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秘籍：当“徽派”遇到“闽派”

　　丽水市位于浙、闽、皖、赣交界的浙西南，地理环境兼有徽州和闽西的特点，同时也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样本。其乡土建筑既有徽派的“粉墙黛瓦”，又有福建客家建筑的元素。透过建筑，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大片“黄泥墙”老屋，能成为浙西南代表性民居吗？

　　10年前，我到浙西南松阳县大东坝镇的石仓去参加战友的婚礼。按照当地风俗，几十桌酒席从一幢大屋延伸到另一幢大屋，全村人接龙般地坐在席间觥筹交错，热热闹闹地喝着喜酒。席间的我一本正经地听他们交流，却没能听懂一句话。我可以断定，村民们说的不是浙西南本地方言，这是一种深奥的语言，带着粗粝的音调，语调急速转弯，弥漫着北方高原的苍凉，涌动着南方溪流的急促。一些只残留于典籍上的古老词汇，在我耳边飞速旋转，只是我难以听懂其中的任何一个字。

　　婚礼举办地是一幢封闭式的大院子，两道高大的泥墙、双重牢固的石库门，将一座大屋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独特的婚俗、神秘的语言、雄伟的大宅，让我陷入了沉思：这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为何要迁到这里？像石仓这样的移民村落群，浙西南还有多少？那时候，这些疑问无法解答，萦绕心头许久。近些年，我走访了丽水市百余处古村落，终于发现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已经调查过的古村落中，竟有近半数出自移民之手。

　　原来，历史上的浙西南曾接纳过来自中原、福建、江西、温州等各地移民。定居后的移民将故乡的建筑技艺充分施展，给丽水大地留下了诸多建筑奇葩。过去，浙西南古民居很少被外界所知。直到近两年，随着古村落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老房子才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

　　石仓溪，客家人在浙西南生根

　　石仓，松阴溪支流石仓溪流经的一条小河谷，名称来自当地一则民间故事：旧时此地有一寺院，寺院附近有一岩洞，天天流出米来，足够寺院里的僧人食用，因此取名叫石仓。有一次老和尚出门时，徒弟出于贪心，就把石仓出米口凿大了一些，结果石仓就不流米了，变成了死仓。巧合的是，这个故事在闽西客家地区也广为流传，上杭县境内就有一个石仓遗迹。

　　难道说，松阳县石仓的居民很有可能是从福建汀州（古地名，今长汀）地区迁过来的？石仓原是松阳县的一个乡，现指原石仓乡上茶排（今六村）、下茶排（今七村）、下宅街、后宅、蔡宅、山头、山边、梨树岗和灯塔等9个村落。其中，上茶排、下茶排、下宅街、后宅、蔡宅、山边六村仍旧保持着古代的格局，连成了一条长3公里的古村落带。让我吃惊的是，这块狭小的空间内，还保存着四十多幢清代古建筑，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左右的民居有19幢，超过3000平方米的有3幢。

　　有意思的是，石仓溪两岸的古民居群的排布方式与闽西、闽南一带非常相似，常常是屋舍相贯、院庭联幢，同一家族的房屋围成一个方块。当地阙氏居住的大宅“余庆堂”通面阔74亩，进深40米，四重大门，两个厢门，9座厅堂、18个天井、129个房间，使用了31副楼梯，552根柱子，最多时住着两百九十多口族人。客家民居有三种典型的建筑--土楼、九厅十八井、围龙屋。其中，“九厅十八井”民居多分布在福建、广东、江西的客家地区，是客家人结合北方四合院特点，为适应多雨气候而设计出的一种院落。石仓“余庆堂”就是一座典型的“九厅十八井”建筑：院落正中最重要的建筑是香火堂，设有神龛，供奉祖先牌位，“四时八节”均要上香祭祀。除夕这天，所有石仓人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抬着供品到宗祠祭祖。除了在宗祠中祭祀共同的祖先，各房还要在各自的香火堂中祭祀本房祖先。然后，族人全部来到门外，朝着祖源地方向烧香、跪拜，遥祭安葬在千里之外的始祖。

　　游览福建土楼之后，我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些联系：尽管石仓古民居与土楼在外观有明显区别，石仓古民居以长方形为主，而土楼多为圆形，石仓古民居扁平状，土楼为高层建筑，不过它们给我一致的感觉，同样是土木结构的客家建筑，同样是聚族而居，同样将香火堂设置在建筑最中心，横梁上也到处贴着字迹潦草的神符。与土楼一样，通过一重又一重围墙、一道又一道厚实的大门，石仓人把自己密不透风地围护起来，在冷兵器阶段，这种牢固的庄园，可以起到很好的防御作用，常常让土匪和强盗束手无策。以至于我在大屋中行走，自始至终感到一种剑拔弩张的情绪在建筑中游荡着。当我爬上了一侧的山顶，俯瞰整片石仓谷地，令人震撼的视觉出现了，石仓大屋仿佛一方方庞大的印章，压在田间地头，压着山水之间，或者四四方方，或者长方形，几乎就是“扁平版的土楼”！

　　由于受地形、地势、地基，以及泥土黏性等方面的影响，石仓大屋无法建成土楼那样高大的建筑，只能从平面上扩展自己的空间。原本一幢土楼就可以聚集一个村落，现在变成了几幢甚至是十几幢大屋，仿佛土楼被生生地截成几截，平移到了另一个地方安置，或者将土楼进行拆散了重组，将立面的土楼建截成平面的土楼。厦门大学历史系的谢重光教授曾到这里考察，他说：“石仓宅院总体构造跟闽西客家人的五凤楼庭院很相似，但山墙却是典型的徽州风格。这就是说，宅院主人老家来自汀州，但外出经商时经常去徽州，因此把汀州和徽州的建筑风格糅合在一起了。”

　　虽然石仓的建筑融合了各派精华，但是石仓人自始至终操着纯正的客家话，完全保留着客家人的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这些坚守母语的客家人是如何来到石仓的呢？这些当年潦倒的客家人为何几代之后能够富甲一方？作为外来人，他们又是如何建起这些大宅的呢？带着诸多疑问，我拜访了当地的客家文化研究者阙龙兴。说明来意后，阙老师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包袱，里边是一部清道光二十五年的《阙氏宗谱》。族谱记载：“阙氏自康熙年间由闽杭而迁徙于括郡（括苍郡，即今丽水市），或松（阳）、或遂（昌）、或云（和），不一其人。即居松川之石仓者亦众。唯如祥公居厚宅，盛宗公居茶排，弼光公居下宅街，厥后子孙蕃衍。”据此，石仓阙氏祖先于清康熙年间从福建上杭县迁至浙江松阳。族谱中说的后宅、茶排、下宅街，现在大致还保持着当年的模样。

　　明清时期，赣闽粤山区的客家居住地人口密度过大，引致大量客家人外迁。但长期以来，客家人迁往浙西南的这段历史鲜有人研究。根据史料，客家人入浙与官方的移民政策有关。清代处州（今丽水）地方志记载说：“括自甲寅兵燹，田芜人亡，复遭丙寅洪水，民居荡折，公……又招集流亡，开垦田地，不数年土皆成熟，麻靛遍满谷。”由此可知，客家人迁来浙西南之前，这一带是清初“三藩之乱”的战场，清军与耿精忠叛军在此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拉锯战，大量百姓逃离了战火纷飞的险境，造成大批土地荒芜。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时任处州知府的刘廷玑主动招纳流亡人口开荒耕种，大量的福建客家人就是在这一时期涌入浙西南。清康熙、乾隆年间共有18支同宗的阙氏从福建汀州迁来。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阙龙兴这一支阙姓自福建汀州迁徙到了石仓。从始迁祖阙盛宗开始，垦山、种地、植麻、开矿、建筑、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的阙氏家族在他乡建起了奢华的故乡，这些客家人已经告别了客居身份，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浙江人。

　　清初丽水一共有多少移民呢？据复旦大学曹树基教授统计，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处州客家移民约17万人左右。除了松阳，当时云和、遂昌、龙泉、缙云、景宁等县均有福建移民分布。他们带来了福建的建筑工艺和文化，其建筑平面布局、空间序列、文化理念延持着闽派风格，仿佛乾坤大挪移，在丽水的崇山峻岭间建起了一座座气势如虹的村落，向世人展示了福建客家人的村落建筑格局。

　　至今，石仓人依旧操着福建“汀州腔”，并一直自称“汀州人”。千里之外的闽西，历史上的“汀州”已经消失。很多人不会想到，浙西南的客家移民仍旧“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思念着故乡。这也就不难理解：虽然已经繁衍生息300年，但石仓人仍旧没有被同化，至今操闽语、循闽俗。当地坊间常常吟诵一首诗：“做客处州三百年，年深外境优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梦里依稀是汀州。”

　　千年河阳，“粉墙黛瓦”的建筑长廊

　　丽水（古称处州）位于泛徽州地区外沿，受徽派建筑强大的辐射力影响，当地到处活跃着徽派建筑的靓影。在好溪流域的缙云县，就有一座典型的“徽派”村落--河阳村。据《义阳朱氏宗谱》记载，始祖朱清源曾为五代时吴越王钱镠的“掌书记”，因为仰慕好溪两岸风光，便和弟弟朱清渊一起定居到缙云，并在缙云县西乡（今新建镇）找到一处风水宝地，逐渐形成了河阳村。

　　明代洪武年间，河阳人朱维嘉入朝为官，闲暇之余，常常忙于修纂朱家的族谱。一个春日，皇帝朱元璋问朱维嘉：“你我乃同姓，不知你祖上出过些什么名人？”于是，朱维嘉便详细介绍了先祖往事：公元908年，朱清源、朱清渊兄弟先是从河南信阳迁至杭州，辅助吴越王建功立业；后来，二人隐居至缙云境内，为了使子孙后代不忘本，便从“河南信阳”中取两字命村名为“河阳”。

　　随后，朱维嘉向朱元璋提起了一件最荣耀的事：宋元时，河阳村出了八个进士，村里为此修建了一座“八士门”。朱元璋听后说道：“稀罕，稀罕，朱氏真是望族也！那么，朕就赐河阳朱氏一对‘稀罕’物。”朱维嘉非常疑惑：“稀罕”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这只是朱元璋的一时兴起，随口一说罢了。之后，朱家的一名书童对朱维嘉说：“达官贵人门前喜欢摆放狮子，要是去掉狮子头，不就是很稀罕了嘛？”现在，“八士门”前果然蹲守一对无头狮身的怪兽--它们的名字就叫“稀罕”。朱氏族谱记载了这样一件“稀罕”事，但也可能只是一则传说而已。不管故事真假，那段“一门八进士”的家族荣耀已经载入史册，那座“八士门”也已经成了这座千年古村的标志。

　　与功名比肩的是那些丝毫不亚于西递、宏村的徽派建筑群，16座古祠堂，14座古庙宇，百余幢明清至民国的古民居，在丽水很少能够找出一座与河阳媲美的村落。马头墙，粉壁，黑瓦，楼阁，亭榭，池塘，以黑白色调打底，一派江南水墨画风情。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标志性元素，江南最长的一组马头墙并不在徽州地区，而是在河阳村里。河阳村有一条街叫“答樵路”，这里有一组32垛马头墙，排列成近100米的长度。正面看，它们像奔腾不息的群马，爆发出动感的力量；侧面看，它们是黑白相间的音符，演绎着跃动的音律。

　　河阳村大多为四合院，白墙黑瓦，硬山顶，重檐，阴阳合瓦，选址和营建过程都是按堪舆学说规划的，达到了建筑与环境的完美融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这些古建筑两进或者三进，中轴线对称，门楼，中厅，后厅，层层递进，一进和二进之间是敞阔的天井，天井多以石板和卵石铺设，富裕的人家厅堂地面以方砖墁地或者以三合土铺设。河阳古民居有些围屋的模式，围绕着天井，左右两侧是排列有序的厢房，建筑立面构成前低后高、两翼拱卫的中轴轮廓线，使建筑有主有次，有藏有露，保持着神秘感。

　　河阳虽说是村，但建筑的恢弘格局不亚于一座城池。跟城市规划类似，河阳的街道格局为“五纵四横”，以棋盘状布局。未被破坏前，村庄外围也像城池一样，不同方向设置了6座城门，现在仅剩一座“八士门”。进入老街后，一路上全是排门式建筑，多为老字号杂货店。老街冷冷清清，只有少数几家店子还在营业；大街是中轴线，两侧是横向的巷道，里边是一排排民居群。走进巷中，那些宅子的名称极为雅致，如“廉让之间”、“循规映月”、“耕凿遗风”、“儒林古第”等等。

　　科举成功带来的自豪，让儒家文化的微言大义渗透到建筑的每个细节中，无论是大处的门楼、影壁、天井、地面，还是小处的门楣、牛腿、雀替、神龛，均有人物神像、传说故事、花鸟虫草、琴棋书画等图案。可以说，细微之美遍布建筑的每个细节：门楣上都有名人题词，厅堂内悬挂牌匾，抱柱上则刻有楹联。用当地人的话说，河阳“有建筑必有书画，有书画必有寓意，有寓意必有寄托”。朱家人真正将建筑当成了中国耕读文化的载体，每一幢建筑，都是一部修身立世的教科书。而已故的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曾这样盛赞河阳的古民居：“稀有的古村文化，罕见的建筑艺术。”

　　科举荣光渐渐黯淡之后，朱氏族人将眼光投向了商贾之途，涌现出许多商贾巨富。明中后期到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浙南的商业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他们将生意扩展到了竹制土纸、山货、粮食和靛青，河阳朱氏商贩的脚步走向了大江南北，与徽商一样，他们将换回的巨大财富建筑起了这些砖石垒砌的堡垒。与位置偏僻的石仓相比，河阳村所在的缙云县更靠近省城杭州，因而深受儒家礼教制约。在规模上，河阳的建筑没能像石仓那样，可以无拘无束地拓展。但是，河阳的商人在建筑材质上斤斤计较，在房屋装饰方面精益求精，在照壁、门窗、横梁、柱础等狭小的空间里倾注大量的精力，精雕细镂，极尽富丽豪华之能事，使雕刻成为竞富的手段。走在建筑内部，引发了我强大的想象，隐隐感觉到一股来自历史的推力：你可以想象大屋某一间密室中曾经有堆积一地的白银，大屋中还会有老谋深算的较量；某一间幽暗的房间中亮着一双同样幽暗的眼神，但更多的是朱氏族人平静如水的生活。

　　相比浙西南其他县市，缙云县民居最接近徽派建筑的“粉墙黛瓦”。河阳、松岩、道门、工联、邢弄等村落多以砖砌墙，建筑更为细腻，马头墙也更显庄重。河阳商人常常四处经商，而徽商是其主要生意伙伴。长期耳濡目染之后，河阳商人将徽派风格的宏丽重楼搬到了老家，但是河阳古民居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保持本土特色之外，吸收了大量的徽派元素，完成了徽派建筑本土化的进程。

　　在丽水的桑岭、吴弄、杨家堂、保定等许多村落，坐落着更多闪烁着徽派光环的建筑，与徽派建筑的砖木结构不一样的是，这些建筑多为泥木结构。徽派建筑多为四合院，而这里多为三合院。木雕、砖雕、石雕同样题材丰富，雕刻精美。由于泥墙比砖墙更加厚实稳重，这些建筑显得比徽派建筑更加雄浑挺拔，特别是在斜风细雨中，那些湿漉漉的墙垣浮现出徽派建筑的身影，有如一张惊世的水墨画，矗立出一种绝世的美。

　　黄墙灰瓦，处州乡土建筑的符号

　　石仓的闽派民居、河阳的徽派大院，均是浙西南乡土建筑中的“贵族”，是文化融合的产物。如果你有机会到丽水大地的乡间行走，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老房子，是一种用泥墙承重、灰瓦片覆顶的乡土建筑。我曾查阅多部关于传统民居的论著，很少有学者提到这种最具地域特色的民居。目前，因为没有人对其命名，我姑且称其为“黄泥瓦屋”。

　　黄泥瓦屋的黄色，是一种令人沉醉的黄--跟湿润泥土的颜色一模一样，一排接一排的老房子，几乎全是这种泥土的苍黄。这里的场景，好像张艺谋电影《红高粱》、陈凯歌电影《黄土地》中常用的那种摄影手法：同一种色调，被大面积地重复使用，以达到烘托氛围的作用。无疑，在浙西南的山水之间，这种颜色是最具视觉震撼力的一种。

　　1979年5月，我亲眼目睹了一次建泥房的经过，那是父亲在下放的瓦窑头村建起的第一座泥房。父亲请的工匠全部是村民，他们首先在一块地基上砌起墙基，随后开始夹板筑墙，工匠发出很有节奏的“吭呦吭呦”声，椿杵“嘭嘭”地落在泥土上。椿杵上下速度加快，泥土不断地倒进了夹板，随着夹板越夹越高，泥墙一板一板“噌噌”地向上拔高。不到一个月的工夫，一座四四方方的泥屋外壳从地里长了起来。

　　“黄墙灰瓦”多为硬山顶和悬山顶，至于建筑外形，“黄墙灰瓦”的组合与徽派的“粉墙黛瓦”有些相似，但绝非照搬。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马头墙、墙壁，几乎全由黄泥巴夯筑，后者则采用砖石垒砌；浙西南“黄泥瓦屋”的布局更随意、粗犷，是江湖中的隐者，徽州民居显然更为张扬、高调，是庙堂里的绅士；马头墙均为跌落式三花、五花，“黄泥瓦屋”的马头墙比起闽派要柔和，比起徽派更飞扬。这土墙的建筑材料，又让我想起了福建土楼。每一个院落，几乎都有一道高高的黄色围墙，这种布局模式也有土楼的缩影。但是，浙西南的土质比闽西地区要疏松得多，因此无法盖起土楼那样的高厦。可以说，这“黄泥瓦屋”既有徽派建筑的形式，也有福建夯土建筑的质地，是两种建筑风格的珠联璧合。

　　在松阳县的玉岩、大东坝、三都、四都、新兴、象溪、裕溪等乡镇，只要有溪水、有村庄的地方，就能见到一排排、一列列、一群群“黄墙灰瓦”，错落有致掩映在青山碧水间。通常外立面是泥土的天然色泽，而内部大都粉刷白灰，粉墙上有彩绘、墨书、墨画等装饰，传说故事、动物瑞兽、花鸟虫草、琴棋书画皆入画卷，题有相应的诗文。里外截然不同，装饰构思奇妙，造型儒雅大方。

　　在吴弄村采访时，偶遇苏州工艺美术学院的几位学生在那里写生。两年前，带队的甄老师看到松阳摄影师在网上上传了一张“黄墙灰瓦”照片。“当时立刻被迷住了，恨不得马上找到那个村子。这里既有原生态环境，又有历史韵味。这些古朴的老房子，既不同于徽派，也不同于闽派，建筑简洁有力，颜色与大自然浑然天成，任何一幢建筑都没有雷同。”甄老师说道。

　　在酉田村，我见到了另一片美丽的“黄泥墙”。我有些不敢相信，这些高大的房屋，有的建在陡坡上，有的嵌在山石中，有的甚至像“吊脚楼”那样半悬空，它们的躯干真的就是几堵泥墙吗？这的确是真的。古代，浙西南交通极其不便，山村人往往就地取材，墙基是溪滩上的卵石或者山石，山上的树木作为建筑梁架，墙体选用随处可挖的黄泥土，再掺入稻草梗、碎瓷片、生石灰等材料，然后使用椿杵反复夯实，以增加密度。泥墙建筑遍布全国，一般都是带着庭院的一层建筑，但像这里动辄围出数千平方米面积的建筑，马头墙大都高达数丈，就非常罕见了。这样的乡土建筑硬度丝毫不亚于砖头，经济环保，冬暖夏凉，抗震性强。酉田村的老泥瓦匠告诉我：“村里的房子都是这种模样，你看到的房子至少有两百岁了。”可见在清代，这里的夯土技术已经达到了巅峰。

　　去年冬季，我随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阙维民教授一起走访了十几处黄泥墙民居。参观之后，阙老师用“粗犷而不粗俗”形容这些处州乡土建筑。“它们表面上朴实无华，但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在我看来，这种土墙建筑才是本地的建筑风格，是浙西南原生态民居的活化石。这些老房子与大地的颜色一致，与人的皮肤接近，正好契合我们祖先提倡的‘天人合一’思想。”

　　未来，这一爿爿黄泥墙，或许将改写中国乡土建筑的历史。

　　独一无二，浙西南古建筑自成体系

　　浙西南古村落充分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大部分采用硬山顶建筑，也有部分悬山顶建筑，它的建筑模式属于闽浙徽的混血品种，带着各种文化特色。我发现，浙西南古村落之间的确有脉络可寻，也有很多共同的迹象，难道他们都是移民所建吗？一一询问之后，答案是否定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在《松阳县志》中找到了这么一段文字：“石仓阙氏有一支代代相传的泥水匠、木匠、石匠队伍，技艺精湛，名噪一时。石仓工匠在清至民国时期走南闯北营造官署、宗祠、庙宇、民宅，足迹遍及福建、江西、皖南等地。”

　　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在丽水有那么多融入了闽派和徽派元素的建筑物，这些见多识广的石仓工匠带回了经典的建筑样式，吸取各派建筑精华，以自己精湛的建筑技术在浙西南留下了石仓古民居、桑岭古民居、黄家大院等一幢幢建筑经典，那些闽徽基调的高脊飞檐、曲径回廊、亭台楼榭，皆出自一个保留中华文化最多的人群之手。更多的丽水乡土工匠进一步将技艺发扬光大，建筑在他们的手中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完成了蜕变，出现了升华，使得丽水古建筑既不是徽派，也不是闽派，却又集中呈现出各派风采，形式上有徽派和闽派的元素，但内核独树一帜，形成别具一格的建筑体系，成为浙派建筑的重要支系。

　　丽水古时候偏安一隅，百姓的财富大都用于置地建房，但个体财力远远无法与徽商相比，这直接反映在建筑物的精致程度上。他们以宗族的财力建房，一个宗亲家族聚居在一幢大屋中，从而在建筑的体量上实现了对徽派建筑的超越。与徽派建筑相比，丽水古建筑外部更加硬朗，豪放大气，线条更加明快；与闽派相比，丽水古建筑更加婉约，线条更加流畅，建筑更加精致。尽管建筑的外部已经本土化，但内部设置还保留着原有的样式，雕刻更加珠圆玉润。

　　徽派沿着新安江进入浙江，扩散到瓯江流域，闽派越过仙霞岭和洞宫山脉北上，两派建筑在处州迎头相遇，两种不同建筑风格的精华糅入了丽水建筑，从而形成了珠联璧合的妙境。缙云、松阳、龙泉、莲都、云和、遂昌受徽派建筑影响，景宁、庆元受闽派建筑影响，青田受温州和海外建筑影响。丽水建筑则承袭和吸取了各派精华，融会贯通，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涅槃过程，它的发展如实地记录了建筑艺术流派的演化过程，因此意义非凡。浙、闽、徽三派建筑风格融合一处，并与本地地理、民俗高度结合，由世俗化进入了艺术化，使每一幢古建筑都成为一件艺术品，形成了独特的魅力。丽水建筑堪称奇观，成为保存本土和移民文化的载体，成为多元建筑艺术的集合体，成为江南建筑当之无愧的绝版。

　　当其他地方打扮得花枝招展，进入无序的商业开发的时候，风格幽雅而又粗犷相间的丽水古建筑显得弥足珍贵！徜徉在瓯江上游，仿佛走进了一座古典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将我们推回到了古雅的年月。

　　眼下，年轻人走出老屋，大量古建筑被冷落，无人居住的房屋腐败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往往几年时间就变成了吉凶未卜的空壳。潮湿的环境、白蚁虫害、水患、风化、山体滑坡也对建筑造成了极大的损坏。近年来，村民为了改善居住环境，拆掉了不少古建筑，取而代之的是无数丑陋的水泥房。一幢幢尘封已久的琼楼玉宇刚刚进入视野，难道要立即在我们眼前消失吗？

　　鲁晓敏（作家）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