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恨莫干山（二）

　　到了隆冬，好友徐青甫陪同他们夫妻，往游绍兴大禹陵。预备在百官镇坐船回杭时，怎么也找不着黄郛了。同游者忽然记起，这附近有个舜庙，边上一个书院，就是黄郛幼年读书处。一众人找去，果然寻着了他，踟蹰于残墙下，面色惆怅。自少年离家，这个游子，南北闯荡，不履故土已忽忽四十年矣。

　　此时离他生命的终点，还有七年。

　　三、北上

　　结缡之初，黄郛与亦云同游镇江焦山，曾经有约，日后，亦云要为黄郛写一篇传文。黄郛去世十年后，沈亦云写《黄膺白先生家传》，忆及这节往事，还是为当年一语成谶痛切莫名。

　　山居三年后，夫妇俩已习惯了春夏居山、上海过冬的生活。黄郛是个没多少嗜好的人，居家恂恂，除卷烟外，只是喜山，喜静，喜阅读，喜建筑，当初选择安身莫干山，本为无心之举，莫干山并非什么名胜，只不过山上有很多现成的外国人留下的房子，且距离杭州、上海、南京都近，有事外出也方便。宋人说“我观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观我应如是”，在黄郛心目中，贤惠的妻子、渐渐懂事的女儿，再加白云青山，正所谓“知我者，二三子”。

　　看起来已国家统一，河晏海清，但黄郛心中时有隐忧，政府是这样一个先天弱势的政府，地方总与中央不能齐心，反蒋暗潮汹涌，和平还远没有降临。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原大战爆发前，国民政府议决改组江苏省政府，钮永建辞去省主席职，拟请黄郛主苏。蒋介石命钱昌照到上海，找黄郛征求同意。钱昌照是亦云三妹性元的丈夫，蒋介石请二兄的这个连襟来做工作，也算是煞费苦心。但黄郛仍坚辞不出。这几年在李晓垣影响下出入佛理，对世事还真看淡了许多，前人管仲、诸葛，因祸以为福，转败以为功，他相信自己同样可以以退为进。此后，他下山的次数明显增多了。

　　三月中旬，中原战事正式开端，先前的革命同志，再次大打出手。此次大战，实是中国内战中最伤元气的一次，以至战后有人说，如无此战，中国还拿得出几支能战的军队，何至于在后来日本侵略东北时束手无策？当蒋阎冯拼命大战之际，有人请黄郛下山奔走调停。内战是他最反感的，而这次交战双方都是他交往很深的朋友，黄郛“痛苦到说不出”，他估量情形，无能为力，没有下山。

　　此时的黄郛，把结束乱象的期望寄托在军头们的自我觉悟，良心的自我发现上，实是难见出路之际的无可奈何之想。然而，他开出的“慈悲与平静”这两剂药，又怎能救时下糜烂之中国？中原的战事愈演愈烈，等到十月，战事初歇，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中说，此次大战，“中央军死伤九万五千人，敌军约十五万人，此种重大牺牲，无论为敌为我，总是中华民国之国民”。伤亡折耗的，皆是中华民国之元气，身为国家元首，语极沉痛，却已不过是马后炮。

　　在黄郛此时看来，天下搞得这么混乱，实起于人心之乱，那些玩弄政治于股掌之上的要人们，心中何尝有黎民百姓，而只是“魔语多，佛音少”。而抱有各种政治目的的小人奔走其间，更致局面不可收拾。虽忧心时局，与政府不再如三年前离职时那般刻意保持距离，但他从未存重新入局之念。“九·一八”后，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又把他推到了对日交涉的前台。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深夜十时许，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即门多师团）借口柳条湖事件进攻北大营， 事发次日，黄郛正在莫干山上等张群的一个电报。好友李晓垣母亲在武昌病危，他托张群在上海为李代购赴南京的车票，张群电报到时，黄郛还以为车票的事有了着落，待亦云译出电稿，夫妇览毕，相对惶急，忧愤之状，真是欲哭无泪。一直担心着的事，终于发生了。

　　发生了如此石破天惊的事，山中无人可以讨论，是夜，黄郛彷徨无主，欲提灯走访省主席张静江，张静江却去了上海。这一夜，黄郛辗转不得寐，亦云也是毫无睡意。

　　那几日的莫干山，一些相熟或不甚相熟的朋友，都来找黄郛谈这件大事，一谈则不胜忧愤。在张静江和张群力请下，黄郛夫妇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已被仇日的汹汹怒潮裹拥，国难临头，大家都不再沉默，开会议论，通电主张，指摘政治，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学生们要去南京请愿，被阻在火车站，公安局处置失当，约三千名愤怒的学生包围了市政府，把市长张群围在了里面。黄郛一回上海，就赶去劝说学生，市政府大门外人潮汹涌，他站了两个多小时也未能进去。

　　全国舆论一片指责声中，再加两广势力逼迫，蒋介石不得不于年底下野了。这是他继一九二八年夏天后的第二次黯然去职。南京政府改组，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就在这时，冯玉祥来到了上海。穿着蓝布袄裤，模样像一个农民的冯玉祥于元旦次日来拜年，一见黄郛就说：“都是您老不在京之故，您如在京，蒋先生有误会，可代解释几句，我冯玉祥不对，您亦可责备，何止双方被人挑拨，酿成内战，耗此国力，以致无以应敌！”话说得很漂亮，却没看到女主人的脸色已很难看。

　　冯玉祥在上海时就借住在祁齐路（今岳阳路）四十四号黄郛家。黄家有两间客厅，一间给了冯玉祥用。冯玉祥想去溪口看蒋介石，电报打去，蒋的哥哥蒋介卿回电说他兄弟出门游山去了，明显是拒绝的意思。恰好蒋介石来电，邀黄郛在杭州见面，大家同处一屋，搞得黄郛很难措辞，冯玉祥也满心狐疑。女主人出来打圆场说，膺白的大哥病了，须往杭州探视。冯玉祥将信将疑。

　　黄郛到杭州见他三弟。在西湖边蒋介石的住宅澄庐，两人密谈两个多小时，黄郛对于外交、内政、财政等问题，都一一向蒋谈了自己的意见。 第二天一早，杭州公安局长何云又把黄郛接至澄庐，陪同蒋介石吃早茶时，黄郛又对当下应取之态度作了建言，并特意提醒要留心新人才。早茶毕，宋子文也到了。三人登上宋子文新购的一艘美国皮船，同至楼外楼饭店。舟中，蒋介石颇多感慨，说局势很可能又要回到民国十三年以前各方割据之状，黄郛说，目下的情势从外交和财政来看，可能比民十三以前更加危急。

　　这次西湖会面十余天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与陈铭枢、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激烈交火，“一·二八”淞沪抗战正式爆发。东北事件以来，中国军队终于发出了忍耐已久的还击，举国民气为之一振。是夜，黄郛祈齐路寓所的电话响了一整夜，夫妻俩轮班睡觉，喉咙讲得几乎起火。次日，蒋介石复出任国民政府军委委员，布置对日交涉和抵抗，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以示绝不屈服。战事进行到三月初，日军于浏河登陆攻击我军侧背，十九路军和中央第五军被迫撤退至第二防线。当浏河被日军攻占的消息传来，黄郛痛心疾首道：浏河宜注意，予说过十余次。为前线将领的疏忽痛惜万分。

　　最后在国联调停下，交战双方停火、撤军，恢复到事变之前状态。随后几个月的中日谈判阶段，中方出面的虽是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但重归中枢的蒋介石还是非常重视黄郛的意见，对之多有征询。

　　淞沪战事爆发前，黄郛痛感“社会堕落、国事艰危”，意识到国家各项事业当从“建设”着手，他与经常到他家来的张嘉璈、张镕西、黄炎培等人筹备发起了一个“新中国建设学会”，时常讨论至深夜，总以为结社研究国家的问题，厘清思路，也算是为国分忧。其时，国府对建设问题也日渐引起重视，专门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即后来的资源委员会）。但随后长城战起，北方事日紧，黄郛受命北行，建设学会的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一九三三年的元旦，黄郛和妻子是在莫干山度过的。隆冬之际，山上偶尔飘雪，气候寒冷，这个时节归山，迥异他们这几年的出处习惯，却是有事不得不来，因为投注他们大量心血的庾村小学新校舍终告落成了。与学生、工友相处一日，黄郛心境大好，亲书了“勤俭忠慎”校训一幅，还审定了校歌歌词。

　　就在这一夜，山海关外战事又起。

　　两天后，黄郛夫妇自莫干山赴杭州小憩，与从奉化到杭的蒋介石碰面。是日傍晚六时许，前线战报传来，日军趁夜登城，后又出动空军，一日一夜间，攻陷山海关和临榆县城，我守军一营将士全部殉难。

　　黄郛正是在此危急之际受命北上的。正式的职衔是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简称政整会）委员长。国民政府发布的明令里，这个委员会辖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北平、青岛二市。黄郛的任务，是与刚刚接替张学良出任北平军分会主任的何应钦一起，主持对日谈判，争取“局部的华北停战”。

　　在正式决定前往北平前，黄郛应行政院长汪精卫之邀请，去南京面谈过一次。又架不住蒋介石从江西前线来电，称自己为“举世处境最艰苦者”，在张群陪同下乘坐江天轮去了一趟南昌。四月底，正是北方南天门战事最为剧烈之际，黄郛在南昌百花洲与蒋晤面。此时江西的军事行动也在激烈进行中。内忧外患，交相煎逼，黄郛思忖，三弟说自己是天下最苦人，倒也不算夸大。蒋、汪都期望他能去华北支撑危局，他开始托词闲散已久，殊不欲再肩巨任，心中交战数日后，终以公私情谊，两不容辞，正式受命了。

　　在与《大晚报》记者、作家曾朴的儿子曾虚白的一次谈话中，黄郛说，为个人计，我年纪这样一把，说求名吧，早做过几任部长，再做一次委员长也不见得增加多少光荣，说求利吧，我现在已薄有资产，尚无子息，平日除了吃几支雪茄外，别无一点嗜好，又何苦再要许多钱。又说，虽视做官为畏途，但国难当头，身为公民，他又不能不为国事而负责任，目下的自己就处在一个不愿做而不得不做的夹缝中，痛受煎熬。

　　朋友们都认为这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活，赤手空拳，单身北上，万一再背黑锅，实在是太划不来了。黄郛自嘲说，若不是日本人肇此大祸，蒋先生口袋里不小心漏了一个洞，将他这一颗棋子不小心漏了出去，他是不想再上棋盘的。顾眼下情形，举国汹汹，情智激越，既不能战，又不能和，只有置一切褒贬毁誉于不顾。亦云见丈夫一反常态地固执，强扶病体要北上，也只得说：他这次是好汉低头，我则不得已而弱妇亦强。

　　因黄郛曾与她说：“勿以为我们可在山中做事外逸民，国家垮下来，将无山可入，不必努力，他日必悔，尽最后之力，则心安无怨。”

　　五月十七日，黄郛奉命抵北平。这一趟行程颇不顺利，先是火车在沪宁路几遭脱轨之厄。再是过天津西站时，有人向车厢投掷炸弹，意在阻其出任，幸亏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在前一站唐官屯接他下车，去了省署，总算有惊无险。

　　此时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因长城抗战的失败，已然一个U形转弯，不抵抗主义重又抬头，说是边打边谈，但谁都看得出来，打毫无希望，只有通过交涉签订城下之盟，方能保得平津暂时安全。眼下平津周边战事方烈，北路牛栏山，东路通州，都在节节抵抗，那也是为了争得舆论注目，为停战谈判攒够筹码。黄郛抵平的当日，参加军分会会议，此时前线已将不支，在日军凌厉攻势下，防线分分钟可能垮塌。宋哲元将军在会上发牢骚，说他的兵在喜峰口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已像绵羊一般，驱之不动。可见士气一失，那些兵手上的长枪，竟已连烧火棍都不如。

　　黄郛在北平的临时居所是中南海瀛台之北的丰泽园，住过三晚后，大家都纷纷在作弃城的打算。黄郛吩咐几个随从，也打点行李，随时准备出城。一个叫张寓锋的随从记述说，事情的转机发生在这天夜间。七时许，黄郛外出，约十二时，有电话来找黄郛，正要告以不在家，忽闻脚步声响，黄郛回来了，电话里有一人说，勿带一人，速至某处。“公返身即出，至次晨六时归来，精神极疲，面含苦笑曰：可不走了。”他是连夜与日本人谈判去了。

　　国防会议议决的最后底线是，不承认满洲国，不割让东四省。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签订，中方撤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以西以南地区，日军飞机可随时监督，日方撤归长城之线，平津总算又苟安了。此前数日，黄郛有专电致蒋介石，详述对日谈判经过，此时的他，已语带激愤：“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给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载，虽不敢谓已达悲智双休之域，然自信悲愿决不致卖国，智慧决不致误国……希望今后彼此真实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都说日本人量窄，然而党人气量之窄，或更有过之。南京某要员评价停战协定说：“卖国何必请他，我们自己会办。”就连亦云的妹妹性仁、妹夫陶孟和也都不能理解黄郛，认为他实在太过软弱。在与大姐的争论中，他们指责“大姐平日颇能规过，此次甚偏袒姐丈”。

　　倒是胡适遥体情势，在《独立评论》上为黄郛的外交努力说了几句公道话。我国的政治中心虽已南迁，但北平作为文化、学术和教育中心的地位绝不能就此完结，平津绝不能失，一旦这个中心被摧毁，那么日后北方的文化事业，“恐怕只有全盘让给日本外务省的东方文化事业部来包办了！”此次华北停战，虽不能使敌人将东四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使他们不得在东四省之外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

　　面对国人唾骂、家人责难，黄郛深感伤心，在发给蒋介石的电稿中不时有“彻夜周旋”“心酸胆裂”、“泪内流”等语。蒋介石说是让他去“跳火坑”，他把自己比喻为一个“拆火巷”的人：“日军进逼，正像房屋密集的市区遭遇了大火，无论你有怎样精良完备的消防器材和怎样勇敢熟练的消防人员，惟一救急的办法只有拆毁快要烧到的房屋，打出一条空巷，不让火源再蔓延过来。”

　　八月初，战区接收工作告一段落，黄郛和随后赶来的夫人亦云一同离开北平，亦云自津浦路南下返沪，他则经平汉路赴汉转赣，去庐山牯岭向蒋介石汇报华北军政及战区接收情形。亦云见他焦头烂额，神情疲惫，分别时劝他尽早向军委会和行政院辞职，他说烽火甫停，接收尚只初步，祸根尚多，责有未尽，路尚走得一步，此时不是辞职的时候。适值庐山军官训练团二期开班，黄郛到了庐山后还应邀就华北军情作了一场讲演。事毕，即赴南京向行政院报告，再回上海。

　　在上海朋友们的眼里，北方两月余的煎熬，已让黄郛的身形愈发消瘦，与刚下山时判若二人。“新中国建设学会”的同仁们安排了一场欢迎会。中日签订停战协定一事，坊间议论纷纷，到底真相如何，是人人关心的，他们想请黄郛讲讲在北平与日本人交涉的经过。

　　黄郛欣然答应道，自去年六月十九日建设学会成立以后，每星期必与诸君见面，讨论中国之出路问题，乃突然受命赴北平，与诸位已数月不见了，此次华北停战协定成立，外间揣测甚多，也甚愿把当时经过情形，与诸君一一说道。

　　“予对国家执着太深，故忘记自己，不顾目前及身后之名誉，故敢单枪匹马，一无准备以赴之。”黄郛说，他刚到北平，遇见英国大使蓝浦森，大使先生问他，这次带了多少人来？他答，秘书四人，译电员一人，仆役一人，连自己总共七人。蓝浦森惊呼，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他答：正因为人少，所以胆子大，不顾一切来了。

　　他打比方说，夏日须风扇，冬天须生火炉，开风扇时须开风扇，生火炉时须生火炉，在国家利害之下，须牺牲个人政见，抗日必须多加生产，充实国力，在后方者，尤须做好长期抵抗之准备。今后中国之出路，他认为就在“求己”二字，“既往必须各具责已之心，以后尤须同抱求己之志”。他批评自民国元年以来，曾经当政之各派，以及近七年来之国民党，非甲责备乙，即乙责备丙，从未先行责己。这人类固有的劣根性，就好比人生了两只眼睛，却都是只向外看，从来没有两只眼睛向内自省。

　　他说，在北平最失望的，是危险迫急之时，东西长安街几无人影，及事情平静以后，上自军政部属，下至书记录事，又一个个钻出地表来，以事相求，请托，希望待遇优，责任轻，这般风气，还与先前一般无异。“危险之际，日本人脸色难看，平静后，中国人脸色更难看”。现河北省已为暂时之边疆，前陆地，后河流，长城线、北宁线如蟹之两螯，随时可以出事变，华北人民虽已受相当教训，而于公共建设，仍无意设施，凡事敷衍因循，暂时对付，他实为之心忧！佛家说无有得失，他也只能“行我心之所安耳”！

　　正好宋子文赴美棉麦借款归来，抵达上海，黄郛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财务部主任王克敏即与之晤面，商议华北财政问题。他本来还想在上海多留些日子，然而华北一直不太平，中央视他和何应钦为华北安全的两大“柱石”，多次促他火速赶去救场。

　　十月二日，黄郛自上海抵南京，随即转车北上。途经泰安时，与冯玉祥见了一面。冯是塘沽协定的坚决反对者，曾通电政府取消，否则将自率十万疲乏之师规复东四省。他与旧部方振武、吉鸿昌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几个月前一举收复多伦等四县，失败后正隐居泰山五贤寺。黄郛向冯玉祥吐露心中委屈，说自己主持塘沽停战交涉，安定华北，本希望国人知耻雪耻，孰料国人并不了解，毫无觉悟，还对自己多有责难，真是痛心。冯玉祥深有同感，说现在的国难，虽是外侮，说穿了还是国人自招，他在察哈尔抗日，并不是操有必胜之券，譬如为人子者，明知父母已病入膏肓，但不能不请医生，现在社会只有利害，无有是非，思之真是一件极可怕的事，精诚团结确实必要，可说你我同心。

　　此时的黄郛，实已陷入了一个三明治式的困境，上下挤压，上面是政府，下面是民众，上下他都不能得罪，本想着临危受命，功成身退，却已是湿手抓面粉，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即便毁了一世清誉，也落不得一个好了。与朋友谈及他来北平后的尴尬情形，消极怕影响大局，积极又为事实所不许，蒋介石被江西剿共牵去精力，中央对日又没有一定之方针，他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怕是很难全身而退了。

　　钱昌照对黄郛当日困境知悉甚深，晚年在回忆录里说，《塘沽协定》表面上是何应钦和日本签的，实际上是黄郛受命蒋介石主持交涉的。由此国人集中攻击黄郛，公认他为亲日投降派，至今几乎已成定论。钱昌照说，他读到黄夫人沈亦云侨居美国后出版的《亦云回忆》一书，书中有蒋介石亲笔写给黄的书信，也有黄复信和请示的电报底稿六七十件，均由原件影印附入，他读罢“喟然叹息”。说黄郛“一心帮助盟兄弟，稳定南京政权，出使北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代人受过，不惜毁了自己的名节”。

　　在沈亦云眼里，她的丈夫是从不忽友忽敌、朝三暮四的一个人，也是那个特殊时期中，“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可与相安的一个人”。他的为人，就像他“膺白”的字，膺者，胸膺，白者，坦白。胸怀坦荡，用之则行，行无所顾瞻，舍之则藏，藏无所悔尤，拿得起，放得下，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一个人，不与政客沆瀣一气，也不盲从群众或团体，虽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但他爱国，爱朋友，爱爱国的朋友，也希望大家以爱国为第一。此次受命北上，实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一段惨痛之事，多年以后，已入老境的沈亦云在美国写回忆录，看到当年保存下来的电文原稿，还自泫然欲泣，总觉得时代亏欠了他，自己也是亏欠了这个苦心人的。

　　“我在这段时期，出入于前台观众与后台执事之间，有时站在国民立场，忍不住喝倒彩，向演员抗议，亦有时知剧情紧张，不如此则如何，亦向演员作同情和慰藉。死而后已一句话，真的看见了。”

　　高调者以爱国名义，爱国仅是一个幌子，像黄郛这样的真爱国者，折冲樽俎，力有未逮，倒是要受尽委屈。

　　四、澈悟

　　一九三四年暮春，黄郛准备返回上海诊治鼻疾。行前，和夫人游颐和园，那一日天气甚好，他们在湖滨柳堤上走着，见空中有许多飞虫，夫人说，这都是朝生暮死的蜉蝣呀。黄郛驻步，似有所感，说，人要做事，应该多活一些年纪才好，一个人能做事业的时候，是在五六十岁开始呢。此时意态，尚称从容。

　　回到上海，心情反而大起大落。某日，他的寓所竟被不明身份者扔了一颗炸弹，幸未爆炸，也把家人吓得够呛。接着又收到恐吓信。炸弹的外壳上有鲁省制造字样，信是书写在上海随处可见的上等洋纸上，从留下的蛛丝马迹可知，扔炸弹和寄恐吓信的，都是愤其对日妥协的爱国青年。

　　蒋介石来电慰问，严令公安局彻查，黄郛说，青年学生情绪激越，也是政府态度暧昧所致，此事还是不追究为好。报界的狗仔队经常聚集在他家门口，伺察行动，逼得他发声明说：“余一年来之行动，问心无愧，一切出以光明，无用藏避”，其实已有“力薄难回劫后天”之叹，求去心切。

　　上海不得安静，避居杭州，住在西湖钱王祠边，亦云的亲戚家。某日出门赴一场宴会，同席皆本省军警界人，曾受胡宗南之托上门来看望过他的戴笠也来了。这些人对黄郛的为人及工作素有了解，他竟因感动而喝醉了酒。正好蒋介石也从南京飞来，会见浙省官员后，与他在澄庐会面。谈话中，黄郛力辞北行，蒋似乎也有首肯之意。黄郛深夜回到住处，告以夫人，夫妻俩皆欣然如释重负，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回莫干山。没想到刚睡下不久，住在西泠饭店的张群就来电话，说委员长明天一早来访，将有要事面商。黄郛预感到盟弟可能还是不想放过自己，辗转反侧，一夜不得成眠。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去笕桥向航空学校师生训话完毕，就来到了钱王祠黄郛住处。时值西湖六月天，溽热异常，亦云说，她都穿上了蓝夏布衫，犹摇扇不止，蒋来她家时，衣服都来不及换，一身军装，领口犹有汗渍，主人欲开电扇，也被他摇手阻止。蒋介石进门后不与黄郛说话，却来问她这个嫂夫人，为何阻二兄北行？亦云有点火大，说，辱国差使，那也要差人轮流去做。蒋说，二嫂是学佛之人，应知道佛家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亦云说，华北都一片亡国景象了。蒋说，惟其如此，吾人更不可放手。亦云还想争辩，黄郛已摇手让她勿言。最后，感于公谊私情，黄郛还是勉强应承了。

　　八月下山，先赴牯岭，面陈蒋、汪。蒋介石溽暑剧劳，身体不适，没有细谈，又与适在山上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见了一面。王芸生对中日六十年来外交事颇有研究，黄郛虽与之初识，却大有知己之感，黄郛对自己像一个皮球一样被“拍来拍去”的境况大吐苦水。王芸生记录了他在牯岭上那次谈话：

　　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了什么事，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伸腰，只是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我现在好像打tennis的ball，日本人说，黄先生你若是没有办法，还不如请你趁早躲开，免得碍我们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来。到了南方，逢人便问，膺白你什么时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

　　他认为今日华北最大危机，乃在人心陷溺，一般人先在心理上将华北放弃，认为已无可救药，官吏多存五日京兆之心，丝毫没有振作之想，欲挽救华北，必须首先去除此种心理。

　　王芸生劝慰说，外交家只有具备牺牲精神，才能成就一番功业。黄郛说，若为我个人设想，绝无再回北方的理由，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过，尚复何求，颜骏人（惠庆）先生说，中国外交有三条路好走，实则仍须自己有本钱，我以为国家的出路有三句要诀，放大眼光，咬紧牙关，勒紧肚带，大家能本此三点奋斗下去，国家前途才有希望。他的这番回答，被王芸生称作“悲愤而仍具牺牲精神”。

　　从上海调任湖北省主席的张群此时也在庐山，他是来向中央要钱的，但见了蒋介石后，竟未说得出口，退后向众人表示，何必拿这些事去麻烦他，还是尽自己力量去做吧。黄郛此次南下，本来也是抱消极的心态，牢骚满腹，想要当面向三弟发泄，几次见面，也觉不忍出口，反而鼓起勇气，决计北归了。临动身，杨永泰设宴饯行，他的心情已好了许多，对王芸生说，在庐山住了这些日子，觉得这里人少而事多，人人皆坚忍耐劳，热诚努力，这或许是中国前途的一线曙光。还开玩笑说，我每次见新闻记者，好像犯人见法官似的被种种盘问，今天我要调转头来盘问盘问新闻记者，请问王先生在庐山住了多日，你的感想如何？王芸生答：很有朝气。

　　以外交谋得暂时的和平后，紧接着的，乃是要以建设谋繁荣。此次回北平，黄郛的确颇思有一番作为。为政须从振作人心、整肃吏治着手，训练一支高效强干的行政队伍，他回平后，即以三个月为一期，每期一百二十人，开办“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农村指导员养成所”，还亲订了“勤俭忠慎”的所训。开班典礼上，他逐一解释了“勤俭忠慎”四字涵义，尔后，结合自己五十余年的人生经验发挥说，人生于世，所接触者，无非对人、对事、对物，对人，要“和恕以取人，教察以用人”，对事，要“敬敏以处事，理智以用事”，对物，要“整齐以处物，朴惜以用物”。 人人各有其本位，就会尽其力，不以其力量相互抵销，那就是和，人人反躬自省，互相谅其不及，互相补其不足，就是恕。这几年出入佛典，大小公案都已烂熟于心，他信手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名僧，讲演“和”字，谓佛堂中所悬之常生灯，灯灯各有本位，光光互相映照，故能成此庄严灿烂之佛座，而光明无比，即此理也。

　　日本既少信义，交涉无穷，通车案后，又有通邮、联航等案，举凡士兵脱队走失这样的小事，也要做足文章，强压中方低头。官吏狃于故常，痛定不复思痛，社会恃虚骄之气，空言张目，黄郛周旋其间，又无力改变，气郁于中，身体已渐形不支。先是头痛，失眠，继而胸中隐痛，若有针刺，整个形相，也是愈发的黑黑瘦瘦。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黄郛离开北平启程南下。到上海后，他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求辞职，随即，离沪赴莫干山。其间，中日形势迅速恶化，蒋、汪要求他北返，他均以病体孱弱为由拒绝。听到行政院不许他辞职的消息，他还有一电发与杨永泰：“事态至此，再叫我去，不啻驱我入穴，等于专制时代赐巾令自缢，未免太不近人情。”几天后，国民政府即任命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总参议王克敏代理委员长职。

　　卸去政整会的职务后，《大晚报》记者曾虚白又与黄郛见过一面。曾虚白的印象是，眼前的黄郛就像一只铩羽归来的秃鹫，满腹牢骚，一腔苦闷。但他还固执地认为，失败的原因不是自己不努力，而是外界环境所造成。黄郛打了一个比方，说自己就好比是一只载满糖包的船上的水手，一条鲨鱼游来，要吞下这艘船，这个水手急中生智，往鲨鱼嘴里扔了一个糖包，鲨鱼吃着糖，缓和了吞舟的欲焰，这水手迫切地希望，在这缓和的机会里，船上的人都能团结起来，可是船上的人照样醉生梦死着，还指责他出卖了他们。

　　一九三五年的十一月实为多事之秋，先是汪精卫在党的一次执委会会议开幕式上遇剌受伤，行政院长一职由孔祥熙暂代。不知是畏日情绪作祟，还是继续要把共产党作为最大的对手，蒋介石对屡次作梗的日本还是心存幻想。在枪击案后半个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宣布他的外交方针为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日后议论横生的“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一言，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据说这份讲稿，就出于黄郛之手。虽然这话的语境是情势至危，间不容发，但不抵抗的事实，却也难杜天下悠悠之口。

　　十一月间尚有一事，十年前国民革命军在江西最大的对手、已经下野多年一心向佛的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佛堂被一个叫施剑翘的女子举枪击毙。施女旋即自首，声称此举乃为父报仇。十年前，孙传芳与张宗昌在安徽固镇争地盘，俘杀的张手下前敌总指挥施从滨，正是此女从父。天下事，环环相报，种种的果，正始自种种的因。按民国刑律，施女杀人，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然而舆论裹挟之下，这个“巾帼女豪”入狱不到一年，就蒙政府特赦，放归南京。民国世界，道德家倡言道德，法学家倡言法治，但民间社会的秩序运行，还是易被道德义愤左右，不脱江湖粗粝之气。这也是乱世一景。

　　即以天下事而言，有人煽动华北自治，有人叫喊联俄抗日，也有人于不动声色间已与日本人暗通款曲，在此时的白云山馆主人黄郛听来，这种种尘界的声音，偶尔分明，大多时候已如另一个世界般遥远了。一种从脚踵而起的无力感，已把他淹灭。

　　一九三五年夏天后，黄郛终于辞去了本兼各职，安心归山了。对于在外面世界的内攻外逼中遍尝失败滋味的黄郛而言，这方山间净土似乎成了他惟一的安慰。

　　夏天，有着近廿年友谊的太虚法师来莫干山小住月余。太虚精研佛理，又有济天下苍生之志，与黄郛在山上昕夕抵掌谈佛学，评判国内外时事。黄郛学佛近十年，对太虚的无上正觉之分析每多心契，深感国人有冥然罔觉者，有觉而不正者，有虽正觉而未遍者，正觉之途，殊为不易，以致太虚日后有叹，“近人能运用佛学于政治者，先生最胜”。

　　这年冬天，他们从山上的白云山馆搬到了庾村的文治藏书楼去住，藏书楼紧挨着庾村小学，系建筑师专门设计建造，砖墙坚厚，挡得住山间寒风。楼共四楼四底，楼上卧室，楼下书房，还有一间有窗、有壁炉、采光甚好的大阳台。这间大阳台成了夫妻俩最常逗留的地方。炉架上挂着大幅的《怀抱思亲图》，出于山水名家贺天健（字健叟）之手，还有章太炎先生亲书的《文治藏书楼记》，那都是黄郛为纪念他死去多年的父亲的。还有一幅立轴，是江苏武进人庄思缄先生书赠的，抄的是诸葛武侯的一句话，“我心如秤，岂能为人作轻重”，自然也是主人喜欢的语意。

　　到了一九三六年，屡次铩羽南归的黄郛对政事已全然绝望，他决意终老山中，再也不过问世事了。春节过后，新任驻日大使许世英到山造访，征询对日外交意见，他也兴味索然。他虽素称日本通，但与日本人打交道，平生吃尽暗亏，一提起对日事，就心绪大坏。就好像谚语里说的，一朝被蛇咬，十年都怕了井绳。

　　春天是个向上的季节。溪水铮琮，桃花正艳，大自然蓄积了一冬的力量，在莫干山中重又萌发，但黄郛的身体却在走下坡路。往常外出奔波，只要一回山小住，体重就会稍有增加，此次归山两个多月，不加重反而日渐羸瘦，胸部还时作剧痛。夫人亦云颇忧，自购了医疗书籍看，说有两种病症，让患者十分痛苦，求速死而不得，一种是血吸虫病，一种是癌症。又问了校医，说癌症的症状之一，就是病人无端消瘦。时值春假，女儿熙治假满回校，亦云遂动员丈夫去杭州医院诊治。

　　清明这日下山，游过西湖，把女儿送进学校，黄郛已累得脸色苍白。约好的医生冯五昌赶来会合。冯医生十余年来一直为黄郛诊疾，见他脸色如此憔悴，力劝先赴上海检查。于是，一行人当晚又买票赶赴上海。

　　数日后，检查结果出来，疑为肝癌，又不能确诊。亦云手捧化验单，却又心怀侥幸，希望是大夫误诊，怕丈夫知道反而加重病情，也就刻意隐瞒着，强作笑颜，相偕归山，设法再延医问药。

　　入夏以来，黄郛卧病莫干山，神明未衰，而体力日弱，连日常出门散步的力气都没有了。病中时感忧闷，情绪也起伏不定，亦云惟有温言劝慰。报纸上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为不扰其心绪，亦云只得嘱咐秘书王大纲，或假为设词，或隐匿不报，但这又岂能瞒过。莫干山中居民，听说黄郛患病，或来探看，或为之设香祈祷。某日，一个皖藉工友，手捧清水一碗上门，说是集多人若干日供佛之水，饮之可去疾。黄郛夫妇感于乡民诚意，不忍推却，煮沸以饮，但病终究是毫无起色。

　　延至八月下旬，身体更感不适，时常发高热。亦云看这次发病更急，只得请冯五昌医生来山诊治。冯医生说，病势汹汹，山中医疗设备简陋，购置药品又不便，还是去上海吧。于是择日下山，先到杭州，故旧黄伯樵时任京沪、沪杭两路局长，这个热心人一边在上海托人找医生，一边准备下专车一节。亦云和五舅陪着黄郛上车时，黄郛眼中隐有泪光，他似乎已预感到，此去上海，怕是再难回莫干山了。

　　抵沪次日，生怕丈夫劳累，亦云挡掉了一拨接一拨上门探看的亲友。张嘉璈请来德国和美国的医生，紧急为黄郛会诊，结论仍是疑为癌症。癌是绝症，药石无效，亦云急得眼泪都出来了。但黄伯樵的朋友请来的一个奥地利医生，却诊断为包虫病，说只要早日手术，犹可医治，这又给了亦云一点希望。于是办理了上海宏恩医院的入院手续，辗转找到了诊治泡虫病的权威、北平协和医院的美国医生劳克斯，准备尽快手术。

　　自入住上海宏恩医院诊治，日本使馆几次推荐医生，朋友中也有人劝，日本医生手术精湛，或可施以援手，黄郛一概回绝了。

　　时值西南有事，蒋介石在广州，得悉二兄病急，来电相慰，称“兄病实由积年为国劳瘁所致，苦心匡救，致累尊躯，在弟尤感歉憾”，盼他“善为珍摄，早复健康”。蒋在电文中还告诉他，广西地方与中央的对抗已谋解决，“现桂事初定，国事渐趋光明，兄病中闻之，当亦喜慰也。”

　　北平协和医院的劳克斯医生是当时诊治包虫病最顶尖的专家，特意飞到上海，来为黄郛手术。经精密诊察，劳克斯医生认为，那个奥地利医生误诊了，病人的胸痛、咳嗽、阵发性胆绞痛等症状，虽然有几分像包虫病，更像是肝胆部位的器质性病变引起。在病人及家属强烈要求下，手术仍然进行，结果出来，果然是肝癌。

　　术后，劳克斯医生把亦云叫到一边，告诉她，肝癌系不治之症，生命只能延续三至六个月，应告知病人，好让他心理上有个准备。亦云闻言，知病已绝望，但她还是不愿意把真相告诉黄郛。丈夫身体上已如此痛苦，又何必再增他精神上的痛苦？谈话毕回到病室，还是言笑晏晏，只说宽心话，黄郛也以为手术顺利，不久就可出院返山。

　　但她还是没有向蒋介石隐瞒。获悉二兄病情，蒋介石再次致电亦云，称“不胜忧惶之至”，“如天相善人，当可出险，现在先应竭尽人力，期得速疗。务请达观旷怀，勿过忧抑，使病者精神安泰，以期得有转机也。”

　　手术后，创口恢复较快，而病况却丝毫不见减轻，且时觉口干、烦躁，神志也渐不振，黄郛自己也感疑虑。听了中医意见，每日把洋参、石斛煎汁进食，勉能治标。宏恩医院素以设备最先进驰誉沪上，院章规定不能在诊治期间看中医服中药，对黄郛也是网开一面。

　　好友杨永泰此时已调湖北省主席（原主席张群调任外交部长），得悉黄郛病重，从当地名医处求来秘方，并寄来药丸。原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出身云南岐黄世家，曾上庐山为蒋介石夫妇治疾，蒋促之前来上海，一下飞机就来医院为黄郛处方煎服，次晨复诊，病人神识遂清，亦能言谈。自此每日两诊，诊必叙谈，虽不能立起沉疴，但病人的精神却大有起色。自此直至去世前，黄郛精神尚能支持，皆赖范氏调剂慰藉之力。

　　十月十日，蒋介石从南京赴杭州，途经上海时，特至宏恩医院探视。蒋告诉二哥：抗战准备已过半程，再一二年可全就绪，以前种种委曲，自非徒劳，终有此志得伸之日。蒋走后，病榻上的膺白精神振作许多，对亦云说道：“平素里我总健谈，今日里蒋先生不知何故，偏不让我多说，所喜者，国家兴复可期，果能如此，死且无憾，何况于病！”亦云也只是“忍泪而笑”。

　　他临终的眼，已看不到日后的中国。一九三六年后的中国，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抗战全面爆发了，日本人投降了，国共内战了，最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了，而他当年种种努力、所受种种委屈，也将被投入遗忘的深渊。国难之际，汉奸自是做不得，弱国的外交也是断断做不得，交涉即要妥协，妥协即为卖国，国人认准的就是这一简单的逻辑，名誉全毁本是他意料中事……

　　自丈夫病情恶化，亦云每天茹素礼佛，祈愿早日康复。亲友多次劝说她把实情告诉丈夫，然她总是不肯，担心加重病情。这个贤惠的妇人盼望着上天垂怜奇迹发生。杨永泰在汉口码头遇刺的凶耗，也秘不以闻。黄郛自感病势缠绵，一日重比一日，内心焦灼，欲知真相，某晚，趁精神尚好，有力气说话，与亦云作了一次长谈。在他也是向死者的坦荡，既然澈悟了佛家生老病死之理，把人生的底牌早日翻出，藉此也可胸中释然，了无挂碍。

　　十余年后，亦云痛定思痛，有《澈悟》一文，记述这一夜夫妻谈话经过：

　　这天晚上，膺白早早打发了护士，告诉亦云，今日勿念佛了。亦云看出丈夫是有话要单独说与自己，便一人坐在榻上。

　　他问道：“你看我的病如何？”

　　“医谓甚复杂，须再经手术，虑君不支，故试以中药”，亦云答，她紧接着又道：“君知我近来茹素念佛何为？半为君祝福，半为自己求解脱也。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自君入院，故旧之遭变故者已几人矣。段芝老（指段祺瑞）数日前在此照X光，今已谢世，畅卿兄正介绍四川名医为君治病，而忽被刺身故。”

　　段祺瑞已年过七旬，生死不算什么，但杨永泰大有为之年，突在任上遭暗杀，且真相扑朔迷离，实为可惜可叹。膺白闻此凶耗，几动感情，亦云紧接着又道：“人事无常，于兹益信。我曾有一念，君此番病愈，我将出家。”

　　膺白插言：“此何可者！”

　　亦云道：“生老病死，无人可免，亦无人能代，若可以代者，君之病我必一力任之矣！然君此次病愈，必更有最后一次病。我不忍见君之病，亦不忍君见我病，故欲出家，恩怨一齐解脱。”

　　至此，膺白目闪闪有光，神气活泼道：“生死事曷相谈谈？”

　　亦云道：“待君小愈。”

　　膺白道：“照现在情形，我必先去。”

　　亦云道：“我虽无病，然忽然先死，未尝不可能。”

　　膺白道：“尔若先去，有何嘱我？”

　　亦云道：“凡须留待我做之事，我去，盼君急急自做。”

　　膺白言：“我去，尔将若何？”

　　亦云道：“请一人为我管家，埋头急急料理笔墨事。”

　　膺白道：“何故？”

　　亦云道：“不忆二十五年前在焦山，他日尔为我传之约耶？萦于怀者久矣。”

　　这一提醒，让黄郛想起了他们婚后不久共游焦山时，他曾戏言请亦云为自己做传一事。于是她从容述所拟写稿之章目内容，大概取材，及每个问题拟就商之人名。

　　膺白静听亦云所言，偶加可否，有时也插言：“此事太小，不足挂齿。”

　　亦云之所以不惮繁琐，是要一一探明膺白的意思，看看他有何嘱咐之语。言毕，膺白不反对，但也不热心，默然良久道：“无论如何达观，半年内绝难动笔。”

　　亦云道：“约需两年完工。”

　　“两年后如何？”

　　亦云踌躇未应。

　　膺白忧虑道：“归心如箭耳？小的苦矣。”

　　“小的”，是指他们尚未成年的女儿熙治。膺白恐自己去世后亦云悲观厌世，故以儿女情动她。

　　亦云道：“对儿女如种花，尽灌溉之责，彼自有福，然我亦有我自己，绝不暴弃。”

　　闻听此言，膺白忽从被中伸出手来，紧紧握住爱人的手，道：“我幸福，我安慰，得此伴侣。”

　　膺白又问道：“尔何时养此勇气？”

　　亦云道：“不忆授我《军人之妻之心得》一书时耶？二十余年来时时作此准备也。”

　　此时膺白喜极，二人如在另一世界。亦云结束发言道：“君常诵纳尔逊最后语，感谢上苍，我已尽我责任矣！请亦作如此观，国家自有后来的人。自今以后，将健康托之医药，生死付之天命，静之待其至如何？”

　　膺白连呼曰：“善”。

　　这番夜话，打通了生死一关。在亦云，也是两个月来第一次对丈夫说出真病情。自此日起，夫妻绝不复道医药病苦事，相见彼此一微笑。

　　深秋，黄郛病情转重，根据医生的建议，出院返祁齐路寓所。自知来日无多，两日后，黄郛召集私人秘书王大纲及亲友，预立遗嘱处理家事，由律师张耀曾笔录并保管。对于国事，他也口授了“遗言”，由夫人笔录，最后说“予于此时以忧郁之肝疾而终，亦无可憾”。

　　忧郁之疾，其症在肝，其根在心，说是“亦无可憾”，但危急之秋，半途撒手，心中犹自不甘。

　　十二月六日，自感此生责任已完，黄郛终于把他忧郁的双眼闭上了。神志尚清醒时，他听到的最后消息是傅作义的部队在绥远百灵庙小捷。当时他说了一句，此犹小事耳，还寄希望于有更大的好消息传来。又说，傅宜生毕竟是不凡，在华北的诸多将领中，早认定他是一位好汉。那天，他还与陪侍的好友黄伯樵、内弟沈怡唠唠叨叨谈了一个多小时，语调高亢激昂，竟似不觉有病。“我们的国家确已走上复兴的大路了！啊，这是最可贵的一刹那！这是牺牲了无量数代价而后获得的一刹那！必须牢牢把握住呀……”

　　当黄郛弥留之际，好友张群在侧，听得他于半昏迷中断续叫喊出声，一路二路，皆指挥军事语，就好像他最后一丝灵明，还纠缠在二十多年前上海光复时攻打制造局激烈的战斗中。张群握住他的手说，兄安心去吧，弟等当继兄志，为之不怠。

　　冬日萧瑟的寒风中，妻子把他安葬在莫干山庾村的一处山冈，那里是莫干山小学的一处实验园圃。选择长眠此处，是他们刚隐居山间的几年前就约好了的。莫干山小学的师生、工友和亲友们共数百人参加了归葬仪式。国民政府要为黄郛尽哀荣，赐以国家荣典，举行公葬，发给治丧费等等，亦云一一谢辞了。不以无益耗有用，不以个人累众生，她认为这么做是符合丈夫遗命的。她只想自己一个人陪他归山。

　　园圃边，墓制不大，边上种着数株丁香、海棠、松柏，皆是黄郛生前所喜植物。南面数百步，就是他们一手创建的校舍，弦歌之声可闻，往西，就是纪念亲恩的文治藏书楼，也是庾村的公共图书中心。亦云说，她已想好，她的余生就要交给这里了。她在丈夫墓室的左侧给自己留好了位置，碑石已经刻就，“黄某、沈某之墓”，“推窗相望，葱郁可接，虚左待我，宜无憾也”， 从今往后，她就是个未亡人了！

　　做完了这一切，她向绥远前线抗战将士寄出了三千元慰劳金。这是丈夫去世前最后吩咐她做的。

　　此时的南京城，正沉浸在一片欢呼中，爆竹声彻夜不息。此前两日，在西安事变中被拘半个月的蒋介石，刚刚在夫人宋美龄及宋子文、端纳等人护送下回到南京。蒋介石为不能亲往送别二兄致电嫂夫人：“此次旋京，竟与膺兄永隔天人，尤切悲感，知灵业已安葬，稍缓当往展奠。”

　　丈夫虽然故去，但亦云觉得，只要继续留在山上，继续去做他留下的乡村改进事业，那么，他就没有离开她。莫干山的杜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白云山馆阶前的荒草荣荣枯枯，遮没路径，四时的更迭，总触动她对亡夫的思念。她总觉得，陪着他共患难的日子太短太短了。她一直想写一本书，记录下先夫的心迹之苦，行事之难，记录下他与世浮沉中种种的伤心与委屈，也记录下她对这个宅心纯洁的男人的爱。然而国事板荡，烽火未歇，战事激烈时，还不免流离之苦，她一直没有安心写作的时间。直到一九五〇年后定居美国，她才开始写那本叫《亦云回忆》的自叙传。她在自序中说：

　　“有人以为记着历史是自沉于过去，我不敢。有人以为表彰身后，我亦不尽然。历史并非仅英雄豪杰之事，是成此历史的民族生活记录。亡国不能有历史，草昧难有记录，贡献一点事实，即贡献一点历史；历史的尺度，可能为人道的尺度。”

　　历史的尺度，即人道的尺度，诚哉斯言。

　　许多年后，黄郛夫妇发起农村改进运动时种下的梧桐，皆已大可合抱，他们在莫干山下开办的学校已难觅踪影，当年的文治藏书楼，也看不到一本书了。蚕茧场，也成为了一个废园。一帮年轻的设计师把它搞成了一个青年旅舍“茧舍”。红色铁皮的楼梯，屋檐下纵横的老式电线，高挺的梧桐树下的木地坪，革命时代的标语残留，进入此地还是会恍然如昨。通往“茧咖啡”的小径，墙上一块原木，用印刷体刻了沈从文的一行字上去，“在小羊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与乡民平常琐碎的对话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这河面杂声却唤起了一种宁静感”。时代的积习就是这样，革命年代已然远去，所有的沉重，终抵不过消费文化的消磨。若是放黄郛或沈亦云的字上去，倒是相宜。

　　只是迭经运动，一个历来被看作辱国的前政府官员，他当年的字也不一定找得到了。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