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只想活到75岁

　　伊齐基尔·伊曼纽尔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生物伦理部门负责人，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学教授，今年57岁的他认为75岁是自己寿终正寝的最佳年龄，一味追逐长寿对个人，对社会，都是一种损失。

　　75岁，我只想活到75岁！我的这个想法把我两个女儿吓得不清，让一干亲戚十分抓狂，朋友们把它看成我的疯言疯语。他们认为我不是认真的，或者我并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要看和要做的事情。为了证明我错了，他们列举了一堆我的熟人中年龄超过75岁、身体还依然硬朗的人。他们确定，随着我越来越接近75岁，我会想活到80、85，甚至90岁。

　　可我十分坚定我的立场。毫无疑问，死亡是一种损失，它会剥夺我们的一切，令我们与深爱的伴侣和孩子天人永隔，剥夺我们珍视的所有东西。但我们都在忽略，或者抗拒接受一个简单的事实——活得太久也是一种损失。到那时即使我们依然能吃能喝能动，也已风烛残年，这种状态也许不会比死亡更糟，但也毫无意义可言。它剥夺了我们的创造力和向世界做出贡献的能力。它改变了人们对我们的看法，改变了人们和我们打交道的方式，甚至改变了人们在我们死后如何记住我们。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们不再是充满活力的、有用的人、而是虚弱、无用，甚至是可怜的。

　　等我活到75岁，我将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我将爱过、也被爱过。我的孩子们将长大，并正经历他们的壮年。我会看到我的孙辈出生，开始他们的生活。我将为我的人生目标而努过力，不管是大是小，为这个世界做出过我的贡献。希望那时我的身体和思想都还没有老朽。在75岁离世，不是一场悲剧。事实上，我计划在死前举行一场追思会。我不想让大家哭成一团，我希望那是一次温暖的聚会，充满有趣的回忆，让大家细数我的糗事儿，同时也是对生命的喝彩。我死后，亲友们如果愿意，可以再举行一场追悼会，那是他们的事了。

　　让我重申我的愿望，我既不奢求更多的生命时光，也不会故意缩短我的生命。如今的我非常健康，没有慢性疾病，刚和俩侄子攀登了乞力马扎罗山。所以，我不是患了绝症，在和上帝讨价还价，请让我活到75岁吧。我也不是说等到18年后，通过安乐死或自杀结束我的生命。多年来，我一直积极反对将安乐死和医生辅助自杀合法化。想以这两种方法结束生命的人往往不是因为受不了长期病痛的折磨，而是他们从心底里感到了绝望，害怕失去尊严和对自己生命的掌控。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不是去死，而是看心理医生。

　　我这里谈的是我“想”活多久，以及75岁后我准备怎么活。如今，美国人痴迷于锻炼身体和大脑，喝各种果汁和蛋白质混合物，严格遵守膳食规则，吃各种维生素片和补品。现代人想尽办法欺骗死亡和延长生命，这种现象已如此蔓延，以至于它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文化——追求不朽。

　　我拒绝这种追求。许多理由证明，75岁是生命可以停止的年龄。随着生命越来越长，生命就越来越健康吗？如今的70岁难道是新的50岁吗？当然不是。

　　同为70岁的话，比起50年前的老人，如今的老人行动能力肯定更强。但近几十年来，人类寿命的延长却伴随着行动能力的下降。南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全美健康访谈调查的数据，对成年人的身体功能进行了评估，包括是否可以一口气走1/4英里，爬10层台阶，站或坐两个小时，不借助特殊设备完成站立、弯腰或者下跪。结果显示，随着人们变老，身体机能逐渐丧失。更重要的是，研究还发现，从1998年至2006年，老年人行动能力丧失呈递增态势。1998年，80岁或以上的美国男性中，只有28%的人行动困难，但2006年，该数字接近42%。女性就更糟了：80岁或以上的美国女性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行动困难。因此事实是，人们虽然寿命延长了，但带病存活的岁月增加了，身体健康的岁月减少了，行动困难的岁月增加了。

　　过去50年来，现代人十分重视的健康保健并没有延缓衰老的过程，只是放慢了死亡的脚步。现如今，死亡并不是缘于那些疾病（心脏病、癌症、肺气肿、中风、老年痴呆、糖尿病），而是来自漫长的治疗、拖延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并发症。就拿中风来说，现代人已经大幅减少了中风的死亡率。从2000年至2010年，美国因中风死亡的人数下降了1/5以上。但在美国680万中风幸存者当中，有许多人瘫痪、失语、思维程序失常、情绪调节失常、认知功能失常。许多其他病症也会产生类似的现象。

　　诚然，努力追求不朽的现代人也许能比父辈们活得更久，但却很可能在晚年丧失行动能力。你想要过那样的生活吗？我可不想。

　　尽管在80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有一半的人行动不便；在85岁及以上的人中，有1/3的人患老年痴呆，但还有许多老年人身体和头脑依然健康。如果我们在那些幸运的人当中，为什么要在75岁时停下，为什么不活得更久？

　　即便我们没有痴呆，我们的思考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在退化，思考速度、记忆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如此。大约10年前，我开始和一位著名的健康领域经济学家合作，他那时快80岁了。我们的合作是非常多产的。我们发表了多篇论文，那些论文影响了有关美国医保改革的讨论。我这位同事才华横溢，如今仍在继续做着重大贡献，他今年刚庆祝了90大寿。但他是一个特例，一个极为罕见的个案。

　　追求不朽的现代人却都指望自己成为特例。可事实是，绝大多数人到了75岁，创造力和生产力就没了。爱因斯坦曾说：“如果一个人没能在30岁以前达成科学上的最大成就，他将永远不可能了。”爱因斯坦的判断略显极端。加州大学的迪安·基思·西蒙顿是研究年龄和创造力关系的专家，他总结出一条年龄和创造力的曲线：当职业生涯开始时，创造力快速上升；工作20年后，大约40或45岁时，创造力达到顶峰；然后随年龄增长创造力缓慢下降。目前，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的平均年龄（不是指他们得奖时的年龄，而是指他们做出让他们得奖的科研成果时的年龄）是48岁。理论领域的科学家出成果的年龄要比实证领域的科学家们更早一些。同样的，诗人往往比小说家更早达到事业的巅峰。一名典型的作曲家会在26岁写出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大约40岁时，他会写出最棒的作品，而且那时的作品数量也最多，然后便开始走下坡路。

　　大器晚成者也有。人超过75岁照样可以继续发挥生产力，比如写作、发表文章、画画、雕刻、作曲。但数据就是数据，这样的人很少。此外，我们还要问问，那些大器晚成的人所产出的东西有多少是新的，而不是重复以前的思想？

　　虽然人的一生中大脑的可塑性从未停止，但我们的大脑不会完全重新布局。通过一生的经历、思索、感受、行动和记忆，我们形成了一套非常广泛的脑神经网络。我们必然受制于曾经的自我，要产生新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不是不可能，但是很难。除了像我的同事这样的个例，他是少数大脑可塑性极为优越的人。

　　也许像处理、记忆、解决问题等能力到了75岁会下降，也许过了那个年纪，我们再难有新的创造，但谁说生命的意义只在于保持健康和拥有创造力了？

　　一位大学教授告诉我，随着他上了年纪（他现在70岁），他发表论文的频率低了，但他在其他方面仍能发挥所长。他开始给下一代做导师，帮助他们将个人偏好转化成研究课题，为他们在事业和家庭平衡上给出建议。导师们非常重要，他们传递着记忆与智慧。但这一选择也说明了一个和变老有关的问题：年龄限制着我们的雄心和期望。由于知道自己的能力在下降，我们选择了更具限制性的活动和项目，以确保我们能完成它们。渐渐的，我们想做的越来越少，正在做的也越来越少，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年轻时我们曾是所在行业和社区的活跃分子，现在欣然养成了各种爱好，观鸟、骑车、陶艺等等。随着走路变得更加困难，关节炎的疼痛限制了手指的活动，生命逐渐变成了坐在家里看书，或听有声书籍，或看电视，听广播。

　　也许这还是太消极了，生命不只是事业和创造，还包括养育子孙后代。但活得太久也有我们不愿意承认的缺点。如今，大部分成年人都是所谓的“三明治一代”，他们既要照顾孩子，又要赡养老人，除了产生的财务负担之外，我们活得太久，对子孙还构成了情感包袱。

　　除非发生过严重的虐待，没有孩子想让自己的父母离世。父母不管在什么年纪离世，都是巨大的损失，给孩子造成难以填补的心灵黑洞。但父母在孩子身上也投射了巨大的阴影。父母总会对孩子设定期望、给予评判、发表意见，甚至强加干涉，哪怕对成年子女来说，老年父母的耳提面命都是若隐若现的存在。这可以很美好，也可以很烦人，甚至可以是摧毁性的。但只要父母一方仍健在，它就是不可避免的。

　　父母在世也占据了一家之主的角色。他们使成年子女难以成为家长。当父母活到95岁时，子女自己也退休了，两代人都已进入老龄。如果父母活到75岁，子女不但可以享受与父母的融洽关系，而且有足够的时间过自己的生活，走出父母的阴影。

　　还有比父母的影子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记忆。我们想让子孙记住我们什么样的形象？我们希望子孙记得我们的壮年，记得我们是活跃、精力充沛、生气勃勃、敏捷、热情、幽默、友善、充满爱心的；而不是驼背、迟钝、健忘、讲话爱重复，不停地问“他说什么了？”我们想被记住的是独立，而不是包袱。

　　75岁是个不错的年龄，阅历丰富、生命完满，已经给子孙留下恰当的记忆。再继续追求不朽下去，皆大欢喜的几率会大幅降低，精力充沛的形象会被痛苦的衰老代替。多年的行动困难、生活不便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家人相处的主导。过去美好的记忆，不刻意努力去唤醒的话，几乎被完全遗忘。我们的子孙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爱我们，害怕失去我们。他们不想面对我们的死亡，绝对不希望我们离去。但即便我们不成为他们的负担，我们的影子也笼罩着他们，直到他们年老，这也是一种损失。子孙对我们的记忆不是我们充满生命力，而是定格在我们日益衰弱，这可是终极悲剧。

　　我就想活到75岁。但如果我不采用安乐死或自杀，我的愿望就是闲扯吗？当然不是。我的愿望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一旦我活到75岁，我对我医疗的态度将完全改变。我不会积极地去终结生命，但我也不会试图去延长它。

　　现代医学教育的始祖、临床医学的泰斗威廉·奥斯勒在他的经典医学教科书《医学原则与实务》中写道：“肺炎也许可以被称为老年人的好朋友。因为如果被急性、短暂、不太痛苦的病症带走生命，实在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同意这个观点。受奥斯勒的影响，我的哲学是：一旦过了75岁，再去看医生、做检查（不管它有多常规、多无痛），我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而这个理由绝不是“它可以延长你的寿命”。到那时，我会停止做任何体检。如果我生了病，身体遭受着痛苦，我只接受缓解痛苦的治疗，而不是治愈性的治疗。

　　我现在57岁，如果被诊断出癌症，我会接受治疗。但75岁后如果我患了癌症，我会拒绝治疗。同样的，我不会做心脏压力测试，不安起搏器，绝不安可植入的除颤器，不换心脏瓣膜，不做“搭桥”手术。

　　那么简单的病怎么办？流感疫苗我就不打了。如果流感爆发，一个年纪轻的人，还不曾拥有完满的一生，应该去接种疫苗，或吃任何抗病毒的药。对于肺炎、皮肤感染和泌尿感染，最有效的是抗生素。抗生素廉价，而且在治疗感染方面很有效果。让我们对抗生素说不，真的很难。但正如奥斯勒提醒我们的那样，死于这些感染是很快的，而且相对无痛。所以，我也不接受抗生素。

　　不用呼吸机、不透析、不做手术、不用抗生素或任何其他药物，总之，我不用任何维持生命的手段。当死神召唤时，我欣然前往。

　　对整个社会来说，日本是世界平均寿命第三长的国家，有84.4岁（落后于摩纳哥和中国澳门），美国排在第42位，只有79.5岁，但我们不应该关心是否赶上日本。一旦某个国家的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超过75岁，寿命这个标准就应该被忽略。我们应该更认真地关注儿童健康这个标准，美国在婴儿死亡率方面落后（每1000个婴儿中，美国有6.17个婴儿死亡，而日本有2.13个、挪威有2.48个）；美国还在青少年死亡方面落后（在高收入国家中，美国青少年死亡率最高，排名垫底）。此外，我们需要在老年痴呆、老年能力障碍，以及慢性疾病上投入更多的研究，而不是在延长死亡进程上做文章。

　　我并不是在鼓吹75岁就是一个完整、美好人生的官方数字，为的是要节约资源、限定医保，或是解决由寿命增加引发的公共政策问题。我只是想描述我对美好人生的看法，也让我的亲友去想想他们老了后想要怎么活，我只是想让他们去思考另外一种选择。

　　人们排斥我这个观点是很自然的，毕竟，进化论将活得尽可能久的观念反复灌输给人类。但对于我来说，75岁就是2032年，我还有18年的光阴去思考生命的终结，以及最深刻的关于存在的问题。

　　我就想活75岁。我想还在壮年时，就歌颂我的生命。我的女儿们和好朋友们会继续试图证明我是错的，会继续试图证明我可以更长久地过有价值的生活。我保留改变主意的权利，并为活得尽可能更久提供一个强大、合理的辩护。归根结底，那意味着75岁以后，仍需要保持创造力。

　　[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伊齐基尔·J·伊曼纽尔/文

　　阮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