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站街」是一個危險的漩渦

　　香港反對派開展的「站街」即「占領中環」運動已接近滿月，這個政治「怪胎」往後怎麼成長、會長成什麼樣、甚或會不會宣告夭折，眼下還無法斷定。不過，經過前段時間的觀察，大體上可以對整個「占中」事件提出一些看法，供讀者參考了。

　　「占中」的極端取向沒有前途

　　「占中」開始到筆者動筆的今日，已有一個月了，香港街頭依然被障礙物鎖住，堅持「占中」者依舊我行我素，不把香港高等法院的禁制令放在眼裡，克制有加的員警顯得束手無策，而反對「占中」的市民則紛紛走上街頭，或與「占中」者辯論，或自發採取清障行動，激烈對抗甚至流血衝突隨時可能發生。這不過是當下香港最常見的一個場景而已，它不能展示「占中」運動對香港這個金融中心、旅遊聖地和購物天堂的破壞已經並且仍將達到多麼嚴重的程度。首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知道，他在「占中」發生以來首次會見傳媒時，就佔領行動和香港政改問題發表意見表示，「占中」對經濟的影響相當驚人，且在爭取民主的同時做違法的事情「絕對要不得」，是實實在在地「蠶食著香港人的福祉」，呼籲終止違法佔領行動。他認為，「占中」嚴重影響了市民的生活和生計，導致經濟下滑、社會撕裂、治安受衝擊、投資者信心受打擊，就業機會減少。這些後遺症如持續下去，對香港長遠發展的負面影響不堪設想。確實，「占中」的許多負面影響逐漸顯現，香港酒店訂房與信用卡消費都下跌二至三成，跌幅相當驚人，且不是平穩下跌，而可能是像「高山滾石，愈跌愈急」。這可不是簡單的數字，而是成千上萬香港人的生計，而「這個影響，只是剛剛開始」。

　　另一方面，佔領香港和九龍的主要道路是違法行為，而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是民主發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價值，學生們為堅持公民提名而罔顧法院禁制令，繼續留守原地，一邊在爭取民主，一邊在破壞法制。香港的國際形象遭到了嚴重破壞。顯然，「占中」運動已開始變質，旺角已受到品流複雜的非法分子滲透，「所謂的和平『占中』，已經不存在」。解決爭拗的方法，不在街頭，而在對話，學生應儘早離去。在這個嚴峻的情況下，全港市民都很高興見到一線曙光，見到學生與政府開展對話。

　　關於學聯代表與特區政府的對話，筆者認為，形式是可取的，氛圍也算平和，但學聯方面的要求太高，無異於設置障礙，勢將無果而終。須知，特區政府向中央提交的民情報告，與法律憲制沒有任何關係。全面、客觀地看這場政改爭議，無論從選舉過程、以及選舉結果來說，二〇一七年的特首選舉，都是貨真價實的民主選舉，而人大決定下的提名過程的民主程度，並不輸給西方國家。學生們應該認識到，違反《基本法》、違反人大常委會決議的公民提名，是做不到的。學生們堅持要有公民提名才合乎國際標準，可是事實上，全世界提名候選人的選舉過程中哪里有一個國際標準？如果學生想達到真正有競爭的選舉，務實的做法是回到人大常委會的框架內與政府理性探討，爭取小步前進。他們不是懷念英國、崇拜英國、師法英國嗎？怎麼沒學到一點英國人漸進主義傳統的精髓，而上演了法國歷史上那一幕幕激進革命、街壘戰鬥的鬧劇？如果不是思維紊亂，就是時空錯亂了！

　　出生在回歸前後、國家意識淡薄的青年學子們不會深思，佔領行動無可避免地影響了香港和內地的關係，沒有國家做後盾，香港不可能有繁榮的今天，更談不上可觀的明天。香港回歸時，香港的GDP是中國的百分之十六，今天降到了中國的百分之三，香港滑落之勢顯而易見，這樣鬧下去，必成「臭港」和「死港」無疑。他們在做親者恨仇者快的蠢事而不覺，甚至可能陷入「革命」者的迷夢還沒醒。很多香港有識之士認識到，重建中港互信，是當務之急。其實，中央對香港瞭解得很多，但新一代香港人對國家的國情、文化、歷史都太不了解，這堂必修課是要補上的。

　　學生們趟的水太深太渾太險

　　「占中」運動可以用洶湧澎湃來形容，為香港歷史前所未有。正因如此，人們不能不透過水面上的波濤和浪花，看清水下的暗流、潛流和激流。世人有目共睹，整個「占中」運動是以大中學生為主體的政治運動，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認為它是一場「顏色革命」，也不都認定它是一場「動亂」，但都不能否認它是以佔領中環進而癱瘓香港為脅迫手段的大規模街頭抗命運動，隨時都會變成騷亂甚至動亂。學生為主體、打頭陣、不停歇一點都不稀奇，那是因為他們年輕好勝，富有熱情和激情，政治頭腦一片空白，容易受「精神領袖」、「精神導師」、「民主教士」的教導和鼓動，挑戰一切權威。有了「民主」這個旗幟，就有了行動的合法性，行動的對象就喪失了合法性。這就是香港「占中」學生的法則。於是，筆者當初在內地文革初期親歷的紅衛兵運動重現了，當時喊得最響的口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回來了，不同的只是換了個地方。基於香港自由的政治制度，學生可以無所顧忌，恣意妄為，所以顯得很有力量。他們的訓練有素和完整套路給人留下了職業「革命家」的印象。他們看上去是針對特區政府的，但訴求和抗命的真正對象是中央政府。他們深知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不會輕易鎮壓，哪怕是動用比催淚彈稍厲害一點的手段，所以拿出小孩子的任性，無理取鬧，無視法律，霸街占道，死纏爛打，弄得「東方之珠」烏煙瘴氣。

　　人們不禁要問，香港學生這是怎麼了？筆者的回答是，他們「下海」了，這是思潮之海、政治之海、法理之海。他們一直躍躍欲試，師傅們說「你們可以下水了」，他們便縱身一躍就下了水。然而，他們不知道這水有多深、多渾、多險，等他們意識到這些時，已經有些晚了，離湍急的漩渦近了，離岸邊遠了。說這水深，指的是「占中」抗命涉及憲制問題，與中國核心國家利益緊密相關，而這個國家的領導核心是中國共產黨，面對這複雜的國際環境，你香港學聯及學民思潮不分青紅皂白，以為有幾個「精神領袖」、「民主教士」、「思想導師」指導，依靠國際上尤其是西方的聲援，就可以逼迫對方讓步，是不是太高估自己而低估對手了？是對政治和歷史的幼稚無知還是缺乏務實精神的認知虛幻？請讀者諸公評斷。

　　說這水渾，指的是「占中」運動背後的因素很複雜，且不乏骯髒的成分。陳方安生、李柱銘與美英的合作是赤裸裸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和慫恿也不是什麼秘密，「占中三子」及「占中金主」與「台獨」領袖的互動早已曝光於世，千名「占中」分子接受特殊訓練又成新聞，「奧斯陸自由論壇」為「占中」出謀獻策更令人瞠目。陰謀陽謀並用，而且裡應外合，能說這水是清的嗎？學聯及學民思潮的一招一式都是外國佔領運動的翻版，沒有外部黑手的指導、支持、資助、協助，今天的情況能是這樣嗎？現在還是單純的學生和平抗命嗎？答案是否定的。

　　說這水險，指的是「占中」的危害性和危險性。除了對香港的危害之外，還有對學生自己的危害性，他們個人不會有前途的。可以預言，一旦外部反華陰謀被徹底揭露，激起香港民怨和內地民憤，則與外部反華勢力勾結的「站街」頭目將成為過街老鼠，一定無法在香港立足，更沒有進入內地的機會了，即使是移民美英等國，最多也是做個二等公民並生活在陰影之中。筆者甚至不揣冒昧地預測，這些侵犯中國核心國家利益的人還有可能因違法犯罪而受到懲罰，即使逃到外國也會被缺席審判定罪，從而淪為惶惶不可終日的逃犯。

　　再就是對中國的危害，涉及反華的危險性，淪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不會有好結果的。國人過去常用「漢奸」形容出賣和背叛民族的人。現在有人用「港奸」形容為首的「占中」分子。筆者以為，他們最後得到的將是「港奸」和「華奸」兩個惡名。從歷史上看，一旦背上了「奸」字型大小的敗類惡名，一個人無論如何都逃脫不了華人圈的道德審判，被永遠釘在恥辱柱上，秦檜的下場就是一面鏡子。

　　港台負面比照不會有正面結果

　　本來不該把「香港站街」與台灣聯繫起來的，但今年三月台灣發生的「太陽花」學運確實給了香港「占中」族一些激勵和靈感，後者也確實去台北取了經。當香港「占中」族熱評台灣學運的佔領之舉時，台灣政治人物蔡英文也在斷言，台灣經濟過度依賴大陸，會成為另一個香港云云，香港學運的始作俑者之一黎智英在台灣與紅杉軍領袖的密談，都在在表明港台兩地確有緊密關聯。

　　其實，有心人對港台兩地做負面參照，拿對方說事，是要證明自己的謬說具有合理性——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灣：一國兩制猶如洪水猛獸；台灣的今天可能是香港的明天：反服貿太陽花學運的「佔領」運動為「香港站街」做了示範。如果說台灣學生的舉動多少有些憂懼心理的話，「占中」族就是居心險惡，不搞亂香港、抹黑中國不心甘了。台灣學運的性質是以阻撓服貿來阻滯統一進程；香港「占中」運動的實質是通過破壞繁榮穩定來動搖一國兩制，造成某種「港獨」的事實。二者有關聯也有區別。事實上，一國兩制對香港和台灣的意涵是不同的。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是採用特區的形式，而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則可能採用另一種形式，香港人在乎「區」的獨特性，台灣人更在乎「國」的意涵，而「一中框架」完全可以包含之。如果大家不注意這種區別，一味地以民主的名義做傷害中華民族的事，必將遭到負面後果的懲罰。誠如著名台灣政治學教授朱雲漢所言，台灣民主體制會走向崩潰。筆者要加上一句：香港民主體制將陷於癱瘓。更重要的是，一場圍繞著國家統一、民族命運的鬥爭只能有一方獲勝，而這獲勝的一方只能是代表大趨勢的力量，這個大趨勢不是所謂民主化，也不是這獨那獨，而是中國和平崛起和中華民族復興。與這個大趨勢背道而馳，必遭危險漩渦的吞噬，「亞洲民主的燈塔」行將動搖，「東方之珠」光澤必失。一群以「民主鬥士」自許的學生，以躲在暗處的外國勢力為靠山，夢想著佔領香港、奪取香港、抹黑中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這裡奉勸他們豎起耳朵好好聽聽這樣一句心聲——「休想毀我長城」。

　　王海良 上海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中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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