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文藝復興之路（上）

　　年輕時，我是個聰明卻不喜歡死讀書的孩子。成績一直排在班級的後幾名，而有趣好玩、調皮搗蛋的事卻從來少不了我，幾次出國參加世界青少年大露營的是我，初三就能前往日本天皇皇宮領取中日油畫創作優等獎的還是我。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高三，那時我遇到了教歷史和地理的趙老師。她年輕美麗，又對中華千年燦爛文明充滿崇敬，尤其是明朝鄭和下西洋以前的中國輝煌成就。趙老師說她非常不服氣，在清朝乾隆皇帝之後到現在的短短兩百多年，中國迅速墮落到灰燼塵土中；而西方從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裡吸收養分成就自己的現代文明，趁勢崛起，後來居上，又反過來欺淩中國。她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中華文明重振，重新成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民族。中華文明終有一天會復興的，這是她當時的中國夢，她期許我會在人生的某個階段裡能為她這個夢想做些有意義的事。在她的愛心鼓勵和諄諄教導之下，我的學習成績突飛猛進，考上了當時最好的大學科系，接著留學美德，也在社會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直到現在，她的夢想和說法還一直影響著我。中華文明應該偉大復興，這仍然是我多年來堅持不變的信仰。

　　為了圓夢，二〇〇三年春暖花開時節，我卸下接近四十年的德國高科技職場職務。在之後的時間裡，我研究了中國歷史上最後的輝煌，元朝汪大淵周遊四海、鄭和下西洋等影響深遠的事件。我深深敬佩鄭和出使的歷史意義，還曾捐助大量經費在舟山還原建造了下西洋時的木造大帆船。我們駕駛它沿著鄭和曾經南下的航道緬懷歷史，從太倉瀏河港出發，最南經過媽祖、金門到過香港、廣州，向北則航行到過青島、天津，跟著鄭和的足跡去圓夢。

　　自從習主席在中國經歷了六十四年的混沌之後，突然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願景，我更加堅定了這一想法。因為我的確也看到了這個願景實現的可能。然而如何實現中華文明的復興，那可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命題啊。我苦思過許多可能可行的方法見解，其中研究最多的是歐洲文藝復興之於中國的啟示。為什麼歐洲人在十五世紀時能夠獨立反思，從中國文化中吸取大量文化科技養分，進而壯大自己？為什麼是由義大利佛羅倫斯的地方勢力美第奇家族支持的？為什麼中國明明有那麼偉大的先進文明文化，自己反而不懂珍惜，一味崇洋媚外，以一小撮外國人的思想為主流思想？

　　我想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人也可能會問，為什麼他們必須活在一言堂的教皇淫威之下？為什麼上千年的黑暗時代裡，他們必須忍受無知的極權？為什麼歐洲人能夠學習中國，向中國取經，從永樂大典中找到安身立命之道？這些問題的確和當下的中國有不少相似之處，這些相似之處也意味著中國可以從文藝復興中借鑒或者找到中華復興需要的精神和路標。當然近代中國現狀沒有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那麼悲慘，更沒有那麼無助和複雜。我們已經擁有了光明的方向，也明白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必要。這刻我們需要在具體操作方法上借助中西文化撞擊力道，儘快恢復中華文明古典精華。經過自上而下的方針指導，也鼓勵寬容自下而上的主動試錯，重建人民的自信心、自尊心和法治精神。如同歐洲文藝復興一樣，在恢復對「人」的尊重下，順利展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千秋功業。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義大利人在一五五〇年左右首先提出「Rinascimento再生」這個說法來指稱大約一四〇〇年開始的那個自由繁榮時代。一七五一年至一七七二年的法國《百科全書》第一次使用了「Renaissance」，用以指明歐洲十四、十五、十六世紀政治、文明、社會、文學和藝術的燦爛發展階段。我們中國人將之意譯成「文藝復興」是有偏頗誤解的。文藝復興絕對不只是古典藝術文學的恢復而已。我個人認為中文翻譯成「文化復興」「價值重整」，甚至於「民族復興」那就更符合當時的氛圍目標。不過為了不要產生太多的爭論，此文還是繼續採用「文藝復興」這個名詞。

　　當時北義大利社會精英階層和中產階級迅速崛起，這些人們開始擁有經濟自由支配的基礎。眾所周知，經濟是一切文明的依賴。政治是為經濟服務的，政治是為人民幸福服務的。中產階層賺到的錢在滿足其物質享受和揮霍之後，他們也有能力支持達芬奇或米開朗琪羅或提香創作，願意把金錢幻化成各種形式的藝術之美和獨立意志。由這些精英和先富階級付款搜羅古典再生需要的古希臘、古羅馬書稿，使得當時思想、文學、藝術大大繁榮。實際上，解放文藝復興時代人們心靈和理性的並非僅僅是那些書稿，更是精英階層興起所造成的對現世主義的追求和中國理性知識文化恰逢其時的導入。在中國、印度、阿拉伯，甚至於中亞諸國突如其來的新型科學、知識、法律和哲學迅猛撞擊改革開放傳播下，人們的心靈因此更加敏銳和開闊，不願再被教會的愚昧教條蒙蔽，更不再懼怕子虛烏有的地獄荒誕之說。

　　文藝復興最先在北義大利開始醞釀。在這個區域，它還保有古羅馬世界古老的建築和回憶，重新修訂的古羅馬法律，古典藝術表現仍然殘存。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傳統神袛、神話和儀式還在人們心中保存，顯然這對基督教正統來說，是非我族類的「異教、異端」。當時的義大利領土橫跨地中海，統領著這個古典文明和貿易的海灣。而北意是義大利各地與阿爾卑斯山彼端的歐洲之間，也是西歐與地中海沿岸之間的貿易通道，發達的工商貿易市場經濟使得它成為基督教世界中最富庶的地區之一，比歐洲其他地區更都市化、工業化。北意勇敢的商人遍及各地區，他們並不是最虔誠的基督天主教徒，然而由於企業家的智慧，加上國家傳統和個性使得北意在異教化的時候仍然是羅馬教廷最忠誠的稅捐財政來源。羅馬教廷為了回報他們，便容忍了他們的「不虔誠個性」。在北義大利，最富庶的三個城邦，佛羅倫斯、米蘭和威尼斯在經濟貿易上呈現鼎立之勢。然而由於佛羅倫斯領導人更加開明和社會氛圍更加自由，哲學家、學者、藝術家紛紛移居此處，使得佛羅倫斯自然首先擁有了培育文藝復興花朵的土壤。

　　文藝復興最初的發源地是佛羅倫斯。通過紡織、皮革、鞋帽等工業的發展、商業貿易的拓展以及金融財政家族的銳意經營，佛羅倫斯成為十四世紀義大利半島上除威尼斯以外最富庶的城市。然而當時的威尼斯人卻把所有的精力用於追求享樂和更多的財富。佛羅倫斯人卻發展出一切藝術創作的技巧，使之被公認為義大利的文化首都。同時佛羅倫斯也因其發達的銀行金融成為歐洲的財政中心。雖然當時首富是因工業和貿易發達的威尼斯，然而威尼斯人的錢卻存在了佛羅倫斯的銀行裡。佛羅倫斯的銀行家輩出，票號、匯款、押鏢這些行當都已經非常發達。

　　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是當時的邦國執政者，家族依靠毛紡工業和金融借貸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實力，世代堅決支持東西自由貿易、創造衍生財富、鼓勵藝術創作。早在文藝復興的一千年前，基督教因為政治原因分裂成了天主教和東正教。天主教皇主持羅馬的教廷，而東羅馬帝國的東正教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兩個教派一直紛爭不休。美第奇家族貢獻出了自己的機智、財富和宮殿，極力促成當時分裂已久的東正教會和羅馬天主教會統一。雖然最終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卻給眾多希臘教士和哲人學者留下美好印象，當義大利各城邦名義上的共主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現在稱為伊斯坦布爾，在一四五三年被土耳其穆斯林血腥入侵，佛羅倫斯理所當然成為這些學識淵博學者、教士和古典書籍的避難所。那些最為人熟知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波提切利、達·芬奇、拉菲爾、米開朗琪羅、提香、曼坦尼亞等等如雷貫耳智者、思想家、醫師、藥劑師、文學藝術家，多半與這座城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這些文藝復興巨匠的身後支持者就是美第奇家族。醫學這個名詞的英文Medicine就是因由這個家族衍生而來的。美第奇家徽上有六個小藥丸的符號，代表著美第奇以醫藥發家的基礎。參觀他們在城堡裡的藥劑實驗室，可以看到大量的中國製藥工具和草藥樣品還被懸掛在四周，就跟我在德國海德堡大學城堡裡所看到的藥劑實驗室一模一樣。我在歐洲常住的歲月裡，幾乎每個大學裡的教授同事都會告訴我些中國在哪些朝代為歐洲的繁榮昌盛做出了哪些直接間接的貢獻。

　　直到十六世紀，隨著美第奇家族的沒落，文藝復興在義大利日漸枯萎，法國、德國、荷蘭、英國和西班牙才開出復興的花朵。文藝復興不是時間上的一個段落，而是一種生活和思想的方式， 經由政治、商業、戰爭、宗教的影響從義大利傳遍全歐。你可知道， 義大利「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巨匠達芬奇在法國住了十多年， 最終去世於法國圖爾的昂布瓦斯城堡內聖雨佩St.Hubert禮拜堂裡。去年我還帶領了復旦大學女性研修班學員前往該處憑弔寫生，親自體驗達芬奇設計的新奇城堡。

　　歷史的演進總有它神秘相似的地方。對比當下的中國，我們也會找到些類似之處。近代兩百年中，中國歷經了長久的紛爭戰亂。在清政府無能統治時，中國被西方列強瓜分，主要港口城市一一成為不同國家的殖民地。台灣、澎湖、香港、澳門也被割讓出去。到了民國時代，軍閥割據更不用說，各地軍閥派系佔據不同地區稱王稱霸。中國處於四分五裂狀態。好不容易統一了，接著又經歷了長期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之後長時間的嚴厲思想控制和文化大革命，導致中華古典優秀文化消失殆盡。那可像極了歐洲文藝復興之前的黑暗時期。在教宗政權高壓統治下，各地方勢力割據常帶來頻繁戰爭，造成科技和生產力發展停滯，歐洲文明發展緩慢，人民生活在毫無希望的痛苦中，所以歐洲中世紀普遍被他們自己人反思稱作「黑暗時代」。中世紀歐洲的教會政權擁有絕對生殺予奪大權，主其事者利用教會名義撈取大量財富，夜夜笙歌，生活奢靡，為所欲為，完全不理會上帝或地獄的制裁。這又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中國最近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狀況。隨著開放政策，國門隆隆打開，中國以經濟為導向迅速發展了三十年。三十年間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培養了兩代精英企業家，同時也養肥了一批從經濟發展中撈到好處的官員、親屬、圈圈。人們對於金錢的重視和追逐遠遠超出當年「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的美好預期。烏托邦的馬列主義極左哲學在中國并沒有根基，內容虛無，難以真正實現。就在前期中國消滅宗教信仰、傳統美德、倫理約束的時候，馬列主義被強行教育灌輸著，然而這並不能彌補中國人從心底精神道德信仰的缺失。尤有甚者，無序市場經濟遊戲下，當人們沒有任何信仰慰藉時，金錢就自然成為沒有底線的唯一隱性信仰。在黑暗時代，人們只要能攀附教宗權力，就能擁有金錢財富，成為那個時代歐洲人的卑微生存法則。

　　歐洲黑暗時代裡，強權政治與強制信仰合二為一，共同控制著普羅大眾的生活生命。到了十五世紀初，西方經濟開始向東方傾斜，與中國大規模貿易，經濟復蘇，民智已開，財富也在持續迅速積累，導致中產階層大量崛起。中產階層並非出生就是達官顯貴，而是經過努力學習工作擁有了一定技術知識、經濟支配能力。在溫飽之後，他們積極爭取權利，極力想在社會上引起重視或者想改變不公平的社會層級現狀。從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文化地位上看，他們均居於當時階級社會的中間水準。中世紀後期，人們需要打破基督教愚蠢的桎梏和阻礙，重新找到理性的、人性的生活價值觀和信仰宇宙觀。想想現在的中國必須要從虛無信仰和金錢崇拜中走出來，從深厚廣博的中華文化中尋找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民族繼續前行的文明基底。

　　無論是歐洲文藝復興還是中華民族的復興，都是歷史發展必然的正向趨勢真理，雖然困難重重，卻也不可逆轉。我深深相信這句名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解崙 教授。上海交通大學產業創意研究所所長，美國管理科技大學博士班教授導師，德國富特旺根工業大學國際創新教授，台灣產業創新促進協會創會理事長，曾任德國高科SCHIMDT中國區總裁、LEICA徠卡機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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