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卓玛：我是大地上的一个小红人

　　如果你第一次到水磨，艺术家大唐卓玛一定会陪着你去周边走走看看，即使有点落雨，她也会叫上其先生，同为艺术家的杨瑞洪老师把车开起，去三江转转，去山上望望，去街上走走。当然，被她称为“水墨”的这个地方，总是在一片烟雨里，如诗如画，而她还会为你介绍，自己任教的阿坝师专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是如何迁址到水磨，现在又有着怎样巨大的变化。从这里看出去，金川、汶川乃至阿坝高原，羌山岷水，她的家园、她的学生、她的绘画，都在一片如诗如画的色彩里面。

　　就像其热心和贴心，在大唐卓玛的工作室里，你会为那些透明、流动、斑斓、纯净的色彩所惊艳与震撼，而悄悄地感动，也会在汶川水磨的瀑布声里，让你低徊与缱绻。艺术家大唐卓玛似乎天生是为了色彩而生，为了这片高原的多姿多彩而来。阳光，总是洒在那些碉楼、院墙和树影之间，而孤独的小红人，在这片经历过“5·12”阵痛与涅槃的大地上，跟着一片风一朵云游走、回溯，都是你和我的孤独与投影。但小红人怀揣着的理想，却是如此鲜艳、炽热，仿佛他就是火，就是光，就是我们注定的轮回与宿命的方向。

　　奥修说：“我知道，直到此时此刻，一直是这个存在在帮助我，从来没有什么是凭我自己完成的。并且下一刻它也会同样将我照顾得很好。我基本上并不关心，这条生命的河流是向北流还是向南流。它一直流向的地方，就是它一直到达的地方——这就是我的家园！”

　　大唐卓玛说，她自己总是在想变，她的绘画是跟着自己的内心在走。我的理解是，求变、突破，听见内心的声音与旨意，并对自己的作品保持警惕，这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所需要具备的。但有时候，你仔细研究大唐卓玛的绘画，发觉她，其实一直都在那里，她一直都未变，因为，她所热爱的，她所梦想的，她所投身奔赴的，一直都在那里，恒久而永远。

　　林元亨：我第一次看你的作品是在一本画册上，2005年的《花儿卓玛》系列，当时那种流淌的色彩，给人很深的印象。同一阶段，花卉成为你主要的创作对象。总之，2008年汶川地震之前，你的作品是比较阳光，甚至倾向于抒情和时尚的？

　　大唐卓玛：2005年的《花儿卓玛》系列是2008年地震前我的《绽放》系列中的一部分作品。那个时候花卉与人物融合在一起的系列我都叫《花儿卓玛》。我一直喜欢自由奔放的原野，在我的原野上奔跑的卓玛、安静的卓玛、芬芳的卓玛、劳作的卓玛，与花儿们彼此拥抱、彼此欣赏、彼此灿烂，自由自在地绽放在山野。我在2008年以前每天都会抽时间去山间走走，汶川的山很枯寂，苍茫巍峨，而山间却有些柔情的地方——开放在山间那些动人的野花野草，会在你不经意间对你微笑，甚至哈哈大笑。你会听见一丛花对你微笑的声音吗？我经常听见他们的对话，从贫瘠的石头里生长出来的、生命的声音。一种灿烂美好的姿态常常在山间迎接我的到来，我觉得我能读懂它们的心思。所以我的画面将近十年都是它们的形象。

　　卓玛、扎西等等人物都是后来（2005年左右）慢慢进入我的画面：时尚、鬼魅、渴望、无奈、无助、灿烂、妩媚、孤独、孤寂、自由……我想应该是来自我自己内里的东西。艺术家都很自恋，尤其是女性艺术家。加之我特别敏感，对于人以及自然的点点滴滴。一滴露珠里我都能感知它丰富细微的色彩。就在此时，回忆到创作《绽放》系列作品时的感觉，又有想拿起画笔画她们的强烈冲动。

　　2008年以前创作绽放与玉米地系列作品是我比较放肆潇洒的一段时光，同时也是比较孤寂的一段时光。好像孤独总是来打扰人类，有没有不孤独的人，尤其是诗人、作家、艺术家？！我在导师闫平工作室与她探讨过这个问题，她说：“没有孤独的体验就不能成就艺术家，至少不能成就一个伟大而独立的艺术家。”所以，无论如何绽放、如何芬芳、如何灿烂的《花儿卓玛》，终究会走向她的藏地、她的高原，找寻她灵魂的故乡，而这种行走从本质上说，只能是一个人。

　　林元亨：我注意到，小红人这个形象，其实在2009年的《残雪》系列创作时就出现了，你这段时间的作品，不管是取名《残雪》《佛音》，还是《蜉蝣》，都表达了你在汶川地震后对故乡受难的那种痛楚感以及人与大地关系深沉的思索，但你的热爱却像化蝶和浴火一样，色彩反而纯净、安详了许多。这批作品，绿和白，生机和伤痕，都还原成了大地本身，而像火焰一样的树，像我们人类一样，都是那么的渺小。没有房子，因为房子已经倒塌了。我觉得你这批作品，也成为你涅槃的一个重要阶段。

　　大唐卓玛：2008年地震以后我非常累，尤其是心累！第一时间自救、救人、冒着飞沙走石回家、拍照、记录、异地复课，一共搬了十多次家，包括工作室。

　　加上我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油画研究生，远离地震后的家乡学校，牵挂孩子、家人，加上为了2009年做一个地震纪念活动，一直一刻不停地奔波劳累，没有片刻休息时间，终于在2009年7月底就累得病倒了，这一病躺了一年多，有时连躺的劲都没有。那一次我终于相信人是会累死的。这期间老杨每天忙忙叨叨上班，照顾孩子、管理家务。我一个人住在郫县异地复课租的房子中，一整夜咳嗽，人从116斤瘦到90多斤。

　　有一天夜里又咳嗽到五点过，我干脆起来画画，又画不动大画，握的笔都只能是小画笔。就这样每天都埋头在40×40cm的画幅中一点点地画，没想到一年多居然在生病中画了100多幅一样尺寸大小的画面。

　　所以，这100多幅作品，不管是取名《残雪》《佛音》，还是《蜉蝣》，都表达了在汶川地震后对故乡受难的那种痛楚感以及人与大地关系深沉的思索，涅槃之后的色彩我选择了单纯、干净，也成就了这批作品的安详、宁静。绿和白，生机和伤痕，都还原成了大地本身，而像火焰一样的树，像我们人类一样，都是那么的渺小。随之自然而然，小红人出现在画面中，拖着长长的影子在那里走来走去，时而在画面中央，时而躲在树的背后，时而在山脊，时而在水边，时而在寺庙顶端或墙边角落……其实我很不想我的画面有一种符号感，但很奇怪我的一些画面有时真的需要那个小红人出现，他穿喇嘛的红衣，他有可能是喇嘛，有可能就是我自己，他就是一个“我”或者“你”在旷野、在山岗、在云端、在自然中行走的、孤独的、渺小的一个人。人虽渺小孤独，但无法与自然分离出来与之对立。人只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拯救人自身。其实这部分作品是我对于自然与自己、与人群的《后望书》吧。

　　林元亨：大唐老师，2009年的《残雪》系列，让你的作品向大色块方面转向。2010的《天蓝地艳大阿坝》系列，是大色块运用的开始。但你2011年的《圣地阿坝》系列，却做了很多减法，大风景里面，融合了传统的写意和民间的一些元素，我也特别喜欢这批作品，很想探究，你当时创作这批作品的心境？

　　大唐卓玛：我常常想：我们可以冷冷地、远远地旁观一切，但心里、眼里的那份悲悯之心永远都不要泯灭。你还记得我给你说过我的朋友介绍我看《来自星星的你》，我一直没有时间看，但今年国庆旅行期间我抽晚上的时间看完了，我看到了人们渴求的人心的纯粹、干净，以及悲悯。其中一个细节让我很难忘，就是都教授站在那个凶手面前凑近他与他耳语的那句：“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你杀不死我的。”都教授说这话时眼里噙着泪水，我读懂了他眼里对于人性之恶的同情与悲悯。他在另一个星球远远地、深深地爱着人类，哪怕是人类的恶，他其实是作家期待和塑造的一个神。

　　是的，我谈到这个来自星星的都教授意在表达我的这个系列作品里呈现的爱与悲悯，一个更大的意象风景所在——借物喻人。在《天蓝地艳大阿坝》的激情抒写之后，我也需要反思与停下来看看了。于是，我就做了你现在看到的《意象高原》系列。这个系列我也非常喜欢，它有更大的意象与包容、通透，融合大悲悯与大情怀在里面。伴随我自己成长的那个内里的小红人会越来越小，甚至消失，正如我最初《藏风景》里的那抹云一样，它们逐渐消失于无形而融于其他景象之中。但是更大的意象与悲悯出现，它也许真会像我内心追寻的那样大到无外，小到无内。只是我可能会回归到最初用最简洁的方式来传递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爱与悲悯——对世界也是对自己的回归，那种婴儿式最初的微笑。

　　林元亨：2012年，你的《藏风景》趋于成熟，一改以前亮色的风格，灰、黑、赭等深沉的颜色被大量运用，而其间的小红人，更有了一种投奔的姿势——似乎小红人的方向感更明确了，为什么给人这种感觉？

　　大唐卓玛：一个人的方向越来越明朗，他会更加坚定、毫不犹豫地奔向他的去处。爱与救赎、死亡与再生、纠缠与解脱、幻灭与真实、拘禁与自由，都是命定的主题，这也是我的画面一直要面对的内核。生命的色彩抑或艳丽抑或深沉，正如我们的家园所遭受的那样，来自自然，更多的是来自人类自身的破坏与毁灭。人性有种种弊端，亦有种种珍贵。得到和放下，同样不易，修行是希望与失望反复交替的过程，是可能终此一生都无法抵达与完成的事情。从当下开始，比永远徘徊不前要好。物质的乡关与精神的乡关总是混沌不清，生命的根源在哪里？对于我来说，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关爱我们生存的家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精神故土。

　　林元亨：诗人陈大华说，大唐卓玛“是用一只东方的手，握住西方的笔，画中国人的心象”，其评价很有见地、独具只眼。我觉得这只东方的手，更是传统中国一个饱读诗书、还可以在窗下静静绣花的美丽女子的手，而那中国人的心象，其实是对一个乌托邦式的桃源世界的想象，只不过，你的家不在秀山软水的一江之南，而是藏羌之地的阿坝高原。选择这个题材，似乎也是你有意识的一个“桃源计划”？

　　大唐卓玛：我一直以来走出高原回到高原，反反复复进进出出这片神奇而辽阔、神性而波澜壮阔的大地，这个“高原”已经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乡关，而是我精神上的故土。你知道中国物质的发展速度已经深入到高原腹地，物质的“入侵”其实我是非常点赞的——至少很多方面改善了我们的生存条件，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对藏地、羌山单纯的美好人性的入侵、破坏，环境与人文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我还没有资格说我在做一个属于藏地的、乌托邦式的“桃源计划”，也没有那种能力与能量来完成这个“桃源计划”。我和老杨因为同样是美术老师，倒是身体力行尽自己所能做过关于美术教育教学的“桃源计划”，并且三十多年来一直践行这样的计划，付诸行动并有收获。这样的“桃源计划”不仅仅是自己个人的艺术创作，也是在藏地羌山撒播美育的“桃源计划”。

　　林元亨：纵观艺术史，自唐代以后，中国绘画的色彩大大减弱了，并大多成为线条的附庸，尤其是鲜艳、明亮、斑斓的色彩，反而被民间的壁画、剪纸、绣片、瓷器、家具等吸收和收留，而你作品中的色彩一直一派天然，虽然多有变化，但那种斑斓灿烂的色彩，却深刻地打上了你个人的烙印并贯穿其中。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种鲜艳、亮丽、斑斓、纯净的色彩？

　　大唐卓玛：我生长的地方是藏地羌山。在这住了一辈子，这里山山水水的色彩与他们服饰的色彩对我的视觉冲击非常大，自然而然就融入到我的画面中来了。还有一个接受的问题，我比较喜欢藏族、羌族这两个民族的服饰、建筑的色彩搭配，每次去藏地、羌寨都是如饥似渴地猛拍他们的服饰和建筑。那些来自古老而又斑斓绚丽的少数民族色彩本身就搭配得浑然天成，有些美术工作者毕其一生就只研究和整理了这两个民族的色彩运用。而我将这些带有时尚感的、不同于纯粹民间凡物的色彩运用到我的作品中。它们给予我莫大启发，这是我的幸运。这不得不说上天真的厚爱我。我的画面色彩还有一种养分是来自对自然的观察，我先前就向你提到的那种花花草草的天真浪漫、色彩斑斓，自然是我最好的老师。

　　林元亨：画了这么多年，你是否同意，带有写意性质的大色块已经成为你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绘画语言，至少代表着你对高原写意绘画的一种尝试和努力？从而，也为我们打开了高原绘画的一道出口？

　　大唐卓玛：其实你这个问题对我《藏风景》系列作品创作具有总结的意义，我想，或许，这正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画面上追求的东西。

　　大唐卓玛，副教授。1983年毕业于成都师范，任教于阿坝金川中学；1990年重庆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毕业，任教于汶川威州师范学校；现任教于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理事，四川省美协会员，阿坝州美协秘书长。

　　文/林元亨 图/大唐卓玛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