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落花（一）

　　惨剧发生在早晨。

　　这是一个夏日的早晨。空气中湿度很大。蒸腾了一夜的热汽虽已有些降温却使一切都潮得发黏。站在八楼病房的窗前朝外望去，一轮很壮观的太阳正从高高低低的楼群中徐徐地飘起来。它看上去很有诗意，似乎被迷蒙的蒸汽浸透了，只剩下一个边缘不很清晰的轮廓。那个男人在窗前呆呆地向外望了一阵，就伸手抓住了白色的塑钢窗柄。

　　他的意图很明显，是想将这扇窗子打开。

　　当时病房里并没有人注意他。同室的病友还以为他是想打开窗子透一透气。不过这男人的气力显然已经达不到，以致在拉动窗柄时，双脚不得不离开光滑的水泥地面，几乎将整个身体吊在窗子上，看上去就像一具木偶人形。据说这男人在一所大学里工作，搞艺术的，还是一个博士生导师，不仅戴一副黑色的方框眼镜还蓄着一脸帕瓦罗蒂式的络腮胡须。但他的身形却远比帕瓦罗蒂瘦小，也已经孱弱不堪。这就使他的头显得很大，再配上那一蓬浓密粗硬又已经干黄如草的胡须，就越发让人感到有些夸张。接着，这个大胡子博导终于打开了窗子，身体也随之蹬上去。然后，他两手向前平伸做出一个很优美的姿态，一个鱼跃就跳进了迷茫的天空。在他跳跃的一瞬，嘴里还发出一声嘹亮的叫喊。

　　事后据一个正在楼下花坛里打太极拳的老人说，他当时听得很清楚，这个人是冲着初升的太阳大喊了一声：再见了--！

　　但另一个老人却说，没有那么浪漫，他不过是使出最后的气力大叫了一声。

　　总之，这个蓄着大胡子的博士生导师就这样义无返顾地投进太阳的怀抱。大胡子博导的身体显然已经瘦空，只剩了204块骨头撑着一张人皮，看上去就像一架风筝轻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楼下的很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个奇异的情景，在他冲出窗外时，还在空中滑翔了一段，最后大概是那蓬胡须增加了空气阻力，才使他改变飞行轨迹，终于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坠落下来。一个背书包的学生说，就在这个大胡子砰然落地的一瞬，眼镜立刻变成无数块晶莹的碎片飞溅出去，腮下的那一蓬胡须也随之像钢针一样地乍起来。

　　这个学生心有余悸地说，他看上去……就像一只卡通张飞……

　　在这个燠热而又潮湿的早晨，当高洁看到护士小林匆匆跑进医生办公室时，已经猜到是那个大胡子教授出事了。高洁很清楚这个大胡子教授的病情。她虽然没有跟他说过太多的话，但已经料定，这个自信得甚至有些狂妄的大胡子博导迟早会走这一步的。因此，她一再叮嘱病房里的护士们，千万要看紧这个病人。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最后还是出了这样的事。

　　将近中午时分，楼下人声嘈杂起来，有警车呼啸而至。

　　高洁走到窗前，朝楼下望去，下面已经用淡黄色的警带拉起警戒圈。许多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鱼贯走来，将一束束美丽的鲜花堆放在地上。那个大胡子博导像只壁虎一样地伸展四肢趴在中间，又像一个安然入睡的婴儿。夏日的阳光洒落在他的身上，勾勒出一圈色彩斑斓的轮廓。一阵歌声悠然响起，有人在唱《生如夏花》……

　　一

　　高洁曾在病理心理学的教程中读到过一句话，女人心目中的第一个男人是父亲。直到很多年后，她仍在反复想着这句话。她认为这句话既有些道理，又令人匪夷所思。高洁对父亲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她依稀记得，父亲是一个高高的、瘦瘦的男人，留着长发，而且总是梳着很帅气的分头，看上去油光水滑一丝不苟。父亲叫黄辅仁，据说早年曾是国民党陆军医院的少校军医，解放后虽然没有被政府处理，但也就不再出去工作了。

　　那时高洁的祖父留下一间小诊所，在澳门路上，凭着黄家独特的医术多年来很有些名气。高洁的父亲先是接手了这间诊所，为街上的人们看一些头痛脑热之类的时令小疾，后来渐渐地也就丢下了，每日只在家里翻翻闲书，听听音乐，或者以酒为伴自斟自饮。高洁的母亲对这一切很看不惯。高洁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母亲比父亲要小很多，大约七八岁。那时候，高洁经常听到他们为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争吵。但父亲一般很少说话，总是默默地低头饮酒。

　　高洁始终想不出，当初母亲和父亲究竟是怎样走到一起的。

　　关于父亲的医术，高洁只还记得一件事。那时高洁很小，还在上卫生局的幼儿园。一天晚上，扫街的胡伯伯带着他的女人来找父亲，说是这女人的身体最近一直不好，想请高洁的父亲给看一看。胡伯伯的家住在街对面一座小楼里的地下室。高洁曾去过胡伯伯的家里，窗子很高，门很小，屋里从早到晚都是黑洞洞的，白天也要打开电灯。胡伯伯的妻子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女人，每天坐在家里编织铁笊篱，等胡伯伯在外面扫完了大街，再背出去卖。高洁曾经见过，胡伯伯妻子编织的铁笊篱很好看，用细细的铁丝能拧出各种花色和图案，掂在手里精致玲珑，不仅是饮具，简直就像一件工艺品。所以，她的这些铁笊篱销路就很好，胡伯伯每次背出去，很快就被街上的人们抢购一空。

　　胡伯伯在这个晚上领着他的女人来找高洁的父亲，意图很明显。那时去大医院看病虽不算太昂贵，但对于像胡伯伯这样的家庭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公费医疗自不用说，就是自费，仅挂号一项就要五分钱，而五分钱在当时已经可以买到两只油酥烧饼。那个晚上，高洁的父亲正在家里看书，一见胡伯伯夫妇连忙让进屋里，又为他们倒上茶。然后问胡伯伯的妻子，哪里不舒服。胡伯伯的妻子说，倒没有哪里不舒服，只是觉得脖子总硬硬的，好像里边有什么东西。高洁的父亲听了皱一皱眉，为她检查了一下，沉吟片刻说，可能是夜里睡觉受了风寒，没有大碍，过一过就会没事了。这样说罢就让这女人先回去了。然后，才问留下的胡伯伯，说你妻子的手，最近是不是被什么铁器碰破过？胡伯伯一听就笑了，说，她整天摆弄那些锈铁丝，扎破碰破还不是常有的事。

　　高洁的父亲严肃地说，你回去，为她准备后事吧。

　　胡伯伯听了顿时一愣，忙问，她……得的什么病？

　　高洁的父亲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你不要带她去医院了，去了也是白白花钱。

　　在这个晚上，高洁的父亲送走了胡伯伯，回来叮嘱高洁，千万不要将此事告诉她的母亲。父亲说，如果她知道了自己在家里为街上的人看病，一定又会吵。那时高洁的母亲在医院里工作很忙，经常要半夜才能回来，有时遇到大手术甚至彻夜不归。

　　可是在那个晚上，高洁还是搞不懂，为什么胡伯伯的妻子好端端的，父亲却说她快要死了呢？后来没过多久，胡伯伯的妻子果然死了。

　　记得胡伯伯为他的妻子料理完后事，一天下午和高洁的父亲一起喝酒时，问他，他的女人究竟死于什么病。高洁的父亲这才告诉他，他的女人是死于破伤风。高洁的父亲对胡伯伯说，当时他女人表现出的是典型的破伤风症状，所以他立刻就诊断出来。也就从这一次，高洁就牢牢记住了，破伤风是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疾病。

　　再后来，高洁就由黄洁改叫了高洁……

　　直到很多年后，高洁仍还记得她被母亲牵着手离开马场路上那座小洋楼时的情景。那是一个迷漫着夏日阳光的中午，空旷的街上寂寥无人。那时大气的纯净度还很好，炽烈的阳光尽情地泼洒下来，高洁家的那幢小洋楼就像一座冰雕几乎快要融化了。这座小楼还是高洁的曾祖父当年留下的，现在母亲决计要离开父亲，自然也就要离开这座小洋楼。但当时高洁并不想离开这里。在这座小洋楼上有着辽阔的露台，四周的花墙上爬满葱茏的常青藤，院子里盛开着鲜艳的丁香花和红玫瑰，迷宫一样的房间里冬暖夏凉，而且永远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幽的菲律宾木质的香味。当时高洁一边被母亲牵得趔趔趄趄地走着，一边不住地哭着回头去看父亲。那个叫做黄辅仁的父亲正从楼顶的小木窗里探出半截身子，不停地大声喊着，小洁！小洁！后来他就不再喊小洁了，改叫高云。他说高云，你就让小洁留下吧，孩子愿意留在这里！我承认，永远承认孩子是你的还不行吗，只让她暂时住在这里，以后保证还给你还不行吗？！当时高洁仰起头看着母亲，她发现母亲一边头也不回地走着，漂亮的面孔在阳光下浮着一层白色的微笑。她想叫母亲，提醒她父亲正在跟她说话。但她看一看母亲脸上的表情却没敢说出来。后来父亲的嗓音就已经嘶哑了，但他仍然大声喊着说，高云我不明白，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哪里做错了吗？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吗？！

　　事后高洁曾多次问过母亲这个问题。

　　她问母亲，父亲究竟错在了哪里。她又问，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能留在父亲那里。母亲对她说，其实她的父亲没做错什么，什么也没做错。母亲说，她当然可以让她留在那里，她也知道高洁离开那座小洋楼有多么地伤心，而倘若让她留下来，她又会多么地高兴。但是，母亲说，她不想让那个叫黄辅仁的男人也感到高兴。没有任何原因，母亲说，她就是不想让他高兴，所以她才决计将她带走。母亲说这番话时，脸上仍然带着那种白色的浅浅的微笑。

　　直到很多年后，高洁才终于想明白了这件事。其实父亲真的没有哪里对不起母亲，他甚至可以说是一无错处。是母亲想离开父亲，不为什么，什么都不为，就像母亲当年跟父亲莫名其妙地走到一起，现在她又莫名其妙地想离开他了。

　　这件事，就这样简单。

　　这以后，高洁就跟随母亲搬进了市中心医院的平房宿舍院。当时医院没有空出的房子，医院领导抱歉地说，只好让高云主任暂时委屈一下。医院领导说，等专家楼那边腾出房子就好办了，高云母女立刻就可以搬过去。在高洁的记忆里，这时母亲在医院里的名气已经很大，刚刚三十多岁就已晋升为妇产科主任，人年轻，又漂亮，名字也响亮叫高云。

　　其实在当时，高云主任才刚刚晋升为妇产科副主任。由副主任到主任，这个过程还不到两年，这在六十年代初已经破格得非常罕见。市中心医院的医生都清楚，高云主任被这样破格晋升，自然有各方面因素，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她在此期间遇到一起罕见的病例。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当时刚被晋升为妇产科副主任的高云主任看过最后一个患者，像往常一样正准备换衣服去洗个澡然后下班。就在这时，诊室里来了一对年轻夫妇。这对夫妇显然是刚从乡下赶来的，带进的一股浓重的汗酸气味熏得高云主任立刻皱起眉头。那个乡下丈夫是一个很壮实的汉子，他喜气洋洋地说，他们是来做检查的，孕期检查。高云主任戴上口罩，朝这对夫妇看一眼问，妊娠多久了？乡下丈夫自豪地说，要论怀上的时间可不短了，少说也有三年多快四年了。高云主任听了立刻又皱一皱眉，看一眼这乡下丈夫说，人怀孕，哪有怀这样长时间的？乡下丈夫越发喜上眉梢，说是哩是哩，一般人哪有这样怀孕的，可偏偏就让咱怀上咧，咱村里的郎中已经给看过了，说这叫日月胎，可是很少见呢！

　　高云主任听了又看一眼这个乡下丈夫。

　　高云主任是医科大学医疗系五年制毕业，正统的高材生，在市中心医院的妇产科搞临床又已经若干年，却还从未听说过什么“日月胎”。那个乡下丈夫解释说，所谓日月胎也就是龙凤双生，一儿一女，村里的郎中说了，这种日月胎的儿子将来是宰相命，闺女就是娘娘，一张肚皮包乾坤哪，这一阵总见有血才进城来看一看，要不还在家里小心养着呢。高云主任被这个乡下丈夫说得哭笑不得，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乡下妻子肚腹的形状，就看出了异常。于是让她躺到诊床上，打开衣服用手仔细摸了摸。六十年代初还没有“腹B超”一类仪器，这种产前检查只能凭医生的经验用手去摸。高云主任这样一摸，果然就摸出这“日月胎”有很严重的问题。她断定这个乡下妇女怀的宰相和娘娘不过是一只巨大的肿瘤，说得更确切一点，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巨型多房性囊肿，而且位置很可能长在卵巢上。

　　高云主任想了想，就将自己的初步诊断告诉了这对乡下夫妇。那个躺在诊床上的妻子一听立刻就劈着两腿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乡下丈夫也像是突然遭了雷击，噌地暴跳起来说，这……这是哪里的事？！高云主任对患者和家属的这种反应自然早已司空见惯，于是安慰他们说，也不必这样紧张，这种长在卵巢上的肿瘤一般都是良性的，估计只是一个巨型囊肿，应该没有太大问题。那个乡下妻子却一边叽叽呱呱地哭着说，良性恶性倒没啥，不是说怀的孩子么，咋又变成瘤子了？那个乡下丈夫更是忿忿，气哼哼地说，这来时还是好好儿的一对日月胎，咋转眼就给变成了一个大瘤子？看他们那无辜的神情，似乎是高云主任在暗中做了什么手脚，才把他们的宰相和娘娘变成了瘤子。这时高云主任已被他们吵得有些不耐烦，摘下口罩，一边剥着乳胶手套说，你们先不要这样吵吵嚷嚷的好不好，这里是医院，像什么话？这对乡下夫妇这才都噤住声。高云主任又说，我刚才只是大致检查了一下，不过是一个初步印象，还不能算是正式的诊断结果，明天吧，等老主任来会诊之后才能最后确诊。

　　事后经老主任检查，诊断结果基本与高云主任一致。老主任还对高云主任这样年轻就有如此丰富的临床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由衷的赞赏，只是在一点细节问题上看法稍有不同。老主任认为，这个囊肿的体积虽然很大，位置也确实不好，但要切除它，患者的卵巢还是可以保留的。在此之前，高云主任的看法是，考虑到这个囊肿的多房性，也为了避免病灶进一步发展和恶化，在做切除手术时应考虑将卵巢以及周围组织尽可能彻底地清除干净。当时高云主任听了老主任的意见只是笑一笑，就没再坚持自己的观点。

　　不过这一次手术是高云主任亲自主刀。手术做得很成功，术后伤口愈合也很好，而且病人双侧的卵巢还是都被干净彻底地摘除掉了，今后不要说宰相和娘娘，就是庶民百姓也不要想再孽生出来。据说那对乡下夫妇在临出院时为了表示感激，还特意给高云主任送来一面大红锦旗，上面绣着八个黄绢大字--“除恶务尽，断子绝孙”。高云主任看了只是微微一笑，就让护士卷起来。老主任却哈哈大笑地说，挂起来，应该挂起来，这也是患者对我们医生的一种鞭策么，什么是恶，疾病就是恶，肿瘤更是恶，我们做医生的不仅要除恶务尽，更要让它们断子绝孙才是天职！

　　老主任感慨地说，这面锦旗送得好啊。

　　这件事在当时很快被传为一桩奇闻。高云主任和那只被她切下的大瘤子还一起登上了报纸。在六十年代初，媒体还很单一，除去广播只有报纸。当时高云主任的这则消息是登在晚报的头版位置，同时还配发了一张很大的照片。照片上的高云主任仍然是一身手术装束，神情也是一脸除恶务尽的冷峻。在她身边的盘子里放着那只曾被认定是宰相和娘娘的大瘤子，拍得就像一帧合影。报纸一出来，立刻成为这座城市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据称这只足有二十几公斤重的巨型囊肿无论重量还是体积，在这座城市的卵巢囊肿史上都绝无仅有。

　　就这样，接下来没过多久，高云主任就被正式晋升为妇产科主任。

　　二

　　高洁对这个平房宿舍院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尽管她并不喜欢这里，但在记忆中却留下很深的印象。多年以后，她从医科大学毕业也分来这个医院当医生。平房宿舍院仍还在。院子里早已没有人住，成了临时堆放建筑材料的场地。当年的那些红砖平房虽还立在那里，门前却已长满荒草。后来医院搞扩建，这个院子就被拆掉了。在高洁的记忆里，当年这个平房宿舍院很宽敞。院里栽满花草树木，每到夏季还种了许多丝瓜吊瓜和架葫芦一类植物，黄灿灿的花朵招来许多蜜蜂和蝴蝶。院子里有十几户人家，多是医院里烧锅炉或搞清洁一类的工友。

　　高洁随母亲刚搬来时，母亲就反复叮咛，告诉她不要跟院里的那些小孩子一起玩耍，说他们的家长在医院都是干很脏的工作，手上和身上沾满各种细菌，又不懂讲卫生，难免会带回家来传给他们。高云主任还特意叮嘱说，尤其是那个有些秃顶的宋师傅，他的身上细菌最多，也最可怕，所以他家的孩子更不要理睬。高洁被母亲说得毛骨悚然，很长一段时间不敢跟任何人说话。但这样久了，渐渐地也感到孤独，有天终于忍不住，就还是跟那个宋师傅的儿子宋大兴搭上了话。

　　直到很多年后，高洁再回想起这件事才意识到，其实自己后来的一系列错误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尽管母亲这些年在自己的问题上有过若干次决策性失误，但至少在这件事上，母亲当时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倘若她那时真的听了母亲的话，没有理睬宋大兴，也许她后来的生活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高洁第一次跟宋大兴说话是在一个夏日的中午。当时刚刚下过一场大雨，平房院里有一片很大的积水，看上去像湖泊一样辽阔。天空已经放晴，水面上有许多色彩鲜艳的蜻蜓在幽幽地飞。高洁正沿着水边闲走，就看到宋大兴在捉蜻蜓。宋大兴捉蜻蜓的方法很奇怪。他先将一只蜻蜓拴在一根线上，然后用木棍挑着晃来晃去地引逗正飞在水面上的蜻蜓，这样就不时会有蜻蜓莫名其妙地飞过来，跟拴在线上的蜻蜓纠缠在一起。宋大兴则趁这个机会就可以将它们捉住。当时宋大兴已经捉到很多蜻蜓，他将它们的头挟在几根手指之间，看上去非常壮观。高洁在一旁看着有趣，过了一会儿，就忍不住走过去问，这些蜻蜓……为什么会自己飞过来？宋大兴先是回头看她一眼，然后才为她讲解，他拴在这根线上的蜻蜓是母的，而飞在水面上的那些蜻蜓都是公的，公蜻蜓看见了母蜻蜓自然会追过来，这道理跟人一样。

　　宋大兴说这话时的神情像个大人。高洁的脸一下红起来。

　　宋大兴又有些得意地说，其实他拴在线上的这只蜻蜓也是公的，蜻蜓的公母从尾巴的颜色就可以分辨出来，公的是天蓝色的，而母的是土黄色的。不过也可以伪装，他说，只要用泥巴将公蜻蜓的尾巴糊起来，这样远远看着也就像母的了。

　　关于这一点，高洁始终将信将疑。后来她在学校的生物课上听老师讲，蜻蜓是拥有复眼的昆虫，在它那颗不大的头颅上有成千上万只眼睛。由此推断，这种昆虫的视力应该极其敏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进化程度要远远高于人类。

　　宋大兴只凭往尾巴上抹泥巴这样一点小小的伎俩，是否真能使蜻蜓在辨别同类性别的问题上出现偏差，这实在很值得怀疑。然而事实是，宋大兴用这个办法的确屡试不爽。在这个中午，就在高洁的面前，他又一连捉住了两只蜻蜓。那时还没有“环保”概念，尽管大家都知道蜻蜓是益虫，可以吃蚊子，但小孩子们还是照样去捉。但令人奇怪的是无论怎样捉，蜻蜓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越捉越多，每到晴天或雨前经常飞得漫天都是。

　　高洁这一次主动与宋大兴说话，让宋大兴兴奋不已。因此，他一高兴送了她几只很大的蜻蜓。这种美丽而又愚蠢的昆虫，也就在高洁的记忆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宋大兴与高洁一搭上话，就总是有意地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他告诉高洁，在这个平房院里，高洁家搬来之前，他家的生活水准一直是最高的。他父亲每月的薪水是四十九元九角八分，只差两分钱就五十元了。宋大兴的话的确让高洁感到意外。高洁曾听母亲说过，当时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第一年的月薪也不过四十六元。宋大兴说，还有奖金呢，还有各种补贴和别的收入呢，所以，他父亲每月的收入应该是五十七元九角八分才对。宋大兴掰着手指为高洁计算，他家有三口人，他父亲，他母亲，还有他，如果计算平均生活费，只用五十七元除以三就是十九元了，那九角八分还忽略不计。高洁知道，宋大兴并没有吹牛。那时候，一个家庭每月的人均生活费要低于六元才有资格领取补助，低于八元在学校才可以减免学杂费，倘若超过二十五元，用今天的话说就已经可以享受高消费的生活了。由此可见，宋大兴家的生活水准确实不低。宋大兴对他父亲如此高薪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他父亲在医院里的工作性质很特殊，虽然也属于照顾患者的范畴，却又不同于那些医生护士。所以，他父亲每月的薪水就远远高于那些普通工友。

　　后来高洁才从母亲那里得知，原来宋大兴的父亲宋根旺师傅是在医院里看太平间。看太平间这种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当然也算是照顾患者，不同的是照顾那些已经死去的患者。这就像流水线，什么时候前面的医生护士无能为力了，才会推到后面的太平间来，由宋大兴的父亲宋根旺师傅为患者做人生的收尾工作。所以，宋根旺师傅在工资之外就还有一些特殊补贴，当时叫营养费，每月大约七元六角。

　　那时宋根旺师傅还不叫宋神经。医院里的人都叫他宋师傅。

　　宋师傅身材粗壮，胡须也很重，高大得近乎生猛。他的妻子，也就是宋大兴的母亲虽然算不上漂亮，但也属于有些姿色的那种女人，而且性情柔软，温顺安静，看上去很有女人味道。但就是这样一对夫妻，只生了宋大兴一个孩子却就再也生不出来了。院子里的人们在背地里议论，说宋师傅整天在停尸房里跟死人打交道，身上的阴气太重，他老婆又是那样一个女人，他们夫妻居然还弄出一个大兴来已经算是奇迹，再弄自然就难了。一次宋大兴在院子里听到人们这样议论，虽然似懂非懂，但也感觉出不是什么好话，于是就回去告诉了母亲。但宋大兴的母亲听了却只是笑一笑，对宋大兴说，人家说的也有道理。

　　宋大兴的母亲是一个裁缝。她的手很巧，无论传统的还是时髦的衣服，只要给她看一看样子就能做出来。每逢过年过节，总有许多人拿了布料来找她，忙的时候几乎应接不暇。平时没有外面的事情，就为宋师傅父子做衣服，从春到冬，从里到外，做了一件又一件都是簇新的，而且款式也各种各样，看上去都是上好的衣料。平房院里的人们私下议论，说就算他家的生活条件很好，也不可能这样经常不断地买衣料给他们父子做新衣服，那些衣服说不定都是宋师傅从停尸房里的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回来让他老婆洗干净，再改一改就成了新的。高洁听了大人们的议论，起初并不相信，但没过多久发生的一件事就为她印证了这种猜测。

　　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市中心医院突然发生了一起很严重的工伤事故。当时医院里正在盖一幢实验楼，基建工地就在门诊大楼的后面。那时搞基建还不像今天的房地产商搞开发，如同吹气一样几天就可以盖起一座大楼，一个基建工程往往要经过数月半年甚至一两年才能完成。这起工伤事故，就是在这幢实验楼的工程历经一年半即将封顶时发生的。

　　当时工地上有一个姓刘的工段长，绰号叫“刘老瘪”。据说他曾是瓦工，堪称建筑业的行家。但就是这个精通建筑业的“刘老瘪”，由于对工地环境过于熟悉也就经常不按安全生产的规章办事，他每次去楼顶检查工程质量时，为了省力总喜欢乘坐运送灰石料的土电楼上下楼，这在当时的有关规定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种土电梯只是一种很简易的卷扬机，在设计上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更不要说什么应急措施。于是，在这个深秋的傍晚，当“刘老瘪”又一次乘坐土电梯上楼时，头顶的钢缆突然发出一阵嘎嘎的断裂声，然后“刘老瘪”就像一袋水泥似的随着塌落的升降板一起坠落下来。据说事发现场惨不忍睹，连医院里的医生们看了都感到很惊骇。

　　事后据宋大兴向高洁描述，当人们从废料堆里扒出“刘老瘪”时，他的脑袋就像一只踏了几脚的乒乓球，已经瘪得看不出形状。而最令人不解的还是他的身体。人们发现，这个“刘老瘪”的身长只还剩了二分之一，而在出事现场反复搜寻却怎么也找不到他那丢失的两条腿。后来有人发现，“刘老瘪”的两只脚竟然还在，只是莫名其妙地长到了大腿根部的位置，也就是说，他丢失的仅仅是两条腿。这使当时在场的骨外科医生也感觉困惑不解。宋大兴得意地告诉高洁，“刘老瘪”的这两条腿，最后还是被他父亲找到了。关于这次工伤事故，高洁早已听平房院里的人们议论过，说“刘老瘪”摔死的惨相如何如何骇人等等。但宋大兴说，这个“刘老瘪”的尸体被弄去医院的太平间之后，经他父亲的手一处理就又恢复了原状，而且像睡着了一样躺在那里非常安详。这一下就激起了高洁强烈的好奇心。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一个已经被摔成那样的人，宋大兴的父亲究竟用了什么办法使他恢复原状的？高洁一直认为医院的太平间是一个既神秘又令人恐惧的地方。

　　但她这一次想了想，还是鼓起勇气提出，让宋大兴带她去看一看。

　　太平间在医院的后面，看上去只是一间很普通的平房，有一扇宽大的铁门通向大街，那显然是死者通行的地方。那时候，高洁经常会听到这里响起鞭炮声。在这座城市有一个风俗，人们认为医院太平间由于经常停放尸体，所以是一个孤魂野鬼聚集的地方，一旦有死去的亲人停放在这里，担心离开时会被其他鬼魂纠缠，于是就要燃放鞭炮崩一崩。渐渐地，燃放鞭炮也就成为送亡者上路的一种仪式。

　　高洁随宋大兴来医院的太平间是在一个中午。她特意选了这样一个太阳高照的时间，似乎可以减少一点恐怖的气氛。当时宋师傅去前面的食堂吃饭了，太平间里没有人。高洁随宋大兴轻轻走进去，只觉浑身立刻一冷，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太平间里空旷沉寂，一盏昏暗的电灯下，几具尸体安静地躺在铁床上。高洁在进来的一瞬，突然有些犹豫了。她对宋大兴说，我们……还是回去吧？宋大兴却似乎对这里很熟悉，一进来就像回家一样，看看这里，摸摸那里。他回头问，你害怕了？高洁出于自尊心，立刻镇定一下自己说，我是医生的女儿，我怕什么？宋大兴一脸无所谓的神气说，第一次来这里都是这样，以后慢慢习惯就好了。

　　他说着将高洁拉到一张铁床的跟前，指了指说，就在这里，这就是“刘老瘪”。宋大兴说着伸手将蒙在尸体上的白布单轻轻掀开。“刘老瘪”果然安详地躺在这里。他的头并没有瘪成什么样子，脸上的神情也还栩栩如生。但仔细看一看，就还是看出了破绽。他那颗头颅上有许多白色石膏的痕迹，很像出土文物的陶罐由于破损被石膏修补起来，形状虽然还是原来的形状，但总让人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宋大兴有几分得意地说，怎么样，看不出来吧，“刘老瘪”刚摔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连鼻子和嘴都找不到了呢。他一边说着就将这块蒙尸布全掀起来。高洁发现，这个“刘老瘪”的身体从长度看也很正常，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短去二分之一。

　　宋大兴这时才告诉她，原来“刘老瘪”那丢失的两条腿是被他父亲在他的腹腔里找到的。在“刘老瘪”坠落下来时，很可能是两脚先落的地，巨大的冲力使他的两根腿骨如同收音机的拉杆天线一样插进腹腔，然后直抵肩胛，最后只剩了两只脚还留在外面。这就是后来人们发现“刘老瘪”的两只脚竟然长到了大腿根部的原因。宋大兴的父亲宋师傅凭着丰富的经验一眼就看出来，待将“刘老瘪”的尸体拉来太平间之后，让一个骨外科的男医生帮着按住两个肩膀，然后抓住两只脚用力向外一拉，就将“刘老瘪”的两条腿又重新拉出来。

　　就这样，“刘老瘪”才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高洁在这个中午看到的“刘老瘪”，不仅被宋师傅精心整过容，而且还穿起一身笔挺的灰色制服，外面套了一件纯毛哔叽的藏青色大衣。高洁曾经听人说，在这座城市里，殓服也叫“装裹”，或者叫“百年衣裳”。

　　在六十年代初，常见的百年衣裳大致分三种，一种是老人穿的，基本还是晚清时期的款式，团花寿字长袍马褂，男人还要戴一顶瓜皮帽，足蹬白底皂靴。另一种则是普通款式，通常做得肥肥大大，为的是便于给死者穿到身上。还有一种则是制服，一般是国家的工作人员，尤其机关干部才穿这种服装。“刘老瘪”虽然不是机关干部，但身为工段长也算有点职务，又是在工作时死的，算工伤事故，因此在家属的要求下就也穿了一身这样的制服，而且外面还套了一件很体面的大衣。当时宋大兴撩起“刘老瘪”身上的大衣，让高洁看里面的制服有多么合体。他特意讲解说，这样合身的衣服如果不剪破一些就给死者穿到身上，没有高超的技术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但是，宋大兴说，他父亲就可以做到，不仅可以做到，还能将四季衣服一件一件都给死者套在身上。高洁发现，这个“刘老瘪”身上的制服做工的确很考究，在上衣的左胸兜上有一个用灰色丝线绣边的小洞，上面还插了一支“金星牌”的自来水笔。在那个时代，这种服装的款式和这种自来水笔的档次显而易见。

　　后来没过多久，这件有着用灰色丝线绣边小洞的制服连同那支插在上面的自来水笔，高洁就又在宋大兴的身上见到了。当时高洁的两眼紧紧盯住宋大兴的前胸，身上随之冒出一股寒气。宋大兴却并没有在意高洁脸上的表情。他为了炫耀，还有意尖起一根手指将身上这件笔挺的灰色制服掸了掸。也就从这以后，高洁再仔细观察宋大兴的衣服就都觉得有些可疑了。她发现，这些衣服的料子好虽好，款式却都肥肥大大，让人看了总觉得不像是活人穿的衣服。

　　而且有一天，宋大兴的手腕上居然还戴了一块银光闪闪的手表。在六十年代初不要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是上了大学的学生也很少有人戴手表。戴手表一般是作为年轻人步入工薪族的一个象征。宋大兴却大大咧咧地说，他戴这只手表不过是随便玩一玩，这种手表他家还有很多，各式各样各种牌子的都有。这件事开始让高洁感到恐惧了。从这以后，她再看到宋大兴时，就觉得他浑身上下似乎都有了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气味。

　　三

　　后来宋大兴就不再向高洁显摆阔绰了。

　　那是一个中午，高洁顶着烈日从家里出来买东西。宋大兴正站在院子里的树荫底下，他看到高洁就朝这边招呼，问她这样热的天还出去干什么。当时宋大兴正在用一把很精致的水果刀削吃白萝卜。他削白萝卜的方式很考究，每削下一片就用刀尖扎着不慌不忙地放进嘴里，看上去像在吃西餐。这把水果刀是拴在一嘟噜钥匙上，所以宋大兴一边削切着那只白萝卜，这嘟噜钥匙也就随之发出一串豪华的声响，听着看着都很气派。宋大兴显然想跟高洁说几句话。但高洁看见宋大兴只是站了一下，随口说，她要去门口的副食商店买白砂糖，她家吃西瓜吃午饭都在等着用。

　　宋大兴一听，手上的水果刀就慢慢停下来。他眨眨眼说，你家吃西瓜……还要放白糖？高洁说，不放白糖西瓜是酸的，不好吃。她又说，她母亲说天气太热，中午就不做饭了，用馒头抹芝麻酱吃。宋大兴的两眼越发睁得大起来，问，你家吃馒头，抹芝麻酱……也要放白糖？当时高洁并没有注意到宋大兴脸上的表情，跟他说完话就匆匆地走了。

　　让高洁没有想到的是，直到很多年后，宋大兴仍然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他悻悻地对高洁说，难怪你那个亲生父亲是国民党的反动军医，难怪你母亲是反动学术权威，你们家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吃西瓜还要蘸白糖，吃白面馒头抹了芝麻酱还要放糖，简直是穷奢极欲。

　　但是，高洁在这个燠热的中午终于还是没有买到白砂糖。门口副食店里的售货员告诉她，天气实在太热了，而且空气潮湿，白砂糖的价钱又很贵，买的人少不容易存放，所以就不进货了。结果高洁只好买了十几支雪糕回来。高洁捧着雪糕走进院子时，宋大兴仍然站在那棵柳树底下。高洁对他说，买雪糕比白砂糖更好，这样放进西瓜里不仅甜，还起到冰镇的作用。

　　大约是在一九六四年的春天，这座城市里出了一件很蹊跷的新鲜事。

　　那个时代的人们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文化生活也很贫乏，家里不要说电视机，就是半导体收音机也很罕见，如果能买一台“红灯牌”或“熊猫牌”的电子管收音机就已经算是很奢侈的高档家用电器。人们傍晚下班回来，晚饭之后的业余消遣就多是相互传播一些街头趣事或市井轶闻，很像今天娱乐小报上登载的一些花边消息。

　　说的是发生在市中心公园附近的一件事。

　　那是一个飘着柳絮的下午。在市中心公园附近的一间公厕门口，一个怀抱婴儿的年轻女人拦住一位在此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说是请他帮忙给抱一下孩子。这女人说自己快忍不住了，要赶紧去厕所小解一下。解放军战士正在学雷锋助人为乐，自然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于是接过婴儿就站在公厕门口的路边。可是他抱着这个孩子，一等不见这女人出来二等不见这女人出来再等仍然不见这女人出来。后来这婴儿哭得实在厉害，这位解放军战士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只好请一位在此路过的年轻姑娘去厕所里催促一下。但这个姑娘进去一看，厕所里空空荡荡，哪里还有那个年轻女人的影子？解放军战士这才意识到出了什么事，急得一下就冒出汗来。他赶紧让那个年轻姑娘帮着打开这个婴儿的襁褓，就见里边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孩子爸爸没良心

　　孩子妈妈没结婚

　　托付别人不放心

　　只好交给解放军

　　解放军战士一看心里越发着急，自己穿着一身军装，而且还要赶回营房去，抱着这样一个只有半月大的婴儿算是怎么回事？这个传说到了这里就更加富有戏剧性了，据说也是这个婴儿气数未尽，那位在此路过又热心帮忙的年轻姑娘竟然是这个城市广播电台的记者，学雷锋做好事自然也是当仁不让。她见此情形，二话没说就将这个婴儿从解放军战士的手里接过来，表示一定要负责到底。这位解放军战士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婴儿竟就如同一根红线，若干年后，还将这位优秀的解放军战士和那位出色的电台女记者拴到了一起，成就了一桩美满的婚姻并且被传为一段佳话，这就是后来的事了。

　　关于这个婴儿的传闻，人们很快就得到了证实。那位电台女记者将这个婴儿抱回广播电台之后，立刻惊动了全台上下。大家一边轮流看护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很快就制作出一档特别节目。

　　那时的广播电台，记者和编辑们还都很单纯，也充满工作热情，不像今天为了追逐名利和经济效益搞一些广告或炒作之类七七八八的事情，满脑子想的只是为人民服务。于是，这个婴儿的事情也就一下成为全台上下工作的中心。这档特别节目在电台里一播出，立刻轰动了全市，加之为尽快寻找到这个婴儿的母亲，又连续在每天晚上的《温暖大家庭》时间里反复重播。于是，在这座城市里它就一时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热门话题。那段日子每到夜晚，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里就会传出悠扬凄婉的《小白菜》的歌声。伴随这歌声的，是那个女记者既煽情又很动听的声音：“小白菜啊，叶儿黄，刚生下的孩子啊，没了娘……妈妈，你在哪里啊，快来抱抱我吧，我不淘气，我一定听您的话……”不知多少善良的母亲和老人，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跟着流泪。

　　后来没过多久，一则新的而且是令人振奋的消息终于又在《温暖大家庭》节目里广播出来。说是这个婴儿的母亲终于找到了，这个曾经牵动了多少人心的小宝宝终于又回到了母亲温暖的怀抱。事情宣传到此，也就再无下文。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这个小宝宝的母亲是一个未婚妈妈。在六十年代初，人们的道德观念还不像今天这样开放，未婚先孕而且还生下了孩子，毕竟不是什么好事。电台领导考虑到舆论导向，也就不便再继续宣扬。关于这件事，电台播出的最后一则消息说，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这个小宝宝的母亲还患有一些分娩后遗综合征，目前正在积极地帮她寻找最有经验的妇产科专家进行治疗。

　　让高云主任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竟会与她有了关系。

　　在此之前，高云主任已从报纸和广播里知道了此事，但并没有放在心上。高云主任作为市中心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每天在诊室和病房里不知要接触多少孕妇和产妇，其中又不知有多少是未婚先孕或未婚先产的。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虽然保守，但私下里的行为却并不比今天落后，因此未婚先如何者也就并不罕见。

　　但是，在一个上午，当高云主任在门诊室里见到这位未婚母亲时，却还是愣了一下。当时这个未婚母亲是由那位电台女记者陪同来的。此时这位女记者因为积极报道并参与了此事的全过程，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明星人物。她正准备先向高云主任介绍一下患者的背景情况，却发现这个未婚母亲的脸色陡然变了，接着就拉住她低声说，她不想在这里看病了。这时高云主任也已经认出了这位漂亮的未婚母亲。

　　大约在不到一年前，这个未婚母亲曾来高云主任这里做过检查。当时高云主任正带着几个医科大学的实习生。高云主任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从这位躺在诊床上的年轻孕妇脸上的神色，立刻断定她是未婚先孕。但当时并没有给她点破，只是不动声色地带着几个实习生过来为她检查，一边还用戴了乳胶手套的手翻弄着这个孕妇的身体为学生们讲解，这是外什么内什么，这是大什么小什么，什么地方在不同的孕期会呈现什么样的颜色变化等等，直讲得那几个实习生都将脖子直直地伸过来睁大两眼仔细观看。后来这未婚孕妇实在感到难为情，有些忍不住了，就开始一点一点地往上提裤子。这一来也就干扰了高云主任的教学工作。高云主任越为她朝下拉裤子，她越是往上提。就这样反复几次，高云主任就生起气来，于是瞪着她大声斥责说，你害什么羞？早知道害羞当初就别做那种事啊，一个黄花大姑娘，在外面偷偷被人家搞大了肚子，现在来这里还装什么正经？旁边的几个实习生一听就都嘻嘻地笑起来。当时这位未婚孕妇躺在诊床上，被这些实习生笑得无地自容。她突然含着羞愧的眼泪跳下床来，二话不说就整理自己的衣服。

　　高云主任立刻又训斥道，干什么干什么，都快要当妈妈了还这样耍小孩子脾气吗？未婚孕妇瞪起两眼，用力看着高云主任。高云主任又说，赶快躺到床上去！未婚孕妇冷冷地问，你有什么权力让我躺回到床上去？高云主任威严地说，我当然有权力，我是医生！未婚孕妇说，我不检查了，不让你检查了还不行吗？高云主任立刻愣了一下。她这时才意识到，如果这个未婚孕妇不再让自己检查了，其实自己是什么权力都没有的。这位未婚孕妇在临出门时又说了一句话，她静静地而且是冷冷地看一眼高云说，也就是现在吧，若是在我怀孕以前，我今天如果跟你有完，我就是你生的！但是，高云主任在当时显然并没将这句话听进去，至少没有放在心上。不过她还是对这个未婚孕妇有一些印象。

　　这一次，这个未婚母亲在电台女记者的陪同下再次来市中心医院时，高云主任仍然是一副盛气凌人的神情。她眯起眼看一看这个未婚母亲，笑了一下说，哦，这些日子电台里搞得这样热闹，原来是你啊，怎么，那个孩子还是给你生下来了？

　　未婚母亲虚弱地说，是……我生下来了。

　　几年以后，这个未婚母亲用手指着高云主任的鼻子说，她那时真想把一口最黏的唾沫啐在高云主任的脸上。她居然还问自己是不是生下了那个孩子。她那一次来医院，原本是决计将这个孩子引产做掉的，就因为高云主任如此为她检查，才害得她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从此一耽再耽直到引产都有危险了，最后才不得不将这孩子生出来。她说高云主任绝想不到，自己是在一种什么环境下生的这个孩子，那条件还不如一个农妇。也正因为如此，她在产后才落下了一身的病。但在当时，在高云主任冷傲的气势下，这个未婚母亲还不敢这样说话。所以，在高云主任问她是不是将那个孩子生下来时，她就只是勉强地应了一声。

　　接下来，高云主任就还是很认真地为她做了妇科方面的检查，并约好今后每三天来复诊一次。那位电台女记者已在旁边看出这个未婚母亲很可能与高云主任认识，至少过去曾有过接触，于是出来之后，就问这个未婚母亲究竟是怎么回事。未婚母亲就将当初来这里检查的事，原原本本都对电台女记者说出来。

　　电台女记者还是个姑娘，一听居然有这样的事立刻气得面红耳赤，为了杜绝今后再有此类事情发生，她当即返回去找高云主任谈了一次。那时新闻媒体虽然很少，却都非常严肃正经，而且很正统，不像今天这样大惊小怪，动辄批评啊曝光啊搞得满城风雨。所以在当时，社会各界对媒体的态度就只是尊敬，却并不惧怕。这位电台女记者在返回来之后向高云主任强调说，这个未婚母亲目前应该算是广播电台介绍来的患者，因此请高云主任注意，电台对她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高云主任抬起头看一看这个女记者说，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电台女记者说，她的意思很简单，她希望高云主任能重视到这一点。高云主任一听就笑了，说，救死扶伤是我们做医生的天职，在这里，我们对每一个患者都一视同仁，你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介绍来的，在我这里也只是一个普通患者，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

　　高云主任的语气很平淡，也很和蔼，但电台女记者却被噎得愣了一下。

　　这一次，高云主任还是将精湛的医术充分发挥出来。在她的悉心治疗下，那个未婚母亲的身体很快就康复了。为此，那位电台女记者还特意搞了一个录音报道作为这个事件的收尾。高云主任的知名度也就再次飙升，一时成为这座城市的当红妇产科专家。

　　四

　　宋大兴的父亲宋师傅成为宋神经，是一九六六年初春的事情。

　　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宋师傅的表现突然有些异常，似乎总想与高云主任拉近关系。那时高云主任在医院里的工作很忙，每天早出晚归，偶尔下班早一点，回到平房院里也总是目不斜视地径直走进自己家里，跟院子里的人们很少打招呼。院里的邻居也都知趣，明白大家虽然在同一间医院工作，却很难攀上是同事关系，于是也就都敬而远之。宋师傅在那些日子里，每到一早一晚却经常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似乎专门在等着高云主任，就为了跟她打一声招呼，而且每次打招呼时，脸上的表情也极尽讨好，甚至带有几分巴结。

　　高云主任自然并没注意到这些。高洁却注意到了。

　　那时高洁经常对母亲说，院子里的邻居都对您有看法呢，觉得您这个人架子大，太傲气，出来进去对谁都不理不睬，瞧不起劳动人民。高云主任听了却只是冷冷一笑。高洁问母亲，您真的不愿意跟那些人打招呼吗？高云主任说，小孩子，不要问这些事，再忍耐一些日子吧，这几天听院里的领导说，专家楼那边很快就会有房子腾出来，估计咱们过不了多久就可以搬过去了。高洁不解，仍然追问母亲，难道您跟院子里的那些人打招呼，会失掉什么吗？高云主任看一看高洁问，你……这是什么意思？高洁说，我的意思很简单，其实您出去或回来时，完全可以跟他们打一声招呼，这样他们会很高兴。高云主任看一眼高洁说，可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他们打招呼，一定要让他们高兴呢？

　　高洁一下被问得语塞。她不知该怎样回答母亲的这个问题。她想告诉母亲，在院子里遇到邻居打一声招呼，这是邻里之间最起码的礼节，母亲应该比自己更懂得这种事。她还想告诉母亲，其实院子里的那些邻居对母亲都很尊敬，他们甚至以与她为邻为荣。所以，母亲也应该尊重人家。但她又觉得这些话无须说，因为母亲是很著名的专家，而专家都是明事理的，这样的道理应该是母亲给讲她才对。

　　宋师傅在一个春雨蒙蒙的傍晚终于忍不住了。

　　在这个雨中的傍晚，当高云主任下班回来走进院子时，宋师傅跟过来小心翼翼地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又吞吞吐吐地说，他想请高云主任帮一个忙，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而对高云主任却并不太费事的小忙。当时宋师傅的神情非常恳切，而且显得诚惶诚恐。高云主任皱一皱眉，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看他。高云主任说，你不必这样客气，有什么事只管说就是了。

　　宋师傅这才说，他的妻子终于又怀孕了，预产期就在清明前后，现在眼看生产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他总有些不放心，所以想请高云主任亲自给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宋师傅跟着又连忙解释，他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了，老婆怀上这样一个孩子实在不容易，当初生大兴时就费了很大劲，所以，这一回恐怕也不会太顺利。宋师傅在说这些话时，高云主任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只不过比刚才放慢了一些，所以，宋师傅实际上一直都是跟在她的身后不停地说。后来快到门口时，高云主任才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倘若再不停，宋师傅就会这样一路说着跟她走进屋来。高云主任在霏霏细雨中转过身，拦住宋师傅的去路笑一笑说，你的心情可以理解，而且这个年龄再怀孕，也确实已是高龄产妇，好吧，我给她检查一下吧。宋师傅一听转身就走，嘴上连声说好啊好啊，那就太谢谢您啦，我……我这就去让她准备一下。

　　高云主任立刻又叫住他，淡淡地说，明天吧。

　　宋师傅一愣说，明……明天？

　　高云主任说明天上午，你带她到医院来。

　　宋师傅眨眨眼，去……医院？

　　高云主任说，明天是我门诊的日子，你带她挂一个妇产科的门诊号，然后去我那里。

　　高云主任这样说罢就转身进屋去了。

　　事后宋大兴告诉高洁，在那个晚上，他父亲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在同一间医院工作，又是邻居住在同一个平房院里，只检查一下，这样简单的事情还一定要去医院呢？

　　但是，第二天一早，宋师傅还是带着妻子来到医院，规规矩矩地挂了一个妇产科门诊号。不过在此之前，宋师傅考虑再三，特意去找了一下医院领导。宋师傅非常恳切又有些激动地对领导说，他在这间医院里已经工作了将近二十年，还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向领导张过一次口，伸过一次手，包括房子问题调薪问题粮食定量问题和补贴问题等等，这一次，他只想请领导关照一下，只这一次下不为例。医院领导先还以为宋师傅是遇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困难，再一听原来是这点事，立刻笑着说，这可是大好事啊，添人进口么，恭喜你啦宋师傅，这些年你为咱们医院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前面那么多的医生护士，后边却只有你一个人独当一面，可以设想一下，倘若咱们医院没有你宋师傅，那会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宋师傅一下被医院领导夸奖得有些难为情，连忙摆摆手说，没那么严重，我所做的都是分内的工作。医院领导拍着宋师傅的肩膀说，这件事没有什么难的，咱们医院一定要调集最好的专家，最好的药品，确保你爱人安全生产，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向领导提出来。

　　在这个上午，当宋师傅陪着妻子来到妇产科门诊室时，高云主任刚刚接到医院领导打来的电话。高云主任放下电话，转身对宋师傅说，其实你用不着这样，对于我来说，你爱人不过是一个普通患者，我的意思你明白吗，也就是说，只是许许多多患者中的一个，至于你是不是咱们本院职工，找不找领导都是一样的，因为在我这里，无论患者身份高低，对所有的人都会一视同仁。高云主任说，疾病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常识。宋师傅被高云主任这一番话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只是尴尬地用力赔着笑脸。这时老主任和其他科室的几位主任副主任也都相继赶到了，大家立刻以会诊的形式为宋师傅的妻子做了一次产前检查。

　　这次检查的结果喜忧参半。

　　老主任的观点是没有太大问题，胎位很正，母子的情况也基本正常，应该属于顺产。但高云主任却认为情况并不乐观，胎儿很可能是臀位，也就是胎儿的臀部朝下，而孕妇的年龄又已偏大，身体素质较差，不仅贫血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样的身体条件恐怕就很难应付因胎位不正造成的难产。这时老主任和高云主任各自所处的境况是，老主任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今后在医院充其量也就是再顾问一下。而高云主任则正值盛年，又恰当红透半边天在医学界声名大噪之时。所以，老主任也就没再坚持自己的看法。其他科室的主任副主任们见此情形，自然更不好再说什么。于是这次会诊最后得出的结果是，胎位不正，鉴于孕妇年龄较大以及身体的各方面健康状况，应考虑施行剖腹产手术。

　　事后医院领导又特意过问了一下此事，一听说是高云主任亲自出的报告，就拍一拍宋师傅的后背笑着说，好啦好啦，这一下你可以彻底放心啦，这件事有高云主任亲自处理，肯定会保证他们母子平安！

　　这次剖腹产手术，自然又是高云主任亲自上的手术台。也正因如此，在出事之后才没有闹出太大的风波。当时医院方面与卫生局联合组成调查组。经过详细调查，认定这一次手术并非医疗事故。也就是说，高云主任对此事不承担任何责任。但这次手术的具体情况，后来还是成为一个谜。

　　令人费解的是，对于这次手术的许多具体细节，各方面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老主任，就一直很含蓄地坚持认为胎儿并非臀位，换句话说，即使不实施剖腹产手术，孕妇也可以很正常地自然分娩。再比如当时在手术台旁边的一个小护士，据她私下说，就在手术开始之前，其实胎儿已经露头了，但高云主任却命令她用手推住，然后硬是将孕妇的腹部剖开将胎儿取出来。对于这个细节，高云主任自己也不否认。但高云主任说，胎儿已经露头了不假，问题要看露出的是哪个部位，这就很关键了，倘若露出的确实是头部，那自然没有任何问题，可当时露出的却是臀部，正如那一次产前检查得出的结果，胎儿是臀位，所以她才决定让当时在旁边的护士用手推住，然后强行实施剖腹产手术的。

　　但是，据那个小护士说，胎儿露出来的的确是头部，当时是她亲手去推的，所以看得很清楚。关于这一点，另一个当时在手术台前递器械的护士也给予了证明。这个递器械的护士甚至说，她已经看到了胎儿的头顶，那头顶上还有一层黑黑的胎发。但是，无论怎样说，最后的结果都无法改变了。宋师傅的妻子从手术台上一下来，由于心力衰竭就被推进重症监护室，又从重症监护室推进了急救室。经过医生们一番紧急抢救，最后宣告不治，就这样死了。那个剖腹生下的婴儿是一个男孩，也没有活多久，据称是死于先天性心功能不全。

　　六十年代初刚刚开始移风易俗，火葬还是较为少见的新生事物。尤其平民百姓，亲人在医院去世了，大多还要抬回家来停放几天，哭一哭，举行一个出殡仪式。只要能想出一点办法的，就还是用棺木装殓了弄到城外去找个地方土葬。但是，宋师傅听从了医院领导的劝告，没有将妻子和小儿子的尸体弄回家去，就让他们母子直接去了医院后面的太平间。好在当时正值春寒季节，气温还很低，尸体存放的时间可以稍长一些。

　　宋师傅将儿子大兴托付给平房院里的邻居，自己索性就闷在太平间里不再出来。这太平间就像了他的家，一家三口在里边不声不响地过起了日子。宋师傅只对来看他的人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在这个太平间里看守尸体已经二十几年，没想到最后竟看了自己的亲人。宋师傅在说这番话时，并没有流泪。自从他的妻子带着小儿子去世，他始终没有流过一滴眼泪。这件事很快传到医院外面去。渐渐地，来看望宋师傅的人开始多起来。市中心医院的太平间很快成了一个热闹场所，从早到晚人流不断。有本院职工，也有职工家属，还有来看病的患者和外面社会上素不相识的人。大家看着太平间里的凄惨景象，都找不出一句恰当的话语来安慰宋师傅。宋师傅也不开口，就那样闷坐在母子身边，一家三口默默地接受着人们的同情。后来医院领导再三劝解宋师傅，说人死不能复生，还是早将后事办了的好，你在医院工作了这些年，多少也应该懂一些医学常识，眼下虽然气温还低，但尸体这样停放久了总不太好，对死者生者都不好。

　　宋师傅听了这才同意，将妻子和小儿子的后事交由院方全权处理。

　　将这母子拉去东郊火化场的这一天，医院领导破例在太平间里草草地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但没让宋师傅跟去火化场。按这个城市的风俗，夫妻双方有一个去世，另一个是否去墓地，当然也就是去火化场送葬是有讲究的。如果去送了，就说明他，或者她，已经决定后半生不再寻找新的配偶。所以，在这种时候，人们只要看一看这个丧偶的人是否去送葬，也就知道他的心里是怎样想的了。医院领导没有让宋师傅去火化场当然不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领导只是说，宋师傅这段时间由于悲痛，身体已经很疲惫，所以不去也罢。但是，医院里的很多职工都自发地去了，这让院里的领导大感意外，也有些困惑不解。宋师傅在医院不过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普通工友，平素与大家也并无太多交往，在这个时候，怎么会有如此多的人来为他的妻子和小儿子送葬？

　　更让医院领导吃惊的是，社会上竟然也有许多人加入了送葬队伍，这就越发不正常了，甚至让人感到一丝不安。按一般情理，一间医院里有患者不治去世，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说这一次令人同情，也不过是一失两命，难免让人感到痛惜，却也没有到这种让众人自发十里相送的程度。医院领导这时才意识到，在中国民间，历来有借发丧或祭奠闹事的传统，这时的人们往往会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趁机发泄另一种情绪甚至闹出一些骚乱来。院方领导经过审慎考虑，当即决定将大事化小，尽快将这母子送去东郊火化场火化。但即使这样，局面还是没能完全控制住。在这座城市，历史上曾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发丧，一次是袁世凯的儿子得暴病猝死，据说出殡那天几乎万人空巷，一条罗斯福路上挤得人山人海整整拥堵了一天。另一次则是一位著名的相声演员，在去朝鲜战场慰问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时牺牲，灵柩运回来时，人们争相拥上街头迎接。宋师傅的妻儿被拉去东郊火化场这天，虽然没有那两次的声势浩大，却也惊动了社会各界。据说当时灵车所到之处，街上的车辆都停靠到路边自发鸣笛，表示哀悼。

　　宋师傅从此就闷在太平间里，每天只醉心于往水泥墙上刻字。他用的是一种小学生用来削铅笔的小刀，在坚硬冰冷的墙壁上刻得一丝不苟。有人看见说，当他将那一面铅灰色的水泥墙壁都刻满字迹时，跟前的地上就已经扔满了无数把磨秃的小刀，遍地闪着黯淡的金属光泽，看上去令人心寒。宋师傅又找来红色的油漆，将那些刻在墙上的字迹都一笔一画地精心描出来。人们才看清楚，竟是几句不像诗又不像词的东西：

　　酒是穿肠毒药

　　色是刮骨钢刀

　　财是惹祸根苗

　　气是枪火炮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