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银行家（一）

　　一、迷雾

　　京都、大阪的樱花，三月底就全开了。愈往北，花期愈晚，到北海道，五月开花是寻常事。一个半月间，先是南边的冲绳，渐次往北，各处的公园，雪一般堆在枝头的樱花丛下，从早到晚都是游人如织。一九二六年春天，一个来自中国的旅行团，正在日本作为期半个月的观樱之旅。

　　这是一次轻松惬意的旅行。随团的二十余人，每人全程包价五百元，在各个景点随意逗留，饮酒看花。风日甚好，心情也愉悦。促成此行的，是银行业巨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裁陈光甫。

　　生于一八八一年的陈光甫时年四十六岁，正处于一生中事业的巅峰，这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高材生，小心绕开民初的各种政治漩涡，刚把他的银行事业勾勒出一个轮廓来。由他一手打造的这家私人银行，经十余年打拼，已由创办之初的五万本金，扩展为一家拥有资本二百五十万元、存款额三千二百万元、分支机构遍布国内二十多个城市的大银行，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五。

　　这次日本之行，也是他人生中的另一项事业、中国旅行社的开张之举。银行开办旅行社，是这个银行家的别出心裁之举。先前他去英国旅行，见各银行除了致力于信贷、外汇、信托、保险等业务外，还专设有旅行部，遂决意引进，专司代购车票、船票，出售外国银行发行的旅行支票等事宜。中国旅行社就是由这个部门扩展而成。明知银行办旅行社是吃力不讨好，说不定还要赔钱进去，可是为了实现其“辅助工商、服务社会”之理念，他还是亲自着手去做这件事。他认为，银行家办实业，不能只看表面盈亏，更要看对将来事业有无裨益，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在他的最初设想中，这个旅行社还应该是给银行打前站的先锋，日后本行欲往某地发展，就先去某地办旅行社，于当地社会取得良好口碑后再设银行。

　　陈光甫是江苏镇江人，镇江这地方，民国时出了许多钱庄主和银行家，他们和来自浙江的银行家共执民国金融垂三十年之久。十岁之前，陈光甫在老家丹徒县过着衣食无虞的童年生活。随后，他父亲的生意走了逆运，不得不远走他乡，受雇于汉口一家叫祥源的报关行。举家西迁后，十二岁的陈光甫也进了这家报关行做学徒。在那儿他做了七年，学得了现代商业和金融的基本知识，还学会了一口差强人意的英语。十九岁那年，经邮局考试合格，他进去当了一年半的职员，不久辞职，转行到汉阳兵工厂做了一名翻译。陈光甫的第一次人生转折出现在1904年。这一年，经买办景维行先生——他未来的岳父——推荐，署理湖北巡抚端方同意，他的名字出现在了湖北省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的代表团随员名单中，得以乘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中国号”轮船赴美。博览会闭幕后，他留在美国就学。

　　他后来成为金融界公认的从事美式商业银行的代表人物，无疑得益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五年的深造。在这所世界知名的学府里，他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学籍卡上登记的名字是KwangPuChen，简写K.P.chen。

　　回国后，这个留美新派人士一直在南京活动，先是在两江总督兴办的“南洋劝业会”任职。辛亥年后，他进入金融界，时任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创办江苏银行，他先后出任监督和总理职务。他按照美式现代银行业务理论，对这家官办银行的某些陈规进行了改革，并力主把这家银行从省城南京迁到了全国的财贸中心上海。当新继任江苏都督想要干预他的银行经营时，对官场习气本就不适应的他提出了辞职。

　　经此挫折，陈光甫意识到，要办好一家以政府为背景的银行是多么困难，因为政客们总是公私不分，把银行当作政府的工具，甚或当作私家的钱囊。他决定自己干，独立打造一家完全按商业化规则运营的银行。这就是一九一五年开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开办之初，岳父家全力投资支持，镇江帮的钱庄主们也看在他父亲的面上予以关照，更得到了新结识的好友张嘉璈、李铭等人的大力襄助。是年六月，在上海宁波路一家门面窄小的房子里，上海银行开幕，陈光甫向来宾致辞说，一国工商业之发展，全恃金融为枢纽，我国实业，今在幼稚时代，欲培植之、启发之，必当先有完善之金融机关，上海银行的宗旨是“注重储蓄，并欲扶翼中、交两行，而为其辅助机关”。虽是褴褛初创，其志已堪称远大。

　　这是当时上海最小的一家私人银行，资本不足十万，行员仅六七人。跑街、拉存款、搞放款，都要陈光甫亲力亲为，所以他日后常说，“上海银行是苦出身”。当时执上海金融界之牛耳的，自然非老资格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莫属，号称“北四行”的金城、盐业、大陆、中南，也渐成气候。这四家银行股本雄厚，好多股东都是北洋军政界的头面人物和前清遗老。这般格局下，给陈光甫立足的空间已很小，但凭籍着“一元开户”“整存零取”这些别家所看不上的手段，他们伏低伏小，争取散户，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竟也奇迹般地在银钱业扎堆的上海立住了脚跟，且其成长之迅速，为当时中国银行界所罕有。陈光甫在金融界的地位也迅速上升，成为新崛起的“南三行”（即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三行）之领袖。

　　那时候，上海银行家们每周五有午餐会，藉此互通消息，交流感情。聚餐的地点，总是在上海银行楼上。在类似这样的聚会上，陈光甫给他的同行们留下至深印象的，是他不止一次流露出对官场的厌恶，他说：“政治是肮脏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为官员的原因。”话说得如此决绝，朋友们都笑话他太过理想主义。

　　结束这次轻松惬意的赴日旅行，陈光甫回到上海。他还想着以旅行社为前锋去各地铺设网点，然而，国内局势的大幅震荡让陈光甫感到了不安。先前，北洋政府老是走马灯似的换班，军头们打来打去，已使国内金融饱受打击，但南方毕竟只受余波影响，眼下南北军队开仗，南军一路由粤入赣，扩及湘鄂，且有向长江下游城市蔓延之势，上海命运如何，银行家们命运如何，一切都还是未知。

　　对于熟习美国开国史的陈光甫来说，他不会不知道，这场由南方政府策动，举着北伐旗号打响的战争，不是一个经济集团打倒另一个经济集团的革命，而是一场旨在摧毁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他当然希望，北伐的胜利带来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和民生的安定。眼下战火已由湘赣鄂逼向长三角一带，国共两党并肩作战，携工农运动之威势，国民革命军所经之处，枪毙地主、游斗资本家之事屡有发生，即以局势还算太平的杭州而言，不久前就发生过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张笃生被革命群众戴帽游街的事件，消息传来，让陈光甫深感不安。

　　即以本行开设在北方的蚌埠、徐州等分行而言，以前也发生过被乱军抢劫现款之事。不只秀才遇着兵无法说理，即便商家，与之也是无理可说。那些带兵的，动不动就以饥饿的士兵行将哗变为由，逼着商家往外掏银子。国人对银行，一向无正确认识，总以为银行不出钱谁来出钱，法律和政治对银行皆不能保护，南方的军队打过来，也难保不做出这等威逼之事。上海银行在各地的分行，眼下已扩张到二十多个城市，迫于形势未明，他不得不暂作收束，把开张不到两年的杭州、镇江、长沙、北京的分行关停。陈光甫是一个谨慎的银行家。

　　他的谨慎，是因为他想做事。想做事就不能不学着精明，少一些理想主义的冲动，多一些脚踏实地的经验。他是属于那种天生有着极明确目标的人，对他来说，人生在世最快乐的事，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至目的地。这种成功的快乐，惟其从艰险困苦中得来，所以更加持久和珍贵。而他此生的目标，就是倾力打造出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势力的金融王国。朋友章士钊曾送他八个字，“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意即说他为人，既有志，亦通“术”，看似随遇而安，实则早就拿定了主心骨。

　　可是眼下渐渐逼近的炮火中，上海银行界出路何在，他还真的无从判断，也不知道是变好，还是不变好。天天去看收集来的南北军交战报告，也理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好友孔祥熙来信约他去广州看看，他也没有成行。他觉得，眼下这形势简直是逼着银行家去做赌徒。但棋局未明，谁也不敢轻易押宝，精明的银行家们都在持币观望。

　　自打离开广州，只大半年时间，国民革命军就一路打到武汉，随即攻下南昌。胜利不再遥不可及，但局势的变化却让人更感忧虑。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及宋庆龄、宋子文、孙科、徐谦、顾孟余、陈友仁等要员离开已成革命后方的广州，北上调查和部署迁都事宜。政府先遣人员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庐山联合召开军政会议，达成了迁都武汉、整顿军队、统一财政等共识，但随后在武汉召开的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废除中央执委军委主席、削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权力等狠招一出，让蒋感到了大权旁落的威胁，转而一改先前支持迁都武汉的主张，坚持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种种迹象表明，蒋想另起炉灶，一脚踢开与共产党走得过近的武汉方面，把新首都建到南京去。而武汉方面也早就看蒋不顺眼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第一波分裂生成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蒋介石前往武汉住了一周，想要争取到更多同志支持。在欢迎宴会上，鲍罗廷一点也不给总司令面子，直言不讳地批评有军人摧残党权、欺压C.P和妨碍工人运动等情事，进而指名道姓地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同志、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

　　蒋深感耻辱，他没有当场发作，是因为还不想失去苏联人的援助，却也给气得够呛。用他日后的话来说：“我校长教学生还没教得这样子严重。乃在宴会场中几百人的中间，把我一个国民革命军的领袖，又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一个领袖，来给他一个外国顾问苏俄代表当奴隶一样教训，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止是欺负我个人，不止是压迫我一个人，你完全是欺负我们中国国民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哪里可以放过你！”他越来越相信，武汉中央的种种做法背后，都是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在暗中给他下绊子，尤其是那个以革命教皇自居的犹太人鲍罗廷，一直在寻找机会从自己手中夺走权力。

　　在国人眼中气势如虹的北伐，首先是一场金钱战，财政问题，可说是一直困扰着国民党领袖们心中的魔影。财政拮据的魔影不去，战争机器就无法驱动。北伐开始前，蒋所做的“请整军、肃党、准备北伐”的预案中，出征的国民革命军以装备七个军计算，“至少须准备枪数逾五万，如全部动员，至少在八万以上”，“而每员补充费以三十元计算，一个月内，必须筹足二百五十万元”，“出发时应备足两个月军费，战时，每员每月以三十元计算，如准备两个月，总需筹足五百万元”，三个月内军费预算至少不低于七百五十万元。

　　在俄国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即著名的加仑将军——带领的参谋班子协助下制订北伐计划时，蒋介石一心以为，国民革命军顶多能打到武汉就算不错了，所以这个预案是以三个月为限计算的。没想到战争的机器一经开动，如同一场不可预料的延时赛越拖越久。统一中国，原来只是喊喊口号以作政治鼓动的，竟也成为了可能，是以，军队不断扩编，军费开支不断直线上涨，也让蒋越来越感到头痛。

　　北伐之初的军饷，是由素有理财专家之称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宋子文着力维持的。留美归来的宋子文在前财长廖仲恺遇刺后进入政坛中心，之前，他在二姐宋庆龄引荐下从上海南来后，已迭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中央银行行长等职，深获姐夫孙中山的重用。宋子文调拨北伐军饷，只能依赖广东一省的财力。广东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在四千万至五千万元间，大概已有七成用作军费开支。随着战事愈演愈烈，战线愈拉愈长，广东一省的财力已无法支应，宋子文在两年内让广东的政府税收增长了七倍，从人头税、车船税到青菜捐、蒜串捐无所不刮，依然捉襟见肘，穷于应付。北伐初期出任第七军军长的李宗仁有回忆说，他曾经当面批评宋，“那种做法，把百姓搞得太苦”。宋子文一脸无奈：“不这样干，哪里有钱革命呢？”

　　一九二六年底，前方各军伙食不能发足，欠饷未能如数发到士兵手里，致使有军队闹饷。蒋忧形于色，迭次要宋子文运大洋票及公债券到武汉：“后方接济如不负责任，前方何能作战？饷项所关兵心所系，成败胥在于此！”

　　进入一九二七年，蒋发给宋子文的催款电报越来越多，蒋总司令在电文中时作乞求，时作威胁，要宋子文解款到前方以济燃眉之急，否则是“与中正以难堪”。一封由第二军军长谭延闿转给宋子文的电报里，几乎可以听到他在前线的咆哮：“前方饷项如不速解款一百五十万元视断绝关系”。另一封电文也是一副十万火急的口吻：“派专船解款二百五十万限明日到浔”。都是革命同志，话说得如此决绝，还不是让钱给逼的。

　　加仑将军带着一帮参谋们，还在拟订沿京汉线出师河南、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合的作战计划，哪里知道，此时的蒋总司令已打算掉转枪头，向东发展了。先取浙江，再下上海，把青天白日旗插上向有龙蹯虎踞之称的石头城，尔后与武汉国民政府鼎足而立，被这振奋人心的梦想激励着，蒋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新计划的关键一步，在于夺取并控制上海这一财富中心，筹得足够的军饷。广东的那个钱袋子已经瘪了，得另觅财源，找到一个新的钱袋子。上海方面传出的消息也是可喜的，先期到上海的江苏特务委员钮永建已经数次来电敦促大军东进，他打探来的消息称，“商界亦盼我军早来，沪系饷源所在，不可有万一之疏虞”。

　　上海市党部的同志也发来报告，说与金融界人士商讨过，如果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即发行公债数千万元，亦无问题”，即以关税余额百分之二点五的附税一项而论，汉口每年仅得一百八十万，上海则十倍之。拿下上海的前景如此诱人，蒋介石已经迫不及待了。

　　因军饷总是得不到满足，蒋对宋子文早就种下了芥蒂。广州大元帅府期间，他们一个带兵，一个理财，交集还不是太多，随着北伐节节推进，这个有着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历的财长，也貌似越来越不把他这个在前线的总司令放在眼里了。谁都看得出来，宋财长倒是与武汉方面走得挺近乎。

　　可不可以撇开宋子文？如果撇开宋，另找一人专门筹饷，何人资历、才具、声望能够相孚？上海是财经中心、饷源所在，又牵涉各国利益，这个人选太重要了。

　　蒋开始属意的，是他的革命领路人陈其美的胞弟陈其采。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后，他对盟兄一家的感情一直未泯。陈其采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人品方面，当可信任，对上海金融界也颇不隔膜，应能勉强胜任。但陈其采自忖一直在军界，对金融界没有号召力，没有答应，而是推荐了陈光甫。在一封信中，陈其采对北伐进至浙江后的财政问题作了建言，说浙省全省收入照现在情形，每月不过一百余万元，能供给的军饷有限，将来所需大宗饷款必须从上海筹措，因此在攻占南京之前，必须赶组一个临时财政机关以资应付。

　　“至人选问题，似应选择具有财政经验，熟悉当地情形，且平素倾向革命主义者，最为适当。如现任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君堪备担任上海财政之选，拟请存记，至相当时期发表委任。”

　　蒋听取了陈其采的建议，把陈其采派去担任浙江财政委员会主任一职，同时派刚从北方归来相助的盟兄黄郛赴上海，与陈光甫、钱永铭等银行家先行秘密联络。黄郛传回了陈、钱二人的口头保证，“革命军饷银，当尽力而为”，蒋非常高兴，于一月二十五日写信给他们俩，说“沪上来友，皆称诸公主张公道，扶持党义，岁寒松柏，尤为感佩！尚祈随时指示，贯彻初衷”，邀他们“来浔汉一游，聊叙积愫”。

　　钱永铭欣然就道，于是有了这年二月与虞洽卿结伴的南昌之行。陈光甫则找了一个借口，没去向蒋报到。但他还是和钱永铭一起凑足了五十万，委托钱永铭带去。对于正愁缺钱的蒋来说，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

　　一切尚是未知。一九二七年初的中国，就像大雾中航行的一艘巨轮，谁也无法透过迷雾看到更远。上海正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谁都希望早日结束乱象，但目前还看不出来，谁将是那个最有力的终结者。银行家们在继续观望中。不久前，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写信给陈光甫，说南昌和武汉的分裂看来已成定局，两方对辉德兄（陈光甫字辉德）都有器重之意，嘱他于出处之际，善为把握。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上海，当晚在枫林桥交涉公署约见陈光甫、虞洽卿、钱永铭、陈其采等沪上工商、金融界要人，商议外交与财政等问题。外交，说白了主要是租界问题，如何争取英美支持，财政，即商酌成立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之组织，为革命军发行公债、筹措军饷。这天晚上的会见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公布了这个新机构共十五人的组成名单，陈光甫名列首位，并被指定为财委会主任。

　　但陈光甫还是在犹豫中。他再三给蒋写信，请辞这个职务，还以老父病重为由，跑回了镇江老家。四月一日，他致函蒋，说上海银行公务繁忙，难以分身，关于是否出任问题，须得银行董事会同意后再定。数日后，他向蒋报告会议结果，“敝行董事会佥以值此时局多事之秋，行务仍须责成鄙人继续办理，用特再恳收回成命，无任感祷”。

　　蒋毫不气馁，一次次发电报要拉他上船。“务请勉为其难共仗危局”，“万望毅然出任，勿稍推辞”。四月初，陈光甫还未到任，财委会已择址先行办公，由陈其采、钱永铭主持日常工作，财会主任一职，则虚位以待。银行界的朋友多有来劝说的，不久后出任南京政府财政次长的钱永铭更是极力撺掇他跟蒋合作，甚至把电报打到了他的镇江老家，说“总司令迭电催促台端就职，弟等意见最好能请兄即赴宁一行”。

　　然而前方迷雾重重，方向莫辨，对不谙政治的陈光甫来说，何敢轻言出山。

　　二、玩火

　　银行家做事，须考虑风险，既然革命是一桩利害关系至为重大的投资，风险评估自是必需。就在与蒋枫林湾会面后的次日，陈光甫即致电多年好友、上海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唐寿民，告知自己的担忧，让他探明两事，一是蒋与武汉是否会真的分裂，一是上海银行在北方的业务会不会受到影响。

　　“昨晤蒋，促就财委，因有北方营业关系，未决。革命北伐，须在沪筹一千万。蒋与武汉方面究竟决裂否？请探速复”。

　　陈光甫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就在蒋要求上海商界承销一千万二五附税库券的命令发出后，已经退出上海的孙传芳，就与张宗昌一起联名致电上海银行公会，恫吓说，如果上海银行家敢于助蒋，“一旦义军规复上海，兵力所及，轻则加倍议罚，重则军法从事”。

　　唐寿民是个挺聪明的人，但私心过重，做事不靠谱。不知他是真没有看清分裂已成事实，还是别有企图，回电老朋友说，武汉对蒋，“全是口诛笔伐，并无事实决裂表示”，“筹款事，相当帮助无妨”。

　　但陈光甫还是想再等等看。厕身金融界十余年，他一直抱定立身宗旨，也是他办银行的宗旨，“宜脱离政治，愈远愈佳，盖欲求银行本身之健全，即不得不避免政潮之排汤”。如果可以让他选择，他还是不想蹚政治的浑水。

　　此时的武汉，情形究竟如何呢？

　　这座有着中国的匹茨堡之美誉的工业城市，此时已经成了一个红都，一座到处都涌动着艳丽红色的革命城市。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远东国际的顾问们，在这里联手发起了一场反帝、反军阀的民族主义运动。党代表们到处发表演说，街上到处都挤满了学生和游行的队伍，他们手举各种红红绿绿的旗帜，上面写着“打倒资本家！”“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强大的红色宣传阵势把附近省份的青年人也都吸引了过来，加入到了欢庆革命成功的浪潮中。在一片仇外的情绪下，一些外资背景的工矿企业全都停工或关闭了。工人从无休止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走到大街上，也兴奋地参加到了没日没夜的演讲、游行和示威中去。

　　在度过了这段充满着狂喜的游行、示威、庆祝的日子后，成千上万的人突然发现，他们已没有了饭票。无休止的罢工已使这座城市的生产陷入停顿。商店关门，市场萧条，食品紧缺，米价一日三跳。政府要员们突然发现，他们陷入了自己制造的麻烦中，革命如同一种容易上瘾的药物，已经让兴奋的群众停不下来。为了中止这种群体性的如痴如狂，政府财政部门只得开足印钞机，但滥发纸币不过是饮鸠止渴，它带来的自杀性后果是带动食品价格又一轮的飞涨。害怕这群饥饿的民众转而攻击自己，宣传家们成功地把这种仇恨转嫁到了帝国主义身上。在租界周边，挤满了横冲直撞的示威者，他们举着旗帜，高喊爱国口号，而租界当局则挖战壕、树马桩，一副大战一触即发的模样。

　　日本人态度强硬，在日租界边上架起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游行的人群。英国人担心事态失控，下令本国侨民都撤退到停泊在长江边的轮船上，再转往上海去。当所有白种人都平安登船后，他们发现，锡克人（英属印度社群）都没有登船。这些锡克人大多是做警察、保安、看门人或其他服务行业的，也有一些靠放贷发了财，英驻汉口领事馆的一位官员赶紧上岸，想去找回这些被遗弃的锡克人。当他重新回到城里，看到一支由学生组织起来的庆祝收回租界的队伍，他停下来，看到这些踪影全无的锡克人正跟在游行队伍的末尾，手里高举着痛斥帝国主义的标语旗帜，原来，这些人已经飞快地站到革命的一边去了。

　　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报人约翰·本杰明·鲍惠尔，在上海主编《密勒氏评论报》，日后，鲍惠尔在回忆录中说，一贯保守的上海商业界和金融界，总体说是支持国民革命运动的，他们期望国民革命军取得胜利，但这些实业主和银行家们又担心和平迟迟不来，很想去已成革命中心的汉口等地实地考察一番。结果，他们派去的人全都被革命群众捉住游街，还在衬衣上被涂写了“帝国主义走狗”等字。这些代表狼狈逃回上海后，他们报告的恐怖情形吓住了一部分胆小的人。

　　工商界已先于银行家们作出了反应。三月底，看到国民革命军已实际控制上海，他们就及时斩断了与共产党总工会方面的所有联系，虞洽卿取代傅晓庵后自组的商业联合会向各成员募集了三百万交给蒋，这第一笔垫款为革命军肃清全市和向南京开拔提供了财力支持。

　　但革命成本至为昂贵，它就像个老虎机一样，需要更多的金钱来填充。清党正在紧锣密鼓开展，与武汉的决裂也在旦夕之间，上海的银行家们却还迟迟未动，蒋着急了，请老朋友黄郛居间联络，务必说动上海的银行家们支持，还亲电陈光甫，要他于短期内到任筹款，以济急需。

　　武汉方面也在争夺饷源，与占领南京的蒋介石打起了一场金融战。但不久后武汉国民政府强制实施的一项现金征集条例，却把原本举棋不定的陈光甫推向了蒋这一边。

　　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签署颁布此条例，禁止使用现金及停止纸币兑现，只用中央银行及中国、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交易，并查封各行库存款。熟悉金融规律的宋子文此招完全不讲牌路，看来也是为钱急红了眼，才会推出这项近乎强盗剪径的政策。全国金融界对武汉此举惶骇不已，有媒体直接批评，此举乃千年未有之奇葩。

　　“券价日落，人心惶惶，金融之紊乱，事态之严重，从来未见”，陈光甫得此信报，肯定回想起了十年前发生的另一桩停兑案。当时袁世凯称帝前夕，也是需用浩繁，竟勒令中国、交通两行将已发行的兑换券停止兑现，扣留银两备为己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日后被宋子文尊称为“本家爷叔”的宋汉章认为信用是银行业之本，拒绝执行此项政策，抗命不停兑，树立了银行界的信誉。这次陈光甫也学他的这位前辈，去了一趟武汉，亲自坐镇武汉分行付兑。尽管事后上海银行为此亏损两百多万，但银行的信用却骤然提升，让其他各行相形见绌。

　　谁能拿到钱，谁就能指挥枪杆子，金钱问题是蒋和武汉角力的关键。武汉的现金征集条例实施后，政府在检查各行现金后宣布，共存有现金三千多万元，此一数字对蒋刺激甚大。但实际上，因各行早有准备，除中国银行外，仅封得四百余万元。停兑后，武汉政府财政部即以中央银行钞票作抵，从汉口中国银行强借五百四十万，并查封未签字之新券一千一百万。报载集中现金期间，政府从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强借已印未发之钞票共计五千余万元。

　　武汉国民政府的这一做法，让本来还在观望的上海银行家们开始向蒋一边倒。四月十八日，陈光甫任副会长的上海银行公会公开致电，批评武汉破坏金融，表示为维持人民生计起见，要与“处于非法势力下”的武汉断绝所有往来。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方报纸刊登消息，说蒋在军事会议上称，武汉共产派分子，徒只虚张声势，无甚实力，宁沪方面只要断其财源，就足致该派死命，预料两星期内，便可屈服武汉系。

　　两天后，尽管陈光甫本人未亲自到场，由他任主任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在国府礼堂正式举行成立典礼。蒋如此匆忙要让这个机构运转起来，是为了让陈光甫尽快为他去办理借款，毕竟，向商人和银行借钱，让银行界同业领袖出面比革命军军需处出面要顺当得多。

　　陈光甫明白，既然自己已被蒋总司令看上，想要脱身而出已无可能。此时的蒋，对陈光甫已是志在必得，在他正式到任前，还一再提名他担任南京政府财政次长、江苏财政厅长和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尽管内心还是纠结着，陈光甫还是打定主意出山了。四月二十三日，他致函蒋：“此次奉召到宁，获瞻新都气象，甚幸甚幸。获为苏省财会一席，勉为承乏，实以北伐之功未竟，聊尽国民一分责任。”同时他表示，不兼其他职务，财政次长一职，请张嘉璈等荐钱永铭以自代。

　　此时距南京政府成立已有五天，距财委会正式挂牌成立亦已经三天，陈光甫再不上任，估计蒋都要拿枪去镇江押他回来，逼他去当这个财委会主任了。

　　陈光甫一直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这月底，他的老友、上海银行副总经理杨敦甫读了他出任财委会主任前后的日记后写信给他：“前阅勉就财委日记，自评之语悲观达于极点。阁下最为达观之人，一变而为消极，为悲观。”

　　陈光甫对朋友解释苦衷道：“弟以专心本行业务，当此时局，尤不愿兼顾外事。已将财次、财厅、政治委员三事辞去。惟财政委员一事，尚未能完全摆脱，痛苦已极，如熟友及与我行有关系之人问及，希为解释，以免发生误会，是所拜托。”

　　他已预感到，这个看上去光鲜的职位，实际上是一桩苦差，前面不知道有多少棘手事等着自己呢。苏沪财委会的委员里，后来加进了一个俞飞鹏，此人以江海关监督兼军需处代表的身份参加财委会后，多次发表尖锐意见，让陈光甫下不来台。陈光甫很清楚，这是蒋某人安排在自己身边的一颗钉子。蒋对自己，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并没有完全信任。

　　武汉早就防着蒋介石一手了。就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进入上海、蒋介石还在筹备苏沪财委会之际，三月二十七日，武汉国民政府就通电上海各界，言财政部长宋子文不日将赴上海，“全权管理财政事宜”。

　　武汉当局还训令蒋，即刻离开上海前往南京，“专负军事方面责任”，“以便所有上海外交、财政、交通等，都由中央方面负完全责任”。对于蒋的擅权之事，还在电令中严加申斥。财委会的事因还在动议中，武汉方面尚未察觉，故在电令中未加提及。

　　两天后，宋子文到了上海。宋氏家族与上海商界颇有渊源，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青年时代曾在美国多年，深受基督教文化浸染，回国后在上海成为一个著名商人和实业家，秘密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宋子文本人也与上海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头面人物有着密切往来。宋子文来上海，除了肩负统一财政的任务，另一个秘密任务是劝阻蒋不要与武汉政府闹分裂。

　　宋子文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即去拜会了蒋介石，与之协商统一江浙财政事宜。无从揣测这次蒋宋会谈的细节，但从事后来看，两人肯定达成了某些一致意见，即蒋同意财政统一，宋答应在这个框架下为蒋筹措足够的军饷。会谈后，蒋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出布告，对宋部长统一江浙财政的举措表示支持。

　　宋子文力图迅速行使财政部长的权力，他和上海商界的头面人物一个接一个谈话。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他还设立了三个专门委员会，一个关于政府债券的，一个关于国家预算的，一个关于银行业和商业的，金融界和实业界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应邀参加。他还会见了财委会的部分核心成员。在向上海报界谈到财委会这个机构时，宋表示，财政统一为当然之事，政府必全力推进之，惟在事务方面，财委会可以做些具体工作。

　　对于急着要开张的苏沪财委会这个临时筹款机构，宋子文想好的应对法子是，在财政部驻沪办事处之下分设江苏财政处和浙江财政处，自己亲任处长，以免上海的钱流入蒋某人的腰包。这段时间，尚未正式挂牌的财委会放慢了步子，蒋对陈光甫的催促也不再那么紧了。如果蒋宋合作愉快，财委会这个临时草台班子就不必搭建，陈光甫也用不着再纠结了。

　　蒋介石始终认为，宋子文是武汉方面的代言人，来上海是迫使自己向武汉妥协的。联想到之前为了军饷一次次的不愉快，再想到宋的二姐、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还是武汉政府的重要领导人，生性多疑的蒋几乎忍耐不住要把宋子文马上赶走。而武汉方面见江浙财政统一进展缓慢，许多人也在怀疑宋子文与蒋在合谋什么，甚至怀疑他站到了蒋的一边去，试图削减他的权力。这个哈佛大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在上海处境尴尬，简直落得个里外不是人。

　　在武汉的宋庆龄十分挂念大弟，她托一个朋友、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给宋子文带口信，要是在上海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返回武汉。宋子文开始心动了，但他与母亲、大姐和姐夫孔祥熙谈了一晚后改变了主意，他对希恩说，“我不喜欢革命，也不相信革命”。希恩失望地问他：“我怎样对你姐姐说呢？”几个姐妹中他与二姐庆龄的感情最好，对二姐的深爱使他再度陷入了犹豫。但最后他还是告诉希恩，说他已决定了，先留在上海把事情办好，上海的事情若不办好，回到武汉说不定也会被一帮“暴民”拖出财政部，给“撕得粉碎”。

　　由虞洽卿出面接济国民革命军的第一笔垫款三百万元，在陈光甫正式到任前，已由代行财委会主任职务的陈其采等人谈妥，四月初签署了垫付合同。陈光甫上任第三日，蒋又下达了让工商界和银钱业公会继续垫筹三百万元的任务。对此项借款，宋子文开始是表支持的，还特意以财政部长名义专门致函上海银钱业公会，要求襄助。

　　然而只隔一天，形势突变。宋子文是夜收到一个电报，告之宁汉分裂已无可避免。武汉政府对蒋在上海的清党进行了严厉谴责，说此举是“戮杀民众、背叛党国、黑恶昭彰”，“着即开除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处”。宋子文抱着的美国式的民主梦，既不见容于武汉当局，也在蒋这个武人那里碰了壁，收到武汉电报后，他对正在上海的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赫贞先生说：“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是要以文人制裁武人的，可是现在全完了！”

　　宋子文遂改变主意，拒绝在马上要签署的垫款合同上签字。这也意味着，他不再为蒋介石筹款。蒋也就毫不犹豫地抛开了宋子文。他加快了苏沪财委会的成立步伐，迭电催促陈光甫尽早到任，开展工作。南京国民政府开张，他委任了广东国民政府前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银行家钱永铭为次长，组成了完全听命于自己的财政班底。宋子文来到上海后开办的武汉政府财政部办事处则于同日遭封闭，宋子文在上海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蒋介石终于有了自己的筹饷机器。当初让宋子文吃尽苦头、最后挂冠而去的这桩差使，现在终于要轮到陈光甫来完成了。

　　陈光甫还没正式就任时，蒋曾下达给苏沪财委会发行二五库券一千万元的任务，当时陈光甫的态度是抵触的，用了个拖字诀，说“总须俟财长（指宋子文）来方可开谈，否则又成军阀借款方式”，现在宋子文走了，这下好，他自己给逼到绝路上去了。

　　国民革命军自三月底进入上海以来，上海工商界和银钱公会已先后垫款六百万元，给蒋的面子也算是够大的了。第二次垫款时，宋子文对财力疲乏的上海工商界曾有许诺，称“自经此次续垫后，政府库需有着，可不再向两业续垫”。可是，前财长言犹在耳，蒋总司令已经等不及了。军饷危机一直威胁着前线战事，新开张的南京政府又面临着武汉另一个政府的竞争，蒋已经没有时间去等了。

　　这次，陈光甫受命发行江海关附税国库券三千万元，令于五月一日发行，两个月内交足，指定用途为国民政府临时军需及其他建设之用。这是南京政府成立后首次向国内公开举债。原开会公决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二千万元，蒋指使俞飞鹏在会上提议，把发行额追加到三千万元，无人表示异议。最后，此项提议获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施行。

　　此前，蒋为了筹足一千万元，嫌财委会进展迟缓且不得法，严令催款，已逼得浙江财政厅长陈其采提出辞职。蒋事后曾向陈其采道歉，把过错归结为自身性格暴躁，婉言挽留，“弟对知己视若手足，惟性躁烈，更少检束，获咎之处请谅之。”陈其采答复说：“患难之事何敢言辞，惟官吏非所愿为，不得不于尊前表明素志。至大局未定之前，除财厅外，无论何事，均当效力。”话说得委婉，请辞之意已决。

　　可以想象陈光甫身为筹款责任第一人所感受到的压力。他无人可以倾诉愁闷，惟有在日记中一吐心绪。六月一日，陈光甫在日记中说，“（蒋）一再约我做财会主任……私交甚浅。”“父病。职务关系，不能说真话。”蒋迭次去电，劝他“勿萌退志，无任企祷”。已就任财政部次长的钱永铭也要他看在多年老友的面子上，“财会事务需要，务请继续主持”。至此，一生不愿屈服于政治的陈光甫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他明白，要想抽身而出，只能尽力交差了事，给蒋回电说，“谨当遵命，将库券事办竣以副厚意”。

　　三千万元的短期公债，如同一块巨石压得上海的银行家们喘不过气来。大小银行家们，在陈光甫的率领下，都成了推石头上山的西绪弗斯。此项政府公债，虽经银行家们力争，订有尚称合理的偿还条例，但对于一九二七年五月的上海金融界来说，这显然是一项不甚可靠的投资。如果南京政府一旦垮台，他们所有付出去的钱就有可能被打水漂。这是一场集体豪赌，押对了宝，大家都有回报，押错了，那就满盘皆输。

　　一道道行政命令的干预下，各级政府官员被动员起来，一家厂一家店地去征集资金，陪同他们的商业联合会的办事人员也是磨破了嘴皮子。陈光甫通过虞洽卿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向各业劝购，自己则集中精力与银钱两业打交道。商业联合会的原始档案里保存着大量企业的承销数：闸北水电公司定二十五万元，华商保险公司五十万元，内地自来水公司二十五万元，电器公司三十万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十万元，广东商联会三十万元，先施公司二十五万元，商务印书馆二十万元，永安公司二十五万元，新新公司二十五万元，华成烟草公司十万元，丝茧公所十万元……

　　帮会兄弟的介入，把许多上海商人卷入了恐怖的风浪。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绑票几乎成了半公开的敛财手段。如果说新政权是动用官方手段对民间财富予取予求，黑帮兄弟则是帮着带头大哥在街头赤裸裸地抢钱了。在帮会与政府的这场合作中，两家的利益分成始终是一个谜。

　　五月十四日，法租界一个叫石宝顺的颜料商的儿子以反革命罪遭逮捕，在石家答应向政府捐献二十万后，他们的儿子于五天后被放归。两天后，一个叫赵志永的著名酒商被军方带走，据传他在让家人捐出二十万后得到释放。富有的棉纺厂主徐宝真的一个儿子以涉共的罪名被逮捕，被勒索了六十七万元。先施公司经理欧炳光的一个三岁儿子也被绑架，在被要求向党国事业捐献五十万后，儿子和保姆被放归。

　　一些以抵制日货为名的社团组织，也在军方的授意下开始对商人进行处罚。一个经营布匹的叫俞鸿英的富商，被一个叫“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的组织拘留，在龙华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关了一个多星期，直到他捐款十五万元才放出来。该组织还逮捕了一个糖商的儿子洪政栋，他家被逼交款十五万元。

　　一个叫查普曼的澳大利亚记者惊呼，“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在马路上神秘失踪，大富翁竟被当作共产党员遭到逮捕。”这位记者统计，南京政权通过这种不上台面的恐怖手段大概搞到了五十万美元。上海美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在发给国内的报告中说：“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被捕，都在捐献了不同数目的现金之后得到释放”。

　　陈光甫叹苦经说，“财政委员之设，虽为发售库券之机关，于实际上已成为借债之枢纽”。这场革命已经让他成为最大的债主了。多年以后，他还对这次冒险心有余悸，好几次对朋友说：“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押了一宝，险些引火烧身。”

　　三、午餐会

　　另一个银行家张嘉璈，此时也卷入了金钱政治的旋涡不可自拔。

　　之前，蒋介石嫌苏沪财委会募销国库券措施不力、动作迟缓，已逼得陈其采辞职了事，眼下，他又把中国银行给逼到了绝路上。

　　在中方资本兴办的银行中，中国银行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这家银行的前身，是有国家银行之实的大清银行。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由上海金融界的实权人物吴鼎昌、叶揆初、宋汉章等备文呈请临时大总统改设。开张时原有官股五百万两，备抵战时损失及滥账，原有商股五百万两，承认为中国银行股份，又新招了五百万两新股。开业的地址就在上海汉口路三号原大清银行旧址。是年四月，袁世凯接任大总统，政治力量北长南消，拟在北京建中国银行总行，便把原已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银行改为上海分行。

　　总行设在北京后，原上海分行经理项蓝生升任总行副总裁，原副经理宋汉章升任经理，所遗副经理一职，当时的中国银行总裁汤叡物色了张嘉璈出任。汤叡是康有为“万木草堂”时的弟子，在日本曾受业于梁启超，从梁启超处得悉张嘉璈精研财政经济，故着意延揽。那一年，张嘉璈才二十四岁。

　　这个年轻的银行家，当时长相还非常清癯、挺拔（他成年后，脸相渐趋圆润）。熟知其家族底细的人都知道，他来自江苏嘉定县的一个大家族，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祖父在晚清时做过州县一级的官员，家中饶有财富，收藏有许多古董、字画。张嘉璈一辈，有兄妹十二人（四男八女），他行四。因家规极严，又重教育，张家儿女几乎个个都极为出息，较为知名者，有二哥张嘉森（字君劢），国家社会党的创办人；九弟张禹九，三十年代沪上活跃一时的新月派诗人兼新月书店老板。还有个二妹叫张嘉玢，即张幼仪，世人只知她是徐志摩的第一位妻子，却不知这个被才子诗人始乱终弃的女子还是一个实业家，她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女子银行——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并自任副总裁，还在南京路上开有一家著名的“云裳”服装店。

　　在人生初年，他基本上是二哥张君劢的一个翻版。二哥长他三岁，自小聪慧异常，他们先是一起跟着县城里一位有名望的老先生读四书五经，十一岁那年，二哥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他“心窃慕焉”，苦于年岁太小，三年后，他投考广方言馆，也终获录取，与二哥成了同学。

　　广方言馆是李鸿章于同治二年创办的一所学校，延揽英、法、美、德人士教授各国语文。张嘉璈入读该所的两年，他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以致家道中落。张嘉璈本人的日记和家族资料上对这次意外事件语焉不祥，据猜测大概是投资失败，或者是受了商业诈骗以致元气大伤，兄弟俩的学业生活因此变得格外辛苦。据张嘉璈自述，那两年里他从未支用家中分文，食宿都用馆中供应，零用则靠他二哥每月三两膏火银一起分用。即使到了假期，兄弟俩也都留馆自修。惟一的放松节目，就是跑到制造局大门口，看路人往来，买一包花生米换换口味，已属十分稀罕的享受。

　　大概十七岁那年，张嘉璈前往北京，考取了隶属商部的北京高等工业学堂。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中第一个贵人，太仓人唐文治。唐是光绪壬辰科进士，曾充任帝国最具活力的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旧学底子好，又极能接受新潮流，当时以商部右丞的身份兼管该校校务，他爱护这个同乡后进有如子侄。他对张嘉璈最大的帮助，是在一年后出资助其赴日留学。

　　张嘉璈想去日本读书，还是受了他二哥的影响。一九〇五年，张君劢入读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他闻讯，也跃跃思动了。自家经济状况也不太好的唐先生为了成全这个弟子，作出一个惊人举动，出资七百两，把张嘉璈送去了日本。张嘉璈原想入东京帝国大学读机械工程，因数学没把握，转而投考了号称日本私立大学之冠的东京宝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学和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