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桥出山（二）

　　石长信只是一个普通的监察官员，对铁路的事不可能知晓得如此详尽，事后知道，他的上奏正是出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授意。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起于甲午战败后，外国资本的涌入，使得短短几年就构建起了中国铁路的基本网络。铁路播下了现代文明的种子，其间巨大的利益空间，也促使更多的外国资本抢滩中国，穷国无力偿还债务，只能以铁路沿线的采矿权作抵押。然而当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粤汉铁路的修筑到了1903年时，勃兴的民族主义情绪刮起了一场收回路权的运动，朝廷允准民意，全国有十五个省相继成立铁路公司，一时间，中国的民间资本纷纷涌向自营铁路建设。

　　然而铁路商办后的情形又如何呢？穷人家办大事，倾其所有，也常捉襟见肘。再是贪腐丛生，路基下全是一只只养肥了的硕鼠。自1908年各省谘议局成立后，铁路公司董事大多由谘议局议员担任，这些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把持着路政财权，官方监管不到位，小股东的权益全无保障，铁路局几成董事们的敛财盆。石长信的奏折中剖析得明白，以两湖和广东、四川各省而言：广东收一半以上的股份，却没修多少铁路；四川募集的铁路股份也大多挪作他用，倒账甚巨，甚至好多烂账无从追索；至于湖南、湖北两省，铁路局成立多年，也只是徒坐空耗，大量资金不明不白流失。石长信警告说，此弊若不纠正，旷日弥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恐至不可收拾。

　　明眼人不是没有，譬如自铁路草创以来就恭身其中的新任国务大臣、执掌邮传部的盛宣怀。早在民粹主义思潮席卷整个铁路建设时，他就放言，任由民间筹款来办铁路，是与实事毫无补救的“徒托空言”，铁路要发展，必须国有，而且要适度引进外资。另一个窥见此中利害关节的，是本朝年轻的摄政王载沣。看到石长信“干路国有，支路商办”的建言，这个大清国的最高实际领导人觉得，对已身染重疴的铁路而言，这不失为一味好药方，即把这一建议谕交部议，匆忙讨论后即于5月9日诏定铁路国有。上谕还要求，“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平心而论，石长信开出的这一味铁路国有的药方可称良善。外媒《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信心满满地称，清廷此时宣布干路国有，是在民众对贪腐深感绝望之际，可谓适时，前景看好。但接下来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反应，直至局势完全失控，短短半年中帝国冰消雪澌，恰恰证明这个自诩的中国通并不真的懂中国。对的药方也须对的时机服下，否则便是砭骨之毒。而倾覆之罪，也不是石长信小小一个给事中能够承担得了的。

　　上谕所用“照违制论”等火药味十足的用词，十分刺人眼球，这般近乎恫吓的用语也为前次所无。这或许宣示了盛宣怀雷厉风行的风格和在铁路一事上的急于求成，但事实上对各省绅民的感情却大有伤害。盛“精细为百僚之冠”，文案大多由自己起草，这次起草谕令，他也没有求助军机处章京们，而是与好友郑孝胥一道为之。郑孝胥笔锋犀利为时人所无，又喜采用锐利的驳论语辞，这份语气生硬的上谕激起绅民强烈反弹，也是意料中事了。

　　铁路国有化政策一经宣布，两湖率先提出反对。湖南长沙各团体召开万人大会。随后，湖北各界联名致电中央以示抗议，经求收回成命。湘人血性，鄂人多智，在这两场声势浩大的集会中，都有人自残。湖北方面公开叫板朝廷，如若不把本省境内铁路发还办理，那么中央政府自今往后就休想从湖北地界收走一分税金。当盛宣怀代表清廷与四国银行团签下借款协议的消息传开，鄂省在京官员又前往都察院，要求惩处盛宣怀欺君、卖国之罪。地方以如此强硬姿态对抗中央，本朝开国以来从未有之。

　　当鄂省留日学生江元吉在万人会场自断手指，以血书写“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有国存，存路救国”这十六字时，其胸中涌动的爱国主义情绪自是出于赤诚。然而，声震屋瓦的哭声中，间杂着的却是铁路局董事们吃吃的笑声。以爱国之名，成功地煽动起民众的对抗情绪和对外国的仇恨，这是他们争来的与政府谈判的最好密码。而一直在窥伺机会的革命党人也从中嗅到了起事的机会，以“文学社”之名暗中行动的党人，已经在武昌小朝街85号总部进行了数次起事前的密谋。更有人以“奇谈”笔名在创办不久的《大江报》撰文，称这个大乱的年头来得好，“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这个时候最需要一场极大的震动来唤醒国人沉梦，“故大乱者，实今日中国之妙药也”。

　　深恐过快推进国有化催生出种种乱象，乃有鄂、湘、川、粤四省督抚联名电奏中央：干路国有，民心愤激，势颇剧烈，恳即颁示办法，迟恐生变。但清廷似乎对这份来自一线官员的奏报没有予以特别重视，只是责成盛宣怀妥订善后办法。

　　盛宣怀的脚步却迈得飞快，上谕发布本月，盛宣怀就在北京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1000万磅的借款合同。粤汉铁路公司总理兼总工程师詹天佑——去广州前他曾经担任过川汉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听到这个消息，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邮传部正在收回所有铁路（干线），是善是恶，终将有报。我强忍着不做任何评论，而每一个人都和我一样，洞悉此事。”

　　中央与各省，致力推进国有化的大僚与商办公司的董事们以及以千万计的股民们，谁善？谁恶？谁将得报？詹天佑身在局中，语焉不详。上至国务大臣，下至操纵铁路公司的各省谘议局议员，如果真的明白了前方有一个极大的厄运等待着他们，还会横生出那么多争执吗？

　　种种的议论和争执声中，有人注意到，在帝国政坛消失了两年之久的前直隶总督端方悄然出山了。这一回，他是作为盛宣怀推动铁路国有化的搭档出现在公众眼里的。5月18日，清廷起端方以侍郎候补，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钦差大臣。这是一个非常设性的机构，是专为推进铁路国有化而设的，有好事者揣测，端方是通过当年一起宪政考察的载泽的关系，在摄政王那里疏通了关系，甚至说动了隆裕皇太后，才捞到这份差使的。要知道，载泽的能量大得很，他是皇太后的姻亲，坊间传闻的京师亲贵“七党”，度支大臣载泽稳稳占了其中一把交椅。

　　由来皆知蜀道难，元戎复出竟奈何！自从两年前，在直隶总督领北洋大臣的任上因一件莫名其妙的小事得罪当朝隆裕皇太后遭革职处分，他在笼子里已憋了太久了。他还不老，刚过五十，权力对他还充满着魅惑。他希望把督办铁路的事办得漂漂亮亮的，既算是为国分忧，也能早日进入权力的中枢。但如果他预先知道，这是一条死路，他要去的，是他的终焉之地，他还会欣然前任吗？但即便他洞悉先机不去赴任，当一个王朝如大厦倾覆，他又何逃于天地间？

　　三、青铜时代

　　尽管跪在资州天后宫硌得膝盖发痛的卵石路面上时，端午桥口口声声称自己并非纯血统的满人，并以自己的号“陶斋”作证，说祖上姓陶，明末时被乱军裹挟到了满洲里，不得已编入正白旗，改姓托忒克，但所有人都认为他在撒谎，他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满人，他死到临头自称陶姓汉人，只是为了讨好哗变的士兵，保住自己的一条小命。

　　他是口衔金匙来到这个世界的。出生于满族亲贵之家的他，曾祖是铁帽子王郑亲王、做过九门提督的乌尔棍布，祖父文雅是嘉庆二十四年的进士，他自小过继给了伯父桂清。桂清曾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和内务府大臣，1879年去世后，端方以候补资格保捐，分派工部，于满洲候补员外上学习行走。二十二岁获得举人身份后，他在工部“入赀为员外郎”。因对文艺的热衷，尤其是对青铜、字画着了迷般的嗜好，这个旗籍青年才俊成了当时京城最为时髦风雅的人物之一。大荣、小那、端老四，是当时京城坊间哄传的“旗下三才子”。“大荣”是他姻表兄弟荣庆，“小那”是那桐，“端老四”就是在家排行第四的端方。那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三个年轻的满族亲贵刚刚踏上仕途生涯，使用不尽的家产可以让他们置未来的世界于不顾，尽情挥霍享乐。“三才子”之名，既是世人对他们才华的褒扬，也隐含着对年轻人放荡奢侈生活的批评。但青年端方身上的才具却不是他那些玩伴们能比的，曾出任同、光两代帝师的翁同龢在日记中对这个年轻人多次称道表示好感：“其人读书多，与名流交往甚稔”，“看《礼器奢》《醴泉铭》，皆端午樵（桥）处借来”。

　　入仕十余年，端方的职务获得了快速提升。1889年因筹办光绪帝婚事时办事干练，他被赏加四品衔，几年后，因协助直隶总督李鸿章办理土药税厘有功，获得上司保奏，奉旨交军机处存记。戊戌新政时，还只是直隶霸昌道的端方被皇帝赏加三品卿衔，与曾赴欧考察军工的江南制造总局督办徐建寅一起主持新创办的农工商局局务。开局十余天他连上十个言事奏折，最多的一天，他曾创下连上三道奏折的纪录，其热情之高涨可以想见。但在一味激进的康有为看来，这个满族新贵却是个“但为骨董之学”的纨绔，当然他也看不得康的浮夸，认为他所拟的政令大多纸上谈兵。

　　在戊戌年的政局动荡中，他开始受到了冲击，后来奇迹般地脱身而出。尔后，外放陕西，出任一省布政使，并代理巡抚职务。光绪二十六年，山东、直隶闹义和团，他治理下的陕西境内，却民教相安，堪称太平。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两宫西狩，出直隶、山西一路奔逃到西安，自是慈禧和光绪帝对这个自家人的信任。城下之盟既订，两宫回銮，端方以功调任河南布政使，光绪二十七年，升任湖北巡抚。

　　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相处并不愉快。在晚清政坛，张之洞以稳健的改革派著称，端方政声方隆，其思想的开明和改革力度都远在张之洞之上，他甚至顶着张的压力资助留日学生办报。督抚同处一城，难免生出罅隙，任职张之洞幕府二十多年的辜鸿铭，就非常看不惯端方，他曾经说，如果说荣禄、铁良以其忠勇和责任感代表了满族贵族中最好的典型，那么品行卑劣的端方就是最坏的代表，“端方是我认识的一不仅品质败坏而且行为恶劣到了令人震惊的中国八旗子弟”，此人是“中国的洛兹伯里爵士”，身上集中了一个浪荡子的所有毛病：浮华滥情，挥金如土，好高谈阔论，无耻而精明。

　　辜鸿铭最看不得端方与外国人打交道，说他对外国人迷爱多情，频送秋波，既是装饰门面，也是看中了其中巨大的商业利益，他曝料说，这个二十年前京城时髦圈子里的混混，为了支付他昂贵的生活费用，中日战争前后就已经破产了，为了填补庞大的亏空，他就把自己的贵族身份做招牌，参与到外国人在京城和直隶的一些商贸活动，以此套取真金白银。甚至端方在戊戌新政时主持农工商部，在辜鸿铭看来也是一桩肮脏的政治投机。对故主的忠诚使辜鸿铭十分看不起这个新贵，他说，“端方，这个破了产的满族亲贵，还有从朝鲜回国的刚刚破产的暴发户袁世凯，一道与激进分子和极端分子携起手去赞助康有为的激进革新，在光绪帝变法维新诏令之下，端方因投机而得利，就任内务府三品衔大臣和农商部总监，但是后来康有为垮台了，他的党人也多死，端方却没有一点尴尬的样子，他耍尽诡计，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找到了约翰逊博士所谓的一个无赖最后的庇护所——爱国主义。”

　　辜鸿铭说，端方能够在那场政变中脱身，一是他的亲贵身份在关键时候起了作用，一是他给皇太后写了一首肉麻吹捧的颂圣诗，这首叫《劝业歌》的马屁诗竟有如此功效，以致坊间讥之为“升官保命歌”。

　　辜鸿铭还说，他周围的同僚，包括座主张之洞本人对端方也十分憎恶，有一次在北京，一个幕僚对张之洞说，假如政府准备举行选拔，悬赏征召官员中的厚颜无耻之徒，所有大僚中端方总督肯定会得头奖。张之洞当时着实地苦笑了一下，然后狂笑点头称是。端方调任江苏巡抚、摄两江总督后，有一次在武昌，张之洞模仿着端方一瘸一拐的蹒跚步态，咬牙切齿地说：此人现在竟成为一省之总督！语意间大是不屑。

　　在辜鸿铭看来，端方就是个戴着红顶子的脑满肠肥的白痴，丝毫不懂得与外国人的谈判。1906年端方作为五个政府要员之一出国考察欧美宪政，在辜鸿铭看来也只是为了攫取更大的私利，他的目的就是两江总督这个肥缺。他的确如愿了。在两江总督任上，端方花费巨资建起了一所特殊学校，专用于教育出生于爪哇或其他荷兰殖民地的中国男孩子，同时，规划设计了一座豪华公园，里面只有两只幼狮，而花费竟高达一百万银两。当数以百万计的国民苦苦挣扎于饥馑线下之际，搞这样的面子工程，诚可谓丧尽天良。辜鸿铭还说，这个国家的蛀虫，不仅自己破了产，还把他当过官的那些省份都带入了濒临破产的边缘，以致坊间给午帅取了个“债帅”的外号。他的品行如此卑劣，就像一阵黑旋风，不仅吞噬着他周围的物质，也败坏着道德，以至当他离开两江任所前往北京时，有人写了一首捉狭的诗发表在上海的报纸上来欢送他离境，中有“狐鼠都来穴建康”一句，意思是说，午帅在南京当总督时，所有肮脏的动物包括老鼠、狐狸，全都来南京安窝打洞啦。

　　辜鸿铭神经质的恶毒咒骂，把真实的端方给妖魔化、漫画化了。事实上端方在朝野的口碑都还不错。在武汉和南京，他办起了几十所新式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他把长子继先也送去了美国留学），“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据说他初任苏抚时，属下按例孝敬，他把这些孝敬都捐出来给了两位留学生作路费。时人赞他，“苏鄂两省于现今留学界之能首屈一指者，皆出自我大人热心教育、极意培养之力”。曾受端方之邀整顿复旦公学的严复也说他“尤有政治才，在满人中亦不多见”，是当下督抚一级大员中的佼佼者。因其蔼然好客，雅好艺文，他的朋友很多，缪荃荪、罗振玉、况周颐等，皆是一时才俊，甚至一些早年的排满革命之士如刘师培等，也都与他有着不错的私交，刘师培失意于革命后，干脆从日本回国投进了他的幕下。

　　在大多数接触过他的西方人眼里，这也是一位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的东方政治家。美国探险家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EdgarGeil）在中国南方旅行时，曾在汉口拜访时任署理湖广总督的端方，康奈尔大学高材生、日后的外交家施肇基担任了他们那次会面的翻译。

　　在这位探险家的眼里，这位巡抚大人一眼望去就不是凡夫俗子。眼前的端方有些显老，四十挂零的年纪看上去快六十了，中等身材，结实健壮，戴着一副外国产的金丝边眼镜。午帅以“真正的东方礼节”迎接了客人，让客人走在前面，这一谦逊的态度让盖洛顿生好感。长方形的会客厅，外观是纯中国式的，但室内的布置显出主人是一个新派人士。四盏盒状大灯笼悬挂在天花板上，中间是一盏英国产最新款式的罗彻斯特灯。一张西式长桌已摆放就绪，上面铺着雪白的桌布，安放着刀叉和盘子，配的椅子也是西式的靠椅。午帅坐在桌子一端，示意客人坐在他左首，这在中国是贵宾席。宾主坐定后，仆人端上四式茶点，水果、雪茄烟和香槟酒。照例，餐前要开香槟，客人表示滴酒不沾，于是午帅也把端起的酒杯放下了。当盖尔表示想与巡抚大人私人交谈的愿望时，端方就让所有人退下，只留下操持一口流利英语的施肇基陪同。

　　据盖洛的访问记录，他和总督大人在会面中谈到了传教士的素质。端方认为，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绝大部分工作是令人称道的，尤其是那些同时有着医生身份的，救治了许多穷困无告的中国病人，但也有一些传教士触犯了大清律例，那就要把他们调任别处，确实有罪的还要遣返回国。盖洛注意到，总督大人说话的时候时常会扶一下眼镜，他前倾的身子表明了他的诚恳。

　　总督大人向客人透露，有一些传教士在向中国老百姓放贷，且收取的利息很高，问客人这事教廷是不是知道。看到客人张口结舌的样子，他笑了起来，说，圣经上说，凡欠人的都该偿还，救世主也曾纳过税哩，只要他们遵守大清的法律就行，美国传教士中还是有很多好人的，应该多派些受过好的教育、有好的人品的过来。

　　盖洛不无吹嘘地说：“我们的会面持续一个多小时，他赠我一些价值不菲的礼物，还许诺向宜昌发电报，沿途给予我一切礼遇和所需的保护。分别时，他送我到露天的庭院，祝我一路顺风。此时，卫兵向天鸣枪数响以示敬意。我火速赶往码头，准备坐汽轮逆流而上，见识这伟大的扬子江。汽轮快要开动时，总督阁下派来的一个信使匆匆赶来，掏出一张总督的名帖给我，并送上最后的祝福。”

　　工部是个闲曹，尽可以优游度岁，难怪旗下少年趋之若鹜。二十二岁纳赀为工部员外郎的午桥，案头事儿一放下，得空就出去收罗青铜瓷器，研习鼎彝、碑碣上的铭文拓本，从前人墨迹中揣摩其笔意、心意，三年下来，午桥在京师士大夫中已博得精于金石鉴赏的盛名。

　　他成为晚清中国最为杰出的鉴赏家，一个有史可稽的原因是他曾经受到过行家们的奚落。某日，盛昱、王懿荣几个大家在鉴赏一件碑刻时，旁观的午桥插话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或许是出于对只知捧戏子吃花酒的旗下少年的成见，几位大佬没有理他，且神情鄙夷。午桥离开时说，三年后他再来会一会他们。自此以后，他成了硫璃街的常客。午桥在工部任职时的同僚何刚德说，那时候的午桥性情颇为不羁，“自为满人，偏诋满人为不肖，鉴赏金石，颇负时名”。

　　三年后，他真的让这些金石学界的大佬们刮目相看了。及至就任督抚级的大员，任官各地，收藏古物的热情更涨，“生平宦橐皆耗于此”。日后编纂《陶斋吉金录》，他在序言中自述对收藏的入迷劲：

　　余早岁官京朝，簿领之暇辄事搜讨，稍稍有得。继之官秦中，古帝王之都多重宝奇器，往往朝出墟垄，夕登几席。西北土躁，故字迹花纹完整者多，摩挲屡眷，心赏珠惬。洎移节鄂湘，东下三吴，或新发于土，或得之旧家，物聚所好，时复增益。

　　辜鸿铭说他玩物丧志，搞得几乎破产，从他追索古物一掷千金的豪情来看，倒也不算太冤枉他。

　　1901年秋天，午桥在武昌官邸与一帮好友赏玩、品评秦代铜制诏版的照片，显示了他对金石的酷嗜。在这帧名为《陶斋评权图》的照片中，时任湖北巡抚的午桥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蓄两撇短髭，戴着一副当时尚属罕见的眼镜，一副从容儒雅的的学者风度，端坐在一张造型考究的太师椅上。陪他一起品评的四个朋友，或立或倚于一张瘿木桌旁，桌上摆满了端方收集秘藏大小各异的“权”——即秦铜妆诏版和秦权量器。

　　据端方在照片上的题记，他们这次评品的古物，有秦大权两件，皆重五十三斤，十余斤至数斤权五方，量器二，铜诏版一，大小轻重凡十器。同赏的四友，一为圈内人称文石的鉴赏名家李葆恂，居于照片最右，左手执团扇，右手抚权器，一副神定气闲的模样。另三人，身世经历不详，想来也是和端方一样的金石古董爱好者，端方记下了他们的名字，自左至右依次是：锡眷臣太守，黄左臣别驾和程伯臧太守。此五人，聚于一室，“摩抚残诏，追经故里椟臧都归灰烬，未尝不叹孑遗之可贵，而又私喜赏音之不孤也”，想来端方在武昌任上时，公务之暇时常有这样的雅集。

　　这张承载着一段美好记忆的老照片，日后落到了收藏家费念慈的手里。那是午桥死后许久的事了。照片下方有费念兹的四句题诗：“话旧论文泪满衣，前尘如梦事全非，重编汉上题襟集，送我秋江放棹归。”末尾附记：“辛丑十月方陶斋仁兄于武昌，乐数晨夕，净归题此。”故物尚存，人已死于非命，世事真是说来堪惊！

　　还有一帧照片，午桥身着细丝袍子，站在镇江焦山江心岛著名的瘗鹤铭摩崖石刻前。那是大概1905年夏天，他还在湖南巡抚任上，距出国宪政考察前不久，他刚刚主持了这件称为碑中之王的法书杰作的打捞工作。这件被万历年间名士王世贞赞为“古拙奇峭，雄伟飞逸，固书家之雄”的石刻，有一段故事，说的是南北朝时一个名士因家养的一只鹤死去，写下铭文并刻于断崖，日后因遭雷击，这块石刻崩落江中，只在秋冬枯水期才有部分重现天日，有些字也被水冲得漶漫不清了，康熙年间，有个退休官员雇人从江中捞出数块残石，计得九十三字，午桥考证出《瘗鹤铭》全文共一百六十余字，于是募集水性好的人打捞，许诺给以每字五十金的酬劳。这则故事的前后因缘曾被民国报人汪康年写入他的笔记中，以表彰午桥彰显文化之功。

　　午桥痴迷于收藏，或许与一个时代的学风有关。同光年间，士大夫笃好经世、金石之学蔚成风气，以翁同龢、潘祖荫等当朝显贵为首，京师上自尚、侍，下至编、检以及部曹，无不靡然相从。昔年张之洞在翰林院任职时，与王懿荣、吴大澂等收藏名家订交，就写有不少品论金石的文字。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披露，午桥与张之洞同处武昌时，两人经常闹些不愉快，张之洞对午桥的学识颇不以为然，说他不过搜罗些假碑版、假字画、假铜器，谬庸风雅。还有人说，午桥投到收藏里的钱，都是贪污公款所得。更有人言之凿凿，许多归到午桥名下的藏品，有的是久借不还，有的是他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得来的。比如，以研究甲骨文著称的“铁云先生”刘鹗，藏有一块宋代端砚，午桥为了搞到它，给刘罗织了一项“私售仓粟”的罪名把他发配新疆。检举者们还说，甚至他还把手伸向了曾经有恩于他的翁同龢，翁开缺回籍后，午桥以借为名向翁的家人索去了孤本《娄寿碑》，作为他替翁奏请开复的条件，开复的事没有下文，事后翁家愿以五千金赎回此碑帖，但遭到拒绝。

　　尽管经受着种种责难，午桥海内收藏名家的声名还是不胫而走。从他四十岁那年起，他建立起了一个由青铜器、古玉、石刻、瓦当、古印、字画组成的庞大的古物王国。这个世界有何等规模？朋友郑孝胥说的“收藏甲天下”还只是泛泛之语，监察官员、藏书家胡思敬说他移任时，数十年间收藏的玩好、书画、碑帖装满数十车，“运之不尽”，当无夸大。直到1916年，那时距端方死于乱军阵中已有五年，藏品也散佚不少，北洋政府收藏午桥旧藏，开列清单上的吉金乐石、名画宝书还达一千三百余种，其中仅是古石，就有一千余方。

　　《清史稿》说：“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毕、阮云。”直把他比作前朝毕沅、阮元一流的人物。同时代官场中一些有同好的官员不无歆羡地说，不管政务如何繁忙，午桥总会抽出时间来和一帮朋友饮酒读画、摩挲金石，一派名士气度。曾入午桥幕府的况周颐、邓邦述等人曾说，座主吸引他们的，不是处理政务时的谋虑周全和那股子狠劲，而是他对已经逝去的那个世界的无比虔敬之心。无疑，那是一个辉煌的年代，而午帅，“以考订金石为大宗”，以一颗粹然古心，坐拥那个世界，让每一件古器物都带上自己的体温，他简直是安心生活在那个古意盎然的世界。

　　在所有这些收藏品中，午桥最看重的是青铜器，且年代愈久远愈好。国家自商周以来，祭器和礼器率由青铜铸造，摩挲这些层层绿锈包围的国之重器，研究上面精美的图饰和铭文，午桥看到的是一个个落叶般的世代，他或许还看到了时间的秘密，时间是螺旋形前进的，如同戏台上方制造出回声的藻井。

　　在他收藏的四百余件青铜礼器、兵器和衡器中，有一百多件来自商周时代，他最引以为豪的是1901年出土于陕西凤翔的一件商代酒器，由于长年埋藏于干燥的黄土中，这件酒器上的绿锈是浅褐色略带一点柑榄绿。他告诉过幕僚，他甚至能闻到隔着数千载的丝丝缕缕陈年的酒香。另外一件他喜欢的，是差不多同时期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一件商代礼器。当他于1908年为这些青铜器编制一份目录时，他把这两件酒器放在了《陶斋吉金录》开篇的首要位置上。在这本金石目录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北魏的一尊金铜弥勒佛像，火焰式的光环和人物衣饰褶皱的雅致线条，在每一个观者那里都会唤起美学和宗教的双重回应。据说这尊佛像曾是湖南一座破败的寺院的镇寺之宝，午桥出了一大笔钱重修庙宇，当家和尚才同意把这尊鎏金佛像作为回报送给他。

　　午桥对青铜器近乎狂热的嗜爱，甚至影响了他的朋友、来自美国的艺术品收藏家约翰·福开森。1887年，这位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基督教殉道宗传教士坐慢船来到中国，在镇江这座小城学习中文，当他的中文熟练到能够与乡人交谈无碍时，他来到南京，出任了日后的私立金陵大学的前身、汇文书院的校长。19世纪90年代初，与版本目录学家、南京钟山书院院长缪荃荪的一次偶然结识，使他初窥青铜器铭文的堂奥。随后，缪把他引荐给了好友端午桥。福开森先生说，正是午桥的丰富藏品，为他敞开了一扇进入青铜器世界的大门。他回忆说：“许多个夜晚，在南京副王府衙，我与他共享摆放在大诸葛亮鼓上的晚宴，而我们自己则以小鼓为座。”

　　福开森所说的“诸葛亮鼓”，据《陶斋吉金录》里的图录，可知是出自中国南方边陲和安南的一种鼓，高的齐膝，矮的如马扎，鼓身有许多装饰性的纹饰，既用作征战和庆典，也是祈雨仪式中的一种礼器。午桥收藏了许多这种南方的鼓，因此拿来作了晚宴的餐桌和餐椅。

　　福开森继续描绘他与端方在南京的那次别致的晚餐：

　　这种场合因展示一些新近获得的青铜器珍宝，显得更加与众不同。他在《陶斋吉金录》中留下了伟大藏品的完整记录。在浏览这部著作时，我总是想起这位伟大的鉴赏家触摸他美妙的青铜器时，那炯炯有神的双眼和紧张不安的动作。

　　午桥给他讲鉴赏圈的那些佚事，盛昱、刘铁云、吴大澂、刘心源，一个个全是令他血脉偾张的杰出学者的大名。午桥还传授他古铜器的鉴别之法。商周的铜器，叩击时会发出清越的声响，而宋元以后的，叩击时声音模糊不清。另一个方法是鼻子去闻，当用掌心轻快地摩擦时，上古时期的铜器不会散发出腐臭味，而唐以后的器物就没有异味。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在南京森严的府衙里与一位著名的学者和鉴赏家探讨中国古典文化，这在他肯定是一种珍奇而兴奋的经历。多年后，福开森写作《简明中国艺术史》时，他还会想起南京的那个晚上午桥对他说的那番话。他把艺术品分为金石（金属、石器和瓷器）和书画两大类，并说金石学与考古学天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就是来自午桥的启悟。

　　福开森某次在江孚轮中偶遇前往武汉视事的盛宣怀，得到了一个前往上海南洋公学出任监院的机会，自那以后，他出任张之洞、刘坤一幕僚，就任邮传部顾问，与午桥几乎再无直接见面。午桥横死后，他出手买下了陶斋的许多旧藏品，以作对故友的思念。现藏英国弗利尔美术馆的东晋画家顾恺之手卷《洛神赋图》，据说就是端方的儿子继先出售给福开森的，1914年福开森在写给画商弗利尔的信中说：

　　前任总督（即端方）之子来见我，请我与他一起去见他母亲。他们非常着急搞一次出售，因为他们在中秋节之前有几笔债务需要偿还。你知道在中国有三大节日必须支付债务。而这个不幸的家庭自从他们的父亲死去后，除了家藏的一些艺术品外已别无长物了……自革命以来，这些画就藏于天津。

　　那一次，弗利尔从福开森手中得到的陶斋旧物，还有一幅北宋名家李公麟的山水长卷的残页，因为这件画作的真伪存有诸多疑点，弗利尔只同意支付三百余美元。

　　1906年夏天，工部前官员何刚德在庆亲王奕劻的王府里见到刚刚结束宪政考察回来的端午桥时，午桥第一眼并没有认出他。何刚德长午桥六岁，初登官阶时是进士身份，而午桥不过是一个举人，二十多年前他们同在工部任芝麻小官时，他的官阶要高于午桥。但此时见面，午桥已历任多个省份的督抚，又是回京述职的钦差大臣，已使旧日同僚相形见绌。

　　何刚德以下属之礼参见午桥，因为两年前午桥短暂署理两江总督时，何是苏州知府。午桥执意不让，两人推让一会，谈了一阵年轻时在工部工作的趣事，交换了一些昔日同僚的信息，话题就转入了时局。给何刚德的感觉，刚刚镀金回来的午桥气概之盛，真有不可一世之感。他变得很爱说话，滔滔不绝地谈时政，谈立宪，让何刚德几乎找不到插话的机会。其实午桥根本不需要他人插话，他的每一场交谈，都像是一场小型的演说会。“欧美立宪真是君民一体，毫无隔阂，我大清真该早日仿行之”。他还盛赞欧美的新闻制度，“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访事，皆可随时照相，真法制精神也，中国宜师其意”。言语中对中央政府在宪政一事上的迟滞态度颇有微词，对执掌中枢的中央衮衮诸公，提起来更是不屑。

　　不久后，何刚德从邸报上读到了端方向朝廷汇报考察结果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感慨自己与老同事思想之日新月异相比，真不可以道里计。这份奏折之要旨，在于呼吁中央，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尽速制定宪法、推进政改。端方大胆宣称，立宪与专制，向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主和臣民，大家都是在同一规则下行事，可望和衷共济，如果没有宪法制约君权，则人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破坏者，“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看在早年同僚的分上，午桥还送了他一册自己所编的《欧美政治要义》，告诉他，中国的立宪运动必须先研习各国成功经验，方能少走弯路。

　　午桥回国后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又干了三年，期间还经历了高层政坛的诡谲一幕：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紧捱的两日里相继去世。或许是期望半个世纪前同治中兴的余光能够返照，太后在弥留之际最后一刻的清醒中下达了一道懿旨，宣布由光绪的亲弟弟、年轻的醇亲王载沣出任摄政王，遇有大事则向大行皇帝的皇后、隆裕皇太后面请施行。一个后威权时代降临了，几乎和半个世纪前咸丰帝去世后如出一辙的权力架构——年轻能干的小叔子和深宫里拥有最后决策大权的嫂子。但帝国最好的时光毕竟已经逝去，这样一个曾经成功的搭配，已无法给大清带来新的辉煌。

　　摄政王载沣刚一上台执政，就对他治下的高级官员来了个大动作。先是以照顾“足疾”为名，把慈禧太后生前引为肱股的重臣袁世凯开缺回籍。年轻的摄政王（这一年他只有27岁）之所以这么做，政治经验不足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个当代曹阿瞒的一份忌恨之心，因为传说中是袁的倒戈给了他的哥哥致命一击。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摄政王出的是一记昏招，不仅给早已炽烈燃烧的民族主义情绪火上浇油，还放虎归山，亲手制造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袁世凯出京是1909年1月。这年6月，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突然暴病，载沣又把端方从两江急调补任。直督为疆臣领袖，世人一向瞩目，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思想开明的满洲亲贵前途将无可估量，极有可能成为新一代的政治领袖。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人大跌眼镜，这个行情看涨的新总督只干了不到半年，就遭革职处分，政局的变幻着实令人吃惊。

　　此事太过突然，坊间自是议论纷纭。而究其起因，却与一桩葬礼有关。

　　这年11月15日，内务府决定把慈禧太后梓宫安葬遵化州菩陀屿的东陵，端方以地方疆臣大员，例应供差。热热闹闹的奉安大典办毕，本该歇口气了，随扈的农工商部左丞、散秩大臣世袭一等肃毅侯李国杰突然发难，弹劾端方在太后的安葬仪式上“大不敬”。

　　李国杰参劾端方奉安大典上的失礼行为，主要集中在三个细节：一是派人沿途拍照；一是大典进行中端方的大轿从侧旁“横冲神路”；一是于风水墙内借行道树为电杆。

　　疏状一上，摄政王批示交部严议。端方也没想到事会闹得这么大，急向内务府太监总管小德张求情疏通。就在大典前不久，隆裕太后命亲信太监小德张检查由北京到东陵的灵道时，他曾和奉天辽北总统张勋、武卫左军总统官姜桂题等一众官员拜访过这位宫中内监头目，也算是浅有交情。殊不知那次拜访，虽然一开始小德张因与他弟弟端锦有旧，对他也算格外留意，却因他疏阔、倨傲的个性，已经无意中得罪了这位太后眼前的红人。那次拜会，他没准备礼物，对这个宫中内侍也没太放在心上，会面时，心思缜密的张勋注意到，端方只是略微动了一下胳膊以示行礼。正是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让小德张一下子对他种下了傲慢、无礼的坏印象。当时端方如果及时觉察了，作出修好的举动，送些钱财疏通下关系，也不会招致后者的落井下石了。端方在小德张处“屈意相求，至于长跪”，甚至禁卫军大臣载涛一起帮着求情，小德张还是封着个长脸，不为所动。三日后，这个坐镇一方的大吏竟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遭革职查办，接替他职务的，是原湖广总督陈夔龙。

　　因照相而获罪，舆论一时大哗，《大公报》以嘲讽的笔风调侃当局，为端方鸣不平：“今直督端方竟因此而蒙不敬之罪，殊属出人意外。由此推之，凡近来以摄影为纪念，以电机通言语者，要皆以不敬待之耳，否则何解于端方之革职？”

　　李国杰是前朝重臣李鸿章的孙子，他又为何要小题大做、非置端方于死地不可呢？他们之间难道有什么解不开的死结吗？坊间传言，李国杰是为他的岳父杨崇伊复仇，才出面参奏的。

　　李国杰的泰山大人杨崇伊，在戊戌年的帝后纷争中，是坚定的后党，参劾康梁的强学会、参劾文廷式、上书请太后训政，都是此公杰作。此人逮谁咬谁的行径，让当时以新派自居的端方很是不屑。可能是杨崇伊的人品实在太差了，连慈禧也看不上，不久，杨丁忧回籍守制，还只是一个浙江候补道的虚衔。在苏州（一说是扬州），此公为了抢夺一个妓女作妾，竟然纠众持械与人大打出手，江苏布政使瑞澂上报到两江总督端方那里，端方上奏，将此公革职，驱逐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因是之故，杨对端方实是恨之入骨，曾写信给京中的女婿李国杰说：“吾齿暮，此恨今生弗能报，汝当为我雪之！”

　　但据时任外务部副大臣曹汝霖的回忆，李国杰是杨崇伊的东床不假，但出面参劾端午桥，只是好友冒广生的一时激将，远不是坊间传闻的扶私报复。当时李国杰参加奉安大典后，与任职农工商部郎中的冒广生谈及端方在现场派人拍照的种种，冒说，此属大不敬，你身为御前大臣，敢弹劾吗？李国杰经他这一激，即说，有何不敢？于是由冒草拟疏状，李国杰出面参劾。

　　曹汝霖回忆说：“伟侯（即李国杰）公子好出风头，鹤亭（冒广生）名士喜弄笔墨，而摄政王对于大行皇帝之事特别严重，二人或有揣摩迎合之意亦未可知。余与二人均系熟友，一日我问伟侯，君与午桥是否有过节。彼笑答，因鹤亭激而出此，想不到午桥竟受到这样的处分，言时有悔意。可见上奏权不应滥用也。”

　　李国杰对曹汝霖说的这番话，肯定是为自己洗地无疑。身为大臣，怎会视参奏如儿戏？但李国杰的参折的确只是引发端方倒台的一根导火索。照相案事发后，摄政王还想回护端方，对军机们说“端方办事颇有才略，朝廷夙所深知”，但上面坚决要求处理，这是因为，端方得罪的不是一个小小太监，他得罪的乃是天朝最有权势的女人，大行皇帝的皇后、当今的隆裕皇太后。

　　据《新闻报》载，奉安大典时，身为直督的端方带着一帮随从忙前忙后，一直到晚也顾不上歇息。有两位是福升照相馆的摄影师，经过化装也混杂在了他的仆从里。当隆裕太后的乘舆经过时，两位摄影师支起镜架正欲拍照，镁光灯闪过冒出的烟引起了主祭官员的注意，“侍卫、大臣等即大呼有刺客，指镜架为炮架。太后大警，遂立传懿旨，严拿当晚护卫大臣”。照旧例，奉安大典在直隶地界上举办，陵差随驾的王公、大臣、内侍们，直隶都得给钱打点，端方的吝啬早就招致了这些人暗底下的不满，当有人指着照相镜架为炮架时没有一个站出来纠正，没准儿他们还捂着嘴在偷乐呢！两位可怜的摄影师当场被逮捕收监，器材被收缴，经现场审讯，牵出了私放他们进场的直督端方。

　　隆裕这个女人是多年媳妇熬成婆，她初掌权柄，对当年慈禧太后一言九鼎震慑百官的威势自是向往不已。大典现场突然受到的惊扰让她恼怒无比，事后李国杰的参劾更让她火上添油。她想借着端方的官帽，来树一树皇太后的威权了。李国杰的参折一上来，她马上召见肃亲王善耆，气鼓鼓地说：“余不预政事，故不足以起人敬畏，尔等试思，倘有对于孝钦皇后为此举者，尔等可担得起否？”到底是个没见识的小女人，拉出个已故皇太后来，意思是此事不处理就没个完。她就不想想，她能与那个独掌帝国最高权柄近半个世纪、玩弄大臣于股掌的女人相比吗？照相案至此已无悬念，凭借着慈禧太后的政治遗嘱上台的摄政王也怕引火烧身，于是同意了隆裕皇太后提出的严惩要求，把端方革职永不叙用。一时境内外舆论大哗，认为这不特专制守旧，简直是野蛮人也干不出的，后人有叹：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

　　大清一时半会还亡不了，端午桥的政治生命却好像到此终结了。回想起自己顺风顺水的官场生涯，从京城小吏到督抚大员，再出洋考察，再一跃而至疆臣领袖，国家的宪政还没个着落，正想一展平生之志，却因无意得罪一个女人落得如此下场，午桥只觉得自己做了一场大梦。人走茶凉的炎薄世味他是体味到了，墙倒众人推的险诈人心，他也一一看清，在他落职闲居的日子里，给他安慰的，还是那些不会说话的青铜、古瓷。不久，曾经觑觎他古物藏品的御史胡思敬再发劾章，参他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十大罪状，内阁发交张人骏负责调查，最后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着毋庸再议。

　　对于一个出洋看过世界、了解国际大势，又深知权力玄妙的人而言，让他在四十九岁的壮龄就退出人生的竞技场做一个看客，那两年，午桥被深深的寂寞笼罩住了。表面上，他在天津寓所的日子过得优哉游哉，与缪荃荪、刘师培等一帮清客品鉴古物清玩，载酒看花，一派名士气度，但清静下来，那浓重的寂寞就像一张铁幕，要把他生生憋死。他无时不刻都在想着冲破这张铁幕，东山再起。

　　他警觉地关注着朝局的风吹草动，希望找到重新入局的机会。机会不是没有，眼下赵尔巽从四川调任东三省总督，让出了四川总督的缺，要逐鹿，正是时候。他这回学乖巧了，先拿了几十万去钻门路，想要把两年前莫名其妙弄丢的总督再给捞回来。四川总督的帽子没有抢到手，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办理铁路国有，想要借重于他，把他推上了川汉、粤汉铁路总督办大臣的位子。他想这世事也不可能全都顺着自己来，也就答应盛宣怀，一起去为铁路的事搏一搏了。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