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着斯德哥尔摩飞奔（一）

　　一

　　秋天总是来得那么突然，前几天还是炉火般散发出巨大热能的大太阳，经过昨日的一场透雨，今天再出来就绵软无力了。秋天来了，天空高远了，河流清澈了，大地空旷了，树木也斑驳起来。秋天是农人们收获的季节，也是城里人出游的大好时节，但整个十·一长假我都宅在家里，网上看看电影，打打游戏，哪里也不想去。老婆已经不止一次地骂过我，说我整个人都已经生锈了。我觉得也是，除了对季节变化敏感之外，我的其它感觉系统和神经末梢已麻木和氧化。正统一些的说法是，我正在对美好生活一点点地失去热情，对这个世界也正在失去热爱。岂止是正在失去，而是早已丧失了。这种丧失的证明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读书，更没有写作了。我已经忘记我曾是一个作家。好几年来，我就这样萎靡不振、得过且过地活着，除了每天上班，自由支配的时间里我不是在上网玩游戏，就是跟狐朋狗友们在小酒馆里喝酒，经常喝得烂醉如泥。

　　是什么使我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对世界的热爱呢？

　　我不知道。

　　我知道自己已然滑向世俗、庸常的小市民生活，再不是当年那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的小青年，也不是那个怀抱理想可以熬夜通宵写稿的年轻人了。翻年我就四十岁，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年人了，也许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都会这样消极、怠惰，聊以卒岁。好几年前，我就放弃了写作，一方面是生存的压力，另一方面感觉写作没有出路。最主要的原因，我想还是曾经的写作圈里的朋友们如今早已四散，有的当官了，有的调走了，有的出门闯荡了，没有了相互交流和鞭策的氛围。曾经，酉北的文学圈在全州、全省、甚至全国都小有名气，如今这一切都成过眼烟云，有些人我已不知他们流落何处了。

　　十月五日这日是个风轻云淡的好天气。一大早我就起了床，推开卧室的窗户看到大片大片的鱼鳞形的白云布满了大半个天空。昨晚老婆陈琼跟我说好了，今天我们带女儿小凡回乡下老家玩几天。前天母亲打来电话，说老宅后院那株梨树上的阳冬梨黄澄澄的，小凡再不回去就要熟透得掉下枝头了。

　　陈琼做好早餐，摆上餐桌喊我和小凡吃饭，我从洗手间出来，刚刚坐下拿起筷子，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显示屏上是一个陌生号码，摁下接听键，立即传来一串沙哑的男低音：“老叶，你在干吗呀？”

　　老叶？我愣了一下，刚要说你打错电话了，突然想起老叶就是我本人。我写作时用的笔名叫叶寸，只有以前搞写作的朋友或外地的编辑约稿时叫我老叶或叶寸。至少已有好几年没人这样叫过了。这人是谁呢？从他的口气听，应该是很熟的人，我既没存人家的号码，也没有听出他的声音，贸然问人家是谁好像不太够意思，因此我就跟他打哈哈：“没忙什么，正准备吃早餐呢。”

　　他“哦”了一声，依然用老熟人的口吻说：“诺奖快公布了，你预测谁拿？听说莫言在英国一家博彩公司赔率很高呢？”

　　我吞吞吐吐地说：“我现在没太关注这个了。”

　　他用不相信的口气说：“不会吧，你不是一直在写大部头吗？我希望托马斯·品钦能拿这个奖。不过从民族感情上说，莫言能拿诺奖更好。”

　　我知道他是谁了。他是乔麦。当年在酉北写作的朋友圈里，只有他和我是写现代小说的，我最喜欢的是“垮掉的一代”代表性作家杰克·克鲁亚克的《在路上》，而乔麦最祟敬的作家是托马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V拍卖行》这两部天书我都记不清他跟我谈论过多少次。乔麦五年前从《酉北报》停薪留职去了省城一家杂志社做编辑，前几年他还约过我给他们杂志写稿，但那时我刚刚接手局办公室工作，每天忙得焦头烂额昏天黑地，没有给他写，后来联系就少了，几年前彻底失联了。

　　我问他：“你不是在省城吗，这手机号好像不是省城的。”

　　乔麦说：“我两年前就到北京了，在一家影视公司里写剧本。”

　　陈琼和小凡一直冲着我打手势，催我快吃早餐，我正准备说有空再聊时，乔麦突然问我：“万年青回老家了你知道吗？”

　　我吃惊地说：“他不在《武陵文艺》做编辑了吗？我有好几年没跟他联系了，他那个手机号好像早就不用了。”

　　乔麦说：“早就不做了，两年前就回老家了，我跟他也没怎么联系，听说他在养鸡，养了好几千只。两个月前他曾给我打过电话，叫我回老家后邀你去他那玩，哪时你有空，我们一起去？”

　　我随口应承道：“好的，等你回酉北来了打我电话，我们一起去看看他。”

　　挂了电话，回到餐桌上，我的那碗面不仅凉了，也糊了。匆匆扒完了它，我就带着老婆和女儿去汽车站赶班车。汽车出城后，满眼秋色扑面而来，青山绿树夹红叶，赏心悦目，但我的心情不仅没有愉快，反而沉重起来。

　　我想起万年青了。

　　二

　　我认识万年青的时间很早，大概要追溯到十五年前的深秋时节。那时我是酉北市群艺馆一名年轻的文学专干，万年青则比我更年轻，他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在我们酉北市民族中学做教师还不到两个月。

　　他是学历史的，教的却是初二语文。

　　我是通过乔麦认识万年青的。那时的乔麦还不叫乔麦，叫彭家富，在酉北林业局人事股工作。当然，那时的我也还没有叶寸这个名字。就在我们认识万年青的那晚，彭家富变成了乔麦，我也从符其名变成了叶寸。不过，现在在酉北城已经没人再叫我叶寸或者老叶了。

　　那天是个周末，我不记得是谁做东请的客，也许是我，也许是当时还叫彭家富的乔麦。反正，那天我、乔麦、张光华、向晨曦和曾成这几个酉北的文学小青年早早地就聚在了一家叫做大叶溪的小酒馆包厢里。这顿饭局是我们蓄谋已久的一次聚会，我和乔麦、张光华已经策划了近一个月，为的是等在三十公里外的葫芦镇中学教书的向晨曦和在七十公里外的小河乡政府财税所上班的曾成能赶到市里来。我们这次聚会的主要目的不是吃饭喝酒，我们是要成立一个组织。文学组织。成立组织是张光华最先提议的，据他自己说灵感来源于当时他正在阅读的一本介绍苏俄白银时代作家的书。他说文学要有圈子，像我们这样的散兵游勇成不了气候，更形成不了影响，我们酉北的写作者必须要抱团，形成一个圈子或团体，若能形成一个派别，那就更好。像一二十年代苏俄白银时代就有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主义等等，这些派别的主将们如今都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甭管他们写得好或写得坏，反正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他说我们要是也能成立一个派别，别说能在中国文学史上留名，至少会在本省的文学史上占上浓墨重彩的一章。张光华说得我和乔麦频频点头，我们都非常认同他的观点。最后他总结性地说：“我们在文学上要有野心，没有野心的写作注定会是平庸的写作，也是不可能有出路的写作。”

　　我们能理解张光华这话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奔着出名去写，哪怕作品出不了名，也要拉杆大旗来出名。我们理解他，是他跟我们的境遇有很大的不同。张光华当时是在我们市畜牧局办公室上班，但他不是正式的工作人员，是聘请的打工人员。他也是我们五个人中年纪最大的，那年他三十岁，比我大四岁，比乔麦和曾成大五岁，比最小的向晨曦大了六岁，年纪上是我们的老大哥。张光华没有上过大学，据他自己说他参加过两次高考，都名落孙山。他的经历非常复杂，做过农民，在沿海城市打过几年工，回酉北后又做过地板砖生意，亏得一塌糊涂，走投无路时求到了做市畜牧局局长的远房叔叔，在畜牧局里打工，搞文字材料。张光华以前主要写作诗歌和散文，在外面发表过一些作品，像《武陵文艺》《五溪日报》《诗歌论坛》等，这两年来改写小说，已经写有三四个中短篇小说了，目前一个都还没有发表出去。这让他很苦闷。张光华是那种非常热爱文学的人，可以说是拿写作当做生命的人，而且他交际和组织能力特别强，在高中时就办过文学社，高考落榜之后，他在家里做农民时还一个人创办过一份铅印的《五溪作家报》，他从州文化局，市文化局等单位拉赞助，自己组稿，跑到州城去印刷，然后给外面的杂志社和报社以及名作家们寄送。这份月报他坚持办了整整三年，出了三十多期。他曾以报纸的名义办过一届散文大赛。我和乔麦都曾得到过他颁发的奖金，我就是那次领奖时认识他和乔麦的。记得乔麦得的是一等奖，奖金一百元，我得的是二等奖，奖金五十元。我那时是高三学生，乔麦才上高一，那时我们真的很佩服张光华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所以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

　　坐下后我们没有急着点菜，而是开始议事。我们一致认为，不仅要成立一个文学组织，还要筹资办一本刊物。但在打什么旗号时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张光华主张组织就叫五溪文学社，杂志叫做《五溪作家》。我和乔麦明白张光华这个主张无非是想把他以前办停刊了的《五溪作家报》延续下来，乔麦第一个反对用五溪的旗号，他说我们酉北虽然在古时被称为五溪蛮，但五溪既是我们的州名也是张光华那个村的名字，又说用“文学社”格局太小，像个中学生的文学组织。乔麦这样直接否决张光华的提议，张光华脸色绯红起来，但他并不生气，而是笑呵呵地说：“不满意大家可以再议嘛。”后来我们又提议了几个名号，譬如乔麦提的大宇宙文学社，我提的五人行，曾成和向晨曦提的武陵风、五溪潮等等，都不甚理想。直到一小时后，服务员来催我们点菜时，依然没有争论出什么结果。

　　点完菜后，乔麦突然说：“我还有一个搞文学的朋友，是我的小师弟，在民族学校教书，把他也喊来吧？”

　　大家都说好。

　　于是乔麦就去外面街上找公用电话打那个人的CALL机。

　　我们坐的小包厢临街那面不是墙而是一块大玻璃，看得到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大约二十分钟后，喝第三杯酒时，我一抬头，看到马路上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骑着一辆破旧的载重自行车摇摇晃晃而来。他在窗外的一棵白玉兰树下停住，下车，锁车。他个子很矮，应该不足一米六，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装，头发很长，乱糟糟的，在晚风中飘荡。这时乔麦也看到了他，站起身往外走去。一会儿，乔麦领着这个年轻人进来了，他给大家介绍说：“这是万年青，前两个月刚刚在《天下》杂志上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很厉害的角儿。”

　　搞文学的我们都知道《天下》杂志，在全国省级刊物里是相当有分量的。这个杂志也是我们这两年暗下决心要去冲刺的刊物之一。

　　万年青红着脸，很谦逊地跟大家点头问好。他在坐下后，拿起曾成给他倒满酒的酒杯给我们敬了一杯酒，说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关照。他人腼腆，喝酒也很斯文，每次敬酒都要站起来，碰杯后先咂摸一小口，再用手遮住酒杯一饮而尽。万年青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我很喜欢他的腼腆和豪爽。这两种个性很难相融在一个人身上，但在万年青的身上得到了有机的结合。

　　从聊天中我们得知万年青不是酉北人，是邻县酉南人，这年二十三岁。他说他复读了两届，才考上我们州城大学。他跟乔麦是大学时认识的，那时乔麦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刚好是他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因此就熟了。乔麦说：“万年青挺厉害的，大二就在《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过研究鲁迅的长文，是真正的科班出身。”

　　万年青说：“我只是喜欢鲁迅的作品，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杂文，都喜欢。”

　　张光华喝得有点多了，大着舌头对万年青说：“我们刚好在研究成立一个文学团体，你也加入吧？”

　　万年青兴奋地说：“能在酉北一下子找到这么多爱好文学的兄长们，我很高兴。以后多跟哥哥们学习。”

　　就这样，万年青算是正式加入了我们还未来得及命名的文学组织。

　　喝完酒吃好饭后，我们移师乔麦的单身宿舍里继续讨论文学组织事宜。事实证明那天乔麦把万年青喊来是一个明智之举，喊得非常正确，非常及时。那晚万年青给我们的文学组织起的旗号太漂亮，太奇特，太有内蕴了。直到如今，我和乔麦还一致认为那是万年青的一个杰作，简直绝妙到了不可言说的程度。后来我曾一再想过，假若当年没有万年青给起的这个响亮的旗号，也许我们的团体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就很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改变，张光华一直会是个打工的农民，做不到省作协副主席，乔麦不会流落异乡，曾成也只会是个小干部，向晨曦得吃一辈子粉笔灰吧，但现在他俩一个是常务副市长一个是市教育局长，可以说是酉北举足轻重的人物了。就是万年青自己，也不会有那么跌宕起伏的命运。

　　一开始，万年青并没有参与我们的争论，他在静静地听，等他终于听清原委之后，说：“文学团体的起名其实跟作家起笔名一样，第一格调不能低，要有内涵，有韵味；第二要有新意，不能跟别人重名；第三要抓人眼球，让人好记，别人一听就忘不了。你们知道一九八六年《深圳青年报》的现代诗流派大展吗，展示的什么主义、流派和团体有好几十个之多，现在我们能记住的还有多少呢？”

　　张光华说：“我还记得好多呢，非非主义、莽汉派、撒娇派……”

　　向晨曦对诗歌流派不太了解，笑出声来了：“什么玩意儿，格调不高啊！”

　　张光华一直还想坚持用他提议的“五溪文学社”，说这个名字既有地域性，又朗朗上口，无奈没有一个人赞同，包括曾成和向晨曦。我们又提出一些名字，也都不如意。这时万年青突然说：“就叫‘北纬27°’吧？”

　　北纬27°。这么怪的名字，大家听得有些懵懂，一开始谁也没有反应过来。张光华问万年青是什么意思？万年青解释说，第一，我们酉北刚好在北纬27°上；第二，不是都说北纬27°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吗？我们就是要打这张神秘性的牌。

　　经万年青一说，我就想到了百慕大三角、马里亚纳海沟、神农架这些位于北纬27°线上的神秘地域，我刚要大声说好，只见乔麦一拍大腿，比我还兴奋地高声大叫起来：“就这个，特别好！”

　　张光华一脸茫然，还没品咂出好在哪里，看着我，问：“怎么样，你觉得？”

　　我说：“非常好，特别好，简直好绝了。”

　　见张光华还是一脸懵懂，乔麦说：“好到妙不可言。”

　　我们都认同了，张光华只好说：“那就定这名吧。”

　　接下来我们商量怎么办出《北纬27°》刊物，我主张杂志由我们群艺馆主办。说实话，这个提议掺杂了我个人私心，因为我是群艺馆的文学专干，办刊物可以算进我的年终考核成绩。张光华强烈反对，他反对的理由很充足，群艺馆肯定拿不出一分钱，钱还得我们自己筹，何必要挂群艺馆的羊头呢？张光华说的是实情，那几年我们群艺馆在修新办公大楼，楼修到一半时没资金了，我们馆连办公的地方也没有——付不起租房子的租金，馆里人员基本上等于放长假，只拿财政工资，其余补助福利一律没有，馆里要是有很重要的事，梁馆长就把大家喊到他家里去商量。张光华一反对，曾成和向晨曦跟着就反对了，只有不明就里的万年青说：“群艺馆主办有什么不好吗？还可算符大哥的工作业绩。”

　　乔麦说：“我们还是办成同仁刊物吧，别掺进来官方色彩，自己受束缚不说，到时这样那样的名堂也多。”

　　最后大家一致商定，《北纬27°》办成同仁刊物，半年刊，六十四个页码，所谓同仁，就只是我们六人，再不掺杂外人了。我们算了一下办刊经费，一期印两百册，不开稿费，仅打印稿件、请人设计封面、排版、印刷、邮寄，包括跑州城印刷厂的车旅费等等费用——当年的酉北只有打印店，还没有能印刷杂志和书籍的印刷厂，每期约需两千到两千五百元。在二十世纪末期，两千五百元无疑是笔大数目，当时我们的工资才有三四百元一月，出一期刊物比我们所有人的月工资的总和还要多。我们商定先找赞助，不够的钱由我们六人平摊。接着又商定了《北纬27°》主编由张光华担任，我和乔麦任副主编，所有的编务，包括统稿、选稿、校稿、排版、印刷等等，主要由在城里的我、张光华、乔麦和万年青四人负责。我们说好每人务必在一个半月后的十一月下旬至少要交一个中篇或短篇小说，还要一到两篇散文或一组诗歌，以供创刊号选稿，争取在当年年底或下年元月把第一期刊物印出来。

　　议事期间，我们喝掉了乔麦宿舍里两热水壶开水。大约十一点左右，正准备散时，万年青说：“我觉得，大家要想真正发展得好的话，光有旗号和刊物还不行，我们每个人得搞一个笔名才好。”

　　已经走到门口的张光华一听，又把门关上了，说：“讲得对，我们是得有个笔名才行，这才像个正儿八经的作家。”

　　曾成问万年青：“万年青是你笔名还是本名？”

　　乔麦替万年青答：“他本名叫万长青。”

　　乔麦边说边起身去简易书架上掏出他那个破旧的《现代汉语词典》，放在我们围坐的小茶几上。大家又马上进入给每个人起笔名的状态。

　　最先敲定笔名的是向晨曦，就用晨曦作笔名顺理成章，他自己也很认同。第二个敲定的是我的笔名，大家帮着我起了几个，我都不满意，最后我自己说就把“符”字拆开，取名叶寸。第三个敲定的是乔麦的笔名，万年青说彭家富的小说他读过几篇，写得有点现代派的味道，但他的名字家富是人间烟火味的现实主义，笔名最好后现代一些，一定要解构一下。大家想了很久，一直没有合适的，张光华出了一个主意，他让我把桌上翻开着的那本《现代汉语词典》合拢，然后再随便翻开一页，以那一页的字组词，我随手一翻，翻到了1020页，最前面的三个字是“橇”“幧”“缲”，组不了词，第四个是“乔”。大家都说就用这个字组词，乔峰，是《天龙八部》里的大英雄，不行；乔羽，是个著名词作家，也不行。万年青突然说：“乔麦，你们看行不行？既有乡土味，又有后现代的感觉。”

　　马上就要变成乔麦的彭家富很喜欢这个笔名，他说：“我是个乡下出来的孩子，我们老家的山上就种过荞麦，大片大片的，一开花，美极了。我就用这个笔名，在纸上种荞麦，让它在全国的刊物上开花结籽。”

　　乔麦的笔名定下来后，我们又给张光华和曾成取，同样以翻开词典的办法，忙乎了近一个小时，也没取出他俩喜欢大家也认同的笔名。时间过得飞快，窗外传来了第一次嘹亮的鸡鸣声，我第一个打起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接着乔麦也打了个哈欠。张光华看大家都有了困意，就说不想了，回家睡觉吧。后来张光华和曾成也没有笔名，他俩一直用本名在《北纬27°》发表作品。

　　那晚我们回家时，天空下起了小雨，秋风吹起，很凉，我们裹紧外套迎风而行，但内心里却是火热的，似乎我们很快就要成为声名卓尔的大作家了。特别是万年青，我记得很清楚，他推着那辆载重单车，跟我一直从城南走到城北，到了我家那条小巷时，他才跟我挥手拜拜，跨上单车飞驰而去。

　　三

　　那时我们多么年轻啊，心中有理想，行动有激情，目标和任务定下来后我们说干就干。特别是张光华，办事能力果然名不虚传，是有两把真刷子的。几天后，他就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他跑了趟州城，在新闻出版局办好了《北纬27°》内部准印证。几天后，他又给我们说他已经拉到一千块钱赞助费，旅游局给了五百，畜牧局给了五百。既然张光华都拉来了一千，我和乔麦也不甘落后，加紧行动起来，到十一月下旬我们第一次统稿前，我从文化局里要到了五百块钱赞助，乔麦跟他们林业局办公室主任软磨硬泡，又找主管财务的副局长签字，也弄来了一千块，再加上向晨曦弄来了三百，我们的启动资金一下子就有了二千八百元，出一期《北纬27°》绰绰有余。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在加紧写稿。我们相互督促，相互监督，以确保《北纬27°》年底能按时出刊。

　　收稿的日期很快就到了。

　　十一月下旬周末那天，我们按时赶到大叶溪酒馆聚餐，每个人都把稿子带来了。那时我们都还没用上电脑，稿子是手写稿，每人都有厚厚一沓。我们需要交换看稿、选稿，然后把选定的稿件拿到打印社去打成电子稿，保存进光盘里，以供印刷厂排版付印。饭前我们就把稿子分好了，我有意抽出万年青的稿子，因为其他人的水平我都知道，从万年青献计献策上看，他对文学是非常内行的，我想看看他到底写得怎么样。

　　那天的碰面是中午，我请的客，但我们都没喝酒，很快就散了，各自回家看稿子。我们收集来的稿子摞起来有半人高，《北纬27°》一期只有十万字左右容量，所以要选。吃饭时我们已经达成统一意见，杂志每一期都是我们六人的专辑，但不搞平均主义，稿子次的话，这一期可能你只能上两篇千字散文，别人就能发一个几万字的中篇。我从饭馆里拿了万年青的两个短篇，还有曾成的一个短篇和乔麦的一组散文。我躺在床上先看万年青的小说。他的两个小说都不长，用三百字的方格稿纸誊写，每个大约只有二十多页，算起来也就是六七千字，是标准的短篇小说。这两个小说我很快就看完了，但我的感觉是它们跟万年青这个人对不上号。没读他小说之前，我以为他应该写比较先锋或后现代的那一类小说，这两个小说却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农村题材。但一点也不让我失望，这两个小说都写得很扎实，故事好，结构布局也不错，一看就是写小说入门了。其中一个小说叫《落日》，写一个孤寡老人的一生和他的死亡，以落日来象征老人之死的悲壮，我认为特别好。当时我就把这个小说定稿了。另一个小说我认为结尾太突兀，而且主题深化得不够，我跑出去给他打了一个传呼，他回电话说他刚好也看完我的一个短篇，想和我谈谈。我约他到我家里来吃晚饭，他说我家里有老婆和孩子，没有他单身宿舍安静，不如我去他那里，好好聊聊。

　　我吃过晚饭才去民族中学。从两次聚会看到万年青穿的是同一件皱巴巴的西装，我猜测他经济条件可能不太好，所以我没打算要他请我吃晚饭，当然我也不能跑到他那边去请他吃饭，因为中午我刚刚请过一次，再请会让他感觉没面子。我赶到民族中学时天快黑了，万年青在校门口等着我，锁好单车后，我们沿着校园外的河道上走，边散步边聊天。校园外的河道通往市委党校，铺了水泥路，装有路灯，六点就会亮，回来时不用担心天黑。深秋时节的河道上风很大，吹得我们的头发和衣服翻动飞扬，哗哗作响。但一走动，就不冷了。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跟万年青接触，也是第一次跟他长聊。我们沿着河岸走了近一个小时，直到路灯亮了很久才往回走。回到他的单身宿舍里，我们还谈了两个多小时，晚上九点多我才骑车回家。

　　与万年青交谈中，我知道了他的老家在我们邻县酉南的一个小山村里。其实他那个小山村距离我的老家也不远，不过几十公里路，中间隔了一条我们的母亲河——酉水河。但他跟我不同的是，他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兄弟姊妹多，条件差，穷，不像我，父亲是乡干部，母亲是半边户，家里只有我和姐姐两个孩子，经济条件要宽裕很多。万年青说他有好几次差点失学了，一次是初三那年，母亲生病，父亲要他辍学回家，幸好他考上了他们县里最好的高中，母亲坚决不同意父亲的主张，他才得以继续上学。另一次是他第一次高考落榜，父母都不同意他复读，是在广东打工的姐姐和弟弟支持他连续复读两届才考上大学。上大学的几年也是姐姐和弟弟支助他的学费和生活费。万年青说到他连复两届时，眼圈有些红了，他说他高一时成绩都是中上的，若是不爱好文学，不偏科的话，他不可能连复两届，两年前他就应该大学毕业了。他说他在高中时就是酉南一中文学社的社长，在《中学生》《武陵青年》《少年故事报》《中国青年报》都发表过散文和小说故事，是当时省里中学生中小有名气的少年作家，高三那年差点作为特长生保送进我们省城的重点大学，但人家学校招生的人来了一看他的成绩，只肯把他作推荐生招，也就是高考时给他减六十分。但他应届那年高考成绩只考得四百多分，距重本线差了八十多分。我问万年青为什么那么喜欢文学，他回答得很直爽：“我就是想通过写作出人头地！”他毫不讳言地说，他想成为名作家，甚至大作家。他相信通过努力，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我也相信万年青通过努力可以成为名作家，因为他有那个潜力，我说他至少目前是我们“北纬27°”六个人中间写得最好的。我说张光华的小说写得太实，而乔麦又写得太跳，至于我自己，我就是纯粹的爱好文学，只能算票友阶段，只有他写小说是入门了。万年青说他很认同我对张光华和乔麦的小说的看法。接下来，我就跟他谈那两个短篇，我告诉他《落日》写得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又谈了一点对他另一个小说的看法，让他再斟酌一下结尾。他也跟我谈了他对我那个短篇的意见，我觉得他说得很中肯。万年青是一个直爽的人，这一点非常适合跟我打交道。从那晚起，我正式把他当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万年青很快就把修改后的小说给了我。

　　几天后《北纬27°》的定稿会只有张光华、乔麦和我参加，按张光华的意思万年青、曾成和向晨曦不是刊物的领导层，没有定稿权，不通知他们。会上，我特别推祟万年青那两个短篇，建议发在一期头条。我说《落日》无疑是本期分量最重的一个稿子，哪怕就是发在省级的大刊上放头条也不为过。乔麦和张光华也看了他的那两个短篇，乔麦支持我的提议，他也认为《落日》是本期最好的小说，应该放在头条。张光华一直不作声，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用征求意见的口吻说他觉得刊物的头条还是要发中篇，才能压得住。我明白了张光华是想把他自己的那个中篇放在头条，因为那一期只有他的《山洪来了》是中篇。我想了想，觉得刊物是他承头搞起来的，资金也是他拉来得最多，他想把自己的作品放头条，于情于理，也不算太过分，于是说：“你是主编，你说了算。”

　　张光华没在意我讽刺的口气，说：“你给乔麦讲一下，看看他什么意思？”

　　我给乔麦打电话，乔麦听后沉吟了一会儿，反问我说：“你觉得放头条可以吗？”

　　我说：“我认为他那个中篇写得太实了点，而且题材也不新，放头条我觉得压不住，但我们毕竟是同仁刊物，他既是承头人，又是主编，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扯皮，不然大家就玩不下去了。”

　　乔麦说：“他那个小说写法老套点关系都不大，关键是我觉得他是摹仿八十年代的一个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的《那一片洪水》，从叙述结构到人物设置，到最后结尾主人公在洪水中救人而死，都太像了。”

　　乔麦说的那个小说我没有读过，没有对比，不知道张光华的那个小说摹仿到了什么程度，摹仿得高不高明。我知道乔麦的心里很反感张光华这样做，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劝他：“让张光华再改改吧，若让他换另外一个的话，那个更差，我都读不到两页纸就想塞进火炉子里。”

　　创刊号《北纬27°》没有如期在当年年底或第二年元月出刊，一直拖到三月底才印出来，很大的原因是张光华的那个中篇拖了后腿。初创的《北纬27°》承载着我们六个年轻人的文学梦想，收容了我们的青春呓语，更是展示我们雄心和抱负的一个平台，我们都心里清楚，这是我们团体的第一次亮相，无论从开本、四封、版式、插图，当然更包括稿子质量，务必要做到尽善尽美，没有遗憾。酉北是个小地方，距离文学的中心太远太远，我们想借这期刊物一炮打响，打不响也想拉近与文学中心的距离，哪怕拉近一点点。张光华自己也说，只要每期能拉近五十公里，我们出四期就能进入州城的文学圈，出到十期就能进入省城的文学圈，十期也就是五年时间，那时我们也还非常年轻，还可以大有作为，还可以冲进京城，甚至全国文学中心。所以，这一期的稿子，我们六个人每个人通校了一篇，把错别字和语句不通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版式调整了好几次，我还请了群艺馆美术专干配了十来幅钢笔速写画。我们在每个人的专辑后面附上了作者简介和通信地址、电话，为的是把刊物寄给外面的杂志报刊社后，若有编辑看上了里面的文章可以方便他们联系到作者。当拿到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第一期《北纬27°》，我们的内心里很激动。要说唯一不满意的，就是头条张光华的那个中篇，虽然他听了我和乔麦的意见后，又修改了两稿，不仅拖迟了出版时间，但那个稿子现在看起来，还是不尽如人意。

　　《北纬27°》从州城印刷厂拉来的第二天，张光华、万年青、乔麦和我就一次性拿了一百本，每人怀抱着厚厚一沓杂志去邮政局邮寄给外面的杂志社。这一百本杂志就像天使一样飞向了全国各地的文学杂志编辑部。只要是我们能找到地址的全国的刊物，不管大小，一律都寄，几乎囊括了全国绝大多数地市级以上的公开刊物。有些大刊，我们寄双份，既给主编寄，也给编辑寄。

　　我一直记得那天是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六日，那天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好日子，那天我们把梦想放飞，就像农人把种子播下，等待秋天的收获。

　　四

　　我和万年青交往渐渐多起来了。

　　最初是他找我帮忙去图书馆借阅杂志和书籍。那时酉北图书馆订阅的文学杂志种类比较多，达二十多种，只要办个借阅证就可以在里面看，但不准借出去。还有一些地方志书，更是不开架的，看都看不到。万年青要找我帮忙才能借出杂志和地方志书。图书馆和群艺馆是一个系统，都是文化局的二级单位，我跟彭馆长是老熟人，跟他们阅览室的人也都熟，打个招呼就行。我总共带万年青去过三次图书馆，一次是帮他从阅览室借出了十多本文学刊物，一次帮他借阅地方志书，这两次都是找的彭馆长。第三次帮他借的什么书我忘记了，那次彭馆长不在，我带他到三楼的采编室找梁玲玲，她带我们到库房找的书。

　　之后，万年青就没再找我带他去图书馆了，他自己直接找梁玲玲借书还书。

　　梁玲玲是我们梁馆长的女儿，这年二十四岁，长得很漂亮，人也很大方，她还跟我老婆陈琼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同学。有一天吃晚饭时，陈琼突然问我：“你是不是有个叫万长青的朋友？”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她哪个万长青？陈琼说就是经常去图书馆借书刊的那个，好像是一中或民中的老师。我明白了她说的是万年青，问她怎么啦？陈琼说：“听玲玲讲这人是你带去认识的，三天两头找她借书还书，烦死了？”

　　我说：“万年青是个作家，借书还书很正常嘛。”

　　陈琼点着我的脑门说：“你榆木脑壳啊，真不懂玲玲烦他什么？”

　　经陈琼这一指点，我蓦地想起那天从图书馆出来时万年青就支支吾吾地问过我梁玲玲多大年纪了，有没有男朋友之类的，就说：“玲玲跟他郎才女貌，我看蛮般配的。”

　　我真心觉得万年青跟梁玲玲很般配，就鼓动他去追她，我还主动给他们牵线搭桥，创造条件。那个周末，我让陈琼喊梁玲玲来家里玩，并要她想方设法留住她吃午饭。梁玲玲来了后，我出去买菜，一到街上就给万年青打了电话，叫他来我家里吃午饭。

　　尽管梁玲玲对万年青突然出现在我家感到很诧异，但她是一个有教养的女孩，并没有表现出来什么，那顿午餐吃得不算很活跃，但还算融洽。饭后我们还聊了一会儿天，梁玲玲才邀陈琼出门逛街去。晚上睡觉时，我问陈琼梁玲玲对万年青感觉如何？陈琼说：“我看是没戏！”

　　我说：“你怎么知道没戏？”

　　陈琼说：“我就是感觉他们没戏，你甭费力不讨好，搞得玲玲以后都不敢跟我一起玩了？”

　　我说：“吃饭的时候不是有说有笑的，没见玲玲有反感的情绪。她跟你说了看不上万年青？”

　　陈琼说：“那倒没有，我只是感觉。玲玲碰上自己喜欢的人，会很主动的，你那朋友来后她一直很安静，下午逛街时压根儿没跟我提起过他，应该是对他没有感觉。”

　　一个月后，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碰到万年青，站在马路边跟他聊了一会儿天，问他跟梁玲玲发展得怎么样，约她出去吃饭、看电影了吗？万年青告诉我他们只约了一次会，后来打电话找她，她总是推辞说没空。他要我去探探梁玲玲的口风，她到底愿不愿意跟他交朋友？我把这个任务交给老婆，让她去套梁玲玲的口风，当天晚上，老婆给我说：“我当初就说了呀，他们没戏。”

　　我问：“梁玲玲怎么说的？”

　　老婆说：“她讲你那朋友人倒是诚实、善良，而且有上进心，她也不是嫌他是外县农村人，而是……”老婆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望着我。

　　我说：“你接着讲呀，她怎么说的？”

　　老婆说：“她讲他长得太丑了。”

　　万年青虽然个子不高，脸黑了一些，颧骨高了一些，鼻孔大了一点，但跟一般人也没多大的差别呀，怎么会是太丑了呢？我给老婆说我从来就没觉得他很难看，老婆就笑，说：“他比你是长得好看一点，但梁玲玲不是我呀，她喜欢那种高大帅气的男人。”

　　恋爱这事在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没有告诉万年青真正的原因，只说梁玲玲说了对他没感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万年青第一次失恋，是不是很沮丧。这事之后，有好几次我们有饭局，我喊他来，万年青都推辞说晚上有课，没来。我想，在追梁玲玲这事上，他可能很受伤。好在，不久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补偿。有一个周末，上午十点的时候，我正在书房里写作，听到外面“嘭嘭”的敲门声，我去开门，看到万年青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一见我，他就扬起信封，兴奋地说：“叶寸，你的眼光真准，《落日》被北京的一家大刊录用了，这是用稿通知。”他边说边抽出信纸，展开后递给我看。我一眼就看见信纸上方红色的打印字体“现代杂志社”。搞文学的人都知道，这是国内顶尖级的大刊。信上的字不多，我几秒钟就读完了，那位写信的编辑在信上说从《北纬27°》上读到了《落日》，他认为非常不错，送审给主编，已经过了终审，择期刊发。不过他又说，由于《现代》压稿较多，刊出时间可能会晚一些，请万年青耐心等待。

　　我也替万年青高兴，连声说：“祝贺！祝贺！”

　　万年青说他请客，就今晚，他让我给张光华和乔麦打电话，约向晨曦和曾成进城来。

　　我告诉万年青，今晚曾成请客，他发在《北纬27°》一个四千多字的散文前天在州城日报全文刊发了出来，占了整整一个版。这已经是《北纬27°》第一期里的文章第三次被外面公开刊物或报纸选发。第一次是今年第三期州文联主办的双月刊《武陵文学》选发了向晨曦的一组散文，三个，占了他在《北纬27°》专辑里篇幅的一半。还有，我和乔麦各有一个短篇分别被外省的省级杂志留用。我和乔麦也还没有请客，因为我们原来说好是见刊拿到稿费后再请。因此我也不主张万年青下周请客。我说：“最少也得等见刊了再请。”

　　晚上喝酒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向晨曦说我们《北纬27°》真的要一炮走红了，等叶寸、乔麦的稿子见刊后，特别是万年青的短篇在《现代》发表后，我们《北纬27°》就是整个湘西北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团体了。曾成也说，以后我们《北纬27°》肯定要写进文学史的，至少是省里的文学史。大家展望前景，信心倍增，频频举杯。只有张光华显得闷闷不乐，低着头喝酒。刊物是他牵头，甚至一手操办的，现在大家都有被外面报刊发表或留用的喜讯，只有他没有，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曾成明白他为什么不高兴，就说他那个是中篇，编辑阅读的周期要长一些，说不定再过个把月，也会被外面的刊物看上。乔麦也安慰他说，那是个大中篇，单月刊一般不会发，篇幅太长，一旦被选上肯定会是大型双月刊。

　　大家的话把张光华逗笑了，他说：“第一期还才出来两个多月，就有这么好的回馈，作为《北纬27°》的发起人和主编，我非常高兴，同时我们不能光沉浸在喜悦里，也要总结经验。现在我谈谈自己的想法，在第一期时，我自己犯了一个错，我不应该上个中篇，篇幅大，难以被外刊选发不说，还占多了版面，别人的上不去。”他转过头来，对我和乔麦说，“从第二期起，我们三人要把好关，中篇小说除非特别好才上，尽量多上短篇和散文。我们办这个刊物，就是为了在外面多发稿，打出影响，我们的目的就这一个。下一次，我争取写两个好短篇，大家帮我多提意见。”

　　张光华这番检讨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也很真诚。他是那种真正爱好文学的人，这我们都知道。

　　回去的路上，我对乔麦和万年青说了一个我很困惑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以前投稿大多是石沉大海，没有这么高的命中率呢？”

　　乔麦想了想说：“可能搞文学还是要抱团，要打旗号吧，这样人家才重视。”

　　“其实讲白了，这就是一稿多投的效果。”万年青说，“你们想想，以前我们投稿，一个稿子投出去要三个月后编辑部退稿或者没有消息才又另投，现在《北纬27°》一下子寄出一百多份，等于一稿多投一百多家刊物。熟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只要稿子不是太差，一百多家里总有一家看得上。”

　　想想也是这个道理。

　　回到家里，陈琼还在等我，没睡，批评我又喝高酒后，搂着我的腰说：“今天梁玲玲给我打电话，说你那个朋友还在追她，一天给她写一封信，烦死了。她让我告诉你，让你给他讲一下，别再纠缠她了。她说他们没有谈朋友的可能。”

　　这我真不知道呢，我以为万年青被梁玲玲拒绝之后就没再跟她有往来了。想了想后，我对陈琼说：“这事我怎么好说？再讲，喜欢不喜欢他是梁玲玲的事，追不追她是万年青的事。他只是写信，又不是天天去图书馆骚扰她，很文明呀。这个我坚决不能说，你让玲玲自己处理好。”

　　五

　　《北纬27°》真正在外面有影响是在两年后，那年我们等来了一次几十年不遇的好机遇。

　　这年八月，省作协一位专职副主席来我们酉北市挂职市委副书记。此人叫陈萌，是我们省内的一位著名作家，他在八十年代中期就获过全国中短篇小说奖。他最初是以写作知青题材小说出道的，后来出版的几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全国也影响较大。陈萌走马上任副书记的第二个月，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一次酉北市文学作者座谈会。在我的记忆里酉北市以前从没有开过这类会议，很显然，这个会是陈萌授意宣传部召开的。九月初的某一天，我在座谈会上见到了这位后来改变《北纬27°》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六个人命运的著名作家。座谈会是在市委大楼六楼常委会议室召开的，应该说规模很隆重，规格也很高档，不仅在会议室拉了横幅，分管文化的市领导和文化宣传系统的部长局长们一个不落，悉数出场。因此，这场盛会造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在座的文学创作者还没有到会的领导多。

　　我们“北纬27°”成员参加座谈会的起初只有我一个人。我是以市群艺馆文学专干的身份参会的。座谈会下午三点开始，两点半时梁馆长才打电话通知我去市委宣传部开会。什么会，哪些人参会，他没说，我也不知道，根来没想到要通知《北纬27°》的成员以及我掌握的一些文学作者。到了会场，我看到只来了一些上年纪的老作者，除了我，四十岁以下的没有一个，大多数人我也认识，有市里各部门已经退休的写作诗词的干部，也有几个单位办公室写宣传通讯的笔杆子。没看到墙壁上的横幅前，我还以为是一个新闻宣传工作会议呢。梁馆长之所以通知我来，是宣传部通知了局里让我们馆派人参会，梁馆长也没弄清什么会，家里刚好又来客了，就临时抓了我的差。当我看到横幅上“酉北市文学创作座谈会”后，再看看身边坐的人，心里感慨起来，这是哪儿跟哪儿呀，这些人大多数跟文学创作根本就不搭界。会上各位领导的讲话，除了陈萌的发言，大多数讲的都是场面上的话，与文学创作也不搭界，可以看得出，这些领导平时很少关心、过问过市里的文学创作，他们对文学作者们不熟悉，甚至对文学创作本身也没什么概念。陈萌在会上发了言，他倒是坦率，说他初来乍到，对情况不熟，不好表示什么承诺，但他接着又说，他自己是作家，年轻时也曾在离酉北不远的酉南县农场呆过六年，深知我们酉北是一座文学富矿，在挂职期内他一定要发现和扶植一批文学作者，给真正搞文学创作的同志们做好后勤服务，为繁荣酉北的文学创作和文化事业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快散会时，宣传部长正在做总结，会议室的门“嘭”地一声被人顶开，张光华突然闯进了会场，他抱着厚厚一摞书籍旁若无人地走进会场里，不顾别人，包括台上领导们惊讶的目光，往最后一排空座位走去，把那摞书放在桌子上，安然地坐了下来。他就坐在我旁边，我瞥了他一眼，发现他抱的那摞书正是我们编辑的《北纬27°》。我冲他点了点头，他板着脸，像没看见我一样，不理我。我心想，他是在生我市里开文学创作会议都不通知他的气吧？天地良心，我在看到墙上的横幅之前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会啊。

　　宣传部长讲完话，大家正起劲鼓掌时，张光华抱起那摞《北纬27°》大大方方地走向主席台。他毕恭毕敬地把那些杂志一本一本地递给领导们，跟每一个领导握手，自我介绍，介绍《北纬27°》。走出会场前，我回头看了一眼，他跟陈萌站在主席台的边沿，陈萌正从裤兜里掏出烟盒给张光华递烟。

　　会议有工作餐，安排在市委大院外一家星级酒店里，我和其他参会人员在一楼的大餐厅坐下后，张光华和陈萌也来了，但张光华并没有往我们这边走来，而是和陈萌一起走进了给领导们准备的大包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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