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艺术必有大难度，宛若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必是对难度的克服。艺术和运动不同的是，艺术的标准是美学，而运动的标准则是体能的临界极度。后者是铁定的，毋庸争议的；而前者则可以各执一词，谓审美之价值取向不同，故尔美学的原则也是多元的。你认为克服了难度，我则以为这种难度的克服多此一举，或者说它根本不算难度。当杜尚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唇上加上两撇仁丹胡子的时候，他想，这幅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已然陈腐，这种难度已为我所不取，我的难度是加上这两撇胡须的勇气和艺术颠覆的历史性创举。
因此，“难度”一词的界标在20世纪模糊起来了，及至二战以后德法两国的存在主义和风行美国的新解释学站稳脚跟之后，新潮前卫的艺术家们更有恃无恐，他们对新的哲学思潮是否吃透，是否真正理解它们所包括的深邃思辨已无关宏旨，只要搭上一点边，便是现代的、后现代的艺术。这其间有几位奇才又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譬如亨利·摩尔的雕刻，波洛克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使“难度”一词从古典主义的界标引向现代。但是，“难度”的标准却是早已失去了划一的权威。没有统一的难度标准绝对是件好事，艺术的多元发展，也绝对是件好事，只是这其间必有心存侥幸的艺术懒汉们开始把艺术当儿戏，当恶作剧。我相信当杜尚将一件尿器加上标题《泉》拿向展览会时，他绝对不会对人类的文化心存虔敬，对当代的观众心存责任。他忘记了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在“自由”之外，加上了“责任”二字。
不求“难度”的统一标准，并不意味着“难度”的消失。作为一个大的画种，油画有油画的难度，中国画有中国画的难度，只要是大艺术家，必是在他所属的领域增加了新的难度。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张大千、李可染都增加了中国画的难度，而且他们的难度也没有划一的标准。然而在我看来，他们虽风格各殊，但在体现中国画的传统精神上却有其一致性，那便是高远的立意、深邃的境界、超绝的技巧(主要指笔墨)和独特的个性。我们中间有些人，是先把中国画、中国的笔墨作为假想敌，然后奋起挞伐的，但是，中国画伟然自在，它是不太容易被骂倒的。而在中国画领域中没有难度的往往贬损有难度的，这倒是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
范曾（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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