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是个慢性子——对话刘醒龙

　　对话时间：2017年2月

　　对话人及对话整理：桫椤

　　一、仁是比宗教更具意义的文化

　　桫椤：跟您多次见面，这样一本正经地访谈还是第一次，首先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尽管是《江南》的约稿，但我想我们可以借《江南》的“地盘”，开篇先谈谈您主持的《芳草》杂志。您是《芳草》的当家人，除了自己的创作和其他作家的稿件，您还要面对各种文学以外的事情，想请您谈谈办刊的感受。

　　刘醒龙：办刊物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离开工厂以后，就在县文化馆办一份全县仅有的油印刊物。曾给孩子谈过这事，孩子不明白什么叫油印刊物，更不知道什么叫刻钢板。本质上油印刊物与现在的微信公众号差不多，但那时候，谁想在这本油印刊物上发表作品还是相当难的。在文化馆几年，我将油印刊物努力改成了铅印小报。之后调到上一级的黄冈地区群艺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将停刊几年的《赤壁》恢复起来，而且从早先的一年一本，变成实实在在的季刊。再往后当了十几年专业作家，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惯了，突然要领头主编《芳草》，别人都替我担心，自己却心中有数。那一阵自己刚写完《圣天门口》，正处在调整期，我对那些要我出任主编的官员说，你们这是看我四处闲逛不顺眼，不知道前几年我写得多么辛苦。反过来我建议让能写畅销书的作家当主编，办的杂志或许也能卖得好。在那个片面强调走市场的时间段，这一点对于杂志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反复找我面谈，前五次我咬紧牙关不漏一点口风，第六次时，与我面谈的那位说，别的不说，我们这么好的朋友关系，算我求你帮个忙行不行？再不答应我们没法向市委交代。说话的那位极爱喂养鸽子，“非典”防治最紧张时，到处捕杀家禽野鸟，相关人员几次找上门来，他硬是顶着，别说杀光那一大群鸽子，连一片鸽子毛也不让人拔。我们去他家玩时，他却亲手宰了几只鸽子煨汤给我们喝。有着这样的友谊，我无法不松口。上午答应的事，中午他们就找我谈方案，不给我一丁点反悔的机会。既然答应了，那就得有自己的一套行事风格与准则，我的底线就是一句话：无论是主管还是非主管官员，不要与我谈杂志发行量。

　　市里的官员也很开明，真的依着我不提这事，但在谈笑之间说了另一个标准，《芳草》如果能在五年之内将铁凝的小说约来就算成功了。二○一一年七月三十日中午，我正在逛手机店，铁凝打电话来，说自己刚刚完成一个短篇，投稿给《芳草》！铁凝的小说刊发后，我对那位官员说时，他也开心地笑起来。这时我当主编正好五年。

　　桫椤：从恢复《赤壁》到主持《芳草》，您觉得您个人的文学观念和艺术追求对办刊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者说，刊物在哪些方面体现着您的“个人风格”？我看到《芳草》发稿对中西部作家有些偏爱，这也算是杂志独有的办刊“风格”之一了，这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刘醒龙：在如铁凝主席自己所言主动投稿之前，《芳草》刊发的短篇小说《放生羊》（次仁罗布）、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李骏虎），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奖中双双获奖。说起来，这也是《芳草》的传统，从当年发表的《女大学生宿舍》（喻杉）至今，一直坚持发掘青年文学才俊。

　　前些时《文艺报》在近五年来中国文学工作巡礼系列报道中，有一段文字专门谈及《芳草》。时至今日，那种由编辑一字一句替作者改稿的情形已成为一段历史的笑谈，由作家、诗人或评论家出任文学杂志主编已成为期刊界主流。关于文学杂志一直以来都说主编即风格，真正能兑现这话的情形并不多，这中间原因很多，最关键的还是主编个人的担当能力，发现症结，明白方向，很多情况是众所周知的，最大的问题是怕不怕碰得头破血流。当然我在《芳草》能做到的别人不一定能做到，毕竟我不是职业主编，大不了可以不干，对那些以主编为职业的人来说，这是我的优势所在，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放手去干，没有后顾之忧，大不了甩手不干继续当一个纯粹作家。作家任主编，会使杂志本身获得社会上的一份额外尊重。如果要说个人风格，这一点是最突出的。将活跃在第一线的作家的思索与实践，第一时间、零距离地变成主编的思索与实践，同样在第一时间，同样用零距离，成为杂志的思索与实践。至于说《芳草》关注中西部作家，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纯正的中国文学血统，用敬语叙事，用贤良品人，极少受嬉皮，颓废，小市民影响，我看重这些，所以《芳草》刊发他们的作品多一些。所谓主编即风格，大约就是说主编的某种艺术偏爱。

　　比如，像叶舟这类才子型的作家，跨界写出非常精彩的歌剧剧本，我读过后，觉得不发表太可惜，于是专门为他辟了一个“新才子书”栏目。之后，甫跃辉寄来一个话剧剧本，也放在这个栏目里，效果非常好。还有像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雨风中》，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几乎是用整期版面隆重推出。一般的杂志很难这么做，我们却做了。如果说这是一种风格，也就是说，真正的风格是不遗余力地推出好作品。

　　作家当主编某些时候会自动获得一点“任性”的特权，这是专职主编很难做到的。也是这些原因，在文学期刊界中，偶尔有某位主编逮着机会酸我一下。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人生很短暂，顾不上去讨厌别人。我不会像其想的那样，该怎么做还会怎么做，正如我写小说，别人说别人的，我写我的。有句话说，我不为别人活，只为自己活。办文学杂志，关键是为文学而活。

　　说到影响，当主编办杂志受影响最大的是自己的创作。十年间我只写了《天行者》《蟠虺》两部长篇小说，如果不是办杂志，像贾平凹那样每年一部长篇小说，稍使点劲也能做得到。至少那几部写了七八万字的长篇半成品是可以写完的。

　　桫椤：您提到的那篇文章我也读到了，刊在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文艺报》上，即《不断壮大高品质文学阵地——作协五年工作巡礼系列报道之八》。文中总结了五年来作协系统文学期刊的办刊成绩，表示坚守高品质文学阵地，不断推出富有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是中国作协及各地作协所属报刊社始终坚持的文学理想。在总结中国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及地方名刊代表《收获》的办刊情况之后，文章说：“《芳草》在刊发内地优秀作品的同时，将触角伸向中西部地区，推出了阿来的《空山》、次仁罗布的《放生羊》等高质量作品。”在这样一篇对全国文学期刊进行总括性的文章中，中国作协能对《芳草》取得之成绩进行此般翔实的介绍，是权威、主流视野对《芳草》多年来放眼全国、关注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的鼓励与肯定。《芳草》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刊物纷纷布局互联网，推出官方网站、网上投稿平台、微信公众号的时候，《芳草》似乎在网上有些沉默，您对此是怎样考虑的？

　　刘醒龙：这是一个纯技术性问题，没有外界猜想的那么复杂，更不是抵制互联网。我们申请过微信公众号，还交了三百元认证费，因为缺少一些必需的文件，人家不退钱也不给办事。这件事也印证了，人都有软肋，就算是超人，也有弱点和盲点。杂志的弱点与盲点，当主编的也应当清楚明白才行。《芳草》身处武汉，相对于《人民文学》得天独厚的权威性，《收获》出身名门的高贵气质，就不要想着要与人家媲美，老老实实地做些自己有能力做的事。比如选稿子，与其争抢当红作家的平常作品，不如去到一些小地方，发掘那些处在引而未发的作家的新作力作。

　　标准是文学最奇妙的地方，文学杂志的标准同样是奇妙的。我欣赏并钦佩某些主编同行，无论外界如何评议，都坚称自己杂志是最好的，与文学真理只隔一抹口红。只是我不会这样想，我会天天提醒自己，提醒杂志社同事，一百年后，《芳草》也不可能超过《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自己说自己不错，是最好的，只应当看作是对执着坚守文学杂志的自我激励，绝对不能以为老子真的就是天下第一。

　　去年八月，杂志社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省委督察室的，有省委书记的批示要传真过来。副主编哨兵接完电话后，打电话给我，他用诗人直觉判断，认为这是诈骗，建议不必理会。我同意了，过后一想，杂志这些年接到的诈骗电话不少，都是用宣传口某个官员的名义推销高价出版物，从未有这种口气的。于是又给哨兵打电话，让他换个电话回拨过去，看看对方到底是干什么的，没想到对方真是省委督察室的，然后真的发来传真件。省委书记在一个内部信息上圈批，对《芳草》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表示祝贺。在那份信息上，主要说熊召政写的话剧《司马迁》在京上演情况，杂志的事在倒数第二行，放在刊博会筹备情况里，只写了一句话，人家省委书记偏偏注意到了。这几天在开省政协会，放了一百本《芳草》在酒店大堂，这一期做的是湖北小说专辑，不到五分钟就抢光了，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聊起来都很关心本地区有无新进作家。可见文学杂志影响力还在，关键是实实在在去做，指望凭一张铁嘴到处去炒作，终归是不靠谱的。

　　办杂志简单地说，有两种选择方向。一种选择是追踪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一种选择是发现并推出文学基本人口的基本作品。能在文学基本人口的基本作品中发现并推出伟大作家与伟大作品，对文学杂志来说，才是幸福与荣光。

　　桫椤：除了作家、杂志主编这些身份，您还是一位书法家，去年举办了自己的书法展。每次拿到《芳草》杂志，我也总会先读一遍扉页上您手写的卷首语，既要读内容，也要赏您的书法。您习书多少年了？能否谈一谈这方面的经历？

　　刘醒龙：我家里有一把小木椅，上面用毛笔写着我的名字，那是小学启蒙时，爷爷手把手教我写的。爷爷当年上过两年私塾，毛笔字写得还可以，但是就算给他换一只豹子胆，也不敢称自己写的字是书法。文革之前，也就是每到过年时，给自家门上写春联。文革时，传统春联不让写了，只能贴各种革命对联，我家年年用的都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小时候爷爷对我要求最多的就是写毛笔字，读《三字经》。到现在别的情景都忘了，就只记得有一次爷爷趁我不注意时，从背后伸手猛地抽走我手里的毛笔，弄得我满手都是墨汁，还要挨老人家的数落，说我握笔用力不够。古人练书法时，有在手心里握着一只鸡蛋的，爷爷舍不得鸡蛋，只往我握笔的手心里塞过乒乓球。我现在写字，别人看着都累，说是太用力了。就因为只要一握毛笔，就觉得爷爷在身后站着，准备偷袭我手里的毛笔。在心里，我并不爱写毛笔字，但不是真的不爱写字，而是不爱用砚台磨墨。磨墨时手上用力重了不行，轻了也不行，好不容易磨出一砚台墨水来，几笔就写光了，又得重新砚磨。十岁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熊熊烈火将这些烧光了。直到四十六年后的二○一二年元月十八日夜里，才重新拿起毛笔。当年是写毛笔字，如今是用毛笔写文章，哪怕只有两个字的“温醇”，只有三个字的俗语“小背叛”，只有四个字的小说题名“秋风醉了”，在我写来都是文章。世上只有写文章写出来的书法的先例，至今未见练书法练就一手好文章的个案。最近媒体纷纷做大国工匠新闻，写不出文章的就不算真的书法，而只能是写字匠。

　　桫椤：由您对书法的兴趣，我想到您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像《蟠虺》里透射出来的君子之风这样的文化品格，以及像《圣天门口》这样的书写。《圣天门口》里面有那么多对立的矛盾势力，您从未用过“敌人”一词，而且也一直在反对“杀人”。看得出来，您特别欣赏儒家伦理里面的“仁”的精神，我听过您在河北师范大学的一次讲座，记得题目就叫《文学：仁者无敌》。您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对您的影响？

　　刘醒龙：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最基本的要素是传承，仁者无敌，仁至义尽，中国的文化传统靠着这些耳熟能详的概念，不知不觉地潜入到我们的血统里，这些东西是无法选择的，是宿命也是优势，是制约也是源起。仁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我们袓先对世界的莫大贡献。仁是比宗教更具意义的文化，仁可以是打通宗教与俗务的理想途径，宗教常常伴随着暴力与血腥，仁是真实可感，永远具备现实意义，永远不会过时的，也是世界文明中唯一不产生负面作用的。

　　桫椤：除了“仁”，您还强调家国情怀，您曾说过“仁可安国”。去年您到南沙，在琛航岛上就完成了散文《我有南海四千里》的写作，这篇文章借助网络流传甚广，我看您最新出版的散文集也用这篇文章做书名。我感觉到您对民族和人民有一种自觉的职责，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醒龙：在家国情怀面前用不着“强调”二字，这本来就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南海那儿太不容易了，别人只去一次，就是去十次、二十次，也会有太多感慨，说小了会微不足道，说轻了会觉得浮浅，看上去是深思熟虑，实际上是脱口而出，这种时候，直截了当的表达才是最靠得住的。小时候听爷爷讲得最多的是忠良，后来总听父亲讲爱国爱党。我向来信赖质朴的东西，质朴的东西看得清楚明白，没有弯弯绕。天下最质朴的人莫过于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长辈亲人用对晚辈的理解和期望作为出发点，说的都是一些大实话。现在我也成了爷爷，也就是时常说一些做爷爷的人必须说的大实话。世界是这样，特朗普说的话只有用美国利益去衡量才会是大实话，杜特尔特说的话只有用菲律宾的利益去衡量才是大实话。人一生也差不多，当孙子的只有说当孙子的话才是实话，当儿子的只说当儿子的话才是实话，所以，当爷爷的一定要说那些只有当爷爷的人才会说的实话。年轻时的血脉偾张有什么好后悔的？也不需要反思什么当年的血气方刚，那是年轻人必需的经历，不如此哪有年轻？到了一定年纪，纵然内心不老，看着同龄人的满脸沟壑，加上满头沧桑，就该实事求是对人生的后半部分进行确认。

　　子不嫌母丑，狗不怨家贫，是借畜生的表现来进一步印证人活着要有气节，否则连畜生都不如。这话现在难得听到有人提起，是不是由此就能断定气节已成为当今的稀罕之物？若是社会真的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话题，那就是真的有问题了。年轻时可以靠锐气打天下，任性刁蛮也可以看成是活力四射。年老了，用气节这个老朋友日夜相伴，才活得与众不同。

　　二、灵魂是个慢性子

　　桫椤：《圣天门口》里有一章特别让我感到震撼，您写农村各种各样的手艺，铁匠、榨油匠、篾匠、剜匠、木匠，还有养蚕等等，不仅写到每一种技艺的详细操作过程，而且连民俗里面有关的禁忌都写得很清楚。看您的履历，您的祖籍是团风县，但是出生在黄州城里，基本上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您怎样获得了这样精细的有关传统乡土文明的知识和经验？不全是采风得来的吧？

　　刘醒龙：我出生在黄州城里，城市生活却是三十几岁时才开始的。在骨子里，我对乡村的熟悉超过许多自称为农民儿子的人。有太多乡村孩子读完高中就离开了乡村，我没有上大学，读完高中后还在乡村里待着。我在乡村没有自己的房屋，也没有自己的田地，还没有自己的花草树木棉花小麦水稻等等，因为没有这样那样物质的东西，才会将非物质的文化牢牢地记在心里。

　　桫椤：看来您是跨越了形式上的限制而直接抵达了乡村生活的精神层面。您中学毕业以前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不太了解您的家庭，在您个人的精神成长中，家庭给了您怎样的影响？

　　刘醒龙：按现在的说法，小时候，我也是留守儿童。父亲虽然在当地贵为区长、区委书记和局长，却一年到头在村子里蹲点，基本上只有腊月三十吃年饭时才能见上一面。父亲的故事，父亲的传说，大部分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母亲在供销社当售货员，与另一个女人一起共同负责一座商店，白天营业，晚上值守，根本顾不上自己的儿女。她的一群儿女，是跟着爷爷长大的。就个人性格和文学品格来说，小时候与爷爷一起生活的经历，肯定起着重要作用。包括我先天性过敏体质，就是爷爷隔代遗传的。爷爷是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当年他从黄冈乡下到汉口替人家织布，上班路上，被几个看他不顺眼旳日本士兵毒打一顿后，倒在六渡桥街边一整天，直到天黑时，被下班的同乡发现，想办法送回黄冈家中。所有人都认为我爷爷必死无疑，爷爷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年后，竟然神奇地活了过来。我家没有任何家训，爷爷不爱多说话，父亲也一向惜字如金。爷爷留给我们一种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忍受痛苦的品格，爷爷八十八岁那年大行，弥留之际，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动了动手指。只有父亲懂得，问爷爷是不是想戴上寿帽。爷爷眼皮动了一下，父亲将寿帽戴在爷爷的头上，爷爷的眼角里流出一颗泪珠后，在家人的目送中平静地走了。是父亲低声吩咐我们跪在爷爷的床前磕头，我们还不敢相信爷爷真的离我们而去了。我是个急性子，这些年来，特别近两三年，遇到许多事，只要一想到爷爷，就觉得没什么不能承受的。就像囫囵吞下一坨没煮熟的牛筋肉那样，只要忍上三天，那些看上去不可忍受的东西，都可以消化。

　　桫椤：您的父亲曾在乡镇工作，像《威风凛凛》《挑担茶叶上北京》和《圣天门口》这些对新旧小镇生活或基层生活情态的描写，包括《天行者》以一个小山村做背景，是否曾受到过父亲的启发？

　　刘醒龙：天下没有不受父亲影响的男孩，也没有不受母亲影响的女孩。父亲当年对我最大的期望是当一名优秀的工人。我在工厂的确干得不错，上班干活受表扬，下班做的事也受表扬，进厂才半年就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这让父亲很是高兴。得知我在业余时间开始写小说后，父亲没有像母亲那样公开表示反对，而是用不发一语的沉默作为表态。母亲的反对是从爱护层面，她心疼儿子太瘦，不忍见到我下班后，将业余时间完全用于写作，担心儿子的身体会被拖垮。直到我在《青年作家》上发表短篇小说《我的雪婆婆的黑森林》时，父亲才用他的方式正式表态。父亲悄然读过那篇小说，在上面用笔标记出七十几处记号，并说出他的担心，如黑森林、黑太阳等，回去十几年肯定会被打成右派。父亲的结论是，还是当工人好，谁也不会把你怎么样。我没有听父亲的，正是受到父亲性格的影响。几年后，父亲再次对我的作品表态，这一次，他是写信给我，谈《凤凰琴》，父亲在称呼我的乳名后，由衷地说了一句：不愧为老农民的后代！父亲难得说这种话，他说的老农民，在我的理解里应当是指乡村和农村，因为父亲算不上农民，爷爷将自己的织布手艺传授给父亲后，只读了一年半私塾的父亲，就开始了像当雇工的爷爷那样从乡下到汉口，为雇主家织布的生涯。父亲到汉口不久就找到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永清街一带活动，革命成了他的职业，织布变成一种合法的掩护。

　　小说如何写也有命定因素。从小小年纪开始，就不得不听爷爷有意无意地讲自己在林家大垸著名的林家，当雇工织布的故事。老家离林家大垸只有十里远，爷爷在著名的林家待了八年，直到平型关大捷后，传闻日本鬼子要血洗林家大垸，林家人举家南迁，爷爷才终止这段雇工日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林家人从北京捎信给爷爷，希望爷爷去北京做事。爷爷最终没有答应去，与爷爷同在林家当雇工的另一位去了，几年后以副营职干部从部队转业回来。爷爷常说，自己若去，肯定会是正营职的。因为爷爷有一肚子好故事，在林家当雇工时，一向最受欢迎。也是因为这些故事，爷爷懂得用最朴素的方式拒绝那些可能带来虚荣的东西。文革初起时，爷爷坚决拒绝红卫兵们邀请他宣讲副统帅的童年。文革后期，区革委会邀请爷爷控诉先前那位副统帅的剥削罪恶，爷爷同样坚决拒绝了。从小装在胸怀的这些事，用独一无二的方式持续发酵，理直气壮地影响我的文学情怀。

　　桫椤：从爷爷到父亲，您的家族史令人肃然起敬，这也就不难解释您笔下的人物为什么总是深受历史环境的影响。我不免由此想到您本人，您作品里写到的一些苦难场景，您有过亲身经历吗？

　　刘醒龙：历史不会重演，但会重复。文革后期，为了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每逢重要节日，县里就会召开万人大会，公审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刚开始是有组织的，到后来只要一听到高音喇叭里传来县里开公审大会的消息，县城附近的人就会丟下手中的工具，顾不上擦干净沾满泥水的手脚，就往县城跑，一边跑一边喊，说自己到县城看枪毙人去了。当年的现场令人不可置信，看枪毙人的人简直要挤爆小小的县城，若是真的有人被枪毙，人们会兴奋好一阵子。只有一次例外，那一次被判死刑的人罪名是抢劫杀人，为了抢对方手里的半斤猪肉而将对方劫杀。去县城公审大会现场的人，回来后有点不高兴，有人问起，也是三言两语地对付一下。真正的苦难不是一时片刻的疼痛，而是当初习以为常，多年之后想起来更加揪心。进工厂的那年，一位当车工的师姐上夜班时，戴手套的左手被高速旋转的车床活生生地拽断了。时至今日，令我想起来就会毛骨悚然的却是一件并未真发生的事故。进工厂当工人的第一天，师傅让我去砂轮那里，打磨一只毛坯件。做完后，关上砂轮机电源半天了还不见砂轮机停下来，我想着伸手去捏住那砂轮，但在右手即将触碰砂轮的前一秒，似乎有只无形的手拉了我一下。如果没有这一下，我的整个右手巴掌肯定会被秒杀。这件事让我做了许多次噩梦，前些时又梦见过类似情形，想必它已成为自己的某种神经元，某种成分结构特别的荷尔蒙。对文学来说，这才是影响深远的苦难。看枪毙人和砂轮秒杀未遂，一个思想之苦，一个神经之痛，这样的痛苦对文学的影响更加深远。

　　桫椤：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从中学毕业进入工厂工作，这应该是您人生中的重要转折，这个转折放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您有什么感触？

　　刘醒龙：熟悉乡村，又当过工人，这是生活对一个作家的莫大恩泽。与赏赐不同，恩泽之下更有责任和承担，经历多了，获得多了，肩上扛着的东西就变得重了，那种“小团圆”的意念就有苍白之嫌。

　　桫椤：我想一个不了解您人生经历的读者，看完《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就知道您曾经在工厂工作过，您看您对阀门厂生产过程的熟悉程度，准确到用车床制作阀门的技术参数，这不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只能靠亲身的体验。您觉得工厂生活对您的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刘醒龙：十年工厂生活，每半年按完成生产定额，产品质量，安全无事故等实打实的标准评比一次，我拿到二十张先进生产者奖状。这习惯用在写小说上，每个句子，每个人物，都像那些紧固在车床卡盘上的金属零件，从粗加工到精加工，每个步骤都不敢马虎。《咬文嚼字》杂志曾“咬过”十二位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结果《天行者》的错别率最低。这与我当工人时情形相同，加工零件的废品率，虽然与技术水平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劳动态度。写小说和主编杂志也有劳动态度问题，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会亲自看稿选稿，更不相信我会天天到编辑部坐班，但我确实是这么做的，这也是工厂生活对我的影响。

　　桫椤：从乡村到工厂，从深重的家族史到您的个人史，我深切感受到三代人生命里的坚守。您说没有家训，只不过是没有总结成条文说出来或者写在纸上，其实是有一种强大的、无形的训诫性的家风存在的。像我这样的“70后”对此是有认同感的，但是以后的年轻人却未必能够理解。看得出来，当您面对父亲评价您“不愧为老农民的后代！”时，您是有一种自豪感的。而在当下的时代，传统的影响力在削弱，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形成，人显然不能脱离时代而存在，您怎样看待这种新旧的变化？

　　刘醒龙：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并不表示可以对英雄的出处视而不见。有些事将长度拉开后再看，并不如经历时感觉的那样迅猛与剧烈。我们正在经历的，大多还是有规律可循，是向着理想的方向，是为着实现大多数人的梦想，只要肯付出，敢承担，善学习，就不会被时代彻底抛弃。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八十年代国家的改革开放，那些年间的变化，完全不是简简单单的新旧变化可以表述的，简直是天翻地覆、天崩地裂一样。还有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末，我们都没有经历的，也绝对不是历史教科书读来那么快捷。即便是“五·四”运动那样轰轰烈烈地要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传统表面上像是割裂了，事实了上传统仍旧无所不在。传统是人类为了生存得更好，而逐渐积累起来的生活智慧。人类如果放弃自身的传统，离毁灭也就剩下半步了。年轻人对传统处处不屑，长辈往往对这样的不屑报以轻轻一笑，千万不要以为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善良的长者都是由虎狼之辈慢慢变化而来的，懂得这里面存在着每个人都会重复一次的时间差。

　　作家对这些变化，要有高度的敏感，同时也要有更高强度的独立个性与自由品质。一个总在随波逐流的人成不了真正的作家，从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如果看不清楚这样一条中国文学传统命脉的本质，只泡在眼前的浮光掠影里，写点文字养家糊口是可以的，却不可能成为历史所能铭记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别人信不信才不管，反正我相信，人的灵魂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也不会坐地铁高铁，更不会跟着潮流亦步亦趋。人的灵魂是这个世界上最慢的慢性子，只有人也慢下来，才有机会挽起灵魂之手，与灵魂一起前行。

　　三、青涩时做青涩事是人生幸事

　　桫椤：有资料介绍说，您上高中时数学全班第一。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是什么力量促使您喜欢上了文学？您对文学的兴趣应该在中学之前就有了，这种兴趣是天生的还是有别的原因？您觉得走上文学之路有没有必然性？

　　刘醒龙：上高中时语文成绩也在前三之列。高中一年级时，有一次老师带同学们去县城旁边的北汤河大队采访大队支部书记，别人老老实实按要求写记叙文，我也不知是哪根筋搭反了，居然写了一篇被自己说成是“小说”的文字，一时间传遍全校，连高二的学兄学姐都跑来要看我写的“小说”。上高二后，换了一位叫管家新的班主任，管老师爱写那种长句子的诗，还经常向《湖北日报》投稿。多年之后我曾想管老师若是还在写诗，无论如何也要找朋友帮忙发表一二，实现管老师曾经的文学梦。听说管老师回蕲春县转行当领导干部，早就不写诗了，心里还失落了一阵子。管老师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诗人”，毕业典礼后，他给我们高二（2）班的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文体委员和劳动委员等五个同学各赠送一本书，别人是农业技术与思想教育方面，惟独送给我这个文体委员的是一本烫金封面的诗集《手托千山送高炉》，让女同学们很妒忌，说管老师偏心。凡事皆有因果，几年后，在车间里上夜班，被小吊车漏电所伤，县医院的医生得知我触电的电压为三百八十伏，说我命大，给我开了三天病休。在集体宿舍躺了三天，也想了三天，或许是强大的电流击穿阻隔文学与我的屏障，觉得自己应该努力做点与众不同的特别一点的事。我想到会写诗的管老师，但我选择的还是先前选择过一次的小说。

　　事实上，这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天下午四点半下班，洗洗干净后，与同伴一起到街上闲逛。碰见一位高中同学骑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迎面而来，听到我叫他的名字，他扭头扫了一眼，连刹车都没捏一把，便扬长而去。在学校时，这位同桌被老师当众嘲讽到学校来的任务就是抄刘醒龙的作业，而且还有本事抄错。抄作业抄错怪不得这位同学，是我在使坏。我受不了他抄我的作业，得到和我一样的分数，就故意将一两道题写错，待他抄过之后，再改正过来。为此这位同桌还曾威胁要揍我。当然，他是在说笑。在整个鄂东，即便是文革最疯狂的时候，整个社会也保有对文明与礼仪一定程度的尊崇，这也是老师们敢于当众嘲讽根正苗红学习成绩却一塌糊涂的学生的一种保障。那时县和人民公社之间还设有区一级行政机构，这位同桌毕业后，先当大队干部，接下来便以火箭速度直接升任区委副书记，骑上了可以媲美这些年来轿车中的宝马、奔驰、宾利一样的凤凰牌自行车。

　　这两件事，一个从精神狠狠刺激，一个从肉体上直接警示，很多年后，想起当年这些，深感夜幕如漆这句话太有意义了，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常常超出人们自身的想象。这种适应其实更是环境会通过呼吸、饮食以及情爱，让太多的人觉得自己摸到看到听到的已经是生活的全部真相。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人一定是笨蛋，我也算是被石头绊倒过两次，所幸不是同一块石头，第一块石头让我愤世嫉俗，第二块石头让我脱胎换骨，将这两块石头搬起来扔到小河里，成为不用脱鞋也能过河的垫脚石。

　　桫椤：您还有没有印象，您的文学自觉发生在什么时候？有什么具体事件吗？

　　刘醒龙：自觉也是有阶段的，刚开始开汽车时，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本能的自觉反应时，能做到的就是猛踩一脚刹车，其余的什么也做不了。老司机有所不同，踩刹车也会视现场情况而定，该踩到底的坚决踩到底，不用踩到底的就来几下点刹，还会适度转一下方向盘。更高水平的司机，甚至能提前预判，控制好车速选择安全车道，将凶险化于无形。刚开始写小说时，从爷爷那传承下来的那些传说，总是不由自主地跳到笔下。几年后，现实生活中一些不请自来的东西，开始将我死死地按在写字台上，让人欲罢不能。到了十几年前，有一次去湖北省博物馆，见到那只曾侯乙尊盘，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可以当小说来写。此后这念头一直固执地浮在脑海里，无论如何也忘不掉，十几年后，这念头终于变成长篇小说《蟠虺》。

　　文学的自觉可以是自然天成的一件事，也可以是一件将自己带到云里雾里去的高深启迪。只要是通过作品来作很好地表现，都是可取的。

　　文学也是个慢性子，一首诗或者一部小说摆在那里，每天都有机会与之相逢，但常常要到很久之后才会让人恍然大悟。比如李清照写项羽的那四句共二十个字的诗，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作为千古绝唱，她一直呈现在每个人面前，但她很少将自己的真相告诉别人，实实在在是个千百年的慢性子。

　　慢性子好，慢性子才更容易出现自觉。有些人总将文学与新闻相混淆，这两年听到最荒唐的一句话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全部加起来也不如一份《南方周末》。新闻是急性子，能顶上一百天就不错了，文学这个慢性子是要顶上至少一百年、一千年的。

　　桫椤：在处女作《黑蝴蝶。黑蝴蝶……》发表之前，您还记得您写过其他作品吗？《派饭》是一个，其他的呢？尽管它们没有被发表。

　　刘醒龙：当然有，留存的未曾发表的小说手稿大约有十来篇，但都不在我手里。因为生活变故，当年的手稿在一段时间曾被遗憾地认为完全销毁了。直到二○一一年元旦，黄州东坡赤壁的朋友帮忙请一位据称是中南地区最好的刻工，来家里刻一块石刻。陪同那刻工的一位青年收藏家透露，他手里有我的手稿。我大吃一惊，因为他说的那手稿，正是自己以为被销毁的手稿之一。如此我才知道，真的算是幸运了，那些手稿当初已到了废品回收站，幸好有人发现了。手稿都在，只是分散在一些收藏家手里，他们也很想知道这些手稿的写作年份。当然，他们也想确认这些手稿的价值。所以，我一直没有松口，没有对外说明这些手稿的具体细节。我是想收回这些手稿，特别是最早的那几篇，又不想人家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哄抬物价。所以，请原谅这事暂时要回避一下。

　　桫椤：据说处女作之前的作品是因为您不同意修改才不能发表的，那时是八十年代初，文学最神圣、最炙手可热的时候，一篇作品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当时您尚未踏足文坛，就反对按编辑的意思改自己的稿子，这是需要勇气的，就是现在这样的作家也不多见，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刘醒龙：我总觉得青涩是一种奇美。前不久，北京一位当编辑当到退休，自己也开始写作的编辑，问我对他投稿到《芳草》的一部作品的意见。我花了很大力气才将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说出来后，心里很痛快，也很开心。这快乐也有青涩成分。人在本行当中，总说大实话是没办法混的。青涩时有什么说什么。成熟后是说什么有什么。能在青涩时做青涩的事，是人生一大幸事。青涩时没有敢说敢干过，往后再提所谓敢说敢干，往往带着审时度势的机会主义姿态。青涩的敢说敢干是真的勇敢，青涩时缩手缩脚，年过五十才想起来要放开手脚，老来忽发少年狂，往往是被身后的功利所驱使，说话的口气越大，说明下的赌注越大，也就越不能当成率性的真情流露。

　　桫椤：您的这个“固执”的做法导致编辑都有点怕您了，《圣天门口》的出版过程中，编辑害怕您不同意修改而影响作品出版，于是自行做主删改了部分内容，等书出版了您才发现，生米煮成熟饭，您也没法了——当然编辑也是您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才敢这么“大胆”。

　　刘醒龙：编辑怕作家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去年有家出版社出版我的散文集时，那年轻得够可以的编辑，问也不问，就将开篇的一段话“篡改”得让我恨不得烧了那书。虽然没有真的烧那本散文集，我却没勇气再一页页地翻下去，害怕见到更加无理的“篡改”。请理解我用“篡改”二字，不如此不能表示自己的心情，也无法体现那些改动的劣质。

　　通常情况下，作家与编辑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即便是像《圣天门口》（第一版）那样的删改，我也觉得是在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对作品的修改还是与作家充分沟通为上策，完全不沟通而擅自主张总还是要留下缺憾的。比如早期的一组系列小说，几家杂志不约而同地将《大别山之迷》改为《大别山之谜》，后来收文集时，非常费劲地说明，评论家写文章也都要额外写上一些文字。与国内外各个杂志、出版社打交道，最温馨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一直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但凡用过的书稿，两年后一定会准时退稿。所以，我手头上才保有《凤凰琴》的原稿。最遗憾的是某杂志，发表我的一部有代表性的小说时，删去一大段当年被认为有些敏感的文字，虽然将原稿退了回来，收集子时想将那段文字补上去才发现当初编辑为图省事，将那几页生生撕下扔掉了。现在用电脑写作，情况大不同了。发表时删得再厉害，回头收集子时，仍然可以用原来的电子文档。技术的进步，可以弥补这种缺遗。

　　桫椤：有一个故事说，您最初从阀门厂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处女作发表之后却受到压制，导致您主动要求返回阀门厂工作。而在《圣天门口》的后记中，您也曾说：“《圣天门口》初版后，文坛上的气氛有些不正常。相关际遇，现在看来都是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生造出来的，想来不能不为这些人悲哀！”您的这种“遭遇”是否和您耿直的性格有关？现在您怎么看自己经历过的这些“磨难”？

　　刘醒龙：这些事其实可以不必管它，一个人一生中哪有不遇到烦心事的。经历了，过来了，对人来说不仅是一种丰富，还是机遇。人与人不同，人与人的想法也要有所不同。现在看来当初在县文化馆的那些事真不叫事。在当时，也是个性使然，自己却不想再忍受，丢下一句话，就回到阀门厂。当了一个月办公室主任后，一位关系极好的朋友被破格提拔为厂长。那个年代改革风潮激荡，朋友是有名的改革派，相比之下的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厂里那些看不惯我们的人总在一起，准备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时，根本没有料到，新厂长上任的第一件事是免去我的办公室主任职务。那些人一下子不知所措，先前紧张的气氛也缓和下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主意是我想到并主动提出来的，宣布之前，除了我俩谁也不知道。又过了一个月，峰回路转，我被正式调入县文化馆。

　　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会悄然潜入自己的作品中。我的作品总是尽可能用仁善作为底气，正是因为我所经历的生活，总在给我以一些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呈现。这样的事不只是“吃亏是福”那么简单，更复杂和更重要的是能使自己变得比同行者更强大也更明白。

　　二○○五年《圣天门口》出版后，有关方面原本要我担任单位的领导职务，都开始走程序了，又不了了之。二○○九年《天行者》出版，随后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上面又重提旧事，这一次走得更远，都报到市委组织部了，那时间我刚刚被评为武汉市和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组织部门偏偏不肯批复我的任职。一般人遇上这些事，肯定连上访的念头都有，但我到底还是想得通，比如，第一次如果当了小官，可能就没有《天行者》的写作，勉强写了也会不如人意。第二次小乌纱帽都碰到额头上了，如果真的落在头顶上，肯定不会有自己花费近两年时间写作的长篇小说《蟠虺》。我真的感谢那些不乐意我当这小官的人，如果当成了这小官，那就成了我的最大的不乐意了。小小一顶乌纱与两部沉甸甸的作品相比，孰轻孰重，谁都能看清楚。由入世而出世，由捆绑到解脱，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感受其中美妙。

　　性格问题本不是问题，如果有人想起你，将你当成问题了，那才是问题。

　　桫椤：您曾经在文章中回忆与姜天民、苗振亚、刘益善等师友的关系，您觉得到目前为止在您的文学生涯中，哪些人对您的影响最大？他们怎样影响了您的文学之路？

　　刘醒龙：与人相处时，能从对方身上看到与众不同的长处，那也表示自己在这些方面有所收获。比如早期我一直觉得爷爷对我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后来才发现父亲对我的影响丝毫不亚于爷爷，越到后来越是明显。文学需要最大限度地依赖直觉，文学不是靠纯哲理性可以解决的，也不是科学技术所能控制的，文学直觉能力的来源，一个是文化传统，一个是生命血统。有人质疑陈忠实等早先总是说马尔克斯对自己的影响，后来改口只字不提马尔克斯了。这既是陈忠实的问题，也不是陈忠实的问题。文化传统下的生命血统和生命血统下的文化传统，是人类始终想摆脱又始终摆不脱的终极问题。对陈忠实来说，不再认为马尔克斯对自己产生过影响，是一次文学性的飞跃。

　　四、文学必须坚守但不能太任性

　　桫椤：作家最好的作品常常在写他最熟悉的生活，但是在您的创作中几乎没有陌生领域，写工厂、写农村、写历史、写教育、写战争和考古等等，而且对每一种题材都得心应手，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刘醒龙：一部作品的起因，一方面是兴趣，另一方面还是兴趣。兴趣是天使，没有兴趣的写作无异于魔鬼，样子丑恶，性情邪恶，让人厌恶。当工人时，我对车工技术钻研得够可以，达到了那家县办小厂所能达到的顶级水平，因为我有兴趣，所以才有可能当了十年工人，拿到二十张先进生产者奖状。对乡村也是如此，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将城市里的公园看作是乡村与城市的相互渗透，以及城市对乡村的不可分割。自己从未见过历史，但爷爷他们见过，想起来爷爷就是历史，哪个当孙子的会没兴趣？兴趣是最好的才华，也是最靠得住的才华。没有兴趣的才华，就像鲜花插在牛粪上。

　　桫椤：我们多次提到《圣天门口》，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性的作品倾注了您的大量心血，您曾潜心为此“闭关”六年。虽然《天行者》已经成为您的代表作，但我个人认为，《圣天门口》才是您“最爱的孩子”。从您个人的文学抱负来讲，这部作品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您自己的愿望？

　　刘醒龙：这部小说对我来说是最有血缘关系的，开始写这部小说时，女儿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到写成时，女儿都能够从电脑桌下钻进我的怀里，大声念着电脑上刚刚敲出来的句子。说《圣天门口》是与女儿一同诞生的双胞胎也是可以的。任何一部作品，只要具备某种特殊性，其意义自然不同凡响。近代中国，以一九四九年为分水岭，或写这之前，或写这以后，将其间打通，从清末民初写到文革运动的强弩之末，到目前为止，《圣天门口》还是唯一一部。写这样的长篇小说必须具备一定史诗的底气。中国作家一定不要忌讳这个词，更不能贬损这个词的意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没有几部史诗性作品，仅凭大批判或小团圆，是会被世界当成笑话来阅读。

　　桫椤：《圣天门口》里始终贯穿着一种大历史观，即人类社会的基本道义对政治的超越，这与您倡导的“仁可安国”“仁者无敌”是一脉相承的。在这部小说中您是否觉得窥破了历史变迁的“天机”？

　　刘醒龙：天机不可泄，这话至少有一半是真理。真正的天机不是由人来破解的，而是引诱人们上前参悟。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不绝，那些想用宗教种种作为文脉，却忘了时下流行的宗教，在有五千年教龄的历史老师面前，只不过是学生辈。《圣天门口》的写作，让我体察到有一种文化精神是高于宗教的，比如仁者无敌和仁至义尽中的仁。天下宗教，都有过血腥的杀戮史，其残忍程度不亚于任何一次世界大战。中华文化中的仁大不一样，仁作为文化思想与精神，在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活动中，不会有一丝阴暗，也不会有一丝暴力。中华文化之所以延续至今仍生机勃勃，正在于这一个仁字了得。历史如果真有天机，中华文化中的仁者之仁，仁之仁者，既是精髓，也是钥匙；既是本质，也是方法。

　　桫椤：除了历史观的超越性，您的多部小说中还体现着另一种超越，即人性对道德的超越，您从不用那种虚伪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和定位人物。很明显的例子是对“性”的书写，《圣天门口》《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天行者》这些小说中，两性之间的关系都是从角色最基本的情感和人性出发，尽管可能是婚外的、不符合正常伦理关系的，但却并不令读者生厌，反而生出对人物的同情和怜惜之感，比如像《天行者》里孙四海和王小兰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您有没有考虑过这种写法与传统道德之间的矛盾？

　　刘醒龙：有人说我的文学基本思想是保守主义的，是呼唤回归传统伦理道德的。这让人觉得很奇怪，如果连我都是保守主义，只有外星人才是非保守主义了。阅读作品最忌讳按自己的思路来设计别人的文本，然后硬性地将文本中的一两句用来描写作品人物的话重新设计成文本的全部。这有点像蓄意安排的某种埋伏，尽管如此蓄意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对文本来说，所产生的效果如同一场谋杀。

　　千万不要低估作家的智商和情商。作家不说话时，往往是情商在起作用，而将智商暂时搁置一边。不说话不等于没有话，更不等于无力反驳。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人家辛辛苦苦为谁的作品写上近万字评论，从谁那里得不到好处不说，谁还在那里横挑鼻子竖挑眼地不满意，下次肯定再也没有人搭理其作品了。所以，作家在很多时间只是将智商封存起来，完完全全地用自己的情商来打交道。

　　在小说中，重要的是人物是否站得起来，站起来后是否屹立不倒。在小说中，凡是针对与人物相关的命运与生存的描写是合情合理的，是解释得通的，所写人物就具有了不受作家操控的独立生命。传统伦理道德仍是当下文学人口最基本的评判标准与法则。这并不等于说，我写了这样一本特征明显的书，一切就理所当然地指向特征明显的候选人所处的特征明显的人文立场。在这样的时间节点里写出传统中的非传统，又在非传统中写出传统，正是文学的巨大作用，是对人文世界进行独特标记。

　　传统是一种用起来十分靠得住的力量。相比这种稳定性很强的能量，那些对传统发起挑战的力量，总是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浪漫与理想。缺少了这样的浪漫与理想，文学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就《天行者》中孙四海与王小兰的婚外情爱来说，作为作者我当然是第一个对他们表示同情和遗憾，表示爱和痛的人。反过来，这种不正常的婚外情是正常的传统道德的补充部分。有些传统腐朽了，就要有所行动将其反对掉，这也是传统一直在暗中进行的自我调整。传统如果不是这样不断地面对现实进行针对性调整，传统早就不成其为传统了。所以，我还是很喜欢传统这一概念的，没有传统，人将是湖上飘飞的枊絮，但传统绝不是一池死水，应当是本身具有调节功能的湖水。

　　桫椤：说到《天行者》，这部作品写民办教师群体，我曾经在教育系统工作多年，多次接待过民办教师上访，并具体参与审核民办教师转公的档案资料，有了这个前提再看《天行者》，我更能体会小说中的力量，特别是您准确地切入了这个群体的心灵世界。我想知道的是，当时有什么机缘促使您创作这个作品？

　　刘醒龙：伟大的小说是一把放大镜，总是用来提醒世界，如何将卑微者的生命价值，显得丝毫不比那些大人物差，甚至远远超越那些大人物。民办教师群体就是这样的，他们是这个世界里最不被记起的卑微者，却干着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的伟大事业。一个民办教师并不突出，将所有民办教师放到一起时，再虚伪的历史也不好意思将他们扒到一边，当作没看见。

　　当工人时还不觉得，离开工厂的时间越长，越觉得厂里那些毫不起眼的车工和铸造工，是一群与民办教师差不多的人，文学对他们的描写与对民办教师的描写在意义上是同等的，都是对生命的叹为观止。写《天行者》中的民办教师时，心里常常想到的是这样一群工友，想到武汉的大街小巷里那些让人瞧不上眼的清洁工，想到各地公共汽车上那些常常被人骂得狗血喷头的司乘人员。如此等等。民办教师只是一种文学的缘起，相比来说，对民办教师我更熟悉一些，否则有可能将这部小说写成清洁工的或者公交车上的司乘人员的。近一阵开始不厌其烦地提及的“工匠精神”，本质上也就是“天行者”，也就是民办教师精神。

　　桫椤：前面谈到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视，而在小说创作中，您也十分注重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发掘资源，比如《圣天门口》中不乏志怪小说、传奇小说技法的影子，还有贯穿始终的口语说唱，而我们的现当代小说更强调吸收和消化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您怎样取得这二者之间的平衡？

　　刘醒龙：中国小说一定必须是中国的小说。白话文运动之后，中国文学对自身经典的传承做得十分不够，除了汉字没有改，所谓文本意识背后的文学精神与文学理论，来一阵，去一阵，无一不是为西方现代主义摇旗呐喊。也是由于中国人不可能凭短短几年的文学教育就深入到西方人文的骨髓，所理解的更多只是技法一类。短期来看，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是有帮助的。长期来看，中国文学想要普遍受到世界尊敬，还得依靠自身源远流长的经验。从翻译过来的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来看，我不否认有好作品，但与当代中国文学一流作品相比，大体上差不多，甚至还有某种差距。也可能是翻译水平参差不齐的缘故，有相当部分的翻译进来的文学作品真的不怎么样。不值得硬性贴上那些溢美之词。一些说得天花乱坠的外国作品，名实难副的原因是出版商的纯商业营销。

　　明白个中原委就不难找到平衡感，心理上的平衡一定要从心理上找，明白《红楼梦》要胜过人世间绝大部分文学经典，那就通过《红楼梦》来解决中国作家面临的文学问题，毕竟《红楼梦》写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和事，理解和接受都要容易一些。我个人经验是，每隔三五年，就空出一段时间，将《红楼梦》重读一遍。如此不仅能找到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平衡点，还能找到古典的贵族精神与当下的世俗风格的平衡点。

　　桫椤：您小说中的叙事动力常常在两类人物的对立冲突中产生，一类是理想主义者，《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的高天白，《天行者》中的余校长、孙四海等，《圣天门口》中的梅外婆，还有董重里，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有理想的“民间知识分子”，《蟠虺》中的曾本之等等；而另一类是俗世中的“普通人”，比如《天行者》中的村长余实，《圣天门口》中的马鹞子、常守志，还有《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的“贪官”。与当下那些纯粹的批判现实的书写不同，您的小说在保护世道人心方面更胜一筹，我也在作品中体会到您的良苦用心。网络时代，文艺的娱乐消费功能凸显出来，审美教育功能在弱化，您怎样看待这种变化？

　　刘醒龙：文学存在理由，是为了保存理想主义火种的。世界越残暴，生活越冷酷，需要文学的人也就越多。这一直是不争的事实。作家的写作，首先是保证自己不会失去那颗善良之心，那些对外部世界的作用，都是因为自己需要，然后才想到别人也许同样需要。你说我的小说在保护世道人心，在我看来根本就是让自己的内心享有一片按自己意愿打造的天地空间。二战以后，世界上年年月月都有战乱在发生，相比那场波及全人类的血腥苦难，大部分人的日子还是越过越舒适，越过越慵懒，越来越自以为是。把娱乐看作是一种精神生活本来也不错，错的只是一天到晚只想着娱乐。凡事物极必反，当娱乐成为一种不正常的精神症候时，哪怕拥有更加便捷的互联网，人们也会主动做出行为上的相应调整。那些不会调整的人，将会变成娱乐性动物，会被排挤到生物链的最低端。

　　桫椤：您已经是公认的“新现实主义、新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对于这个评价，您自己怎么看？

　　刘醒龙：乡土、现实以及乡土的现实是我真正关心的。一个人做到了某种代表，也就是他在某些方面开始不合群了。如果大家都是一模一样，就没办法让谁来代表谁了。作为既没有红头文件，也没有相关待遇的代表，我对自己定下的准则是，要写就得写出与天下人完全不一样的作品。一个努力将自己与同行彻底区分开来的作家，竟然成了同行的代表，这样的代表当不当都是一种说辞，当不得真，也当不得假。无论真假都要落实到白纸黑字的作品上。

　　作家最要小心的是那些游离在作品之外的虚妄。好比占山为王，一个人无端地被他人推上高山之巅，感觉到一览众山小，但山上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人与之对话，甚至没有一条用来行走的小路。这样的高处不胜寒是会饿死人冻死人的。聪明的人对各方面的话听听就好，点个头表示知道了，然后转过身去继续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桫椤：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小说？您能否简单评价一下网络文学？

　　刘醒龙：目前阶段互联网上的那些作品，命中注定无法达到高水准。指望整天泡在互联网上的那些十几岁、二十几岁后生写出惊世骇俗的大作品，是不现实的。这些人在学校时本来就没打算好好读书，底子薄，最关心的又是打赏的人有多少。更令人担忧的是，相比十年前那批互联网写手，现在流行的数量大了许多，所写的作品水准却下降得更厉害。十年前，互联网上的写手还会对自己作品的不足心存愧疚。十年后，只要打赏的人足够，哪怕作品是天下最垃圾的，本小爷与本老妹也在所不惜，这种心态如果没有普遍性改变，迟早会落得像“知音体”那样被人耻笑。

　　腊月二十六，在合肥参观李鸿章故居，正要掏钱买二十元一张的门票，忽然发现旁边有告示，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票。我拿出身份证一试，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头一回享受老人待遇，心里有种怪怪的感觉。我们这代作家正在老去，趁着还很明白，还没有糊涂时，出于责任而说一些当爷爷的必须要说的话。

　　文学必须坚守，但不能太任性。小时候将老虎看成是大猫，是天真可爱，成年后还是坚持说老虎是大猫的，不是矫情就是无知。婴儿时期，可以用洗澡盆游泳，长大以后还能将洗澡盆当游泳池吗？

　　从甲骨文开始，到青铜铭刻，再到各种简帛、木刻水印，再从现代印刷跳跃到互联网，人类的进步过去是将文学置于文明进程顶端，将来也不会改变而使文学成为一种粗俗赚钱手艺。一个爱玩文字的人，如何个玩法是其天赋自由，别人无权干预。这种看上去挺美的事，背后藏着最残酷的现实：一个人很难被别人淘汰，在别人的竞争性方式面前人会自动产生应急反应。那些被淘汰的人，往往是自己淘汰自己的。

　　桫椤：现在很多作家都瞄准影视改编去写小说，而更年轻一些的网络作家也通过网络小说来赚钱。您从不屈从于流俗，您觉得您对文学的坚守，其意义何在？

　　刘醒龙：赚钱没错，写小说更没错，为了赚钱而写小说也不是错。错的是那些披着小说羊皮的垃圾文字狼。我从没有拒绝过俗，当年也曾想方设法买一辆凤凰自行车，也曾排长队买麦当劳，也曾因有机会去一趟美国而亢奋，也曾拿到头一笔外币稿费而向同行炫耀。但是我很快明白，自己买汽车只不过是为了出行舒适方便，买别墅也不过是让自己拥有一份天籁，去国外看看也是因为开开眼界让自己的家国情怀变得实在有目标。人是不可能免俗的，在俗世中历练并坚守品格的文学最靠得住。作家也是一日三餐要吃五谷杂粮的大活人，男作家一定是某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孙子或儿子，女作家一定是某个见了美女就会多看几眼的男人的妻子或情人。作家不是从空气中吸取营养的外星人，作家一定要有不仅能与地球人交流，也能与外星人交流的特殊心灵。

　　物理学最新研究成果在说，宇宙是由所占百分比很少的物质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暗物质组成的。在人类所处的世界中，世俗是物质的，非世俗的文学等是暗物质。人类在目前阶段无法感知暗物质，只能用数学方式来推算暗物质的存在。作为暗物质的文学，所幸还能被人类所知所感，不管有没有人在坚守，真正的文学都是暗物质一样的存在。

　　桫椤：您是首届“鲁奖”获得者，也获得了“茅奖”，已是功成名就。在您看来，您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为什么？

　　刘醒龙：二○一六年花了很大精力来整理先前发表过的绝大部分作品，有出版社要出一套二十七卷本的《刘醒龙文集》，将要入文集的作品都看了一遍，一些曾令我偏爱的作品，又重新回到记忆中。总的来说，对长篇小说满意的多一些，如最早的《威风凛凛》等。硬要说一部，反而不会是《蟠虺》《天行者》和《圣天门口》等长篇小说，而是中篇小说《暮时课诵》。我留恋写这部作品时的状态，在办公室坐着，窗外不远处就是东坡赤壁，心情舒缓，情绪适度，全部文字包括标点符号，都像风过柳林，雨打荷叶一般，有情有义，有奇有妙。《暮时课诵》还没写完，我就说过，这辈子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当我们说满意时，何尝不是为了某种纪念。

　　桫椤：二十七卷本的文集，这非常令我这样的“粉丝”兴奋，我也非常期待文集的出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包括我在内的读者朋友都非常关注，在《蟠虺》之后，您的下一个长篇将会是什么？想请您谈一下近期的创作计划。

　　刘醒龙：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作为暗物质的文学会赐给我何种作品。我能想象到它一定是一部长篇小说，因为这早已是我的文学方向。在动笔之前，我先要完成二○一六年没有完成的行走任务。二○一六年夏天我从三峡开始，一直走到崇明岛外的长江出海口。二○一七年春夏，要走完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段和青藏高原上的长江源。这件事足以媲美任何一部大作品，这一阵我一直在做体能储备及地理常识的准备，暂时没将下一部长篇小说想得太细。作为万里长江行走的计划倒是有，到时候会完成一部长篇散文。

　　桫椤：河北保定市作协副主席，现供职于保定市文联。

　　□桫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