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问题-"灰色收入" 伪问题-"房屋空置率"

　　最近，统计局很累，他们正埋头于一些琐碎的俗务。

　　一个是永远也不可能说清楚的“灰色收入”的问题，另一个是要花上点子力气才能说出点眉目的“房屋空置率”问题。

　　灰色收入问题，是个真正的大问题，应当花费大力气探求之。

　　这个问题是我的老同事王小鲁先生提出来的。他在从2007年就开始做的一个报告中测算出我国在当年的居民可支配的收入中有4.8万亿（也有文章称是5.4万亿）没有反映到居民收入的统计报表中，这些数字通常被称为“灰色收入”。这下子就惹恼了国家统计局的官员，于是就有官员出来“批驳”了，拿出文革时大批判的架势试图将对方批倒。官员们的用意是明显的，可以从下面的分析中看出。

　　王小鲁先生的研究很严谨，从方法到操作下了好大的一番功夫，数据涉及19个省市的64个不同规模的城市。调查中对4909个样本进行分析，剔除了700多个质量不合格的样本，最后实际分析中用了其中的4195个有效样本。

　　“目前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调查数据存在较大失真，特别是关于城镇高收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失真非常严重。这并不是指统计调查方法或计算的错误。现行的住户调查抽样是基于自愿原则确定的，但高收入居民中有相当大比例不愿意接受调查，导致在抽样过程中被迫更换样本，因此在样本更换过程中发生了对高收入居民的遗漏。而且，包括在调查样本中的高收入居民中，有许多人不愿意提供他们的真实收入信息，所提供的数据严重偏低。特别是其中一些人的灰色收入，根本没有反映在统计数据中。以上原因使统计调查发生系统性偏差，无法真实地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况。”

　　从王小鲁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分析是现实的，中肯的。学者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结论是研究后的结果。

　　可是我看统计局官员的“批驳”文章，他们没有摸清对方的研究路径就下了结论，我以为，他们已经就是带着任务来的，结论从没有开始研究时就有了，那就是秉承着一种信念做文章。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王有捐在署名文章中表示，上述调查方法在社会学中被称之为滚雪球法的调查方法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也就是说，研究数据引用不合理，同时，间接推算方法存在明显缺陷。王有捐认为：“当前中国消费结构与发达国家较为稳定的消费结构相比变动较大，而且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是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不能单把这一变化归结为收入因素一方面的影响。”

　　“不能单把这一变化归结为收入因素一方面的影响”，不是收入方面的影响，又是哪个方面的影响呢？官员们都没有说。

　　我们学统计的人都知道，一个数据是不是真实可靠，就应当从最基础的样本说起，在这场“辩论”中调查一方拿出了样本（一个很完整的样本），而“批驳”一方绕开样本说别的，显然就是不想从最基础的地方着手，目的就很明显了，从一开始，就抱着“否定”的“既定方针”上场，辩论就失去了意义。

　　我认为，讨论这个很具体的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灰色收入”，王小鲁先生拿出了自己的观点，就是，那些“没有反映在统计数据中”的其他收入都是灰色收入，你如果不同意，可以根据社会现实情况拿出自己的意见来，但是我知道，在亮出观点之后，起码也要做出与自己所要“批驳”的对象一样花费精力的调研工作以后再登上辩论台，这才会有说服力。显然，“繁忙”于日常俗务的官员们没有那么大的“闲功夫”做这样的事情。于是，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个问题只能进入“无解”的状态，最终不了了之。其实这也是那些官员们写文章的终极目的。

　　灰色收入问题值得不值得一直说下去？

　　我认为，很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说个底透。理由有三：

　　第一，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事关社会稳定，不应当把这个问题仅仅当成学术问题，让那些人用很专业的辞藻辩来辩去。政府也不应当出于什么目的，把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第二，灰色收入现在所搅动的社会资金数量已经很大了，没有对这个硕大的数字进行的综合分析，整个社会资金的流向、结构的调整，都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失真。这相当于天气预报只关注季风、信风，而不理睬台风和龙卷风。

　　第三，在西方，与我们的灰色收入相对应的近似概念是“地下经济”的大部分的数据，那里的学者们和政府就编制全社会的“投入产出表”时，就把这部分数据单列一列，用于社会资金总量的流向分析。不是说把它列入正式的统计表格就 承认了它的合法性，这是两码事，在我们国家要做好这个事情，还先有个长期的观念转化工作要做。

　　因此，打个比方简单地说这个问题就是，不要因为厌恶死，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就一直避讳研究生死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房屋空置率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伪问题。

　　我认为，房屋空置率问题（以下简称“空置率”），在这个命题上不管下多大功夫基本上是白耽误时间。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房屋价格过高了。于是就有统计局最高级别的官员马建堂先生亲自出马。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像杀鸡用上了牛刀。

　　根据新浪地产的文章，认为，首先是概念层面的原因，也就是在我国对空置房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国际上通行的空置率指的是某一时刻房屋面积占房屋总面积存量之比，而我国多年以来仅仅公布空置房面积，今年则更是用待售房面积取代空置房面积，而这只能反映住房的销售情况，根本不便于计算住房空置率。

　　而实际上的空置率在许多人看来就是那些有钱人买完房子不住的房屋占所有新建房屋的比率。好家伙，情况是那样地多种多样，由谁来指定标准，由谁来去点数？由谁来汇总？这样大的工作量、花费那么多钱财，现在是没有哪个人群能承担得了的。

　　国内有三个城市开始着手做这个事情的试点，从一开始就诸事不顺，空置率的标准五花八门，人们莫衷于事。有人提出，调用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的相关数据来判定什么是“空置房”，这样一来，就把工作量加大到天文数字了。

　　反过来问一问，调查和研究空置率问题，是为了什么呢？是用来证明房屋的价格太高了。房屋的价格高不高，是市场现象，国家统计局不要把自己定位于别的什么机关，好好地研究一下目前我国的统计指标体系如何向着市场经济国家靠拢，才是正道。而谁都知道，这个问题不但复杂，还有一定的风险，弄得不好，还会犯“路线错误”，受累不讨好，还是捡着容易干的差使干吧，这是问题的实质。

　　我们的统计系统完全继承了从计划经济的思路和传统，在经济体制剧烈变革的时代，它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

　　总之，这一真一假两个问题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统计系统、统计理念极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

　　在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统计系统的地位特别受重视，例如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有很大的独立性，根本不受经济部门的“操控”，只根据一贯的理念做那些反映社会现象的事情。而我们的统计系统，从以前的“天津东郊区的新立村亩产12万斤水稻”，到现在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都是紧紧跟随着政策行事。一个在统计局工作近三十年的老职工无奈地说：“我们只能把数字当成‘真’的，可是心里都明白，不这样的话，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我们的中国式统计向好的方向发展呢？

　　一是借助法律。我在32年前学统计专业时，教统计专业的老师个个都强调指出：只有有了《统计法》，我们干统计工作的人才能不疲于奔命。后来5年以后，《统计法》颁布了，情况没有多大的好转。自打《统计法》颁布27年来，没有一个官员因为造假而被绳之于法，而统计造假的事情（为了各种的理由，如政绩的要求，招商引资的要求等等）依然年年层出不穷。

　　我想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爱好收集名酒的中国收藏家，请求一个慕尼黑的老板卖给他几个啤酒瓶，对方回答是：“对不起，我没有办法给这项交易做纳税单据。”多么斩钉截铁的回答，真让人敬佩！没有了不经过纳税的收入，何来灰色收入问题？

　　所有经济行为、各种交易行为如果都有这样严格的法律作为后盾，那么宏观上的经济数据能不真实吗？可惜我们要想做到这一点可能要等上几十年。

　　二是要提高统计机关在社会总体中的地位。我们的统计局在国务院行政序列中要在85个政府部门中，排在第50名以后，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是不可以想象的。这也难怪我们的统计局长大人也要辛苦地去亲自探究“空置率”这样一个小之又小的概念。这个“空置率”只是居民住房中的一个指标，而这个居民住房只是建筑业的一小部分，建筑业也不过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部门。如果像失业率、绿色GDP那样的大概念，或者中国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这样的大课题，我们的局长亲身研究也情有可原。还是期望我们的高层决策者面对统计数字的失真问题，下决心对统计系统进行彻底的改革，其中把统计系统在国民经济整体中的地位大幅度地提升一下。

　　我们应当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统计应当是全社会的大系统，包括政府统计、民间统计和社会统计，而不应当只寄希望政府统计一家来包打天下，鼓励而不是限制民间力量进入这个长期以来只允许政府从事的事业，这样才能让这个领域成为不断创新的天地。不断创新有什么样的标志？最有力的证据是能拿出类似道琼斯指数那样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指数体系，拿出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那样的能体现经济现象的关键指标。这是硬杠杠。而我认为，像王小鲁先生提出“灰色收入”问题，虽然比不上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的社会普遍意义，也能算上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统计创新了。

　　国家统计局不要自封为批发统计数据的专业户，好像凡是别人干了与这个专业相关的事情就侵犯了它的专有领地；反过来，它应当虚下心来，与民间统计机构和学术单位平起平坐地研究统计方面的问题，这样才有可能把我们的统计数字变得让民众看来越来越可信、真实，进而发挥它在国民经济中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