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远去的革命

　　经历了数十年的激情革命与制裁后，伊朗人对革命的狂热渐渐消退，伊朗正在变成一个更加成熟与现代的国家。

　　从高加索山脉到印度洋之滨，伊朗人正密切关注着政府同外国势力就贸易制裁所进行的讨价还价（该制裁旨在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一个勉强维持经营的罐头厂的老板指着其办公室一角说道：“看到那台电视机了吗？我每天不停地盯着它看，希望看到解除制裁的消息。”

　　伊朗称发展核能只用于和平目的，西方则担心其正在制造核武器，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为了防止中东地区出现核竞赛，美国及其盟友让伊朗难以参与国际贸易，使其石油出口量较以前下降了一半。至于伊朗政府，已经中断了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敌人进行旷日持久、公开磋商的习惯。各方都希望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来打破这一久拖不决的僵局。2014年11月24日，伊朗与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和德国）未能就其核计划达成阶段性协议，最后期限被推至2015年6月底。该协议一旦达成，将产生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同时也有可能把伊朗进一步推向现代化。

　　眼下，民主世界大多对伊朗持不喜欢、不信任的态度。如今，这个国家真的有可能造出原子弹。当伊朗同外部世界断绝联系时，世人对于伊朗人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并不清楚。它已经不再是那个满怀仇恨怒火、渴望打破旧秩序的国家，相反，革命已经进入了幻想破灭、心神不宁的中年时代。或许，这不是一个始终美好的国家，但也不是一个始终邪恶的国家。

　　说实话，伊朗很难揣摩。它经常让游客觉得自己不受欢迎，那些能够获得宝贵签证的记者在离开（颁发伊朗签证的机构）时都有一种不确定感。没有几个伊朗人敢于敞开心扉，多年来，伊朗政府甚至拒绝和世界银行分享信息。约翰·林伯特是一名美国外交官，1979年曾在德黑兰被扣为人质，2010年约翰从公职退休时说：“过去几十年间，华盛顿方面几乎没有人去过伊朗。”

　　不过这个国家明显变了。这个政权可能仍然对西方不信任，还叫嚷着要在那些暴君统治的国家里播撒革命的种子，但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那种革命激情和乏味的守旧思想。数月前，伊朗外长扎里夫先生在一家西方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全球化的持续演进，无论被各国如何接受和定义，无论是被赞美还是被鄙视，都给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带去了影响，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天大多数国家政权都已经认识到，孤立，无论是自愿还是强加的，既不是一种美德，也不是一种优势。”如今，伊朗渴望和任何能购买其石油的国家进行贸易——全球化思想战胜了清教主义。

　　作为一项政治目标，革命也是有保质期的。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曾经说过：“绝大部分革命都分为两个阶段：革命的第一阶段人们为自由而战，革命的第二阶段则是为权力而战。第一阶段通常弘扬了人类的自由精神，并展示出人性最美好的一面；第二阶段则会释放出最坏的那部分：嫉妒、阴谋、贪婪、多疑以及复仇的欲望。”伊朗革命也遵循了这个模式。1979年的革命以无畏的街头抗议拉开序幕，但不久就出现了内讧。数千人被处决，财产被查封，食不果腹。

　　按理说，革命还有第三个阶段：为了被认可而斗争的阶段。一朝权力在握，革命者经常寻求外界强者的认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这意味着要和贸易大国建立联系。伊朗革命者的孩子们早就走在这条路上，他们可以优先接受西方的教育，享受亚洲的消费品市场。即使是强硬派也允许他们的孩子满世界飞。1979年伊朗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霍梅尼的后代，便纷纷投入西方文化的怀抱。霍梅尼的15个孙辈中，有7个曾公开批评过爷爷的政权。那群35年前把西方外交官扣为人质的学生已经摇身变为温和的改革派，希望与西方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曾在德黑兰市政厅任职的易卜拉欣·阿斯加尔扎德是改革派的代言人之一，他说：“我不会再鲁莽行事，我相信有条不紊的改革要比狂飙突进更有生命力。”

　　革命的渴望在各个方向都在消退。2009年，改革派曾试图把当时的政府赶下台，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政府是通过人为操纵大选才上台的，是非法的。改革派最终失败了，这让他们身心俱疲。从那时起，改革派渐渐冷静，保守派也逐渐意识到，激越的革命只会威胁国家的海外利益。“阿拉伯之春的余波吓坏了所有人，”一位驻德黑兰的西方外交官说，“如今的伊朗是一个稳定的堡垒，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已经不成问题。”

　　革命激情虽然已经退却，但对于伊朗现政权来说，1979年的革命依然具有正统地位。很多伊朗人，至少是在伊朗全国人口中占多数的波斯人，还是把本国的革命与其他国家推翻异国压迫者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环顾整个阿拉伯、土耳其以及南亚，他们感到自己在邻国里没有朋友。这是理解伊朗外交政策的关键点，也解释了为什么伊朗人宁可承受制裁造成的痛苦也要支持政府的核计划。在社会变革的迷茫期，核计划被很多人看作是国家实力的象征。

　　伊朗强硬派一直强烈谴责《西方毒化》（West oxification，伊朗作家贾拉勒·艾哈迈德于1962年出版）一书，然而西式消费品、电脑游戏、审美观、性别角色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代伊朗人的日常生活。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一方面，伊朗文化并没有消失，另一方面，伊朗革命之父所设想的传统社会正在渐行渐远。

　　最为显眼的变化是公共基础设施。在首都德黑兰，隧道、桥梁、立交桥、高架路、人行道纵横交错；虽遭制裁，很多闪亮的高楼仍拔地而起；公交车站的屏幕提示着车辆的实时情况。原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经常光顾德黑兰，他说：“看上去或感觉起来，如今的德黑兰更像马德里或雅典，而不像孟买或开罗。”

　　小一点的伊朗城市变化更大。大不里士、设拉子和伊斯法罕正在修建地铁。在首都德黑兰西部的工业城镇加兹温，数百年来，伊朗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澡堂悉数关门。在一个有350年历史、有穹顶的地下室里，一位澡堂经理无助地抱着两只小猫，为又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竞争对手的倒闭而惋惜。这位经理说：“人们现在都能在自家的浴室里洗热水澡了。”在靠近里海的一个名叫雅拉什的偏远村庄，仍保留着古老的娱乐项目：一位库尔德大力士扮成“英雄伊斯梅尔”向人们展示其大卡车后面关在笼子里的狮子。就在两年前，政府将天然气管道铺进这个偏僻村庄的每一户居民家中。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看表演的人都说，自那之后，这里零下20摄氏度的冬天不再难熬。

　　2013年卸任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内贾德担任伊朗总统8年。在他的领导下，伊朗迅速繁荣起来，贷款、救济和社会住房计划将几十亿石油美元洒向穷人，可腐败和无作为也随之而来。很多人在政府机构里找到体面的白领工作，中产阶层急剧膨胀。人均GDP也从1993年的4400美元飙升至2013年的1320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农村人纷纷涌往德黑兰购买房产。即使被制裁，伊朗看起来也不像遭受封锁的古巴。人们开的是本国产的新车，而不是1950年代的雪佛兰。如今，伊朗人的生活比上一代更加舒适，但在过去3年他们一直态度强硬。2011年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制裁，商家和消费者无不叫苦连天。“实际上，街上几乎没人拎购物袋，”德黑兰的一位银行家说，“我的水管工告诉我，这星期已经过去了一半，他连一个客户也没等到。”加兹温集市的商人们说，3年里他们的收入下降了50-75%。一位售卖蕃茄的小贩表示，这是25年来他见过的最糟糕的年景。商家推迟开业，或者延后上架或补货时间。“市场完了，”一位顾客说，“没有钱，买不起以前常吃的食物，我感到很惭愧，不能请人来我家做客了。”但即使如此，就目前看，伊朗人的生活水平比邻国的还是好很多。

　　繁荣让人们对科技如痴如醉，即使互联网管制也抑制不住。脸谱网是这个国家半数年轻人的首选社交媒体，官员们则通过推特来发表声明——虽然这两个网站在伊朗国内都是被屏蔽的。在互联网自由度排行榜上，伊朗被美国人权游说团体“自由之家”排在最后一名，可实际上伊朗人上网即便宜又快捷（宗教学校的网速最快，因为宗教人员需要通过网络布道，他们可以优先使用光纤通讯电缆）。

　　尽管媒体由国家控制，未经审查的新闻依然可以轻松获得。像“德黑兰局”这种设在伦敦的网站，填补了官媒的空白。伊朗人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即“翻墙”）接入这类网站。几乎人人都有这种网络。一群农民坐在厄尔布尔山脚的树荫下，当被问及互联网接入的时候，他们谨慎地点了点头。其中一个农民后来解释说，很多人因为通过VPN下载“黄色电影”，所以羞于回答提问。色情文化虽被当局严禁，却也开辟了一条通往自由之路。

　　“政府试图（对互联网）加以控制，但人们擅于同他们玩猫鼠游戏。”一位在伊朗较早开通博客的网民说道。伊朗试图仿效个别国家的互联网策略：培植可为自己所控的本土网站，如搜索引擎salam.ir，然而大多数本土网站都没能成长壮大，因为接入国外更好的同类网站非常容易——有专门的人兜售用来绕过管控的软件和接入密码。一位戴着无线耳机的21岁小伙子说，他有8万个客户，每个客户每月收费1美元，或者每年收取10美元。而他在一家IT公司的工作只是个幌子，偶尔需要贿赂网络警察几百美元。

　　伊朗人日益提高的受教育水平已经可以和西方国家媲美，并推动了对自由信息的渴望。2009年，伊朗有34%的适龄人群进入大学读书，3年后这个比例上升到55%，据称这个数字还会继续上升。能有这种局面，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于阿萨德大学（Azad University）的大规模扩招，该大学如今有超过100个校区以及150万学生。伊朗内阁里拥有美国大学博士学位的成员人数比美国政府里的还要多。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在苏格兰取得博士学位。根据西班牙研究学术期刊的SCImago公司的资料，过去十年里伊朗的科学产出增长了575%。这个国家发行的书籍比整个阿拉伯国家的总和还要多3倍。

　　大规模扩张的教育体系——它对贫困和农村家庭给予特殊照顾——成为独立思考的催化剂。如今的伊朗，艺术领域已经走向市场，虽然电影脚本还须送审，但宗教风格已经褪色，文化不再只是政治宣传工具。

　　这些社会变化带来的连锁反应之一是人口统计上的转变。伊朗正在迅速变为一个“中年国家”。1979年革命之后出生率曾一度上升，但随着伊朗人越来越富裕、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出生率开始下降，并最终降至比革命前还低的水平。1980年代以后，伊朗的人口总数翻了一番，然而新生儿的数量却减少了一半。尽管没有可靠的数字，但专家们还是推算出，每个伊朗育龄妇女大约生育1.6—1.9个孩子，这个生育率和欧洲大体上相当。而邻国伊拉克的平均生育率是3.5。毋庸置疑，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政治形成无声的冲击。现在伊朗规模最大的年龄群是25—29岁群体。过不了多久，他们中的大多数就会结婚成家，从此对走上街头抗议失去兴趣。

　　他们对宗教也不再那么感兴趣了。大多数伊朗人是什叶派穆斯林。一般而言，他们不像逊尼派那样强调公开的膜拜，但这不是如今伊朗清真寺门可罗雀的唯一理由。在宗教领袖经常侃侃而谈的德黑兰大学，每周五会有很多人做祈祷，但在其他省份，情况则完全不同。比如在赞詹省，很少有信徒出现在大清真寺，这个大清真寺靠近阿塞拜疆边界，是一座高耸的水泥建筑，有双层玻璃窗和功率强大的空调。

　　所有这些社会变化给伊朗的政治经济造成了明显的影响。经济因素的作用过去一度在伊朗政治中微乎其微。领导了1979年革命的霍梅尼有句名言：“我们闹革命并不是为了让西瓜更便宜。”然而在2013年的大选中，即便在保守派当中，辩论的焦点也通常集中在哪位候选人是较好的管理者上面。少数人试图引入宗教，但他们最终成了选举失败者。学者兼政府顾问纳赛尔·哈迪安说：“意识形态在地方政治中已经失去了作用。”一些大楼的幕墙上挂着相当于十层楼高的壁画，画中殉难的战士仍在盯着下方，但伊朗人普遍厌烦了大规模动员和教义灌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推崇个人主义甚于公共职责。过去那种“至死不渝”的理想主义已经成了非主流意识。

　　2013年的选举辩论聚焦于拉动经济。鲁哈尼先生胜出，因为他被看作是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人选。保守派曾经反对贸易，一味强调自给自足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情结。而现在，甚至连伊朗的最高领导人也赞同全球化资本主义。问及原因，一位高级官员笑着说：“我的小儿子在读二年级，最近参加了班长竞选。我对他期望很高，因为他是一个挺受欢迎的小家伙，活泼热情，口齿伶俐，可他却输了。我问他，‘你的竞选主张是什么？’‘正义和尊严。’他说。‘你的对手呢？’‘他答应给全班提供更好的午餐和更长的课间休息时间。’”

　　如今，鲁哈尼先生正在追求一种温和的治国策略。他的政府由务实的技术官员，而非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组成。尽管依然存在诸多限制，但这一届政府给了人民更多自由。就像当地一位记者描述的那样：“我们现在可以出版一些去年还被禁止的东西。当然，不是什么都可以出版。”穿罩袍、戴头巾的妇女在逐渐减少，但这两者皆不穿戴的女性，仍有可能被“道德警察”拘留。

　　鲁哈尼先生似乎也认识到了以前的好斗对伊朗造成了伤害。在2013年发表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我们必须通力合作，来终结那些无益的敌对和干扰因素，这些因素鼓励暴力并导致我们产生隔阂。” 在上任的第一年，鲁哈尼先生已经成功保持了经济稳定。货币走稳，贸易顺差有所回升，通胀从45%降至15%。总统手下能干的技术官僚团队预计，2015年伊朗经济将恢复增长，增速或可达到1.5%左右。在挺过了难熬的困难年月后（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制裁曾导致伊朗国内燃料和食品奇缺），现在，伊朗人不会挨饿了，经济也不可能崩溃。但是从长远来看，改革将成为必然，如果鲁哈尼先生能与西方达成协议，使之放松对伊朗的制裁，那么，改革就能循序渐进地进行，痛苦也会少很多。

　　[译自英国《经济学人》]

　　奥利佛·奥古斯汀/文

　　张文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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