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是全世界正義力量的勝利

　　——楊克林談抗日戰爭照片的搜尋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之際，作為國家重點出版物，由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畫冊《同盟國的勝利——抗日戰爭圖誌》於近日向全世界推出。

　　作為一部全景式反映抗日戰爭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史實的大型圖誌，該畫冊用三百三十餘萬字、一萬餘幅圖片、一百餘張圖表，總計七卷十六章，將十九世紀中日甲午戰爭、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和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重要組成部分的太平洋各國抗日戰爭的歷史融為一體，通過國際化的視野，立體的結構，形象生動的歷史照片、檔案文獻、口述回憶和圖表等形式，將諸多細節還原成一個個珍貴的歷史鏡頭，凸顯了東方主戰場的真實面貌，具有極高的文史與收藏價值。

　　世界著名華僑領袖、社會活動家、美國國際合作委員會主席陳香梅女士，和香港國葉集團主席、葉劍英元帥的侄子葉選基先生擔任了名譽主編。

　　在該書出版過程中，諸多海內外著名專家學者，以及中國軍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台灣「國史館」、台灣中國國民黨黨史會、香港歷史博物館、教育部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國家檔案館、前蘇聯國防部、韓國歷史博物館、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等海內外學術和專業單位都給予了大力支持。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史部副部長、國內最具權威的抗日戰爭史專家支紹曾將軍表示：「該書是一部極具文史厚度與學術價值的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恢弘史卷，也是一部移動的抗戰史最權威的圖片庫。」

　　該書的執行總編正是本刊曾經介紹過的對抗日戰爭史料研究最具權威的專家之一的楊克林、曹紅。在該書出版之際，楊克林向本刊介紹了搜尋這些歷史照片過程中的故事和感受。

　　楊克林說：影像是一個時代的直接言說者。我們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想做《中國抗日戰爭圖誌》到現在出版《同盟國的勝利——抗日戰爭圖誌》這套圖書，不知不覺已經三十多年了。深感時光飛逝，人生短暫；但在時間面前卻讓我們更真切地感到抗戰不朽，歷久彌新。我們能夠用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來整理這段歷史，體會她，體現她，甚感榮幸，甚感對抗日戰爭的研究是永無止境的。

　　用生命的代價拍攝的照片

　　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台灣中興大學周梁楷教授在中國首次提出：「以任何影像視覺符號中所呈現過去的事實，都是影視史學的研究對象，因此都屬歷史影視資料的範疇。」我們也是不知不覺地步入了這個領域。

　　所幸我喜歡研究歷史，在部隊是新聞攝影幹事，並是《解放軍畫報》社的通訊員，有這樣一個基礎條件，使我方便很多。《解放軍畫報》社的前身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晉察冀畫報》，建國之後更匯集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戰爭根據地的圖片資料，共收藏軍史圖片資料底片二十八萬張。我以軍史、近代史中的框架，從這些照片中從疏理出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包華北、華中、華南等抗日根據地）、遊擊戰、百團大戰、「掃蕩」和「反掃蕩」、敵後戰場反攻等專題以及重要人物。其中相當部分底片資料是軍隊攝影工作者在戰爭年代用生命的代價拍攝的，如黃土嶺戰鬥、陳莊戰鬥、百團大戰、狼牙山戰鬥、白求恩搶救傷員、八路軍向塞外挺進等等，非常豐富。應該說，在二十多年前，這些照片雖然沒有數字化，但已整理有序，條理分明，挑選使用比較方便。特別是得到了老社長高凡、段繼文、劉鐵生和顏志宏等老同志的支持幫助，使我得益非淺。

　　在這方面， 顧棣的《紅色攝影史錄》和司蘇實的《沙飛和他的戰友們》以及王雁對沙飛的研究著作等都是經典之作；高初近年來對抗戰攝影史料進行系統整理，將過去許多佚名作品全部落實到人，這都是為今後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去年林邁可的攝影展覽，就是影像史學國際化的一次展示，給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在戰場上前仆後繼的攝影記者

　　我看到一幅暨南影片公司攝影師丁文治倒在血泊中的照片。他是為拍攝東北義勇軍的抗戰影片，深入東北前線工作時中彈犧牲的。另一位任職於中外通訊社和全民通訊社的攝影記者方大曾，曾報導過「一二九」運動，在綏遠前線採訪，活躍於長城內外。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他又在前線攝影，特別是見證了《血戰居庸關》的戰鬥。但不久他就消失了，時年才二十五歲。攝影也是一場前僕後繼的戰爭。

　　自「八一三」淞滬會戰打響後，上海的攝影記者更為活躍。如王小亭、向慧庵、蔡述文（國際社）、馬賡伯（新聞報）、吳寶基（時事新報）、黃宇民（中國新聞攝影社）、卓世傑、何漢章等人。從戰爭開始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戰爭告一段落，拍了不少戰時新聞照片。

　　在二三年代的攝影記者中，王小亭他是有口皆碑的風雲人物。他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攝取了大量有歷史意義的新聞照片，建樹頗豐。一九二八年濟南「五三慘案」發生時，作為萬國新聞社記者的王小亭在濟南攝影，曾受日軍監視，他不顧危險攝取日軍暴行的鏡頭，其中有被日軍慘殺的我同胞的屍體共十餘幅，這組難得的新聞照片後來刊登在《良友畫報》第二十六期上。「八一三」後，他在上海火車站南站拍的一個小孩坐在被炸毀的月台上大哭的照片，被認為是美國一八五五年至一九六〇年間發表的最優秀的新聞照片之一。照片發表後引起國際反應，美國對日本殺戳無防禦能力的男女老幼一事提出抗議。這就激怒了日本人，誣蔑他的照片是假的，並懸賞通緝他，王小亭被迫攜家逃到香港。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在台北逝世。

　　早在「七七」事變之前，全國各地的攝影記者和攝影愛好者已開始活躍。如一九三五年初，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三名青年學者沈逸千、俞創碩、顧延鵬組成「上海美專國難宣傳團」，一面攝影，一面舉行「國難畫展」（內有攝影照片）。他們到華北、西北、蒙邊旅行宣傳達十四個月。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變前夕，沈逸千等三人再次組成「戰時攝影服務團」，趕赴華北、大西北進行攝影採訪，以「戰影團」名義在上海的畫報上發表新聞照片。回到上海後，淞滬會戰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他們於十月十五日起在青年會舉行「戰時攝影第一屆影展」，介紹華北的戰況，特別是八路軍的英雄形象。隨著全國大遷徙和淞滬會戰的落幕，上海的大部分攝影家都到抗日前線或陪都重慶去了。一九三八年，位於腹地的武漢既是政治中心，又是集散地，同時，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武漢會戰也在這時展開。鄭景康在武漢主持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科拍攝了大量有關抗日救亡活動和揭露侵華日軍暴行的照片，曾赴台兒莊戰役前線作攝影報導（後於一九四〇年底赴延安，在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等單位工作）；原屬國際社的向慧庵、陳西玲、蔡述文和《良友》的俞創碩、顧延鵬先後參加一九三八年六月在漢口成立的中央社攝影部；沈逸千則赴太原參加了共產黨領導成立的全民通訊社；席與群參加了漢口的軍委會政治部三廳的攝影記者。

　　漫畫家兼攝影編輯葉淺予到漢口也參加了三廳工作並轉赴香港負責編輯《今日中國》畫報，並編輯了一本具有文獻價值的《日寇暴行實錄》（內刊日軍暴行照片一百四十餘幅）。

　　前面所提到的國際社，全稱國際新聞攝影社，一九三三年成立於南京，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屬下的一個新聞機構，第一任社長為黃英，一九三八年撤消。同年，在武漢中央社內創立了攝影部。國際社的一些珍貴照片，現都收藏於台北中央社攝影部。

　　中央社保存的抗戰照片近十萬張

　　台北的中央社攝影部有許多上世紀三十年代早期，也即九一八事變後我國局部抗戰時的照片，如：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出來接見全國各地到南京請願學生代表和熱河、長城、綏遠等抗戰的照片，都是署名國際社（但未署作者姓名）而發佈的。同時又找到了許多作品曾經多次發表而未署其名的作者姓名，還發現了許多新的未曾發表的作品。

　　一九三八年，全國已處於全面抗戰的時期，中央社擔負著向國內外提供包括照片在內的中國戰場戰訊及其他新聞的責任，剛成立的中央社攝影部的記者足跡遍及中國戰區的各大戰場。當年中央社攝影部即在漢口青年會舉行了「新聞圖片展覽」。中央社記者的作品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如：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馮華熙拍攝的黃河花園口決堤及黃河災情的照片；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羅寄梅拍攝的日機對重慶「五三」大轟炸的照片；陳西玲拍攝的長沙會戰及我軍俘虜日軍實況的照片；宣相權拍攝的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在軍事法庭上受審的照片；蔡述文拍攝的昆侖關大捷和鄂西長江前線軍民的照片。蔡述文曾多年工作在戰鬥頻繁的宜昌（第五戰區）一帶，在他的作品中，抗日將士的活動常常以長江和峽區為背景，讓人感受祖國山河的壯麗，不由得發出：豈容敵寇踐踏的誓言！這些作品和沙飛以長城為背景的作品有異曲同工之美。

　　總覽中央社所藏的抗日戰爭時期的攝影作品有近十萬張，是有待開發研究的寶庫。除上述獨立的攝影通訊機構外，現台北還有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國史館等機構收藏有抗日戰爭時期的攝影珍貴作品。

　　反映抗戰的新聞紀錄片彌足珍貴

　　在審視抗日戰爭時期攝影的時候，還可以發現那一時期的新聞電影往往和拍攝照片是同步的，甚至有些照片則是剪之於新聞電影之中的畫面。有些著名的攝影記者還同時兼任新聞電影的攝影師。例如，拍攝上海南火車站被炸後在哭泣的兒童的王小亭和敵後根據地的吳印咸、徐肖冰等記者都是代表。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合作，國民政府辦的電影機構中央電影攝影場（「中電」）和中國電影製片廠（「中製」，原 「漢口攝影場」），以及由閻錫山投資的西北影業公司，由於一批進步電影工作者進入這些電影機構從事創作活動，拍攝了一批反映抗戰的新聞紀錄片。例如， 一九三七年拍攝的《盧溝橋事變》、《淞滬前線》、《空軍戰績》等；一九三八年拍攝的《東戰場》、《克復台兒莊》、《敵機暴行及我空軍東征》、《重慶的防空》等；一九三九年又拍攝的《勝利的前奏》、《抗戰中國》等，都有很大的影響，其中編輯成多集的《抗戰特輯》，還對八路軍殲滅日寇的平型關戰役作了報導。另外，西北影業公司也拍攝了《華北是我們的》（一九三九）和《在太行山上》（一九四〇）等抗戰紀錄片。這些攝影和拍攝照片都是有聯繫的。

　　攝影刊物和專集系統保存了史料

　　日本侵華，占我領土，必然要消滅中國的文化。日本不僅在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漢等文化比較發達的大城市建立了新聞通訊機關，就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如南昌、長沙、唐山以及比較落後的綏遠、廣西等地也組織了新聞社，發佈新聞照片。使我國攝影事業和攝影藝術深受挑戰。

　　「九一八」和「一二八」兩大事變，使中華民族加速猛醒，人們親身體會到不起來抗戰，勢必國家不保，民族淪亡。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開始，攝影界從興趣主義、唯美主義迅速走向了現實主義。到了七七和八一三事變的時期，一切不適應抗戰需要的思想意識、表現方法，連同那些不合事宜的刊物、畫報一一被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是盛極一時的抗戰攝影畫報和專集。

　　另外，戰時有些報紙和畫報也建立了自己的攝影組織，如申報新聞攝影社、時報攝影社、《良友》畫報社、西京日報攝影部等。其中，《良友》畫報是刊載攝影報導最專業、持續時間最長的畫報，較為系統保存了當時的史料，但據《良友》畫報社社長伍福強生前對筆者說：畫報社有兩麻袋底片在五十年代初遺失了。這是一個令人歎息的巨大損失。

　　現以上海為例，審視三十年代前期（我國局部抗戰時期）出版的《中日甲午戰爭攝影集》、《日本侵略東北真相畫刊》等十餘本攝影集，或名畫刊，或名畫史，都是帶有史料性文獻性的圖書，其用意在於，提供給讀者系統的圖片史料。其內容多半是在畫報上發表過和部分沒有發表的時事照片。例如《中國現象——九一八以後的中國畫史》即是將「九一八」以後到一九三四年底，歷年在《良友》上刊登的新聞照片，選其具有重要意義者，每個題目刊用若干幅。這樣讓讀者可以集中地看到那段時間的大事，便於保存。「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後，上海除《良友》、《中華》兩種大型畫報外，還出現了十餘種專門以戰事新聞為題材內容的攝影畫報。如《抗敵畫報》、《血戰畫報》等等，其特點是刊期短（三日刊、五日刊），開本以十六開網線版印刷的為多。這種攝影畫報突然增多，充分反映了民眾對畫報的迫切需要。可以看出：大多攝影刊物的出版，集中在一九三七年八月至十一月。這段時間就是淞滬會戰的時期。這些寶貴的資料見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第一場以城市為中心的大規模會戰。但是，以後隨著戰線的轉移和敵人的物資封鎖，這種出版現象很少出現，但攝影記錄仍在繼續。

　　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初期就曾說過：「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這是精辟的論斷。日本的全面侵華和中國的抗戰，迅速成為國際問題的焦點，並對世界格局的新變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國抗戰的成敗，不僅關係到中華民族的生存，而且關係到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前途。這就使中國的抗戰不僅僅是新聞，而且和人類世界的正義、文明聯繫起來。當時，外國各大通訊社一般在中國都有派駐機構，特別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外國人在中國辦的萬國新聞通訊社，向國內外提供關於中國的新聞照片，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新聞界具有重大的影響，並且培養了一批著名的攝影工作者，記錄了抗日戰爭中許多永恆難忘的瞬間。

　　當年在上海的瑞士人肯卡爾（karl kengelbacher，一八九五—一九八一）拍攝的照片中，有一位中國士兵戰死倒伏時槍猶在懷，彈猶在手的姿態，是壯志未酬，是死不瞑目！感謝肯卡爾把這個戰士的精神保存下來，我們當傳之千秋萬代！至於太平洋戰爭爆發，更是有大批專業攝影人員投入抗日戰場。例如，美國通信兵團一六四照相兵連曾在中緬印戰區拍攝了數萬張抗戰照片，並且錄製了很多極其珍貴的影像材料。有關美國通信兵團一六四照相兵連，章東磐編輯的《國家記憶》中有著詳盡的記錄。

　　書館和美國國家檔案館尋訪資料，特別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中美同盟作戰、飛虎隊等照片，除此外，是一批當年國民政府送到美國展覽的照片，內容豐富、製作精良、比較全面反映了我國各民族同仇敵愾抗擊侵略者的場面，既有正面戰場，又有敵後遊擊戰爭，還包括藏區和新疆的少數民族支持祖國抗戰的鏡頭。另外，還有一張顯然是用一二〇膠卷拍攝的南京大屠殺中日寇瘋狂刺殺我軍戰俘的照片，非常清晰，看了使我震撼。再就是一本《濟南慘案》的照相集，有三十多張，國會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提供翻拍架供我們翻拍。後來這些照片大多編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圖誌》中。

　　關於蘇聯紅軍的照片，當時很少，我冒昧地給前蘇聯駐滬領事館寫了一封信，結果得到了支持，使我們對當時進攻東北日寇的蘇軍，特別是重要人物的形象能夠全面的展現，填補了空白，至今心存感謝。 在抗日戰爭中，埃德加·斯諾（美國）、哈爾多·漢森（美國）、彭布羅克·斯蒂芬斯（ 英國）、羅伯特·卡帕（匈牙利裔美籍）、林邁可（ 英國） 、ReyScott’s（美國）等各國記者和友人都為中國留下了不朽的作品。其中，彭布羅克·斯蒂芬斯（ 英國）在淞滬會戰的採訪中獻出了生命。這些作品也體現了抗日戰爭是一場世界性的抗戰。

　　炫耀軍國主義的「寫真」成了罪證

　　收集抗戰照片的過程，不但猶如目睹了一場戰爭，而且經歷一場攝影之戰。我們在編輯畫冊的過程中，把敵我雙方照片常常同時展開，這種對比發人深省。

　　視覺人類學學者鄧啟耀教授的《視覺爭奪戰中的文化象征與宣傳體制》一文中說：日本發動對華侵略戰爭，與鋪天蓋地的飛機大炮同時侵入中國的，是無所不在的文化的視覺和心理攻勢。日軍的策略是以眼攻心，展開視覺的攻勢，旨在說明侵略戰爭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建立由他們主導的觀看秩序。

　　遠在「九·一八」之前，日本就使用攝影圖片這一手段。並在我國東北、華北和華中出版畫報、畫冊和圖書。「七七」事變以後，日本人編印的中文畫報就有《日本大事變畫報》、《亞細亞畫報》、《大陸畫報》、《東光》、《戰線》、《現代日本》等多種，用來配合軍事侵略。用日文出版的攝影專集、畫報則為數更多。其中東京大阪朝日新聞社發行《支那事變畫報》，最為典型。

　　特別應該注意的是，日本不但在各部隊中都配備了設備齊全的攝影報導班，系統全面地進行戰場報導，而且把攝影作為一種收集中國情報的手段，鼓勵其國內的攝影力量（包括專業的和業餘的）全方位的，戰略性的掃描中國，從攝影圖像的角度來看，更可以證實日本是如何老謀深算，處心積慮地發動這場侵略戰爭的。

　　我蒐集的《支那事變畫報》，從一九三七年七月開始出版，至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改名為《大東亞戰爭畫報》繼續出版發行，直到其失敗，較為系統的紀錄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過程。《支那事變畫報》中照片和文章均為當年隨軍記者拍攝採寫，以其侵略者的立場記錄了「七七事變」後日軍侵華的幾乎所有戰線、戰役和戰況，涉及日軍侵略過的北京、太原、上海、南京、合肥、保定、武漢、濟南、海南島等中國城市。每輯《支那事變畫報》裡都有大量的照片，每幅照片均有詳盡的說明與署名。無論是照片還是文字，都極力美化日軍所謂「力量強大」、「不可戰勝」。此外，日軍各師團、聯隊還普遍自印寫真集，炫耀其所謂的「武功」。在日本的照片中，還有一類檢查機關蓋著「不許可」發表的照片，是其企圖隱瞞的赤裸裸的罪行。然而，令日本法西斯沒想到的是，昔日炫耀軍國主義的「寫真」，今天都成了侵略中國罪行的鐵證。

　　後記

　　從一九九二年出版《中國抗日戰爭圖誌》到現在，不知不覺已經二十多年了。深感時光飛逝，人生短暫；但在時間面前卻讓我們更真切地感到抗戰不朽，歷久彌新。我們能夠用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來整理這段歷史，體會他，體現他，甚感榮幸，甚感對抗日戰爭的研究是永無止境的。期間，得到社會的關注，各界人士幫助我們拾遺補缺，訂誤臻善。特別是陳香梅女士、葉選基先生和呂建琳女士等人數十年始終給予了指導和幫助，使我們能夠克服各種困難與條件的限制，不斷進步。點點滴滴記在心頭，終身難忘。

　　我們感到把中國抗日戰爭放在二戰的大格局中展現，不單單能看到中國一步步崛起的不易，還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國在抗日戰爭中對世界的貢獻和承擔，這也是現在這套畫冊《同盟國的勝利——世界抗日戰爭圖誌》的立意。

　　當年，日本對中國進行瘋狂侵略，中華民族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宋美齡女士在美國出版了一本書《中國將再起》。她的話被證實了。今天，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紀念同盟國的偉大勝利七十周年。經過幾代中國人的努力，中國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一切都離不開悲壯至極的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只有我們銘記了這段歷史，無數抗日英烈的鮮血才沒有白流，我們也決不能讓它白流！

　　日本國一直有人想抹掉鐵鑄的侵略史實，他們篡改歷史的活動有增無減，甚至越來越囂張。有道是：「不知恥者，無所不為」。其實，人類的記憶是很脆弱的，對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這場戰爭浩劫，今天有多少人還能感同身受？經歷過這段浩劫的人正悄悄地離我們遠去，但不代表著這段記憶也應該隨之消失，而應更喚起我們的警惕：如果我們不向歷史學習，我們就有可能被迫重演歷史。我們在盡力完善本書的內容，希望能夠將抗日戰爭的歷史更完整、更準確、更多角度地呈現。比起此前出版的畫冊，我們又增加了近十年來收集到的資料與新發現的史料。特別是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台北國史館呈現的民國檔案；解放軍畫報社、新華社、中央社（台北）和美國國家檔案館等單位整理出來的沙飛、俞創碩、石少華、蔡述文等大批攝影記者和美軍第一六四照相連拍攝以及民間收集的原版照片，這些都將二戰東方主戰場更加清晰地展示在面前。這次出版，本想加上全書的索引和每張圖片的出處，但幾十年來的資料需從頭疏理，時間和條件都不允許，只有留待以後。

　　古人道：「溫故而知新」。回顧二十三年前，張愛萍將軍給本書題詞：「堅持團結，抗戰到底；居安思危，自強不息！」今天讀來仍然倍感深重！歷史無法抹去，因為，歷史可以警示。歷史必須銘記，因為，歷史不能重演！

　　人生大概都有使命，我們的任務就是用一幅又一幅圖片，一條又一條說明，串聯成一幅歷史長卷。風聲、雨聲、讀書聲；家事、國事、天下事，似乎都和這壯闊無比的編年史相關。為了和平，以史為鑒。我們想說的話太多，也許永遠也說不完……對於保存歷史的記憶，不僅僅是歷史研究者的義務，更是每一個中華兒女應該守衛的尊嚴。這些記憶，更是我們用尊嚴守衛的先烈與國家。抗日先烈永垂不朽，抗戰永垂不朽！

　　年復一年，實有太多感恩、感謝，不能一一列舉；願與讀者共勉，祈望識者批評指正！

　　楊克林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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