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银行家（二）

　　这是一所由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创办的私立大学，其经济、理财两科的教育水准，堪与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美国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相比肩，且与这两所世界级名校有教授互换契约。张嘉璈在这所大学的两年，师事的是堀江归一博士，一个曾经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经济的拮据时时困扰着这个未来的银行家，据张嘉璈晚年时自述，当时留学日本的消费水准不算太高，每年费用约在日金三百五十元，唐先生出国时资助他的七百银元，早已使用过半，家中又无接济，只有节省衣食，把平时食宿用度控制在每月十五元内，每月只食肉一片，平时佐餐也只食鱼一小片，衣着只有入学时所置制服一袭、皮鞋一双，没有余钱置换新的，时日一久，皆破旧不堪。

　　待到张君劢从早稻田大学毕业，住在较远的神田区，兄弟俩如想见一面，他都要等二哥寄来电车票，方能成行。有时手中不名一文，而房东催交食宿费甚急，惟有步行两小时至神田区，将手边之教科书向书店出售，以资应付。往往原价八元，店主仅出价三元，迫于急需，只得忍痛牺牲。有时为凑足应缴食宿费七元五角之数，一日之内，需往返书店两三次。狼狈迫促，其状可哂。最后一年结算拖欠的应缴学费，因其学业成绩优良，校方出于对这个穷学生的同情，才同意把这些欠款作为大学贷金分期偿还。

　　本来，他是想转往哈佛大学继续攻读财政学的。校方的推荐接洽也已就绪。但当他于一九〇九年春天回国申请留美官费的名额时，却被告知，新政策已出台，只有清华学堂的毕业生方能获得官费赴美的资格。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也只得留在北京谋食了。

　　因着这段因家业困顿而带来的狼狈不堪的日子，张嘉璈的心绪总是笼罩在某种阴郁的气氛中。清苦的留学生活中，受一个爱好周易的同学影响，他迷上了卜卦。受西式教育多年，却要从这种玄学中找慰藉，正可见出这个年轻人对自身命运的迷茫。他的手气不太好，抽中的总是蹇卦。易经上说，“蹇，难也，险在前也”，其上卦为坎，坎为险，下卦为艮，艮为山，险阻在前，正是蹇卦的卦象。他接受了这种暗示，认为自己的一生将是坎坷多难的。

　　经朋友介绍，他进《国民日报》做了一名翻译，兼带社论写作，每月薪资三十银元。不久，邮传部办的《交通官报》需一名笔墨功夫好的留学生任总编辑，他应聘成功。此时的邮传部由唐绍仪继徐世昌执掌后，规模更趋宏大，经费充足，他这个总编辑的月薪一百五十元，是先前报馆收入时的五倍。但他总觉得做报纸总编辑虽极忙碌，终不免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于实务殊属隔阂，只干了一个月，被改委在该部路政司办事。他担心外人会以为他不安于现状欲有所表现，好在长官知他志趣，也不以为怪。

　　成立于一九〇六年的邮传部毕竟是新政机构，专办航、邮、路、电四政外，还兼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到路政司不久，这个年轻人就得到了在金融界一露峥嵘的机会。一九一〇年九月的一次金融风暴中，上海源丰盛银号倒闭，市面吃紧，随即引起由交通银行总经理李经楚族人所经营之义善源银号停业。该号欠交通银行款项甚多，邮传部派张嘉璈作为清理小组的一员，赴南通接收抵押品，以便变现抵欠。清理小组负责人单某，系一油滑官僚，想把接收的抵押品廉价出售，从中赚取佣金，张嘉璈见状，心实忧之，急电部里派能员监视，终于使官家免遭损失。

　　如果不是接下来帝国倾覆，这个年轻人很可能会在邮传部获得更大的升迁。自一九一一年五月起，新掌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被铁路国有政策牵去大半精力，已很少注意包括张嘉璈在内的部里的年青一代。自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生成后，川人剧烈反弹，中央处置乏力，终致酿成大变，张嘉璈在部里目睹种种情形，已感帝国的根基摇摇欲坠。十月，武昌革命军起事的消息传到京中，盛宣怀遭资政院弹劾，复被作为替罪羊推出，而南方各省，纷纷光复。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张嘉璈已不在北京，他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已到了上海。

　　辛亥后，张嘉璈在上海发起国民协进会，与汤化龙的共和促进讨论会等组织共组为“民主党”。还应浙江都督朱瑞之邀，当过一段时间都督府秘书，往来京沪杭之间。一九一三年底，才二十出头的他得以出任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副经理职，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政治非自己所长，想要改换门庭，更关键的是，他得到了如汤叡这样的有力人物的推荐。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无疑后者更为重要。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叶，一些在民国史上留下过响亮名头的现代银行在东南沿海纷纷创办，银行家们如过江之鲫汇集上海，他们的遇合故事，创造着上海的财富神话。张嘉璈日后回忆，他与钱永铭、李铭、陈光甫等人结成莫逆之交，当是在上海初入金融界时。

　　每年新正，上海金融界例有春宴，参加者有外国银行华人经理，俗称买办，有各钱庄经理，俗称档首，也有各新开银行的正副经理。张嘉璈参加一九一五年金融界春宴时，因为是新进，触眼都是陌生面孔，颇感落寞。正好同席有一青年，也在无聊中，一询才知是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副经理李铭，表字馥荪，浙江绍兴人，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毕业。两人交谈之下，颇觉投缘，在李铭的介绍下，他结识了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董事长叶景葵。蒋和叶是浙江余杭同乡，蒋君“家资丰饶，生性通敏，虽未尝领受新式银行教育，对于银行经营，善能迎接潮流”，叶君进士出身，虽未留学国外，却“博览译书，富有欧美日本财经知识”，曾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幕府，担任过奉天财政清理处总办等要职，在他眼中，都是“融贯新旧、富有学识”之士。

　　这个社交圈在滚雪球一样扩大。三月，经人介绍结识了陈光甫。八月，正与王正廷合作办着一家转运公司的浙江吴兴人钱永铭也加入了进来。再后来，是有着“学者银行家”之称的兴业银行协理徐新六……这一年底，张嘉璈按捺不住兴奋地说：“一年之中，得结识如许金融界新人物，私衷极感兴奋”。

　　与陈光甫的相识经过，张嘉璈曾自述“彼此倾倒”：

　　陈君光甫，宣统元年留美毕业返国，任职江苏财政清理处。辛亥革命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为江苏省银行监督，后称总经理。民国三年，因抗拒江苏都督张勋指令江苏省银行查报存户姓名，辞职。经由杨君廷栋之介绍，得识陈君。接谈之后，彼此倾倒。时陈君组织一转运公司，极愿推动中国、交通两银行发展铁路押汇业务，因特向北京总行推介，于五月中旬，发表其为中行顾问。（《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姚崧龄编著，传记文学丛刊，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六月，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张嘉璈和李铭都竭力协助其成。张嘉璈征得宋汉章同意，由上海中国银行在这家新开办的银行开设同业往来户头，存入五万元，日久未动，以示支持。日后，两家一直保持着友行关系。

　　这些银行家中，张嘉璈、李铭、钱永铭是留日的，陈光甫是留美的，徐新六是留欧的，蒋抑卮与叶景葵虽没留过学，也是服膺西方知识和新技术的新旧贯通之士。这些年轻的银行家们有着关于银行、理财方面相同的现代知识背景，又都致力于银行摆脱国家资本实行商业化，相同的志趣使得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借每周一次的星期五聚餐会探讨时局，交流金融信息，联络感情，用张嘉璈的说法，“无形中受新思潮之浸润，每遇同业共同问题，常能采取一致步骤，合作解决。”

　　此几家银行凭借各自财力，彼此为对方开立同业往来户头，遂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皆荣的金融托拉斯，张、陈、李、钱四人更是成为年青一代江浙银行界中之领袖人物。日后的上海银行公会，正是“星期五聚餐会”这个带有沙龙性质的银行家午餐会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日后担任上海商会会长的徐寄庼，曾评介午餐会时期是上海银行界的“精神结合时代”。

　　四、宋大班

　　当张嘉璈和他的银行家朋友们每周五例行聚会时，他的顶头上司宋汉章几乎从不参加。宋沉默寡言，让人感觉很难亲近，但业内人士只要一说起这个前辈，全都肃然起敬。被年轻一辈称作“宋大班”（外商银行称经理为大班）的宋汉章本名宋鲁，浙江余姚人，是一个盐商和木材商人的后代，慈禧谋废光绪那一年，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名通电反对废立，宋汉章因参与电文译传，遭当局追捕，过了一段流浪的日子后，改名汉章回到了上海。因他当时确实年小，再加花了大笔钱财疏通，当局也就不再追究。宋汉章是银行界的老人，曾有过任职电报局和海关的经历，清末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时，他就是最早的职员之一，还当选过上海总商会会长，在世纪之初的上海金融界，此人可说是资历极深的老一代实权人物。“宋大班”经常遭受政客们打压，有几次差点把命都给丢了，但他爱较真的执拗脾气从来未改。

　　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工部局《警务日报》记载，前一日（二十四日）下午四时五十分，中国银行会计员来捕房报告该行经理宋汉章被人绑架。接报后，副捕头吉布森和探目吉文斯立刻对案件进行了初步调查，侦知抓走宋汉章经理的是沪军都督陈其美。

　　据说案情是这样的：辛亥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屡次命宋筹饷，宋汉章以中国银行系属官商合股，自己是个雇员不能作主，婉言拒绝。因银行设在租界，陈其美对宋无可奈何，于是心生一计，于沪西曹家渡路的小万柳堂设宴，邀宋前往。小万柳堂系晚清名士廉惠卿、吴芝瑛夫妇的一处私家花园，其地系越界筑路，属于租界势力范围，隔了一条苏州河就是上海老城。宋汉章来到宴厅，刚一落座，陈其美即以筹款相请，宋以银行之款本人无权擅夺为由，仍请免议。两人你来我往，都动了气，陈其美即下令卫兵把宋架出小万柳堂后门，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一艘快艇，要他到了都督府再好好想个明白。几日后，绍兴旅沪同乡会风闻此消息，在《民立报》向陈其美抗议：“日前迭据传称，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被贵都督以请酒为名，诱至小万柳堂，遽被军士多名拥捕而去。”

　　按理说，宋汉章既知道自己得罪了陈其美，接到陈的邀约，他断断不会跑去自投罗网。工部局警务局档案里，有一份宋汉章自己的陈述，内称：

　　在宋被捕前不久，一个叫张叔和的人把他介绍给前广东兵备道柳滇生。柳邀请他到哈同花园附近一家外国饭店去吃饭，说要在饭店里给他介绍两个人，一个叫梁建臣，一个姓邓，都是印尼华侨富商。但后来约会延期，原因未详。宋被拘捕前一日上午十时半，梁建臣由柳滇生陪同来到宋的办公室。柳说，梁、邓两富翁意欲开设一家银行，他提议由宋当经理。宋谢绝道，大清银行停业清理，中国银行已成立，财政总长陈锦涛博士要自己继任经理，他不能一仆二主。柳说，他要劝两位富翁赞助二百万元作为中国银行部分资金。柳交给宋汉章一张在极司非尔路小万柳堂吃饭的请帖，宋的名字在请帖上列在第一位。梁、邓二人为东道主，其他宾客还有顾达三、周舜卿、张叔禾等人，午餐定在次日下午二时。

　　第二天，宋汉章去极司非尔路赴宴，未及落座就被捕了。约有十二名佩带手枪的士兵自小万柳堂后河登岸，自称奉沪军都督陈其美之命，拥宋而去，他客皆扫兴而散。兵士用船将宋带到南市第十团军营，扣押在那里。扣押期间始终有士兵看守着，不许走动，不许看报，也不准友人与他见面。

　　由这份自述可见，小万柳堂设宴招请的东道主是印尼华侨富商梁建臣，前广东兵备道柳滇生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而柳又是张叔和介绍的。准备在宴席上谈的，也不是筹饷事，而是商议办银行。但陈其美的手下突然出现，可见陈在此事上难脱干系。

　　陈其美承认，逮捕宋汉章的确是他下的手令，但不是因为宋筹饷不力，而是另有原因，拘捕宋是因为王兴汉、陈聚两人告发他在民军光复上海之际，捏造假账，私吞巨款，又以租界为掩护，屡传不到。陈其美宣称：”大清银行系前清政府银行，所有款项除商股外，皆应为民国公款。对于宋汉章等究竟有无捏造吞匿之事，理应彻底查究。”

　　宋汉章在自述中辩解说：“报上登载了两个原告人的名字，可是我从来不认识他们。”对于陈其美指责的“恃租界为护符，抗不到案”，宋汉章更是表示，从未接到过都督府的函传，且其本人并无侵吞舞弊的行为。在他被关押期间，审讯人员既没有迫他提供经费，也没有询问他捏造假账侵吞公款的事，“扣押三天后，有王、杨二人奉陈其美将军命在军营中对我进行初审。讯问我有关大清银行存款余额和满清政府的资金。关于债务、往来账户、贷款或定期存款均未问及，也没有原告人出场。”

　　宋汉章被拘的消息很快传遍沪上，中行临时监事会向北京和南京发去通电，孙、袁两大总统均表关切。通电称，该行经理宋鲁被军队捕去，而“宋鲁素性谨慎，有妥保，决无循私罔利情事”，即使果有控告，亦应咨行该行监督查办，正式传讯，岂能“遽而诱拿”？司法总长伍廷芳、沪上知名人士马相伯等也出面营救，陈其美之弟陈其采与上海金融界素有交往，也为之奔走，经多方斡旋，宋被关了二十天后，终于四月十五日取保开释。上海分行的全部账簿被交出，听候沪督派员检查。一时，上海金融界皆知宋汉章为人石骨铁硬，不向强权低头。

　　此案背后乱象纷呈，实则是民初各派力量于金融场上角力，而宋汉章主持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又首当其冲，可谓祸从天降。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上海军政府成立伊始，沪督陈其美就把一家先前襄助革命的上海信成银行改作上海中华银行，竭力想把它运作为中央银行，为此，他把攻打江南制造局时出力甚多的该行协理、老同盟会员沈缦云任命为都督府财政部长，命沪上各银行，“凡改易名称及用人行政等均归节制”。同时呈文临时政府财政部，加紧把该行升格为中央银行的运作。他以为，大清银行是前清政府的国家银行，民国成立后，应将其作为清理与调查的对象，官股应予没收，而自己于革命出力甚多，临时大总统亦当投桃投李才对。

　　孙中山虽倚陈其美为左臂右膀，对他的这一如意算盘却看得很清楚。革命领袖的钱囊怎么可以落在他人之手呢，就是最忠心的部下也不行。孙中山更倾向于赞同把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并继续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责。袁世凯也有此共识，认为前清的遗产已由商民继承的，必须继续保证其持有。

　　当时的财政部长陈锦涛本就对陈其美不满，对中华银行的升格改组亦表反对，故不遗余力为大清银行的改组事宜奔波。各方博弈的结果是，陈其美力挺的中华银行被改组为完全商办，而中国银行则有望被赋予越来越大的国家银行职能。陈其美的觊觎之心眼看要破灭，才设计构陷宋汉章。查其舞弊只是借口，目的正在于破坏中国银行声誉，阻挠改组。当时有明眼人就看出，陈其美制造宋案，显系有意“破坏中国银行之局，谋取中央权利，故演出此无意识之举动。观其情形，蓄意非一朝一夕者也”。

　　一九二七年春天蒋介石向中国银行勒令逼饷，由此上溯十年，中行上海分行也曾发生过一次与当局的剧烈对抗。张嘉璈和宋汉章一起联手，抵制了民国五年北洋政府的停兑令。

　　因袁世凯加紧复辟，一九一六年元月一日，云南军政府成立，唐继尧誓师讨袁，牵动上海市面顿形紧张。及至三月后，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告独立，继广州中国银行发生提存风潮后，前中国银行总裁汤叡在广州海珠岛水上警署与龙济光洽谈北伐事时饮弹身亡，更使局面大坏。最危急的时候，广州中国银行关门，行员潜往香港躲避。

　　在北京，袁政府为了以武力震慑西南，急需大笔军饷，而袁政府自“善后大借款”用罄后，财政紧张，再加登基筹备费用浩繁，只有找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家垫款。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贻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自然竭尽全力，在袁的登基大典前已垫款四千多万元，中国银行也垫出了一千多万元。钞票发行过多，银行信誉自然动摇，袁迫于压力撤销称帝后，北方人心动摇，中交两行各地分行均发生挤兑，交通银行的情况尤为严重。当时发表孙宝琦为财政总长，新总长到任前，梁士贻实际负责一切财政调拨，为了稳住金融盘子，梁献计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集中现金。这年5月，国务总理段祺瑞下达停兑令，勒令中交两行已发纸币和应付款项，一律停止兑现。

　　明知道段祺瑞此令是要截留现银，但身处皇城根下，中、交两行总行迫于压力只得遵照执行。一些北方城市分行相继跟进，顿时引发金融市场一片恐慌和混乱，酿成时人谈之色变的“京钞风潮”。抢在停兑令正式发布前，消息灵通的官僚、政客先往提取现款，再是一般市民蜂拥而至，京津、济南等北方城市均发生挤兑（以钞易银元）。在上海的张嘉璈和宋汉章得到消息，惊惶不已，认为事态已非常严重。

　　两人以为，银行兑换券一旦停兑，失信于持券人，等于卡了自己的脖子，今后想要再树信誉，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决定拒绝执行停兑令。他们把财政部要求把银行迁往南市十六铺一带的密令扔到一边，核算了一下库存现金准备，认为中行上海分行发行的兑换券和活期存款为数不过千万，目前现金贮备可支付发行钞票的六成以上，足敷数日兑现存付之需，应可平稳度过挤兑和提存风潮，即使钱不够，还有其他不动产抵押变现，总之，为了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即使赔光了，也要让民众知晓负责到底之决心。

　　以宋汉章历次跟官府周旋的经验，他担心的是，若一抗命，政府中的弄权者怀恨在心，将两人以违抗命令为由免职。这一来，他们的抗停兑计划就会全部泡汤。事不宜迟，宋汉章当即前往造访会审公堂法官，咨询有何法律依据可以让他们留行执行此计划。法官告知，如果在租界地面上中国银行的利害关系人，如股东、存户、持券人向会审公堂提出诉讼，那么在诉讼未判决之前，北京当局就不能随意解任经副理，更不能将他们逮捕。张嘉璈立即找叶景葵、蒋抑卮、李铭、陈光甫等人商议，请“南三行”的朋友以中行股东的名义分头邀请律师，向法庭提出起诉。

　　几个经理也作了分工，宋汉章亲自走访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大班，告以准备抗命不停兑的打算，以银行房契和苏州河岸的堆栈作保证，获得了二百万现金透支的保证。另一个胡姓副经理前往走访后马路各大钱庄经理，要他们提供沉款以为支援。张嘉璈还托股东刘厚生牵线，走访了前清状元出身、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实业家张謇，说明成立股东联会维持中国银行的用意。张謇当场答应，所有股东愿作中行后盾，共同抗过这场风潮。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随即成立，并在报上发表告示称，为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保全沪行信用起见，中行上海分行行务全归股东联合会主持，股东联合会已督饬该行备足准备，所有钞票仍一律照常兑现，政府不得提取任何款项。

　　是夜，汉口路的中国银行大楼灯火通宵未眠，上至经副理，下至部门负责人和普通行员，都在连夜准备翌晨将要兑付的现金。到后半夜，看看准备停当，宋、张两人才回附近的寓所小睡了一会。

　　尽管对第二天的挤兑风潮已有充分预计，但第二天一大早密密麻麻涌来的人群还是让张嘉璈倒抽了一口凉气，汉口路的中国银行已被持券兑换者围得水泄不通，数千人的队伍一直排到几条马路之外。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二日，张嘉璈在日记中记下了挤兑发生首日的可怕情形：“余自寓所到行（汉口路三号），距址三条马路，人已挤满，勉强挤到门口，则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钱或五元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

　　第一日，兑现者两千多人；第二日，挤兑人数仍不减少；第三日是星期六，下午本不营业，但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人心一安定，如潮般的兑换者开始消退，再加上报上出了告示，持中行兑换券者在其他银行、钱庄均可收受，兑现者人数减到约四百人。第四日是星期天，银行特开门半日照常营业，并向汇丰等银行商借透支，以备不虞，兑现者已减少至百余人，然而行中的现金准备也已消耗十之七八，回想前两日风潮之烈，宋、张都觉不寒而栗。

　　到十九日，兑现者已寥寥无几，历时一周的挤兑风暴终得平息。南京、汉口两分行，鉴于上海分行措施得当，又获当地官厅合作，也都照常兑付。交通银行风潮拖延较久，据说最后由叶恭绰经手，向奉天省官银号借到现洋四百万元，才于次年一月把风潮平息下去。

　　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自此日益昭著。有称上海中国银行兑换券由此流通益广，远至偏僻乡隅，只要有宋氏签名的兑换券，持有者几乎可以视同现银元，因而窖藏者有之，时上海中行发行部门，经常发现久藏成饼、无法分享的大宗全新兑换券，可见民间持券人对宋氏信赖之深，实有出人意外者。

　　中外报纸对宋、张两个银行家的赞美毫不吝啬，称他们是“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这次抗命停兑中，张嘉璈作为宋汉章的助手已崭露头角。宋、张两人，一刚一柔，个性、抱负颇不相同，宋汉章精于对内管理，张嘉璈则颇有政治头脑和手腕，正是他们的通力合作，使这场世纪初的上海金融风暴旋即平息，这似乎也预示着，新一代银行家作为不久的将来上海金融界的主角已悄然登场。

　　这一年，张嘉璈二十八岁。和他一起抗拒停兑令的“南三行”其他少帅们，李铭二十七岁，钱永铭三十一岁，陈光甫年纪最大，也仅三十五岁。

　　但知悉金融内情的人说，宋、张关系并不如表面那样融洽，宋经常用“政客”两个字来形容张的举动，以致他们共事的最初一段时间，“政客”两字几乎成为张的绰号。好在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都想把中行办好，维持它的相对独立性，尽量扩大商股权益，削弱官股力量，以免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他们之间也没有大的冲突发生。

　　北京政府看到停兑令执行不下去，为缓和人心，也自找台阶下，于六月一日发布安定市面令。称当初发布中交两行纸币停兑是“一时权宜之计”，“迩来商民恐惑，弊窦丛生，于财政前途，大有关碍”，已饬国务院重拟办法。“该两行纸币，为全国信用所关，本与现金无异，政府负完全责任，一俟金融活动，即照纸币面额定数，担保照常兑现。”但在张嘉璈看来，这个命令不过一张废纸，于实际无补，中、交两总行奉令停兑纸币后，其在京津地区所发钞票，已由面价跌至八折，有些地方甚至跌到了六折，不仅商民拒收纸币，即便是政府所管的铁路局，顾客购买客货票，也都只收现银了。不学无术的政客们已经把金融秩序给搅乱了。

　　抗命者总要付出点代价。新任总裁徐恩元不敢对张骞和股东们怎么样，就拿抗停兑风头最劲的宋汉章和张嘉璈两人做文章，以作敲山震虎。十二月十七日，中行上海分行突然接到总行一纸调令，要调张嘉璈去重庆分行任经理。重庆与上海经济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这一调令，对张实是明升暗降，宋汉章当即说，徐是在打击报复，张若调任，他也一并辞职。此举也惹恼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的一帮大佬们，他们再次致电北京，向黎元洪检举新任总裁挪用股款订印钞票、为帝制效劳的劣迹，要求收回成命。几经周折，张嘉璈总算没有发配重庆。

　　五、逼饷

　　对张嘉璈的新任命在一年后下达。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闹剧匆匆收场，段祺瑞出组新内阁，发表梁启超为财政部长，梁上任不久，就来电邀请张嘉璈赴北京一行，说是有新的委任。张嘉璈事先已得知，梁启超是要他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与新总裁王克敏搭档。这一消息让他喜忧参半。

　　新总长对自己青眼有加自然是好事，但他担心一到北京总部，总裁、副总裁变换频繁，反而不能久于其位，做不成事，故先请已回北京的二哥张嘉森向梁代为婉谢，又电托在北京的钱永铭就近阻止，还亲自提笔给王克敏写信，说自己原在中行服务，遇事义当效力奔走，不必再畀以任何名义，副总裁一职，还是另觅贤能吧。

　　王克敏说，这是梁总长的美意，要他务必担任新职，上海分行副经理的名义可以继续保留，随时可回本职，随时往来南北办理行务。新总裁如此诚心诚意，他也只能欣然就道了，最后促使他北上就任的，可能还有他一直相信的卦象上的一个说法，“大蹇，朋来”，蹇卦之人多朋友相助，梁启超的力荐使他感到，这样的预言正在应验。

　　从这年夏天到北伐暴发，任职北京十年，与安福系政客斗，与武人斗，不管政局如何变动，张嘉璈致力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努力使中国银行驶离政府控制，实现银行的商业化，他最堪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把官方股份像挤海绵一样挤了出去。

　　好在迭次金融风潮后，政府高层中稍有良心者也意识到中行实力已达限度，代政府受累非浅，不能再无休止施加压力强迫垫款。至一九二三年底，北洋政府财政日绌，将所持中行官股五百万元也出售了，只留下象征性的官股五万元。而商股则达近两千万元，至此，商股已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五，与官股的比例为四十比一，中行脱离政府的独立计划，可说已实现。

　　即便如此，张嘉璈还是说，商业化并不是不讲责任了，他们仍将一秉民国六年银行则例精神，“凡可以为政府谋者，靡不作合法合理之尽力”。

　　可是，战争把一切都改变了……

　　张嘉璈不喜欢战争。没有一个银行家会喜欢战争。战争的黑色镰刀砍过的地方，百业凋敝，市面萧条，金融的血脉会梗阻，甚至社会上流通的钱会被政客们搜刮去作战争机器的润滑剂。可是战争已经发生，他只能小心驾驶着中行这艘巨船穿过乱世的险滩。

　　一九二四年，三十六岁的张嘉璈在日记中写道：“全年满地战争，交通阻滞。上海分行一面须维持沪市，一面须接济内地分行。而内地各分行多存现金，则虑兵匪抢劫，少存则恐挤兑。银行当局责任所在，尝有穷于应付之苦……照此趋势，北方几无政府，南方似有成立统一政府之望，姑坐待之。”这一年，在南方，江浙战争枪炮正急，在北方，第二次直奉战争又大打出手，战云密布中，他似乎从更南方看到了一丝值得他去企盼的光亮。

　　一九二六年初，北伐军兴后，时任财政总长王克敏找好友张嘉璈、冯耿光商量。时下南军节节推进，北方政局腐败，军队不能打仗，已亲眼见之，但南方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究系如何，也要眼见为实。北伐军即将进军江浙，打进上海，中国银行怎么办？严峻的现实逼着他们要拿出一个周祥的应对方案来。商量结果是让冯耿光借探亲之名，前往广州一探虚实。

　　冯耿光到了广州，亲眼所见，果然与北方迥异，一派革命的蓬勃气象。回到北京后，向王克敏、张嘉璈谈到南方情况，认为南方成功的可能性更大，然军情扑朔迷离，胜负定局之前也有变数。但中国政局不管如何变动，中行都须有个靠山，三人商议之下，作出一个极为稳妥的安排：王克敏与冯耿光留在北方，应付北洋，张嘉璈则以母病为由回上海，设立驻沪办事处指挥南方行务，观察形势，并对北伐有所策应和济助。对外宣布的理由是，“中国银行之职责，系为全国民众服务，行务行政不应集中北京，宜由正副总裁分驻京沪，就近处理。”

　　中行与南方政府的渊源，其实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九二四年，孙中山聘请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为顾问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时，中行就与广州方面有过接触。这年八月，广州大元帅府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行长，其时，广州市面金融混乱，中央银行因没有充分的准备金而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宋子文为提高该行纸币信用，派私人代表到香港，找中行香港分行行长贝祖诒商借部分现金。贝不敢做主，请示北京总行。张嘉璈密嘱其亲往广州，与宋子文面谈。宋子文向贝提出借款二百万元，经张同意后，贝祖诒允宋先借五十万元，以助宋子文实施钞票整理计划。

　　作为中国银行在南方的一个眼线，贝祖诒不断将北伐消息电告冯耿光和张嘉璈。“南方声势很盛，军事有把握”，他的判断与冯耿光亲赴广州考察的结论不谋而合。贝祖诒在电文中还透露，广州政府对中国银行之前的做法极不满意，声言若再不助我，就要采取严厉制裁：“粤政府已宣言，中行接济吴佩孚打国民军，甘作军阀之走狗，现在北伐时期前方需款甚巨，倘能尽力接济，尚有可原，否则该行只知助敌，不知助国民军，当以敌人对待，所有国民军管辖区域，不准有该行钞票流通，应勒令收回云云。”贝祖诒急切呼吁，该是拿一个主意的时候了，如若不然，“则广东成功之日即中行宣告破产之时。”

　　贝祖诒还说，广州政府有意起用自己，如何应对请总行明示。冯耿光和张嘉璈认为，这对未来的中国银行有好处的，要他恰当接济。因有贝祖诒通融在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前，宋子文即以财政部长令告出发各军，“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

　　一九二六年六月初，张嘉璈以中国银行副总裁名义移驻上海，在分行二楼辟屋办公。一个月后，在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任总司令职，下达北伐部队动员令。这似乎是个好兆头，不管以后政局如何变动，中国银行已着先计。但事情的发展并未如他预想的这般顺利。

　　九月某一天，在北京结识的好友黄郛忽从天津来电，传达已到江西赣州的蒋介石的口信，要他设法汇寄部分现款，支持北伐大业。原来北伐军自进入江西后，急需军饷，而当地商民只认银元和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拒绝使用北伐军所带的临时军用兑换券，蒋已为此急得焦头烂额。

　　当时孙传芳正在南京调集大军，准备入赣与国民革命军作殊死决战，对上海金融界监视十分严密，严禁资金外流，再加赣州僻处内地，调汇不易，但张嘉璈还是想尽办法，密电南昌分行秘密汇送三十万大洋，送到赣州的北伐军总司令部。

　　这年底，黄郛南下助蒋，临行前，张嘉璈指示中行总管理处让其带一密函，说国民革命军进抵汉口后，凭此函件，即可找汉口中国银行经理汪翊唐借支一百万元。因为蒋把北伐总司令部设在了南昌，也就没有从汉口中行借款。张嘉璈指示中行总文书吴荣鬯，从南昌分行又秘密拨汇了二十万现款。吴荣鬯与黄郛、蒋介石是沪军都督府时期的旧识，办此事最为稳妥。

　　但蒋并没有忘记他许诺过的那一百万，后来为此还生出不少事端来。

　　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各界都觉欢欣，以为革命有成，太平盛世已至。一九二七年三月底的一天，总司令部军需处忽派数人来到汉口路中行上海分行，径往宋汉章经理办公室闯，说是奉军需处长俞飞鹏之命，要提借一百万元，且要当日运往南京。

　　宋汉章答应只同意垫借三十万元，还与随同前来索款的苏沪财委会的钱永铭发生语言冲突。磨了半天嘴皮子，宋汉章终于答应垫借一百万元，但要对方照章提供担保品。军需处的人一状告到蒋介石那里，蒋大怒，加码要中行出五百万。张嘉璈后来说，此事纯属一场“误会”，问题出在宋汉章不知曾有汉口分行支用一百万之约。而他自己因母亲去世，居丧在家，也没有预先接洽，致使误会发生。所以事情一发生，他即刻驱车前往解释，宋经理已把这一百万元“照付了事”。

　　话是这么说，一百万最后也照付了，但蒋派人催索，形同武力逼债，这行径跟北方军阀又有何区别？张嘉璈不会不心存芥蒂。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蒋总司令竟然亲自来到他家吊唁太夫人了，这让他“无任感悚”。他赶紧抓住机会，向蒋汇报，中国银行过去对国民经济虽小有贡献，“而银行基础仍然薄弱，尚需培养”。

　　本以为一场冲突已有惊无险应付过去，不想到了五月初，南京政府三千万二五附税国库券一发行，中行就接到了要求认购一千万元的指令。五月三日，蒋亲自致电宋汉章，限他于两天内筹齐这笔款子交苏沪财政委员会，并特派张静江、俞飞鹏两人前往提解。蒋一口一个“贵行”，措辞激烈，几近赤裸裸的威胁，看来宋当时的执拗已经把总司令给得罪了：

　　“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运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惟贵行为沪上领袖，若不如数筹缴，不惟妨碍革命进行，且不足以表示赞成北伐与讨共大事。”

　　有传言说，如果宋汉章不照办，就要通缉他。蒋还要学武汉政府发布现金征集令的办法，以“阻碍革命、有意附逆”为借口，没收各地中国银行资产。据说黄郛闻讯，亲自飞抵前线，劝蒋“不可逼中行太甚”。张静江、俞飞鹏两个亲信也以一时还不具备没收中国银行条件为由出面调解。俞飞鹏恐怕此事弄僵不可收拾，还致函陈光甫，表示“深恐枝节横生，愈难收拾”，要求他“立定具体方案”。

　　此时，陈光甫已在蒋介石坚请之下，从镇江老家回到上海，就任苏沪财政委员会主任一职。张嘉璈与陈光甫交情一向不错，上海银行开张及迭次遭遇提兑危机，张嘉璈都曾挺身相救，此番中国银行遭到当局逼饷，颇重信义的陈光甫也试图缓颊，专门找蒋说项。

　　一个要强借，一个不愿倾囊相助，中行又一次与当局杠上了。最后，在陈光甫与张静江、黄郛居间调停下，再加又传来已有其他还款来源的确切消息，张嘉璈和宋汉章最终同意由中行上海分行先垫款二百万元，余二百万元延期再交，届时由南京、浙江两分行共同垫借。

　　余下的二百万，中行过了期限也未交付，经办此事的俞飞鹏屡次催促，银行方面还是拖延。俞飞鹏因此认定银行毫无诚意，放出话来说，总座已明令，中行如果不在两天内如数缴足四百万元，那么先前的二百万元也不会受理。宋汉章回话说，上海中行在银钱两业公会两次垫款六百万元中已承担了一百二十万元，此次愿意再垫借二百万元，已大大超过此前各地中行对国民革命军的垫借款，实已无力再借。蒋骂人一惯很难听，他责怪俞飞鹏办事不力，电文中已有“此种奸商，何可讲情理”等激愤之语。

　　或许在蒋看来，三番两次顶撞他的宋汉章，此时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可恶之人。此人一心只想着维持上海市面，何来半点革命觉悟？蒋又给宋汉章写了一封信，拿宋曾资助亲共产党的武汉政府一千八百万元说事，逼其就范。

　　宋汉章也是一肚子的无奈与委屈。他派了一下账，自南方军政府成立，在广东垫五十万元，在长沙垫八十万元，在武汉垫一百四十七万元，在福州垫七十万元，在浙江垫一百三十二万元，到了上海后，宁行所属垫七十万元，在银钱业两次六百万垫款中垫了一百二十万，我中国银行已为你的“北伐大业”支付了六百六十五万元，怎么说我“始终作梗”？革命是刀砧，我难道是你案板上的鱼肉，要任你宰割吗？

　　在这之前，陈光甫一直都是在勉力向上海中行催款的，但在见到蒋的这封语带威胁的电文后，陈光甫和财委会的其他成员都深感寒心，认为蒋的做法实在太过分，太不顾及金融业的处境了。几天后，财委会又收到蒋要求在二十四日前筹足五百万解宁的指令，陈光甫与以蒋介石代表自居的俞飞鹏的争执，终于在第十八次财委会的会议上暴发了。

　　会议一开始，俞飞鹏要求财委会，“将今日来电要筹之五百万元提开另议，先要问中行补足千万有无确实办法，须请宋行长明白答复。”

　　陈光甫答称：“军事与财政本属休戚相关，北伐军费固关重要，但市面金融亦应维持，倘挤逼过甚，市面一旦发生变动，则任何方面均属不利。总之，我们凭国民忠心，双方兼顾，想一妥善办法，务使圆满解决。”

　　俞飞鹏听出了他话里对中行的回护之意，进逼道：“接总司令来电，中行此次应缴之二百万，嘱不予收受。如果中行对于补足千万之问题有切实办法，则此二百万不妨暂由财政委员会收解，否则无论如何，决不能收。”

　　陈光甫回答：“中行本有诚意合作之表示，惟为市面金融，当亦不无困难。”

　　会毕，陈光甫找了两个财委会委员秦润卿和顾馨一找宋汉章商量，秦是老资格的钱庄主，钱业公会会长，顾是纱厂业主，三人苦劝之下，最终，宋汉章同意接受财委会的方案，续垫二百万元，再承募库券六百万元，凑足一千万元。

　　俞飞鹏说，宋的承诺口说无凭，财委会必须以书面形式把“所有经过及结果情形”报蒋总司令，且每个财委会委员都要在报告上签章。陈光甫想着早日息事宁人，就同意了，随即以财委会主任名义领衔、与其他委员联名致蒋，告以宋愿意共垫缴四百万元，其他六百万元允代为劝销二五库券。

　　在陈光甫看来，这样做既给足了面子，也争得了资金周转的时间，此事应该告个段落了。但蒋的固执劲比宋汉章更有过之，在钞票没有足额到手之前，他是跟中行耗上了。在给财委会的复电中，蒋又像个饶舌的老太太一样拿中行资助武汉政府说事，说“如照法律言，而谓其阻碍革命有意附逆亦可”，要陈光甫对上海中行从严交涉，电文中还夹带着“万勿以私为公”“勿徇私情”等语敲打陈光甫。

　　陈光甫还是没有因蒋的催迫向张嘉璈和宋汉章施压。平心而论，上海中行两次垫借四百万元，又答应劝募六百万库券，放眼整个上海滩，有哪家银行对蒋的支持力度有这般大？大家都是银行界同行，唇亡齿寒之理他岂能不懂，如果真的挤垮了负有国家银行之责的中行，谁也落不得好。他在财委会会议上一边说蒋催交一千万元“语甚严厉”，一边也同情“中行以关系市面金融，实感困难”，要大家共纾时难。他要王晓籁代表财委会与宋商谈，宋表示会尽力帮忙，他才放下心来。

　　但蒋还是不依不饶，六月一日，财委会又收到了令中行“克日缴足一千万元”的指令。陈光甫知道，此时如果再不亮明自己态度，蒋总司令真要把人往死路上逼了。他准备写一封长函给蒋，力陈应慎重处置中国银行垫借事。为写这份函稿，他枯坐了一整个晚上，费尽心思，上海商业联合会保存下来的档案原件中，计有一份写作提纲，五页零散段落稿纸，四份完整的底稿，可见其心绪之复杂。

　　他警告蒋，“政府一面因不得不筹款助饷，一面亦不可不顾全市面金融之流通，倘若操之过急，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前途影响极大”，而且挤兑风潮和金融恐慌一旦发生，政府信用坠失，刚创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将招至“列邦对华之反感”。对于蒋一直呶呶不休的中行资助武汉方面一事，他说：中国银行已有数次借垫，款项最大，“纵使无功可言，亦可无罪于国人”，倘处以军法，恐怕中行损失事小，于社会金融和中外信用影响反大，自招纷扰，得不偿失。“至汉口方面利用中行钞票一事，辉德不知其真相，倘使上海中行果有甘心通敌之事实，应由政府指派专员彻底查办清理，非仅以一千万元即可以了事也。”

　　蒋读到的，是他反复修改后的第四稿，语气已趋平和，那份没有发出的写作提纲，语气更为直接和愤懑，蒋若读到，说不定真会跳脚大骂：“（一）中国银行犯了何罪，摧残如此之甚。（二）英国人不相信现在政府，以其无组织无政策。此风传出，影响必大。（三）中行之功。（四）立国之初不可如此。如以军人事行之，不经政府逼遏，等如军阀之行为，令人寒心。（五）中行及各种金融机关都可帮忙。”

　　见蒋不理不睬，陈光甫索性向在扬州军事前线的蒋提出辞职。蒋怕陈光甫真撂挑子不干，急请张静江向陈光甫示意，表示在中行垫款一事上，“当不使吾兄独为其难”。六月六日，蒋发“鱼”电表示挽留：“方今大军渡江，后方接济更属紧要，千祈勉任艰巨，捍卫国家，匡襄不逮，勿萌退志，无任企祷。”隔日，蒋又再次致电陈光甫，劝其打消辞意，“财政困难，责任綦重，军政党务之命脉，全在于此，非贤劳决不能胜任，且非吾兄亦决不著信集事也”。

　　陈光甫并不想与蒋真的闹翻，见蒋尚能听进自己一番诤言，接到鱼电后，他也就见好即收，复电称，“鱼电敬悉，惭感交深，谨当遵命，将库券事办竣以副厚意”。他让财委会委员钱永铭去南京，带去汇票一纸、现洋十万及给蒋的亲笔信一封。六月十一日，他又亲赴南京谒蒋。由上海中行垫款一事引发的风波，暂时看来是平息了。

　　陈光甫与蒋介石的这次会面，表面上看一个恭恭顺顺，一个抚慰有加，但陈光甫的内心还是颇为不爽。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的银行家，都已经把全部身家押到了蒋的身上，政治上选边站队，经济上全力支持，但究竟能换来什么，他心中还是一片茫然。蒋来到上海后的种种做法，他总要下意识地拿去与北方军阀张作霖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蒋之政府成立时间虽尚早，不觉已有七成张作霖之办法”。若不改弦更辙，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即便喊破了天，不几年也会有人起而代之。在会见结束后当天的日记中，他把种种不满事一吐为快：一是不顾商情，硬向中国银行提款一千万元；二是以党为本位，只知代国民党谋天下，并不以天下为公；三是引用一班半无政府党之信徒扰乱政治，即以财政事观之，财长古应芬、次长钱永铭都毫无权柄，全凭张静江，“此人为半残废之人，令其主张财政，则前途可想而知矣”。他断言，“如照此办法，不出二三年，江浙又要出事”。

　　处于这场冲突焦点的宋汉章更形悲观。曾经与陈其美、与段祺瑞一路斗法一路硬扛过来的这个银行家，在蒋的跋扈面前真的扛不牢了。这一次，蒋真的把他伤得不轻。蒋身上那种武力打天下的强势作风，与他讲规则讲信誉的商人做派怎么也捏合不到一起去。七月一日，宋汉章以患神经衰弱重病需静养为由，提出辞去上海分行经理职务，自请专任常务董事。实是两次借款事，引发种种不快，已经让他不能安于位了。总行批准了他的辞职。上海分行经理的遗缺，调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一个在南方革命阵营中有着良好口碑的银行家继任。

　　但宋汉章还是留了一着后手，走之前把自己的亲信施久螯等“余姚帮”安插到了重要位置上，以便在他走了之后还能继续控制上海中国银行。

　　张嘉璈也是意绪难平，事后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轰轰烈烈，闹得全行天翻地覆，各方左右为难。实则库券总是要销，军需总是要付，以堂堂当局，何必与中行闹意气耶？原因由于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政治前途悲观在此。”

　　在国家权力干预下，一种新的权力关系被精心制定了出来。在这一权力关系的两端，政府总是强势的“施”的一方，而身处弱势的银行家们，则永远是被动的“受”的一方。这是蒋介石乐于看到的，却不是历尽艰险的银行家们想要的一个结果。银行家们叫喊过，挣扎过，努力抗争过，但最终，他们驯服了，不得不臣服在了新的威权之下。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