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终结（一）

　　一、刘师培与何震：阴谋与背叛

　　1907年10月间，刘师培夫妇有过一次短暂的返国，一为探亲，一为筹集款项，以弥补旅日期间的巨额开销和办报费用。其间，章太炎与先行抵达上海的何震有过数封信函往来，信上所谈，是章所托的一件私事。

　　“民国元勋”章太炎，革命意志可谓坚定，然其心中也有块软肋，同盟会内意见总不统一，孙文又时常排挤之，他时常有扔下这边的一切前往印度研究佛经的念头。西天万里，关键还是路费。这次何震回国，他得悉何的一个兄长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女婿是朋友，想通过这层关系从张那里运动到一笔路费。

　　路费的事还没着落，11月初，刘师培回国了。何震也由扬州返回上海与之会合。他们在上海张园和一帮文友相会，诗酒征逐，拟发起一文学团体（即日后之南社），然而融融泄泄的表面之下，真相说来堪惊。刘师培此番回国，其真实意图乃是与两江总督端方秘密接洽。

　　自从徐锡麟在安庆枪杀安徽巡抚恩铭，清廷大僚肃亲王善耆、铁良、端方等已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戒备，同时加紧施展金钱政策瓦解之。此时的刘师培正立于危崖而不自知。随着革命理论家的名头日隆，他的权欲也在急剧膨胀，他曾想援引日人，改组同盟会，由自己出任总干事一职，因同盟会庶务干事刘揆一的反对，他的计划流产了。他与章太炎、陶成章等革命党人的政见分歧也在不断加深。

　　革命之于刘师培这样敏感、多疑的旧式文人，就像一场热病，来时容易去时快，他甚至产生出革命不如维新、维新不如守旧的念头来，他与昔日同志的分道扬镳是势所必然的了，只消背后有人轻轻一推。

　　汪公权就是那个在背后轻轻一推的人。种种迹象表明，此人是清廷打入革命党内的密探。

　　何震还是有点活动能力的，1908年1月，章太炎在东京收到了她从国内汇出的第一笔款项。章去信“六弟”（指何震），“家款近已汇到”，“六弟为我尽力，切至周祥，感甚”，并嘱注意保密。去西天需要一笔足额的资金，这点钱远远不够，正当章在东京望眼欲穿盼着能干的“六弟”再寄钱来时，却做梦也没有想到，刘师培已与时任两江总督接上了头，并上了一封输诚的信。回想起三年前，刘第一次投书署理湖广总督的端方时，一副义正辞严的语气，劝其“舍逆归顺”，这一百八十度的戏剧性转弯更让人啼笑皆非。

　　将近万言的《上端方书》是一封悔过书，也是一封表衷心书。刘师培以他先前写作革命策论的激烈沉痛语气，回顾了自己身不由己被民族主义潮流裹挟的经历。他首先为自己当年的无知告罪，“年未逾冠，不察其诬”，以致被革命党人的排满宣传所惑，“至沪以后，革命党人以师培稍娴文墨，每有撰述，恒令属草，然仅言论狂悖，未尝见之行事也”，加入暗杀会是蔡元培的逼迫，加入同盟会是蔡和黄兴的“诱胁”，也只是较多耳闻党人密谋，“实未敢公为叛逆之举”。尔后他笔头一转，大谈现在的觉悟，“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

　　在刘师培的三寸笔下，所谓革命，不过是下层民众打着造反的旗号敛财糊口，希冀成功之后跻身显贵、改变命运，天生有着强烈的破坏性和非理性。他认为要救民于水火，就要把革命消弭在萌芽状态。这甚至比实行宪政来得更迫切，因为宪政这个东西——他对曾经考察过西方政制的“端帅”称——中国的国体和西欧、日本不同，西欧和日本由封建制度引入宪政，几乎没什么障碍，而中国自战国以后，封建之制早就被大一统的帝国所代替，陷入了朝代更替的怪圈，每到朝代末叶，民穷财尽，豪杰蜂起，一派乱象，他认为国家治理得好不好，就看民之苦乐，当今之世，一切的根本，乃在于消灭贫困，因为贫困会搞乱人的思想，使得排满革命之说乘间而入。

　　他开出的戡乱药方不过老调重弹，想必端方也不会太感兴趣，信后附上的“弭乱之策十条”，方见出此人才干城府，皆非常人所及。他表示，自己以后的写作、讲演，都将以反对民族主义为职司，至于宣扬民族主义最力的《民报》，他透露说，主事者章炳麟已辞编辑，待他“再加以运动”，月之内，便可令其停刊。

　　关于革命党人在国内的势力，他说，“以两广为最盛，其次湖南、浙江、山西”。两广之事他未能一一尽知，浙江、山西之事，他在东京都已摸得清清楚楚，如果大吏能听他之言早作预防，两省可保不会有大的乱子。关于革命党人在东京的活动情况，“惟张继、陶成章、谷斯盛、刘揆一、宋教仁，稍有势力”，根据各人所长和所短，他为端方一一开出对付法子。

　　他还举报说，革命党人的炸弹一向是从日本炮厂私人定购，近来从长崎聘请了一个俄国工程师，还没人正式学会，一个广东姓李的师傅能自行制造，有六七个留学生跟着他在学习制弹技术。如果这些人有什么动静，他愿意及时提供消息。孙文、黄兴这些“渠魁”，一旦侦知他们潜入腹地的消息，他表示也会即行报告，“否则二三年之内，亦可设法毙之”。

　　这封洋洋万言的投诚书的最后，他也没忘章太炎的请托之事。他惟恐端方不知“余杭章炳麟”何许人也，信里先对章太炎的学术成就大大美言了一番，说他少治经学，尤深于《春秋》《左传》，又精通小学、训诂，旁及诸子百家，可说是朴学大师段玉裁、王念孙的当代传人。只是因为少年时代读多了荒诞不经的野史，以致成为民族主义的信徒。他为章申辩说，章在狱中时天天阅读佛典，已经摒弃了早年的民族主义立场，出狱后就想入山为僧，以毕余年，他后来东渡日本编辑《民报》，都是出于革命党人的逼迫。而且据他观察，章居东京的一年多来，也都是抑郁不得志，被孙文排斥在同盟会的核心圈外，所作文词，均言佛理，或考古制，无一篇言及排满革命，偶尔作几场演说，也都系党人逼迫，言不由衷居多。

　　他知道，这封信一送出去自己与革命党人算是两掰了，如果消息外露，自己身家性命都要堪虞，因此在信中他一再请求端方替他保密，让他自由往来东京、上海间，侍机而动，“则一二载之内，必可弭革命之焰，以纾国家之虞”。如果就此不再出国，久居省垣，人是安全了，但自己的效忠之心起不到更好的效果。

　　端方给了他们夫妻一笔钱，让他们在东京又生活了将近一年。对于他提出的“按月支给”章太炎路费一事，端方也同意了。他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章太炎，不说自己已投身官府，只说何震的兄长通过长崎的一位领事说动了两江总督端方，端方同意出这笔钱。章太炎的反应还算机警，接信后，他表示对“按月支款”一说“万难允从”。一年不过千余两银子（说不定只有几百两呐），都不敷用的，搞这么复杂真的好吗？再者，如果摊年过久，端方离任后，这笔钱管谁去要？他在信中告诉刘师培，如果可以转圜，就让他们先付三分之二，二分之一也成，如果实在办不下来，此事就到此为止。

　　或许在他看来，一次性获得某项资助与按月领取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前者尚可称是友情赞助，即使曝光也无伤人格，后者则近同卖身投靠甘为差役。一生精研文字的刘师培难道分不清其中细微的区别吗？他之所以建议“按月支给”，实则一开始就存了拉章太炎下水的心。

　　二、革命家章太炎声名大损

　　2月初，刘师培和何震回到东京。夫妻俩若无其事地继续编辑《天义》报，张罗“社会主义讲习会”，3月出版的《天义》报甚至刊出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和刘师培撰写的序文，称《宣言》的精要，“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东京的革命党人任谁也不会想到，这对革命夫妻已蜕变为清廷暗探，直至两个月后，因章偶然撞破何震与汪公权情事，导致章、刘交恶，事情真相才如冰山一角逐渐显露。

　　兄弟阋于墙，总是女人冲在最前面。恼怒于章太炎揭破自己情事，何震决定先把章搞臭。章写给他们夫妇的五封涉嫌向清廷运动求款的信件，被她详加批注后，用“针笔板照像法”影印寄往美国、巴黎和香港的华人报纸，迅速见诸报端，成为章“以万金出卖革命”的铁证。她还写信给章太炎的老对头、在巴黎主编《新世纪》的吴稚晖，揭发章和清廷之间不可告人的关系，控告章“不克枚举”之劣迹。这封信对章“暧昧之历史”的揭发几同人身攻击。

　　一时间，革命家章太炎声名大损，到处都哄传他为“内奸”、“侦探”、清廷“特派员”，虽有陶成章等为之辩诬，“彼居东京，每日讲学，所出入者止学堂，何有官场特派员？”被蒙蔽的朋友学生还是避之惟恐不及，连素以忠厚闻名的蔡元培在与朋友的信中都说，“枚叔末路如此，可叹可怜！”但他也认为刘师培做得太过火了，“然申叔亦太不留余地”，只会“贻反对党骇笑”，让朋友们找机会去劝劝刘师培。

　　章太炎现在总算知道了，爱和仇恨，都会让女人充满强劲的力量。在何震的凌厉反击面前，他节节败退。他现在是百口莫辩，虽说托人运动筹款一事与革命活动无关，且最后未成现实，算不得出卖革命，但想要出家去印度学梵文一事，毕竟是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再加吴稚晖之流抓住这几封信大做文章，党内同志的内耗更形加大。为了坐实章太炎筹款赴印的事实，何震又使出一厉害杀着，上海《神州日报》刊载了一篇托名章炳麟的“启事”，称“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弃世事，不撄尘网，固夙志所存也”，“本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尘”，“嗣后闭门却扫，研精释典”。章得知后非常气愤，在《民报》发文称，这则启事是冒名伪造的，自己的一方私章，不久前刚刚被“侦探”窃去。

　　让章太炎措手不及的事还在后头。这年10月，清廷特使、奉天巡抚唐绍仪赴美途中短期访问日本，传达了要求封禁《民报》等反清报刊的正式照会。法院宣判《民报》“停止其发卖颁布”，并处罚金一百一十五元。章拒交罚金，被判罚服劳役一百一十五天，朋友们花钱把他赎了出来。

　　刘氏夫妇在《天义》之后开办的《衡报》，境遇也好不了多少，警署以发行手续不全为由传唤了刘，要求他们交足保证金。为筹集这笔款子，何震还单独秘密回国一趟。但警署给他们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他们交齐保证金办妥手续没几天，他们的报纸也被查禁了。

　　接着便发生了这一年有名的“毒茶案”，有人潜入章的寓所，在茶中下毒，想要谋害章。事情经调查很快有了结果，最大的嫌疑人是汪公权。此事一出，东京留学生界哗然，有关何震与汪公权偷情的细节更是被添油加醋放大了，看到在东京再难立足，他们便准备回国了。

　　刘一回国，即发布声明告诉海内外同志，说他遭日本政府迫害，拟在上海秘密办报。捞一把政治资本以待下步行动，这正是他的当下之计。可能是何震的日夜嗾说起了作用，他把自己在东京的尴尬归咎于章太炎，回到上海后又再度致函黄兴(黄当时暂摄同盟会)，附上章托其运动赴印度学佛路费的五封信的影印件，检举章太炎曾答应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据说黄兴收到信后只是一笑置之。

　　此时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把往另一个方向越滑越远的刘师培拉回来了。为了早日立功，趁着行迹未露，他先后告密于南北洋。北洋袁世凯置之不理，南洋端方则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密侦党人。逃亡中的革命党人陶成章成了他纳投名状的首选目标。陶成章因徐锡麟案遭通缉，看风声渐歇计划从南洋归国，打听到这一消息，刘就像一只猎犬一般，带着两江督标中军官米占元成天在码头上侦查，“久之不得，意甚焦灼”。此事不成，接着发生了“天保客栈”案。这年底，陈其美、王金发、张恭等浙江十一府革命党人聚集上海马霍路德福里天保客栈，密谋起事，来自金华的张恭因所带盘缠不多，刘极力拉拢，套得了机密，向端方告密，于是趁党人开会之际，端方命上海道向租界当局交涉，即派警吏查抄党人机关。陈其美等人见风声不对，易装逃脱，只张恭一人被捕，解送南京，起义计划不得不紧急叫停。

　　张恭被捕引起了上海革命党人的警觉，他们断定内部有告密者。王金发率人经一段时间暗访，终于查实刘师培、汪公权有重大嫌疑。随后，汪公权被王金发暗杀于上海。王金发还持枪找到刘师培，责骂他变节卖友，要将之处死，刘跪地求命，指天画地发誓，一定以自己一命保全张恭，王金发才放过了他。

　　刘师培在上海再难容身，便跑到南京，正式入了端方幕。革命已成往事，戡乱也太过血腥，他一头扎进了古纸堆里，以声韵、小学、考证筑一个城，把自己困在城里，不闻外界喧嚣。他的还有一项工作是为雅好文艺的端方考订金石书画，同时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1909年6月，端方由两江总督任上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上海报纸披露的端方随员名单中，刘师培大名历历在焉，“海内外同志”才算是看清了他改换门庭。章太炎闻知朋友失足消息，痛心不已，写了一封信给他，希望他能远离官场，专心学术，不要再铤而走险。“与君学术素同，盖乃长载一遇。中以小衅，翦为仇雠，岂君本怀？”刘得书后，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存心一条道走到黑了，片字未复。

　　发生于1908年前后的刘氏夫妇变节一案，让革命党人殊伤元气。蔡元培在与吴稚晖的书信中谈及此事，自认与刘“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然走到如今这步，除了外界嗾使，也有三种病态人格之促成，一是“好胜”，一是“多疑”，一是“好用权术”。他说，像刘申叔这样一个书呆子气较重的人，玩弄权术正是用其所短，到末了受满人端方指挥，沦为侦探，真是可悲也欤。

　　嗣后，刘师培把自己绑在了帝国这辆朽坏的马车上，也绑在了赏识他的端方的车辕上。端方在慈禧太后灵柩安放仪式上让人拍照触怒隆裕太后遭削职，他也去职寓居天津。其间，刘师培与何震生下的一女因病夭折，他至为悲伤，除了偶尔陪端方饮酒，几乎闭户不出。但到1911年初清廷起复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时，他把老母送归扬州，和妻子何震一起又随端方去了四川。他预感此行生死未卜，行至武汉时让何震一个人回了北京。

　　他的预感应验了，四川局势很快失控，强行把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激起了川湘鄂保路运动。11月底，端方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经宜昌入川至资州时，被哗变的部下杀死，刘师培也被资州军政分府拘押，时刻有被革命军砍头的危险。刘被拘时，外界不知他生死下落，他的朋友兼敌人章太炎以“民国元老”之尊发表宣言，提出不应拘执党派之见而杀刘师培，又说“申叔若死，我岂能独生？”当民国初立，章太炎、蔡元培又在南京联名在报上刊登寻找刘师培的告示，并电请临时政府设法保护刘的性命。后来听到刘师培在川蜀性命无虞，一直关注此事的陈独秀曾有一评：“读书之人，权为稻粱谋而已。”

　　重获自由的刘师培没有去南京，或许是羞见先前的革命同志，他选择了在成都隐迹埋名，后与南下寻夫的何震一道北上山西。此前，何震已由一个叫南桂馨朋友介绍入阎锡山家任家庭教师。刘到太原后出任山西都督府顾问，夫妻俩虽寄人篱下，却也衣食无忧。不久，阎锡山把他荐举入京，由袁克定引觐给袁世凯。为迎合袁的帝制梦，他又一次介入政治，与孙毓筠、胡瑛、李燮和、杨度、严复等筹组鼓吹复辟的筹安会，上书劝进，一篇《君政复古论》让他出尽风头。等到闹剧终场，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帝制祸首，他又一次成为丧家之犬，逃往天津租界躲避风头。1919年秋天，刘在北京和平医院过完了他善变的一生，终年36岁，临终有遗言“以入政界为悔，以坏祖先清德为耻”，也不知是不是真的悔了。据说夺走他生命的是从少年时代起就折磨他的肺结核病。

　　对其由革命斗士而清廷督抚幕僚、再而帝制拥护者的摇摆一生，蔡元培说：“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刘申叔事略》）一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主持了他的丧事，并引康有为诗作悼文：“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时人把刘师培的变节，大多视作何震与汪公权联手挟持所致。在他们看来，刘的堕落正是从其妻何震的堕落开始。这个虚荣的女人经不起金钱名利的诱惑，也经不起汪公权的色诱，是她的落水直接导致了刘师培的变节。陶成章事后述及刘师培的叛变，就说他是因何震和汪公权“入于侦探一流”而被拖下水的，“其妻何震及汪公权日夜怂恿光汉入官场，光汉外恨党人，内惧艳妻，渐动其心”。一句“内惧艳妻”，对刘的贪欢溺色满是不屑。冯自由写于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的《革命逸史》，谈到刘氏变节时多引用陶成章原话，一提到何震更是鄙夷异常，如说到他们回国秘密投靠端方后，品行更形不端，“何、汪不独从此入于侦探一流，且形同夫妇，宣言公夫公妻不讳。”另一个党人刘成禺，更是把何震描述为一个常作河东狮吼的女子，“通文翰而淫悍，能制其夫”。

　　这些有意无意替刘师培洗地的文字背后，一个风流成性而又奢侈浮华的世俗女子形象已是呼之欲出。然则，大时代里一个男人政治上接二连三趋附的责任，难道竟要一个小女人来负吗？这个女人一生运势急转而下，直至以凄凉终局，皆在于那个与她有了床笫之欢的男人是个小人，甚或是清廷早就暗暗布置在他们夫妻身边的一枚棋子。

　　从现存刘师培的照片来看，其人乃一羸弱书生，“短视口吃”，敏感、多疑(章太炎说他性格“靡怯”)，却又好胜心强，蔡元培批评他的那些人格缺陷，当是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典型症状，这样的畸形人格，激进起来如狂飙突进，消沉起来又万事瓦裂无一可为，所赖尚有学术一脉，维系其精神生命。一个天生书斋型的学者，忽然成了一个鼓吹革命最烈者，也是生逢乱世，造化弄人，革命浪潮中他的激情能维系多少长度都是堪虞的。相比于病树一般的他，刚到东京的何震当如一株春花。花开缤纷，热辣而又恣肆，有“艳妻”之名，可见其风姿之美，章太炎的学生汪东说“何既好名，而又多欲”，爱慕虚荣当是小女人天性，说她“多欲”，也是男性世界的一种臆测吧。

　　这样一个魅力女子“闺门不谨”，与汪公权有染，或许是她对丈夫的爱已不再保鲜，以致汪乘隙而入，如果汪清廷密探的身份能够坐实，着意勾引，那么她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她是被汪所魅惑，也是屈从于自身的欲望，她犯的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子都会犯的错误。

　　汪公权的结局是被王金发刺杀，所谓“大憝元恶，罪有攸归”，王金发的这一锄奸行动，当时也是大快人心的。关于汪的行迹，很少有专文述及，曾与刘师培在北大同事的周作人，对何、汪情事，也只是辗转听说，但他确曾是在1908年夏天见过汪的：

　　在戊申（1908）年夏天，我们开始学俄文的时候，当初是鲁迅、许季茀、陈子英、陶望潮和我五个人，经望潮介绍刘申叔的一个亲戚来参加，这人便是汪公权。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上课时匆匆遇见，也没有谈过什么，只见他全副和服，似乎很朴实，可是俄语却学得不大好，往往连发音都不能读，似乎他回去一点都不预备似的。后来这一班散了伙，也就走散了事；但是同盟会中间似乎对于刘申叔一伙很有怀疑，不久听说汪公权归国，在上海什么地方被人所暗杀了。

　　刘师培的叛变失节，并非他的同时代人所说的被“劫持”，他是被自己炽盛的名利心蛊惑着走入人生岔道的。其人一再变节，正验证了近代学人在传统与现代冲突之间的左摇右摆、难得定心，这一代学人的人生之悲凉，也大抵由此而起。

　　何震确实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这样一个受过新式教育、倡言女权“翩然高举不可一世”的新女性，当她沉浮翻滚于清末民初这个乱世红尘，身处种种莫名其妙的思想和主义的漩涡，产生种种不切实际之愿望，也是意料中事。或许，以一个女人的虚荣看来，她期望中的丈夫亦应是出人头地的，起码不应该只是一个皓首穷经的学者。短暂的婚外情并没有对她和丈夫的关系构成致命伤害，刘从章太炎那里得悉她和汪的暧昧事后，倾心袒护，乃至不惜兄弟一怒为红颜，证明刘心里还是深爱她的，起码是想继续维持这段婚姻的。而以后的艰难时世里，她与丈夫一路追随，间关相从，及至从太原到成都千里寻夫，也都见出乱世儿女的一份夫妻人伦真情。

　　刘师培死后，据说何震曾到北大校门伏地痛哭。其内心深处的惶恐无依，有谁能知？关于她的最终归宿，一种不确定的说法是疯了，最后死于幽闭和疯狂。也有人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与青灯古佛为伴，后来就不知所终了。

　　一个新星般曾经风光无限的新女性，就这样突然消失于民元前的天空中。

　　三、陈独秀与苏曼殊：革命时期的爱情

　　章太炎与刘师培交恶，只是苦了夹在中间的苏曼殊。本来，他和章太炎一起住在刘家，对于从小没有享受过多少人伦之欢的他来说，这日常的温暖与慰藉比什么都重要。章搬出去住后，刘氏夫妇迁怒于他，他大受刺激，某个晚上突然惊起，竟然一丝不挂闯入刘氏夫妇的房间，指着洋油灯大骂，可见其心情之压抑。后来搬出来住到友人家躲清静，一次身体不适，诊治出得了肝病，常去横滨医院诊疗，也无多大起色。病中形只影单，只觉此处已是世界尽头，郁抑中，写信给国内的刘三诉苦，说自己“飘泊无以为计”，想回国一趟又缺盘缠，“故只可沿门托钵”。

　　这年秋天，苏曼殊回了一趟国，在西湖白云庵小住了一阵。此庵位于西湖雷峰塔西面的漪园，住持智亮与徒弟意周都同情革命，早就成为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浙江分会的一处秘密据点。苏曼殊住在庵里南楼，白天睡觉，到晚来披着短褂子，赤足拖着木屐到处游走，有时要游荡到天亮才回。意周和尚记他小住于此的情形说：“苏曼殊真是个怪人，来去无踪，他来是突然来，去是悄然去。你们吃饭的时候，他坐下来，吃完了顾自走开。他的手头似乎常常很窘，老是向庵里借钱，把钱汇到上海一个妓院中去。过不了多天，便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糖果和纸烟，于是他就不想吃饭了。独个儿躲在楼上吃糖、抽烟。”据说他吃的糖叫“摩尔登糖”，他喜欢的小说《茶花女》里的女主角常嗜此糖，最多他一天可以吃上三袋。

　　混乱的生活使他患了痢疾，搬出白云庵到韬光庵住了一阵，好友刘三来陪，身体将养得好些了，又去南京、上海兜了一大圈，大概是觉得心情舒畅多了，他又于第二年初春去了日本。这一回他与也在东京的陈独秀、章士钊（一说另一人为邓仲纯）合租一处，地点是神田猿东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一小屋。照章士钊的说法，这一时期是革命党人的“分途实行期”，有人搞暴动，有人搞暗杀，他们三人则在埋头苦学，他的两个舍友，陈在苦功英语，苏则苦研佛理，再兼作诗绘画。

　　按照陈独秀的说法，章士钊与他俩还是不同，不爱文艺而致力于政法，是个十足的官迷。陈还说，章偷偷与一个日本军官妻子搞婚外恋，那大佐侦知消息后写信要与章决斗，他们三人商议后叫章连夜逃走了，不然也没有日后执政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的他了。

　　“两叔”翻脸成仇的事，留在他心里的阴影不会那么快褪去，有时候也会与两个舍友说起。众人当他痴傻，其实他心里也是明镜似的，陈独秀就说过，他在人情世故方面，实在是看得很透彻，“当曼殊作傻事的人，他们还在上曼殊的大当呢。”

　　1909年春天，苏曼殊陷入了与艺伎百助眉史的疯狂恋爱。他与这个女子的相识，大抵是在东京街头的一家清酒馆，或者是一场小型的音乐会上。这是个在苏曼殊看来“妙婉无伦”的东方女子，她弹奏的筝乐曲调悠扬悲戚，触动曼殊愁肠，两人迅速陷入了热恋。苏曼殊绘有她抚筝的一帧小像，印成明信片分赠友人，还为之写下了数首缠绵悱恻的诗歌。但这个女子作出要嫁给他的表示时，他退缩了。情与禅的纠结总是让他陷入选择的痛苦，他欣欣然地走向她们，又总是伤心离开，“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嗔即是爱，怨即是亲，离言说相，离名说相，人到多情情转薄的个中三味，也只有他能体认得了。

　　他开始暴食，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作践自己身体，大啖甜食，抽烟，还狂吃冰块，最多的一天吃了五六斤冰。肚痛得连夜要上医院，第二天又复饮冰如故。陈独秀说：“曼殊的贪吃，人家也都引为笑柄，其实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恶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那年春夏，他一口气写下了十首自叙身世的《本事诗》。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锡归来悔晤卿。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和尚喷薄的诗情惊呆了东京的留学生们，时人叹为“风华靡丽”，说读之有落叶哀蝉之气息，又说如在灵明镜中，内有无限江山，出神入化，陈独秀、高天梅、蔡哲夫皆有诗和之。他还把百助眉史化作“静子”写入自叙传小说《断鸿零雁记》里。只有周作人看出来了，他的爱情和诗歌，都是在梦里，这是一个抱着梦的花蕾不愿醒来的男人：“我疑心老和尚只是患着单思病，他怀抱着一个永远的幻梦，见了百助、静子等活人的时候，硬把这个幻梦罩在她们身上。”

　　外界的革命轰轰烈烈，他那个袈裟与樱瓣的梦是越做越深了，困在情与禅的罗网里挣脱不出，便只有逃跑一路，《本事诗》里已流露出归国的念头。这年秋天，他自江户返上海。要埋葬一段恋情，他的方式是与更多的女人逢场作戏。手上有了几个钱，他就呼朋唤友去吃花酒。上海欢场行规，行酒时若叫小姐，需先写个局牌，写上被叫女子的名字，落款写叫局者的名字，再呼堂倌送去，他的落款总是“和尚”，可见放浪形骸。虽周旋于各色女子，他却自称“早证法身，三戒俱足”，从不与她们中的任一个上床。有时招了女伎，瞪目凝视，久无一言，随即让她们回去，以致上海花界都知有这么一个贾宝玉般的疯和尚。上海的女校书中，他最欣赏一个叫花雪南的，此人性情柔曼，寡言少语，与他却最为相契，苏曾这样告以他的爱情观，“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在，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存”，“互爱而不及乱”才是男女相处真境界，他表示自己追逐的不是肉体的快乐，而是一段精神之爱。

　　秋天去西湖边的白云庵，却遭遇了一场惊险。有一个来自四川的革命党人叫雷铁崖的，因在上海遭通缉，经胡适介绍，也落发为僧寄居白云庵，此时“天宝栈事件”刚发，刘师培夫妇变节的事才暴露，雷便认定了苏曼殊与刘是一丘之貉，也是清廷密探，写了一封恐吓信，要他即刻离寺，警告他若再敢与刘、何二人沆瀣一气，便要采取暴力手段。苏吓得不轻，不及辩解，仓皇跑到上海。此事后来经章太炎和好友刘三辩诬，雷铁崖也郑重道歉了，但他心里还是深感憋屈。

　　深秋，苏曼殊经香港前往新加坡，碰巧与准备回西班牙定居的罗弼庄湘父女同船。罗弼是他早年的英语教师，曾有意把女儿雪鸿嫁给他。这个西班牙姑娘还是不能忘情，这让刚从一场苦恋中挣脱出来的他有一种内心被撕裂的痛苦。船到新加坡，分手在即，雪鸿特意给苏曼殊送来一束曼陀罗花，还有一本《拜伦诗集》，诗集扉页中还夹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他在诗集扉页题了一首诗，“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说是吊拜伦，其实也是吊他自己。日后他把此节写进了小说《断鸿零雁记》。

　　此行他是发愿去佛的故乡印度一饮恒河之水。可是途中总惹情事，他自感六根不净，愧对佛祖，结果半途而废，在爪哇的一所华文学校做起了教员。

　　由调筝女百助引发的十首《本事诗》，陈独秀都有和诗。陈对此的热情已经超乎友谊，他出于常情的共鸣，乃是因他自己也陷入了一场恋爱。这是一场不伦之恋，因为他爱上的是自己的妻妹。

　　陈独秀的第一个妻子高晓岚，小名大众，大他三岁，是清军安庆营统领的女儿，这位统领与他嗣父为同科举人。他们的婚礼在1896年举行。时人都很看好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这位将军原配夫人夭亡后，又娶一妇，生有一女名君曼，乳名小众。

　　高晓岚虽有一个做将军的父亲，却没正经读过书，目不识丁，妻子不认字，与娘家的通信，都是丈夫陈独秀代笔。娘家识字的人也少，回信的事就交给了她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到高君曼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姐夫就和小姨妹单独通起了信。有一个革命党人姐夫在那个年头绝对是一件非常值得夸耀的事，这个小妹对大她十岁的姐夫早就由崇拜而生欢喜。1909年冬，高君曼回安庆过年，住到了姐姐家里，一个是北京求学的新女性，一个是奔走东京的革命党人，两人感情迅速升温，不久就有了第一次逾距。

　　此事一经公开，可想而知在小城里掀起的轩然大波。嗣父骂他大逆不道，败坏家风，扬言要与他断绝关系，高家也认为两女同嫁一夫是桩丑事。忍受不了种种指责，陈独秀索性带着小姨子去了杭州。当他们离开安庆老家时，他的正式妻子已经有了身孕。这将是他和她的最后一个孩子，自此以后他们姻缘已尽，只是名义上的夫妻了。这个孤苦的女人，还要在陈家大屋里默默度过她没有爱情的二十年。

　　1910年春天的杭州，成了这对新人的蜜月地。经朋友刘三介绍，陈独秀在浙江陆军小学当历史地理教员。此时的他一派天真烂漫，按捺不住要把新娶娇妻的消息告诉所有朋友，得知苏曼殊在南洋教书，也得意地写信去夸示一番。

　　平素课程不多，得了空他就偕新妇和刘三、沈尹默等一帮朋友游湖、作诗。沈尹默是后来举荐他入北大的有力人物，那时还叫沈君默，陈独秀第一次与之见面就说他诗做得好，却字俗入骨，沈也不恼，反而更用心地去临汉碑，说是要消去俗气。春天的湖山，氤氲着的都是爱情的气息，他和朋友们游灵隐，游虎跑寺，松涧之中，乐得清幽，“酒旗风暖少年狂”，满是新婚燕尔的得意，再游西湖孤山放鹤亭，想着周灵王时王子晋骑鹤升天的传说，满脑子念兹在兹的革命念头也都让位给成仙的渴望了。

　　如果不是辛亥年的枪声终结帝制，他可能还要长久地沉缅在西湖山水间。

　　四、《新青年》杂志与一个时代的青春底色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各省纷纷光复，新任皖督孙毓筠向在杭州教书的陈独秀发去了一份电报，邀他出任都督府秘书长。1912年1月，陈独秀偕高君曼离杭，转道上海回安庆。

　　革命遽尔成功，共和已成现实，陈独秀回乡的心境，杜子美的漫卷诗书喜若狂庶几近之。但他出了名的急性子总要得罪人，他与这位喜抽大烟的孙都督相处并不愉快。到孙前往北京出任袁政府高级顾问，柏文蔚接任皖督，南北陡成水火，新生的民国已是乱象纷生。

　　从二次革命失败避居上海再东渡日本，一直到1915年夏天回国创办《新青年》，此三年是陈的精神苦闷期，很多时候，他是一个灰头土脸拙于谋生的革命者，行动上无从把握情势，思想上仍不脱党人思维。

　　东京襄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期间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当是他走出这段精神蛰伏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篇长达四千言的文章，他着力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爱国。答案是，一个保障人民权利的国家是值得去爱的，而一个戕害民众权利的国家则是不值得爱的。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之，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这是愚昧，“爱国适以误国”。

　　当下的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呢？敌视异己，漠视法治，“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还要与民争利，专制残民，这样的国，爱之何益？这样的国就是亡了、被殖民了，也可怕不到哪儿去啊！

　　十年前，他批评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何以十年之后思想有此逆转？对袁政府的失望是其一，更重要的是法国革命“主权在民”的思想此时已渐入人心。此时的他，实已由革命党人而一转为民主主义者，把个人权利作为了衡量好制度与坏制度的首要标准。

　　说亡国“无所惜”，甚至说在殖民统治下做一个亡国奴都要比在这样的国家做一个国民好，这奇骇之论招至诘问叱责，被骂“狂徒”，也实在是他在当时的中国走得太远了。时在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读书的河北人李大钊读过此文，也觉陈的观点于国于民都无可为，过于灰色消极了，委婉地批评说，“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希望作者“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不要让这些消极的宿命论把自己给困住了。

　　陈独秀最后一次去东京时，丢下高君曼和两个孩子在上海，托亚东图书馆经理汪邹孟代为照顾。清苦的生活让高君曼患了肺炎，又有咯血，汪见其病情一时难以恢复，但写信给陈，促其归国。在接风宴席上，陈告诉汪孟邹，他要办一本杂志来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了，中国的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而要改变思想，使共和名副其实，那就只有办杂志一途。

　　另外他透露，还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办杂志可以养活家人。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有个十年八年的工夫，这本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但汪孟邹因亚东生意清淡，经费周转困难，再加无法预料这本杂志前景如何，就推荐了朋友的群益书社去做发行，商议首期编辑费加稿费共两百元。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对于一个困顿之家来说，这是一项能解燃眉之急的生计，每月两百元的稿费进账可使之慢慢恢复元气。而对一个时代来说，它是思想狂飙的一个先声，即将掀动的新文化大潮里，一个时代的青春底色将尽数涂在以它为首的诸多刊物上。这都是陈、汪在谋事之初都不曾想到的。若早知这本杂志日后走红，汪孟邹怎会把到手的发行权拱手相让呢。

　　创刊之初，有人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对筹安会的变更国体问题发言，尽管陈对筹安会的一帮书生素无好感，但出于谨慎，也出于对此前政治革命的检讨，他表示，“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是他作为办刊人的天职，此刊的定位是以思想启蒙唤起国民独立人格，不涉时政。两年后，胡适返美归来，也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与陈此时念头，可谓不谋而合。

　　这一年陈独秀三十六岁，时常穿着一件蜡黄西装，条子绒线背心，戴着一顶帽檐下卷的帽子匆匆赶路，奔走在印刷厂和书社之间。诗人徐志摩日后曾在亚东图书馆楼上遇见过他，第一眼的感觉是像一个捕房的“三等侦探”，这个人的相貌就像他的个性一般奇异：发际甚高，几在顶中，前额似斜坡，鼻梁峻直，岐如眉脊，线条分明。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后来的五四青年正是从人皆可诵的此篇中，初识“科学与人权”并重，方能走出蒙昧时代。陈并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道，一个社会若遵循新陈代谢之道，便会进步，如果陈腐朽败者充塞于道，就会走向衰亡。他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此文如同混沌时代里的一道闪电，它惊醒的是一个时代的青年，它播下的叛逆的种子将在这里着床、生根、发芽。它也让半世奔波的安庆陈仲甫不再藉藉无名。

　　五、胡适与陈独秀：学问家与革命家

　　汪孟邹没有接手杂志发行，却向陈独秀推荐了绩溪老乡、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胡适为杂志撰稿人。可能是因为没有言明稿酬几何，大洋彼岸胡适的反应有些冷淡。以后每出一期杂志，他都要去问好朋友汪孟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文来吗？

　　1916年2月3日，胡适兴致大好，给哈佛读书的梅光迪写了一封讨论时代的文学之病的信件后，又给尚未谋面的陈独秀写了一信。这封信所谈主要是翻译。陈独秀推崇法国作家左拉，倡导回到写实主义，却又不知从何着手，胡适告诉他，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光说不练，迟迟没有译稿寄回，陈独秀又是个出了名的急性子，逼得作中间人的汪孟邹一次次发邮件：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

　　这年5月，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胡适谈及回国的打算，“上海有友人办一报，欲适为寄稿，适已允之，尚未与言定每月付笔资若干”，“虽力不能多酬笔资，然亦不致令我白做文字也”。他表示会拿文章稿酬补贴家用。他给陈独秀寄出了第一篇译作《决斗》，等到刊登出来已是半年后了，而且杂志也改名叫《新青年》了。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给他，为迟到的刊发表示愧疚，解释说是因为“战事”导致的延刊多日。他希望胡适多译类似的“短篇名著”，“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至于文章稿酬事，他一字未提。停刊半年，他自己都成了个穷光蛋了。

　　尽管稿费迟迟不来，但这并不妨碍胡适继续给陈独秀写信。8月21日，读到杂志上陈独秀给谢无量的旧体诗写的按语，推为“希世之音”，他就觉得有话要说。一边呼唤文学变迁，一边恭维这些“死文学”，这也太自我矛盾了吧？他把前日写给朱经农信中谈到的几个要点，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摹仿古人等八事，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信末又说“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云云，批评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了。

　　按照胡适自己的说法，文学革命的开端是1915年的夏天，他和一些留美学生开始着意于中国文字的改革。不知是何事触动，他这样一个对文字运用自如的人，竟然觉得古文已成“死文字”，而常常生出“逼上梁山”之感：“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朝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文言和白话的分野，其流弊不只在于一个人的思维与日常语言的脱节，更在于人为地制造了自视为社会精英的“我们”与底层的“他们”的不平等，这怎么看都是有违现代社会伦理的，有着两千年绵长传统的古文被列为首个打倒目标，也真是劫数难逃。

　　但一生奉行宽恕体谅和容忍之道的胡适，怎么也不像个能够揭起造反大旗的人。他自己曾说“头脑太细密的人，顾前顾后，顾此顾彼”，决不配作革命家，这“头脑细密、顾前顾后”八字，活脱脱就是他的自况。罗志田先生分析胡适一生行事轨迹，说他纠缠于“成圣”与“率性”，性格中常有反叛的一面，提倡怀疑，喜欢立异，“旁枝逸出”的胆子比大多数人还要大，且由于从小养成的防卫心态，遇压力就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这些个性上相互纠葛的种种，在他身上竟能杂糅，发难搞革命也就不足为怪了。但他终究是个头脑太过细密的人，又要提防着守旧派来攻击，所以写好文章寄给陈独秀时，又是“改良”又是“刍议”，一副探讨学问的架势，按照他的保守估计，白话文运动“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方能成功。

　　按照胡适的路径设计，这文学革命尚未开张就要变成一场改良了。然而，幸运的是他这篇文章的第一读者是远比他激进得多的陈独秀。就以刚刚过去的清末革命而言，陈热切置身其中，胡一直只是个同情者，至多也是个间接参与者，陈身上不容人反对的革命性比胡不知要强多少倍。接读胡适此文后不久，陈写下著名的《文学革命论》，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而“吾友胡适”，正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从“新文学八事”到“三大主义”，自是激进了许多，日后这两人一个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一个成为党的创始人，学问家与革命家，在此已见分野。

　　对陈独秀来说，文学革命是他所关怀的更大的“气运”的一部分，它不过是更广泛的伦理道德革命的一个先声。在秉持进化文学观的胡适这里也同样，一个崭新世纪的情感思想，他相信必得要有一个新的形式，而这就是白话文。陈、胡的这一协作，由文学革命破题，揭开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帷幕。这一革命的成果，是素称落后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便明令全国小学三年内全部使用白话教材。

　　因陈独秀把胡适推许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时人皆把胡适看作了文学革命的始作俑者，尚未回国，这个年轻人已暴得大名。但胡适自己也承认，陈独秀和《新青年》给了他“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历程，猛力加了一鞭，“这一鞭就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来了”。

　　当文学革命刚在《新青年》上爆出零星火点的1916年秋天，这本杂志的影响还只在上海周边，它的发行量最多时也不到一千册。在北京，还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这本杂志。要让一个时代的青年像阅读《天演论》一样阅读这本杂志，还需要更大的契机。

　　机会说来就来了。

　　六、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

　　南方的学生和革命党人纷纷拥向日本时，蔡元培选择了前往欧洲。不久前，他在绍兴老家接到了北京朋友的来信，说政府要派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要他速前往北京登记。但这年冬天他到了北京才知道，因为志愿留学的编检人数太少，政府已经取消了此项计划。其间家中数次来电相招，要他回去。到家才知道，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家人是听到一些不利于革命党人的传说，让他南下避祸。

　　在老家过完旧历新年再度北上，他找了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一份差事，其间打听到一个消息，孙宝琦将派任驻德公使，不日赴欧。他请人关说，争取到了使馆职员的一个职位。1906年5月，他跟随孙宝琦由西伯利亚铁路赴德。名义上他是孙公使的随员，实际上不任事，惜才的孙宝琦还为他争取到了每月三十元的补助经费。

　　到了柏林，国内传来了安徽巡警学堂徐锡麟刺杀恩铭的消息，还有秋瑾在绍兴遇害等事。延期送达的上海报纸上登载了徐锡麟就义前与审讯官员的一段对话。问官说，汝受孙文指使吗？徐答：我运动革命，已二十年，还要受别人指使吗？孙宝琦读到这里，有点寒心，强作解嘲语说，革命党真是大言不惭。蔡看到这两位同志的结局，也是暗自心惊。

　　蔡在柏林学习德语，一年后，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美学、实验心理学。这是一座有着五百年历史的大学，一个半世纪前，德国文学巨擘歌德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众口相诵的抒情诗和戏剧。四年中，他遍历欧洲境内，从意大利边境、法国南方到瑞士，除了领略其风土之美，尤喜考察美术馆、博物馆。他的一个直观感受是，越是冷的地方，越是清洁，城市景观如此，人的精神也如此。作为伦理学的一项实践，这其间他还成为了一个素食主义者。

　　蔡在欧洲的几年间，国内革命党人与清廷的对峙已至白热化，差不多年年都有惊人的大事发生，起义的火星旋灭旋起。蔡去国经年，虽身为革命党人——离国前一年，他由何海樵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任上海支部负责人——但毕竟远离现场，他对于国内政局胶着状态之下的暗潮已不如在国内时敏感，他觉得大清要完，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厦的轰然倒坍不会那么快到来。辛亥年元旦这天，他还在优哉游哉前往莱比锡附近城镇参观尼采等名人曾经就读的学校，观看古墓碑、宗教画、木刻、塑像，稍后国内有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等事，传到他耳里也是很迟的事了，毕竟时空睽隔，如同另一个星球般遥远，也只是揪心复忧心而已。

　　德国大学的暑假很长，迟至10月初，蔡的暑假还没有过完，而中学已开课，蔡应几个朋友之邀，去一家私立中学游玩。就是在那家学校订阅的德语报纸上，蔡看到了武汉起义的消息。有一朋友问他，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蔡答，必可成功，因为革命党预备已很久了。话是这么说，他心里是没一点底的，以为武昌的事又是随风而逝的一点火星。直到吴稚晖写来一封信，详告武汉方面发生的一切，并说这或许是一大转机，我辈当尽力促成云云，他才明白国内的政局似乎真的是要大变了。在柏林度过了难挨的一个月光景，接到陈英士从上海打来的电报，蔡就从西伯利亚铁路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