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韩国“三放世代”

　　韩国“三放世代”是“放弃人生三大事的一代人”的简称，其特征是放弃恋爱、结婚和生儿育女。

　　放弃恋爱、结婚、生子的年轻人

　　2011年，在全韩国发行的《京乡新闻报》刊登了《讲述福利国家》特别企划报道，新词汇“三放世代”从此被广泛引用。而早在2007年，《88万韩元世代》一书一经出版便在韩国社会引起热议，“88万韩元（约5000元人民币）”是工作不稳定的年轻非正式员工的月平均收入。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年轻人的激烈讨论就此开始，三放世代也被囊括进这场讨论中。

　　一直以来，媒体总是乐于给各个世代起别名，以区分它们的特征。在此之前，韩国媒体偏向使用带政治色彩的名称，例如“4·19世代”“紧急措施世代”“386世代”。这些名称均来源于政治事件，与韩国社会的政治突变密切相关，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革命、70年代朴正熙总统推行维新改革引发的反政府运动、80年代民主化运动的激化等等。除此之外的世代论大多是大型企业故意创造出的市场用语，目的是营造新消费潮流登场的氛围。《88万韩元世代》从经济角度提出了世代论新观点。

　　目前韩国的少子化与高龄化问题相当严重，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韩国的人口出生率排在末位，政府出台的生育奖励等政策也对三放世代成效甚微。

　　无奈的丁克族

　　经济拮据是韩国年轻人放弃婚恋的主要原因，比较在职者与无业者的恋爱比例，就能看出差异。此外，结婚费用高——除了操办婚礼的费用，买婚房也需要一大笔开销。而说到育儿，可不是生完孩子就万事大吉了，还需要准备教育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接受最好的教育，然而考虑到韩国教育环境的不足，很多人都对生孩子踌躇不已。

　　37岁的郑先生与36岁的杨女士已经结婚4年了，两人都有固定工作，他们自称为“非自愿丁克族”。丁克本来是指双收入夫妇为了享受经济的富余与自由，不被养育子女所束缚，而选择不生孩子。郑氏夫妇则是因为拮据的经济状况与忙碌的生活，不得已而做出不要孩子的决定。郑先生苦笑着说：“虽然表面自称丁克，实际上是因为没钱才决心不生小孩。”

　　郑先生在京畿道始兴市的一家中型企业里担任营业员，杨女士是地方儿童福利中心的社工，两个人的月收入合计340万韩元（约2万人民币）。住房贷款的月利息高达21万韩元，再扣除每月需偿还的140万贷款本金和生活费，工资所剩无几。

　　除了严峻的经济状况外，还有一个让夫妻俩决定不要孩子的理由：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体会他们的辛苦。杨女士说：“如果有了孩子，却不能像别的家庭那样给孩子优裕的生活，就等同于让他痛苦。结婚需要几千万韩元，孩子出生后又需要几百万的产后护理费，双语幼儿园、课外补习班等花费也必不可少。在当今社会中，没受过这些教育的孩子会被贴上无能的标签，我没有抚养孩子的自信。”

　　连中年人也相当贫穷

　　近年来日本出现了与“三放世代”类似的“悟道一代”：许多年轻人好似看破红尘，没欲望，不恋爱，不旅游，什么都不做，将消费缩减到极致。“三放世代”和“悟道一代”有些许不同，但他们的观念大致都是“反正我做不到，做也没用”。

　　日韩两国年轻人在经济方面惊人地相似，但仔细观察就会看出不同。日本各年龄层的经济能力存在明显差异，韩国却并非如此。日本统计厅的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日本20至30岁国民的收入存储率（即存款除以收入，为负时意味着非但没存还不够花，吃老本）为负25%，相比之下2012年韩国同年龄层的存储率为负10%，但在同年数据中，40至50岁的日本国民收入存储率为34%，韩国则仅为3%。因此，虽然日本年轻人入不敷出的情况更严重，但随着年龄增长日本人的收入会有很大的提高。而在韩国，不仅是年轻人，就连中年人也相当贫穷。

　　今天的日韩两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那就是“雇佣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稀少的高层职位获取的利益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不稳定的非正式员工职位也越来越多。从前的年轻人可以通过积累工作经验，慢慢跨越就职障碍，获得高薪，现在却并非如此。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经济持续性的高度发展渐渐停滞，社会逐渐走向成熟。为了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韩国申办奥运会，在文化方面也不断向全球化迈进。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出生了，父母亲将自己未曾得到的东西一股脑儿给予他们。许多母亲陪同年纪尚小的孩子出国留学，只留父亲一人在国内赚钱，这就是韩国特有的“大雁爸爸”现象。

　　那么，被如此重视培养的一代人为何会变成卑微的三放世代？答案简单得令人意外：韩国社会慢慢出现严密的阶层之分，要冲破阶层限制越来越困难。

　　竞争激烈，难以翻身

　　三放世代的父辈面对的是明显的社会独裁与专制，目睹这一切的他们成为反政府派，通过游行示威直面社会的不合理，向专政发起挑战，最终赢得了民主。他们原以为只要有了民主，韩国就可以成为幸福的国家，然而隐形的阶层差异依旧存在。韩国社会在表面上宣扬民主与平等，实际却经过巧妙的设置，让阶层差异形成固定模式。

　　例如在教育方面，过去只要努力学习，就能考入名牌大学，现在仅仅闷头学习已然不够。要迈入名校，必须拥有若干附加价值，而没有钱就难以获得所谓的附加价值，因为普通的学校不会教学生这些内容，花钱进入私立学校的孩子才能占据有利地位。

　　只要大学毕业，什么都不用愁——这样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的韩国年轻人即使有毕业证也不好找工作。韩国的求职竞争日渐激烈，成为非正式员工的年轻人不断增多。根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8月底，本科学历的非正式员工共计189万人，占全国非正式员工总数的31.8%。二十几岁的三放世代刚逃离十几岁时经历的考试竞争，就又跌进了更为严峻的求职竞争。

　　无法考进名校，就难以进入大公司工作。而无法在大公司工作，就难以成为中产阶级。据说三星电子是韩国唯一一家不看学历的大型企业，但是由于去年参加公司招聘考试的人数突破9万，仅组织考试的花费就给三星带来了不小的经济负担，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今年开始公司将采取措施，预先过滤掉一部分应聘者。

　　大学毕业难就业

　　27岁的尹小姐住在京畿道城南市，她读书时成绩优异，毕业于首尔某知名大学经济专业。尹小姐有些内向，但为人认真可靠。即便如此，毕业已经3年的她至今没能找到工作。

　　去年，尹小姐一边在小企业打零工，一边做求职准备，却屡屡在心仪企业的面试中落选。她把自己闷在家里，不再与人交际，交往了4年的男友也在找到工作后离开了她。

　　尹小姐自嘲地说她什么都不想做了。最近因为不堪忍受父母的唠叨，她每周都去相亲。按照她父母的想法，即便没有工作，能成家也是好的。尹小姐说她想工作，却不想找工作了。她叹息道：“以前我看到爸妈的脸就觉得抱歉，现在已经变得麻木了，就每天在家看看电视读读书打发时间。”

　　25岁的金小姐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她通过在百货商店做兼职店员，同时打零工制作人偶剧和广告的脚本来赚取生活费和零花钱。今年春季毕业的金小姐很快就打消了找份稳定工作的念头。她说：“我毕业于地方大学的韩文专业，托业分数还不到800，连递交简历的资格都没有。大学时期我虽然在社团活动和海外旅行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但那却算不上什么资格或能力。家人让我考公务员，可是看看我身边考了三四年、已经疲惫不堪的朋友，我就感觉这条路也走不通。韩国社会的规则是‘读好大学，有好工作’，这个圈子之外的人只能焦躁度日。”

　　今年31岁的金先生2007年大学毕业后应聘过几十家企业，5家通知他去面试，结果全部失败。他的叔父是某大企业的领导，最后他通过叔父的推荐，进入这家企业的外协厂家工作，负责企业员工电脑的管理。两年过去了，他的月薪仍然不足170万韩元，对他来说结婚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他说：“我一个月存不下100万韩元，工资一直不见涨。我没钱，又没有体面的工作，没有女人喜欢我，就算有也没条件结婚。”

　　对父辈的负面影响

　　三放世代对他们的父辈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

　　如今40至50岁的一代人负担着子女急剧增长的教育费。在全球范围内，韩国大学的学费处于比较高的水平。除此之外，在求职竞争日渐严峻的今天，为了提高孩子的能力，不少父母还必须支付供孩子出国留学的费用。子女步入社会的时间越晚，父母的负担越重。一些中年人不得不将退休的时间延后，有的家庭甚至因为父母退休而面临“经济危机”。为了下一代人，他们肩负了太多的经济负担，以至于无暇为自身养老做准备，因此更加不安。

　　高昂的大学学费与激烈的就业竞争迫使年轻人做出极端的选择。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生的韩国人中，2001年的自杀率为万分之4.79，201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万分之24.54。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的宋泰民研究室室长推断：“这些年轻人是韩国生育高峰时期出生者的子女，其自杀率激增的原因包括无力偿还助学贷款、生活苦、求职难、学业出现问题等。”

　　而在这十年之间，上一代人的自杀率也从万分之18.27增长至40.56。三放世代与父辈承受的社会压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恶性循环。

　　[编译自日本商务新闻网]

　　刘欣/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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