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最热门的事件，毫无疑问是支付宝的股权转让以及由此引发的契约精神的争论。事情的起因是马云未经股东授权转移支付宝所有权。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做法违背了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契约原则。更严重的是，作为中国企业家代表的马云的这种做法，会导致外资对投资中国失去信心，或在投资时提高要价，从而损坏所有中国企业的利益。有意思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在美国上市的很多中国公司也因为诚信等问题遭到国外投资者的猎杀，导致股价大幅下跌。有一些观点认为这和支付宝的股权转让也有密切关系。
有关马云的这一做法，支持和反对的人都有很多，笔者在这里不想纠结于这一问题。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是，如何超越支付宝的问题，从更高更远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背后的根本，从而为我们将来解决或避免类似事件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
要理解我的观点，我们要大致了解下第三方支付在中国的发展。第三方支付是伴随电子商务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金融服务。在电子商务的早期，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在非常不确定的前景中，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来推动这一金融业务。现在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这一金融服务业可以说已经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早期投资于第三方支付业务的企业家和当年美国西部的淘金客没有任何不同。他们承担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有理由也有资格获得相应甚至超额的收益。
现在的问题是，在第三方支付瓜熟蒂落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牌照问题。所有做第三方支付的企业，无论你做得多么成功，无论你风险控制得多么好，你都必须满足央行提出的诸多要求，否则，你就要退出市场。这相当于淘金客在发现了金矿后，突然冒出一个地头蛇，你必须获得他的许可，才可以开采这块金矿。而没有获得许可的人，对不起，无论这个金矿是不是你发现的，你都必须离开这个市场。
看到这里，我们都应该可以明白马云的痛苦：要么违反与外资股东的协议，要么退出第三方支付这个大市场。对于淘金客来说，有比你发掘到大金矿但却因为没有牌照而不能开采更痛苦的事情吗？马云选择了违反协议，因而成为我们批评的对象。
但是我们要明白，批评是简单的，像史玉柱那样赤裸裸地耍无赖也是简单的。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逼迫企业家违反契约精神的制度？在我看来，这一问题的根本是因为政府的过度管制和市场的准入制度。
正如奈特所说，企业家的责任，就是应对不确定性和推进社会的创新。在第三方支付这一金融服务上，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承担了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给予他们应有的回报。但是在我们这里，政府管制带来了另外一种不确定性。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中国的企业家只能想出诸如协议控制这样的办法来规避政策的不确定性。
在我看来，相比于批评马云缺乏契约精神（这也是需要批评的），更重要的是批评政府的管制和市场准入制度。在互联网这样的创新无处不在的行业，政府没有能力也不应该设置诸如牌照这样的市场进入障碍。所有这些障碍都会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从而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我看来，思考支付宝问题，一定要超越它。只要市场进入的障碍存在，类似的问题就还会存在。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放开一切市场，让企业家精神去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
钟鸿钧：现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产业组织和拍卖理论、管制和公共政策、中国经济。1998 年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 － 2000 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研究所工作。2000 － 2002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和纳菲尔德学院攻读并获得经济学哲学硕士学位，2002 －2005 年在牛津大学经济系和纳菲尔德学院攻读博士，2005 年初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5 年获得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博士后研究员资格，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钟鸿钧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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