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憶母親

　　今年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不少事在腦際翻滾，其中就有我母親的形象。

　　我是一九五七年參加全國高考的，那年的作文題目是《我的母親》。我這個人，政治上不敏感，不像有些同學寫「祖國就是我的母親」，也不像有的同學杜撰自己的母親是「地下鬥爭的英雄」、「遊擊隊長」，我只會老老實實寫自己的母親，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一個里弄生產組的縫紉工。除了寫些她的勤儉、善良之外，還有什麼好發揮的呢？交了卷不免有些悵然。

　　回家後把這事跟母親說了，語氣中不免有些抱怨。誰知她聽了後半開玩笑地說：「你媽媽我也不是一般人，抗戰中我也立過功。不信問你爺爺去。」

　　我真從爺爺那裡瞭解了這件事的原委：爺爺過之翰是馮玉祥將軍的部下，擔任過他的軍需處長和財務處長。後來，西北軍交給了宋哲元，爺爺又擔任了宋部二十九軍財務方面的負責人。不僅爺爺，伯父和父親也都入了二十九軍。伯父過家芳在喜峰口戰役中還用大刀砍死了敵酋，繳獲了日寇的文件，一時傳為美談，他當時是位副營長。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二十九軍撤至河北、湖北，我們一家人也同其他高級軍官的眷屬一起被安置到天津租界。一九三九年春天，部隊派人來，找到了在部隊、香港和天津之間奔波的祖父，原來二十九軍的大宗薪餉存在北京一所外國銀行的保險箱裡，撤退時未及取出。現前方急需錢財，但淪陷後日方對外國銀行管制得很嚴，出入都要經過嚴格審查。部隊來的人不便去取，最好能找其他合適又可靠的人選。

　　這時母親已懷了我近五個月了，得知這一消息後，竟然自告奮勇，願意承擔這一任務。經過祖父母的策劃，母親就挺著大肚子，帶著不到四歲的姐姐，以一個普通家庭婦女的形象去了北京。經埋伏在那裡的人員的安排，母親先後兩次順利地闖過了審查的關口，終於把大宗資金分批取了出來，勝利完成任務。母親說，關鍵是那些絕密的證件，查出來就不得了，有幸祖母給母親縫了雙雙底的襪子，把證件藏在襪底的夾層中，終於沒有被發現。

　　我聽了後很激動，便問她：「不怕嗎？」她回答說：「那怕啥？又不是幹壞事。」自此，我對母親多了幾分敬重。「文革」中，抄家掘地三尺，從此過起了驚弓之鳥的日子。心裡暗自慶幸沒把這事記下來張揚出去，否則，不是同「國民黨不抗日」唱反調嗎？

　　改革開放以後，兩岸恢復了往來。當年投筆從戎、現在台灣已是將軍的二舅黃懋韜返鄉探親，在上海與母親聚會時，無意間竟聊起了這件事。原來，他當年去台前母親曾跟他提起過。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舅舅邀請母親訪台，本來我當陪同的，但臨行前未獲批凖，年近八旬的母親便只身前往。在台灣，舅舅陪他周遊了全島，不少地方的原安徽籍或老西北軍的軍界人士都設宴熱情款待。席中，舅舅每每重提舊事，母親也即興發表了緬懷抗日歲月、渴盼兩岸早日統一的坦誠講話，體現了「血濃於水」的深情。後來，舅舅在台灣出版了他的回憶錄《飛鴻飄絮集》，其中有一節專門提及此事，並給予母親高度評價，認為一位普通婦女不圖名利、不計嘉獎，視履險愛國為尋常事，實在反映了我民族大義的根基。

　　又有許多年過去了，母親和舅舅也先後作了古。有時憶及此事感到愧疚，舅舅在台灣能對母親虔誠褒獎，我卻為什麼始終不把這事公諸於世呢？如今已是抗戰勝利的第七十個年頭了，我想，把這件事寫下來，倒不只是為了紀念像我母親這樣的眾多的為抗日作出奉獻甚至犧牲的同胞，而是為了讓更多的人，尤其是廣大年輕的朋友們知道，愛國精神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基因，它曾體現在我們億萬華夏子孫的身心中。今後，我們不僅不應淡化它、遺忘它，更應加倍地發揚它、煥發它，以使我們偉大的民族復興早日實現。

　　過傳忠

　　資深語文特級教師，復旦附中原校長。曾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政協常委兼副秘書長，上海市語協副會長，現任上海視覺藝術學院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