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江史记

　　曾比西湖更负盛名的铜鉴湖，曾与西湖媲美的风水洞，曾是“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江潮远去，昔日的“浮山”已成“定山”。

　　引子：杭州城市发展简史

　　在介绍之江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杭州城市的历史，借用谭其骧先生1947年的一篇演讲，杭州城市发展，大约可以分为六个时期：

　　（一）秦汉六朝八百年，为山中小县时代。杭州的前身是钱唐县。秦始皇平定江南后，在吴越旧地设置会稽郡，钱唐为其属县。六朝以前，杭州属吴越交界之地，比不上吴的苏州、越的绍兴，也比不上六朝的首都南京。山中小县，籍籍无名。

　　（二）隋唐三百年时期，江干大郡时代。隋开皇九年平陈，改钱唐郡为杭州，“杭州”一名沿用至今。隋炀帝时凿通江南运河，杭州成为起点，地位日益重要。到了唐代，李泌开凿六井引西湖水入城，饮水问题解决，杭州开始繁荣起来，西湖美景渐渐出名。这时的东南大都市，一等是扬州，二等是绍兴、苏州，三等才是杭州。

　　（三）五代、北宋240年，是吴越国都及两浙路路治时代。五代十国时期，杭州属于吴越国。吴越国的领土有十三州一军，包括今天的浙江和江苏南部及福建北部，开国者钱镠，都城杭州。吴越国治杭州86载，有国72年，三代五主。公元978年，钱俶纳土归宋，杭州成为两浙路路治。“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成为一等城市了。

　　（四）南宋140年，首都时代。

　　（五）元朝80年，江浙行省省会时代。省境辖有今浙江、福建二全省，江苏、安徽的江南部分，江西的湖东部分。

　　（六）明、清时代，浙江省省会。

　　之所以介绍杭州的历史，原因是之江作为杭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的历史文化也在随着杭州的变迁而变迁。

　　什么是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这是一个太大太专业的问题，我借用一个冷笑话代替回答：大连人碰到西安人，很得意地问道：“我们大连建市一百周年时，搞了一个很隆重的庆典活动，你们西安呢？”西安人略思索后答道：“西安建市一百周年时搞了什么活动我不知道，只记得六百周年时搞了个烽火戏诸侯！”

　　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有什么重要性？西湖申遗就是很好的回答。

　　2011年6月2日，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在巴黎召开的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1处世界遗产（文化遗产29项，自然遗产8项，双遗产4项）。这是杭州连续9年申报后获得的成功。

　　最开始的时候，杭州对是申报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举棋不定，一位来自北欧世遗专家的话让杭州领导出了一身冷汗，清醒了脑子。这位专家说：“在我的家乡，像这样的湖有几千个。”所以杭州明确定位，走文化景观遗产的路。

　　这说明没有历史文化的底蕴，就谈不上西湖申遗的成功。

　　“钱唐故址”疑云

　　杭州最早见于历史，是《史记》上的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钱唐县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古代的钱唐县治在哪里？这是值得探讨的。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记》：“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这一年是公元前221年，钱唐县有可能在此时成立。另外一种说法是公元前222年，设立钱唐县，这一年秦灭楚，随即置县。第三种说法就是秦以前的越、楚时代就已设置钱唐县，秦是相因前朝，年代就更加无从考证。

　　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于今天的杭州设钱唐、余杭两县，隶属会稽郡。当时的钱唐县治，究竟在什么地方，现在尚无定论，后人只能依据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去推测。

　　史料一：《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两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

　　史料二：刘道真《钱唐记》。刘道真在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年）曾任钱唐县令，《钱唐记》今已不存，只散见于各种史籍之中。《太平御览》卷一七〇《州郡·杭州》转引有：“昔县境逼近江流，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趾犹存。郡议曹华信乃立塘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与钱。及成，县境蒙利，乃迁此地，于是为钱唐县。”

　　史料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渐江水》，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围，其上开散，状似莲花。昔有道士，长往不归，或因以稽留为山号。山下有钱唐故县。……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县东有定、包诸山，皆西临浙江，水流于两山之间。

　　钱唐县，明圣湖，最早出现在上述史料中。这里有两个问题：一、古代的明圣湖就是今天的西湖吗？二、秦汉时的钱唐县治在哪里？

　　“明圣湖”之谜

　　关于明圣湖和西湖的关系，近年来的一些书刊上，几乎都认为古代的明圣湖就是西湖，这牵涉到西湖的成因和历史。1921年，竺可桢撰文认为西湖是一个礁湖，“是由于钱塘江带下泥土淤积，塞住原有的湾口而成。”1924年，章鸿钊提出“西湖之所以成，固必以潮流之所向，与水准对江岸之变迁，二者为之基”。随后，陈吉余数次撰文认为西湖所在原为海湾，海水可直达灵隐山，后来湖与大海隔绝而成澙湖。这些专家的观点，有几点是比较一致的：1.西湖所在原是海湾，后西湖与大海隔开，成为澙湖。2.西湖形成的时代不久远。3.现今西湖之所以能够存在，实为人工疏浚之故。

　　据王宗涛等人考证，现代西湖的最早出现应在东汉年间的某一时期。秦汉时，西湖还没正式形成。秦始皇出游江南，有传说曾系船宝石山下，今天的宝石山南麓尚存秦始皇系缆石古迹。现代水利专家考证，系缆宝石山下是可能的。当时的西湖可能尚属浅海湾。

　　既然西湖太年轻，秦汉时县南江侧的明圣湖就不是今天的西湖了，那么古代的明圣湖在哪里呢？其实，清代学者赵一清（1711—1764）已作了考证，他写有《西湖非明圣湖辨》，认为西湖非明圣湖，明圣湖在钱唐定山南乡，即今天的铜鉴湖。后来，张道在《定乡小识》一书中，又列有专章，对明圣湖进行考证，肯定了赵一清的论点。宋代吴自牧在《梦粱录》一书中，在“西湖”、“下湖”条载：“钱塘定山南乡有名（一说石）湖。刘道真《钱塘记》云：‘明圣湖，在县南一百步，又仁和东十八里，亦有此湖之名。’”吴是南宋钱塘人，《梦粱录》一书叙述的是整个南宋时期杭州的情况，举凡山川景物，节序风俗，无不详载。吴对西湖及下湖的介绍，显然说明，宋时西湖、明圣湖并非同一湖，明圣湖在定山南乡。

　　今人徐规、林正秋在《杭州西湖非明∧铜鉴湖位置（卫星图）圣湖辩》一文中，认为明圣湖是今天的铜鉴湖而非西湖，错把明圣湖等同西湖，始于明代成化十一年的《杭州府志》，后人因循未改，今人习以为常了。

　　“钱唐故址”在转塘

　　找到了明圣湖，再来确定秦汉时钱唐故址。历来说法众多：一、灵隐山下；二、钱湖门外；三、粟山上；四、五云山麓；五、转塘。

　　转塘一说是今人奚柳芳在《钱塘故址考》一文中提出的，他在系列文章中论证：钱唐故址当在今转塘、凌家桥一线以西的丘阜地区，南及中村，北至龙坞，西抵白岩山下。

　　主“灵隐山下”一说的林华东在《钱唐史地稽索》一文中，对转塘说提出了如下质疑：“至于‘转塘’之说，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对郦道元《水经注·渐江水》记载中的‘县南江侧有明圣湖’和‘县东有定、包诸山’二条史料的理解。尤为重要的是，转塘一带地下并无秦汉文物发现，当时也无筑塘之举”。对林文的质疑，奚柳芳又有专文予以答复，此处不引。

　　笔者也就这两点质疑略加陈述：第一条质疑，是建立在明圣湖就是西湖一说之上的，转塘在西湖的南面，与“县南江侧”不符，但如果明圣湖是今天的铜鉴湖，就吻合了。第二条，“县东有定、包诸山”，转塘的狮子山又名定山，至于“包山”为何山，张道在《定乡小识·巳山》一条中已详加考证，“包，浮通转，乃古音萧、肴、豪、尤之通”，包山就是浮山。今天的定山，古时是雄踞江滨的孤峰，钱塘江至此而折行，故又名浙江；今天的浮山，古时是江中的孤岛，好像浮在海上，两山相距不远。

　　另奚柳芳有专文《论灵山与<水经注>中的灵隐山》，认为灵山古时属于广义的灵隐山，而且与《水经注》中对灵隐山的描述相符。如此，则两山“皆西临浙江，水流于两山之间”、“昔县境逼近江流，县在灵隐山下”，现状与史料是高度吻合了。

　　至于“文物”和“筑塘之举”，据《说龙坞》一书介绍，1996年绕城公路转塘段施工时，曾出土东汉陶俑，加上之江地区没有大规模地进行考古，也许秦汉文物就沉睡在地下；江塘，在定山脚下的狮子村，就有古海塘，至今犹存遗址。

　　因此，“钱唐故址在转塘”一说，是有充分的依据的。

　　铜鉴湖之憾

　　大家不要轻看“钱唐故址”这一话题，千百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因为这是杭州文化的根。

　　如果将来有一天，有足够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文物提供实证，能定位钱唐故址，那无疑是杭州历史文化上的一件大事。据《都市快报》2012年1月13日A08版载，拱墅区政协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考证，抛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当时（秦汉）的钱唐县，很可能就是现在拱墅区半山石塘至刘文村一带”。是否可信姑且不论，这至少表达了杭州人对自己文化之根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情怀。

　　笔者曾多次驻足于今日的铜鉴湖畔。

　　经过一段山间的坡路，铜鉴湖静静地隐藏在石龙山的南麓，一百多亩的水面被分隔成为两个大大的鱼塘，湖的海拔明显高于周浦一带的平原，更大大高于今天的西湖。可以想见，当秦汉时的西湖还在海平面下时，铜鉴湖已从“泻湖”演变成“明圣湖”。

　　一对养鱼的老夫妻热情地与我们攀谈起来，他们告诉我，铜鉴湖古称金牛湖，又叫明圣湖，祖祖辈辈，口耳相传。他们小时候，湖的面积大多了，山脚下还有其他的古建筑，毁于文革之间。铜鉴湖所背倚的石龙山脉，新中国成立后被众多的水泥厂、大理石厂包围，开山取石，就地取材。几十年来，在山脉南面形成陡峭的石壁，连绵几公里，裸露的山体与苍翠的植被形成巨大的反差。随着转塘、周浦一带保护环境、关停矿山，昔日冒烟的烟囱、开山的炮声已归于沉寂。

　　在铜鉴湖的西南面是昙山石刻群，灵山风景区，当年的苏东坡通判杭州时，一年之间曾两游风水洞，并留下许多的诗词题咏，而咫尺之遥的铜鉴湖，无只字入文。或许宋时的铜鉴湖已湮没于荒草之中，或许眼中只有西子湖的大文豪根本不屑于这山间的一片湖水。总之，秦汉以后，这颗明珠失去了光泽，仿佛一位村姑，“只任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而杭州的另一颗明珠——西湖，随着白、苏两位大文豪的巧手梳妆，淡妆浓抹后闪亮登场，大放异彩。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吊诡吧！

　　之江嬗变

　　人们常说，“沧海桑田”，今天的之江，就是沧海变桑田的结果。

　　近人钟毓龙在《说杭州·说陆地》一书中说：“白龙山循江而西南，南有昙山、石龙山，北有午潮山、黄山、大慈山，在古时为一海湾。其间之定山、前山、象山、庙山、浮山等，皆岛也。至宋时，定山已连陆地，而南半犹突出于江心。其东之浮山，则仍在洪涛中，而为行旅所惮。今则悉在陆地，名曰泗乡，沃野弥望。其长成盖在南宋以后，而与江潮有关。……定山、浮山等之涨连于陆地，当在其时，即袁家浦一带之沙地尖锐向东突出，造成江流三折之形态，亦必在此时。”

　　这一段话，非常清晰地描述了之江陆地的形成过程。

　　唐宋以前，江流直达六和塔后月轮山、五云山脚下，沿江从六和塔至梵村一带的群山，有“九龙头”的俗称。当时的龙心、龙王沙，整个袁浦、周浦、杭富沿江公路一带，尽是汪洋。隋以前，受江流影响，人类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沿江的山边。今天的梵村，是六朝时期钱唐著名三大姓（褚、全、范）之一的范氏家族聚居地，代有名人。山中小县，钱唐故址，应该是隋以前之江的特征。当时的明星，无疑是定山。《湖山便览》认为谢灵运《富春渚》诗“定山缅云雾”，即此山。南朝诗人沈约也有《早发定山》一诗。《宋书·孔觊传》记载，定山在当时曾成为兵家用武之地。

　　到了唐代，之江在历史文献中所留下的踪迹便多了起来。“路绕定山转，塘连范浦横”，是唐朝诗人崔国辅[生卒不详，唐开元十四年（726年）登进士第，《全唐诗》存诗一卷]的诗句，也是公认的转塘一名的由来。全诗如下：宿范浦月暗潮又落，西陵渡暂停。村烟和海雾，舟火乱江星。路绕定山转，塘连范浦横。氏鸟夷近何去，空山临沧溟。诗中的西陵渡是唐时杭州重要的渡口，西陵是今日江对岸的西兴。细味崔诗意，诗人欲从西陵渡过江而未成，便从陆路行到定山一带，夜宿范浦。所见是村烟袅袅、海雾茫茫、渔火与江星混杂，难以分辨，当晚的诗人，也许“对愁眠”了。从诗中可以看出，唐时的范村（今日梵村）一带，是非常繁华的。

　　唐代风水洞已成为杭州的一处旅游胜迹，几乎可与西湖相媲美风水洞旁，唐时建有恩德寺，唐后改名慈严寺。当时的盛况从白居易的诗中可见一斑。

　　唐穆宗长庆二年七月（公元822年），50岁的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第二年的九月与友朋同游恩德寺之泉洞，留下绝句一首：“予以长庆二年冬十月到杭州，明年秋九月始与范阳卢贾、汝南周元范、兰陵萧悦、清河崔求、东莱刘方舆同游恩德寺之泉洞，竹石籍甚久矣，及兹目击，果惬心期，因自嗟云：到郡周岁，方来入寺，半日复去，俯视朱绶，仰睇白云，有愧于心，遂留绝句：云水埋藏恩德洞，簪裾束缚使君身。暂来不宿归州去，应被山呼作俗人。”诗句浅显易懂。

　　诗人来杭一年，因公务缠身，一直未来游览鼎鼎大名的恩德寺，今日一游，果不负盛名，辜负良辰美景，自觉有愧于心，匆匆未能留宿，更觉遗憾多多。以一州之长的地位，对恩德寺风水洞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当时景区的地位自不待言。

　　唐代的之江，还是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唐时定山下已有定南公馆，是到衢、塍、处、婺、歙、饶、信等八州及福建等地的必经之路。从灵山景区的摩崖题名来看，唐时的名宦如李幼清、李夷简等都曾来此游览，并留下诗篇。说这块土地是杭州文明的原生地，应不为过。

　　五代两宋时期，以风水洞为代表的灵山景区愈加繁华

　　定山公馆仍是杭州门外的重要驿站。现存的昙山、风水洞一带的大量石刻、诗文，可以说明当时的盛况。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两次游览风水洞并留下诗词。熙宁四年，36岁的苏轼通判杭州，熙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在往富阳新城的途中，游览了风水洞并留下三首诗。同年八月，诗人再游风水洞，并赋《临江仙》词一首。“路长漫漫傍江浦”、“追君直过定山村”、“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层巅余落日，草露已沾衣”，诗人笔下的风景是清幽秀美、令人留恋的。

　　另外，当时的钱塘县令、钱塘人（转塘叶埠桥）周邠，与苏轼诗歌唱和，交情甚笃，后受“乌台诗案”的影响，一直沉沦下层不得升迁，死后葬于钱塘南荡乡（今龙坞、大诸桥一带），他的侄子周邦彦是宋代著名词人，死后也归葬于南荡乡。周家叔侄，是宋时本土的文化名人。

　　宋时渐为名胜的是五云山山顶的真际寺，吴越王时所建，南宋时已成为杭州名寺。“宋故事，每岁腊前，城中霰犹未集，山僧必奉表以早雪进，盖其地特高寒也。”明朝时，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大师，驻锡云栖寺，主持道场四十余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又登临五云山并赋诗。定山衰落，五云山进入杭州名山的行列，应自两宋始。

　　到了元明清时代，定山、灵山景区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张道在《定山小识·风水洞》中说道：“（风水洞）今僻藏穷村空山，寂寂惟山僧樵父往来登眺，峰猿涧鸟，晨昏饮浴而已。游踪久稀，名迹遂閟矣。”更让人嘘唏的是，这一尘封就是几百年，1982年3月西湖区地名普查办的几名同志在“一脚踩空，滑进石洞”时才重又发现灵山洞，继而重又开发风水洞。

　　元后异军突起的是龙坞黄山

　　黄山，今称横山，在明、清以前的文献中均作“黄山”，明朝江元祚云：“横山旧名黄山，土人呼横为黄，遂讹为横山。”旧时黄山范围甚广，包括整个龙坞乡、转塘以北、留下镇以南，西至黄梅山、午潮山，东至穆坞、大清岭，周围30里统称黄山。古时黄山，是到西溪、留下的必经之路。元、明以后，渐有黄山十景之说，龙门山、白岩山、午潮山、白龙潭等优美的山水开始进入文人墨客的眼帘，他们将此地视为世外桃源，纷纷在此筑置庄园别业，建书楼、藏图书，读书著文，广交天下文士。元代文学家钱惟善的曲江草堂、明初江南首富沈万三之弟沈万七的“寓庐”、江元祚的横山草堂、江浩的蝶庵草堂、清代金志章的江声草堂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与此同时，光明寺、金莲寺、龙门寺等一批寺庙建成或兴盛。明、清时期，之江的明星无疑是以黄山为代表的龙坞景区。

　　民国时期的战乱，让之江这片土地归于沉寂

　　江潮远去，昔日的浮山也成为“定山”，泯然众山矣；灵山景区比清代更为寂寞，慈严寺1938年毁于日寇的战火，历时1658年；黄山十景毁灭殆尽，就连山名也变，今日已很难说出哪座山头是黄山。笔者曾于一旧书摊上购得一本破旧不堪的《士青全集》，著者是民国时期曾任两浙盐运使等职的钱文选。书中有一篇《白龙潭游记》，从中可知，当时的白龙潭，盛名犹在，但隐于山中，游人历尽艰辛之后方能一睹芳容。昔日的龙门胜景，胜迹犹存，人烟已稀，于此可见矣！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温家宝总理很喜欢引用的艾青的诗句，我也引来作为我今天的结尾，作为一个国土人，热爱脚下的土地，了解她的风土人情，熟悉她的历史文化，对于我们愉快地开展好工作，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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