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丹心
- 来源:中国书画
- 关键字:蒋兆和,素描,油画
- 发布时间:2015-01-15 08:01
——蒋兆和的民生情怀与艺术生成
蒋兆和是为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代表作《流民图》深入人心，影响深远，蒋兆和也因自己独特的艺术成就而在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发展史上谱写了独特的篇章。
中国人物画的历史可谓久远，从远古时期表达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感受开始，再到战国秦汉，以历史现实或神话中人物故事和活动为题材的作品涌现，使观者“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更加强调艺术的政治性和教化功能。而魏晋以降，文人士大夫逐渐参与绘画艺术的创作，人物画不再满足于形似，更为强调对人物气质、风骨、神韵等内在世界的塑造，形成了理论总结，顾恺之提出的“传神写照”及谢赫“六法”中提到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等等，成为后世人物画发展“万古不移”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性理论，形成了以“传神写照”为主体的新的美学风尚，并开启了人物画文人化发展的新导向。及至唐宋明清，各种题材、不同形式的人物画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人物画的风采。而在20世纪引入西法之后，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崇古与创新，接纳与再造，无不体现于中国人物画在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选择，以及时代变化中的现实需求。
清末民初家国的剧烈动荡和社会的急促变化，促使蒋兆和更为关注自己所身处的现实世界和个人际遇。蒋兆和所经历的现实与际遇，使他的感悟与感情、性格和气质充满了人间情怀和民生情结，也使得他的艺术超越了一般性的对于艺术语言的把握，也不同于常言所说的“笔墨当随时代”的与时俱进，而是立足于民生的人文关怀。蒋兆和放笔直取国难与时艰、民生与苦难，抛弃了过往人物画所追求的“士气”“意趣”等过于文人化的美学品味，从而将中国人物画重新引入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回归到它在特殊时代内应有的社会功用和现实意义之中。
蒋兆和认为，同时代的画家，处境不一样，经历不一样，作品也不同；一个人的风格，作品的内容，与他的思想、生活、各种条件分不开。基于此，蒋兆和画国难、画民生，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国难的亲历者和民生苦难的体验者。他的笔，顺从于他的心；他的心，紧贴着时代的脉动而跳跃。蒋兆和以其对艺术和时代的独特感知，在普罗主义的十字街头用他的画笔为国立传、为民写真、为己抒怀。同样，面对新中国，他所选择的合乎潮流的表现，亦是在旧中国切身体悟基础上的立场选择，因此，他不遗余力的为新中国添光加彩，用自己的艺术为新时代鼓与呼。蒋兆和在艺术上的探索，“把西洋绘画坚实的造型和明暗手段渗透在水墨人物画创作之中，画风坚实朴素，一扫传统人物墨戏和和但求悠闲的旧习，为中国现代人物画史开创了新纪元。”①他以其独特的创造性拓展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表现力，其造型之尽精刻微，笔墨之精深，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之生动，为中国人物画发展到20世纪创作了诸多代表时代的经典佳作，造就了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历史高峰。综观蒋兆和的艺术生涯，其创作大体由以下四类组成。
一、旧时期的国难与民生
蒋兆和自幼受家庭影响，随曾为清末秀才的父亲读诗文、学书画。后因父病母丧，家中生计难以维持，少年蒋兆和学习擦炭画像法，靠在县城照相馆画布景补贴家用。因听闻在上海画画收入很可观，蒋兆和产生去上海闯出路谋生的想法。1921年至1928年，蒋兆和先后进入先施百货公司、新新百货公司和绮华服装公司，从事画像、广告画、服装设计商业美术活动。虽然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学院式艺术教育，但上海经常举办中外画家的展览会，外国书店也经常售卖各种世界美术名作的画册和图片。素好丹青的蒋兆和置身于艺术氛围和商业气息极为浓厚的上海十里洋场，具有得天独厚的观摩学习和独立研究的条件，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艺术，同时也是因着工作的需要，他开始自修素描、油画等。1927年，在黄警顽的介绍下，蒋兆和得识徐悲鸿，艺术才华得到徐的充分赏识。蒋兆和与徐悲鸿的交游，从此便一直延续，这大大拓展了蒋兆和的艺术视野和人生机遇。1928年，受聘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图案课教师的蒋兆和就居住于徐悲鸿的书房，他遍览徐氏自海外带回的艺术书籍，“常常于夜阑人静之时，细细地品味西方名作，尤其是伦勃朗、委拉斯贵支、戈雅、库尔贝、德拉克洛瓦的作品，更成为我自修的无言之师，他们表现平民百姓的作品，尤能激起共鸣。他们对人物精神面貌的深入刻划，也影响了我的艺术表现。”②
徐悲鸿“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者融之”的论调在某种意义上对蒋兆和具有一种启蒙的意义，“由于我的境遇，很自然地同情劳苦大众，在艺术上也从没有闲情逸致，我觉得只有写实主义才能揭示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的苦痛，但当时还不可能自觉地走现实主义的道路。由于徐悲鸿的指点，这个艺术的根本问题才在我思想上更加明确起来。”③徐悲鸿的思想引导不仅让蒋兆和更加理性地来思考中西艺术的关系问题，也促使蒋兆和的艺术思想从朴素的悲天悯人情怀走向有意识的现实主义自觉。
1929年的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了5件蒋兆和的作品，这5件作品既有讲究形式美、充满装饰意味的图案作品如《慰》，也有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如油画《江边》（又名《黄包车夫的家庭》）。时人张泽厚在《美展》会刊如此评介这幅具有主题性创作特点的：“时代是进向民众开放的，而艺术也不得不向着民众走去。这时代的民众是怎样忧郁的、悲痛的、哭伤的！艺术家能够捕捉着时代精神，方不是落伍的无用的艺匠。《江边》这幅画，是怎样一幅代表时代的作品呢？它的色彩的表现，是很用过脑的。贫民的破陋屋子，是怎样颓郁！对岸的洋楼高耸，是怎样辉灿光明！他用色底深刻确有点超过Courlet吧！”④虽然这幅创作于1928年的作品最终无存，但依然是蒋兆和目前可查之蒋兆和最早的民生题材类作品之一。
1930年，蒋兆和被时任上海美专代理校长的王远勃延聘入校，担任素描课教师，此间开始雕塑和水墨人物写生或创作练习，这一时期得以阅读鲁迅著作及进步文学作品，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5年，蒋兆和来到北平，创办了自己的画室，收徒教学。第二年7月，在东城大方家胡同十五号无名画社，蒋兆和举行作品展览会，展出他在北平创办画室近一年的师生成绩。他的作品分油画、素描、雕塑等，共五十余幅。晚年的蒋兆和曾为其中的一幅油画作品《一个铜子一碗茶》作诗曰：“一个铜子一碗茶，人间何处有荫凉？惟问童子因何故，患难相共岁月长。”这幅作品和另外一幅油画《拾荒老妇》也是这次无名画社艺展仅存至今的两件作品。
然而，在北平生活困顿、让蒋兆和难以为继，1936年秋，他到了重庆投奔亲戚，也是在重庆的近一年时间里，他开始在街头用毛笔进行写生、画像与创作。“在旧中国，失业和流浪总是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尽管如此，蕴藏在我心中的要把当代现实生活画下来的志愿，并没有因为穷困而有丝毫动摇。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在生活认真观察、收集素材，不断地画了很多速写和记忆各种不同人物的形象特征。”⑤《缝穷》（1936）、《朱门酒肉臭》（1937）、《沿街叫卖》（1937）、《饭后一袋烟》（1937）、《卖线》（1937）、《车夫》（1937）等一批水墨人物画作品创作出来，开始了独特的水墨人物画创作生涯。时人评介《朱门酒肉臭》“蒋兆和先生画像，久已名满国内，无待介绍，此幅《乞儿》，神丧气馁，目涣头垂，瘦骨支离，枵腹有日，谁无子女？见此能不怜怀乎？蒋先生自题‘朱门酒肉臭’，寥寥五字，倍极痛心，弦外之音，则有‘路有冻死骨’也，蒋先生以悲天悯人之怀，写孤苦哀鸿之惨，冀……大人先生……发心婆仁念，普救孤黎也，蒋君之功，亦不朽矣！”⑥美国纽约钞票公司和美国《ASIA》杂志采用《朱门酒肉臭》分别制作的明信片和杂志封底，则显现了蒋兆和作品跨越国界的人性之爱。1953年，徐悲鸿在归其收藏的《缝穷》上题曰：“兆和早期作品初辟蹊径便雄峻不凡”。即便是蒋兆和对水墨人物画的早期探索，也赢得一片赞美。其实此前，“蒋兆和的创作语言很丰富，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到了1936年，雕塑、油画、图案再也不能更快地表达他内心的触动，1936年成为在重庆创作的他自我变革的关键期。”⑦
1937年6月，重返北平的蒋兆和在中央饭店举办绘画近作展览会，展出的70余幅作品，大半是关于大众的生活，小半是平时习作。这些融合了西法的水墨人物画令齐白石颇感新奇：“兆和先生为吾友悲鸿君善，尝闻悲鸿称其画，今始得见所作人物三幅，能用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内，此为中外特见，予甚佩之，先生自明，不待鄙人饶舌也……。”⑧时人评论曰：“当这画展在北平如春笋怒发的时候，于中国画绘的山青水绿、才子佳人及西洋画绘的女人大腿之外，忽然来了一位专绘大众生活的写实大家蒋兆和君。难得有个蒋兆和君，能将民生痛苦、社会罪恶，用钢铁的笔力、深刻的笔意，将一切一切的暴露出来。”⑨这个“大众化写实画家”蒋兆和的作品被比拟为鲁迅的文章，为时人所称道曰：“驰誉艺坛为砥柱、精研技术志不磨。大笔惯将灾民写，弱小福星蒋兆和！老弱贫病写工农，伟大精神众可宗。鲁迅文章先生画，饥寒灾庶两先锋！”⑩
旧时期，变换的时空里，不变的是国难与时艰、苦难与饥馑。七七事变之后，蒋兆和困顿于北平，凭着在私立京华美术学院和北平艺专的教职谋生。身处沦陷区，亲眼目睹着同胞的苦难，亡国奴的生活和民族仇恨深深印在蒋兆和的心中，促使蒋兆和产生要把现实的亡国情景描绘出来，他要把在沦陷区每日每时目睹身受的民族的灾难和沦陷区人民日夜盼望抗战胜利的急切心情，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身居象牙之塔的蒋兆和走上同胞受难的十字街头。《多愁多病》（1938）、《街头叫苦》（1938）、《流浪的小子》（1939）、《卖子图》（1939）、《老父操琴岂奈何》（1939）、《战后余生》（1939）、《田园寥落干戈后》（1941）、《爸爸永远回不来了》（1941）等一大批感人至深的水墨人物作品在此一时期创作出来。1940年，《蒋兆和画集》出版，他在自序中说：“知我者不多，爱我者尤少，识我画者皆天下之穷人，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不摹古人，不学时尚，师我者万物之形体，惠我者世间之人情……。”当这些贯注了蒋兆和民生情怀、完全反应现实社会的艺术作品一经出版面世，便被读者舒又谦赞为“艺术与生命交流之画”，“我在宁寂的夜里，静静地读着，一幅一幅地翻过，又一幅一幅地翻过，来回翻了无数遍，我的心里像是堵了一大块，我不禁泪下如雨，竟自放生大哭起来。”11
更为大众所熟知的，当然是《流民图》，为创作这幅高2米、长27米的鸿篇巨制，身处沦陷区的蒋兆和耗费了两年的心血，由小稿到大稿，由草图到正式创作，画中的90多个人物形象，有来自街头的受难同胞，有他的学生（如郭明桥），也有他的同事、朋友（如王青芳和邱石冥）。这幅以反战为主题的巨作，不仅表现国难之下民生的惨状，“它对现实不加修饰的披露，戳穿了敌人所谓‘大东亚共荣’和‘王道乐土’的谎言，也撕下了所谓‘圣战’的假面，它给予人们的情感信息刺激着人们的心灵，转而进入对现实的怀疑和对侵略战争的反抗。”12这导致《流民图》展出一天即被禁展。然而，即便是这一天时间，也给观众以强烈震撼：“每怀愁苦便思君，传写饥荒动笔勤。最是惊心肠欲断，千家野哭看纷纭！”13
1948年，蒋兆和为自己的画册再版时所作的自序，真切地将他的创作缘起与艺术思想传达出来：“时代的洪流，冲进了人们心房中的苦痛，让我感觉到人生的悲哀。一切的一切，使我不能忽视这个时代的造就，更不能抛弃时代给予大众的创伤，所以我不能在艺术的园里找寻鲜美的花朵，我要站在大众之前采取些人生现实的资料，所以我就制做了些粗陋的作品。”前述蒋兆和表现旧时期国难民生的作品无疑就是这种思想的结晶，也正是这些作品构成了其早期创作的主体。
二、新时代的风貌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使蒋兆和闻到新时代的气息。在蒋兆和看来，变换的时空里，换了人间，“我们这个伟大的革命时代，要求于艺术的倾向，不仅在技术上要革新，而且在艺术思想上也要随着现实的发展不断地前进。为创作服务的水墨人物画，必须严格地科学地传统的优良技法，在现实的基础上提供创造性的新技巧，表现今天劳动人民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崇高品质，描写新中国人民向自然艰苦斗争的伟大场面。”14和这个时期的画家们一样，蒋兆和也被新时代的一切新生的事物所鼓舞，自觉地努力地面向生活，只不过对他来讲，这种对时代的关注是由来已久，一以贯之。
而这所要面向的“生活”之于蒋兆和，也不再是旧时期的倾诉苦难和控诉侵略。1949年是新旧时代的分界，而对蒋兆和来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艺术进入新阶段的起点。作于1949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画面主体是两个高大的工农形象，高举的五星红旗在工农代表的手中迎风飘扬，他们的身后，工农群众欢欣鼓舞，脚下符号化的鸽子也寓意着画家对国泰民安的由衷赞美。蒋兆和满怀真诚的用画笔表现新时代，无论是画面的人物形象，还是画面的题识无不显现着新气象。《走向工厂》（1949）的题识显示出对新生活的期待：“走向工厂去，有吃又有穿，如今不比昔，做工不难看。”
《领到土地证》（1951）、《读宪法》（1954）表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喜悦，《努力生产》（1949）、《拖拉机手》（1956）等则显现出意气风发的劳动人民参与新时代建设的激情，同样是表现是母子形象，1954年的《母亲的希望》和1930年代的《卖子图》《街头叫苦》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鸭绿江边》（1950）《保卫和平》（1952）则反映出人们对来之不易的和平的珍惜与捍卫。《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1953）、《给爷爷读报》（1952）《小孩与鸽》（1954）表现的孩子们的可爱、对和平的歌颂和人性之爱。
同样的老人、孩子，同样的父亲、母亲，同样的描写对象，在蒋兆和看来，已经是不同的是生命状态与为人的尊严，蒋兆和不禁为此为此鼓与呼。
各种新时代的气息，反映时代风尚与建设新貌成为蒋兆和这一时期主题性创作的主要题材。蒋兆和在作于1950年代的《杜甫像》题曰：“千载岂知逢新世，万民欢唱大同时；我与少陵情殊异，提笔如何画愁眉？”这也是对这类作品产生背景的最好注脚。
三、肖像写真
肖像画创作是蒋兆和艺术创作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蒋兆和整个艺术创作生涯，这些肖像画要么是师友、同事、同行之间的应酬之作，要么为学生做的课堂写生，要么是为主题性创作而进行的素材收集。当然，给人画像对蒋兆和来讲，不止是社交方式、创作手段，对于旧时期经常处于失业和流离状态的他来说，有时也是谋生的一种手段。
1930年代中期之前的蒋兆和主要是以素描写生和油画写生为主，偶有雕塑。蒋兆和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时期的作品《徐悲鸿像》（1929）、《国画家张书旗像》（1929）、《萧淑芳素描像》（1929）、《吴作人像》（1929）均为素描写生。而1930年代前期的《黄震之像》（1933）、《齐白石像》（1935）则为雕塑。而1932年1月，日军进犯上海，淞沪抗战间歇，28岁的蒋兆和在前线司令部为蔡廷锴、蒋光鼐两位将军画的则是油画肖像。这两张画像被上海良友画报社印成宣传品广为流传，创造了当时宣传品的销量记录。“当民国二十年（应为二十一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中日战争的时候，市上流行一张彩色画片，画的是抗日英雄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的油画肖像，据说中国的画片销数记录最广的记录，便是这张画片，画中蔡将军神气毕肖，令人望而生敬，这历史上颇有价值的画片的原作者，便是这位蒋兆和先生。”15
1930年代中期之后，重来北平的蒋兆和除了经营画室，也曾以靠画像辅助生活。虽然他后来任私立京华美术学院等几校教职时担任的是素描课教程，但北平时期的蒋兆和的肖像画作品则更多地转向以毛笔进行水墨人物画形式的写生。蒋兆和认为给人画的肖像画与创作稍有不同，创作要反复推敲；而给人画像，抓住精神就可以了。蒋兆和此后的肖像画一般用水墨形式来表现，间或设色。一般人觉得水墨画是一种写意的形式，或随心所欲的文人画。蒋兆和却认为这是对水墨画的误解，他觉得水墨画这一形式，是国画传统技法上的一大发展，为了人物画别开生面，有必要从水墨画这一形式和技法中汲取营养。因而他的水墨人物画致力于运用传统画的水墨形式和技法，结合现实中的人物形象，准确、巧妙地表现出人物的形神关系。蒋兆和强调中国画有自己的造型基础，就是“骨法用笔”，这看似简单的用笔（线）却也包括解剖、透视和结构等各种关系。而“以形写神”就是根据具体形象的特征，体现它的精神实质，不是一般的准确，而是通过取舍、传达出精神本质，形神兼备。蒋兆和的水墨人物“肖像写生的过程，融合了他的白描功底和素描基础，其造型之准确，解剖透视、质感的表现，对五官及面部的尽精刻微的描写，以视觉的真实感和形的丰富塑造传达了人物的神韵，而不同于中国古代肖像画线造型、平面造型的传神手法和视感特点。”16
四、历史人物与文学形象
蒋兆和这一类作品的创作，始于1930年代后期《亭林先生像》，更多的出现，则是1950年代及以后。当时中国科学院代表访问苏联，苏联国家博物馆希望中国科学院能提供四幅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画像以便陈列展览，这四位科学家是祖冲之、张衡、僧一行和李时珍。这项任务，就落到了蒋兆和的肩上。
为历史人物造像，蒋兆和有自己的看法：“我画历史人物，不是要逃避现实生活。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大国，没有古代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怎么能形成中国高度的历史？画古人，看他当时与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关系，有利于激发现代的青年，教育青年一代，要有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使青年一代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要有所知。表现古代优秀的历史人物，正是为了发扬民族精神，以几千年的文化激励后人。”17
蒋兆和所创作的四大科学家形象早已收入中小学教材，以至于被我们熟视无睹。而同样被收录进教材插图的，最有名的当然是《杜甫像》。蒋兆和的杜甫像经历了三次塑造的过程。1952年，冯至著《杜甫传》，蒋兆和为此书创作了第一个杜甫像，刊登于书的扉页。1956年，傅庚生著《杜甫诗论》，蒋兆和为此书配图，他没有沿用第一次创作的杜甫像，而是又塑造了一个新的杜甫形象。到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邀请蒋兆和绘制杜甫像，蒋兆和在两个杜甫像的基础上塑造出了第三幅杜甫像。也正是这第三个杜甫形象，因2012年风行于互联网的网络恶搞“杜甫很忙”而被更为大众所熟知。
对于画古人，蒋兆和有自己的心得“一方面通过文字的记载，了解他的事业、生活、修养、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从造型上来说，古人、今人在解剖关系上基本是一样的，没多大变化，所变化的是精神状态。现代画家画古人，不管从造型上、手法上都要有时代精神。我是从生活里猎取真实的形象，不是从概念出发的，我把现实中许多人的特征集中汇集成一个具体的形象，所以看起来比较真实。”18
除此之外，历史人物，蒋兆和还有创造了一些经典的文学形象，其中和鲁迅有关的《纪念刘和珍君》《与阿Q像》是其中的代表。
蒋兆和的创造与革新，教学与实践，众多的佳作巨构与遍天下的桃李芬芳，是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上的独特篇章。蒋兆和探索中国画人物画的革新之路，与他作为美术教育家的角色同步，在不断推出创作的同时，他一生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自1920年代起的60年间，相继执教于中央大学、上海美专、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培养了大量承前启后的新一代画家，其艺术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因着他遍天下的桃李而芬芳。他那具有现代时代精神、中国民族风格的新人物画，依然打动着我们的内心，经典着我们这个时代。
注释：
①阮荣春、胡光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第234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②③蒋兆和《怀念悲鸿先生》，《美术研究》1983年第3期。
④张泽厚《美展之绘画概评》，《美展》1929年第九期。
⑤《蒋兆和自述》，《尽写苍生—蒋兆和绘画艺术》第36页，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⑥长白山农评《朱门酒肉臭》（即《乞儿》），《晨报》1939年9月17日。
⑦尹成君《蒋兆和艺术创作研究》，《蒋兆和研究—关于蒋兆和研究的文献选编》第513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⑧齐白石语引自1937年6月《蒋兆和画展请柬》。
⑨佚名《大众化写实画家蒋兆和》，《新北平报》1937年6月11日。
⑩贾先洲《灾庶福星蒋兆和》，《京报》1937年6月15日。
11.舒又谦《读蒋兆和画记》，《实报》1940年1月30日。
12.刘曦林《〈流民图〉析》，《蒋兆和论》第五章。
13.厉南溪《寄蒋兆和》，《实报》1943年11月25日。
14.17.18.蒋兆和《新国画发展的一点浅见》，《蒋兆和论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15.佚名《深入民间的画家蒋兆和及其作品》，《上海图画新闻》1946年第10期。
16.刘曦林《蒋兆和的肖像画》，《尽写苍生—蒋兆和绘画艺术》第70页，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张志民（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责任编辑：李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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