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葱皮（一）

　　一、经历与见闻

　　以音乐的形式留下印象

　　黄幻颂拥有意大利居留，他是无须走偷渡这步棋的。黄幻颂之所以没直接去意大利，而是跑到这匈牙利来，那是为了他的两个儿子。黄幻颂的两个儿子没意大利居留，不能“正门”进入，得走偏门。黄幻颂做出决定--带领大伙儿摸着石头过河--去匈奥边境再作计较。两辆的士将我们这干人马从布达佩斯载运到了匈牙利与奥地利交界的一座小城。那座与奥地利紧挨着的小城叫什么来着，我当时就没搞清楚，现在更是稀里糊涂。的士司机将车子停在了小城某街区，对黄幻颂连比带划地说道，再过去点铁丝网就看见了。

　　在布达佩斯的时候，因当地有家叫“香港楼”的中餐馆，我们吃饭没问题。到了这边境城镇，别说中餐馆了，连个中国人影子都没有，这下子吃饭的事儿就成问题了。黄幻颂死爱面子，他高调地领着我们一拥而上去了一家匈牙利餐馆。这是一家生意冷清的餐馆--或许，是过了用餐期吧，反正整个餐厅里仅一位食客，是位脑门油光可鉴的中年男人。那人桌前一个盘子一个碗，盘子空了，碗里像是汤面。年老的男跑堂给我们分发菜谱簿，黄幻颂挥挥手没要，他指了指那男人面前的碗说要那个。八碗汤面上来后，我们马上发现这不是汤面而是面汤，里头面条十来根，牛肉末一丁点儿，另有若干萝卜丝半浮半沉于汤水中。青壮年男人不知好歹说道，我早就听人讲过，番人不吃带汤的东西的，这肯定不是汤面是配面包的面汤吧。黄幻颂面露愠色，说你这么能干吗不点几个菜呀？一时无人说话，埋头喝面汤，咕咚咕咚响。黄幻颂沉着脸站起，将那位老年男跑堂拉至食客面前，指着那只碗咿里哇啦一通。黄幻颂会讲点意大利语，他是要告诉老年男跑堂，碗里要多放面条少放汤。老年男跑堂似乎是搞明白了，笑意盎然地点头哈腰，问黄幻颂是不是再来八碗？黄幻颂对他竖起大拇指说OK！我们如释重负，心田里头的渴望之旗冉冉升起，利用间隙吹上了烟。这一天，我们只吃过由黄幻颂给的一只月饼（黄幻颂和他那对猴精一样的儿子恐怕不止一个月饼吧），胡乱喝了些路边喷泉的水，早已是饥肠辘辘了。热气腾腾的汤面终于端上来了--可是，我们顷刻间就变了脸色，可谓大惊失声了。这端上来的八碗东西，没有丝毫变动，汤水还是那么地多，面条还是那么地少，这依然是一碗面汤。黄幻颂那两个猴精儿子嚷嚷着都要哭了，我们大气不敢出，喝面汤。面汤咸得够呛，如我老家的俚语所说的，把卖盐人打死了。原来，那位老年男跑堂错误地理解了黄幻颂那个有力的手势，将多下面条判断为多放盐了。难怪他瞅我们喝面汤时的神态怪怪的，他还以为咱中国人是个特能吃盐的民族呢。我们浑身乏力地回到旅馆。黄幻颂将房门紧闭，里头窸窣有声，发出老鼠搬家般的动静。我们躺在床上望天花板，肚子饿睡不着，越睡不着肚子越饿，越饿听觉越敏锐--隔壁可是人欢马叫了，黄幻颂那两个吃饱肚子的儿子在床铺上跳来蹦去。听到叩门声，开门后黄幻颂进来。黄幻颂说，再给你们一只饼！黄幻颂讲话的语气已是没打折扣的施舍口吻了。尊严于此时此地苍白无比啊。我们吃饼，脸露讨好之笑意，就差个摇尾巴了。

　　后半夜女服务生敲门，比划着与我说有个电话。白天里，我通过公用电话将该旅馆电话号码告诉了奥地利一朋友。我下楼坐沙发上，左等右等就不见铃声再次响起。夜阑人静时分，总台墙壁上的挂钟嘀嘀嗒嗒声很清脆。值夜班的栗色头发女服务生显然寂寞，她时不时地看上我一眼。当年在这匈牙利的边远小城里，也许与外界的来往不多吧，像我们这等东方人的面孔还是颇引人注目的。无意间，我与栗发女孩对上了眼，她不禁莞尔一笑--这不能不说是迷人的。要命的是我们之间语言不通，根本没法交流。她朝我笑一下，我朝她笑一下，到后头竟成了傻笑。这时，我的脑子突然开窍，想到了一样雅东西：音乐。那时节的我实在小聪明得很，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黑着灯从皮箱里掏摸出一盒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录音带。栗发女孩同样是位聪明人，接手后没多说什么即将磁带放进了录音机里。我们两人，形同出演了一小节默剧。说来真是天衣无缝呢，这总台桌面上，怎么就摆有录音机啊？接下来的情景顺水扬舟：美妙的音乐声弥漫开来，周围益发安静。我们之间因语言不通没法说话，然而音乐却能让我们心照不宣，能让我们会心一笑。我体会到了一种人在水中漂移的感觉，迎面过来许许多多奇花异草，许许多多大气泡小气泡……那许是一个梦境中的世界吧。

　　有惊无险

　　我们现在是砧板上的肉了，回去由人宰吧。在边境小镇打探无门之后，黄幻颂无可奈何如是说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回什么地方去。陈旭光第二天即给我们联系了一位蛇头。这位蛇头是中国北方人，长得英俊，穿戴行头拿今天的话说挺酷的：皮夹克、牛仔裤、高帮大头皮鞋。他说我在日本留过学，你们叫我留学生好了，不就是个符号么。留学生就一个车，他先带黄幻颂和他俩儿子及一位乳臭未干的小伙子过海关，说是探个路。黄幻颂英雄就义一般昂起头颅嚷道，就让我做试验品吧！实际上黄幻颂是有意大利居留的，真被边防逮牢总要好说话一点。留学生的车子一溜烟跑了，我有点莫名的伤感。黄幻颂在时，我嫌他霸道，忍气吞声闷得够呛；他一走，我却又心里空落落了，像是被抽走了那根救命稻草似的。

　　次日，我们搭乘留学生的车从布达佩斯出发。我们走的线路，就是前几天走过的那条公路。留学生说，把握是有的，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车子经过数日前我们待过两日的那座小镇，我眼睛瞪得大大的，没见着我们曾住过的那家旅馆。在郊外一村庄，留学生将车子停在一户农家院子大门口。留学生对我们说道，这儿离边防最近了。开门的是位胡子拉碴的当地人，他见到留学生时十分热情。他老婆像是穿着匈牙利传统服饰，很面善的样子。这儿是留学生临阵过境前的一个“点”，稍作休息，轻装上阵。留学生让我们将行李打开检查。他的意思是接下来我们要以日本观光客的身份入境，故而有中国字的印刷品全不能带。这下子我遭殃了，半皮箱的书籍及录音磁带，全为中文的。那放置于上面的一本书叫做《禅风禅骨》，日本禅家铃木大拙所著。我面对着它，黯然伤神，同时觉着极具讽刺意味。留学生搭我肩膀说道，统统扔掉，要不误事。我们四人中，有一对中年夫妇，苦大仇深的样子。留学生要求他们整体重新包装。夫妇俩将皮箱掏了个底朝天，一套套地换，留学生总是皱眉头。妇人说，我把最好的家底都穿身上了呀。留学生说，你穿这么厚什么意思嘛？哪有像冬瓜的日本观光客的？！折腾告一段落，留学生叫我们分两个房间休息会儿。留学生说，要保证良好的精神面貌状态。我躺床上辗转反侧，听到窗外动听的鸟声便起来了。窗外秋阳和煦，树木葱茏，留学生躺于太阳椅上晒太阳；那位家庭主妇在晾衣物什么的。眼前的情景如此平和、静谧，然而接下来我却要开始人生的第一遭“偷渡”了啊。

　　上路前留学生又作了些许调整：他就座位置的车窗玻璃全打开，其他车窗玻璃降至三分之一光景。留学生解释道，这样的气候，车窗玻璃全封闭，会招人生疑心的，全打开又一目了然，你们不像财大气粗的日本人嘛。车子驶出农家院子，车上的音响飘起柔情的日本歌曲。第一道关口，匈牙利边防检查站，留学生将五本中国护照递过去，他们大致翻了下就放行了；第二道关口，奥地利边防检查站，留学生递出去的是日本护照。他们仔细核对，四男一女没错--不过番人只能仅此而已了，他们辨别不了东方人面孔，这点就如我们很难辨识西方人面孔一样。有位穿制服的检查人员弯下身子往车里头看，三分之一的空隙让他看清了车上的三男一女，但三分之二的玻璃掩蔽了我们的神色慌张。

　　过关驶出若干路程后，留学生将车子拐进道旁一家酒吧。留学生请我们喝咖啡。留学生说每次过关虽是老生常谈，但我每次都是到了这儿才将悬着的心放下的，这碗饭不好吃呐！我东张西望，傻乎乎问道，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留学生反问我道，你以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我摇头。那阵子，我们可说是刚好处于一个历史的变革期。于当年的年底，东西德统一了，柏林墙被拆了；同样是在年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前沿地带，那道横跨于匈牙利与奥地利之间的铁丝网也被拆除了。而我在过关的时候，却是见到过那道铁丝网的。

　　到番人家做客

　　餐馆打烊时分，来了一位络腮胡男子。朋友说他是老客人，饭店开业以来就一直光顾的。络腮胡男子要了几样菜，打包带走。朋友和他闲聊，说说笑笑。朋友对我说道，他叫我们一块儿去他前妻家坐坐。络腮胡男子开车，我们三人出发了。夜幕浓郁，黑成一团，路上车辆稀少。车子在主干线上开了一阵子后，拐入一条支道，两旁依稀可见是玉米地，成片成片的。又一阵子，车子往山开了，道路又窄了一些。山坡上植被茂密，月亮难能可贵地露出了半张脸，虽时时有云雾扯过，但能见着树木的剪影了。我在心里纳闷，这络腮胡男子的前妻，怎么住到深山老林里的啊？朋友好像明白了我心里的所思所想，对我说道，在我们中国，有钱的人住城里，穷人住乡下，欧洲不一样。反一反，穷人住城里，菜市场旁肯定住的都是穷人，而有几个钱的人往往住乡下，乡下空气好，环境好，自由自在。络腮胡男子跟朋友说了几句话。朋友对我说，他不高兴了，听不懂我们说什么。我对他说是说他前妻，他说他今天把我领熟了，我下次就可以自己去找他前妻了。我说番人的观点还真不一样。朋友说，番人很有趣的，有时候一对夫妇来吃饭，我请他老婆喝玫瑰露，不请他，他也不生气的。我说你可以走了，请把你老婆留下，他哈哈大笑，说你喜欢我老婆呀。要是换咱中国人，还不把你揍个半死啊。络腮胡男子大声说话。朋友说他抗议了。

　　经过一片小树林时，络腮胡男子和朋友说了一通话，有点感慨的意思。朋友及时予以翻译道，他说，这片树林，是他前几年种的，现在树木还在，越来越大了，老婆已不是他老婆了。说话间，络腮胡男子前妻的房子即到了。这是一个小山丘，共有三四幢房子吧，不知派何用场，竖有一个大风车，底下是岩石的，风车想必是木头的。月亮透过云层间隙，将那一块地盘笼罩得极富诗意。络腮胡男子老马识途地领了我们走进庭院，步入房子。里头光线绿莹莹的，像是一个水底世界，那是怎样营造出来的呢？我没搞明白。还有音乐，也像是从水里飘上来的似的，柔情万种，水汪汪的。络腮胡男子的前妻，正与她现今的情人依偎于一块儿。我们进来了，特别是她的前夫进来了，她竟然无动于衷，依然如故地在那儿亲吻。络腮胡男子将打包食物一样样取出，搁桌子上，说了几句话，大概是请他们用餐的意思。那两位依依不舍起身，三人围桌子吃喝开来。

　　朋友带我参观，推开女主人卧室的门。里头墙壁上贴挂着一把中国大折扇。朋友说这把扇是他送给女主人的生日礼物，上面那首李白的诗是他写的。络腮胡前妻长得很漂亮，杨柳腰，鸭蛋脸，一头栗色披肩发，身材修长。朋友说，我对她早有意思，那时他们没离婚，我就跟男的开玩笑说，我要勾引你老婆哦。他说那看你本事吧。他们离婚了，可不久女的就和音乐学院的学生好上了，我又插不进去了。原来，络腮胡男子前妻的现男友，是位在读的学生，年纪比他前妻小。难怪那男子的牛仔裤膝盖两个洞，头发蓄得比女人还长，人家是搞艺术的呀。我和朋友转到外头阳台。阳台上摆两把藤椅，一张同样是藤编的茶几。我们坐下了，真舒适！眼前视野开阔，放眼望去，可看到格拉茨那座城市，灯火缥缈，让人凭空添了几许恍惚感。

　　民以食为天

　　那段日子，正是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时期。电视上报纸上，每天都在说这件事情，一时沸沸扬扬。一般的人，听归听，看管看，该干吗还是干吗的。战场距离那么遥远，尚且又是局部性的战争，是影响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的。可对那几位老人来说，却是震动颇大。在“活鸡宴”桌面上，老人们对我说道，你是没经历过世界大战的人，所以不晓得厉害的！一位眼睛不太好使的老人舞着手说道，现在全世界打一个小国家，太不公道了！另一位老人道，武器没办法比的，老虎吃蝴蝶。我远房大伯接过去说道，这难讲，萨达姆听说有核武器，真把他逼急了拿出来爆破，只怕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这些可说已尘封的老人，没想到对国际动态如此热衷议论，这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老人们开始行动起来，大肆购买粮食。他们往往三两人合伙，不知从哪儿找来小推车，从超市里往家中搬运整袋的大米，大包装的面粉，汗流浃背，乐此不疲。李姓老人家的粮食，我是亲眼目睹上了，占了小半间房子，码得整整齐齐。人进去时，乍看一眼，误以为是进仓房了呢。

　　原来，这些经历过二战的老人（除我远房大伯外），他们人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人都因了中国的古训“民以食为天”而受益匪浅。二战前夕，物资吃紧，黑云压城城欲摧。我的这些在当年还是毛头小伙子的乡人，个个忧心忡忡--同时，他们精神抖擞，摩拳擦掌。他们倾巢而出，将所有钱财用来采购能果腹的食粮，工蚁一般往窝里搬运。而番人们呢，则根本就没这种理念，他们高枕无忧，家里的食物顶多够对付个把礼拜吧。随着大饥荒的步步逼近，粮食自然而然地成了头等大事。番人们就苦了，他们饿得眼睛发绿，纷纷流落街头。家中有存粮的乡人们，这下子腰杆子硬了，他们三五成群，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上东走西逛，牛气得很！据说最初是一位陈姓乡人捡了个漏。面色红润的陈姓乡人经过某街区时，与一位妙龄法国女郎对上了眼。那位法国女郎是和家人在一块儿的，她裹着毯子躺靠在高楼大厦的墙脚根上。寒风中，她瞧见步履稳健的陈姓乡人阔步过来，不觉十分惊讶，难免就多看了几眼。陈姓乡人的脚挪不动了，忸忸怩怩的样子。女孩父亲问道，你家有吃的吗？如果有我女儿就跟你走了。这个口子一开，可不得了，几乎当年所有滞留于巴黎的乡人，全都领回了一位如花似玉的法国女郎。在战争年代，在粮食短缺的困难时期，我的这些乡人们倒是过上了几年可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们勤俭持家，让有限的粮食细水长流，让小日子无处不充盈着小殷实和小满足。在这段日子里，他们每个人都有了一男半女的，延续了血脉。可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的结束，那些法国女人便领上孩子远走高飞了。因为说到底，他们的组合是不对称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太大，是没法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的。

　　现在，伊拉克战争爆发。老人们从中嗅到了战争的火药味，他们遵循古训再度“广积粮”。老人们心里踏实了，便相互取笑开来。吴姓老人五十步笑一百步地奚落李姓老人道，你这个老不死，黄土都埋到脖颈根了，还想讨便宜啊！傅姓老人说就是嘛，走路都打抖了花心不死嘛。李姓老人反驳道，你们藏得比我少？傅姓老人道，我算年纪，吃不了那么多粮食了，这次真的没拉几袋米。李姓老人道，到时没饭吃可别跑我这儿来哭穷！我的远房大伯总结性说道，你们放心也别贪心，仗打不起来了，最新新闻报道了，萨达姆没核武器！

　　黑　工

　　我在巴黎打过好几份工，其中有两份工是可说说的，我至今记得相当牢固。一份是在衣工场里干烫工。我在巴黎的身份为“黑人”，就是说没有合法居留证与工作许可证的。巴黎有许多华人开办的工场，也是黑的，什么税都不交，专招“黑人”打“黑工”。我所干活的那家便是这样一家黑工场。这家衣工场位于一幢旧楼房里。地段倒是不偏的，就在巴黎市区里头，离地铁口十几分钟路。但那地方好像是个死角，了无生气，没什么商铺，居民人家不多，房屋灰不溜秋的，就是路旁停的车吧，也陈旧不堪的样子。我们前来上班，一个个从地铁口钻上来，一般不搭讪，有意拉开距离。到了旧楼房，见四下无人，拍三下巴掌。楼上窗台探出脑袋--那是股东之一老板娘，她将一管系上一根布条的钥匙垂直掉下来。下面的人捡起后，还是不能粗枝大叶，警觉地打量一番周围，确定后开门入内。下班时，同样不可一窝蜂倾巢而出，断断续续地走一个、两个，细水长流。老板娘交待道，出去别贼头贼脑的哦，走路要挺胸。

　　我决心磨炼自己，脑门上如日本武人那般扎根布条，赤膊上阵，汗流浃背。衣工场的熨斗是蒸汽式的，水雾腾腾。我在水雾里头挥舞熨斗，演杂技似的。该衣工场另一位股东，烫工出身。他干起这活儿一如庖丁解牛，炉火纯青。他姿势轻快，手作形同弹钢琴般优美，一件皱巴巴的衬衫在他手中，飘忽不定，待到能看清楚时，已是棱角分明，顺溜笔直地挂于晾衣杆上了。这位烫工出身的股东老板，一天能烫千把件衬衫，在巴黎的华人服装界小有名气。在当年，这位长相颇具男人味的股东老板，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我在心里想，到哪天我也能出一千件衬衫的货，那就好了！

　　这期间，我肚皮被熨斗碰了一下。先是发红，转眼即鼓出一个大气泡。我拿尖头物什将它刺破，流出黄水。因全身汗淋淋的，那个地方受汗水浸染非常刺痛。老板娘过来说，用牙膏吧，消炎。涂抹上牙膏，痛得我龇牙咧嘴。股东老板站远处没过来，他摇着脑袋说道，烫衣服怎么会烫到肚皮上去！

　　另外一份工是在皮工场。皮工场也在巴黎市区内，这儿更加死气沉沉，应该是个仓库区吧。不过又不是那种业务繁忙的仓库区，并没见多少大卡车出入的。皮工场窝在仓房里头，除仅有的一两个门外，所有门窗均用木板钉上，暗无天日。故而大白天里，也要点上日光灯。我至今对日光灯没好感，认为它们所营造的环境既苍白又冷漠。我们从早上进来上班到晚上下班前，一直在日光灯的笼罩之下。每个人的脸面都白生生的，走动时拖着个身影，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有很长一段日子里，我都不晓得外面的天气。外头究竟是出太阳了还是阴天？那是根本无从分辨的。只有下大雨了，倾盆大雨；或打雷了，震耳欲聋，那时的我们才会说道，下雨了呢；或者说，响雷了呢。

　　一天，那盏用来传递“警察来了”的信号灯突然亮起。当时我坐在矮凳上穿马桶袋带子，没注意到。车皮的女工在第一时间看见了灯亮起，她哆嗦着嚷道，不好了……警察、警察来了……当我抬脸时，整个场景一如卓别林无声电影镜头：只有快刀斩乱麻的动作，没半点声响。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关掉机器，弯下身子扑向裁皮机的底板下面。正在裁皮机前工作的工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关了机器第一个从底板下头爬出去。这机器后面有个洞口，平时拿马粪板掩蔽上，关键时刻用来疏散人员。这套程序，虽我们平日没操练过，但要领都一清二楚的。我头顶前面女工屁股，自己的屁股被后面男工乱拍，他一味地催促我快点、快点！我们依次从洞口钻出，外头是条悠长小巷。我在这儿用“悠长”这词儿，毫无诗意可言，这小巷实在太长了，人都跑噎气了，香烟打火机都跑飞了，还没个头！总算到头了，是条繁华的大街，车水马龙，世界依然太平，人们该干吗干吗。可在我那时的感觉中，世界末日已经临头了。我慌不择路地跑进路旁电信局，跨进玻璃电话间佯装打电话。我心头噗噗跳，大口大口喘气。一忽儿后，电话间外头来了位小伙子，他耐心等待；又一忽儿，来了位女士，排于小伙身后。我不能再装下去了，心惊胆战地从电话间出来。我躲在电信局门边往大街上张望。看见走路鸭子一样的老司伯与一位女工走过。这家皮工场只有老司伯一人是拥有法国居留的，故而出逃时唯他没逃。我没加多想从电信局跑出来。老司伯见到我后说道，是老板儿子掏蛋，爬上去开的灯。老板三个孩子在学校读书，放学后由其丈母带工场来。其中那个儿子调皮得很，搬来梯子爬上去开了那盏“报警灯”。那天后来干活儿，我的气老是出不匀，心跳手抖，马桶袋的带子老穿不过去。

　　有这样的事吗？

　　有一年我回国，待在老家县城。县侨办有我一位朋友，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组织一次活动，去某海岛城市商务考察。所谓商务考察，也就是吃喝玩乐了。我们一行二三十人，除了县侨办工作人员外，均为从世界各地回来的乡人。我乘坐一辆七座面包车，里头三位老太婆，一位乌克兰侨领。三位老太婆家底都丰厚，披金戴银，珠光宝气。其中一位嘴唇抹了鲜艳口红，虽脸皮上已爬了蚯蚓，但肤色还算白净，她目不斜视。一路上，他们都在谈论房地产的事情，在哪买店铺，在哪置房产。我穷光蛋一个，闭目养神。

　　从一上车，我就认出那位鲜艳的老太婆，便是我在法国巴黎打工的那家皮工场老板的丈母。我心里不舒服，便没与她打招呼。而她，则对我视而不见。我在那家皮工场打工时，有两件事情，我是耿耿于怀的。其一是我的被炒鱿鱼。我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会遭炒鱿鱼呢？那是因为我乐极生悲了。那是夏天的一个下午，人很容易疲劳的。大家都在干活儿，我在打扣机前打扣。打扣机发出的声音如同催眠曲，我怕自个儿的指头被打扣机消化掉，就强打起精神头，哼上歌曲。刚开始的时候，我当然不敢大声哼了，我把握住分寸，只要能起到解乏作用就行了。我身后的车皮女工，说你唱大声点嘛。我回头看了她们一眼。另外两位瑞安籍女工也接嘴道，你唱得蛮好的，唱响点嘛，我们都爱听。我说那我就唱“红军不怕远征难”吧。她们鸭子过烂田般好呵好呵地叫嚷。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表现欲膨胀开来。我扯开喉咙唱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包括女工及其他几位男工，全都喝彩，说太提神了！我想起在国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时，不就有以唱歌的形式来鼓舞人们的干劲和斗志的么，所以我接下去又唱了几首红色经典歌曲。我一边唱一边想，要是今后在干活困乏时，最好就唱唱高昂的革命歌曲吧，那样必定能消除疲倦，工作效率要高好几倍。我正得意忘形之际，老板的丈母比猫还轻地溜进车间，她瞄上一眼后走了。没多大工夫，老板来了，他吊起三角眼说道，你真是人才呢，怎么不去报考文工团啊？三天后，他让我滚蛋了。另外一件事儿，便是那次的“报警灯”事件。那件事儿本身，没什么好埋怨的，老板的儿子年纪小，不懂事乱按开关，虽然搞得我们如鼠辈窜逃，狼狈不堪，但念在老板儿子年小无知的份上，我是屁都不会放一个的。问题是我们回来后，每人脸色煞白，浑身打哆嗦，而老板丈母却一派欢天喜地的嘴脸。她坐在一张高凳上，拍着腿有说有笑，模仿刚才我们逃窜时的种种丑态，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我心里都已经在呜呜哭了，心都快要蹦出来了，而她却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之上，这太不近情理了，太缺乏做人的基本品德了。

　　在海岛城市待了两三日，大伙混熟了，有天在车上我就讲起了当年法国巴黎的事儿。鲜艳老太婆一脸茫茫然，她嘴唇嚅动，讷讷说道，有这样的事吗？我说，你对我就一点都不记得了？鲜艳老太婆说我真想不起了……工人那么多，走马灯似的，我怎么记得过来哦。这话似乎说得在理。一家皮工场，就如同兵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我能记住老板的丈母，但老板的丈母凭什么要记住我呀，我又无何特长何特色的。我心想，我这个闷气是白生了，人家压根儿就已忘得一干二净，而我还在那儿杨白劳似的，太无趣了吧。同时，我静下心来想想，我当年那唱歌，的确是不对的。人家皮工场乃黑的、地下性质的，外人在外头是不晓得这里面是一家工场的，我那样子引颈高歌，招蜂惹蝶，岂不是要人家的命脉么。要知道，如若被警方发现黑工场，老板非但得破财，说不定还得蹲班房的。另外，就说那起“报警灯”事件，鲜艳老太婆模仿了一下场景，也没什么大不了嘛。她一个老太婆，每天的日子多无聊呀，好不容易来个新鲜事儿，逗逗乐解解闷，恶意肯定是没的，无非是她不用逃我们逃了，她有点优越感罢了。而这点优越感也是人之常情吧。

　　车子抵达温州。鲜艳老太婆现住这里，所以她要先下车了。鲜艳老太婆在海岛城市买了若干海产品，尤其是一桶海蜇头，需要有人帮忙。我下车拎上那桶海蜇头跟随她身后步入小区。小区挺大的，走了将近十多分钟的路吧。到她家门口，鲜艳老太婆道，谢谢你了，要不进来坐坐吧。我说不了，他们在等呢。我及时出来了，但还是遭到了一车子人的抱怨，说是命都等长了。司机说，你在法国受她的气，怎么对她倒这么好了？另一信佛老太婆说，做好人好事呗。

　　几件辛酸事儿

　　回住家时，电梯口有个老太婆。她在等电梯，我朝她笑笑。电梯到后，出于礼貌我请她先进。老太婆身子赶紧往后退，被蛇咬住了一般，面无表情地说道，NO、NO。她这样子做，很伤我自尊心的。说实在话，中国人在欧洲遭人讨厌，已是家常便饭。一般的居民人家，都不愿把房子租赁给中国人。中国人的脏乱和吵闹，是出了名的。当年我们从中国出来，身无分文是不用说了，往往还因出国欠了一身债务。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我们都是好几户人家合租一套房子的，这样子出入的人口就多，动静就大，电梯及公共的费用相应也大。我们做的是牛马工--就算开了店的，也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心思都扑在生意上了，回到住家筋疲力尽，就懒得搞卫生什么的了。当年所从事的活儿，要么在餐馆干，要么在衣工场、皮工场干，工作环境都差。尤其是做厨房的，一身油腻味，哪怕拿刷子刷洗吧，那股油腥味仍旧存在的。故此，像刚才那位清洁的老太婆，她不愿与我同电梯，是有道理的，她或许是怕自己被熏晕过去吧。人在番邦，遭受白眼、冷眼或因了语言不通哑巴吃黄连的事儿是常有的。我在巴黎打工时期，有次乘地铁，在打开车厢门时，小手指被车门带进门缝，死活拉不出来。我焦急万分，怕地铁开动，那我这根小手指就永远留在法兰西了。可悲的是我不会说法语，连救命都喊不出来。地铁站人来人往，你不出声那是谁都不会在意你的。我一如猿人一般发出简单的音节，引起了他人的关注。番人人是好的，没话说，富于同情心和人文关怀。两位男子，飞也似的跑向地铁车头，边跑边高声呼喊；几位女的围着我团团转，有人安慰我有人捧着我那只被夹住的手，脸部的表情既焦虑又温情脉脉。秃头的司机火速从车头方向赶过来--也许这等事儿曾发生过吧，他只用力将车门往里一顶，我的小手指即抽出来了。小指头扁扁的，像根扁豆荚，不成样子。一位法国女人将我的小指头捧在自己手心里，不断说着话。可我一句都听不懂。司机也和我说话，大意是要叫人带我上医院看看。我想到自己在法国没居留的，属于非法移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摇头谢绝了。地铁走动后，仍有不少人围着我问长问短，我心里有苦吐不出，心在滴血。一位越南妇女，以为我是越南人，从另外一节车厢过来，与我说越南话，我仍旧摇头，大家无可奈何了。他们不再说话，而是拿眼睛注视我，给我传递暖意。尤其是那位曾将我小指头捧于手心的法国女郎，自始至终善意地对着我浅笑。

　　我当年去法国，走了两次，两次都是走偷渡的道儿。第一次没走成，与一位乡人半夜里翻山越岭从意大利爬到法国境内。那是法国海边一座小城市，风光秀丽。黎明时分我们找到了当地火车站。等到售票窗口打开、我正将钱递进要买去巴黎火车票时，便衣警察过来了。两位便衣警察嚼着口香糖，请我出示身份证件。我一身泥巴，蓬头垢面，傻瓜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儿。我被便衣警察从车站大厅带出。来到泊车处，我自觉弯下身子要坐进去，一警察摇头说不。他请我转到车后头，掀开后车门，让我进去。里头已有一位阿拉伯小偷，怕只有十几岁吧，眼睛光溜溜的。我们两人无声地坐于车后头，没有凳子什么的，盘腿而坐，高度刚好抵着头部。这是一辆改装过的工具车，后头用来堆放工具的部位用来装人了，并焊了铁栅栏。

　　胃出血

　　种种因素促成，我气闷至极。我躺在地下室冰柜面板上，胸脯起伏犹如过山车。叶姓同学路过我家小店，拉我去喝酒。他说，走、走、走，一醉消万愁呐。叶姓同学乃我幼儿园同学，穿开裆裤就认识的。过后没了往来，到意大利碰上后，倒是又走动了，过往甚密。叶姓同学买了辆二手车，不知从哪儿弄到了驾照，他准备接下去做卖散生意。叶姓同学道，有了车，等于长了翅膀，哪有集市就往哪赶，活动范围不晓得大几倍！叶姓同学带我到他住家附近一家酒吧喝啤酒。酒吧里热闹非凡，可说如一锅沸腾的开水。不知是哪一届的足球世界杯，我已忘了，反正当时恰好是意大利队与一支什么队比赛。两支劲旅不分上下，棋逢对手，分外调气氛。这家酒吧，粗木桌子粗木凳子，属年轻人活动场所，是观看足球比赛的窝点。我们夹在里头，不伦不类，既无他们那份对足球的狂热劲头，又不知为哪支球队喝彩好。因为说白了，意大利与我们又有何干系呢？我心情本就郁闷，只管低了头喝酒。酒杯足够大，一杯装两大瓶啤酒。这种酒杯，是用来豪饮的，是为足球狂欢而生产出来的。

　　在一个与己无关的环境里头，他人狂欢狂饮，我们则喝闷酒。他们喝了肯定没事，什么都发泄掉了，喝酒就同喝水一样没区别了；而我们、尤其是我，就不行了，活活把个胃喝出血来了。

　　胃出血了我不知道。我只觉着头晕眼花，上午来上班时，眼睛碰到太阳直落泪。我老婆认定我中暑了，拿针给扎手指尖放血。说血都乌紫了，暑气很重了。放过血后，喝十滴水、吞神丹丸，太阳穴、肚脐眼抹上万金油。我切球菜，一点气力都没，刀在球菜皮上划过去。球菜如同一个石蛋，根本没法下手。我丢下菜刀，说真受不了了，人站着都要晕倒了。我去地下室躺靠椅上休息。一觉睡过去，天已黑了。我老婆叫我上去吃饭，我说动不了。我老婆端饭给我吃，我吃不了几口，人恶心得要吐。那天晚上，我就睡地下室躺椅上没回去，实在起不来了。第二天我头更晕，浑身更乏力。我对我老婆说那大便，不知怎么搞的黑乎乎的，没吃乌贼墨嘛，大便怎么会发黑呢……墨团似的。我老婆将这一现象打电话对另一家外卖店老板娘说了。那老板娘老公是个老胃病，一听就判断说是胃出血了。店里忙我老婆抽不出身，等午后关门，她去老板娘那儿拿来药丸。一颗淡蓝色的药丸，很大个的。老婆叫我赶紧吞下去。晚上上班时，那位老板娘打电话来说，下午药丸拿错了，那颗是心脏病的救心丸。我老婆吓出一身冷汗，丢下摊子跑过去拿来真正的胃药。那小半瓶药是挺普通的胃药，叫雷什么丁的，是老板娘老公吃剩的。我吃下去很管用，好像是第二第三天吧，大便就没那么黑了。

　　人的命真是可贵可贱的呢。同样是胃出血--有一年我在北京，得知一位老兄因胃出血，医药费、住院费花了一两万，当年的一两万，可不是小数目哦，还病休了一年半载。而我，却只吃了小半瓶人家剩余的药丸，而后喝了一个月的阿胶，再而后喝了一个月国内一位姓夏朋友邮寄来的三九胃泰冲剂，就全没事儿了。

　　“上海十六铺”

　　我那位同学--就是当年在意大利北部那座有个湖泊的城市打工的同学，他们夫妇现在罗马打工。同学的大舅子有天上我家小店，吃了一份广东炒饭，喝了瓶啤酒。他说，我们住在上海十六铺。我不晓得十六铺在上海什么地方，不过我从他说话的语气及态度上来看，猜度那是一个杂乱无章且十分拥挤的地方吧。一日，同学上我小店来叫我去他住家吃麦饼。所谓麦饼，是我老家的一种传统吃食，面粉烙的饼，与通常的大饼或小饼大同小异，但又不尽相同，另有特色的，我讲不清楚就不细说了。同学老婆是烙麦饼好手，我曾吃过的。

　　我跟随同学七转八拐的，乘了差不多两个来钟头巴士和地铁，到了他们住家。那地带确实大不一样，房屋低矮，街道破烂，没有绿化，少见光鲜人物走动。路上行驶的车辆和走动的人，要么灰头灰脑要么缩手缩脚。我简直都怀疑上了，这儿难道是罗马城里吗？同学的大舅子抱着儿子站在门口，他说这儿像不像上海的十六铺？大舅子对我进一步解说道，这一带的人，都是从南部搬上来的，大部分是那不勒斯来的，原来是荒地，他们来了搭违章建筑，都是穷人，盖不起高楼大厦，随便砌些屋子住……就成了今天这个贫民窝了。同学老婆在屋里烙饼，油烟一缕缕冒出来。同学进去搬出两只椅子，说坐外头，里面太热了。我和同学坐屋前一块空地上，见不到一丝绿色，这在欧洲是少见的。天空上白云移动，太阳偏西，没风，很闷，很热，我脱去汗衫，裸露着没肌肉多肥肉的上身。我问有没有茶？同学说茶倒没有，我平时不喝茶的。抱着儿子走来走去的大舅子道，在欧洲，谁还有闲工夫喝茶！

　　吃饭的时候，同学从屋里搬出一只骨牌凳当桌，端出一盘山般高的麦饼，啤酒就搁地上了。只有两只椅子，一只我坐，另一只我忘了是谁坐的了，反正好几人是站着吃的。麦饼香软，啤酒透心凉，吃喝得很不错。大舅子将儿子放进摇篮，一手提啤酒瓶子，一手拿麦饼，边吃边走动，边走动边说话，不安分。他说谁都想不到，到欧洲是过这种日子的。我说有麦饼吃蛮好了。大舅子老婆道，他这人，心比天高。大舅子红了脖子嚷道，这也叫心高？人都住狗窝了还叫心高！大舅子老婆道，苦点有什么关系……平安就好嘛。我吃了三个麦饼喝了三瓶啤酒，打起心满意足的饱嗝。同学老婆收拾停当，说要去上班了。同学对她说道，要不晚上住你老板那边宿舍好了。同学老婆说，那我走了哦。同学的意思，我过来一趟不容易，路途又远，就住这儿好了。我们一直坐在屋外，里头屋子太小了，如说它是一间鸡埘都不为过的；再说里头更为闷热，在外头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了。是晚星光灿烂，就是没风，热蒸笼似的。

　　屋子里头，如俗话说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小小洗手间，仅够一人站立，莲蓬头就支在抽水马桶上方；单独的灶间没有，一侧，架子上摆放着一个双炉头煤气灶；床铺为上下层的单人床。床前空间为两平米左右。平日，同学夫妇睡上铺；大舅子夫妇及他们的儿子睡下铺。大舅子三人睡一张单人床翻不过身，土法上马搬来那两只椅子，横了一块木板于床边上。今天那上铺我和同学睡。我和同学爬上摇摇晃晃的上铺，上面的高度刚好够人坐着穿衣、脱衣。我个儿高，头发都擦着天花板了。熄灯躺下。我没法入睡，很不习惯。不敢翻身，怕床架摇动影响他人睡眠；再则，既闷又热。空间小，空气不流通，吸进的全为浊气。这屋子平顶，上头是水泥平台，无遮无挡，白天直射太阳蓄存的热能，到了深夜仍在不断地发挥“焐”的作用，我面红耳赤，浑身汗津津的。半夜后，大舅子儿子高声哭啼，亮灯换尿布、吃奶。一个夜晚，我一眼未合，盼星星盼月亮，只盼天亮早点儿来。窗台透进乳白色光亮时，我即从屋子里头“逃”出来了。

　　那位画画的朋友是同学妹夫。他有次对我说，他刚从中国出来那阵，就住在“上海十六铺”，三对夫妇住一个小屋子，三级梯式睡法：他们夫妇睡地铺，大舅子夫妇睡下铺，同学夫妇睡上铺。

　　相　处

　　因为老袁是河南安阳人--我每次见到他时便会联想到殷墟；联想到甲骨文或出土文物什么的；最为直观的恐怕是一尊兵马俑了。老袁这人身上，是有一股子“出土文物”气息的（并无贬意）。在意大利，河南人少之又少。现在可能多些了，老袁来意大利那年，据老袁说，就他们仨。老袁与两位老乡，不知是什么渠道入境意大利的--到了意大利后，他们举目无亲，哪怕一个熟人吧，都没有。老袁仨流落街头，为避寒取暖，他们拿罗马火车站当作窝点。我一位堂兄，有天上火车站送人，看见了老袁三人，他脚步停顿下来。老袁凑上去对堂哥说道，你面善，收留下我们吧，给口饭吃就中。堂哥说，我没本事收留你们呢。老袁说，你多谦虚，一瞧气派就大老板！堂兄领他们三位回去，让厨师煮了一锅面条，把他们三位撑得肚子都横了。堂兄四处打电话，先后将那两位的工位给落实了。堂兄留下老袁，问老袁会做什么？老袁说我在老家跑运输的，开了十多年头大车了。堂兄说那好，我会用你的。

　　恰逢意大利大赦，凡已进入意大利境内的非法移民，只要获取公司担保，一律可办理居留证。堂兄公司替老袁作担保，老袁顺利登记入册。堂兄说，你得帮个忙，再登记一次。老袁硬着头皮再上警察局，拿我的护照冒名顶替，把人不在意大利的我给登记上了。我后来每次填表格签名儿，必须要模仿老袁的笔迹了。有次我与老袁站一块儿，问人家我俩长得像不像？他人说还真他妈的有几分像！

　　我在曹女士“实验作坊”打工那阵子，老袁三天两头往那儿跑。老袁自然非看我来也，他是来看望相好的。老袁的相好为温州下面县城农村人，长相老气，因是南方人个儿瘦小。老袁与相好搁一块儿，那肯定是不成比例的，黑熊与熊猫相处的样子。老袁从铁楼梯走下地下室时，女工在第一时间里就看见了。女工羞涩一笑，当作没看见，只管车衣服。其他人叫嚷道，老袁来了！老袁，带什么好吃的了吗？老袁手提塑料袋，里头有时是包子，有时是麦饼。老袁笑吟吟地将塑料袋递给女工。女工不接，说你就不会多买点，这么多人怎么分哦。大伙就起哄道，那是老袁的心，我们可消受不起噢。女工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老大不小了，在读中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半天课一放学，就背着书包来帮他们母亲车衣服了。两个孩子的态度比较暧昧，他们对老袁既不热情也不冷淡，从未正面称呼过老袁什么。对老袁提来的包子，他们通常不马上就吃，而是过后才吃。女工在老家是有老公的，按农村相对封建的习俗，上有老下有小，女工和老公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离婚的。女工老公据说身体不太好，所以就没办法一块儿出来打拼了。女工作为一个女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领着一对子女到国外，培养他们读书以及日后的成家立业，很不容易。也许正因为如此吧，女工的子女对母亲与老袁的交往，才会睁只眼闭只眼的；或者说，他们是持顺水推舟的态度，只要母亲快乐，其他的不妨暂且放放吧。老袁现在给堂哥货行开货车，流动性大，自由度相对也大。有时老袁赖着不走，拿把剪刀剪线头，或找其他活儿干，目的是不想遭曹女士讨厌。下班时间到了，老袁载上女工一家子，一溜烟跑了。

　　蒙面人

　　失火那天，我在店里包饺子。那是傍晚，天黑了，路灯亮起了橘黄色的光。一位乡人慌里慌张地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说道，你们家……不好了，起火了……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脱下工衣套上外套，箭一般地往住家方向奔去。我家小店与住家隔一条街，穿过大半条街，拐过一家烟店、一家加油站，然后转弯。住家前面的街属于住宅区的小马路，有一定坡度，上头是个山包。我跑到上坡路时，一口气堵在了喉咙，面色肯定很难看。我不经跑，而且又是在那样一种心情下跑的，分外吃力，心口狂跳。这时我看见了住家那幢楼浓烟滚滚，火舌从门窗各处往外蹿，猩红色的火焰裹着噼里啪啦声，场面完全失控，与灾难片所营造的场景一模一样。我膝盖发软，跌跌撞撞地跑上三步东倒西歪两步，心里头有个声音在那儿不断地叫着，完了、完了……我弟弟比我勇敢、沉得住气，他跑得飞快，并钻进了起火的楼房。我弟弟跑到我们住家的四楼，想打开门冲进去，但已不行了，里头的火龙卷起呛人的黑烟扑面而来，那是任何人都抵挡不住的。弟弟一脸沮丧地从楼上下来。我、弟弟、妹妹，三人抬头望着楼上不断扩大的火势，面如土色，惊恐万分。

　　救火车来半个小时后，大火被扑灭。四楼的门窗、家具等一切，付之一炬。我们为此赔了不少钱，耗尽了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一点儿积蓄；并且，身心疲惫。然而，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过后不久，两名打劫的歹徒又跑到我店里打起了主意。那是深夜，餐馆打烊时分，我和弟弟在厨房搞卫生。这时，店堂里传来我老婆一声变了腔调的尖叫声，我和弟弟一愣，知晓不妙了。两人放下手头活儿疾步走向厨房门，我弟弟头刚伸出去便急速抽回了，说，枪。我小心翼翼地从门边朝外看，这下子我看得很清楚，一个蒙面人就站在吧台外，手上握着一管手枪。蒙面人的脑袋犹如一个黑色的球状体，露出两只幽深的、黑洞洞的眼睛；他手上的枪，用红布裹住了枪柄。一切都像电影里的镜头一样。这个镜头，顽固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我只要一闭上眼，那个镜头便会在我眼前展现，如同刚出笼的包子那么新鲜，那么热气腾腾。我老婆的脸色比一张白纸还要白，连耳轮都发白了，她没一点表情，既看不出惊慌失措，也看不出绝望哀情。我想，她当时必定脑子一片空白了，无知无觉了。时间就这样僵持着，凝固了，比铁都重。我弟弟跑向案板桌，操起菜刀，他说要冲出去。我也去案板桌上拿起菜刀。同样的，他的头刚一探出时，蒙面人的枪口即刻转过来对准了他。我那店里，首先是厨房没后门，我们没办法从后门包抄过去。其次，门的方向又刚好朝向吧台，与吧台的直线距离不过三四米。在这种情形下，想在蒙面人的眼皮子底下夺门而出，那无疑是极其危险的。蒙面人在与我老婆说话，他说他数到三，如果我老婆不把钱交出来他就开枪了。那天周末，做了点生意，收银机里有几块钱，不过也并不多的。我折算一下，估摸值个人民币五六千块左右吧。当时，只要我老婆交出这点钱，那就没事了，化险为夷了。可我老婆没有，她就那样子木呆呆地站着，面对蓝幽幽的枪口，枪口与她的间距最多五十公分。现在想想，真是后怕。就为了那么点钱（诚然，当时那点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万一歹徒狗急跳墙真开枪了呢……蒙面人数到三时，我老婆仍是以不变应万变，身子没动，脸部表情纹丝未动，他没辙了。蒙面人边嘀咕着边往后退，枪口左右移动，他提防厨房里的人往外扑。蒙面人一退出店门口，我和弟弟立马就从厨房里扑出来了。我们每人手中握把菜刀，一口气追到马路上。蒙面人往马路前方拼命跑去，拐角处，他的接应者踩响摩托车马达，两人绝尘而去。

　　延居留

　　人在国外生存，居留是头等大事（在美国人们把它叫做“绿卡”，意大利就叫居留）。没有居留，你就是黑人，碰见警察浑身发抖，小腿肚子抽筋；在哪上班就是黑工，警察抓你没商量（你逃得比兔子还快，但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下回还得逮你）。但这个居留，又的确是个挺让人麻烦的东西，让人伤脑筋的东西。“居留”牵着你鼻子；掌控你的自由度；像吸血鬼一样没完没了地吸走你的钱财。意大利居留期限，最初为期一年，而后两年，过段日子又恢复为一年……总之，你得三年两头为一纸居留而操心，去会计师那儿交工税费，去警察局排队，受盘问、受训斥，然后进入漫漫长道，耐心等待吧。有时候一个一年期限的居留，从送进警察局到从警察局拿出来，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以上，拿到手都还未热上三分钟呢，又得准备材料送进去延了。居留不在手，你就不允许离开这个国家，要不你就成天津狗不理包子--有去无回了。当年我有位乡人，家里父亲死了--因居留尚在警察局里--作为独子的他却不能回乡奔丧尽孝。万分痛苦的乡人在地上打滚，泪流满面，嚎啕大哭得比猿猴的啼叫还要悲戚十二分，留下了终身遗憾。

　　我的这纸居留，同样让我操碎了心。我就像养一个儿子那样地养着它，侍候它，围着它打转达十多年之久。我不会讲意大利话，每回延居留，都得有人给带去。窗台上，警察询问一句，我眼睛眨巴两下，给我当翻译的人答上一句。我问人家警察他说什么？人家说，该告诉你的我会对你说的，你少说话，要不警察以为我们在搞鬼了。有一年在罗马，我记得是冬季，天寒地冻。我家小店会计师的老婆，富有同情心，她对我妹妹说这次你哥延居留，我陪他去。因为我妹妹对她说过，每次去警察局延居留，或多或少都会出点儿难题。自然，她一个人是无法陪同我去的，我们之间不能沟通，故而那天去警察局我妹妹也一块儿去了。我们三人驱车到了区警察分局--会计师老婆将我的材料递交上去。一忽儿后，天上下起雨夹雪，会计师老婆对我妹妹说道，进去避避吧。那天这所区警察分局院子里来了不少第三世界的人民，大家都是起大早过来延居留的。会计师老婆是位风度优雅的女人，她穿件铁锈红风衣，黑皮靴子咔嚓咔嚓响，领了我们兄妹俩往前走。门口登记的女警察冲着会计师老婆露出职业性微笑，并做了个请的姿势。会计师老婆走进去后，她拦住了我们，她说你们不可以进去。会计师老婆疑惑不解，问道，这是什么原因？女警察说，按规定外国人是不允许进入的。会计师老婆说，他们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客户，外面下雨夹雪，那么冷，不让他们进来怎么可以呢？女警察还是那句话，按规定外国人不允许进入的。会计师老婆没经历过这些，她很惊讶、甚至都有些恼怒了，她说这怎么可以呢，你们得想办法让他们进来呀！女警察摇头，面无表情。我妹妹这时对会计师老婆说道，你进去吧，按规定我们是不可以进去的。会计师老婆说，外面下雨呢，怎么办呀。我妹妹说，没关系的，有伞。

　　那天就这样，我们这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劳苦大众，在凄风苦雨中耐心等待。待在里头暖气房里的会计师老婆很不忍心，她三番五次地探出脑袋看上我们一眼，朝我们苦笑。

　　阁　楼

　　我在章家待了四天。章的住家与餐馆是相连的，楼上楼下而已。章一对子女读寄宿学校，没在家，我睡他儿子房间。上半夜，章在厨房里挥汗如雨，没法陪伴我，我就窝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章安装了卫星接收器，可收到不少华语台，内地的中央四台及一些香港的台湾的电视台。其实从第一个晚上开始，我就听到了上头阁楼有动静，虽细微，弱如游丝，但我的耳朵还是捕捉到了。我将那“动静”认定为猫或老鼠。我马上把老鼠排除在外了，比利时是个文明程度多高的国家呀，连马路上都未见一片纸屑的，怎么可能会存在老鼠呢？！我当年在国内时，就听到过一位从西德回来的乡人说他的餐馆因为出现老鼠，而被卫生局关门没商量。那位乡人眼睛眯眯的，他眼睛更加细地形成条缝说道，很小很小的一只老鼠呐，都不知是怎么出世的、钻进来的，葬送了我的店！在文明程度和卫生条件方面，比利时与西德不相上下。故而，章阁楼上如果老鼠如此猖獗，那早就吃不了兜着走了。猫也不对。几日听下来，我听出了“分量”，那般沉闷的声音，猫是无论如何踩踏不出来的。

　　最后一个晚上，阁楼上下来一个人。这是一位女人，面色白白的。她见我吃了一惊，咧嘴露出一丁点儿笑意，没说一句话走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阁楼上头竟然有个人，而我看了三天电视，却始终没想到这一点。

　　事情的真相并无玄乎而言。讲白了，那位女人是位黑工，在比利时没身份的，是不允许务工的。比利时比我打过工的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要严厉，一旦查获黑工，除黑工本人要被遣送原籍外，雇主也得吃官司，罚单下来怕是无以招架，一辈子说不定就完了。

　　章后来对我说，他之所以还得自个儿做厨师，最主要的并非经济原因，而是在比利时压根儿就招不到工人。章这家店，面上看就是夫妻店，他主内老婆主外。外头雇了一位比利时女生，尚在大学读书的钟点工，无须交纳诸多保险金的；而里头就靠藏匿机关了。阁楼上的那位女人，餐馆正常营业时，她躲藏于阁楼，餐馆打烊或休息时段，她悄无声息地摸进厨房料理卫生、切菜酱肉备料什么的。

　　那天晚上，我和章老婆在餐厅喝蛋丝酒。章老婆妹妹下班骑轻型摩托过来，向姐夫咨询去中国学习中文的事儿。她说，我从没去过中国，该去哪儿好啊？章有板有眼地细说了一通国内学校的情况。时间不知不觉就滑过去了。我上洗手间时，见外头小径上有个人影，仔细辨认看出是那位“阁楼女人”。

　　章老婆说，这番邦真苦嘞，她这是放风。章说你叫她少待点儿时间，万一被没睡的番人看见就闯祸了。

　　二、有关写作的事儿

　　落　寞

　　夜间，列车缓缓驶入意大利北部城市阿里山大里亚站。车厢内温暖如春，一跨出车厢门，迎面兜头兜脸一股寒气霎时间袭遍了全身，我不禁浑身一抖索。我是生活在中国南方的人，从未见识过这么厚的雪，怕有一米来高吧。的士行驶在大街上，四周寂寂无声。房屋覆盖着厚厚的积雪，道路两旁的行道树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这地儿莫不就是圣诞老人出发的地方？

　　我在此地一朋友家作短期逗留，再作下步计较。朋友照样是开餐馆的，生意不错，赚了几个铜钿后在华人圈中扬出了名头。星期日那天，餐馆的员工起早大搞卫生--今天米兰领事馆的人员要来拜访。朋友交待道，今天，除必须的员工留下来……其他的人，最好是回避一下，待楼上自己房间里头。

　　房间里没暖气片，室内温度与室外温度相差无几。且室内的干冷更加彻骨，更加让人淌无穷无尽的鼻涕水。户外有了动静，我推开窗子探出脑袋，但见三辆米兰过来的小车依次进入，吃公家饭模样儿的人一个个下车，朋友夫妇迎上去，一一握手寒暄。一位围红围巾的女工作人员抬头环视一番，脱口嚷道，好美的雪景啊！

　　我从屋子里溜出来，踩着积雪融入进了雪原。这一望无际的白，舒展、辽阔的视野，让我那颗紧绷的心稍稍松懈了些许。我自我反省，自个儿的心态是不是不够端正？朋友已经让我白吃白住了，我凭什么还要上了凳子又想上桌子？不就一餐饭么，不就不让露脸么，这有什么好懊恼、好堵心的呢？到了这番邦后，我听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欧洲很现实的。我此时此际在此地，的确是个什么都不是的闲杂人员呀。

　　我走出城区，随意性地插入一条机耕路朝前走。一片小树林，因了雪的缘故圆滑无比，无棱无角，煞是养眼。再往前，见到了几座矮房子，在一个大窗户前--玻璃窗后头齐刷刷紧挨着四张小孩的脸。他们看见了我这张于他们来说略显陌生的东方人面孔，兴奋得大呼小叫。他们的母亲从窗子后面露脸了--是一位洋溢着温柔笑容的女人。他们向我招手，最小的那个小孩甚至还向我抛飞吻。这个片断，让我备感暖意融融。一些年后，我眼前再现了这幕情景，于是写下了一篇《雪若梨花》的散文。

　　当天晚上，我在那个冷如冰窖的房间里摩拳擦掌。没有桌子，我便在一张旧沙发扶手上写。纸为上回住宿该房的人落下的信纸，笔为朋友餐馆里记菜单的圆珠笔。旧沙发大大的，故而扶手也大大的，不会比茶几什么的小，且是皮质的，硬度够。我汲着鼻涕水在上头沙沙走笔，写一个散文。那是我来番邦后第一次捏笔，温故而知新，别提多亲切了。写毕，我站起背兜双手在房间里踱圈子。那股落寞的气息到底还是侵扰了我，将我纠缠住了。我一屁股打在沙发上，想了想后在已磨损得发白的旧沙发扶手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儿，字眼足够大，龙飞凤舞。现在思忖，理不出当时自个儿心绪，是壮胆？是鼓气？是想在这破沙发上留个名儿传世？或许，这是一个落寞的人通常会干的酸溜溜的傻事吧。

　　台湾女老师

　　那个法语学习班，由“金边人”开办，聘请的老师为一位留学法国的台湾女人。我去过三至五次，后终因毫无基础不得要领及时间上的不允许，没坚持下来。课程每周半日，教室设在仓库里头，桌椅倒是齐全的。前来就读的清一色大陆打工仔，以温州地区和青田的人数居多。台湾女老师略施薄粉，走进课堂。底下的人年龄参差不齐，衣着灰暗，面目模糊。台湾女老师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台湾女老师教法文字母，在黑板上写下前面五个，她读一遍我们跟着读一遍，牙牙学语。台湾女老师单独抽我们中人站起读某个字母，有读乱套的，有发音不准的。台湾女老师晃晃脑袋说道，你们胆量真够大的，连字母都不会就敢跑法国来了！

　　第二次来上课时，台湾女老师未讲课前先发了一通感慨，她说你们真是被害了哟，要知道，做人立业，首先得掌握知识，可你们……我该怎么教你们啊！我们呆如木鸡，没一点声响。台湾女老师说归说，她课还是教得蛮认真的。不过效果甚微。我们大多数人除了没外语基础外，另外一个原因是没精力。我们所干的活儿，均为牛劲马力的体力活，好不容易挤出半天时间跑这儿来，有的听着听着就瞌睡去了；有的勉为其难硬撑着，可脑子如浆糊桶，两只耳朵一进一出成了交通工具。

　　有一天，我乘地铁换了几趟，找到了《欧洲日报》社。推门进去见到了台湾女老师。她不认得我，问道是打广告吗？我叫了她一声某老师，并说明自己在那个法语学习班学习过。她说是吗，你不是打广告的？我说我没广告好打。台湾女老师在这儿做的是门口登记的工作--不知这是她的留学生涯中兼的第几份活儿了。台湾女老师脸上写着“纳闷”两字。我对她说我是来问个稿子的。台湾女老师问道，什么稿子？我说散文稿。台湾女老师没听清楚，又问了一句什么稿子？我说一篇小散文啊。台湾女老师疑惑地看了我一眼，问道，你是说……那文学里头的散文？我哦了一声。台湾女老师颇具夸张神态说道，这么说来……你懂文学？会写散文？看来，台湾女老师对咱大陆同胞，是持有根深蒂固之偏见了。

　　就这么一件小事，没想到竟让这位视大陆同胞为“草芥”的台湾女老师，改变了一丁点儿固有的看法。那天来上课时，她从包里取出一张报纸，扬在手上说道，你们知道吗，这上面有篇文章，有篇文学作品，它的作者就是在座的其中一位先生啊！台湾女老师将目光注视在我身上，众人纷纷转过脑袋来看我。搞得我心跳加快，面红耳赤。

　　为了写这些“虱子”一样的小文章，我真的是鼓足了劲头的。休息日，我睡个懒觉，填饱肚子后，我沏了茶，找来纸笔，拿房东的缝纫机面板当桌子。尚未开始写，我的心思即游荡开了，眼前浮出画面，心底泛现往事……不管怎么说，写作对我而言是迷人的，充盈着不尽的魅力，是一次奢侈的精神豪宴。可这次出问题了，我的手没法捏住圆珠笔了。我因在衣工场拿捏熨斗缘故，致使手关节僵硬--熨斗的柄粗，圆珠笔的杆细--圆珠笔从我的手心滑落出去。煽情的话就不多说了，反正有几次我是用两只手捉拿笔杆儿写的，好在写的东西都不长，没费我太多力气。我想起那回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的山上，比萨店老板透过现象看本质，判断我的手不是一双劳动人民的手。我现在是两头不讨好不挨边了--既拿不好锄头又捏不牢笔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