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桥出山（一）

　　一、坐“西伯利亚”号远行

　　临死前一刻，端午桥看见了一艘船，从天边外向他驶来。

　　这是一艘1905年冬天由上海始发，经由横滨驶往旧金山的邮船“西伯利亚”号。此刻——1911年11月27日清晨——它壮观的四层船身透过中国内陆省份四川省东部资州城灰蒙蒙的天空，突然毫无征兆地出现在端午桥垂死的眼中。海天相接，四际无岸，间有海鸥数点，与船尾锅炉房喷出的黑烟相逐。突然大雨倾盆，白浪如山，高及船面，船身簸动，好像即刻就要在恶浪中倾翻。雨点化作白亮的刀刃，带着一股逼人的寒气欺上前来，端午桥下意识地闭起了眼睛。

　　在死神最后带走他之前，他想起了在船上度过的两个元旦。“西伯利亚”号以日行三百七十里的速度驶出了笼罩着一大片雨云的海域。是日，是西历1906年的元旦，风日晴好，船上一大早就洋溢着一片喜气，各国男女相见贺喜。他也派随员持了名刺，按西式礼节去给船长贺年。到了晚上，一船人聚在餐厅吃新年大饼，那是一种菩提果馅的麦饼，外面裹着亮晶晶的白糖粒，上面还插着一面面美国小国旗。船上没备烟火，餐毕，一群人就跑到甲板上放纸炮，钦差、戈什、差官、翻译和留学生们全都没有了森严的等级，一片欢声喧闹中，他们掣动手中折叠的纸炮，发出噼噼啪啪的击空声，还有人把大幅的彩纸折叠成形状夸张的帽子戴在头上博人一乐。每个人脸上的笑容都儿童般纯真。第二日，还是元旦，继续上演着前一日的狂欢。因船向东环地一周，日子就平白地多出一天来，这让首次作环球旅行的考察团成员们深感世界之奇妙。

　　此刻，在身着土黄色制服荷枪实弹的士兵们的环伺中，他多么希望，这艘船载着他一直向东走，不要停下来。一直向东，日子就会往回走，带他回到从前。

　　他回头看了一眼六弟端锦。这个正三品衔的前铁路学校高材生，因双手被革命士兵们反剪着，脸憋得青紫。六弟大声詈骂着，想冲过来拿自己的身子护着他。他突然生出了深深的懊悔，不该带这个弟弟一同入川。

　　这一条天路，什么时候竟成了他们兄弟俩的末路呢？

　　新政的口号，朝野上下已经嚷嚷多年，坊间谈论宪法之治，约束皇权，也不再是什么了不得的政治禁区，但朝廷嘴上说要变法，就是迟迟不见行动。眼见得革命党人到处拉大旗，作演说，办报刊，搞武装暴动，人心都生了变，勋戚大臣们都坐不住了。

　　一场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之战，一向嚣张的俄国佬在日本这个东方小国面前节节败退，辽阳、沙河、奉天几次战役打下来，陆战败局已定，对马海峡一战，装备精良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也被日本人给灭了。北极熊和东洋鬣狗在中国地界上开打，主人帮哪个都不行，只得可笑地宣布局外中立，但这场战争也让聪明的改良派嗅出了别样的气息：是俄国人的军队不如日本强大吗？还是他们的武器不够先进？都不是！俄国之败，败在制度，小日本对大俄国的完胜，乃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的胜利。

　　革命还是立宪？革命是要人头落地的，而通过温和的改良，过渡到君主立宪，实行责任内阁，实行民权，限制君权，则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就是最好榜样。一时间，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立宪派把革命派甩过了好几条街。在知识界和稍知世事的开明官僚看来，立宪已成未来中国政治之大趋势，但前提是，最高当局要心甘情愿地让渡出君主专制下的极大一部分权力。

　　战争还在进行中，一些有识之士已在担心，日本人赶走俄国佬之后很可能赖在东三省不走，天上不可能掉下馅饼来，即使战后日本人迫于列强不得不交还，这场交易里中国也将付出极大代价。一些幕僚阶级向他们的雇主建议迅速上奏朝廷，随着战事的推进，应及时废止局外中立的不得已外交政策，趁着美国政府宣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的难得机会，以考察新政为名，派遣亲贵大臣，游历欧美诸国，联络感情，宣示在东三省问题上的立场，以方便在战后的议和中获得列强支持。

　　驻法公使孙宝琦上书政务使，请求朝廷尽早变法，以救危局。他认为中国自庚子以来，维新改革的政策三令五申，却收效甚微，百官惰政玩世依然，天下精神萎靡不振，要之在于没有找到好药方，中国问题的关键，就是要与世界同步，将君主专制尽快转变为各国通行的君主立宪政体，明定宪法，改革体制，能照各国成例，变政务处为议院上院，都察院为议院下院，各省府县设公议堂，从上到下完成立宪政体的制度建构。孙宝琦的上书没有被政务处转奏上去，却发表在了当时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东方杂志》，一时朝野震动，各省督抚相继以立宪入奏，直隶总督袁世凯见机得更早，不声不响派出了一个考察团，前往日本进行了三个月的宪政考察。

　　时任湖北巡抚的端方也在这些上书的督抚名单中，他是旗人，有专折奏事之权，密折中说得明白：“今日欲杜绝乱源，唯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唯有以政治上导以新希望。”

　　中枢也传出了好消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利用自己的近臣身份，向慈禧秘密建言，奏派大员出洋考察宪政，他甚至还表示愿意亲率前往。据说太后读了瞿尚书送的《日本宪法义解》后口吐金言，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中国的政治变革，似乎在高层开启了一丝曙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四日，清廷简派五大臣出洋的上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出的，已调任湖南巡抚的端方也出现在这份出洋五大臣名单中。他是满洲正白旗人，午桥是他的字，喜好金石收藏的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号叫陶斋。作为满洲贵族中一个新近崛起的政坛新星，这几年他奋发有为，内政外交都办得有模有样，此次简派出洋，自是高层垂青。外派出洋的五大臣中，镇国公载泽，近支王公，留心时事，素号开通；徐世昌点过翰林，办过新建陆军，更重要的是曾在庚子年陪驾西狩，一路劬劳。来自广东南海的戴鸿慈虽是汉籍侍郎，但也在中央部院任职已久，颇讲新政。他们都不是激进躁切之士，也不是特别顽固颟顸的人，虽与朝廷亲疏有别，但都可谓忠诚不贰。

　　按原计划，载泽、戴鸿慈和绍英率一路，考察俄、美、意等国，端方、徐世昌另率一路，考察英、法、德、比等国。革命党人在正阳门火车站发动的一起自杀性攻击事件，使正在兴兴头头的出洋考察行动迟滞了两个多月。9月24日上午约11时整，当五大臣率领大批随员登上专列，与各界依依作别之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穿透拉响的汽笛和喧天的锣鼓声，来为这次出访送行。袭击的发动者吴樾，安徽桐城人，系知名学者吴汝纶的堂侄，保定高等学堂的一个在籍学生，在这场袭击事件中当场肚腹炸裂而死。

　　五大臣之一戴鸿慈，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事发经过，他说，站台上，送行的官员和各国公使乱作一团。爆炸激起的声浪，把到场送行的伍廷芳的耳朵都给震聋了。考察团随员、郎中萨荫图的子女、内弟、家丁、车夫共七人给炸成了重伤。午桥这日到得晚，他和戴都不在爆炸那节车厢，虽没受伤，却也吓得惊魂未定。次日，两宫召见端、徐、戴三位大臣，垂问当日情形，慈禧当场落了泪，慨叹中国的事情实在是难办得紧。

　　吴樾系革命党组织“北方暗杀团”首要成员的身份，经京师侦探多日侦查后方调查清楚。此一组织信奉无政府主义，旨在推翻满洲人的统治，专事暗杀满族亲贵和当朝高官，慈禧、铁良、袁世凯、张之洞都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上。革命党人选择这一时机动手，究其原因，乃在于这一年来，立宪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立宪与革命的二重唱中，立宪的声部已大大压过革命，处于低潮的革命党人如欲重振，重新回到国人政治生活的中心，惟有搞一票大的来震摄人心。

　　炮弹一响，却未收到革命党人预期的成效，中外舆论几乎都一边倒地谴责这一暴力恐怖事件。在世人看来，五大臣出洋考察乃是为立宪政治作准备，此事关系中国往何处去，但凡稍有爱国心的人都应该玉成其事，哪有以此恐怖手段阻止民主政治的道理？一个月后，谕旨再下，出洋考察事继续进行。因徐世昌出任巡警部首任尚书，部务繁忙，绍英伤重还须时日将养，不宜远涉重洋，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顶了两人的缺。

　　出发前，慈禧太后特意召见端方，并赏赐了一些宫廷御用点心以示慈恩。太后问端方：“新政已经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回奏：“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太后听后，若有所思。

　　1905年12月7日，端方、戴鸿慈率领的一组先行出发。生怕革命党人再来捣蛋，这次出京没鸣礼炮，也没搞欢送仪式，车站警卫森严，闲人一律不得阑入。四天后，载泽率领的另一组也悄然离开北京。

　　行前，端方有一份致上海报界的电报，称：两个多月前的炸弹事件，表明确实有人反对宪政，但反过来也证明，从速实行宪政，构建现代政治文明，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端方、戴鸿慈所率一路，坐火车到天津，参观户部造币厂，会见各国公使，一应事俱毕，在秦皇岛坐“海圻”号兵轮前往上海，换乘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西伯利亚”号邮船，向着日本驶去。

　　此行计有随员三十三人，差官两名，戈什四名，此外还有留学生十一名，各省派往随同考察者四名。随员中不乏日后的政坛明星，民初的内阁总理熊希龄、驻外公使施肇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等。十一名留学生中，还有康有为的得意门生陈焕章。

　　“东起扶桑，西穷罗马”的这半年政治考察，戴鸿慈有《出使九国日记》专记其事。这本日记在他们考察归来不久由农工商部工艺部印刷科印出，“第一书局”发行。择其要者，结合当时的西文报刊报道，可知端方此行大致行程如下：

　　“西伯利亚”号离开上海后，在日本作过短暂停留。1905年12月20日（戴鸿慈日记中的农历纪年均已换算成公历纪年），雨中抵长崎，逗留一日，与领事馆官员在船上相见，随后，午桥与戴鸿慈坐小火轮上岸至茂木酒店小酌。虽是隆冬，此地山色森然苍秀，仿佛还在春夏间，长崎的华商听说考察团来此，都悬挂起了清国国旗。次日傍晚，他们就登舟前往神户。神户华商有数千，较著名者吴锦堂、麦少彭等，咸来考察团下榻的中华会馆相见。漏夜下舟，再至横滨，驻日公使杨枢来船相见，陪同他们考察正金银行横滨本部，参观了防卫森严的银行金库。让两位钦使大人印象深刻的，是雨中视察大同学校，看望在此学习的中国女留学生。女生们手执小龙旗，一个个都可爱极了，一见他们就三呼万岁。她们一支接一支地唱歌，还淋着雨为考察团表演了体操。

　　从横滨到旧金山，共计行程四千五百二十五海里，中间访问了火奴鲁鲁，共费时二十一天，比以往横渡太平洋的纪录要短得多。离开横滨的头三天，遇到狂风，风雨交作，有飞鱼出水蹦上甲板，细视之，此鱼脊上有两翼，有水手捉来送入伙房煮食之，一个个都说肉极鲜美。余下的航程一路风平浪静，每日晚餐后，船上舞厅的留声机放起了音乐，大厅里衣香鬓香，西人西妇以跳舞为乐，两位钦使去坐过几回，都托故回舱不去了，考察团里的几个留学生早就跃跃欲试。

　　1906年1月5日，船到火奴鲁鲁。此是北太平洋群岛的总名，华人都叫檀香山，两位钦使大人拜访了檀岛总督，获赠了本岛法律、统计相关图书，随后赶往会馆演说。一路但见街道整洁，林木茂密，治安情况好得出奇。是夜，领事馆张灯结彩，设宴款待考察团一行。餐毕，一众人来到庭院看烟火。漆黑的夜空中，烟火发着尖利的啸声腾空而起，时而绽为花束，时而绽为枝叶纷披的椰树，五色陆离，光华夺目。制作这些巧夺天工的烟火的，是一个叫李尧的华商。是夜，端方兴致极高，看毕烟火又与当地华人父老执手快谈。他这么高兴，是因为晚餐时刚刚接到北京来电，他已经补授闽浙总督。

　　次日上午启轮，风日晴好。领事、商董带着一大群人前往码头送行。人群中还有素衣如雪的豆寇女子，戴着红花扎成的项圈，向他们挥手作别。几个肤色黝黑的男孩在船周围泅水，船上有人把碎银子抛入水中，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然后举着银子露出白亮的牙齿向着船上人笑。

　　一周后，1月12日当地时间早晨五点，“西伯利亚”号抵达旧金山港口。强劲的风掀起滔天巨浪，再加大雾，能见度颇低，船长亚瑟·奥尼尔几次靠岸都没有成功，直到中午，船才进港，停靠在太平洋邮政码头。大雨中，海军少将卡斯帕·F·古德里奇的旗舰鸣枪九声致敬。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琦登船迎接，次日，端方和精琦的合影刊登在了当地报纸的头版位置。

　　当天，前往码头迎接的还有驻旧金山领事、翻译，商团、学生代表及一群美国军人，他们在雨中列队，雇来的两支乐队奏响了欢迎曲。随后，四十四辆出租车忙碌着把考察团送往当地最豪华的圣弗兰西斯科旅馆。途中，代表团庞大的行李惹得路人议论纷纷，一说有二百多件，也有人说有七百五十件，那些神秘的行李箱上都印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标签，“中国皇帝陛下特别代表团”。他们猜测里面装的是珍贵的礼物和异国食品，准备赠送给各国政要的。因为传说中，这个东方帝国办什么事都要以礼物铺路的。

　　他们在旧金山参观了商场、车船公司，又前往旧金山湾区南部的帕拉阿图（PaloAlto）游览了斯坦福大学。旧金山华人虽多，但大多身处底层社会，拉帮结派，不相上下，往往睚眦相杀，成为当地治安一大隐患，华人区被地当人讥作藏污纳垢之地，让考察团颇觉颜面无光。1月15日，考察团坐火车至伯克利，访问加利福尼亚大学。曾受雇江南制造局多年的英国人傅兰雅，在加大任东方语言学教授，临时拉来做了考察团的翻译。恰逢学校议事大厅落成，端方和戴鸿慈还受邀参加落成典礼并作了演讲。

　　革命党人刘禺生当时正在旧金山，他是受孙文的指派，在这里办一份中文报纸《大同日报》，与康梁的保皇党人在海外争夺华人的支持，同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故端方莅美情形，得亲见之。《世载堂杂忆》记载了端方、戴鸿慈同台演讲的情形：

　　予时肄业该校，大学校长肃两人上演说台，端、戴竟同时并立于演席中。端谓戴曰：“请老前辈发言。”戴曰：“兄常与西人往来，识规矩，请发言。”戴左立，端右立，端发一言，翻译辞毕，端向戴曰：“老前辈对不对？”戴曰：“对对。”端又发一言，又向戴曰：“对不对？”戴曰：“对对。”一篇演说约数百言，端问戴数百次，戴亦答数百次。

　　西人同学问刘禺生：“我欧美演说，皆一人发言，汝中国演说，系两人同时发言，见所未见，请问其故。”刘急中生智，随口编了一个理由：“此中国古代最恭敬之大典也。平常演说，一人可随意发表意见，剪裁不当，无大妨碍；遇大典礼，则少者演说，长者监视，必演典重安详之言。两特使对大学全体恭请，严戒疏忽，故行中国最古礼，重贵国师生招延之诚也，此礼中国久不行矣。”

　　刘禺生在《杂忆》里还说，端方还让旧金山总领事钟文澜传话，去圣弗兰西斯科旅馆见面谈过一次。

　　钟文澜是广东梅县人，长得很胖，某日，钟胖子浑身大汗淋漓着，直登四楼报馆，喘息未定来找刘禺生，说：“端大人叫我寻你，务必与我同去见他。”刘说：“端方是钦差，我是主笔，两不相关，何故见他？”钟领事说：“端大人说你是他的学生，凡是他的湖北学生，都来见过，就是你一个人未去，派我来，务必挟你同去。”刘还是不愿意去见官老爷们，推托报馆事忙，容改天再去。领事说：“有汽车在门，你不去，我不能回去交差。”刘说，出报稿尚须整理两小时。这个领事竟然就在报馆里坐等了两小时。

　　到了旅馆，两位钦使大人都在。端方先把刘介绍给戴鸿慈：“此是我学生。”又指着戴说：“此是戴少怀尚书。”问了刘的近况后，他说：“你是我的学生，何以不来见我？”

　　刘禺生记录下的这番对话大可玩味：

　　刘：“予在报馆，卖文为学费，白日读书，晚上作文。”

　　端方：“我未来金山，即读汝在《大同日报》所作之文。我语汝，从今以后，那些话都不要讲了。”

　　刘：“我不知指所讲何话？”

　　端方：“就是你讲的那些话。”

　　刘：“没有讲甚么。”

　　端方：“就是你天天讲的那些话。”

　　刘：“我天天并未讲甚么话。”

　　端方：“你自己还不明白，就是你讲出口的那些话，你也明白，我也明白，从今以后，都不要讲了。同是中国人，一致对外，此次考察回国，必有大办法，老弟，再不要讲了。”

　　谁也不点穿“那些话”到底是什么，钦差和主笔，说话就如同打哑谜一般。想来排满革命的话，任何时候说出口都是犯大忌的。临行，端方又说：“我忝居老师，你屈居门人，你给我面子，那些话此后都不要讲了。”

　　刘禺生说，此事过后不久，旧金山发生大地震，他收到了从欧洲寄来的五百两银子。钱是端方汇给他的，函附湖北回电原纸，由监督周自齐手交。其回电为梁鼎芬复端电，电文云：“请刘生湖北官费，此乱党也，已禀南皮作罢。”

　　坐火车前往芝加哥途中，考察团在内布拉斯加州作了短暂停留，参观了农场、当地大学和联邦监狱。当地华商得悉考察团来美，都赶来以一见钦使大人为荣。有人献上了一盆花生，祝皇上圣躬安好，端方深为感动，好言抚慰，在发给朝廷的奏折中，他提到了当地华侨对清政府的忠诚与热爱。

　　1月19日，考察团抵达芝加哥。端方和他的同僚们冒着雨雪参观了公共福利院、精神病院和一些工厂。在当天的欢迎宴会前，端方在美留学的长子继先也赶到了。继先并非他的嫡生儿子，而是五弟端绪的儿子过继的（据说他的另一个儿子陶磐是六弟端锦过继给他的），端方在国内时听闻此子挥霍无度，学业毫无长进，某次还狮子大开口向他要五万两银子，不给就以剪辫威胁，剪辫是乱党才做得出来的呀，可见此人心术不正，但毕竟万里之外，父子相见，主宾都致以祝贺了，他也不好训斥儿子。宴会后，兴致颇高的端方打开他神秘的行李箱中的一件，赠送给当地一家博物馆一件他收藏的唐朝道教碑刻。此碑高18英寸，正中是一尊道家天尊塑像，碑的阳面和阴面都有端方的亲笔题跋。这件贵重的礼物把主人给震惊了，他们回赠给钦使大人一个古代北美洲罐子和一个阿拉斯加印第安土著制作的篮子。

　　1月23日上午九时，考察团抵达华盛顿特区。驻美公使梁诚率参赞周自齐等前来迎接，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下，大臣们举行了一套恭祝圣安的繁琐礼节，随后驱车前往下榻的阿灵顿旅馆。考察团每到一地，下榻的都是当地最贵的旅馆，有报道说端方大人带着一张十万美元的银票，以供他们这次奢靡的旅行。次日，是中国传统的除夕，下午两点，在梁诚的陪同下，端方、戴鸿慈率十名参随，坐马车前往白宫，在蓝色大厅向罗斯福总统呈递了用黄色丝绸镶边的国书。四十分钟的酬答礼后，一众人进入国宴大厅，享用茶点和午餐。分别时，他们赠送给罗斯福总统一幅《北洋秋操图》，赠给总统夫人白玉杯壶和苹果青瓶各一。罗斯福总统回赠了一本精装版的他自己的著作，并亲笔签上了名字。

　　停留华盛顿特区期间，考察团还参观了国家百货公司、珍宝馆、柯克兰美术馆、士兵之家、印刷局、国会图书馆和蒙华兰的一处农庄，重点考察了议会大厦和联邦法院。在维尔农山拜谒华盛顿墓和故居时，看到其简陋一如平民，他们都对一代伟人身为公仆、不以天下奉一人的品行敬仰不止。还去拜会了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大使，接下来的旅程他们还将对这些国家进行宪政考察。

　　2月1日，他们驱车前往纽约。当火车到达泽西城准备换乘渡轮时，为了搬运庞大的行李，不得不耽搁了好长时间。次日早晨，当考察团在鼓乐声中步出车站时，《纽约时报》记者观察到，前往迎接的学生和华商把马路都挤得水泄不通。考察团下榻在最繁华的第五大道，在旅馆的阳台上，白底青龙的清朝国旗迎风飘拂着，在一楼接待处，考察团的中国人面对众多记者和摄影机都是一副随随便便的模样，这给当地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纽约人口稠密，其繁华自非他处可比。随处矗立的高楼，凌空交错的铁桥，天桥，地下通道，红绿灯闪烁的街头，让这些初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头晕目眩。旅馆不远处，是一幢二十层的纯钢构高楼，号称世界第一，当地华人都叫熨斗楼，让他们惊叹不已。当地烟草公司经理邀请考察团在纽约大剧院观看了一场演出，剧院包厢用两国国旗装点，观众异常热情，但见舞台上电光闪烁，羽衣翩跹，姑娘们笑靥如花，让人几疑梦中仙境，演出最后，舞蹈演员们把成串的黄玫瑰向着包厢席抛送，激起场中阵阵欢呼。

　　2月6日，星期四，在梁诚爵士的陪同下，访问西点军校的大臣们度过了他们旅程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尽管气温低至摄氏零下四度，军校全体教职员工和骑兵支队还是一个个在寒风中站得笔直，欢迎来自东方的朋友们。军校总管告诉两位钦使，有两位来自广州的小伙子在军校学习。在接下来的列队操练中，这两位中国小伙身着帅气的军装，全套动作都完成得非常漂亮，一得着稍息的口令，这两个年轻人马上就转向考察团向两位朝廷钦使一鞠到地。

　　端方对军校的所有细节都表现出了极大兴趣。校方为两位钦使准备了全套的检阅服装，端方穿着这套军服拍下了许多照片。他还问了许多问题，对滑膛枪和弹药筒尤其兴致盎然。对工兵们携带的短铲他也发表了评论。到军校食堂就餐时，端方的注意力又被自动门吸引住了。他一遍遍地从自动门中间穿过，研究控制这些门的机械设置。在厨房里，他又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土豆脱皮机和自动烘制面包、肉片的烤炉。在整个参观期间，无论是学校、商场、军营，还是屠宰场、监狱、炼油厂，端方总是表现得兴趣十足，相形之下，另一位钦使大人戴鸿慈则要矜持得多，他好像对臭气特别敏感，不管走到哪儿，都像一个女人一样用手帕紧紧捂着鼻子。

　　在参观市立艺术博物馆时，面对着琳琅满目的藏品，端方的脚步几乎再也挪不开了。他欣喜的目光抚过陈列着的瓷器、铜器、油画、塑像、甲胄兵器，几乎每一件藏品都要摩娑再三，才依依不舍地放下。他的艺术鉴赏品位让陪同参观的克拉克爵士大为吃惊。从翻译口中得知钦使大人是帝国首屈一指的收藏家，主人的解说更起劲了。让端方略显尴尬的是，有些珍玉古玩是中国的，其来路显然不正。但这种不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馆中大量的南北美印地安人早期文明的古物把他的兴趣成功地转移了。

　　停留纽约期间，考察团在第五大道的旅馆举行了一次宴会，四十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受到了邀请，应邀而来的留学生们全都身着西服，还有些穿着晚礼服。他们和长袍、马褂、红顶子的中国官员们坐在一起，其情景煞是有趣。

　　康奈尔大学的精琦教授自始至终安排、陪同考察团在全美的旅行，自然，考察这所大学也在考察行程安排之中。植物园、化学室、解剖室，路易十六、拿破仑一世和华盛顿等名人的手迹，向考察团呈现了这所名校风采。在波士顿，他们还参观了哈佛大学。一直到离开美国前，端方还在对考察团成员念叨教育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贵国给我们印象至深的是非凡的教育体系，其组织、程度和成效，几乎每一位美国人似乎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当然，这一定是伟大的教育体系才会带来这么好的状况。”

　　2月16日，周游美国结束，留下陈焕章等几名学生在美留学，端方和戴鸿慈率领庞大的考察团前往欧洲，在伦敦和巴黎稍作停留，抵达柏林。初到西方时的不适、惊愕已经过去，他们甚至已经发自内心地爱上了面包、黄油和烤肉，余下来的旅程愈发的轻松自如。柏林适逢寒潮，一场大雪使这城市变得素朴凝重，此间值得一提的是，在驻德公使荫昌陪同下，两位钦使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和皇后的接见。德皇身着白军服，佩剑，长靴，皇后身着曳地白色长裙，以上国之礼会见他们。

　　接下来，端方一行又考察了奥地利、俄国、意大利，游历了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及瑞士等国，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初一日，即西历7月21日，他们结束大半年的考察，回到了上海。在意大利出发前，他们让熊希龄先搭船东归，去日本找梁启超，要请动他的如椽巨笔来写这篇考察报告。他们到上海时，刚从日本回来的熊希龄告诉他们，此事已办妥，卓如先生非常乐意为两位公使大人捉刀，只要能推动中国实现立宪政治，他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上船迎接钦使一行的是上海道瑞澂。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前朝大学士琦善之孙，刚从九江道调任上海，专司与各国交涉，是帝国官场上崭露头角的一颗新星。瑞澂告诉两位钦使，此前十天，镇国公载泽率领的另一个宪政考察团，也已如期回国。

　　打开这大半年堆积如山的邸报，国内就没太平过：湖南学界之嚣，江南征兵之闹，扬州抢米，瑞安教案，水旱之灾，南北迭告。这时候回首这大半年的海外考察，端方觉得，那种出世般的平静怕是再也不会有了。在上海等待上京复命的时日里，每日拜客、会客，应不完的官场琐事。倒是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几个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来找过他们好几回，要他们速速上奏朝廷尽快立宪，每次都是谈至夜深才告辞。

　　8月6日，端方一行抵达天津，有八万多学子集体上书午帅和戴钦使，要求朝廷颁布宪法，厘定官制，实行立宪。两位钦使在天津居留三日，与直隶总督领北洋大臣袁世凯就预备立宪及官制改革诸问题作了深入交流，随后，回京复命。

　　先行抵京的载泽考察团，在日本时曾受到高规格礼遇，觐见天皇，并有原外相伊藤博文等政治老人为之详解日本宪法。载泽在归国后的一份奏折中指出，中国多年新政未见成效，要之在于政治体制上没有能够进行适当改革，说到如何改革，他倾向于向日本学习，因为日本式的立宪不仅于君权无损，更能巩固君权。端方、戴鸿慈在稍后的召对中详陈出访见闻，以为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即在专制，建立立宪政体利国利民，可造国祚之灵长，无损君上之权柄。惟中国现行体制与立宪政体要求相差太远，他们也提到可参照日本经验，预定立宪之年，逐年推进应做之事，以厘定官制入手，经较长时间过渡，必可成为真正意义上之立宪国家。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八日（1906年8月26日），端方、戴鸿慈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称——也可能是立宪派精神领袖梁启超趁着捉笔借题发挥：中国数十年洋务运动，之所以收效不著，关键在于“能效其末，而不能效其本”。这个“本”，即国家政体，“盖世界政体厥有二端，一曰专制，一曰立宪。专制之国，任人而不任法，故其国易危；立宪之国，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国易安”。在这样的世界大势下，为中国前途计，采用立宪政体、实行宪法，是一大趋势。但各国之历史、情事不同，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有其固有基础，且地方辽阔，交通不便，文化普及非可骤几，国民尚不知宪法为何物，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故建议参考日本的成功经验，先下定国是之诏，预定立宪之年，而使官吏、人民先作预备，“从容变专制为立宪”，故接下来的一二十年中，乃“最忙迫之时代”，而非“宽暇之时代”，须上下一心，勇猛精进，乃能有济。

　　外派五大臣考察西洋政治，本为解决东三省未雨绸缪，没想到出访归来的五大臣，意见出奇地一致，全都“不避斧诛，合词吁恳”。到了这一步，也使两宫大体明白，这世界没有一成不变之制度，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或许真是不可抵挡之世界潮流。再加上两个考察团对立宪与君权的分析，也化解了两宫内心深处对大权旁落的忧虑。内廷传出声音，“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于是在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奏请下，两宫决意顺应潮流，宣布立宪。

　　1906年9月1日，谕旨一下，北京各界自是张灯结彩，各省不论通都大邑或是僻壤遐陬，也都集会庆祝，山呼万岁。千年专制，有望终结，君民一体，立宪在即，普天下之庶民，莫不奔走相告。近几十年来，一元史论掌控下之学界，但论清廷之预备立宪，讥之一混一拖，缺乏诚意，但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后的各项措施观之，则大有只许前进不容后退之势，改革已然趟入深水区，无须摸着石头，大道人人在望。

　　凡此种种，是中国欲行新政前的先声。此后几年，中央和地方权力系统都在稳健重建中，虽然民众的参政热情有望提高，但预备的步伐也算有条不紊：1907年，颁布外官制并试行；1908年，颁布宪法大纲，诏定九年后召开国会，立宪派人一片喝彩；1909年，各省谘议局开幕，立宪派人成了有合法地位的地方议会代表；1910年，中央议会性质的资政院开院……一个新的时代正要兴兴头头地开张，怎么突然就夭折了呢？

　　以上这些，是端午桥在1911年深秋川东资州的那个早晨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事。而那时，离他被乱刀分尸的结局已经不远了。当他带着庞大的考察团在欧洲旅行时，各国待若上宾，到处风光无限，怎么会想到五年后的辛亥年，他会丧命乱军之中，成为一个覆灭的帝国的殉葬，而一颗大好头颅，也要成为革命士兵们邀功请赏的投名状。

　　他忽然想起1906年那个溽热的夏天，他带领考察团返回中国途中，他们在南洋带回了一头大象，作为礼物进献给太后。这只大象关在皇宫的禁苑里，陪伴两位大象的饲养员经常抗议喂养方法不当。他们的抗议无人理会，后来这头大象死掉了。他想中国的立宪政治，就像他旅行后带回来的那头大象，这里的水土，根本养不活它。

　　二、两声部

　　辛亥年的到来与往年并无多大不同。元月一日，亦即宣统二年的十二月初一日，上海有着广泛影响的《申报》，发表了一个叫董之威的上监国摄政王请愿书，请求即开国会。在数千公里外的南洋，革命党魁黄兴在新加坡芙蓉筹款会议上发表即席演说，听者如云。即此两端，可知立宪与革命，仍是这一年此起彼伏交替出现的两个声部，只是在接下来的时日里，后者的声音要渐渐压过前者。

　　建立一个与现代世界接轨的宪政国家，朝廷三年前就已经排定政改路程图，以《钦定宪法大纲》为总纲，九年为期，颁行宪法，排定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先成立谘议局及资政院，以使人民行使民权，作为议会预备的基础。宣统元年九月，各省谘议局开张，立宪派就多次赴京，发起国会请愿运动，短短一年，请愿已达三次，虽不至立竿见影，但政府同意了缩短预备立宪的时限，改九为五，并允诺先成立内阁，说来也是立宪派人士精诚所感，本应是额手相庆的盛事，奈何各省并不买账。董之威者，自称代表东三省人民，上书当朝摄政，用心自然是极好的，但民主政治的建立，大都有章可循，岂是一朝一夕可以急出来的？董既自称代表东北人民，那么眼下东北有一件顶顶要紧的事，他是否注意到了呢？

　　自宣统二年九月起，黑龙江西北满洲里地方就发现了鼠疫。疫情汹汹，沿着铁路线很快波及哈尔滨、长春、奉天，且有向邻省各府厅州县蔓延之势。吉林双城的鼠疫大流行，据说就是有商人在哈尔滨感染后归家所致。此商户到家当晚死亡，不到三天全家四口皆染病死去。由此蔓延四乡，双城遂成重疫区。至辛亥年元月，东三省上报官府的染疫死亡人数已达一万九千口之多，如果加上关内直隶、山东两省死亡人数，估计会突破两万。为预防疫情殃及京畿重地，朝廷再三谕示外务部、民政部、邮传部，切实稽查鼠疫情形，天津一带如有传染，即命京津铁路停驶，免至祸及。

　　至四月下旬，东三省疫情基本肃清，此疫不止夺去数万生灵性命，也使东三省的经济雪上加霜。须知比之鼠疫，暴力更是一种恶疾，是一场更大的瘟疫——革命的火种正愈燃愈旺。孙文在美国，黄克强在英属各埠，到处讲演、筹款，他们筹款箱里增加的每一枚小钱，都有可能是压垮大清这匹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孙文还异想天开地要成立“革命公司”，以高昂的利息（以万股计，每股售二百美元）吸引华侨们像投资一桩生意一样来投资他的革命事业。国内《民立报》上发表了孙文在温哥华的演说，说“今满洲政府之参于施行宪政，开设国会，无一毫之诚意”，是“愚蒙人民为政治之秘诀”，也不见谁来反驳几句。成立不久的资政院，集中的是一批立宪政治的推动者，他们最担心的是革命党人与流浪海外的戊戌案“国事犯”们搞在一起，屡次奏请赦免康有为、梁启超，但被一帮颟顸的大臣给顶住了。说实在的，想我泱泱中华，地广人稠，这儿那儿有点事儿太正常不过了，苏州、汉口的人力车夫罢工、抗捐算得了什么？俄国人想在东北沾便宜算得了什么？英国人派兵来占西南边陲的片马又算得了什么？阴谋颠覆大清政权的革命党人，才是附骨之疽哩。1月30日，适逢农历辛亥年大年初一日，武汉黄鹤楼突然冒出无数陌生面孔，同盟会员蒋翊武正借新年团拜之名，在此地的风度楼发起成立湖北文学社。说是“联合同志研究文学”的风雅之事，与会者实是信奉以暴力革命推翻清廷的鄂、湘两地豪杰。

　　如果把历史看作一个神奇的作坊，这个作坊里散落着无数平淡无奇的小事，然而这些小事情环环相扣，至紧要处，必然有巅峰时刻如大波涌起。这年4月底广州起义的暴发，可称辛亥年接二连三的巅峰时刻中的第一波。

　　革命党人年初就欲在广州起事，只因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钳制太紧，城内缉拿党人甚急，武器又未足数运到，有人提议稍缓起事，但黄兴铁了心要发动了。他调整了原定的十路进攻计划，把八百人调整为四路，自己攻总督署，另部署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4月27日上午，起义发动前一小时许，革命党人谭人凤从香港来到广州，想要阻止这场毫无悬念要以失败终局的起事，为革命保存一点种子，未果。

　　日后被孙文形容为“碧血横飞，浩气四塞”的广州起义，其实不过是革命党人仓促发动、孤军犯险的一场混战。据黄兴的儿子黄一欧事后回忆，他的父亲带着一帮死士如自杀的飞蛾一般扑进制台衙门去的时候，陈炯明和另外几个起义首领已经逃出了广州城。是役后，张鸣岐下令关闭城门三日，搜查革命党，一旦发现剪了辫的、穿黄军衣的或来路不明白的，一律拉到总督署前处决。凡坐实了党人身份的，其处死之法则要酷烈得多，以七寸长钉对准刑犯头脑，一钉致命，随即蒲包一裹，弃尸大海。

　　黄兴由亲信护送逃至香港，在雅理氏医院由西人操刀，断指疗伤，痛定思痛，他左手拈笔，一抒胸中愤懑，“良友尽死，弟独归来，何面目见公等！”远在湖北，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党人们从广州起事失败看到，未来“中国革命之主要中心”，将在两湖地区，加紧了起事筹划。到1911年5月，尽管暗潮犹自汹涌，但革命确实又落入了周期性的低潮，而清廷的立宪，此时又迈一步。至于这一步迈得是好是坏，则又另当别论。

　　这迈出的是哪一步呢？此一步，即预备立宪中关键性的一步：推出新内阁。5月8日，清廷谕示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了新的内阁官制，摄政王载沣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筹组新内阁。

　　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下仿行宪政诏以来，各项推进尚可称规范有序，光绪三十四年颁布宪法大纲时，诏定九年之后召开国会，惟因民心思进，请愿不断，去年（1910）又匆忙下诏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改于宣统五年（1915）召开议会，此前两年，责任内阁将先行建立。以此推算，辛亥年成立新内阁，本是政府履行承诺、取信于民之举，又怎会反而开罪立宪派人，甚至把他们送入革命党人怀抱呢？

　　所谓立宪派者，乃是以实现立宪政治为目标的士绅阶级和知识界的一个集合体，他们大多在旧科举制度下取得过功名，有过任职政府的经历，又不乏具有新思想甚至留学日本者，以今日眼光视之，他们是有恒产者、社会中坚，是执政者的天然盟友和执政基础。戊戌前后，这个群体是被打入另册的，宣统元年后各省谘议局的开张，才给了他们合法地位。他们也自居民意代表，欲藉其合法身份，监督政府早日实现宪政。晚清政治，风雨中飘摆于温和保守与激进暴烈之两端，以立宪消弭革命，立宪派人自忖责无旁贷，速开国会实行立宪，正是他们开出的外避瓜分、内消革命的一剂良药。

　　问题在于，帝国这个巨人此时是否愿意服下这剂良药。政改方向虽已明确，但随着预备立宪时日的迫近，害怕失去部分权力的恐惧使清廷在即将面临改革的深水区时迁延止步，并不是十分情愿遵此医嘱。沉静如一潭止水的北京城，因为上书请愿者匆忙奔走的身影，搅起了阵阵波澜。首次请愿征集到签名二十万人，第二次签名三十万人，立宪派人计划在第三次发动时征集各界签名二千五百万人，请愿者都是青壮年和热血学生，割臂断指写血书者有之，欲以身殉宪政者有之。在京的西方观察家惊呼，这样一个多事之秋，谘议局这个“多头怪物”来到京城，将会给政府的今后方向带来许多新的变数。

　　因日俄密约威胁到东三省的安全，又听闻资政院将在10月首次开院，第三波请愿由原定的明年初提前了。8月，各省代表在京再次召开谘议局联合代表大会，湖北、四川两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蒲殿俊分任正副主席，孙洪伊为干事长负责与各方联络。此次请愿，规模更壮，资政院由民选议员提议一致奏请呼应，各省督抚应张謇的吁请，也有不少上奏支持请愿。迫于各方压力，朝廷发出了缩短预备年限、提前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的谕示，同时勒令解散请愿团，各省代表不得再滞留京城活动。

　　这不是一个令各方人士满意的结果，于清廷而言，情非所愿，被动应允，总是有失颜面，于立宪派人而言，千气万力，只换得缩短三年期限，除了浙江、江苏、贵州三省勉强接受，其他各省谘议局仍是不甘罢休。请愿代表团在作鸟兽散前，曾广发“告各省同志书”，称“匍匐都门，请求国会，积诚罄哀，一年于今……心长力短，言之痛心”，似有无限苦楚于胸中。更有代表于勒令出京前，于报馆秘密集会，声称，若政府再不允所请，他们就要倡言革命，“鼓吹政潮，推翻清主”。这些愤懑之语，显示立宪派人并不是一群驯服的羔羊，流露出的危险倾向已足令当政者警醒。须知，失意驱人走向极端，一群人往往因失意不期而结合，正是动乱的根源。

　　在这样的敏感时期，亿兆生民千呼万唤的新内阁终于出台了。且看这份新内阁的名单：

　　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以下，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载泽，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司法大臣绍昌，农工商大臣溥伦，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四满八，一名蒙古族旗人（荫昌），且八名满族大臣中，皇族又占五名，一时群议汹汹，这个暗箱操作出来的内阁一亮相就被世人讥为“皇族内阁”。立宪派人感觉被耍了，他们以谘议局联合会的名义吁请罢斥，坚持亲贵不宜充任内阁总理，遭当局拒绝。

　　检视五大臣出访以来的五年新政，颇有一番新兴气象，然旋踵到了1911年5月，行驶途中忽挂倒档，预备立宪推进至此，似乎再也进不得一步。一个政权要作死，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先人为地把社会中坚阶层制造成敌人，继而愚弄民意引发民众普遍的信任危机，至此，外围的革命大势已成，且已迫在眉睫。

　　这十三名国务大臣，皆是从政经验丰富的政客，只要勤勤恳恳，勉力施为，纵使革命党人从海外募得再多的钱来，今天这里一个炸弹，明天那里一场暗杀，在边境搞些暴动，亦断断不致于使局势如此失控。然而恰恰是这些老政客们上台后推出的一项政策，终致棋盘侧倾，所有的功劳苦绩，全成泡影。

　　新班子刚刚亮相的第二天，即5月9日，内阁副署了一项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诏令。这项政策的出台，缘起于一个叫石长信的监察官员（给事中）上奏。石长信奏称，中国幅员广袤，边疆辽远，必须握有路权方能够坐定中枢，但这几年来的铁路建设，可说是错乱纷歧，原因就在于各地不量民力、财力，一哄而上搞商办，以致亏损连年，而铁路建设并无多大推进。他批评商办铁路已经成为扰民的莠政，提出“干路均归国有，支路任民自为”，建议把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全都收归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