的阿芸。随后，她犹豫片刻，又向青姐报告了阿芸的下落。大厅里的客人们开始高声地新年倒计时：“5，4，3，2，1！新年快乐！”他们纵情地欢呼，互相亲吻，乐队恢复了激昂高歌，在转瞬间淹没了发生在办公室里的小小插曲。

　　当天夜里，青姐手下的两个壮汉赶到日新印刷厂，拿出一把菜刀，残忍地砍掉了阿芸右脚的小脚趾，使她痛得大哭不止。其中一人把她的脚趾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给江哥送去；另外一人见她面容美丽，动手撕开她的衣裙，贪婪地舔舐细腻的胸部。她拼命地反抗，反倒更激发了他的兽性。他把她一拳打昏，把双腿架在自己的肩头，强暴地进入她的身体，她的右脚流出的血都滴在了他裸露的后背上。他发泄完毕，把她锁在仓库里，出去买夜宵。返回后，发现她已经用捆菜单的麻绳悬梁自尽了……

　　出殡车队经爱惜士街驶向昵称“福州街”的东百老汇，在榕华大楼前完全停止了流动。青姐多年前买下这幢七层大楼，在里面开设地下钱庄。钱庄一度生意兴隆，资产上亿美元。金西和陶霏租下最高的两层，做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金西寻找自己伫立过无数次的窗口，试图在记忆的洞穴里挖出一条通向地面的通道。

　　十年前的那个日子，像在森林中遭遇的一头黑熊，无论他气喘吁吁地向哪个方向奔跑，总会惊心动魄地一次次重新面对。早餐丰盛：小薄饼、培根、煎鸡蛋，还有草莓。他喝了咖啡，陶霏和5岁的儿子弘喝了橙汁。陶霏叫出租车去机场，即将带弘回中国探望她的母亲。他在家门口和她吻别，尝到了她唇上橙汁的味道。他把弘抱起来，亲了又亲，还嘱咐他乖乖地听话。

　　他在唐人街停了车后，踩着地面上薄薄的白霜，来到了榕华大楼门口，看到了一辆卡车。几天前他因为律师事务所的文件堆积如山，叫一位助理联络一辆卡车，把大部分文件送到郊区的仓库里保存，卡车果然被安排好了。突然，躺在街上的两个流浪汉站了起来，那个送比萨饼的红头发的家伙也突然露面。三人把他团团围住，亮出FBI警探的徽章，宣布逮捕他。时间在那一刻定格，仿佛维苏威火山骤然爆发，人生的庞贝古城陷入一片千年的死寂。附近的商贩们从店铺里涌出来，交头接耳，眼里闪动着惊讶和兴奋；事先有预约的客户们露出忧虑重重的神情。红头发的警探接到一个电话，随后问金西：“我的同伴已在机场逮捕了你太太，你儿子由一位女警陪伴，你有亲戚可以照顾他吗？”金西猜想FBI担心他销毁文件，又要防止陶霏潜逃，所以兵分两路，同时采取行动，可怜的儿子成了全家唯一的“自由人”。他把大妹妹的电话给了红发警探，托她照顾弘。

　　几天后，联邦以专门严惩帮派的“反黑连坐法”重罪起诉金西和陶霏，还同时起诉了律师事务所的15位涉案人员……

　　路两旁的人群向送殡车队迅速靠拢，把灵车四周围堵得水泄不通，向青姐默默说声“再见”，有人开始擦泪。殡仪馆人员打开灵车车门，让青姐再看一眼她生前的常驻之地。青姐的女儿阿绮从车上走下来，在棺前行叩拜礼。

　　车队终于再次启程，但挪动得太缓慢了，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竟完全停滞。金西感到一阵胸闷，把车窗全部打开，还透不过气来。纽约警署显然对突然出现的庞大车队毫无准备，派不出足够的人手。他把车停到附近的一条小街上，站到十字路中央，开始指挥交通。多年来，他被记忆的黑熊追逐得精疲力竭了，渴望尽快告别一段历史，投身于一条忘忧河，获得一刻轻松的漂浮。

　　尘归尘

　　送殡车队终于上了高速公路，出纽约，一直向北。财仔摇下车窗，放进清新的空气。路两边的树逐渐密集，随后出现空旷的绿地，视野变得开阔。陶霏注意到绿色路牌上的飞机图案指向机场的方向。

　　她看到一架飞机被固定在地面，在记忆的跑道上永远无法起飞。在那个阴冷的秋日，她带着儿子弘登上“波音747”。儿子因为期待平生第一次的国际旅行格外活跃，不停地追问她老家的事情，还有从未见过面的姥姥。临近起飞时间，广播里传来机长公事公办的声音：“因为事先不能预料的原因，抱歉推迟起飞。”乘客们开始躁动不安。半小时后，FBI警员两男一女出现在机舱口。儿子欢呼起来：“妈妈，你看！FBI！好酷啊！”不料警员们走到陶霏的座位前，向她宣读了逮捕令。她猜想FBI为防止她携子潜逃，采取了果断行动。全机舱的乘客瞠目结舌。她不由自主地搂住了儿子小小的肩头。儿子的眼神从兴奋到惊讶到恐惧，在几秒内完成了一场巨变。她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押下飞机，装进一辆警车。儿子突然挣脱开女警的手，向她跑过来。在机场宽阔的跑道上，他的身影渺小，脚步苍老般踉跄。她在那一瞬就被判了刑，后来在法庭上受审似乎变成了过场。在儿子面前，她是永远的罪人……

　　一个小时后，太阳悬到正空，似乎把寒气都拥入怀中。远山在天空和绿地之间露出轮廓，一座墓园静静地卧在山下。墓园像一位矢志不渝的情人，似乎多年前就等在那里，陶霏想，美国人常说世间只有税收和死亡无法逃避，果然如此。财仔在爆满的停车场里找不到车位，只好叫乐珍带着孩子们和陶霏先下车，自己到附近的街上停车。

　　炜煊命司机把越野车停在墓园的入口处，小康和其他两位助理立即卸下摄像器材，投入工作。炜煊也不拖泥带水，用狩猎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大约上千人聚集到青姐的墓前，许多人在腰间系上白布。转瞬间，人们在墓穴四周铺上绿帐，摆满花圈，立起青姐的巨幅遗像；还用手掬起黄土，搭起一个土包，把灵牌插上去，在灵牌前摆上祭品：一排橙盘，一排红烛罐，还有十八碗青姐爱吃的家乡菜，其中包括清蒸虾、炒田螺、福州鱼丸等。平日素净的墓园骤然增色，还飘散起中餐的特殊香气。十六位壮汉把青姐的灵棺从卡车上小心翼翼地抬下来，放到了墓穴旁。灵棺是上等的红木，在阳光下散发高贵的光泽。青姐坐牢十几年，对这些中餐可能想疯了，可惜临死也没有尝到，炜煊想，命运折磨人，有时只需调用一个小小的细节。他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青姐的女儿阿绮，向她提出了拍摄请求。阿绮三十几岁年纪，眉目和年轻时的青姐十分相像。她披麻戴孝，哭肿了眼睛，声音微弱，“你一定要公平！”炜煊立即点头，“我会安排时间采访你，等拍好了，还要请你审查！”阿绮说：“那好吧，你要讲信用！”

　　炜煊指挥部下选好拍摄地点，架起摄像机，还亲自调整角度。这时，陶霏进入了视线。他以为她早经不起细看，7年的监狱生涯、出狱后捉襟见肘的生活，什么样的女人经得起这样的折磨？她的皮肤的确不如从前紧致，额头出现隐约的波痕，但举手投足间竟有陌生的风韵。他恨过她，此刻身处世人安眠的墓园，恨突然变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陶霏来到青姐的遗像前，鞠了一躬。阿绮一抬眼，看到了她，立即冲过来，挡在她面前，厉声问：“你怎么有脸来？你不许靠近我妈妈！赶快走！”青姐的亲友们闻声黑压压地涌过来，在悲伤的表情底色上，涂染了愤怒，叫嚷着：“要不是你，青姐也不会被判这么多年！”

　　一个胡子拉碴的高壮男人冲到陶霏面前，指着自己的鼻子问：“你还认得我吗？”陶霏迷惑地望着他。男人怒目圆睁，步步逼近，“我是江哥！阿芸的老公！”他要是没有自报家门，陶霏真的认不出来了。是冤家总会聚头。她的脸色变得惨白，不停地后退，再退一步，就会掉进墓穴里。他索性推了她一把，“你该去给青姐陪葬！”人群中有女人怯懦地哀求：“不要再推了！会出人命的！”

　　这时炜煊挺身而出，厉声叫道：“住手！我是电影导演炜煊，正在拍青姐的纪录片，你们这么欺侮人，要受法律制裁的！”他相信名人、媒体和法律这些字符拥有威严和制约力。陶霏转过脸来看到他，双眼像被马蜂同时蜇咬，立即肿起来。这场“英雄救美”几乎无可挑剔，炜煊在得意间扫视人群，正撞见一个白种男人的目光。男人站在不远处，头发是盐的颜色，挺着小山坡般隆起的肚子，像一头迷路的笨熊，闯入了农家安静的田园，既冒犯又不协调。那不是金西吗？他怎么变成这个鬼样子了？上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家的新年派对上，那时他正春风得意，奢华得可耻。炜煊像一位一度溃败的拳击手，重整旗鼓，终于可以无惧地正视，登上擂台，跃跃欲试，可金西并没有迎接挑战。金西的目光复杂孤单，几乎令人心酸。

　　江哥冲炜煊挥起拳头，嚷道：“少拿那些破玩意儿吓唬人，你要不老实，我砸你的摄像机！”这时财仔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拨开人群，用身体挡住陶霏，“你们有火，就冲我发吧！陶霏是我的大恩人，谁也不许动她一个手指！”周围人似乎醒悟过来，发出各式感叹，“我的绿卡也是她帮我搞到的。”“好多年没见到她，变样子了。”“要是没有她和她那个鬼佬老公，我早被遣送了。”他们不由自主地制止了跃跃欲试的江哥。

　　说起“鬼佬老公”，金西已经出现在陶霏身边，对阿绮说：“请你给我和霏一个机会，向你妈妈告别吧。”阿绮困惑地看看金西，终于认出了当年那个蓝眼睛的大律师，勉强地点了点头。

　　江哥怒火未消，高声大喊，“陶霏，别以为你从监狱里出来，就没事儿了，还会遭报应的！”

　　阿琦阻止道：“别在我妈墓前吵闹！让她安睡吧。”

　　“哼！”江哥不屑地问，“你妈做了那么多坏事儿，还想安睡？”一句话，就把自己变成了众矢之的。几个彪形大汉毫不迟疑，左右挟持，把他从墓前拉走，一直“押”到停车场，“马上滚开，别在这儿找死！”

　　江哥寡不敌众，嘟囔着开着自己的“宝马”车离开了。

　　人群中有人冒出了一句，“江哥这小子，穷的时候差点儿要饭，现在又发达了起来，听说还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这时金西转向陶霏，艰难地吐出一个字：“霏”。他替自己向阿琦求情，陶霏心里是有几分感激的，说：“没想到你也来了。”炜煊大方地问候金西，和他握手，还递给他一张印着一堆头衔和美国手机号码的名片。金西叫他的名字，发音还是怪怪的，“抱歉，我没有名片。”炜煊指指摄像机，“我在工作，回头和你聊。”说罢回到了部下的身边，露出严肃的执导表情。

　　陶霏和金西上一次这样并肩而立，是大约10年前在法庭上受审。

　　女法官是一位五十几岁的黑人“洋包公”，自开庭以来一直低着头。负责他们案件的白人检察官英气逼人，和许多美剧中常出现的严肃刻板的形象不同。他义正词严，起诉金西和陶霏自上世纪90年代起长期勾结走私人口的蛇头青姐等人，相互从偷渡客与家属身上谋取暴利，经手的将近5000个政治庇护案几乎全部造假，非法牟利1500多万美元。他花了整整半小时宣读并解释他们的罪行，中间不得不停下来喝水、喘息。罪行包括“组织偷渡”“协助偷渡”“伪造文件保释人蛇”“捏造政治庇护故事”“偷税漏税”等将近50项，其中最严重的是“合谋绑架”“合谋禁锢人质”，对阿芸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难来临，陶霏作为一位年幼男孩的母亲，或许有更多寻求自保的理由。她的辩护律师是一位姓李的越南华裔，40多岁年纪，才貌平常，专门受理刑事犯罪案件。李律师把矛头指向金西，“金西拥有律师执照，在纽约从业多年，比陶霏更懂法律，是所有案件的‘主谋’，而陶霏扮演的不过是翻译和助理的角色。”陶霏听了，似在黑暗隧道中摸索前行，看到尽头的点点灯光，心因为侥幸的喜悦微微颤抖。

　　萨拉在刑事和移民案件方面经验丰富，竟放弃前嫌，担当金西的辩护律师。她毫不留情地反驳：“虽然‘金西移民律师事务所’以金西之名命名，但陶霏才是真正的老板。金西不会讲中文，青姐和绝大多数客户都是中国人，只会讲零星的英语，金西不可能和他们单独交易。”

　　检察官放了一段录音，是陶霏和一位中国女客户的谈话。陶霏说：“你告诉移民官，你因为婚外孕被迫堕胎。你必须记清虚构故事情节的顺序。不用担心，像你这种情况，用逃避计划生育的理由申请政治避难，简直是探囊取物，太简单了！”

　　法庭上的女翻译把这段对话如实译过来，陪审员们听了，无不露出惊愕的表情。李律师意识到形势对陶霏不利，立即就阿芸自杀事件追问金西，金西面无表情，“我没参与过阿芸的事儿，至于陶霏和青姐怎么发现了阿芸的踪迹，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陶霏吃惊地注视着金西，不能相信他竟然可以当众撒谎。原来她和他的婚姻建立在谎言的沙堡里，狂风骤起，顷刻倒塌，只惹得尘土飞扬。

　　法庭里一片哗然。坐在听众席上的江哥突然站起来，叫嚷道：“重判陶霏！绝不手软！”他周围立即有人响应，“同意！”几个警察冲过去维持秩序，“安静！安静！”

　　女法官这时突然抬起脸，目光锐利，字字如剑，“陶霏和金西和蛇头一样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我要把你们的所有罪行合并执行，最不可宽恕的是你们雇有30多名助理，成为不折不扣的教唆犯，污染了这些原本清白的人。”陶霏像在黑暗的隧道里爬到了出口处，却被迎面而来的火车撞得头破血流……

　　太阳稳稳地悬在墓园的上空，照耀着大地上百感交集的人们。突然间，毫无缘由地平地一阵风，吹倒了青姐的灵牌。众人变了脸色，慌忙扑上去把灵牌扶起来。陶霏分明看见一位年轻女子披散着长发，穿着一条轻薄的蔷薇紫色的长裙，打着赤脚，在人群中一闪。她惊叫一声：“阿芸！”金西顺着她的手指望过去，惊悚地喃喃低语：“真是她！”

　　阿芸一路追随送殡车队，被早春的风送到了此地！陶霏在和众多偷渡客打过交道后，他们的长相在记忆中很快变得模糊，唯有阿芸的面孔是一幅数码图像，在光阴流转中，色彩和线条还清晰逼真。那一年陶霏和金西带阿芸从迈阿密去纽约，在上飞机前注意到阿芸脸色苍白，一副随时能被风吹跑的样子，隐隐有些担心。飞机起飞后，她放下了身段，离开头等舱去经济舱找阿芸。正巧阿芸身旁的座位是空着的，就坐了下来。靠近端详，阿芸的面孔其实姣好，不过嘴唇上突起的几个白泡，影响了线条的柔和。

　　阿芸的丈夫江哥几年前偷渡来了美国。他离开时，他妈还在世，只不过身体已经很虚弱。阿芸每天做饭、洗衣、打扫房间，日子似乎过得飞快。江哥通过老乡介绍，认识了做移民生意的高老板。高老板大打保票，会帮他搞到“政治避难”绿卡。江哥一上庭，立即被法官拒绝，被断定“有一双会撒谎的眼睛”；再上庭，还是落败而归。他绝望了，索性“黑”了下来。他还清偷渡欠下的债，从老乡那里贷款开了一家中餐馆，刚开张时生意兴隆，每天半夜收工时数钱数到手软，“东边不亮西边亮”。他寄钱给家里盖了三层楼的青砖瓦房，买了全套的进口电器，可惜他妈没有享福的命，在搬进新房的第三天咽了气。江哥在电话里对着阿芸哭了半小时，又寄了一笔钱给母亲办了隆重的丧事。

　　阿芸的表妹乐珍移民去了纽约，和丈夫财仔团聚了。她传回来一个让阿芸气炸肺的消息：在唐人街的“贵宾楼”，江哥和一个又白又嫩的小姐搂在一起！小姐是北京人，卷着舌头说话。阿芸想起有一次她打江哥的手机，接电话的是一个娇滴滴的女声，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等对方把电话给了江哥，才确认没打错。江哥解释，自己开车超速吃罚单，必须上交通法庭，请北京小姐也是餐馆的经理当翻译。他说“吃”时卷起舌头，阿芸还嘲笑了他。乐珍透露更多的细节：北京小姐和江哥开一辆红色敞篷跑车在公路上兜风，只穿了一件大红的小背心、一条短裤，奶罩都没戴呢。以前每到夏天，阿芸受不了天热，在家里不戴奶罩。每次有客人来，江哥总要叫她进里屋穿戴整齐才出来。他竟和穿着暴露的小姐在公路上兜风！他以前说阿芸的小腿比较粗，穿长裙好看一点儿。这几年她见了漂亮的长裙就忍不住要买，盼着有一天能到美国穿给江哥看。名牌时装街的大小老板都摸透了她的心理，见她犹豫不决，只要说一句“江哥一定会喜欢的”，她就连价钱都不讲就买走。

　　乐珍说，更奇葩的还在后面：红跑车是江哥给北京小姐的生日礼物！难怪他半年多没给阿芸寄钱了，推托餐馆生意不好、手头紧。北京小姐不算漂亮，但娇滴滴的性子是武器，轻易打败了干渴已久的江哥，何况她还是一个大学生。乐珍死活也搞不明白，在纽约泡高级妓女都不要花那么多钱，妓女还不会欺骗感情。江哥一身油一身汗地打拼，一年只在“感恩节”休息一天，因为那天美国人在家吃火鸡，不会到中餐馆吃饭，现在就这么轻易地把血汗钱挥霍了！

　　“北京小姐”这四个字像一根插满芒刺的大棒横在阿芸的心头上，令她既痛苦又压抑。其实她早有一些预感，只是不愿意去证实。江哥以前在电话里和她重复说一些床话，甜腻热辣的，最近闭口不提了，想必不用再过这份嘴瘾。她想立刻打电话质问他，但知道他绝不会承认。

　　她一咬牙、一跺脚，决定偷渡，登陆美国后再通知江哥，这样他想反对也来不及了。她找到了青姐手下的小蛇头，说明来意。当时偷渡要三万美元，头期交5千块，她手里的钱还够。青姐刚开辟了一条新线路：从福州飞北京，从北京坐火车去莫斯科，经捷克、德国到荷兰，再从荷兰到英国，最后从英国飞美国。阿芸听得头晕了。她从小到大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福州，现在要经过那么多国家，躲过各国海关的检查，稍有差错就会前功尽弃，越想越怕，战战兢兢地问，“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立即遭到小蛇头劈头盖脸的一顿骂：“像你这样还想闯美国？哆哆嗦嗦的在海关漏了馅，还会害了别人。我跟你说，经我手到美国的人里最小的有十二岁的，哪个也没像你这么窝囊！”她不敢再多话，无论怎么样都要上路了。江哥没有身份，不可能离开美国回到她身边，难道她还有别的选择吗？

　　她在准备行装时费了一番周折。因为要假装普通旅游者，蛇头规定只能随身带很小的一个旅行包。她难过地把几年来买的新衣服都丢在家里，只带上了两条最喜欢的桑蚕丝长裙，一条豆沙色的，另一条蔷薇紫色的。

　　接下来是漫无尽头的旅途。飞机、火车、轮船、汽车……乘坐了每一种她能想象出的交通工具，穿过了半个地球。她一天比一天瘦下来，脸色也一天比一天苍白，担心见到了江哥时，他认不出自己了。

　　到了荷兰以后，蛇头命令阿芸和同行的五十几人把旅行包全部扔掉。阿芸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才能到美国，路上又不可能有机会买衣服，把三套内衣内裤穿在了身上，但狠狠心，把那两条桑蚕丝长裙丢进了路边的垃圾箱。五十多人沙丁鱼般挤在一辆密封的运货卡车里，抱腿蜷缩坐着。车内黑漆漆的，蒸笼般酷热，只从车厢左上角的通风口透进来一点点天光和空气。因为怕被外面的人听到动静，谁也不敢说话，只发出或轻微或粗重的呼吸声。阿芸全身浸透了汗水，很想脱下两件内衣，但被众多男人团团包围，不可以无所顾忌，尽管没人能看清她。鱼腥气混和人身的汗臭和狐臭，害得她几次差一点吐出来。她特别怀念老家宽敞的房子，还有清新的海水气味。

　　车里面突然一点天光都不见了，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黑箱，空气越来越稀薄，大家开始骚动不安。有个男人忍不住站起来，摸索着车厢的左上角，找到了那个通风口，但它不知被什么东西从外面堵得严严实实的。接着很多男人都去试过了，随后又去推车厢后门，但门早被司机从外面锁死了。他们脱下鞋子，拼命敲打驾驶舱的墙壁，呼喊着求救。女人们开始大声哭起来，男人们便呼喊得更疯狂、敲打得更激烈了。

　　阿芸躲在角落里发抖，脸上已经分不清泪水和汗水。江哥此刻正在做些什么？会不会和那个娇滴滴的北京小姐在一起？如果他知道她现在连呼吸都困难了，会来救她吗？司机像一架没有听觉和感觉的机器，也许因为车厢的墙壁太厚了，丝毫听不到他们的呼喊和敲打。人们喊得口干舌燥，敲打得精疲力尽，都瘫坐了下来，在逐渐变成真空的黑暗里，陷入绝望的沉寂。不知又过了多久，旁边的一个人突然倒过来，横压在阿芸身上，就一动不动了。阿芸伸出手想推开那个人，但没有一丝力气，绝望地放弃了努力，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卡车突然停住了，后门被接应的人打开，她呼吸到了一丝新鲜空气，终于重新回到了人间！

　　阿芸九死一生，谁料到登陆美国后，因为一系列的变故，竟选择一死，但魂魄多年都没有散去。陶霏坐监狱时，在许多个早晨醒来，发现阿芸站在自己的床前，说：“求求你和青姐，放过我吧，我以后当牛做马，一定慢慢把欠下的偷渡钱还上……”陶霏、金西、青姐都得给阿芸一个说法，但是青姐，先一步解脱了。

　　乐队成员不知什么时候换上了草绿色的制服，还有模有样地扛着肩章，粗看去像中国武警。他们奏起音乐，把声调从哀伤转向激越，宣告入葬仪式的开始。阿绮跪倒在墓旁，哭成了一个泪人儿，向青姐告别，“妈，我不管别人说你什么，你是我的好妈妈！”两位女老乡扶着她的手臂，低声安慰。一些人持续地低泣，为逝者，也为自己，二三十年前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来美，至今四处漂浮，无确定身份。时过境迁，偷渡的渠道变了，改成“留学式”“考察式”“旅游式”等，唐人街的移民律师也换过了几茬。青姐的离去，为一段移民历史画了一个感情复杂的休止符。

　　陶霏最后一次见到青姐，是在纽约联邦法院。她当时被单独关在一间候审室里，透过小窗口，看到青姐被押进了对面的候审室，就想制造一个接近的机会。她困兽般踱来踱去，终于发现了一个监视器的死角：一堵矮墙后面的马桶。她把一卷手纸塞进了马桶，随即以马桶堵塞、自己闹肚子为理由，要求年轻的黑人看守带她去方便。女看守没多想，把她押进了青姐所在的候审室，又不想闻她的臭气，就等在了门外。

　　陶霏一见到青姐，就“扑通”一声跪下了，含着眼泪颤声恳求：“青姐，只有你能救我！你的女儿是成人了，我的儿子才5岁，现在我和金西都被关起来了，有可能被判20年徒刑，孩子不能没有父母啊！”

　　青姐一脸憔悴，有气无力地问：“我能帮你做什么？我身上的罪也有几十条！我一直都在帮助老乡，落到这样的下场。”

　　“我最大的罪名是间接害死了阿芸，你我都有错，求你担下责任吧，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陶霏全身发抖，涕泪横流。这时她听到了看守的脚步声，立即站起身，慌忙擦干眼泪，走到门边。在看守打开门的那一瞬，她回头期待地望了青姐一眼。现在想来，那一眼即是永别。

　　不久，陶霏通过李律师得知，青姐揽下了对阿芸之死的责任，减轻了她的罪状。法庭审判的结果是她获刑7年，金西获刑5年，被立即取消律师资格。两人还被没收全部财产，一时间，“落得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陶霏在被转入正式监狱后，通过监狱律师和金西办了离婚手续。在服刑期间，儿子弘由金西的妹妹暂时抚养。陶霏像一个落入孤岛的人，用书信的木棒打磨石头般冷硬的监狱生活，获取星星点点的火花，维持精神的光亮。她每星期至少给儿子写三封信，像天底下许多普通的母亲，不厌其烦地重复自己的牵挂和嘱咐。她还坚持不懈地给青姐写信，在寄了20多封后，终于得到了回音。即使几年前出狱后，两人一直保持书信往来。

　　在墓园里，陶霏从背包里掏出一封信来，突然对众人说，“我想给大家念一下青姐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众人竟安静了下来。她读到：“陶霏，我肝痛得受不了，每天抓铁床扶手，快把它抓断了。最近几天我总梦见离开乡下老家的那个晚上，还又一次走过罗浮桥。明天我就要离开牢房，搬进监狱医院。我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没有了我，我希望亲人们能好好活着。这些年我信佛，把狱友留给我的一本《佛经》读了上百遍，放下了以前的恩怨。《佛经》上说，‘以一极微为中心，集合上下及四方等六方的极微而成一团，称为微尘，合七极微为一微尘，合七微尘为一金尘’。人活一辈子，就像一粒金尘，太微小了。我有过的万金，也会随我变成尘土。”

　　一辆黄色吊车把青姐的棺木吊起，平稳地放进墓穴。阿绮把青姐遗留下的《佛经》放到棺木上。《佛经》的封面已经损坏，但被青姐精心修补过。陶霏拿出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只青玉手镯。当年青姐曾夸过它好看，但她不舍得送人。她在出狱后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也没狠下心把它送进当铺。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她终于把玉手镯放进了墓穴。众人自动地排成一队，依次丢一把尘土，或放一朵玫瑰，向青姐做最后的告别。青姐的亲属们披麻戴孝，齐刷刷地跪下，再次发出痛哭的声音。葬礼结束后，他们又按家乡的风俗，换上大红的腰带，给青姐的遗像扎上红纱，立即给墓园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陶霏在人群中寻找，不见金西的踪影。这时炜煊走过来，声调低沉地问：“你还好吗？”陶霏反问：“你期待听到一个什么答案？”炜煊怔了一刻，他会告诉她自己的真实想法吗？于是顾左右而言它，“你看，青姐生前住在唐人街，吃中国饭、穿中国衣，只说三句半英语，葬礼倒是中西合璧。”陶霏还是反问：“你是来当看客呢，还是来当主角？”炜煊意味深长，“那要看这部电影怎么发展。下午5点在纽约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我早选好了地点，曼哈顿的‘沉思’咖啡馆。”陶霏犹豫片刻，答应了。

　　送葬车队回城的速度比出城时快得多了。黑衣的人们很快下了车，消失在人海中。陶霏想起某位名人说过的一句话，人一生只有两分半钟，一分钟为笑，一分钟为叹息，半分钟为了爱。现在人们又回到各自的“一分钟”或“半分钟”里去了。

　　夜未央

　　葬礼过后，陶霏婉言谢绝了财仔夫妇到他们家住几天的邀请，请他们把自己送回到了曼哈顿。财仔一家随后打道回府，他们的餐馆需要人手，容不得耽搁。

　　陶霏来到了炮台公园，找了张长椅坐下来。太阳在一整日的攀升后，开始缓慢地下滑，把大片的辉光铺洒到哈德逊河上。她以前住在纽约时，一直忙碌，似乎从没在河边安静地一个人坐坐。此时作为过客，却偷得半刻清闲。公园对面隔着河是自由女神岛。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风雨，著名的自由女神高高耸立，令无数合法的非法的移民热泪盈眶。河水挟带着移民的秘密和眼泪，从未停止奔流过。

　　她想到了杨阿姨。杨阿姨刚到纽约后，是否也坐在这里，望这奔流的河水？她十岁那年目睹的一幕，黑水草般顽强地贴附在记忆的堤岸上。她做了一个噩梦，在夜里惊醒过来，发现母亲不在身边，惊慌中穿着背心短裤出门去找。她先去了凌花江边，因为母亲常坐在那里想心事，不愿意被人打搅。她看到一个女人的背影，悄悄走近了，才看清是杨阿姨。杨阿姨怀抱着自己的女婴。女婴出生不到一个月，还没有名字呢。陶霏喜欢抱她，逗她笑，看她张开清亮的双眼和花瓣般的嘴唇。这时，杨阿姨突然跪下来，把婴儿投进了河里。“你干什么呀？”陶霏发出撕心惊叫。杨阿姨转过头，表情很丑很扭曲，和她的目光对峙片刻，颤抖地叫了一声：“小霏！”一阵波浪涌来，把女婴卷走了，可女婴清亮的眼睛还在水中似隐似现。陶霏像见了鬼一般，吓得魂飞魄撒，掉头就跑，一路上几次摔倒，爬起来接着跑，终于到了知青宿舍。母亲正坐在一张破椅子上发呆，眼神和杨阿姨的一样悲戚复杂。宿舍不过是一个摇摇欲坠的马架子，挂满蜘蛛网，炕上的砖都被拆走了，炉子里留着残灰。兵团解散后，母亲失去了头顶上的“劳动模范”光环，变成了地道的农妇。她在想些什么呢？陶霏气喘吁吁，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杨阿姨把宝宝丢到河里去了！”母亲怔怔地看着她，过了好久，才说：“你杨阿姨被一个当干部的霸占了，怀上了这个孩子。她这些年种地，把身体搞坏了，宝宝生下来就有病，那男的又不认账。上面规定单身或离婚的才能回城，有小孩的不允许。现在战友们都走光了，你杨阿姨的亲戚好不容易帮她在城里找到接收单位，她没有选择。你答应我，对谁都不要讲这件事！”陶霏费解地点点头。

　　杨阿姨回城那天，陶霏和母亲没去给她送行。多年后，杨阿姨做陶霏的经济担保人，是出于罪孽感吗？她在搬离美国后，就断绝了和陶霏的联络，是执意要忘却往事吗？陶霏没有答案。逝者如斯，随着杨阿姨的婴儿沉溺的，是她的童心……

　　炜煊在临近下午5点时，叫小康和部下们到第五大道逛逛，甩掉“盯梢”单独去赴约。在路上，他瞥见一家花店的橱窗里摆着一面镜子，驻足片刻。镜中的男人敞开黑风衣，扎一条蓝黑相间条纹的围巾，结合中式的现实和西式的浪漫。

　　“沉思”咖啡馆在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里。门比他预想中的重得多，夹层里装着夹层，如记忆里藏着记忆。雕花玻璃、枝形吊灯、还有栎木桌椅，因岁月磨蚀，不免有些沧桑，却无声地优雅，而坐在角落里的陶霏，直发素颜，早脱下了黑风衣，在米色亚麻衬衣外，随意围了一条橄榄色的纯棉披肩，与四周和谐，似乎多年前就来了，一直等在那里。他无意中选了这家咖啡馆，竟为她准备了一座舞台，她只需欠欠身、微笑，露出半排细密洁净的牙齿，就可以入戏了。他完全有经济能力请她到名流聚集的高档餐馆，点一瓶百年前出产的法国红酒，来提醒她目前嶙峋乏味的生活，但他摆出文艺男中年的姿态，决心“复仇”得漫不经心。当他在她面前坐定，竟没能及时亮出舌剑，倒要她不徐不疾地说一句“历史性”的开场白，“你的口味要是没变，这里的哥伦比亚咖啡挺正宗的。”她仍记得他喜欢哥伦比亚咖啡！他突然少年般惶恐起来。他和她在北京的一家西餐馆共饮过平生的第一杯咖啡。人一辈子，能和几个人共享第一次？就在他情绪微漾的几分钟内，一杯哥伦比亚咖啡摆在了面前，感动像撒入咖啡的鲜牛奶，把心情从复仇的墨黑变成了怀旧的暖棕。他离她那么近，只要伸出手，就可以摸到她的脸，找回激情震荡的感觉。新婚燕尔，他和她不分昼夜地做爱。一轮高潮过后，她常撒娇地把头埋在他的怀里喊痛喊累。他心怀甜蜜，挣扎着下了床，把暖壶里的水倒进脸盆里，兑入冷水，调到最佳温度，把毛巾浸湿，轻轻拧干，然后把毛巾体贴地捂到她痛的部位，她随即发出快乐的呻吟。多年来，她的呻吟偶尔会从记忆的河流上远远传来，他仍会像水草被波涛侵袭般轻微颤栗。

　　他毕竟见过场面，把心中的那个少年赶走，很快镇定下来，问，“你常来纽约吗？”

　　她摇摇头。这样的伤心地，躲避都来不及。

　　他轻描淡写地说，“前几年我儿子来美国读中学，我坚持要他去加州，纽约太杂太乱了。我给他在海湾买了一套房子，那里的风景不错。”陶霏期望他成功，他做到了，但晚了十几年。如果真有一位神，告诫她多一些耐心，或许她可以等，要命的是无人能预测命运。他期待她诉说悔恨。人在贫困潦倒时，能维持住多少骄傲？那些曾鄙视过他的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早换了面孔，绽开阿谀的笑脸，陪伴左右。鄙视是一笔债，其他人都还清了，而她当年伤他最重，欠他的债也最多，却偏偏不肯偿还。

　　他说：“我心碎地离开美国，这次也算华丽地归来。我其实是来参加《金影》首映式的。”

　　“华丽地归来”！她注意到他穿着昂贵的黑皮鞋，却搭配棕色的腰带。他想造就贵族风范，可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就露了怯。她语气直率，“不知为什么，这部电影不让我感动。”

　　“你看了吗？”他问得几乎急切。

　　“看了，前几天网上就有盗版了。”

　　“我最近在拍关于青姐的传记片，你愿意接受录像采访吗？”

　　“我对出镜没兴趣，再说，你对青姐有多少了解呢？也许你还是搞些宫廷戏更稳妥，不面对现实，避重就轻嘛。”

　　他被莫名的怒火灼烤，居然对这个有前科的女人束手无策，两眼不停转动，想找准对方的软肋，“我看你和金西成了陌路人。”这在美国是一个隐私问题，但他完全可以对此不管不顾，“金西在法庭上对你落井下石，太不讲夫妻情分了，不够男人！”他的不平背后有潜台词：你当年为一个无情无义的人背叛我，是多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她此时即使不捶胸顿足，也要泪流满面。如果她求得他的原谅，他也许会伸出手拉她一把，甚至考虑赞助她。当然不能让婕知道。婕再聪明，也不可能完全掌控他的财政。

　　陶霏表情平淡。她多年前做过选择，后面的事情是品尝选择的结果，此时没有必要和炜煊争执。她在监狱里被其他囚犯狠狠教训过，性格中暴烈的一面早平息了。

　　“你现在住在哪儿，做什么工作？”炜煊执意要保持谈话的流动。

　　“住在宾州，离匹兹堡不远的一座小城市，当护士。”

　　这个回答显然不在他的预料之中，他上下打量她，“这我可真没想到。”

　　“我在里面时就开始自学了。那时想出去之后要有一个饭碗，养活我儿子。”她说“里面”，却不说“监狱”，也许后一个词在她心里依然沉重如山。

　　“你实现了美国梦了吗？说到底，美国梦到底是什么东西？”当年陶霏讲出的这三个字甘蔗般甜润，现在不过是吐出来的甘蔗渣，乏味枯干。

　　这时炜煊的手机叫了一声，金西给他发来短信：“我在一家叫K的酒吧，你过来吧。猜你正和陶霏叙旧，何不一起聊聊？”他查了一下K酒吧的地址，与“沉思”咖啡馆只隔两条街，于是说服了陶霏去见金西。

　　他们离开咖啡馆。在路过花店的镜子时，炜煊看到了一位男人，头发有些稀疏，小腹突兀。岁月对女人残酷，其实对男人也常常无情无义。

　　K酒吧离唐人街不远，是打工一族廉价买醉的场所，从里到外都不起眼。一位西班牙裔的男酒保正在吧台里忙碌，熟练地翻转花花绿绿的酒瓶，倒出金西心目中的“天使的尿液”。金西坐在吧台旁，为舒缓等酒的饥渴，把目光投向了窗外。酒，像一位永恒暗恋的女人，他在她面前表现得波澜不惊，但内心的渴望却汹涌澎湃。他几进几出戒酒所，最近总算有些成效，暗自定了一个戒律，不到下午6点不端酒杯，但戒律像小孩子搭起的积木，只需用手指轻轻一推，就会轰然倒塌。白日寡淡无味，而夜晚总是来得太缓慢。他出狱后，因为失掉律师执照不能重操旧业，尝试过若干职业，目前比较固定的是教材销售员。他当不上销售明星，赚的薪水和奖金勉强糊口。人穷，生活圈子自然变得前所未有地局促狭小。他很多年没旅游过了。他和陶霏以前经手过几百本假护照，现在自己一本也没有。

　　天空终于暗下来，房屋和树木的轮廓渐渐模糊，最后定格在窗上。他端起酒保递过来的“朗姆酒”一饮而尽，随后要了第二杯。他听到了渐渐靠近的脚步，远离多年，他还能辨识出陶霏的脚步声。他没有立即转身，而是捏紧了酒杯，免得液体抖出来，轻抿一口，不知其味，慢慢回过头，正撞见了陶霏。如花的笑靥藏进岁月的褶皱，那双曾让他沉醉的黑眼睛，灰蒙蒙的，诉说着沧桑的况味。他本来在墓园时就想约她见面，但炜煊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不由自主地起身迎接，随后向酒保招招手，“来一瓶纳帕山谷城堡酒庄的红酒！”又指指炜煊说，“这个家伙买单！”

　　炜煊想，“王八蛋，过了这么多年，都不肯叫我一声先生！”

　　陶霏在一张小圆桌旁先坐下来，避免了坐在谁身边的难题。前人说过，爱一个女人，亲吻的不只是她的嘴唇，还有她的伤痕。面前的这两个男人，哪一个懂得亲吻伤痕？

　　经历一个漫长的白天，三个人都饿了。炜煊点了比萨饼，金西叫了大号汉堡，陶霏要的是鸡肉色拉。炜煊问陶霏：“你怎么吃这种没滋没味的东西？”陶霏耸耸肩膀，“你连我吃什么东西都要批评吗？”

　　炜煊在酒桌上转悠了十几年，早把酒量练出来了。在国内男人喝酒和女人献媚没什么两样，都是逢场作戏，但此刻他轻拈酒杯，矜持地喝着，扮演着20多年前的金西，成功、镇定，而金西在他眼里已是个稻草人。他问：“为什么要我买单？”

　　金西无奈地一笑：“我看你像个有钱人！”

　　炜煊挥舞讥讽的长枪，轻易可以戳穿他的胸膛：“如果你反思过去，会不会同意圣经的说法，金钱是罪恶的根源？”

　　金西果断地摇头，“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是后人的误解！把希伯来语圣经的有关段落翻译过来， ‘for 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对金钱的迷恋是罪恶的根源）， Not money itself， but the love of money（不是钱本身，而是对钱的迷恋），这两者之间有巨大差别。钱本身没有善恶，它不过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你怎么定义对钱的迷恋？就是把赚钱当作人生的最高目的。你赚钱或花钱的方式，才有善恶。赚钱不是罪恶，但靠剥削赚钱是罪恶。如果你制造假药，把含毒的油漆涂到玩具上，赚了大钱，但损害了大众的健康，那是罪恶；如果你花钱资助贫困儿童，或者保护生态环境，那是善良。”

　　炜煊听了金西的一番评论，噤声片刻。婕让女人们把有毒的美容霜涂到脸上，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中，植入伪劣商品的广告，是不是罪恶？但他怎么可以让眼前这个落魄的酒鬼占上风？他的英语不足以和金西辩论，但足以表达观点， “罪恶也好，善良也罢，钱，可以让人生活得舒适、高贵、优雅，你敢否定这一点吗？你难道不怀念有钱的日子吗？我赚钱，靠的是天赋和勤奋！”他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给金西一记耳光，无声但有力。

　　金西不是稻草人，反倒挺直了胸膛，眯起眼看炜煊，“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你刚回中国时，不名一文，有人给你投资300万人民币拍第一部电影，你还记得吗？”

　　炜煊当然记得。他拍的是一部取材底层的文艺片，荣获一项国际电影节奖，虽没立即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但跻身于名导之列，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和投资者的青睐。他领奖那天，得知金西和陶霏被判刑，还大摆宴席庆祝过。此后他接连拍了十几部电影，有受好评的，也有遭抨击的，但赚下了万贯家产。他说，“我老婆的一个老乡投资的，还不计回报。”

　　“是你老婆这样说的？”金西继续追问。

　　陶霏阻止金西，“不谈别人的家事，好不好？”

　　像许多酗酒者一样，金西变得固执起来，“这不是他们家的事儿，是我们家的事儿！”

　　陶霏的脸色沉了下来，“你开始说醉话，是不是？”

　　炜煊开始警觉，“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金西说，“给你投资的，不是你太太的朋友，而是陶霏！当时她还是我太太，这当然是我们家的事儿啦！她捐的钱也是我的钱！”酒精还没有模糊他的逻辑。“其实我早知道，不想捅穿就是了。”

　　炜煊惊讶地用目光探问陶霏，她终于艰难地点了点头。炜煊突然涨红了脸，想，婕一直向他隐瞒事实的真相！婕当年甚至还安排了一位老华侨和他见面，老华侨自称热爱电影，愿意为他投资。

　　金西觉察出炜煊的内心震动，不依不饶：“中国那么大，有才华的人多如牛毛，你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没有我们当初捐给你的第一桶金，你可能还是一个跑龙套的！”

　　陶霏再次不无生硬地制止，“金西，我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今天我来，就是希望把过去的事儿和青姐一起埋入坟墓。”

　　金西有些委屈：“是炜煊逼着我谈的。其实我就想知道我们的儿子过得怎么样。”

　　陶霏从背包里拿出钱夹，又从里面小心地拿出一张加塑膜的照片：弘11年级的结业照。弘已是英俊少年，继承了金西的蓝眼睛、高鼻梁，陶霏的秀气嘴唇。金西眼眶一湿，声音如琴弦乍断，“你们还不肯原谅我吗？”

　　金西在狱中被迫戒酒，出狱时发誓重整旗鼓。他在皇后区租了一间公寓，把12岁的儿子弘从妹妹家接回来。他痛楚地发现自己错过了儿子的成长，面对这个既帅气又孤僻的小大人，也想过悉心补偿。但是，他被吊销了律师执照，又有前科，找不到像样的工作，靠吃救济过日子，偶尔还得低下骄傲的头颅，向年迈的父亲伸手。没出三个月，就一头扎进了酒里。“一醉解千愁”，前妻陶霏教过他这句古诗。金西酒鬼在灵魂上极容易沟通。他对早变得陌生的弘并不上心，任其自生自长。陶霏重获自由后，立即通过民事法庭争得了抚养权。金西只能在长周末和节日把弘接到家里，即便这样，还是胜任不了“半职父亲”的角色，闹出了“溺水事件。”

　　夏日里，他出于“分享高品质美妙时光”的良好愿望，带儿子到亚特兰大城的海滩度假。那天怪太阳露面太早，还不到上午10点就火辣辣的，他和一群“派对狂”泡在酒吧里躲清凉，饮酒歌唱。弘百无聊赖，一个人下海游泳，不慎呛水，一路下沉，险些丧命，幸好被陌生人救起。金西听说后，似乎立即清醒过来，摔掉酒瓶，奔到儿子身边，跪倒在地，用双拳捶打自己的头，痛哭着忏悔，引来众多游客围观。弘为他的举动感到羞耻，索性闭上了眼睛。陶霏在得知事件真相后，一怒之下，再次把金西告上法庭，彻底取消了他的探视权，还带儿子搬到了宾州小城。

　　在K酒吧里，金西再次请求陶霏：“我在努力戒酒。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陶霏的语气缓和了些，“让我想想，我也要问问弘。”

　　金西喝超量了。陶霏只好开上他的老爷车，送他回家。炜煊担心陶霏一个人“搬”不动金西，自告奋勇同行。陶霏多年不在纽约开车，不熟悉路，又碰上单行线，七转八弯，就到了“时代广场”。

　　灯光似乎比十几年前更明亮了。离广场只有两条街区，就是百老汇的一家剧院。陶霏和金西刚开始约会时，曾随他去看音乐剧《西贡小姐》。剧情一波三折。上世纪70年代，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士克里斯受命保护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爱上了夜总会里的越南妓女金。在一间昏暗的小屋里，两人唱起了《太阳和月亮》，还在间歇时热烈地拥抱、亲吻。他们来自东西半球。当东半球是日中，西半球却是午夜。他们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被幸运之神连接在一起；是彼此神秘的谜，在浩瀚的天空相遇。当克里斯深情注视西贡小姐时，陶霏侧过脸，寻找金西的蓝眼睛，金西会意含情地迎接她的眼神，日照和月辉刹那间交融，闪烁出奇异的光芒。

　　内战爆发，在美国人混乱的撤离行动中，克里斯与金失散，被迫返回美国。金带着她和克里斯的儿子谭以“船民”的身份偷渡到泰国曼谷，为了生计，再次重操旧业。克里斯和美国女人艾伦结婚，后来从朋友那里得知金的下落，去曼谷找到了她。舞台上，当金得知克里斯已婚，为保证儿子被他带到美国，过上更好的生活，选择自尽。在金的悲怆歌声中，陶霏热泪横流，不得不从手提包里找出面巾纸擦拭。金西立即伸出手，安慰地抚触她的肩头。

　　剧终后，金西牵着她的手来到时代广场上。她仍沉浸在剧情里，突然步入灯火辉煌的世界，不知所措，脸上露出迷茫、哀伤的神情。她这个亚裔女子，迷上了身边的白人，但不想重演西贡小姐的悲剧。金西读懂了她的心思，停下脚步，把她搂进怀里，安慰道，“剧中的故事发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我们想重复都没有可能。”

　　此时，陶霏从车的后视镜里看看后座上酣醉的金西，嘴角露出朦胧的讥讽的笑意，庆幸自己没成为西贡小姐，随即又泪眼婆娑。爱情有时像草，以为早被斩尽杀绝，天知道从哪儿吹来一缕乍暖还寒的春风，又吐放绿芽。

　　在炜煊的记忆中，时代广场的灯光辉煌得过于刺眼，因为被阴暗所陪衬。

　　那天他走进日新印刷厂的仓库，迎面撞见一个悬在空中的长发女子，她脸色紫青，吐出长舌。他惊叫一声，掉头跑出门去。婕看他魂飞魄散的样子，就追了出来，默默地陪他坐在路边的一张长椅上。炜煊当天就了解到自杀者名叫阿芸，而陶霏，那个令他爱恨难舍的女人，对阿芸的死负有责任！阿芸事件是一场地震，制造出一座深渊，而他和陶霏落在了深渊的两边，永远再无法向对方靠近。他辞了工，打定了主意回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了，他相信自己更有实现电影梦的机会。

　　临走前一天，他和印刷厂的老板和工友们一起吃晚餐。在饭桌上婕的目光一次次温暖地掠过来，他一次次小心翼翼地避开。他郑重地告诉众人，不想再当纽约的“局外人”了，那个叫“黄明”的男人死了第二回，现在他可以气宇轩昂地恢复自己的名字“炜煊”。工友们慷慨地请他到按摩院“快活”一番，留下“最后的美好回忆”，他婉言拒绝了，说只想一个人到时代广场坐坐，看看灯光。

　　出乎他的意料，婕在广场中央找到了他，露出少有的勇敢神情，说，“我明年一毕业，就回国去找你。你等我。”

　　他惊讶得几乎跳起来，“你疯了吗？多少人做梦都想来美国，你却要回去？你学的化学专业很实用，留在美国有前途。”

　　“和你在一起，我才有前途。”

　　“你并不了解我，我不想要你为我做出牺牲。”

　　“我了解你！”婕突然拉住他的手，眼里闪动着异样的光亮。

　　婕诚恳的面容从记忆的暗影里走出，在灯光下越来越清晰了。炜煊想，自己也许对她有些不公平。她做过种种不可理喻的事情，但没人能抹杀她毅然海归追随他的事实。

　　陶霏停下车，根据手机上的地图定位，回到正路上，终于根据金西报出的地址，找到了他在皇后区的公寓。

　　她和炜煊一左一右把金西搀进公寓，不小心踢翻了室内的一把椅子，制造出令人尴尬的噪音。公寓窄小、杂乱，处处留下单身酗酒者的痕迹。金西一头栽倒在一张小床上，醉眼朦胧，断断续续，“霏，我怕坐牢啊。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律师，去监狱里见过那么多罪犯，一想到要和他们整天耗在一起，还可能挨打，我怕死了！要不……我不会推脱罪责……”炜煊恼怒地打断他，“你小子要忏悔，也该找个清醒的时辰吧？！”金西并不理会，抓起陶霏的手恳求：“霏，替我向弘问好！说我想念他！”陶霏慢慢挣脱了他的手，但点了点头。金西毕竟是弘的父亲，何况当年是她，把他引进了唐人街的无底漩涡。

　　离开金西的公寓后，炜煊不无体恤地对陶霏说：“我住四季酒店，我替你在那儿租个房间吧，你肯定累了。”他也累了，断了“鸳梦重温”的念头，在这样的夜晚，肌肤之亲变得那么无足轻重。她摇摇头，“我直接去灰狗巴士站，坐夜班车回家。我儿子明天在学校里参加足球比赛，我要去给他加油助威。”说到“儿子”两个字，她露出了明显的笑意。他问，几乎有些急切：“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如果你想做生意，我可以投资！”她还是摇头，“青姐的葬礼是结束，但不是新的开始，我现在只想当个好妈妈。”

　　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她送到了巴士站，在告别时说：“四季酒店的酒吧应该还没关门，我现在很想像金西那样一醉方休。”

　　巴士启动了。黑暗已掌控了山川田园，但借着车灯光，能辩认出一些树木的形状。陶霏因为连续的旅行感到疲惫，昏昏欲睡，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她打了个盹儿，突然醒过来，发现身边坐的年轻人不是弘，吃了一惊，心狂跳起来。定下神想想，弘原本就没和自己一起来纽约，这才松了一口气。她想到明天儿子的球赛，心里慢慢有了期待的快意。为了养出体力，她又让自己进入休息。

　　当陶霏再次睁开眼，灰狗巴士仍在美国宾州起伏的原野上奔驰。天空在遥远处和地平线相接，铺开一幅无边无际的淡青宣纸，一团橙色的水彩顺着宣纸的边缘无声地濡染，漫延出了太阳的轮廓。

　　曾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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