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葱皮（二）

　　马可·波罗中文书店

　　罗马的马可·波罗中文书店，是由意中友协这个民间组织开的。书店开在闹市区的冷巷里头。那条巷弄真叫冷僻：冬天的时候穿堂风扫过，天空凝重，墙壁斑驳，色调灰暗，给我留下了“中世纪”的印记。这儿车子开不进来，人没几个，如若有人推开那书店的门，里头的人会略感意外。通常，那位会讲几句中国话的意中友协主席--一位毫无风范可言的糟老头大多在的。不知怎么回事儿，每次见到他时，他总是在与一位意大利老太婆说话。而“意大利老太婆”，是时时换面孔的，但基本上面相糟糕。见人进来了，主席转过脑袋，用中文说道，你好。书店雇用一位中国女留学生，正百无聊赖，这时强打起精神从椅子上站起。我望着大半空的书柜问道，没进新书？女留学生说，没有呵，他们说没资金了。那几册书我大部翻过，就再取下翻翻。来这儿一趟不容易，我得先乘十多个站巴士到火车站，再从火车站转换12路车在威尼斯广场下，走上半个来小时方能到达书店。这么一家破书店，可对当年的我来说，却是犹如“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毛泽东语，指社会主义阵营的阿尔巴尼亚），隔上一礼拜两礼拜，非要来一趟不可的。那年代在海外，对认得几个汉字的人来说，恐怕都闹过“文字荒”的。比如说意大利，没有华文报纸，接收不到中文电视中文电台，凡是汉字都极少见到。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差不多就跟生活在沙漠中无异了。故此，马可·波罗这家破书店，虽说书无几册，气氛也不怎么好，我还是成了这儿的常客。

　　我国内老家县城办了一份报纸，叫《青田侨乡报》，一个月一期。报社朋友给我寄来报纸，接到报纸的那天，我心情非常好，很流畅，甚至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我拆开牛皮纸信袋，展开那张小报，先浏览一下标题，不马上看，怕太快就看完了。忙完活儿，沏了壶茶，坐下，点上烟。先看感兴趣的，留有余地，还是不能太快就看完了。这样子断断续续，一天内将那张小报看完了。我看完后拿给工人看，因是在厨房里翻阅的，难免油渍斑斑，但报纸仍是不会丢掉的。接下来的日子里，如无聊，又会捡起报纸来看，这回是看中缝了，有时是广告，有时是生活小常识，比如大蒜吃什么好生姜有什么作用。看烂了，都能背了，报纸还是不会丢的，收起。我一位会画点画儿的朋友轮休日过来了。他是在番人餐馆刷盘子的，一星期下来，话没说几句，人都憋闷傻了。他拿我的小店当作歇力、透气的地方。我说景宁一位朋友寄茶叶来了，惠明茶。画画朋友说，惠明茶好呀，多年没喝到了。我沏上一壶，倒入陶瓷茶盅，碧清碧清的。我慢条斯理说道，报纸，上礼拜到了。我起身去吧台找出那张脏兮兮的报纸，简要说了下里头内容。画画朋友将报纸折起，放进夹克衫里面口袋。画画朋友说道，现在有茶喝，就不看报纸了，省着看。

　　我有好几次，实在没东西看，就翻阅《现代汉语词典》，随手打开，一页页翻过去，也能过过干瘾的。

　　我现在算是有了固定地址，就通过马可·波罗书店订了几份国内的文学杂志和一份《文艺报》。我那时小店刚起步，欠一屁股债，经济拮据，登杂志、报纸的钱，可说是从牙齿缝里抠下的。我有次去书店，碰到一位新来的中国女留学生。她说她是南京人。女留学生说，这儿全是你们浙江人，我想找份工作都没门路呢。按这位留学生说的，在书店上班，只能领到象征性的一点工资，根本不够开支。她接下去要去大学城上学了，想攒点钱。我说那我给你问问看吧。我从书店出来，女留学生从后头跑步赶上我，她说要去买点东西。那块空地，在那处形同“中世纪”的街区里，算宽敞了。尤为难得的是那天偏偏有阳光，淡淡地晒于地上。那个印象，我至今仍记在脑子中。

　　离罗马一百公里处小镇

　　有一两次，我在睡梦中醒过来，腮帮上挂着泪痕。男儿有泪不轻弹，白天的时候，当我意识清醒的时候，我是断然不会像娘们儿那样哭哭啼啼的；可睡梦中，我就不好控制了，那不争气的泪水就流出来了。我热爱文学，可我偏偏又接受命运的安排跑到这番邦来做厨房。这厨房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相距太过遥远了。而且，人在厨房里一日日干下去，脑子必定生锈，只晓得广东炒饭是怎么炒的，杏仁鸡丁是怎么炒的，春卷是怎样炸的。我越想越焦急，越想越伤心。日有所思，夜里头就不得安宁了。我有时彻夜无眠，望着天花板数数，窗外透进薄光，汽车跑动的声音多了起来，一个晚上就这样折腾过去了。我已有一两年没动笔了。那种想坐于桌前安静地写写字的欲望如犯毒瘾的人一般，愈来愈烈。我横下心来，抛开一切，决计抽出个时间段去写作！那个时候，“写作”对我来说是奢侈的，是具有某种崇高性的。

　　我收拾简单行囊，于冬天一个灰蒙蒙的日子里乘火车去了一座小镇。那是一个死角，不在主干线上。小镇近于死水一潭，新的建筑、现代化的气息，可说一点没有。小镇停滞在了中世纪的氛围中，与冬季阴沉的气候融为一堂。我印象中，我在小镇那十数天里，天气就没晴朗过，一直是阴天和雨天。那种雨天，嘀嘀嗒嗒，真叫那个阴冷啊。居住的条件也不好，没暖气。本来欧洲的房屋大部都是安装有暖气管道，可只要是中国人住进去了，就把暖气给切断了。勤俭节约是咱们的美德。再说，对于做点小生意的或打工的，经济状况的确是捉襟见肘，只有能省则省一招了。我窝在斗室里，两天时间写了一地废纸。长时间没动笔了，脑子没法进入轨道，此一时彼一时，不是光靠斗志昂扬就能跨越过去的。我心灰意懒，很是沮丧。

　　餐馆的王梁受朋友委托，每天做牛杂火锅给我吃，陪我喝酒。番人不吃牛杂，认为不卫生或其他什么原因--反正他们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拿来喂狗的。咱中国人却偏好这口，碰上牛杂不吃是没道理的。我曾与王梁一块儿去猫狗食品店买牛杂。手胳膊长浓黑猪毛的番人见惯不怪，随手抓了几把装塑料袋里。王梁赶紧摆手，称呼他朋友，要挑带筋头的。牛杂便宜得很，差不多等于吃白食。但好吃。王梁放了大蒜子、红辣椒、生姜，味重如铁。大冬天里，我们吃得脑门子出汗。葡萄酒是散装的，王梁去酿酒人家拿大玻璃瓶装来，一次十公斤，比喝水还要省钱。我心想，这地儿好在有个王梁。王梁热心肠，是个话篓子。两人每回都喝个半醉方休，说过的话就像空气一样消失了，无影无踪。餐馆白天几乎一点生意都没，天天吃鸭蛋；晚上有点儿生意，周末还不错。朋友的弟弟和妹妹尚在读书，白天他们就读书去，晚上来餐馆吃饭、帮忙。大部分时间里，这家餐馆仅王梁一人守场，他进进出出，其实一点事儿都没，但瞧他样子却挺忙的。或许他还真是忙的，就算餐馆没生意，头绪还是繁多的吧。

　　朋友的弟弟、妹妹，老大不小了，可他们却是睡在同一张大床上的--可能是因为房间里太冷了吧。他们各盖各的被子，经常吵架。星期天的白天，餐馆一般有点儿生意的，王梁推开他们的房间门，叫他们起来去餐馆帮忙。两兄妹蒙上被头，装聋作哑。王梁生气了，他说你们俩至少要起来一个！于是他们开始互相蹬腿，被窝下头风起云涌；他们将对方的被头给掀了，一个说，还不起床！另一个声音更大，你还不起床！他们争来争去，就动手了，弟弟打不过妹妹，脸被抓破了。妹妹披头散发地从床上跳下，嘴上嚷嚷道，烦死了、烦死了，连个礼拜天都睡不好觉！

　　找不到自己位置

　　有一种说法，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适合的位置的。比如说一个水库里，有经验的养殖者会放养三种类型的鱼苗：一种鱼活动范畴在浅水区域；一种鱼活动范畴在中层水域；一种鱼活动范畴在深水区域。这样子平面的水库就成立体的水库了，空间予以充分利用。而三种类型的鱼，则互不干涉又相得益彰。

　　我在番邦的十余年，可说从未找到过自己的位置。我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或者说这儿压根儿就没有我的位置，而我却阴差阳错地跑来了。我当时最强烈的感觉是，自己是一条被搁浅在沙漠中的鱼，奄奄一息。

　　我为什么要出国？那显然不是我自己的人生安排，而是随大流盲目跟风的结果。我无任何外语基础，而且天生这方面愚笨，我这不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要知道，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再没有比“失语症”的生活更为痛苦了，更为令人抓狂了。没有言语，无法交流，一个人的尊严从何谈起？一个人的趣味从何谈起？一个人的涵养从何谈起？统统归零。人长期处于一种语言隔离状态之下的环境里，那种孤独感、那种沮丧感，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切肤体验。而我本来是可以回避开的，但我却没有，我跳进了火坑，这是一个大错位。另外一个错位，是我所从事的工作。俗话说女人怕嫁错郎，男人怕入错行。一项对己毫无兴趣可言的工作，无疑等同于慢性自杀。在这儿我丝毫没有贬损体力劳动之意，但这些活儿于我是千真万确不合适的。我这人对金钱并不看重，我更看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不管是做厨房也好，衣工场也好，开餐饮业也好，精神方面的含金量几近于无。如若再对金钱不敏感的话，那人的兴趣点在哪？人的成就感在哪？人的自我价值在哪？当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背道而驰时，人的动力和活下去的理由，就值得商榷了。

　　有人说，并非就你读了几句书的，人家什么高级知识分子到了海外还不是入乡随俗，该干吗干吗的，做出了一番事业。这也是我的一大错位。我到了国外，不干实事，却满脑子红花绿草死不悔改要写文章，这步棋之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也。

　　我有位老乡、老前辈，原先在国内时写过小文章的，到了法国后，不知是运气好还是哪条筋脉给他搭牢了，居然进了一家华文报社当编辑。这个人无疑成了我的楷模了。我到法国巴黎后没几天，便四处打探他的电话号码。接着就跑到电话亭给他打电话。我心情有些激动，犹如孤儿碰到了亲人一样，一肚子的话都不知先说哪好了。我语无伦次。大意是说我对他久仰大名啦，在老家时没机会认识，没想到在巴黎通上电话啦……我还说到他在报社做事，是家乡的骄傲啦等肉麻话。对方打断我的话问道，你、什么事儿？我吞吞吐吐说自己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是老师的追随者呢……对方再次打断我话头问道，有事儿你快说呀，我这边忙。我鼓起勇气说道，我目前还没找到事做，不知你们报社，像校对什么的工有没有？我一定能做好的。对方道，那是不可能的。你初来乍到的，如果有洗碗工我给你介绍吧。过后通过两三次电话。我在华文报纸登“豆腐干”了，赶紧跟他说了；失业苦闷时，也给他打过电话。真正与他碰面是在一次婚宴上。一位八竿子挨不着边的亲戚请吃喜酒。他作为当地华人圈里的文化人，坐门口进来的桌子前登记人情钱的账。我交上红包后，说某老师，我就是与你通过电话的那个某某，今天我们终于碰面了！这位某老师戴个老花眼镜，仰起头来呵呵了两声。酒席散场前，我跑主宾席去找他，想多聊上几句，可他人不在。出来廊道上，我与他们夫妇俩倒是碰见了。我许是喝了酒缘故吧，见着他时就大跨步走过去握住了他的一只手。我亲热地叫他某老师，说刚才找他没找着。他眉头皱起来，显然已经不悦。他老婆问他，这人是谁？他说不晓得。这话我听入耳了。我说某老师，你怎么不晓得我呀，我是某某啊，刚才，我不是自我介绍过的吗……我也写小说写散文的呀……我在说这些废话时，很有可能酒气熏天，我的臭气和唾沫说不定都已喷到他脸面上了；再说我把他的手握住就没松动，致使他发怒了。他一把摔开我的手，嘴上说神经病！我没防备，再加上喝了酒重心不稳，打了个趔趄。我看着他们夫妇扬长而去的背影，酒一下子醒了，羞愧得无地自容。

　　老板，你信写不完的呀

　　我在法国的时候，见到《欧洲日报》上有一则台湾某影视公司的电影剧本征稿广告。我于是蠢蠢欲动，异想天开，想通过这条途径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我废寝忘食、同时又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在那儿写呵写的，终于写成了一个东西。我从未写过什么电影剧本，连最基本的格式都不懂。我跑到巴黎那家有名头的中文书店凤凰书店去“蹭书”，盘腿坐于地板上，不管营业人员的白眼，拼命翻阅剧本方面的书籍。我自认为有点小聪明，翻过几本电影剧本后，便觉得可以入手写了。我设计人物，编排故事大纲，写对话，写场景，挺顺的。就是不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用，算不算得上是电影剧本了，心里一点没数。我写好后拿给那时在巴黎打工的一位姓叶的朋友看。他说我的《漂洋过海》题目不好，太大路货。我回去苦思冥想，忆想起了当年在国内某高校进修时看过的一部影片《走出非洲》--那部电影我很喜欢，我以为以个体的生命体验来表述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包容的一面，极具震撼力。我因此想，我一个来自亚洲的东方人，对西方完全懵懂无知，即使现在人的身体是在欧洲了，但人的心灵是永远无法走入欧洲的。故此，我将题目改作了《走入欧洲》。我将文稿拿到那位远房大伯住处，用他的复印机复印了两份，给邮寄到台湾那家影视公司去。

　　我来意大利后，差不多把这事儿给忘了。一天我接到巴黎房东的一个大信袋，里头塞着这个文稿。退稿是这个东西的必然命运。一段日子后，我认为这个稿子里的有关素材还是可用用的，于是就这儿割一块那儿割一块地写了若干小说及散文。我的写作时间，一般安排在午后三时至六时。因为这个时间段，几乎欧洲所有的店铺都是要关门休息的，我利用了这个时间段。天气凉爽的情况下，我就坐店堂的餐桌上写；天气热的情况下，我就在地下室仓库里写。店里二厨，原先在国内的时候是个爱打架的人，他崇尚武力，对其他事儿有点漠然。他见我趴在桌子上写个不停，便问道，老板写信啊。我嗯嗯呵呵的。是啊，在这以开餐馆为主业的欧洲华人圈里，一个人捏了笔坐下来花费心思花费工夫地去写汉字，除去写信还能写什么呢？那时候电话费贵，一般没重大事情是不会轻易打电话的，书信是与远方的亲人传情达意的最佳通讯工具了。二厨睡过一觉或打过几圈麻将后过来上班，哼着小调下地下室换衣服，见我仍埋头写个不停，便问道，老板，信还没写好啊？我再次嗯嗯呵呵的。如此反复，二厨不禁觉着奇怪了，有次他说，老板，你信写不完的呀？我说是啊，朋友多，每人一封……就这样子了。二厨说，我写信很简单的，说身体没病，在做工没打赌，就行了，不超过三五百个字眼，写信不就报个平安么。

　　三、漂泊异域的人

　　拖拉机手

　　我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待了一个来月，与朋友餐馆的大厨混熟了。这位老兄，在老家是开手扶拖拉机的，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到番邦后，他说自己是困在笼中的老虎，动弹不得。晚上睡前，拖拉机手跟我扯先前在老家开拖拉机的事儿。先前什么都不发达，在农村里开辆手扶拖拉机跑运输，就是能人和牛人。拖拉机手说，我那条四都港源里，出挑点的女孩都逃不出我手掌心的，蚕吃桑叶一样一个个吃掉。我说就凭你是开拖拉机的？拖拉机手说当然！拖拉机手接着说道，我一次带一个，让她坐在我身边，转弯时我手肘用力地顶过去，三探两探心中就有数了，进县城请吃饭，给灌点酒，再买身衣服……就八九不离十了。我对你说，女孩都虚荣心的，喜欢到县城逛街买东西，四都港那时没班车的，我的拖拉机就是班车，她们白乘班车有吃有喝有衣服穿……我对你说，有次我一口气带了两个……有天三更半夜我醒过来，整个员工宿舍里静悄悄。拖拉机手的床头灯亮着，他在入神地看一张照片。我嘀咕问道，想老婆啦？拖拉机手说想婊子。拖拉机手说话一向直白，我没惊讶。

　　夹于拖拉机手皮夹子里的那张人头照片，的确是妓女，菲律宾人。我曾看过那张照片，属照相亭里拍的自动快照，一般用于张贴身份证明表格的。女人一如大多数菲律宾人一样皮肤偏黑，大眼睛，嘴唇尤其黑，头发自然卷。拖拉机手目光呆滞说道，她回菲律宾了，要嫁人了。据拖拉机手说，他与这位菲律宾籍妓女交往一年多，他每次去妓院都点她，雷打不动。作为回报，这位菲律宾妓女每回让他做两次。而这一点在妓院里是犯规矩的。拖拉机手讲不了几句德语，那位菲律宾妓女同样讲不了几句德语，他们两人的相处，可谓肢体语言胜于口头语言。就是在这种鸡与鸭搅作一团的情形下，他们之间却硬是萌生出了感情，尚且感情深厚。如此看来，人类的情感世界实在是丰富多彩啊，无坚不摧，是没有什么樊篱阻挡得了的。拖拉机手本是个特别容易喜新厌旧的人，换女人犹如换衬衣那么随意，没想到到了这格拉茨，竟栽在了一个烟花女身上。

　　由于存在语言方面的交流困难，他们分开后没办法以书信的方式来传情达意；打电话，往往喘气的声音要比说话的声音多不知多少倍。他们对着话筒接吻，呼叫对方昵称……拖拉机手泪流满面，哽咽不已。这千山万水，这残酷的现实，活活地将他们给剥离开了。菲律宾女人离开之前，把自己的小姐妹介绍给了拖拉机手。菲律宾女人对拖拉机手说道，你见到她就当是见到我吧。这位菲律宾女人，长相与那位菲律宾女人大同小异，外人是分不大出来的。然而，在拖拉机手心目中，那是大不相同的。事实上，拖拉机手他现今去妓院点这位菲律宾女人，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在于重温旧梦。许多有关那位菲律宾女人的消息，拖拉机手是从这位菲律宾女人口中获知的。他们之间的交谈自然存在障碍，但这面对面的连比带划总要表达清楚一点的。

　　每逢拖拉机手轮休那日，他必定洗个澡，头发梳得油光可鉴，套上一身浅色西装。拖拉机手没下楼蹭饭，吃自个儿买的干粮，喝牛奶。拖拉机手春风满面地从户外铁楼梯下来，神采奕奕。我说逛街去了？拖拉机手说是啊。我说时间还这么早，就去了？拖拉机手说，先走走，去朋友餐馆坐坐。妓院一般晚上才开门营业的，可拖拉机手午后就出发了。他四处溜达，酝酿一番，充分享受去之前的这派宁静。这堂每礼拜的必修课，对拖拉机手来说意义非同小可。拖拉机手就曾对我说过，我做一礼拜牛马工，还不就是为了这个休息日！

　　连女士一家子

　　每每在记忆的深处与这位连女士照面时，我便会没来由地联想到早年看过的一部电影--日本影片《啊，野麦岭》。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恐怕牵强附会。《啊，野麦岭》剧情内容，反映的是战后日本百废待兴时期，一群纺织女工的艰辛人生和凄惨命运。有一组镜头，一位胖乎乎女工因在纺织机前忙得脱不开身，而将尿尿拉在裤裆里--遭受工头拖出去毒打一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还有那群纺织女工绝望的哀号，死鱼一般的眼神，以及“卓别林式”的忙碌身影，都在我的脑屏中挥之不去。如若硬要将连女士与这部影片搭上一点边的话，或许在“时代背景”和“忍辱负重”这俩词儿上可以“混淆”一下的。连女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国的。当年的神州大地，不说百废待兴的话，至少也是穷得丁当响了。长时间的折腾闹革命和与外面世界的绝缘，使得咱们中国的国力衰弱，民众的生活水准大大低于西方国家。连女士便是在这种国与国之间地位悬殊的情况下，跑到意大利做淘金梦的。至于说到“忍辱负重”，我们可假设和推想的。连女士抛夫别子，在不懂语言无任何经济基础的境况下，只身一人来到这番邦，其间的难处和困境，不用说也有几箩筐的，唠叨起来怕是没完没了吧。

　　连女士是个能吃苦的人，同时她也是个脑子好使的人。连女士的文化程度，我估摸也就初中的阶段吧。她一个文化程度不高且无特长可言的县城女子，第一步把自个儿嫁到了省城，而且对方还是个体操教练。当年并无什么选美活动的，有点模样儿的女子往往都愿意进入女子体操队，练体形、练姿势、见世面，从而在操场上、在舞台上抛头露面，得以充分展露自个儿的样貌。连女士的老公，恰恰就是担任女子体操队的一位教练。按理说，面对美女如云，他早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可偏偏没有；他偏偏就成了连女士的老公。连女士进省城后，没工作；一段日子过后，她老公单位照顾家属，招她进单位机关招待所做服务员。机关招待所的工作很清闲，连女士每天将小孩带到单位里，她边打毛线边带小孩，下班前上街买个小菜，回家做顿热饭，侍候得体操教练心满意足没得说的。

　　连女士终究不是一个甘于认命的人。她通过老家“去番邦”的途径，成功地把自己弄到了意大利。连女士在南部小城和习师傅开餐馆站稳脚跟后，便把老公和两个子女带出来了。那位体操教练到了这番邦，下不了厨房上不了厅堂，英雄无用武之地，人一下子矮了一大截，精神相当地苦闷。能够让这位体操教练唯一引以为荣的是罗马一家大餐馆的老板娘，曾经是他的学生。那位女子体操队的学员，在某次表演赛场上，被一位回国探亲的华侨相中--飞抵罗马做了现成的老板娘。体操教练说道，她上次打电话来，叫我去罗马玩呢。连女士道，欧洲都很现实的，光叫你去罗马玩有什么意思？问她借点钱还不照样没音讯了！很显然，现如今体操教练和连女士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然颠倒。连女士女强人的形象渐渐树起。她忙里忙外，干活不怕脏不怕累，而且手脚麻利；外头的应酬，她同样应付裕如。连女士与当地人士打得火热，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水电工，她哪位都没落下。夜里头，连女士喝得醉醺醺回来，一见体操教练仍在灯下呆坐，她就火了，说这么迟了还不睡……我这样子一天忙到晚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哦！卫生局的罚款单不处理掉，这店还开得下去开不下去呀……有什么老醋好吃的！连女士酒喝得再多，再怎么晚睡，她第二天必定早起，该买菜买菜，该办事儿办事儿，从不会有误。而体操教练则三天两头赖床，那双手比金属还重，老是递不出去。连女士和番人对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敢说，不怕出洋相，进步就快；而体操教练死爱面子，头天熟记的单词，第二天实用时就卡壳了。他们家一对子女，往往站在连女士一方，说爸爸怕苦怕累，不思上进。

　　桃　花

　　“桃花”的名字不叫桃花，她另有尊姓大名的。我只是觉得，在叙述她这个人时，冠以“桃花”一名较为妥帖，姑且称之吧。桃花是个情感颇为丰富的女人。

　　我第一次见到桃花，场景如一幅画儿：一条老街，光线些许暗淡，环境显得凝重。但桃花没受暗色调影响，反倒因了衬托成为了亮点。桃花穿白衬衫，黑筒裙，皮凉鞋，这套行头乃餐馆跑堂的服饰，极其简朴，很自然。桃花的妙处在于她那头乌黑的秀发，与整个情景太般配了，似乎飘逸，带动了铁般沉静的空间。桃花是刚刚从餐馆里头出来，应该是下班要回去了，她在餐馆门口站了会儿，她的头顶上方是中餐馆通常悬挂着的红灯笼……这个瞬间，在我的脑子里头顽固地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地方临海，属吃码头饭的一座小城。小城平日很安静，有远洋轮靠岸了，水手们呼拥而上，小城就热闹上一阵子，而后再度归于寂静。有一天，一艘中国远洋轮停泊在码头上。来该地的中国轮船并不多，先前来过两趟。每一次碰到这些中国水手时，桃花都会说见到你们太高兴了，可以痛快地讲讲中国话！这次的这拨中国水手一上岸，就四处打听此地有没有中餐馆，一位在码头开吊车的工人说道，有，杭州餐馆。小城不大，水手们没花多大工夫就来到了杭州餐馆。桃花的老公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乐着呢。桃花老公说道，我今天上街买菜，车子刚开出路口……树上鸟儿叫得欢，我心里嘀咕是什么鸟儿呀……是喜鹊，不信还真不行，这不，高朋满座了嘛！水手们嚷道，快快炒几道菜，这海上漂的日子，馋坏了！桃花老公边穿上工作服边拖腔带调说道，瓦西里同志，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桃花一如一只花蝴蝶扑腾，倒茶上水。桃花说，这国外不比国内啦，将就着喝点茉莉花陈茶吧。水手们说有茶喝就很不错喽。一位英俊水手定眼朝着桃花看--不能不说他失态了，如入无人之境忘乎所以了。桃花白衬衫的纽扣解了三颗。那第三颗纽扣可说是桃花的杀手锏，所向披靡，屡试不爽。

　　英俊水手单独抽身跑过来找桃花老公。桃花老公在路旁洗车，车子上全是肥皂泡，白花花的。英俊水手从背包里取出两瓶茅台酒、两条软壳中华烟。桃花老公睁大眼睛问道，你、这什么意思？英俊水手说，我想留下来，只要给口饭吃就行。桃花老公开始拿海绵擦拭车子，英俊水手帮忙冲水。桃花老公说道，这外国……你都见到了，没什么大油水可捞的，勤勤恳恳、省吃俭用，还有几个钱存下，手脚稍松动点，就是保个肚皮。英俊水手道，你说的话在理……不过我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我计谋了好久，一直没机会……你们夫妇俩人不错，就收留下我吧。

　　这家夫妻店，现在添了个人手。桃花老公对英俊水手不赖，诲人不倦地教他厨艺。很快地，英俊水手就能够独当一面了。有一天，桃花老公对英俊水手说道，我要出去……捞点外快，马没夜草吃不肥啊，你能在我这儿安心干么？英俊水手说能。桃花老公拍拍英俊水手肩膀道，从这个月起，我按大厨工资给你。桃花老公前脚刚走，桃花和英俊水手就搅一块儿了--无一例外地上演了一出通俗戏剧。他们的下场并不怎么好，可谓斯文扫地一点儿都不体面。英俊水手被桃花老公痛揍一顿后赶出门外。桃花老公骂英俊水手是贼骨头！骂桃花是乌贼！这两句骂词在我老家方言里头算是犀利的。

　　这段事儿发生在过去时。我来到这座港口小城的时候，至少在面上已是风平浪静。桃花老公在南斯拉夫那边干上了瘾，极少回来。这儿除桃花外，尚有桃花姐姐和姐夫，以及桃花老公不知从哪儿“捡”来的一位白干活的满人。满人五大三粗，会吼两句京剧。满人戏言自己安全系数高，是个能让老板踏实的人。一天，我在仓库里无意间发现了一顶水手帽，歪戴在脑门上走进餐厅。桃花见之瞳孔发亮，而后她莫名地发笑，说你戴着还蛮像回事儿的。又一天，我在住所的床铺底下见到一封已撕开口子的信。那信是国内某女子写给英俊水手的。他们之间可能是恋人关系，可能不是，仅为一点点暧昧性质而已。1990年意大利举办足球世界杯--那女子就是在该时间段里写的信。她说她现在每天在电视上看世界怀，好可怜；女子说你多爽啊，可以亲临现场看比赛，有没有弄到马拉多纳的亲笔签名呀？看来，这位国内的女同胞是想当然了，高估英俊水手海外生活的质量了。

　　米兰老板

　　餐馆老板，我不知见过两面还是三面。两面是肯定有过的，三面的话吃不准。这位矮个子老板，我在不认识他之前，早就听闻过他的种种传说。老板出国的时间为“文革”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吧。那个年头出国的人极少，国门封闭，卡得死，要想出国比登月球容易不了多少（当然夸张了呀）。老板出国的时候，子女已经一大群。也就是说，他当年并不年轻了。老板出国前在老家县城，是位手工业者，可说心灵手巧。他出国后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皮包工场做工，学习做皮包。他是个聪明人，一年半载学下来，就胸有成竹了。过后他通过亲戚、老乡筹集资金，自己开皮包工场，全数雇用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人做工人。意大利这个国家，北部与南部，经济相差悬殊，故而南部的人纷纷跑到北部来打工。

　　老板的皮包工场生意不错，他接着又在米兰开了家皮包销售店，批发兼零售，生意同样“全国山河一片红”。老板腰包鼓了，心情舒畅了，生活自然就色彩斑斓了。皮包工场里有许多女工，这些来自那不勒斯地区的贫苦人家的女儿们，身体健美，性情活泼，虽然过的是暗无天日的日子，但她们照旧嘻嘻哈哈，开起玩笑来很黄、很暴力。矮个子东方老板，手无缚鸡之力，根本不是她们对手。有时候老板进车间检查工作，催促皮包进度。话还没讲完，人已被那些野蛮的女工掀倒了。有胆大的撩开衣裳掏出白皙大奶，活蹦乱跳地塞进老板口中。女工们肆无忌惮，要脱下老板的西装裤，说要瞧瞧黄种人的家伙是不是像传说中说的那样坚硬如铁。老板到底发火了，大叫大嚷。女工们吐吐舌头吓坏了。

　　老板过着如鱼得水的日子。这些女工开销很省的，略微对她好点儿，送个包或请她去饭店吃餐饭，她们就非常乐意与你上床了。其中一位女孩，个子比老板高出一头，脾气特别好，从不会红脸生气。老板把她调到皮包店当售货员。女孩知恩图报，把老板服侍得舒舒服服。老板于是大大收心，不图数量只讲质量了。

　　如果光就是这么点事儿，意思是不大的。后来事情的发展，可说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之外。老板和那位女孩同居后，过上了一段稳定的日子。有一天，过去的女孩现今的少妇--她的侄女从南部乡下来米兰玩。侄女当年十三岁，不过欧洲人发育早，侄女看上去已是十分成熟了，水灵灵的。据另一家中餐馆老板“守财奴”说，老板是利用侄女在家洗澡时，他偷偷从店里溜回来把她哄骗到手的。这些烂事儿同样不足为奇。让人纳闷的是，那两个女人，姑姑和侄女，从此以后就共同住在老板家里了。他们究竟是怎么相处的，外人不得而知。姑姑没有生育（好在没生育！），侄女生下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有点儿傻，女儿漂亮、聪慧。有人说侄女生儿子时岁数太小，所以儿子就有点儿傻了。两位女人，从未离开过老板，陪同他走完了人生之路。

　　老板来危楼餐馆那天，我记得天气阴冷，雪倒没下。老板不会开车，车子是由侄女开来的。这个女人，当时三十多岁吧，长得不算漂亮，没什么笑脸，穿了一件笨重的裘皮大衣，像是捂了床沉甸甸的棉被。她肤色白皙，嘴唇红艳艳的。张明点头哈腰给她打了杯咖啡。侄女站吧台前喝咖啡，点上一支细细的烟卷。她抽上一口，烟卷的白色海绵嘴上留下了个红印痕。老板那时七十多岁，戴顶礼帽，样子很夸张；跑前跑后，精力很充沛。他训斥张明事情没做好，乱七八糟的，没头没脑。接下来说我不再贴钱了，你们自赚自吃……我白白把店给你们开，还叫我贴钱说得过去么！

　　我正是因为拿不到工资，跑到米兰又见了一次老板的面。老板米兰那家皮包销售店，今不如昔，生意一般；至少我那天上门时，没见到一位顾客进来。姑姑一人在看店，她看见中国人推门进来，知晓并非好事，脸上没一点表情。她说你找老板？我说是的。她说老板不在。我踅门口抽了根烟，想想不行，不能就这样走掉！我重新推门进去，没与她搭讪。我脸色肯定不好看，怕是发青了吧。大概半小时左右，姑姑在里头偷偷打电话。过后她对我说，老板叫你上去。老板或许是生病了，靠在椅子上，身上盖了床毯子。侄女依然如故，爱理不理的，不知在忙乎什么。老板好像牙齿痛似的，面部抽搐着叫侄女拿钱来。不够。姑姑上来，手上拿的是营业额的钱，交到老板手中。老板摸索了半天，才将我的工资凑齐。他说你们做工，真的要好好做啊！

　　电视机

　　拄拐杖老人姓谢。谢姓老人中奖获得的那台电视机放在一老乡餐馆里。我和一位原先在国内电视台工作过的朋友一块儿去那家餐馆。谢姓老人说，这东西搬不动，装不起来。我指指朋友对他说道，他在中国就干这行的。我们打车将电视机搬回谢姓老人家。谢姓老人抖抖索索打开房门，一股刺鼻的气味直扑过来。是那种在医院里常闻到的气味。谢姓老人的桌子上，摆放着针筒及酒精瓶什么的。谢姓老人解释道，腿脚不灵便，就自个儿打针了。谢姓老人除被车撞坏一条腿外，身体上还有其他许多毛病。这些年来，他靠打针吃药维系生命，弄得整间屋子像间诊所，瓶瓶罐罐不少，气味浓烈。

　　谢姓老人说，先不急的，喝杯咖啡吧。谢姓老人撑起身子，在房间里摸摸索索。我朋友道，不用客气了，我不喜欢喝咖啡的。谢姓老人道，太难得了，我总得表示一下的呀。谢姓老人烧了一点水，冲了两杯咖啡。他说他身体不好，咖啡不敢多喝。我环视他的房间，塞得满满当当，光线不足，让人十分压抑。谢姓老人道，没整理，乱糟糟的……我这儿，少说廿个年头没人走动了。我没听明白，问他这话什么意思？谢姓老人道，最后一次是哪年谁来过的，都记不清了，少说廿个年头喽。我和朋友都吃了一惊。我们怎么都没想到，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是个二十多年没人光顾过的场所呢。

　　我们是有备而来的，事先买来了室外天线及电线、插座等。两人分分工，朋友从窗口爬出去，将天线架子搭在屋顶上，我在窗台上打下手。而后进行调试，屏幕上一片片雪花闪闪烁烁。突然就有声音了，屏幕上闪现人影子。谢姓老人一如孩童般高兴，他说有了有了，屋子里闹热了！朋友屏声静气继续调试，图像渐渐清晰稳定下来。谢姓老人眉开眼笑，握住朋友手说，多谢！多谢！朋友好生难为情。谢姓老人拄着拐杖来到衣橱前，仰起头说道，我记得……那上头有瓶酒的，你们看谁爬上去把它拿下来。我明白老人意思，便拖过椅子上去，在厚厚的灰尘里头摸出那瓶酒。我将那瓶酒拿到水槽冲洗。积垢太厚了，我边冲水边用铁丝球用劲刷。这瓶法国白兰地，市面上已见不到了。朋友凑过来说，酒越陈越好，看来我们今天有口福了。可事实上并非如此。这瓶乌黑的酒，因时间过久，瓶塞子一碰即成粉末状了。谢姓老人郑重其事找来两只酒杯，让我们倒出来看看。倒入杯子的酒除漂浮着碎木屑外，颜色也不对头，黑乎乎的。我看朋友一眼，他看我一眼，举棋不定。谢姓老人在一旁说道，喝嘛，酒是好酒，我记得当年是花三十多法郎买的，这瓶最贵，我没舍得喝……就留下来了。我和朋友试着喝了一小口，马上就皱眉头了。这酒不知是什么味道，涩涩的，连舌根都发麻了。谢姓老人见状问道，是不是这酒坏了？我说大概吧。朋友问他道，这酒时间老长了吧？谢姓老人想了想后说，时间是老长了，我那年生了场病……医生要我戒酒……我那年五十多岁，今年八十四岁……是三十几年还是廿几年？

　　谢姓老人将电视机开得震天响，因他耳背得厉害。不过，就算他听到了声音，凭他那点法语底子，恐怕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吧。然而这并没有阻挡得了谢姓老人享受电视的快乐。谢姓老人执意要出去买瓶酒庆贺庆贺，我们执意没让他出去。离开时，谢姓老人说道，这么多年来，屋里头从未有人说过话，这下子天天有人说话啦！

　　远房大伯

　　远房大伯是个有趣的人。热情，充满活力。同时，他也有点无伤大雅的吹毛求疵毛病。远房大伯眼前的处境并不太好，但在外人眼中，他西装革履，半秃的脑袋上一丝不苟。远房大伯在穿衣镜前梳头发，李姓老人问道，又要出去啦？远房大伯说，忙死了，都是要紧的事儿呢！不去不行。实际上远房大伯的出门，有时候一点儿事都没，他反正办有地铁月票，兜上一圈不花一个子儿的；有时的确有点事儿。远房大伯好像是台湾方面驻法国某机构的一位无足轻重的编外人员，薪水不高的。他搭铺在李姓老人家的那个角落，除被褥整洁的一铺床外，桌子上尚有复印机一台、传真机一台。我就曾用他的复印机复印过一份文稿的。远房大伯每日里在巴黎城跑前跑后都忙些啥子事儿，我不得而知。我想，应该是些鸡毛蒜皮事儿吧。

　　远房大伯是从台湾转过来的。但远房大伯与其他从大陆去台湾的人不同，他并不是因当兵或当官什么的而去台湾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商人。远房大伯常对人说道，我不管政治的，赚钱最要紧。远房大伯有个哥哥还是弟弟，在国民党军队服役，按推测当是混了个一官半职的。国民党军队撤退台湾前，整个中国大地烽火迭起，硝烟弥漫，有许多人见缝插针做生意，捞取其中的好处。远房大伯便是那其中的一条小小蛀虫。远房大伯跟随哥哥或弟弟的部队走，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们哥俩儿里应外合，捡军需供给物资的漏。同样按推测来看，远房大伯想必是未捞到大财的，而蝇头小利恐怕是源源不断的吧。远房大伯如同叮咬在部队这条大腿上的一只蚊蚋，只顾吸血不止，忘却了自个儿的安危。待部队要撤离大陆前往台湾时，他仍不眨一眼地就渡海过去了。远房大伯当时以为，这无非是一次正常的部队转移罢了。殊不知，他的这一去竟然回不来了。远房大伯家中的娇妻和襁褓里头的儿子，这下子苦煞了。孤儿寡母且不说那小半辈子的望眼欲穿煎熬，光就受其连累所遭的罪，已是一箩筐都装不下了。

　　远房大伯在台湾娶了个比他年纪小不少的女人，再添一男丁。远房大伯是个生意人，他跑到法国巴黎开中餐馆。前几年生意不赖，丰衣足食。远房大伯和先前已旅居巴黎的乡人打打麻将，台湾女人小鸟依人地依偎在他身边。远房大伯的这位台湾女人，我见过一面。那是在街上，远房大伯指点给我看的。台湾女人肤色白净，嘴唇紧抿从天桥上走过。谈不上漂亮不漂亮，但与远房大伯一比较，就显出“嫩”来了。当年更加“嫩”的台湾女人，坐在乌烟瘴气的麻将室里，她听不懂这些老男人的土话，故而基本上不大说话，显得孤单且另类。远房大伯餐馆倒闭后，台湾女人跟了另一位餐馆生意兴隆的乡人。那位乡人，非分之心早就有了，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种事儿往往只有当事者会蒙在鼓里），打麻将的时候常常分心，丢三落四，赌场失意情场得意，捷足先登将台湾女人给弄上手了。可想而知，这一打击对远房大伯是致命性的。

　　有次远房大伯领我去他儿子餐馆吃饭。在地铁口碰面时，他身后跟着一位腼腆少年。远房大伯说这位是他小儿子。远房大伯的大儿子，是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后出来的，其出国手续及费用自然是远房大伯给予的。远房大伯的结发妻子没出来，在老家吃斋念佛。远房大伯儿子餐馆坐落于巴黎近郊，生意马马虎虎。那天来了好多人，好像是远房大伯的孙子生日什么的。餐桌按番人的习俗排列成长方形，每人面前一只酒精炉，清汤锅底伏了只螃蟹。那是我第一回吃这种单人小火锅，也是第一次品尝沙茶酱这种广式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