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落花（二）

　　字体虽然拙朴，却也龙飞凤舞，让人看了荡气回肠。每有死者家属将自己亡故的亲人推进太平间，抬头在微弱的灯光里便赫然看到这一墙的红字，此情此景再细一品味，便不禁都慨然点头称是。看的人出来之后难免相互议论，渐渐地就传到了医院领导的耳朵里。医院领导特意来太平间里看了一次，那一墙的红字铺天盖地气势磅礴，确实有些骇人。医院领导本想和宋师傅谈一谈心，做做他的思想工作，但又感到话题很难展开，跟他说几句话也回答不出半句，谈得异常艰难。医院领导的心里自然明白，墙上刻的那些不诗不文的话语不过是来自评书艺人的套话，并无太深远的意味。于是宣称宋师傅的脑子受了刺激，也就由他去了。

　　从此，宋师傅就被人称为宋神经。

　　五

　　那时高洁虽然不常去医院，却也已经听说了这件事。

　　宋家的后事办过之后，宋师傅的儿子宋大兴去医院，将他母亲用过的一床棉被抱回来。那时的条件很有限，即使是市中心医院这样的大医院，一般的普通病房也不是每个患者都可以有被子，所以住院往往要自己带铺盖。宋师傅的妻子去医院时，由于病床紧张，所以只好临时住了加床，这样宋师傅就只好将家里的一床被子拿到医院去。那是一个下午，清明节的细雨还没有散去。宋大兴回到平房院，将那床母亲用过的被子铺到事先准备好的一块门板上，又去拎来一桶清水，一下一下地泼在被子上，然后就光着脚上去一点一点地踩踏。灰褐色的污水从被子里被踩出来，涓涓地流到地上，泛起一层柔软的泡沫。平房院里的人们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大家谁都不开口。宋大兴就这样一直埋头干到天黑。

　　高洁听到了，平房院里的邻居们都在议论此事。人家当她是小孩子，说话也就并不避讳，议论中都表现出极大的忿忿不平。高洁不敢去跟那些大人理论，后来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来找宋大兴评理。这时宋大兴已经很久没有理睬高洁了。高洁对宋大兴说，你不能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别人怎样说我不管，但你是知道的啊，当初可是你爸爸主动来求我妈妈的，再说我妈妈只是一个医生，又不是神仙，你妈妈和那个刚生下的小弟弟自己有那样严重的心脏病，我妈妈的医术就是再高明又有什么办法呢？宋大兴听了冷笑一声说，算了吧，我实话告诉你，这些天有很多人来劝我爸爸，让他去找医院的领导评理，这件事就是你妈妈的责任，她抵赖也没用！高洁说，我妈妈为什么要抵赖，你应该知道，你妈妈是死于难产，如果这也要怪医生，那天底下还有医生的活路吗？宋大兴听了立刻瞪起眼，把头歪过来又歪过去，然后看着高洁说，你以为就你妈妈一个人聪明啊？现在街上的人都知道了，她是拿着患者的生命当儿戏，她是为了保住自己权威的面子才不顾病人死活！

　　高洁一下怔住了。

　　这天晚上，高洁流着泪问母亲，宋大兴他母亲的死究竟是怎么回事。

　　母亲奇怪地说，什么……怎么回事。

　　高洁说，她很想听一听母亲的解释。

　　母亲又一愣地问，你让我，解释什么？

　　高洁就将平房院里邻居们的议论以及宋大兴说过的那些话都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却只是淡淡一笑，说外面那些无聊的人说什么，就不要去管它了。等我回来吧。母亲说，估计这一次我回来就应该差不多了，有一个好消息，你听了肯定会高兴得跳起来。

　　母亲说这些话时，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去外地出差。

　　高云主任这一次出差，是要乘飞机去广东。

　　也就从这一次，高洁才对飞机有了较为具象的认识。六十年代初，飞机在中国还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交通工具，人们只是在一种叫《新闻简报》的纪录影片中，才能见到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来宾乘坐这种庞大而又奇妙的东西。普通的市民阶层不要说乘坐，就是小孩子们在街上偶尔看到有飞机在头顶飞过，都要兴奋地蹦跳着大喊：大飞机！大飞机！那时从这座城市飞往广州的机票价格是九十五元，而普通工薪阶层一月的薪水也只有四五十元，还大多要养活一家人吃饭穿衣。所以，在那个时代，飞机距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很遥远。高云主任这一次乘飞机去广东，是因为一件很紧迫的事情。

　　高云主任当年在医科大学的一个同学，这时已是广州一家医院的副院长，一天突然给高云主任发来电报，让她火速赶去广州，说是有一个极为罕见的临床病例，请她过去帮一下忙。接着又打来长途电话，将那个病人的详细情况说了一下。原来这患者是香港一位林姓老板的夫人，已经身怀有孕。但就在她怀孕八个月时，却突然出了意外。这位林夫人也在丈夫的公司里工作，而且主管财务，不知是因她为人太过刻薄，不体恤底下雇员得罪了人，还是由于员工痛恨林老板而迁怒于她，或者纯粹只想开一个玩笑，总之有人不轻不重地捉弄了她一下。这位林夫人平素有一个爱好，很喜欢看《藏春阁》或《龙虎豹》一类杂志，而且喜欢一边走路一边看，到了自己的班台跟前随身一坐就可以准准地坐到靠背椅上。但这一次不知是哪个雇员，事先偷偷将那张靠背椅推到一边去了，然后大家躲在一旁等着看笑话。结果这位林夫人一边津津有味地捧着杂志看过来，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这虽然只是一个不轻不重的玩笑，但对于林夫人却很严重。她当即出现大出血，接着就有了先兆流产的症状。据香港那边的医生断言，从目前状况看，只能先尽全力抢救大人。言外之意，胎儿能否保住已经顾不上了。但林夫人的丈夫林老板却不死心。林老板原本就不相信香港那边的医生，对英国人开的医院就更没有丝毫的信任感，认为那些金发碧眼的洋医生自己都不喜欢生孩子，对妇产科自然更不会在行。倒是人口众多的内地这边，产科医生的临床经验应该更丰富一些。于是就赶紧将夫人弄来广州这边。据高云主任的这个同学在长途电话里说，目前林老板的态度很坚决，说是他夫人自不用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胎儿一起保住。可是从目前孕妇的病情看，子宫已经破裂，而且始终流血不止，再这样下去不要说孩子，恐怕连大人的生命也会有危险。这时高云主任已经听明白了。她意识到，这的确是一个很棘手的病例。

　　这位同学又说，这个林老板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内地有一位叫高云的妇产科专家，不仅医术高超经验也很丰富，曾处理过许多疑难病症，于是就向医院提出要求，一定要将高云主任请过来，并说为了节省时间可以让她飞过去，一切费用由他承担。高云主任接过这个电话之后并不想去。那时在医务界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去别的医院处理一个这样的病人，是很犯忌讳的，倘若处理得好，功劳和名声自然都是那边医院的，而一旦出了问题责任就要全落到自己身上，人家那边的医院可以把事情撇得干干净净，只要说一句都是外面请来的医生处理不当，就没有任何责任了。

　　这些年来，这种事高云主任见得太多了。

　　所以，高云主任考虑了一下就又给这个大学同学打了一个电话。她说自己这一阵很忙，不仅要看门诊，要搞课题，还要带十几个医大下来的实习生，所以实在抽不开身。这个老同学虽然已经看透高云主任的心思，却也明白，对高云主任这样的人要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那时虽然也讲“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但还叫得不是很响亮，而毛主席的那篇著名文章《纪念白求恩》虽发表于1939年12月21日，但真正走红，连同《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被人们奉为“老三篇”而争相传诵，也已是六十年代末的事情。在六十年代初，像高云主任这样的知识分子对这类文章还并不太在意。因此，那时候的医患关系也就还有些倒挂意味，不像今天，将患者视为花钱的“上帝”。于是，高云主任的这个老同学也就只好采取激将法。她故意问高云主任，你不同意来，是不是怕承担责任？

　　高云主任立刻说，我怕承担什么责任？

　　老同学说，比如，病人有什么闪失？

　　高云主任听了淡淡一笑说，真有闪失也是正常的，医院总难免死人。

　　老同学立刻说，可是……这毕竟是一个境外患者啊？

　　高云主任问对方，你认为，境外患者有什么不同吗？

　　老同学说，境外患者终归……

　　好了好了，高云主任打断她说，你不要说了，我可以告诉你，在我这里无论是哪里来的患者，都只是纯粹意义的患者，她的身份和背景对我没有任何意义。高云主任说到这里想了想，又说，不过……既然你这样说了，我倒真想去看一看，这个患者的病情究竟有多严重。这个老同学一听高云主任果然上了套，赶紧又跟她商定具体时间和去那边的一些细节问题，然后就将电话挂断了。于是几天以后，高云主任就搭乘飞机去了广州。

　　高云主任这一次去到广州的那家医院，经对病人仔细检查，凭着丰富的经验立刻确诊是子宫严重破裂伤，应考虑马上手术。这时那位林老板再次提出，一定要保住胎儿。高云主任听了皱一皱眉说，开什么玩笑，现在产妇的生命都不知是否能保住，还说什么保住胎儿？那时在民间有一种说法，叫“七活八不活”，也就是说，怀孕七个月的胎儿虽然不足月，但如果意外小产尚可以保住，反而是八月大的胎儿，一旦早产却不容易成活。这种说法是否有科学道理，时至今日仍然不得而知。但高云主任这样的妇产科专家也知道，这种规律在临床实践中的确是存在的。于是，高云主任就对这个林老板说，现在即使将患者的子宫保住了，要在解决早产问题的同时做子宫修复手术也是极其困难的，所以，如果能保住患者的生命以及子宫已经很不容易，别的就不要再奢望了。林老板一听不仅胎儿保不住，连夫人的子宫也已经受到严重威胁，一下惊得目瞪口呆。他对医学虽是外行，却也深知女人子宫的特殊意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竟咧开大嘴一下失声痛哭起来。

　　这时高云主任的那个同学将她拉到一边，低声告诉她，说这位林老板已经许诺，只要能保证他的夫人孩子母子平安，他宁愿向医院捐一大笔钱，设立一项妇幼保育基金。这个同学说，这对医院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还是请高云主任尽量想一想办法。这个同学说，无论需要什么条件，医院都会尽全力配合。高云主任想一想说，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做子宫缝合术。在六十年代，中国的医疗技术还不是很发达，在这种情况下要做这样的子宫缝合手术并没有十分把握，不仅手术过程复杂，还要在剖腹、修补子宫的同时确保胎儿安全，这样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高云主任考虑了一下，还是答应为病人做这个手术。

　　这一次手术竟然非常成功。高云主任不仅修复了病人的子宫，而且胎儿也安然无恙，术后经检查，母子各方面的体征都已完全恢复了正常。那位香港的林姓老板自然对高云主任感激涕零，不仅履行自己的诺言，当场开出一张现金支票，为医院方面建立起一笔专项的妇幼保育基金，还执意要请高云主任到香港那边去玩一段时间。那时候去香港就如同出国，虽然只有一个文锦渡口岸相隔，两边的世界却是两重天。内地人看那边不仅如同天堂，也如地狱一般是腐朽末落的资本主义社会。但高云主任对这种地方却没有多大兴趣。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谢绝了林老板的好意，然后就带着一脸倦容匆匆登上了北归的飞机。

　　这一次高云主任从广东回来，临行前所说的好消息也如期而至。

　　医院里的专家楼已经有空房子腾出来，是专为主任一级专家准备的住房，一套三间，带书房、客厅和浴室，待医院里派人收拾干净，马上就可以搬过去了。这天晚上，高云主任回来对高洁说，她已经去看过房子了，将来准备这样安排，除去那间大客厅，两间卧室她们母女一人一间，另外一间做她的书房。当时高洁听了这个消息，恨不能马上就搬过去。高洁从小是在马场路上的那幢小洋楼里长大的，住惯了独自一间卧室的房子，现在终于能离开这个平房院了，房子又一下好到天上去，宋大兴家那件事的阴影也就从心头驱散了。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的上午，高洁跟随母亲离开了平房宿舍院。医院里来了很多人，帮她们母女将东西搬进专家楼里那套三间带客厅和浴室的房子。

　　六

　　在高洁的记忆里，她和母亲搬进专家楼的那套房子没住多久。

　　这时社会上已开始乱起来。许多戴着“红袖章”的人拥到街上刷大字报，白纸黑字淋淋漓漓，贴得满世界都是。大字报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今天要“炮轰”这里，明天要“砸烂”那里，矛头指向各行各业。人们像是早已积压了太多的怨气，这时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一下都突然爆发出来。那些日子从早到晚人声滚滚，到处是群情激愤的游行队伍，到处是轰轰烈烈的群众集会。人们放开喉咙高唱革命歌曲，一边喊着口号去揪斗“牛鬼蛇神”。打，砸，还抢，街上到处扔满了混战之后丢弃的垃圾。

　　高洁是在一天早晨看见贴给母亲的大字报的。

　　这是一张莫名其妙的大字报，署名是“一部分受伤害的革命群众”。这些“受伤害的革命群众”在大字报中愤怒指出，高云主任不仅崇洋媚外，还跟“苏修”穿一条裤子。所谓“苏修”，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特有名词，专指苏联。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当年我们国家的很多模式，其实都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但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在一些原则性的政治观念上也出现了分歧。所以，我们就宣称苏联这个国家已经“修”了，也就是将真正的马列主义“修正”了。这种“修正”自然是错误的修正，于是就把苏联称之为“苏联修正主义”，简称“苏修”。当时还曾出版过一本书，名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在这本书中专门指出苏联是从哪里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修正主义”的。于是在那个时候，“苏修”和“美帝”就被并列在一起，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两大国际敌人。而倘若谁被说成是跟“苏修”合穿一条裤子，自然也就成为革命的敌人，人民的敌人。

　　这些“受伤害的革命群众”揭发高云主任崇洋媚外，跟“苏修”合穿一条裤子，指的是五十年代的一件事。五十年代我们国家与苏联还在“蜜月期”，苏联老大哥派了许多专家到这座城市支援建设。于是在当时，我们的许多科学技术乃至文化艺术也就深受他们的影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生活习惯。按照中国人的风俗传统，妇女生了孩子都要有一个月的封闭期，俗称“坐月子”。这期间产妇不能下地行走，更不能触摸凉水，尤其是新生婴儿，一定要闷在卧室里不能见风。这在苏联专家看来简直荒唐可笑。苏联人大多是欧洲的生活习惯，婴儿一降生就要抱到户外去晒太阳，还要让大自然的风吹一吹，甚至扔到游泳池里让他学游泳。这种做法从科学的角度看，自然更有道理。所以，当时刚从医科大学毕业不久的高云主任就提出倡议，让中国的产妇们向苏联妇女学习，一改过去的陈规陋习，生了孩子也到户外去晒太阳。在五十年代学苏联也是一种时尚，所以高云主任的这个倡议立刻得到广泛响应。许多产妇一生下孩子就都争相抱到户外去，不仅晒太阳，还有意让婴儿到风口去吹一吹。

　　就这样，一大批新生婴儿都患上了急性肺炎。

　　也就在这时，高云主任又非常推崇一种叫“瓦里德利西”的进口针剂。这种药物当然也是苏联生产的，据称专门治疗新生儿急性肺炎。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也正是这一批从苏联进口的针剂，竟存在很严重的问题。这些患有急性肺炎的新生婴儿被注射了这种针剂之后，竟无一幸免地都罹患了小儿麻痹症。所以，在这座城市，至今仍还有一大批五十年代出生的小儿麻痹症患者。这些“受伤害的革命群众”，也正是这些患者中的一部分。

　　当然，这件事在今天听起来还是存在着明显的漏洞。比如，当年的高云主任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她说让这座城市的产妇们去为新生婴儿晒太阳，其号召力究竟有多大，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换句话说，她那时毕竟还人微言轻，一句“向苏联妇女学习，也要给新生婴儿晒太阳”，大家就真的会去给自己的新生婴儿晒太阳吗？这里边是不是还包含着当时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狂热成分？再比如，即使当时高云主任不推崇那批叫作“瓦里德利西”的针剂，患儿是否还有别的选择也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那个特定时期，很可能除去这种从苏联进口的针剂就再无其他药物了。但是，这些“受伤害的革命群众”却不管这一套，他们认定自己首先是受到了“苏修”的伤害，而且这种伤害肯定是“苏修”有意的，蓄谋已久的。其次，他们也受到了高云主任的伤害。而这两者相比，自然是高云主任对他们的伤害更直接。于是，在贴出这张大字报的第二天一早，这些“受伤害的革命群众”就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市中心医院的门口来。他们一边高呼着革命口号向高云主任示威，同时强烈要求院方交出高云主任，让她站到街上来接受革命群众的声讨，并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这座城市的人们至今应该还记得，那是一个多么壮观的场面。成百上千罹患了小儿麻痹症的少年儿童被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背着抱着用车推着从四面八方来到医院门口，声泪俱下地哭诉着他们的遭遇和不幸，然后义愤填膺地高声呐喊，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这张贴给高云主任的大字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推动了市中心医院革命运动的发展。医院内外的革命群众受到震撼也受到了感染，于是立刻行动起来，一夜之间就将各种内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出来，矛头几乎指向医院的每个角落。那些“受伤害的革命群众”在市中心医院的门口整整聚集了三天。

　　当时正值盛夏，阳光将空气烘烤得炽热难当，街上滚动的气浪几乎快要燃烧起来。汗流浃背的革命群众见高云主任始终不肯露面，于是在一个燠热的上午，终于控制不住愤怒的情绪，一声呐喊就蜂拥着冲进医院。他们先是径直扑向当年的小儿科，将几间诊室砸得一片狼藉，然后才意识到，当年的高云主任早已不在这里，于是又转而扑向其他科室，就这样从门诊大楼的一楼一路砸上去，直到四楼的妇产科，才听说高云主任已经是这里的专家主任。这时，这些“受伤害的革命群众”都已经有些疲惫。说是“受伤害的革命群众”，其实不过是那些小患者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大都已是中老年人。他们受到伤害的程度并不亚于他们罹患疾病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是他们未来的希望，现在不仅希望破灭了，而且还使他们将来的生活也永远背负上沉重的负担。于是，当他们听说高云主任已是这里的专家主任，刚刚委顿下去的情绪一下又轰然而起。

　　但是此时，高云主任并没在妇产科。不知有意还是无意，高云主任从一早就到医院后面的资料室查资料去了。所以，当这些“受伤害的革命群众”冲上楼来，又开始动手砸妇产科时，这里除去几个前来做孕期检查的大肚子孕妇，就只还有几个普通的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自然深知革命群众的厉害，一见这样凶猛的来势就都扔下患者四散奔逃了。

　　这一次砸医院的妇产科，就将这场事件推向了高潮。

　　这也就是这座城市在当时很著名的“八一八事件”。

　　“八一八事件”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之所以经常被人们提起，还不仅仅是因为在八月十八日这天真正点燃了市中心医院的革命烈火，与此同时，这个事件还诱发了一起人命血案。死者是一个年轻的孕妇，她当时正在妇产科门诊的手术室里接受治疗。

　　这就使这场事件一下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很难说清楚，在“八一八事件”中发生的这起命案，责任者究竟是那些“受伤害的革命群众”还是医院妇产科当时在场的医生护士。有人回忆，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在那个上午，当那些“受伤害的革命群众”冲进门诊室时，医生护士和腿脚快一些的孕妇就都赶紧跑掉了。只有这个后来罹难的孕妇被孤零零地留在治疗床上。事后据当时在场的人说，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孕妇，而且非常年轻，她当时怀孕只有三个月。就在那些“受伤害的革命群众”冲进妇产科的门诊室时，她正仰身躺在治疗床上，劈着两腿接受人工流产的刮宫手术。当时那些革命群众进来得很突然，而且一片叮叮当当的见东西就砸，甚至连医药柜和器械柜都被掀翻在地上。正在做刮宫手术的医生顿时吓慌了手脚，二话没说丢下手里的器械就顾自一溜烟地跑出去了，旁边的两个小护士也都飞一样地出去了。但就在这时，这个躺在治疗床上的孕妇却正在大出血。

　　关于这孕妇大出血的原因，事后据分析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在那些革命群众冲进来之前，她就已经大出血了，也就是说，这大出血只是手术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而那个做手术的医生也正在采取相应的止血措施；另一种可能则是，起初这孕妇并没有大出血，是那个主刀医生在人们冲进来时受到惊吓，不小心将孕妇的子宫碰破了，或者说这个孕妇是由于这个医生的操作失误才造成了大出血。但无论哪一种可能，最后都是同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主刀医生在当时置这个正被实施刮宫手术的孕妇于不顾，自己先逃之夭夭了，这也才导致这个孕妇最后因大出血而死。事后据一个自称知道内情的人说，当时这个孕妇艰难地从治疗床上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出里边的手术室，一到门口立刻就瘫倒在血泊里了，与此同时，她还虚弱地喊叫了几声。关于这个孕妇喊叫的内容，后来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这个知道内情的人坚称，当时这孕妇喊叫的是：“高主任，救救我……快来救救我啊！”也就是说，她应该是认识高主任的，而且在向她求救。而当时在妇产科只有高云一个姓高的主任。但高云主任却矢口否认，她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高云主任说，她当时并不在场，这个孕妇怎么会叫自己呢？

　　但那个知情人说，高云主任当时确实就在现场，不知她是回来取东西还是临时有什么别的事情，总之在发生这一切的时候，她恰好回妇产科来了。高云主任当然知道那些“受伤害的革命群众”是冲谁来的，所以趁着混乱赶紧将身体贴在手术室的角落里，就这样一直躲到那些愤怒的革命群众走了以后，才小心翼翼地出来。

　　这一来这件事也就有些意味深长了。如果真如这位知情的人所说，就说明那个罹难的孕妇很可能是在高云主任的眼前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高云主任面对着这样一个濒死的患者，她当时又干了什么呢？她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可怜的孕妇一点一点地死去，没有过来哪怕是稍稍地帮她一下吗？后来这个孕妇的家属，也向医院提出这样的质问。孕妇家属说，高云主任是这样一个全国知名的而且有着丰富经验的妇产科专家，倘若她采取哪怕是一点点的措施，这个孕妇也不会就这样死去。但是，高云主任的解释是，她当时确确实实不在现场，她因为要搞一篇有关产科临床的论文，正在医院的资料室查阅一份英文版的医学文献，所以并不清楚四楼妇产科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关于这一点，她说，资料室的管理员也可以为她证明。然而无论怎样说，这场“八一八事件”由于那个罹难孕妇家属的加入，一下就更加如火如荼起来。

　　接着没过多久，一场新的风暴又朝高云主任席卷而来……

　　七

　　就在这次“八一八事件”之后不久，市中心医院又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这是一张更加独特的大字报，用四张整开白纸拼接起来，仅从形状看就大得惊人，而且是贴在了市中心医院临街的大门上，几乎将那扇巨大的铁门全都贴满了。上面的字迹是用红墨水写的，笔锋粗粗拉拉，墨迹星星点点，愤怒的斗争情绪跃然纸上。看上去不仅触目惊心，与墙上那些成堆成片的白纸黑字相比也更加抢眼。这张大字报的作者署名是：广播电台一战士。

　　很显然，这张大字报应该是当初那位电台女记者写的。

　　这位电台女记者笔锋犀利，文采飞扬。当时毛主席在一篇著名的檄文中，已将国家的卫生部称之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指出卫生部早已不再是人民的卫生部，而且背离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宗旨。由此卫生部也就已在全国成为众矢之的。这位电台女记者在大字报中称，高云主任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爪牙”，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同时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走卒”。大字报中罗列了高云主任这些年来的一系列滔天罪行，其中就提到了那个未婚母亲当年的遭遇，以及高云主任在当时是如何对她施加野蛮粗暴的迫害和令人难以启齿的羞辱。同时也提到了宋师傅的妻子以及那个无辜的刚一出生就匆匆离开人世的婴儿。整整一张巨幅大字报，写得字字血声声泪，看上去投枪匕首横飞。这位电台女记者最后宣称，这个所谓的“高云主任”，不过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豺狼，是伪装成美女的毒蛇，其罪行实在令人发指，是可忍孰不可忍！她要代表所有的患者及其家属彻底砸烂高云主任这块反动学术权威的臭招牌，再踏上亿万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打倒高云！

　　坚决打倒高云！

　　坚决彻底打倒高云！

　　……

　　高洁在这个上午来到街上，走到医院门口无意中看到这张满是恶毒言语的大字报，顿时感到天旋地转，跟着就有了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似乎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她不明白，这个叫“广播电台一战士”的人为什么会这样仇恨母亲。

　　当天晚上，她流着泪问母亲，究竟为什么有人贴她的大字报。

　　高云主任淡淡地说，这是一场群众运动，任何人都不能幸免。

　　高洁并不完全懂母亲的话，她问，群众运动就一定要伤害别人吗？

　　她又问，那些群众……为什么这样恨你？

　　高云主任说，群众就是群众，谁都有可能被群众恨的。

　　高洁追问，可是……这是为什么呢？

　　高云主任又笑一笑说，因为他们是群众。

　　高洁还是不解，群众……就可以这样随便恨别人吗？

　　高云主任说，群众可以做一切他们想做的事情，你还小，不要理会这些事就是了。

　　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就容不得高云主任不理会了。当时“八一八事件”的风波还没有平息，一部分“受伤害的革命群众”每天仍然聚在市中心医院的门口，或高喊口号，或向过往的行人散发传单。那位电台女记者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如一块巨石投进水里，立刻激起惊涛骇浪，也如同一团烈火，终于将革命群众愤怒的干柴彻底点燃起来。

　　先是在医院里，相继出现了本院职工贴给高云主任的大字报，渐渐地就迅速蔓延出来，在路边医院的围墙上也贴得铺天盖地。这些大字报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几乎覆盖了高云主任工作和生活的所有内容。医院里的同事大多指责高云主任在日常工作中是如何飞扬跋扈，如何独断专行，如何总摆出一副学术权威神圣不可冒犯的臭架子。患者及其家属则控诉高云主任在平时接诊的态度是多么恶劣，不把病人当一回事，正眼都不瞧一下，从心里看不起劳动人民。其中还有几张大字报，是平房宿舍院的居民给贴出来的，专门揭发高云主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她生活是如何地腐朽奢侈，别的家庭每月都只有百分之四十的细粮定量，而高云主任的家里却天天吃细粮，顿顿吃白面馒头，光吃白面馒头还不行，还要抹芝麻酱，而且抹了芝麻酱还不行，还要在上面撒白糖。更有甚者，夏天吃西瓜还要蘸白糖，简直是胡吃八喝大肆挥霍！

　　高洁在街上看了这些大字报，气得眼泪快要流出来了。

　　她知道，这些事显然都是宋大兴说出去的。高洁怎么也搞不懂，宋大兴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究竟为什么对自己家怀有如此深的仇恨？但是，在这个上午，当高洁找到宋大兴当面质问他时，宋大兴却矢口否认。当时宋大兴正将几只破旧的箩筐放到一棵巨大的柳树下，在上面蒙了一块布单，然后一心一意地仰起头盯着树梢上看。在柳树的梢头正有几只麻雀在蹦蹦跳跳，一边叽叽喳喳地叫。高洁知道宋大兴是在收集麻雀屎。宋大兴一直在偷偷地学中医。他曾对高洁说过，麻雀屎也是一种中药，叫“白丁香”，可以消积，明目，治疗痈疽疮疖，还可以治疗扁桃体发炎。宋大兴还曾说，他父亲也许是长年在太平间里工作的缘故，身上经常生疮疖，所以他将这种“白丁香”收集来，可以为他的父亲治病。但在这个上午，高洁已经顾不得这些，她一来到树下就瞪起眼睛大叫了一声：宋大兴！

　　树上的麻雀受了惊吓，扑棱一下都飞走了。

　　宋大兴不满地回头看一眼高洁，问，你有什么事？

　　高洁说医院门口的大字，你看过了？

　　宋大兴没好气地说，看过又怎么样？

　　高洁说，我家吃西瓜放白糖的事，我只告诉过你一个人。

　　宋大兴哼的一声说，你以为你家那点破事，不说就没人知道吗？实话告诉你，就连你家吃馒头抹芝麻酱还要放雪糕的事，这平房院里的人也是都知道的。

　　宋大兴这样说罢，就扔下泪流满面的高洁扭头走了。

　　高洁至今想起来，仍觉得那段记忆很混乱。

　　总之后来的一切，都是从宋大兴的父亲宋神经突然跳出来开始的。这时随着这场运动在全国迅猛蔓延，已经形成燎原之势，社会上就开始兴起了“大串联”。所谓“大串联”，是指“革命小将”之间相互传经送宝，交流运动中的心得体会和斗争经验，再有就是彼此煽风点火。当初那位广播电台的女记者带人来到市中心医院搞串联，跑到太平间去跟宋神经谈了一个上午，不知怎样说服了他，就把他弄到广播电台去，让他在一个名为《扫除一切害人虫》的节目里接受了一次采访，专门谈他的妻子从怀孕到生产直到去世的详细始末。这档节目制作得很成功，女记者问得好，宋神经回答得也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细节翔实，说服力强，问题谈得有理有力有节。到了节目的最后，宋神经就已经泣不成声。他说着，他们娘儿俩就这样、就这样……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这档节目播出之后，立刻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也激起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义愤。一时间各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纷纷找到市中心医院的太平间，登门来请宋神经去他们那里作控诉报告。原本冷清僻静的太平间，一下竟门庭若市地热闹起来，每天人来车往川流不息。宋神经坐在太平间里，也是从早到晚应接不暇。此时在那个电台女记者的建议下，宋神经原先刻在水泥墙上的那首诗不诗词不词的东西，已被一层红色的油漆严严实实地覆盖起来。红漆墙上重又写了两行雄浑苍劲的诗句：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一间清冷阴森的太平间里，一下也充满了火热的革命豪情。后来渐渐地，来请宋神经作报告的单位越来越多，也就不得不按先后顺序排起了长队。宋神经的时间表一下被排得满满的。这样一来，他手头的革命工作又成了问题。这时虽然人们都忙于革命，却并不妨碍生病，更不妨碍死人，每天仍有源源不断的尸体推到后边来。宋神经这样从早到晚四处作报告，太平间以及太平间里存放的尸体也就无人看管了。最后还是那位电台女记者给想出了一个办法，宋神经再去哪个单位作报告，就由哪个单位负责派人来暂时代为看管太平间。从这以后，宋神经也就更无后顾之忧，越发放心大胆地被人拉着到处去作控诉报告。

　　这段日子里，宋神经的表演才能也得到了最集中也充分的发挥。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往日一声不响的宋神经竟然还有如此好的口才。他每次到台上，无论面对底下多少听众，都能泰然自若侃侃而谈，忽而如泣如诉，忽而慷慨激昂，一口气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能把一场控诉报告搞得一波三折，令人荡气回肠。到最后，也总能煽得全场听众群情激愤，挥舞着拳头高呼口号，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誓向反动学术权威高云讨还血债--！

　　血债要用血来还--！

　　打倒高云！

　　……

　　市中心医院的领导听说宋神经经常被各单位请出去作报告，跟着去听了几场，也都大感意外。他们不相信这个一向只闷在太平间里看守尸体的宋神经竟然能将报告作得如此有声有色，而且还有如此之大的煽动性。医院领导是被那位电台女记者特意邀请来的。电台女记者对他们说，你们市中心医院出了宋根旺宋师傅这样一个人物，目前在社会上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就是我们广播电台都已经为他连续制作了几次节目，你们这些医院领导也应该出来表个态了吧？否则有一天革命群众真的起来了，要炮轰你们医院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那可就不光是被动，恐怕有些问题还不好说清楚了呢！医院领导当然明白电台女记者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在此之前，医院方面对此事的态度确实一直比较暧昧。

　　换句话说，院方对高云主任基本还是持“保”的态度。医院领导对外宣讲，高云主任的思想政治觉悟一向还是比较高的，这些年来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从没有站错过立场，比如处理个人婚姻问题，就因为她那个前夫在解放前曾是国民党陆军医院的少校军医，她就坚决地跟他离婚了么，划清界线了么，至今仍还独自带着孩子过单身生活么。但是这一次，医院领导在听过宋神经的控诉报告之后就有些坐不住了，他们这才意识到形势逼人。现在底下的群众都已经开始动起来了，倘若院方再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后面的局面恐怕就真的无法控制了。

　　医院领导明白，的确到了应该站出来表态的时候了。

　　但是，还没等医院领导出来表态，形势就又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市中心医院的领导权，在一夜之间突然被革命群众夺取了。那是一个东方尽朝晖的早晨，一群佩戴着红袖章的革命群众迎着初升的太阳大声宣布：市中心医院的牛鬼蛇神，已经被彻底揪出来了--！

　　八

　　高洁至今还记得那个夜晚。

　　那是一个秋雨纷纷的夜晚，母亲很晚才跌跌撞撞地回来。她的头发有些蓬乱，平时挺括整洁得一丝不苟的衣服也皱巴巴地沾满了泥水。她脸色难看地盯着高洁，好半天才喃喃地说，我……被揪出来了。高洁听了立刻浑身一颤。在那个时候，“被揪出来”是一种极为可怕的说法，一个人一旦被宣布“揪出来了”，也就意味着不再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从此与革命之间的一切瓜葛都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也就是说，一个正常人所能享有的一切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都不复存在了，其中甚至包括最起码的人格尊严。

　　当时高洁听了这个可怕的消息，立刻被惊得目瞪口呆。

　　她愣愣地看着母亲，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很显然，母亲是刚刚被开了批斗会回来的，她也像街上的那些牛鬼蛇神一样，让人家揪着头发按在台子上批斗过了。高洁想到这里，突然感到一阵伤心，然后就呜呜地哭起来。接着，高云主任就又说出一个更可怕的消息。她说，医院的新领导已经正式通知她，限一天之内腾出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从专家楼里滚出去，还滚回当初的平房宿舍院去。

　　高云主任对高洁说，别这样看着我傻哭了，赶快动手收拾一下吧。

　　高洁听了越发不知所措，问母亲，我们，一定要从这里搬出去吗？

　　高云主任苦笑一下说，人家已经正式宣布了，当然要搬出去。

　　高洁问，我们不搬……不行吗？

　　高云主任摇摇头说，当然不行。

　　高洁恋恋不舍地朝房间里环顾一下，说，一定要这样急吗？

　　高云主任说，快动手吧，如果天亮时还没有腾出房子，我的头上就又要多一项罪名了。

　　高云主任说这话时，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冷傲和锐气。

　　直到很多年后，高洁每到搬家时，总还能想起那个飘着秋雨的夜晚。那个夜晚她和母亲彻夜未眠。她一边流着眼泪，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母亲则一声不吭，沉着脸整理那些成堆的书籍和资料。直到第二天早晨，母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一辆手推车，她们母女就这样冒着细雨，将这些东西一趟一趟地拉到平房宿舍院这边来。这一次，医院里给的只是一间七平方米左右的小屋。屋里放一张床，再塞一个桌子，就已经转不开身。高云主任只好将书籍资料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搬进屋里，剩下的家具杂物就都堆放在雨中的院里了。

　　当时高洁看到，几乎平房院里所有的人都在自己家的窗子里朝外张望，看着她们母女跌跌撞撞地在雨中忙碌，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更没有人过来帮一下忙。高洁的心里很清楚，即使他们平时不恨母亲，即使他们对母亲没有一点看法，在这种时候，也绝不会有人过来帮忙的，这是立场问题，界线问题，所以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后来，宋大兴就朝这边走过来。宋大兴是从院子外面回来的。他挽着裤腿，打着赤脚，身上披着一块皱巴巴的油布，头上戴一顶破旧的草帽，看上去像一个小渔翁。他走过来，朝高云主任母女看了看问，你们，搬回来了？

　　高云主任在雨中冲他笑了一下，说是啊……搬回来了。

　　高洁发现宋大兴浑身是泥，手里拎着一把短柄铁锹，另一只手抱着一蓬像草根一样的东西。高洁知道这是芦苇根。那个时候，这座城市里的湿地还很多，水边长满芦苇。这种芦苇的根系从泥里挖出来很白很细，也很鲜嫩，而且甜丝丝的，所以，那时的小孩子们就都喜欢嚼这种东西。宋大兴显然是刚去水边挖了芦苇根回来。但不知为什么，他一下竟挖了这么多。在宋大兴这样走过来说话时，高洁正和母亲一起费力地要将一张小书桌弄到屋里去。但是屋门太窄了，她们母女搬着这张小书桌无论怎样调量就是挤不进去。宋大兴在旁边看了看，转身去地上的积水洼里洗洗手，走过来说，我来吧。他这样说着就一个人将这张小桌搬起来，然后翻过来一拧就进屋去了。高云主任一边连声道谢，赶紧拿过一条毛巾让宋大兴擦手。

　　宋大兴看一看这条雪白的毛巾，摇头笑笑。

　　他又问，院里的这些东西，怎么办？

　　高洁这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用手捋了一下散乱的头发说，什么怎么办？

　　宋大兴说，这样多东西，屋里肯定放不下。

　　高云主任说，放不下……就堆在院子里吧。

　　宋大兴想一想说，你们等一下。

　　他这样说罢朝四周看了看，就推上那辆平板车走了。这时宋大兴还只有十多岁，却已经像一个成年人，给人一种可以依靠的感觉。这在当时，让高洁有些感动。在此之前，因为大字报那件事，高洁一直对宋大兴心存芥蒂，她甚至已经很久没有理睬宋大兴了。但这时，她却一下对宋大兴有了一种信赖感。在这个下着雨的上午，宋大兴很快就回来了。他用平板车拉来一块巨大的苫布。他告诉高云主任母女，这苫布是从医院太平间弄来的。高云主任当然知道太平间用这种苫布干什么，但还是忙不迭地道谢。宋大兴很老成地摆了摆手，就帮着将堆在院子里的那些东西都苫起来。高云主任千恩万谢之后，就赶紧去医院上班了。

　　但是，这些堆在院里的家具和杂物终于还是没能保住。这天临近中午时，雨突然下得大起来，瓢泼一样的大雨几乎将天地连在了一起。到黄昏时，院子里的积水就已经成了一片汪洋。高云主任下班回来，看着泡在水里的那些书柜和几个巨大的纸箱，愣愣地站在雨中，半天没有说出话来。高洁看到，雨水从她头发的缝隙里钻出来，像眼泪一样汹涌地向下淌着。

　　高洁问母亲，这些纸箱里……装的是什么？

　　母亲说，书，都是我……这些年用过的书。

　　高洁突然觉得自己的脸上有些发热。她意识到，自己也有眼泪流出来。幸好这时有雨水不停地泼洒在脸上，将这些泪水遮住了，才没有被母亲看出来……

　　这以后，高云主任下班的时间就越来越晚，而且每次回来，身上经常会少些东西，一粒纽扣，或者一只鞋，一天晚上回来时，她的上衣竟然还少了一只袖子。

　　终于有一天，高云主任直到半夜才偷偷摸摸地溜回家来。

　　这一晚高洁等母亲已经等得有些困了，就趴在小桌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她听见门响，猛一抬头，不禁被母亲的样子吓了一跳。母亲的头发已经被剪得乱糟糟的，有的地方已露出青白的头皮，还有的地方仍然很长，就那样长长短短地蓬在头上。当时为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剪头发已经很风行，这究竟是如何兴起的已无人能说得清楚，但肯定是革命群众的创意，或许是为了让这些牛鬼蛇神的外观更像牛鬼蛇神，抑或是让他们区别于正常的人类。在这个晚上，高云主任呆呆地站在高洁面前，朝她看了一阵才喃喃地说，我被……被他们剪了头发，他们今天……剪了我的头发……高云主任这样说话时，脸上浮起一层死一样的微笑。

　　母亲这样的笑容，让高洁不寒而栗。

　　她又想起白天宋神经拉的那具尸体。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平房宿舍院里突然开进一辆卡车。车上的人吵吵嚷嚷地说是要抄家，抄“反动学术权威”高云的家。“抄家”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很具典型意义的革命行为，专指到牛鬼蛇神的家里，将一切有反动意味或“封资修”意味或没有任何意味的值钱物品全部无条件没收，一时搬不走的就地封存，或全部砸烂，很有些民主革命初期的味道。这种抄家的最后一个程序一般是开现场批斗会，然后来抄家的人一边高呼着革命口号张贴大字报，最后只留下一片狼藉。高洁曾亲眼见过妇产科的老主任被抄家。他住在一个独门小院，平时很喜欢收藏。所以，这次抄家仅搬出来并被砸烂的瓷器就堆成一座白花花的小山，据说其中还有老主任家里祖辈传下来的文物，极为珍贵。最后，老主任家的这个小院就几乎被张贴的大字报包裹起来，院子的小门只还剩了一个黑乎乎的纸洞。

　　高云主任早已叮嘱过高洁，说倘若哪一天医院的人来抄家，就让她躲到一边去，千万不要说任何话。所以，在这个下午，当高洁看到这辆卡车吵吵嚷嚷地开进来时，心里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赶紧默不作声地躲到一边去了。这些来抄家的人很多都穿着褪了色的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胳膊上清一色地扎着红袖章，好像是什么什么“战斗队”。他们拥进高云主任家的小屋看了看，发现除去一张床并没有什么值得抄检的东西，就都退出来，接着又对苫在门口的那堆杂物发生了兴趣。有人过去撕开一只纸箱看了看，发现里边全是纸，虽已被雨水泡烂仍能看出是书籍。于是这些人立刻又兴奋起来，招呼一声就将这些东西统统搬上了汽车。

　　就在这时，高洁突然发现，宋神经竟然也站在这辆卡车上。

　　宋神经显然不是来参与抄家的。高洁听到平房院里的人在一旁议论，说医院里的中医科主任刚刚在家里自杀死了，喝了一瓶“敌敌畏”，又喝了一瓶汽水，所以没动地方就断气了。他身边没有别的亲人，医院领导就让宋神经跟着这辆来抄家的卡车顺路去将尸体拉回来，暂时安置在医院的太平间。这时高洁站在旁边，已从卡车后面的挡板缝隙里看见了那具尸体的脸。那是一个接近老年的男人面孔，头发也已经被剪得长长短短乱七八糟。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上也是浮着一层虚无得已经没有了任何内容的微笑。

　　高洁认识这位中医科主任。她过去到医院去找母亲时，母亲曾为她介绍过。这个人好像姓孟，叫孟庆东，母亲让她叫他孟伯伯。这个孟伯伯看上去很和蔼，一说话总爱笑，而且笑得很年轻，不像个将近六十岁的人。据说他在市中心医院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中医专家，不仅开方剂很有名，而且最擅长针灸，倘若在吃他开的方剂同时再让他针灸，则效果更佳，几乎无病不治，往往在西医那里已经束手无策的疑难怪病，到孟主任这里几副汤剂外加一个疗程的针灸，就可以奇迹般地痊愈。就是从医科大学毕业的正统西医专家高云主任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孟主任的很多处方与针灸配合，产生的治疗效果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而且也的确是西医无法相比的。

　　孟主任在运动一开始就被愤怒的革命群众揪出来，接着去他家反复抄过几次，而且每一次都剪了他的头发。就这样，他那原本很有风度的背头长发就永远成了乱糟糟的样子。据说孟主任惹怒革命群众，也正是因为他那独具特色而且很有传奇色彩的针灸治疗。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还并不很开化，女孩子身穿暴露一点的泳装去公开场合游泳都被看成是有伤风化，更不要说今天的“三点式”比基尼。因此，女性来孟主任这里接受针灸治疗也就成了一个问题。因为针灸治疗是要扎针的，自然不能隔着衣服扎，所以无论男女，孟主任就都要求患者将肌肤裸露出来。这在一般的部位尚且好说，而倘若是年轻女人，又要扎关键部位，就成为一件既棘手又令人尴尬的事情。据说孟主任的针灸还有一大特色，最善于使用“长强”、“委中”和“会阴”一类穴位。这些穴位大都在人的私密处，这也就经常会让一些前来就医的年轻女患者面红耳赤，而且左右为难。

　　相传当初曾有一位新婚的年轻女患者，让丈夫陪着来孟主任这里接受针灸治疗。孟主任先让这位丈夫到诊室外面等候，然后就让这个女患者躺到治疗床上，又将诊室的布帘放下来，开始为她扎针灸。后来这个丈夫在外面等的时间长了，有些不放心，也觉出有些不太对劲，就闯进诊室来。他撩起布帘一看，顿时气得青筋暴起两眼发黑。只见自己的新婚妻子正翘起两腿仰在床上，裤子已经扒到膝盖以下，孟主任则将头扎在她的两腿之间，正伸手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摆弄。这个丈夫立刻冲上前去，一把将孟主任揪出诊室，二话不说在楼道里挥拳一阵暴打。孟主任先还没有反应过来，待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立刻挣脱起来撒腿就跑。这个丈夫自然不肯罢休，还跟在后面不依不饶地紧追不放。就这样从门诊大楼的四楼一直追到一楼，又从一楼追回到四楼，直到后来被医院赶来的人拦住，才好说歹说将这个丈夫劝走了。据说这个新婚丈夫临走时还留下一句话，说这件事不会就这样算完，他迟早还要回来找这个孟主任算账。此事在市中心医院一下传得沸沸扬扬，但事后孟主任却没做任何解释。

　　后来医院风传，说市中心医院搞了一次全国性的针灸临床观摩，据外地来的一位中医专家说，孟主任所选的穴位并不一定都是必须的，言外之意是说，他用的某些穴位完全可以用别的穴位代替。但孟主任却坚决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所选用的穴位都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而且这些穴位处方也是经过他多年潜心研究的，倘若穴位的配伍稍有变动，其效果就会有天壤之别。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孟主任的医术还不仅仅限于方剂和针灸。他真正擅长的，还是通过传统的推拿按摩治疗妇女病。曾有一位年轻妇女，已经将近三十岁仍还没有来过月经。到孟主任这里就医之后，经过诊断，被认为是“天睽不至，经络不通，内有陈血闭瘀”所至。后来服用孟主任开出的“五灵脂小陈汤”，并配以按摩一个疗程，月事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而且顺利受孕产下一个健康的男婴。据孟主任称，他尤其擅长治疗年轻的女患者，只要服用他开的方剂，再配以他的针灸和推拿按摩，应该说各种陈年顽疾疑难杂症都可以治愈。但是，也正因如此，孟主任得罪的女患者家属也就不计其数。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被早已积聚了太多愤怒情绪的革命群众揪出来，戴上了“流氓医生”和“坏分子”的帽子。

　　孟主任原本早就应该停止工作，打入“牛棚”，那段时间之所以还能继续看门诊，是因为医院革委会里一位姓刘的副主任。这位刘副主任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次工作之余感到过于疲劳，听说本院中医科过去的主任孟庆东推拿按摩很有一套，尤其擅长为女人按摩，于是就让人将他找来，给按摩一下试一试。这一次孟庆东自然是使出十二分的手段，效果也就非常好，几乎透彻了这位刘副主任的肌肤和筋骨。从这以后，这位刘副主任也就经常将这个孟庆东找来给自己推拿按摩。但孟庆东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最后倒霉竟然也是倒在这推拿按摩上。

　　这一次也是该当出事。就在几天前，这位刘副主任出去连着开了几天会，回来时就已经感到浑身酸懒，于是立刻迫不及待地将孟庆东找来，躺到床上让他为自己按摩。其实这一次按摩，孟庆东并没有改变以往的穴位配方，只是在手法上更加细腻讲究了一点，而且在刘副主任感到舒适的部位多按摩了一阵，不料竟就出了事。据说当时是按摩到腰臀一带，也有人说是另一个部位，总之，孟庆东只觉得手底下嘎巴一响，接着就闻到一股尿臊气味。再看这位刘副主任，就已经呻吟着大小便失禁，而且从腰部以下都失去了知觉。

　　这位刘副主任，就这样腰位截瘫了。

　　孟庆东自知是闯下了塌天大祸。残害革命造反派，又是革命干部，这样的罪名孟庆东就是有十二条性命也抵不过来。他立刻就被五花大绑起来。但此时，已经被吓破了胆的孟庆东还有几分清醒。他情知自己逃不过这一劫，于是借着被押解回家取东西之机，一咬牙喝了一瓶“敌敌畏”，接着唯恐毒性发作慢又喝了一瓶汽水，就这样干脆利落地死掉了。

　　高洁始终想不明白，在这个下午，已经变成尸体的孟庆东怎么会在脸上遗留着这样的微笑。这种没有任何内容的微笑强烈地刺激了她。所以，在这天深夜，当母亲又以同样的微笑面对她时，立刻就让她感到不寒而栗……

　　九

　　那时高洁还并不知道，宋大兴早已在暗中跟随孟庆东学中医。

　　其实宋大兴学中医的时间很短。但就是这样一段短暂的时间，宋大兴的中医知识却突飞猛进。宋大兴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在这方面竟然表现出非凡的天分。这时宋大兴在学校也一天天更加引人注目。随着他父亲宋神经越来越频繁地被各个工矿企业机关学校请去作报告，而且经常去广播电台露面，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不断飙升，渐渐地已成为知名人物，如此一来，也就使宋大兴在学校的地位一天天变得特殊起来。

　　当时在社会上已经盛行起一种仪式，每天的早晨和傍晚人们都要聚集到一起，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前共同唱歌，早晨唱《东方红》，傍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还要说一些类似向毛主席“表红心”的话，或者检讨自己这一天中在面对某件事时有什么错误念头。这种仪式在当时被称为“早请示”、“晚汇报”，很像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忏悔，但比教徒更加虔诚。宋大兴则被学校指定为这个仪式的主持者，也就是类似于今天的“司仪”，每天带领全校几百名师生向伟大领袖“请示”和“汇报”。在高唱革命歌曲时，还要站到操场的领操台上去担任指挥。接着没过多久，他又经常作为广大革命师生的代表，三天两头在全校的各种批判大会以及誓师大会上发言，渐渐地还经常代表学校去社会上参加各种集会，就这样很快被人们所瞩目。

　　那时的各种集会很多，各单位也经常举行各种大会。在这些大会上发言，一般称为“讲用”，也就是宣讲自己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或讲一讲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形式有些像今天的讲演，但比讲演的主题更加突出，表演性和煽动性也更加明显和强烈。但那时的讲用渐渐地也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一般的开头都是几句合辙押韵的套话，革命形势如何如何，神州大地如何如何，很像顺口溜。接下来则是讲用者说自己过去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通过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哪一条哪一段，思想意识有了怎样的提高，接着思想的转变带动了行动的转变。再然后则是自己的一些先进事迹。这样的讲用多了，渐渐地也就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宋大兴起初的讲用也是这样的形式。但他嗓音洪亮，而且每一个字都读得极为认真，这样听起来还是让人感到耳目一新。那时无论是什么内容的大会，他每一次发言的开头也总是几句固定的套话，读起来朗朗上口，听着也慷慨激昂，让人立刻有一种朝气蓬勃而且极富战斗精神的感觉。他开头的几句话是这样的：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祖国山河形势好，渤海之滨飘红旗，在这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正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这几句套话的前两句，显然是从市中心医院的太平间里抄来的。宋神经后来在太平间的墙壁上用黄油漆写的，正是这样两句诗。当然，这两句诗也不是宋神经想出来的，而是来自伟大领袖毛主席诗词中的著名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但后面的“祖国山河形势好……”之类则不言而喻，都是出自宋大兴之手。

　　高洁始终搞不懂，那时的宋大兴还是那样的小小年纪，而且看上去貌不惊人，他怎么会写出如此才华横溢铿锵有力而且还合辙押韵的话来？这与若干年后长大成人的宋大兴反差太大了，简直判若两人。多年以后，高洁考入这座城市的医科大学，在接触到病理心理学时才渐渐明白了，原来人的智商与自信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自信虽然不能让一个人变得绝顶聪明，却能使他达到一种最佳状态。当时宋大兴受到学校如此的器重，无疑也增强了他的自信。所以，在当时，他无论做什么事就总能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

　　可以说，在这段时期，宋大兴的智商确实达到了他一生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