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表象的蓬勃与内里“支付不起”之间的失衡意味着什么?
老龄化的问题眼下再次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热点。而经常伴随着这个议题被提及的,则是过度储蓄的现象,以及由此给整体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
无论是学界还是经济界,对抑制过度储蓄的必要性似乎是认识一致的。普遍的观点是:“积储下来的一美元”与“消费掉的一美元”在价值创造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不消费的结果便是总需求的降低,你保留下了口袋中的美元,但可能同时也剥夺了你邻居的一份工作;同理,一旦生意交投量总体缩水了,公司利润骤减,这也必然削弱其缴纳税赋的能力、以及创造工作岗位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节俭悖论”(Paradox of Thrift)效应;而且,更糟糕的是,在这个现象中无形中变得贫穷的并非富人阶层,而是普罗大众的老百姓。
由此,有些西方国家往往试图通过趋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来抑制储蓄并鼓励借贷。甚至,由于税收减少缺了钱的政府有时候不得不切断政府部门预算、冻结公务员工资等,这样的极端情形并非没有发生过。而失业率上升到一定高度后,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乃至在英国你会发现所谓的“零小时合同”现象的日益普遍——它意味着雇主无法给予工作小时(以及相应报酬)的承诺、却同时希望雇员能“随叫随到”……与此同时,科技的迅速进步使得越来越多企业使用机器代替人工,也意味着更多人面临失业风险;即使没有失业的人群“财富感”也很快消弭,这些都会导致人们节省开支、增加储蓄。
然而,似乎是为了给“抑制储蓄论”浇上一盆冷水一般,《经济学人》杂志最近一篇博文却明确地表示,“该破除一下对于储蓄的偏见了”。
该文认为,抑制储蓄的各种政策——至今到现在为止——成效是有限的;至少,它并未在鼓励商业投资上取得巨大成功。换句话而言,低利率(或趋近于零利率)的政策即使可能抑制了个人的储蓄,但并没有能力释放企业投资的井喷——以企业投资占比GDP的维度来看,这几年的数据一直在历史高位以下区间徘徊。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是多重而复杂的,文章称,相比传统的制造业和重资产投入,新技术可能需要更少的资本;另一方面,全球企业在能源消耗上的投资削减显著,而这本身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议事要题;再则,更多的企业资本支出被用在了回购上面,当然这本身正是缘于迟滞的整体经济环境……
更值得意识到的是,《经济学人》的博文称,在国际周边环境日益能够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走向的大前提下,很尴尬的是,一个单一国家的“抑制储蓄和鼓励支出”政策却根本无从左右国际形势。
该文举例说,当今高储蓄率的国家往往是那些拥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包括德国、中国、中东的石油出口国家,等等;而欧美国家的低利率政策可能只是抑制了自己国内的储户、却对那些贸易顺差经济体的国内储蓄根本产生不了作用。而且,需留意的是,高顺差国家的外汇储备客观上毋须讳言也使得西方政府能以更便宜的成本获得借贷从而缓和经济下滑。难怪最近当中国外汇储备出现下降时,西方国家出现了担忧的声音:认为这将导致全球经济的“大规模紧缩”(quantitative tightening)。
当然,在此之前,事实上也有针对“抑制储蓄政策实则是一场阳谋”的声音出现。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紧缩政策是西方国家“整体上迫使国内大多数人口变得贫穷、从而降低其对权利的期待、更愿意为获得较少报酬而去工作——最终提高整个国家竞争力、对付来自发展中国家冲击”的、有意图的政策体系的一个组成构件。——不知道对此立场你会有几分相信呢?
而同样令人困惑的,则是消费表象的蓬勃与内里“支付不起”之间的失衡。就以我所居住的城市伦敦来说,只要你去市区中心逛一逛,不难发现餐厅、酒吧等地到处人满为患,游客如织,本地的人也经常在外消费和享乐……然而同样在伦敦,“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事实上就是一场梦幻而已,房价不断地疯涨(更别提工资的下降令一切雪上加霜)使得很多人都买不起自己的居所,只能租住而生活。
而随着人们租房支出的比例占其收入总额越来越高,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多多储蓄”成为自然的选择。据英国《卫报》今年10月份的一篇报道称,房价的高企使得伦敦经济的其他领域“被挤掉了多达15亿英镑的收入”、而且阻碍了数千新的工作机会的生成。当然,硬币的另一面是,对于有房者一族来说,他们的选项更充裕了:抑或选择出售房产、到伦敦以外的地方安居下来并且获得一大笔现金可供消费;抑或通过出租房屋获得稳定的流水收入。而与此同时,众多迎合所谓的“国际精英”的奢侈服务亦应运而生,他们帮助吸纳国际资本来购买豪华的伦敦住宅,并提供一系列配套服务……只是,一个存疑便是:事实上究竟会有多少人立志于将职业生涯花费在给生来富有的人提供粗俗和招摇的服务呢?
回到本文一开始说到的老龄化现象。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年轻一代人口总量的萎缩,一个日益老龄化的社会如何来照顾好它的资深居民,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当人们储蓄不足的话,则问题的严峻性将变得更甚。解决之道可能是转为相对传统的家庭结构:由几代人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相互帮衬,而不是各自支付自己独立的生活。
这,除了再次意味着消费缩减之外,更是文化与意识上的一个巨大挑战。因为在西方,几代人下来积累的社会文化就是崇尚个人独立和自由;而当资金紧缩时,出于维持生计的相互依赖则变得比独立自主更重要。不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本应与金钱主义背道而驰呢——难道不同人之间的情感连结与互动还能贴上一个美元或英镑的价值标签?在我看来,金钱或许是有用的,但是它作为组织人类生活的最主要方法可能马上就要——或者已经——达到顶峰。
艾博·索瓦尔 现任英国BBC制片人、之华媒体国际主笔;常驻欧洲、中东和中国从事媒体工作逾10年。联系:info@zhstudi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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