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着斯德哥尔摩飞奔（三）

　　那晚我们从七点多钟一直喝到九点多钟，从大街上人头攒动一直喝到酒馆里空无一人。结果可想而知，我们仨都喝醉了。我们走出饭馆，肩并肩地走在大街上，一路引吭高歌，一路胡言乱语。除了走路有些踉跄外，我们都还没醉到人事不省的地步，过十字路口时，一番推扯拽拉后，我和乔麦坚持先送住得最近的万年青回家。

　　万年青家住酉苑小区2栋一楼。这是他和梁玲玲结婚后买的两室两厅的房子，据说大部房款是岳父梁馆长资助的，万年青只出装修的钱。他的家我和乔麦到过多次，所以尽管万年青已经喝得不辨东西，我俩还是准确地把他送到了家门口。到了门外，我们先是敲不开门。屋里一直没人作声，乔麦从万年青的裤腰上摘下钥匙串，只有一颗能插入他家锁孔的钥匙，但也拧不开。我又打他家里的座机电话，响了没人接听，打梁玲玲的手机，关机了。

　　万年青说：“别试了，门反锁了。”他就用脚踢门，高喊：“梁玲玲，你给老子开门！”

　　我和乔麦忙拉住他。我们知道就是这样敲开了门，他和梁玲玲少不了要大吵起来，甚至动手打起来。双方都在气头上，最好的办法是避而不见。我们把他拉出了小区。乔麦说：“让他跟我去睡吧！”

　　乔麦一直是单身，但他家离得较远，有两公里多路，这时街上几乎没有人了，我们所处的地段是城郊接合部，很难等到出租车。我就说：“前面有旅馆，开个房去吧。”

　　我和乔麦把万年青送到旅馆里，开了房，扶他躺下后，我又出去买了几瓶矿泉水。我们喝了水后，都清醒了不少。特别是万年青，一口气喝了整整一瓶水，一点都没有刚才那么激动了。

　　开的是一个双人间，乔麦说这个地方离他们报社上班太远，他明天清早要和市委办的人一起下乡采访，他让我留下来陪万年青，就先走了。乔麦让我留了下来，不是怕万年青醉酒后出什么事，而是怕他等我们走后借着酒劲又回家去踢门。傻子也看得出来，这几天他跟梁玲玲闹得很凶，我很后悔今晚让万年青喝醉酒。

　　我给陈琼打了电话，说今晚不回家了，她也没多问。万年青很羡慕地对我说：“嫂子真好！”见我不作声，又说，“其实像乔麦那样不结婚也好！”

　　我问他：“你后悔结婚了？”

　　万年青说：“也说不上后悔，但总归是不太自由了呀！”

　　那晚我和万年青乘着酒兴一直聊到深夜。万年青告诉我，自从结婚以来，他在家里就没有过主导权，都是岳父梁馆长和梁玲玲帮他规划的，前几年他根本就不想借调到报社去，因为他觉得当初中教师很清闲，教学任务不重，还有寒暑两个长假，人际关系也单纯，不像乔麦在局里坐办公室工作那样事多复杂。是岳父和梁玲玲非要他去报社不可，梁馆长的意思是去报社做记者可以接触更多的人，可以体验更丰富的生活，比呆在校园里教书要接地气，更能开拓视野，只会有利于写作。万年青当时觉得岳父和老婆说的有理，去了报社之后他没想到工作会那么忙那么累，人际关系也复杂，反而没有在学校时自由。梁玲玲又生了孩子，做饭，洗尿片都要他做，他几乎没写什么东西。万年青苦笑了下，又说，其实我知道他们并不想我在写作上有多大成就，他们是想我借写作这块垫脚石往官场上走。我岳父是想我在报社有了正式编制后，再往宣传部或者市委办、政府办里调，恰恰就在市里给报社十二个编制时我自己回了学校，所以他们很生气，这些天梁玲玲老是因为这事找茬吵架！

　　我说：“你应该等有正式编制后再调个清闲点的单位。”

　　沉默了一阵，万年青说：“我想了很久，这样不行，若是等到得了正式编制，我就真正走上了他们给我规划的那条路了：再在报社干一两年，去市宣传部做新闻干事或去市委办做秘书，熬个三五年，混到副主任，然后到乡镇做书记。这条路运气好的话，能做到副市长或人大政协副主席，要是运气不好，也就是混到正科级退休。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样很好，但我就是想写作，纯粹的写作。我觉得我只要坚持写下去，一定能有成就，能成为名作家。”

　　我对万年青的自信倒是一点也不怀疑，他有写作的天赋和才华，若能坚持写下去，莫说能不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至少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问题是，写作这条道路充满着不确定性，谁也不能保证有才华的人就一定能坚持到底。我不会这样告诉万年青，我只是劝他说：“先要处理好家庭矛盾，这样才能安心创作，否则，天天和老婆吵架生气，就是有再多的时间，也写不了东西。”

　　万年青思索了一下，说：“梁玲玲实在逼我的话，就只有分道扬镳算了，为了文学，我可以选择离婚。”

　　我看着万年青目光亮晶晶的，知道他说这句话的分量，那是他已经深思熟虑的结果。

　　九

　　万年青跟梁玲玲并没有很快就离婚，以后两三年内他们家虽然有矛盾不断吵闹不止，但还没有真正走到散伙的那一步。梁玲玲其实也不希望散伙，她跟陈琼多次说过万年青虽然迂腐、脾气大、自以为是，有很多毛病，但他这个人心还是不坏。再说，毕竟他们有孩子，离婚的话，万年青那种人是不会争孩子监护权的，她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带个孩子，二嫁也难，不如将就着过算了。陈琼给我说，看得出来梁玲玲对万年青是非常失望的，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她担心地说：“我怕有一天他们终究会散的。”

　　万年青跟梁玲玲没散，我们“北纬27°”倒是彻底散伙了。

　　那年四月的一天，我接到张光华电话通知，本周六上午九点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在酉北宾馆四楼召开《北纬27°》作者座谈会。他还让我通知乔麦和万年青也一起参加。我先给万年青打电话，他听后满口答应下来，说：“周六呀，行呀！”万年青答应得这么爽快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再给乔麦打电话，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那个会有啥好去的，不去！”我劝了他好一阵，他才勉强答应下来。

　　周六那天上午七点，我又给乔麦和万年青打电话，督促他俩早点起床去开会。酉北宾馆离我家不远，一公里左右距离，我是步行去的，走到宾馆门口电动大门时，正好看到乔麦和万年青一起往里走，我赶上了他俩，因此我们三人是一同进入会议室的。那时离开会还有十多分钟，张光华站在四楼的电梯口，不知他是给来宾指路，还是在等着迎接某位领导。张光华看到我们从电梯里出来，眉开眼笑地跟我们打招呼，告诉我们会议室往哪边走。我们沿着过道走了十多米后，乔麦突然说：“今天张光华有点反常呀，每次他见到万年青都是黑着脸的，今天笑得有点阴谋诡计？”

　　万年青说：“他干吗见我就黑脸，我又没得罪过他？他是见你黑脸吧。”

　　乔麦笑着说：“你在大刊发那么多小说就是得罪他！”

　　进了会议室。这是个有五六十个座位的中型会议室，主席台上摆放了台签，有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宣传部长、文联主席等领导出席会议，张光华的台签也在主席台上，摆在最左边。下面的座位上每个参会人员也有桌牌，应该说会议搞得还是挺隆重的。但是，这个会怎么看都像一个报告会的架式，而不像是一个座谈会。

　　真正像个座谈会的时候是一个个领导都发完言，市委郑副书记和龙副市长已经走了后，文联副主席张光华就《北纬27°》杂志的创刊宗旨、筹备过程以及用稿情况、外界反响等等作了一番专题讲话后，会议主持人文联彭主席就让大家发言，多提意见和想法，说是要广开言路，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出来，要让《北纬27°》越办越好，越办越有影响云云。

　　后来乔麦和万年青告诉过我，他们本来是不想提意见的，但张光华的那个讲话让他们特别不爽，《北纬27°》明明已经创刊六年了，出了十一期后才被文联接收过去的，怎么会是才创刊的呢，可张光华却左一个“创刊伊始”，右一句“创刊号”让他俩愤怒了。这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当彭主席一说让大家发言时，万年青和乔麦就同时举手要求发言了。彭主席让万年青先发言，万年青从服务员手里接过麦克风，张口就说：“来开会之前我没看过这一期杂志，刚才我从邻桌拿过来翻了一下……”

　　彭主席打断他的话说：“你是酉北著名的青年作家，也是我们重要的作者，怎么会没拿到杂志呢？”

　　张光华赶紧插话：“我让乔麦带了十多本到报社去了啊！”

　　万年青说：“送没送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纠正一下张副主席刚才说的，《北纬27°》不是创刊号，而是我们已经办了五年多的同仁刊物，当初是他求我们把刊物让出来，带到文联去办的，它应该是第十二期而不是创刊号。”见彭主席的表情有些错愕，嘴巴张得圆圆的，万年青接着说，“多年来，我们的《北纬27°》每期只印两百本，绝大多数杂志都寄给了外面的编辑部和文学朋友，在酉北并不流传，别说从乡镇上来的彭主席，大多数领导和作者都不知道有这本刊物，但张主席不能睁眼说瞎话，他自己一直就是创刊以来的主编……”

　　我看到张光华的脸色越来越青，越来越难看了。不等万年青说完，他就把嘴巴凑近话筒，打断了万年青的发言：“都快十二点了，每个人发言三分钟吧，先发言的尽量讲得简洁些，给后面的人留出点时间吧。”

　　下一个是乔麦发言，他一开口更是语出惊人：“我觉得这个杂志现在办得有点不伦不类，没有找准定位，既不像一本纯文学刊物，也不像一本学术刊物，就这一期发表的作品来说，选稿太随意，有些作品还只是半成品，作者缺少打磨，编辑缺乏耐心，也缺乏敬业精神。”他从随身的挎包里掏出一本《北纬27°》，翻开，举起来，说，“我是随意打开一页的，大家看一看，我用红笔圈了的地方都是语法不通和没有校对出来的错别字……”

　　大家都朝乔麦举着的杂志看去，面朝大家的两页划满了密密麻麻红圈。大家一片哗然。乔麦放下杂志，继续说：“还有，这个杂志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本土文学作者，对吧？所以我希望那些官员的论文还是少发或者不发，《北纬27°》就是个内刊，发论文既评不了职称，也提高不了知名度，但多发几个文学作者的作品就不同了，提高他们的创作热情，说不准就培养出一两个大作家了呢？”

　　乔麦发言时张光华的脸色一直是铁青的，表情特别古怪，像是被人按在水中憋得透不过气来那样。乔麦发完言后，过了七八分钟，有一个老作者正在发言时，张光华突然爆发了。这之前，坐在第四排最右边的那个位置的人接了一个电话，拿着手机出去讲话了，刚从卫生间出来的乔麦就坐在那个位置上和旁边的万年青小声说话。这时，一脸铁青的张光华突然打断了正在发言的那个老作者，对着他自己座位前的麦克风歇斯底里地吼叫了起来：“第四排最右边那两位，请你们尊重一下人家的发言好不好，你们发言时别人怎么没大声说话，我们是文艺工作者，我们的作家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首先要有一点素质！开会就是开会，别叽叽咕咕的像群赶场的农民一样！”

　　宾馆的音箱效果非常好，张光华愤怒的声音吼完后会议室的角落里还有余音回荡。大家先是惊愕地望着他，接着就往乔麦和万年青的位置望去。台上的领导也很惊愕，他们也不解地望着张光华。张光华说完后，仍是一脸怒气地盯着万年青和乔麦。会议室里一片寂静，静得连一根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清。几秒后乔麦才反应过来，站起身，对张光华说：“说谁是农民呀，谁才是泥腿子才上岸的？”

　　他没有话筒，但他的声音大得足以让每个人听得清清楚楚。

　　张光华反击道：“我说像农民赶场一样说错了吗？”

　　乔麦说：“不让人提意见就别叫人来，人家不稀罕开这个会呢！再说素质，到底谁没素质？我们小声说话打断了人家的发言吗？是谁打断了刚才发言的！”

　　张光华吼了起来：“不稀罕就不要来！”

　　这时万年青也站了起来，对着张光华说：“好好的一本杂志被你办烂了还不能提意见，《北纬27°》是用公帑办的刊物，不是你张光华私人掏钱的。不欢迎我们，我们走啊！”他推了一下乔麦，两人就往门口去了。出门时，万年青还用力地摔了一下门，那扇门“嘭”地响了一声，又自动来回开关了几次才不动。

　　彭主席毕竟是从基层上来的，经见这种事多，应变能力强，他在台上“呵呵”地干笑了两声，说：“文人们都是有个性的，我们的张副主席脾气大，两个酉北有名的作家脾气更大，我们这个座谈会本来就是听大家意见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嘛，有意见的还可以继续‘大鸣大放’，下面谁再接着发言？”

　　谁也不肯发言了。

　　散会后，我走到电梯口时。曾成和向晨曦赶上我，说文联在宴会厅安排了中饭，一起去吃饭吧。我想了一下，说老婆不在家，我得回去给孩子做饭，推掉了。

　　曾成问：“今天乔麦和万年青怎么了，一开口就放炮，那么多领导在台上，把张光华搞得很狼狈。”

　　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他俩吃火药了吧。”曾成和向晨曦很狐疑地看着我，但我说的是真话，他们若是给我通过气，我肯定不会赞成他们在会上抨击张光华。我不想去吃饭，是我对张光华的素质和气量更生气，对他的那副嘴脸有一种很强烈的厌恶感。我知道，我以后肯定不会和张光华再打什么交道了，这个人我要避而远之。

　　十

　　现在想来，张光华这人也挺有意思的。自从那次座谈会后，他就再没给我打过电话。他们文联有文学活动或者接待外面来的作家也从不通知我，更别说通知乔麦和万年青。更有意思的是，《北纬27°》他只办了饱受乔麦和万年青抨击的那一期，三个月后，文联出版第二期刊物时，他把《北纬27°》弃之不用了，改名成《酉北文学》。似乎如此一来，他就彻底与《北纬27°》脱离关系了。

　　《酉北文学》出来后，乔麦给我和万年青说：“他这一手是想告诉我们，他已经和我们绝交了，也与他过去毫无瓜葛了。”

　　万年青说：“张光华、曾成和向晨曦他们是走官场的那一派，我们才是真正搞写作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绝交就绝交吧！”

　　曾成和向晨曦几乎是同时跟乔麦和万年青一起借调到酉北报社，从乡镇进城的，但他俩都在报社没干满两年，曾成又被借调到了市委办，是上一届市委胡书记的秘书，那几年经常可以在酉北台新闻播报里看到他跟在胡书记身后提包或者打伞，现在他已经是酉北最大的镇周家镇镇长了。向晨曦在报社呆的时间比曾成更短，他先是又被借调到政府办，之后正式调到教育局做办公室主任，现在也是副局长了。曾成和向晨曦一直跟张光华走得近，跟乔麦、万年青和我走得远。他们现在都是官场中人，走得近，也自然。

　　我说：“你俩都得罪过张光华，我才是冤呢，躺着中枪的。”

　　万年青说：“你也不冤呀，在张光华眼里，你跟我们就是一伙的。”

　　万年青这么一说，我蓦地想起那天开座谈会前，我们仨人一起出的电梯，碰到过张光华，散会后，曾成和向晨曦邀我一起去吃饭我也没去，我明白了，那天我虽然没有跟着乔麦和万年青一起拂袖而去，但没去吃饭已经表明了我跟他俩是一条战线的。说不准张光华还会认为乔麦和万年青的发言是受我指使的，我自己唱红脸，让他俩唱白脸呢。

　　好多年的《北纬27°》说没就没了，好多年的友谊说断就断了，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有些伤感，挺难受的。乔麦和万年青也伤感和难受么？

　　自那之后，我再没跟张光华、曾成、向晨曦打过照面了，说来奇怪，就是在大街上无意中碰到也没发生过一次。“北纬27°”解体后，乔麦、万年青和我，我们仨人一直还来往频繁，平均两三个月能聚一次。大多数时候，我们的交流是打电话或聊QQ。万年青的QQ晚上时常亮着，他把一年前改成的“活得像条狗”又改回了“朝着斯德哥尔摩飞奔”。我俩一般只聊最近看到了什么好书，读到什么好小说，除了文学，万年青不是个健谈的人，他要是没喝多酒，也从来不说家庭琐事，更不会说他跟梁玲玲的状况如何。他跟梁玲玲时有争吵我是从老婆陈琼那里断断续续听来的，梁玲玲喜欢邀陈琼一起逛街，有时她俩可以从中午一直逛到晚上七八点才回家。

　　我和乔麦聊QQ要多一些，不是因为他比万年青更健谈，而是他的抱怨更多一些。万年青回了学校，乔麦成了报社的顶梁柱，采访、写稿的任务重，很多次约他吃饭，他不是在乡镇采访，就是在办公室里赶稿。现在的乔麦跟没回学校前的万年青一样，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累得像头牛，牛还要做半天工夫吃半天草，我根本就是头铁牛！”

　　有时也说：“老子有一天也要跑路的，跑得远远的。”

　　我调侃他：“跑哪去呀？”

　　他说：“哪都行呀，天脚下是空的嘛。”

　　我说：“你反正单身，随时都可以跑路呀！”

　　嘴上一直挂着要跑路的乔麦并没有真正行动，从不作声的万年青有一天晚上突然在QQ上给我说：“老叶，我想了近一年，觉得我们写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小名有点，大名没得，是不是应该有点突破了？”

　　我回：“怎么突破。你想好了？我觉得你应该再冲一下，获个国家级大奖，你有这个实力！”

　　万年青回：“我不是指写作上的突破，我是指自身的突破。”

　　我发了个疑问表情，表示不懂他想说什么，他回：“我想去省城，一年前龙主编就问过我想不想去《武陵文艺》做编辑，那段时间和梁玲玲老吵，不敢提这事，提她也不会同意。”

　　我问：“现在她会同意吗？”

　　万年青回：“反正关系很僵了，不如分开两年。”

　　我又问了他去那边是正式调过去，还是只是借调过去。万年青告诉我只能是打工，调过去不可能，借调也不行，但可以办停薪留职手续。我劝了几句他自己要想好，特别是要跟梁玲玲沟通好，别因为这个跟老婆彻底闹翻，出去之后就回不来了。万年青发了个调皮的表情，说：“出去了就没想过要再回来呀！我们最初成立‘北纬27°’时不就是想往省城、京城这样的文学中心靠近吗？”

　　尽管万年青去意已决，但他这个人不是那种胆大妄为，做事不给自己留后路的人。他在教育局办停薪留职手续办了三个月也没办下来。万年青是学校的骨干教师，校长和教导主任都不同意他走，最后他找到曾带过的一个学生的家长，那人是酉北市精神病院院长，给他开了一张患有某种精神病的证明，万年青就拿这个证明在教育局请到了两年病假。

　　万年青去省城那天是十月末，天气很冷了，是我和乔麦为他送行的。他走得很匆忙，就像是急于逃离酉北一样。因此，我俩给他送行也显得很仓促。我和乔麦是头天晚上七点多才得知他第二天早上就要去省城上班，班车票都买好了。那时从我们酉北去省城的班车一天只有两趟，一趟上午九点，一趟中午十二点。万年青本来买的是九点的票，当晚我和乔麦轮番给他打电话，要他别走得那么早，一再恳请他让我们请他吃个饭给他送个行后再走，他才决定退票，改买十二点那趟。

　　第二天，我和乔麦九点钟赶到汽车站时，万年青已经等在那里了，他退票出来有好一阵子了，身子冷得簌籁地抖。我们就近找了个小酒馆为他饯行。万年青晕车，吃饭时他没有喝酒，只有我和乔麦每人喝了两瓶啤酒。人少，不仅气氛不活跃，反而有些压抑，以至于多年后我只要一想起万年青，就感觉他走得冷冷清清的，好像预示着什么一样。但当时我们绝对没有这种伤感的情绪，我和乔麦都很兴奋，祝贺万年青去省城上班，说我们奋斗了这么多年终于往省城的文学圈里派去了一个卧底。我打趣地对万年青说：“你这一走，离斯德哥尔摩的距离又缩短了一大截。”

　　乔麦说：“不想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不是好编辑，万年青肯定能做个好编辑。”

　　吃完饭，离班车发车时间还有差不多一小时，我们没有马上去车站，坐在小包厢的炉火旁聊天，直到十一点五十，我们才往车站走去。万年青带了两个大包，我给他提了一个，乔麦给他提了一个，我们先出包厢，乔麦直接去停车坪，我在门口等上卫生间的万年青，等了一阵，没出来，我就去敲门，喊他：“你要快点呀，都十一点五十五分了。”

　　万年青开了门，我看到他的脸湿漉漉的。他刚刚用冷水洗了脸。但他的脸不是冻得红通通的样子，而是皱巴巴的，嘴巴是瘪的，眼睛也是赤红赤红的，显然他刚才在卫生间里哭过。见我盯着他，万年青显得很不自然地歪了一下嘴角，想给我一个笑脸。说实话，他那个笑容看上去比哭还别扭。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不好意思地叹了一口气：“这一去，不晓得还能不能再回酉北？”

　　我心里一凛，问他：“离了？”

　　万年青“嗯”了一声：“差不多快了吧，早上出门前还吵了几句。”

　　乔麦在车站门口大声喊我们：“已经发车了，你们快点！”于是我们加快了脚步。万年青一跨上车门，还没来得及转身跟我和乔麦招手再见，早就发动了车子的司机一脚松了刹车，加大油门，大巴车吐出一股黑烟猛地往前飙出去了。

　　十一

　　万年青一走，我和乔麦就没味了。平时聚个餐吃个饭，两个人的菜不好点，喝酒也没一点气氛。这么几年来，我们已经完全没有跟张光华、曾成和向晨曦往来了，酉北的文学界虽时有新人冒出，几乎都是团结在以文联主席张光华为中心的那个圈子里，没有人跟我和乔麦有深交。有时聚一下，也得找几个不搞文学的朋友来，那些朋友都是不搞文学的，说话聊不到一处，我跟乔麦聊文学，把别人晾在一边，人家心里说不定还骂我俩是傻逼呢，聊别的嘛，我们也没热情，总之感觉很别扭。每次出来后乔麦都说，真没意思，下次不喊别人了。我想这可能也是乔麦一年后义无反顾地离开酉北追随万年青到省城去的原因之一。

　　当然，主要是文学上的野心促使他出走的。

　　乔麦是去省城一家由省委统战部主办的杂志做编辑，万年青给他联系的。其实，万年青先问了我去不去，我明确回复不去后，他才叫乔麦去的。虽然我跟乔麦一样，时时感觉在酉北呆闷头了，渴望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但我清楚自己既没有文学野心，又是个瞻前顾后的人，我有家有室，有老婆孩子，我既不是万年青那样绝决的人，也不像乔麦那样无牵无挂，乔麦一直没成家，他可以潇洒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但我不能。

　　乔麦去省城的那天，我刚好要到省群艺馆开会，我是跟他一起去省城的。万年青来汽车站接我们，他先请我们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午饭，然后带我和乔麦去他租住的房子。出租车在市中心跑了十来分钟，又从一片高楼下的大马路拐进了一条逼仄的小巷子里，在两边是低矮的自建房和棚屋的巷子里七拐八扭地穿行，最后才停在一栋外观破旧的三层小楼前。这里是一个城中村，万年青就租住在这栋三层小楼的顶层，二室一厅。他给乔麦说这里离他上班的地方只有两站路，离乔麦要去上班的地方也只有四站路，今后他俩就一起合租，直到乔麦不想和他住了为止。我看了一下房里，空空荡荡的，除了床和写字桌及一些书籍外，连锅碗瓢盆一样也没有，显然这里只是万年青的一个睡处而已。我不知道他平时在哪里吃饭，我也没问他。

　　安顿好乔麦后万年青就带他去新上班的地方报到，我也要去群艺馆会务处报到。我们还是一起搭出租车出去的，他们先送我到报到的宾馆。下午四点多时，万年青给我打来电话，要我五点半时赶到省城一家非常有名的酒店里吃饭。我说省城那么大，远的话我难跑呀。万年青说就在你住的宾馆的斜对面，不到五百米远，说他和乔麦都在，龙主编也在，他想见见我。

　　那家酒店是五星级的，我到包厢时里面已经高朋满座，龙主编、乔麦去上班的那家杂志的主编和社长，还有一位省内大名鼎鼎的小说家以及我不认识、也不知道名字的作家和诗人，大概有十一二人，围了一大桌子。席上龙主编一直夸万年青不仅小说写得好，做编辑也上手得快，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了《武陵文艺》最得力的编辑。我坐在那里诚惶诚恐，看着桌柜上的五粮液，看着服务员不断地大盘大盘地上菜，心里绷得紧紧的，我在替万年青心痛，我知道万年青做编辑一个月才两千五百块工资，这一顿起码要吃去他两个月的工资。

　　乔麦在省城安顿下来了。

　　我回了酉北。

　　开始一两年里，我跟万年青和乔麦都还联系得很紧密。虽然我再没去过省城，我们的联系仅限于电话和QQ聊天。那几年，每到年底的时候，乔麦都回酉北过年，我俩还能聚一聚。但万年青自去省城后再没回过酉北，他都是回老家酉南乡下过年的，因此我怀疑他很可能是在去省城前就跟梁玲玲离婚了。这事连陈琼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梁玲玲一家人都不认为离婚是一件很光彩的事，他们嘴紧，给谁也没说。

　　后来我们的联系渐渐地就少了，万年青有时也向我约小说，但那两年我正在写一个长篇小说，几乎没有写中短篇，就没有东西给他。写这个长篇时心比天高，以为写出后能一炮打响，等我花了两年多时间，写出了三十万字厚厚的一大本打印稿，投给好几家大型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出版社编辑打电话来跟我谈自费出版或者合作出版，弄得我非常沮丧，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就在这时，我的一个铁哥们从乡党委书记调来我们文化局做局长，硬要拉我给他做办公室工作，推托不掉。于是我就调到文化局去了。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若是万年青和乔麦还在酉北的话，我可能真不会去，会一辈子做那个群艺馆的文学专干，他们走了，我太孤单了，也太孤独了。陈琼是相当赞成我调去文化局的，说她不求我能做官，但在局办公室可以多结交些人，多下下乡，至少能活动活动身子吧，省得我老是整天在家里玩电脑打游戏。

　　乔麦最后一次回酉北过春节就是我做局办公室主任那一年，吃饭的时候，乔麦告诉我他早不在省委统战部那家杂志做了，现在他在给一家大型旅游公司做文案策划，那里的工资有杂志社的三倍高。他还告诉我早就搬出不跟万年青一起合租那个城中村的房子了，但他们时常还能见面，并说万年青现在在《武陵文艺》也做得很不开心，正在准备跳槽。

　　我说：“龙主编不是很欣赏他吗，怎么又要跳槽了？”

　　乔麦说：“你不知道呀，今年上半年龙主编退休了，现在省作协都在传言很可能张光华会来做《武陵文艺》主编，你想想他俩的关系，即使张光华不撵他走，万年青自己也呆不住了。”

　　张光华上半年就调去了省作协，这我是知道的。自然是陈萌帮他调过去的，陈萌从酉北挂职回去后一直是省作协常务副主席，省作协的正主席是位非常著名的老作家，这个老作家年纪大了，身体很不好，一年中有八个月到十个月是住在医院里的，省作协的日常工作都是陈萌主持，等于一把手就是陈萌。张光华调过去时是酉北市文联主席，正科级，在省作协里任创联部主任，武陵文艺杂志社也是个正科级单位，他去做主编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是很大。

　　接着，乔麦又告诉我万年青现在经济状况很不好，他欠了很多人的钱，省城很多人背后都讲万年青借钱不还的闲话，朋友也都躲着他。乔麦说万年青收入不高，工资一月不到三千，加上稿费收入一年也不到五六万，他得租房、吃饭，还得每月给女儿八百块钱抚养费，他又喜欢交朋结友，经常请人吃饭，基本上每月都入不敷出。

　　乔麦问我：“万年青找你借过钱吗？”

　　我说：“三个月前，他说女儿病了，梁玲玲要他打五千块钱过去，问我手头方便不，我让陈琼给梁玲玲送了过去。”

　　乔麦问：“后来他还你钱了吗？”

　　我说：“他没提过，我也不好意思问他取。”

　　乔麦苦笑着说：“这两年，他从我手里至少拿了近万块钱。”

　　那年春节之后，乔麦就再没有回过酉北了，我和他也没联系了。那年我常用的那个QQ被盗，怎么也要不回来，不仅跟乔麦没有联系了，跟万年青也没再联系过了。朋友就是这样，不常联系就渐渐地淡忘了。一直到前年夏天，有一晚，我喝醉酒后睡在客厅沙发上，半夜里醒来，突然想起了万年青和乔麦，就给他们拨了电话。没打通，不是他俩关机了，而是我手机上存的他俩的电话都是空号了。我坐在沙发上默默地抽了两支烟，才又睡下。到了第二天，我又没有了想通过哪个还有联系的朋友打听到他俩下落的冲动了。其实真要打听他俩并不难，乔麦是酉北人，他的一些亲戚、同学我也认得，他换了手机号没告诉我总会告诉亲戚们吧，找得到乔麦也就找得到万年青，但我没有那个心劲了，主要原因我想还是我自己很久都没有写作了吧，联系上后又能跟他们聊些什么话题呢？

　　最后一次得知万年青的消息是在我们酉北论坛上。有一天上班时间，我办公桌对面的小宋突然抬起头来说：“符主任，两个酉北作家掐起来了。”

　　我好奇地问：“谁跟谁？”

　　小宋说：“张光华和万年青。刚刚酉北论坛里有人转了一个帖子，万年青说张光华获得《现代》文学奖的小说是剽窃了他的作品。”他给我QQ上发来一个链接，我打开一看，标题就很吸人眼球：抄袭！抄袭！抄袭！《现代》文学年度大奖竟然是抄袭之作。

　　我快速地浏览了一下，帖子的内容是公开举报张光华三个月前获得《现代》文学杂志年度短篇小说奖的《小河流淌》抄袭了万年青的《清水里的天空》。举报理由有三点，一是故事情节雷同，两个小说讲述的都是一个山区学校仅有的一个教师和一群留守儿童学生的故事，故事结局也都是山洪暴发，老师因为救学生牺牲了；二是立意差不多，宏扬的都是山村教师的无私奉献；三是小说的结构和叙述的语气相同，《小河流淌》的许多句子跟《清水里的天空》也完全雷同。

　　我越往下看心里越惊，《现代》文学年度奖是全国举足轻重的一个刊物奖，影响非常大，它也是全国中短篇小说奖的风向标，很多拿了《现代》文学年度奖的作品，都获得了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张光华真要是抄袭了万年青的作品，不仅仅是个轰动性的新闻，也是武陵文坛的一大丑闻。但从举证的这几点看，说《小河流淌》撞车《清水里的天空》是说不过去的。

　　这个帖子我看了两遍，不像是万年青的语气，网络上的东西真真假假，不可全信，我既没有听说过张光华获奖，也有点不相信张光华有能力获得《现代》文学奖。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省城文学圈有人知道他俩有宿怨，故意挑拨离间，我去百度里搜张光华的《小河流淌》，这一搜不得了，有五万多条消息。一点不假，张光华确实获《现代》文学奖了！我又搜万年青《清水里的天空》，百度里只有几十条相关结果，标题都是我刚看过的那条“抄袭！抄袭！抄袭！《现代》文学年度大奖竟然是抄袭之作”的帖子，我一条条点击，但每一条都打不开，不是网络连结不上，就是显示此帖已经不存在。

　　很明显，删帖了！

　　我又回到刚刚打开的酉北论坛，奇怪的是，也打不开了。我想从网上找到《清水里的天空》跟《小河流淌》对读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实话，虽然我一直不认为张光华的作品写得有多好，但我还是不相信他会抄袭或剽窃别人的东西，他是个真正热爱文学，以写作为生命的人，在文学圈里混了这么多年，又是省作协的中层干部，他不是外行人，更不是个傻子，不可能不知道剽窃一旦被人揭露就会身败名裂的严重后果。他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会自毁前程吗？退一万步讲，他就是一时鬼摸脑壳，功利蒙心，剽窃谁的他也不会剽窃万年青的作品。

　　我在网上忙乎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下班时，除了找到张光华的《小河流淌》，万年青的《天空里的清水》原发刊物和全文都找不到。只有一个文学论坛里有这个小说的标题，跟那些举报帖子一样也打不开。我估计万年青的这个小说并没有正式发表过，不然不可能查不到发表刊物的目录，近几年博客盛行，绝大多数文学杂志的目录都会放在自己官方博客上，一查就能查到。

　　我想找到万年青或乔麦的电话，问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也记不清了，是当时没问到，还是过了一会儿又忘记了这事。

　　十二

　　在乡下呆了三天，帮着父母干农活，带着女儿爬山，摘菜、打梨、捉蝈蝈和纺车娘娘，一家人都开心无比，欢声笑语。尽情地融入大自然有一个好处，就是身和心都会无比舒畅，可以把所有的不快，所有的压力和压抑抛诸脑后，忘得一干二净。大自然就像是一盆纯净的无忧水，不仅能冲刷你的身体，还能洗涤你的灵魂，洗得你从里到外没有一丝的浊气。

　　一进城就不同了，就能感觉到浊气，也感觉到心累。那天我们从乡下回来得晚，进城时天都黑了，一进屋我就往沙发上一躺，不想再动弹了。躺了一会儿，老婆催我去洗澡，我找好要换的衣服从房里出来时，沙发上的手机响了。拿起一看，是乔麦的，接通后就听到他兴奋的声音：“猜猜谁拿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疑惑地问：“公布了吗？那么兴奋啊，不会是你喜欢的托马斯·品钦吧？”

　　乔麦大声地说：“是莫言。”

　　我也高兴起来，说：“终于有了一个中国籍的人获诺贝尔文学奖了，是个好事。”

　　此刻我一下子想起了万年青，想起那些年他的QQ个性签名“朝着斯德哥尔摩飞奔”，现在中国终于有了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了，不知此时此刻他的感受如何？想到这，我突然记起了三年前网上那个举报张光华获奖抄袭万年青作品的帖子，就问乔麦是怎么回事，乔麦说：“张光华那个东西肯定是抄袭的，但万年青却没有说理处，因为他那个东西没有正式发表过，也没在网络上上传过，我估计就我和张光华两个人看过。但话说回来，张光华也许不是故意抄袭他的，而是他自己看过这个小说也忘记了，写作时不知不觉地以为是他自己的东西了。”

　　乔麦的理由跟我一样，他说张光华不会傻到去抄袭万年青的作品，若是他没有疯掉的话。

　　乔麦告诉我万年青的那个《清水里的天空》是他十多年前的旧作，那时我们编辑《北纬27°》时不是每个人都要交稿吗？万年青的《清水里的天空》就是交到他手里的，他看后觉得故事和立意都不错，就交给主编张光华看，但张光华认为他写得粗糙了一些，没刊登上去。乔麦说，张光华的《小河流淌》我也读过，他也仅仅只是用了万年青的那个故事，不得不承认的是，张光华把那个故事改造后要更精致和深刻一些，不然也不可能获奖。乔麦说，他记得《现代》文学年度奖公布一个多月后有一天深夜里，万年青突然给他打电话，问他看没看过张光华的《小河流淌》，语气激动地说这个小说抄袭了他的作品，还说他刚刚在省作协的文学网站上发了个举报帖子。他听后大吃一惊，连忙去看万年青的帖子，又找到《现代》杂志的网站，读了张光华的《小河流淌》，确认确实有抄袭之嫌后，他还帮万年青顶了帖。但那个帖子只存活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就被封了。万年青又在其它网站发帖，都存活不了多久，马上就会被删掉。

　　“这个事情，万年青说不清呀。”乔麦叹了一口气，“唯一能证明张光华抄袭他的那个小说，只有我一个人。”乔麦接着告诉我，当时省作协马上就要换届，陈萌是主席的不二人选，张光华的《小河流淌》是他一手扶持和推介的，既是他推荐给《现代》发表的，发表后又给张光华在北京召开了研讨会，准备冲刺明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若是成了丑闻，不仅他当选主席有可能泡汤，就是省作协丢脸也丢大了。张光华刚领完那个奖，万年青就被陈萌解聘，撵出了《武陵文艺》。之后，万年青在省城一家内刊做过几个月编辑，不知为何也做不下去，他就回了酉南老家。

　　乔麦说。“我当时想让他来北京写剧本，他不来，说写剧本会写坏笔，他就是回家种地，也要把小说写好！”

　　我说：“他怎么没回酉北呢，他的编制不是还在酉北吗？”

　　乔麦说：“他原来是请假的，假期过了也没回去办手续吧，应该是被市教育局除名了，具体我也不清楚。”

　　跟乔麦通完话，我回书房里打开电脑，果然网上铺天盖地都是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

　　大约过了半个月，一天下午三点左右，我正在单位会议室开民主生活会时，乔麦打来了电话。当时我们局长正在讲话，而我就坐在他旁边的位子上，突然响起的手机铃音惊得他全身倏地哆嗦了一下，他很不满意地瞥了我一眼。我马上就挂断了电话，并且关了机。一个小时后散了会，我重新打开手机，“嘀嘀嘀……”地响起一连串铃音，全部是提醒乔麦打过电话的短信通知。他一连打了我十七个电话，肯定不是无聊得想找我聊文学或某位作家，而是有急事。我回拨过去，手机一通，就听到乔麦焦急地说：“你赶快包个车到酉南县城来，我再有一个小时就到了。我在州城一下飞机就给你打电话，怎么通后又无法接通了？”

　　我说刚才在开会，又问他：“都到酉南了，你不回酉北吗？”

　　乔麦的语气很不好：“你赶快包车过来，万年青死了，明天下葬，我们赶过去送他一程吧。”

　　我大吃一惊：“啊，万年青死了，怎么死的？”

　　乔麦说：“你先赶过来，我在酉南汽车站门口等你，来了再讲。”

　　我马上给一个开私家出租车的朋友打电话，让他送我到酉南去。坐上车后，我想到了要不要给梁玲玲打个电话，问问她知不知道万年青死了？她去不去？以我想，她应该带上她跟万年青的女儿一起去的。我知道梁玲玲已经再婚了，嫁的是我们财政局的一个副局长，我翻了一下手机通讯录，没有查到她的电话号码，就给陈琼打电话，说万年青死了，让她问问梁玲玲知道不？一会儿后陈琼回了过来，说梁玲玲讲她人在省城，去不了。我说怎么可能，我下午去上班时还看到她往图书馆的巷子里走去。

　　陈琼说：“我听她的语气很冷淡，那就是不想去呗。”

　　到了酉南车站，在广场上转了两圈，我也没找到乔麦，最后是乔麦从一个石凳上站了起来，问我是不是叶寸。其实我已经从他前面走过了两次，算起来有三四年不见，我们都没有立即认出对方，乔麦说我胖了，发福了。我看乔麦是瘦了，苍老了好多。我心里在想是不是在北京不好混，压力大，他的头都秃了，整个天灵盖锃亮锃亮的，用我们酉北的话来说，就像一颗乍口的板栗球。

　　看到乔麦这么苍老和憔悴，再想到死去的万年青，我感到心里头攸地一疼，对乔麦说：“兄弟，快四十的人了，赶快成个家吧？”

　　乔麦挠了挠光秃秃的头顶，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等两年再看吧，现在还不安定，漂来漂去的。”

　　从酉南县城到万年青的老家万家寨有近三十公里路程，我们在城里买了花圈，请人写好挽幛，太阳早就下山了。我们决定先找个饭馆吃了晚饭再赶过去。坐下后乔麦才告诉我，他是昨晚半夜接到一个在省城工作的酉南老乡的电话才知道万年青昨天去世了，那个朋友说听他家人说万年青是黄昏时去他的养鸡场不远的水库里游泳时溺水死的。

　　我心里惊了一下，不知怎么就想起了鲁迅笔下的范爱农，万年青大学时就热爱鲁迅，而且发表过研究鲁迅的论文，他不会不知道范爱农吧？

　　晚饭没喝一滴酒，乔麦说醉醺醺地去跟万年青最后告别，是对逝者的不尊重。我们很快就吃完了饭，出来时天已煞黑了，汽车驶出了万家灯火的酉南城后，进入乡级公路的一片黑暗中，这时我忍不住对乔麦说：“现在都十月底了，天气这么冷，万年青怎么还去水库游泳，会不会是……”

　　好一阵子，乔麦才反应过来，说：“你认为他是自杀的？”

　　见我没作声，乔麦又说：“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跟他住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万年青有冬天洗冷水澡的习惯，他说冷水澡不仅可以锻炼人的身体，还可以锻炼人的意志。这么一个爱惜身体，意志坚强的人怎么可能自杀。”

　　我说：“我既不知道万年青会不会游泳，也不知道他有洗冷水澡的习惯，我只是猜测的。”

　　乔麦若有所思地说：“我也不晓得他会不会游泳。”

　　乔麦在飞机和汽车上颠簸一整天了，有些累了，把头一仰，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起来。一会儿，他就扯起了鼾声。我也靠着椅子打盹。不知过了多久，车子转了一个急弯，我的头磕在车窗玻璃上，一下子被抖醒了，我看到远处有了一片明亮的灯火，从那里传来隐隐约约的锣鼓声。车子再往前行进了几分钟，可以听清那是哀乐声，我知道万家寨快到了。这时，突然从后座的黑暗中传来乔麦的声音：“兄弟，把你丢下的捡起来吧。”

　　我转过头去，不解地问他：“丢下的什么？”

　　乔麦说：“写作呀！我也准备捡起来，写完这个剧本，我就开始写小说，五万一集也不写剧了。”

　　我怔怔地看着乔麦，眼睛渐渐地酸涩起来，有泪想要涌出来的感觉。在眼泪流下来之前，我把头扭了过去。前面，就是万年青的家了，我看到了一片醒目的灯光下挂着白色幔幛，有几个人正从院子门口朝我们刚刚停稳的车子走过来……

　　□ 于怀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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