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恺之的“晤对通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画家顾恺之提出著名的“传神写照”的命题，这对中国的艺术创作理论影响至为深远，至今仍有其不可磨灭的生命力。这在画论史和美学史上都是人所熟知的。顾氏的画论收录在唐代画论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共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及《画云台山记》等三篇，见于《历代名画记》卷五。另外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传神”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画的走向。我这篇小小的文章主要是想说明顾恺之“传神”论中一个重要内涵，那就是“晤对通神”。

　　顾恺之所主张的“传神”，都是在人物画的范围中提出的。《世说新语》中有关于“传神写照”的著名记载，《巧艺》篇中说“顾长康（恺之字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亡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是当地方言，代指“那个”，这里指人的眼睛。恺之画人数年不点眼睛，究其原因是在于他认为人的四肢画得怎样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人的眼睛，因为传神写照全在于此了。在顾氏看来，人物画的根本之处就是“传神写照”。这也正是这个美学命题的提出。

　　形神关系，历来是绘画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很早就有的哲学问题。形指人的形体，神指人的精神或神韵。二者是相互依存的。无形，则神无所寄寓，无所附丽；无神，则形无所主宰，无所归趋。而神主形从，似乎成为这个问题的一贯主张。《淮南子》中说：“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精神训》）认为心是形的主宰，而神是心的珍宝，神当然是形的主宰了。《淮南子》明确提出“以神为主”的思想，说：“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原道训》）这种思想，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艺术理论特别是绘画理论的发展。

　　作为魏晋时期最为杰出的画家，顾恺之对于形神关系的处理，并非因其“传神”的宗旨而忽略了形的表现，而是主张以形写神，也就是凭借形体描绘来表现人物之神。传神固然是其落脚点，但形亦不可偏废。在《魏晋胜流画赞》中，恺之指出画人物时“其于诸像，则像各异迹，皆令新迹弥旧本，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认为这些因素的变化，都会引发人物的“神气”之不同。因此，传神是要通过形体的动态描绘来实现的。

　　在《魏晋胜流画赞》中，顾恺之提出的“晤对通神”的观点尤为值得我们重视，其间有重要的美学内涵。其中说：“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晤对之通神也。”这里提出的“晤对通神”，是颇具独特审美内涵的重要命题。所谓“生人”，也即生命力鲜活之人。晤对通神，即是所画之人的眼光的对象性问题。“晤对”就是画出人物的对象感。只要是“生人”，不可能手揖眼视而对面无所面对。真正的“传神”，必须画出人物目光的对象感来。从这个前提出发，根据人物的个头高矮长短，是以其所瞩对之对象的位置规定了远近距离，就不可随意变动改易左右上下的关系，因为那样会使人物的目光无所瞩对，“传神”也就失去了基础。可以看到，顾恺之所谓的“传神写照”，其中的重要元素在于人物的“晤对通神”。

　　形神在魏晋玄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对哲学范畴，此前此后都有长久的源流，成为了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传统。顾恺之将其引入绘画理论，并且落实到人物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美学理论价值。张怀瓘曾赞顾恺之人物画的成就说：“顾公远思精微，襟灵莫测，虽寄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通过与张僧繇、陆探微这两位大画家的比较，揭示了顾氏能得人物之神（即“传神”）的独特成就。这与顾氏“晤对通神”的美学观念也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吧。

　　张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图书馆馆长）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