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墨西哥到秘鲁（二）

　　书中通过一个女孩之口写道，“如果你对一座城市感到陌生，那就到集市上去了解它”。这一点正合我意，我还喜欢在广场和酒吧观察一座城市。书中有许多真实地名，主要出现在墨西哥城，米切肯和哈利斯科这两个既临海又彼此相邻的州，也多次提到州府莫雷利亚和瓜达拉哈拉。

　　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一处美丽狭长的湖边。湖岸的色彩艳丽，有各种小舟、奶牛和树木。司机也善解人意，把车停在路边，让我们拍照。再往前，将要向北分出一条通向瓜达拉哈拉的高速。据说中国高铁总公司已与墨西哥签署协议，要修筑一条墨西哥城至瓜达拉哈拉的高铁，届时两地陆路往返时间将大大缩短。

　　遗憾的是，由于地理位置略微偏南，莫雷利亚将与高铁失之交臂。而眼下，我将错失名字好听的城市——瓜达拉哈拉。作为弥补，在从蒂阿华纳飞来墨西哥城的路上，我已写了一首以她命名的短诗：

　　瓜达拉哈拉

　　每个州都有一座迷人的城市

　　大体上是这样，邻座回答说

　　当我问及哪座城市最美丽

　　他露出了自命不凡的笑容

　　在高山和大海之间的那片谷地

　　有着栽满金凤花的林荫大道

　　你会看见水火山和金火山

　　既不知处身何时也不知处身何地

　　十四、莫雷利亚城

　　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行驶，大巴到达目的地莫雷利亚。卢卡的一位博士后到车站迎接，他开车带我爬坡来到一座小山顶上。我的旅店就在那里的中心广场上，正对着的是修剪整齐的草坪。放下行李后，我先去参观广场上那座著名的大教堂。教堂建于1660年，1744年正式完工，是巴洛克风格和注重装饰的秋丽格林风格的完美结合。高大的神坛俯瞰着大厅，仿佛上帝正洞察人间的一切，大厅两侧是各种油画和彩绘玻璃。这里不仅星期天做弥撒，几乎每天都有好几场。

　　1991年，莫雷利亚老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除了大教堂，也包括市中心东侧的渡槽。这条五公里长的高架水道始建于18世纪末，拱形的结构用粉红的石块砌成，让我想起西班牙塞戈维亚的引水桥。那座双层的拱形桥虽只有728米，建成已近两千年了，是由占领此地的罗马人修建的，为了将水引过河谷。早在1985年，它便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我年少时，从故乡台州到杭州路上，经过新昌时也看到过一座引水桥，但不知它是否仍然存在。

　　六点正，卢卡教授准时来到我的旅店，同来的还有一位柏林工大的俄国访问教授。毕竟，俄罗斯和罗马尼亚曾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我同时知道，在墨西哥任教的东欧数学家为数不少。聊上了才发现，卢卡和我曾经参加1994年的加拿大数学年会。只不过那个会参加者众多，我们无缘交流。两年前卢卡在莫雷利亚主办斐波那契国际学术会议，我也曾考虑来，后来自动放弃了。

　　说到斐波那契，他是中世纪欧洲最杰出的数学家。1170年出生于意大利比萨，从小跟着父亲去过不少地方。在阿尔及利亚逗留时，在阿拉伯老师指导下研究数学，后来又游学埃及、叙利亚、希腊和法国的普鲁旺斯等地。回到比萨以后，写成并出版了《算盘书》（1202），那一年中国正处于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诞生了。书中用的是60进制，表明他受到巴比伦人的影响。他还引进分数中间那个横杠，而表示等号的两道小横线是英国数学家莱科德发明的，那是在三个半世纪以后了。

　　书中还有中国元素，就是五世纪北魏人张丘建的“百钱买百鸡”问题。当然，最有价值的要数他自己发明的“兔子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如此简单有趣，我不妨在此加以叙述：假设由一对小兔开始，一年以后可以繁殖成多少对？规定每对兔子每月能且只能生产一对小兔，而每对小兔两个月大就可以繁殖。由此，我们得到了斐波那契序列：

　　1，1，2，3，5，8，13，21，34，55，89，144，233……

　　这个序列的递归公式非常简单，就是前两项的和等于下一项，这可能是数学家发明的第一个序列，至今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层出不穷，美国人创办了《斐波那契季刊》，专门刊载斐氏序列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个世界性的斐波那契协会，一年一度由不同国家主办年会。2016年6月的主办城市将是法国卡恩，也就是二战盟军诺曼底登陆的地方。因为新近发现平方和完美数与斐波那契孪生素数一一对应，我很可能会去参加。

　　我和卢卡的研究兴趣比较接近，也曾相互引用论文。虽说多次错过谋面机会，我相信我们终究会见面的。可不，当他得知我要来墨西哥城，便向我发出邀请。报告会非常顺利，卢卡和他的学生踊跃提问。午餐时卢卡和我讨论起让我的博士生来这里做博士后的事宜。卢卡才说起，他的家人在美国，目前一个人在墨西哥。

　　早就听说墨西哥贩毒分子猖獗，就在几个月前，米切肯州的一位前女市长的遗体在一条公路边找到，死前曾遭刀刺、毒打和焚烧。此前一年，她任提魁奇奥市市长时为了控诉毒贩暴行，曾勇敢地向媒体展示半裸的身体。甚至还指出，如果墨西哥不铲除毒品犯罪，下次看到的将是她的尸体，谁知竟一语成谶。

　　十五、红眼航班

　　返回墨西哥城是当晚，我即搭乘阿维扬卡航空的班机，前往波哥大。这与我上一次离开南美，刚好相隔了12年的时光。飞机子夜一点半起飞，这是地地道道的“红眼航班”（red-eye flight），狭义的意思是深夜起飞，凌晨到达，广义的意思是日落之后起飞，日出之前到达。

　　墨西哥城虽说是在墨国南部，但离开国境线尚有五百多公里，因此飞行了近一个小时以后，才进入中美洲的领空。那以后，飞机依次穿越了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六国，除了危地马拉以外，其余五个国家我都曾经造访过，其中尼加拉瓜停留稍久，我参加了为时一周的格拉纳达诗歌节。

　　看不见外面的风景，但荧屏里有地图频道，不断变化出新的航路图来。一个个熟悉的地名闪过，触动我写作了一首诗《从前》，翌年美洲诗选集《美好的午餐》出版时，此诗被印在封底上。

　　从前

　　从前那些我游历过的城市

　　在机翼下方依次闪现

　　就像一串故友的名字

　　被一位陌生人逐一提及

　　而大海如同久违的母校

　　培育出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那些散落在岸边的港口

　　给世界带去了温暖和繁盛

　　经过四个小时的飞行以后，我们从西经100度的墨西哥城来到80度的巴拿马城上空，随后便进入了巴拿马湾。这是旅途中飞过的唯一一片水域，不久，便进入了故国哥伦比亚，东方渐露鱼肚白，线条明晰的安第斯山呈现在机舱外面。在波哥大稍作停留以后，我启程前往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在那里没有任务地度过了一天。之后，才出发去利马。

　　十六、帕瓦诺蒂姐姐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我终于要去秘鲁了。虽然那年秋天（春天）我到过不少地方，但新国家只有秘鲁一个，这使得我每年至少造访一个新国度的纪录得以延续。以往，我去智利途中曾多次飞越秘鲁，有一次还在马丘比丘上空突然遭遇强气流的颠簸或震荡，使得一位正在服务晚餐的空姐摔倒在甬道上，一度造成了我的飞行恐惧心理，这回却是比较安稳。

　　大约两个半小时以后，飞机抵达了利马的豪尔赫·查韦斯机场。这个查韦斯与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没有关系，而是秘鲁裔法国飞行员。1910年秋天，23岁的查韦斯从瑞士出发，率先飞越阿尔卑斯山抵达意大利，可惜降落时飞机已经损坏，触地时酿成悲剧，四天以后他因为出血过多去世。1972年，英国作家约翰·贝尔根出版了以查韦斯的事迹写成的小说《G》，当年即获得了布克文学奖。

　　在机场出口处，我见到了前来迎候的徐浩亮。他是中国驻秘鲁大使馆的文化随员，他把领我到城南苏尔可区的一户秘鲁人家，房东是一对姐弟俩的两层楼房。姐姐叫贝蒂，弟弟叫雷耶斯，他们加在一起该有150岁了。姐姐头脑聪颖，弟弟身子骨硬朗。更为难得的是，姐弟俩都会说英语。他们终身未有婚嫁，且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姐姐曾到过中国，因此乐意接待我。之后四天里，我白天游玩，外出讲座或朗诵诗歌，夜里住她家。

　　很快我便得知，贝蒂和雷耶斯的父母亲早年经商，一度定居美国。贝蒂小时候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在芝加哥做了一名护士，也常去世界各地做志愿者。她在医院里认识了身体有恙的意大利青年歌手帕瓦诺蒂，给了他很多照顾，两人以姐弟相称。那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帕瓦诺蒂一边在保险公司做推销员，一边在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

　　结果，帕瓦诺蒂成了卖保险的行家，他晚年乐于承认，自己不识简谱。1967年，在托斯卡尼尼诞辰10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帕瓦诺蒂被指挥大师卡拉扬选中，担任威尔第《安魂曲》里独唱，从而走向了世界舞台。五年后，他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饰演唐尼采蒂的《军中女郎》时，因连续唱出九个带有胸腔共鸣的高音C，被誉为“高音C之王”。

　　之后，帕瓦诺蒂经常在世界各地演出，有一次他来到利马开演唱会，在下榻酒店的收银台边读到贝蒂的留言，遂给她留了贵宾票。演出结束后姐弟俩得以在后台相见，那也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这不，客厅里有她与已故歌王的合影，那时贝蒂已明显发福了。贝蒂年轻时是个大美人，遗憾的是，后来为了治病她服用了激素，结果身体多处出现浮肿，她与全家遂返回了利马。父母过世后，他们依靠房产出租，足以在利马维持生计。

　　十七、飞逝的雄鹰

　　不用说，贝蒂家藏有不少帕瓦诺蒂的CD，多数是留声机时代的唱片。可是到了利马，我更想听的是那首著名的秘鲁民歌或民谣《飞逝的雄鹰》，西班牙语里叫El condor pasa，英语译成 Fly like an eagle。那是我学生时代听过且十分迷恋的歌曲，只不过那会叫《秃鹰归来》。我果然在贝蒂家找到了，她应该也是全世界流传最广的南美民歌。

　　巧合的是，这首神秘而悠远、古朴而独特，让人心静、深邃、高远的歌曲创作于1913年，今年刚好是她诞生100周年！秘鲁政府已宣布将她列为非物质国家文化遗产，联合国也已将她列为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这首歌由独特的安第斯山区民族乐器配成，原本是作曲家达尼埃尔·阿洛米亚·罗布莱斯同名说唱剧的结尾部分。值得一提的是，罗布莱斯曾在著名的圣马科斯大学读过两年的医学。

　　这本是一首表达兄弟情谊的歌曲。不过，学者们认为，歌中浓郁的民族特色的音乐和奔放不羁的歌词使它具有了唤醒同胞民族认同感和反抗殖民主义的政治意义。词曲作者当年正是在安第斯山矿区目睹了秘鲁劳工反抗外国企业主压榨的血泪斗争之后，写下了这部说唱剧的，因此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仅在利马的马奇剧院，这部说唱剧五年内就演出了三千余场。

　　1956年，《飞逝的雄鹰》被阿德法尔以吉他伴奏的方式演唱。九年后，欧洲著名的“印加民俗乐团”再度灌录此曲，恰巧被到巴黎旅行的美国歌手保罗·西蒙听到。保罗·西蒙很喜欢这首曲子，一时兴起填上英文歌词。虽说此前一年，保罗与加芬克尔已合唱那首后来家喻户晓的《寂静的声音》，但这首我最爱的歌曲当时尚未打动观众，两位歌手仍籍籍无名。后来安迪·威廉姆斯也演唱过《飞逝的雄鹰》，似乎更具现代流行风味。

　　十八、无雨的利马

　　翌日一早，贝蒂和雷耶斯姐弟带我坐公车进城，跨过里马克河，我们来到海滨的一个商业区。正好是南半球的春天，鲜艳的红花长在悬崖上。那情景让我想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外港瓦尔帕莱索，只不过后者规模小许多。几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我询问了几家旅行社，去往库斯科和马丘比丘的日程不容乐观，至少要三天。而我恰好有两次讲座和朗诵活动，取消又不礼貌。加上利马这座城市也需要时间品味，我于是只得放弃了，无疑这是我秘鲁之行最大的遗憾。

　　幸好那天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多少抚慰了我的心灵。我又一次如此亲近南太平洋，上一次还是在澳洲的悉尼。虽说同处海滨，悉尼的湿度和雨量接近于杭州，利马却是无雨之都。浩亮说自己来利马好几年了，尚未见过下一场雨。可不，利马的年平均降雨量大约在10-15毫米，甚至少于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城市开罗。一年四季，不见雷鸣电闪，也没有疾风暴雨，结冰、下雪更是闻所未闻。

　　相比之下，杭州的年降水量是在1100-1600毫米之间，年雨日则在130-160天。据说在世界范围内，南宋的大数学家秦九韶是第一个定义了降水量和降雨量的，就是放一个开口的柱体容器在露天，及时累计积水的高度。这也是为何在南京的北极阁气象博物馆大门外，立着秦九韶的全身塑像。当年，他在首都临安求学，给出降水量的定义也应是在杭州或江南的某座城市。

　　对于利马的无雨现象，气象学家是这样解释的，利马向西是南太平洋中部沿岸热带沙漠气候的组成部分，加上地处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东部边缘，气流下沉作用明显，东南信风的风向又基本与海岸平行，不易使水汽抬升，因此形成不了降雨云团。不过，到了冬季，强大的寒流北上，下层冷却，形成了稳定的逆流层，但水汽仍难以向上变成云和雨，只能在下面形成雾。这也是为何冬季的利马多雾，空气湿度高达90%，甚至超过了杭州的平均湿度。秘鲁人把这样的雾称为“加鲁亚”（garua），意为毛毛雨。

　　因为少雨或无雨，利马的许多房屋没有屋檐，有的甚至没有屋顶。即便有屋顶也大多是平的，四周砌一圈矮墙，可以堆放一些不常用的杂物。街道两侧基本没有排水道，商店里也不卖雨披，雨伞主要用来遮阳。另一方面，利马虽然位处南纬12度，算是靠近赤道的热带，且又接近海平面。但却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最热的2月份，平均气温22摄氏度，最冷的8月份，平均气温15摄氏度。

　　据说1970年的一天，利马破天荒降了17毫米的雨，竟成为过去半个世纪最大的一次降雨。由于人们准备不足，那次降雨造成了人民财产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不过，利马虽与西部茫茫的沙漠近在咫尺，却不见有雾霾，更无黄沙弥漫或飞沙走石现象。这与城内和城郊的植物繁茂，每条街道绿树成荫，大小不一的街心公园遍布有关，空地上种满花草，家里也是，几乎一尘不染。

　　我曾在贝蒂家写过一首后来遗失了的诗歌，在植物的叶茎之间发现了抽象的画面，但当我再次回望，却不再出现。那天我们经过一座公园，没有湖泊或流水，不远处一座光秃秃的山，色彩斑斓的贫民窟一直通到半山腰。一对恋爱中的男女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我和他们聊了几句后，希望他们为我摆个Pose，结果那男子二话没说，把女孩抱了起来。

　　十九、优雅的女子

　　午餐以后，贝蒂带我去公证处，雷耶斯也随行。贝蒂告诉我，她和雷耶斯准备卖掉父母留下的另一处房产。之前，他们是拿来出租的，如今年事已高，留着也没用，因此决定卖掉它，以便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贝蒂拿着一叠文件，她在公证处窗口等候的时候，我拿着相机在附近的街道转悠，开始了抽象摄影的创作。在短短的时间里，居然发现了四个有意味的画面。

　　前两幅分别是一个陌生的有气度的人物头像和一张桦树皮，后者看似脸上皱纹恰当的有气质的男子，我分别冠名为《印加国王》和《老树》。“国王”的眼睛、鼻梁和嘴巴配合默契，额头微微向上，高贵而略显固执。我没有看到过印加国王的画像，包括最后一任国王阿马鲁的脸，我想他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

　　第三幅是在像老式电表一样破旧的门铃上，上部有些亮光，当我凑近它时，我的脸部呈现其中。我拍下了这幅门铃自拍像，刚好是半张脸。由于门铃上有一层微红的薄薄的透明塑料纸，我的脸色显得红润，眼神也颇有精神。紧贴着半个鼻梁和嘴唇的是门铃按钮，看起来就像是摄影机的镜头。翌年我出版摄影集《从看见到发现》时，美编曾经想用它作封面，但出版社发行科反对，只好妥协，用在了封底上。

　　最后一幅是在破旧的墙壁上，一个优雅的女子坐在那里。墙壁的原色是浅蓝，后来有一部分被人涂黑，再后来黑色中有一部分脱落，裸露出深浅不一的白底。一位短发的、高鼻梁的女子呈现在画面中，还有她的眼睛、胸部、手臂和微微翘起的臀部。容易让人联想起毕加索的早期作品，而此画面的面积比手机还小，需要细心和耐心才能发现。一旦发现，放大以后就没有两样了。

　　我把这些画面给雷耶斯看了，他居然能够欣赏。不仅如此，他还会写诗，对数字的记忆力极强。头天晚上浩亮告别时，雷耶斯送他到街上搭乘出租车，便悄悄在心里记下车牌号，回家写在本子上，说万一浩亮遇到歹徒有用。这个举动使我大吃一惊，我才想到利马的夜晚可能并不十分安全。后来我发现他做得多了，每次送客都这样，才又放心下来，只是惊叹他的记忆、细心和善良。

　　雷耶斯（Reyes）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国王，他的想法果然也非同常人。回国以后，我收到雷耶斯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有他给我的一封信，一本他的自印诗集，一幅大学时代文学奖状的复印件，还有他用打字机写好的以我的名义写给瑞典王国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推荐信，以及一张五美元的纸币作为邮资。信中他要求我签上名字寄信往斯德哥尔摩，他甚至在一个航空信封上写好带有街道门牌号的瑞典文学院的详细地址。

　　我想起就在三年前，客居欧洲多年，拥有秘鲁和西班牙双重国籍的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因为“对权力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个人的抵抗、反抗和失败给予了犀利的叙述”获得了2010年度诺贝尔奖文学奖。这是一份迟到的奖赏，也是秘鲁人第一次摘取诺贝尔桂冠。我相信，雷耶斯是因为这件事受到了激励。

　　二十、巴列霍与略萨

　　1936年，略萨出生在秘鲁南方的阿莱基帕，那里离开玻利维亚和智利不远。在他两岁时，秘鲁伟大的诗人塞萨尔·巴列霍在巴黎去世了。巧合的是，巴列霍也出生在远离利马的地方，不过是在北部的圣地亚哥·德·丘科，邻近厄瓜多尔。那是在1892年，他的母亲是印第安人。中学毕业后，巴列霍自谋生路，做过乡村教师和厂矿职员，后入省城特鲁西埃自由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同时，又曾在圣马科斯大学攻读法律。31岁那年，巴列霍移居巴黎，从此没有返回祖国。他曾两度前往苏联，并在马德里生活过两年。

　　1938年，巴列霍因不知名的疾病病逝巴黎（可能是疟疾），年仅46岁，现已迁葬蒙巴纳斯公墓。巴列霍只留下三部诗集，也没有得过任何奖项，却足以奠定他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1991年，他的故乡特鲁西埃创建了塞萨尔·巴列霍大学。在三联版《现代诗110首》蓝卷里，收有巴列霍的两首诗《帽子、大衣、手套》和《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如同评注者黄灿然所描述的，巴列霍的诗“既狂野、原始，又温柔、美丽”。

　　在略萨出生前几个月，他的父母亲便已分居，出生不久父亲承认与一位德国女子相恋。一岁时略萨外祖父出任秘鲁驻玻利维亚领事，他和母亲随同前往。家人不愿向略萨解释父母离异之事，谎称其父已故。十岁时略萨随外祖父回到秘鲁，他这才第一次见到父亲，随后父母复合。略萨从巴列霍就读过的圣马科斯大学毕业后留学西班牙，在马德里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毕业论文是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研究。

　　上个世纪60年代，“文学大爆炸”（Latin Amercia Boom）在拉丁美洲兴起。略萨与阿根廷作家科萨塔尔、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和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是其中的四位主将，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城市与狗》《跳房子》《阿尔特米奥·克鲁兹之死》和《百年孤独》。与此同时，马尔克斯、略萨和阿斯图里亚斯等又被奉为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大师，后一个名词早在1925年便出现在对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批评中。

　　此外，还有长命百岁的阿根廷人萨瓦托（1911-2011），他于1948年取得拉普拉塔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一度前往法国居里研究所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40年，萨瓦托回母校执教，五年后因为一篇文章触怒庇隆政府，被迫辞去教职。从此他失去了对科学的兴趣，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其中《隧道》（1948）曾获塞万提斯奖。

　　有意思的是，正当拉美“文学大爆炸”如火如荼开展时，中国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是由于“文学大爆炸”的成功，一大批早期作家的作品重新得以出版，得到更广泛读者的关注。这些作家有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古巴的卡彭铁尔、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委内瑞拉的佩特里、乌拉圭的奥内蒂和墨西哥的鲁尔福。

　　说到“文学大爆炸”的特点，同代的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是这样总结的。第一，一批最杰出的拉丁美洲小说同步发表；第二，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取代了诗歌成为拉丁美洲文学的代表形式，而为广大读者普遍接受；第三，大多数“文学大爆炸”作家一致支持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

　　巴列霍也好，略萨也好，与大多数拉美文学大家一样，都与欧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略萨本人写过一篇随笔《文学与流亡》，回答了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何住在国外？”这不仅出于好奇，多少也带有责备。虽说移居或流亡国外冒着语言贫乏的危险，但他却认为那样可以更好地写作，一来文化气氛更令人鼓舞，二来生活在异乡对祖国现实的了解比淹没在现实中更连贯、更真实。

　　而在笔者看来，流亡与拉美作家从政的经历有关。2014年4月1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客居地墨西哥城过世以后，居住在西班牙的略萨成了“文学大爆炸”硕果仅存的主将。2015年，他的戏剧《鼠疫的故事》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剧院上演，年近八旬的略萨亲自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二十一、日本人与美国人

　　说到略萨，我再补充一点。有一次，我在纽约的旧书摊上买过一本2.5折的介绍拉丁美洲的导游书。书中有几幅插图，涉及作家的三幅地图标题分别是：瓦尔加斯·略萨的秘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哥伦比亚，劳伦斯、劳里和格林的墨西哥。其中劳伦斯即D.H.劳伦斯，格林是格雷厄姆·格林，而劳里也是英国小说作家，他因为厌恶上学，到轮船上做仆役前往中国，返回剑桥念书时出版了以中国之旅为题材的小说《在海的彼岸》（1933）。后来又去墨西哥，写成了《在火山下》，死后被誉为反传统的杰作。

　　说到略萨，我们还不得不提到他的同龄对手藤森。我头天玩过的那个海滨属于米拉弗洛雷斯（Miraflores）区，mira就是观看，flore是鲜花。无疑，那是利马的高档小区，1938年，阿尔韦托·藤森·藤森出生在该区。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日本妇女姓随夫婿，才有两个藤森。藤森的父母从日本九州熊本县移居秘鲁，他出生时父母向日本大使馆申请保留儿子的日本籍，因此他才拥有双重国籍。

　　藤森早年就读利马的国立农业大学，毕业后赴欧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他任教于母校，后来担任校长和全国大学校长委员会主席。从1989年开始，藤森投身政治，翌年以政党“90改革”匆匆参加总统选举，没想到成为一匹大黑马，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7%的得票率击败作家略萨当选总统，后又连任两届。成为继圭亚那华裔总统钟亚瑟之后，又一位当选南美国家元首的亚洲人。

　　藤森在任期间，做过一些好事。首先，使得经济高速增长，平均每年3.76%。其次，原先秘鲁游击队的势力很大，占据了全国六成的土地，那些地方的居民需向游击队缴税。仅仅1989年，一个叫“光辉道路”的左派组织就杀害了100多名政府官员。藤森的清剿措施颇为得力，两年后游击队的活动大大减少。

　　另一方面，藤森军队的反恐措施也殃及了许多无辜百姓，加上贪污嫌疑，他受到指控。于是，他趁2000年11月访日期间递交了辞职信，流亡故国。五年后，藤森试图重新竞选总统，当他抵达圣地亚哥时被智利警方逮捕，两年后被秘鲁政府引渡。结果被判处25年徒刑，目前他仍在利马服刑。

　　继承藤森任总统的是经济学家托莱多，他是斯坦福大学博士，夫人是比利时裔人类学家。但当有一天晚上我路过一家电影院，发现车库门口挤满了记者和市民，原来人们获知消息，前总统托莱多夫妇在看电影，那会有关他在任期间腐败的指控满天飞。这些事情，应该属于拉美政治的一部分。

　　说过日本人藤森，现在我得写写美国人威廉·普莱斯科特了。这位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写的《秘鲁征服史》是我读过的第一部关于秘鲁的书。普莱斯科特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1814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先到欧洲旅行观光，回波士顿后开始研究历史，这与他喜欢希腊语和拉丁语而不擅长数学有关。他先是发表一些评论和随笔，显示出非凡的写作才华，后在友人的劝告下，决定毕生研究西班牙。

　　在花费了十多年时间，出版了两部三卷本研究西班牙皇家的著作以后，普莱斯科特把目标对准了拉丁美洲，研究了西班牙人征服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三大文明的历史，先后完成了三卷本的《墨西哥征服史》（1844）和两卷本的《秘鲁征服史》（1847）。据说《秘鲁征服史》在美国首次出版时印了7500部，每部一美元。

　　这两部巨著均批判性地引用了大量征服者的原始史料，文笔流畅有趣。有意思的是，普莱斯科特从未到过拉丁美洲，却把故事写得栩栩如生。这两部书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出版了数以百计的版本，其中中译本分别于1965年（节译本）和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如今，在波士顿灯塔街，仍完好地保留着普莱斯科特的故居。

　　二十二、印加人的土地

　　利马始建于1535年，初名ciudad de los Reyes，意为诸王之城。后来因其发音不易，改称为利马，得名与横贯市区、注入太平洋的里马克河（Rimac），原意是指会说话的神。这条河流长度约160公里，发源于利马西部郊县。但为何取名时从R变成L？我却不得而知，或许秘鲁人也像一些南方的中国人一样区分不了这两个字母的发音。

　　到利马的第三天，我应邀去秘鲁利马天主教大学做了一个讲座，这所大学创建于1917年，是秘鲁最早的私立大学。原来是中国文化周活动，除我以外，还有两位秘鲁教授分别做关于《易经》和功夫的讲座，另外还放映了四部中国电影，它们是侯孝贤的《千禧曼波》、田壮壮的《盗马贼》。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和胡玫的《孔子》。

　　讲座之前，我见过孔子学院的中方和秘方院长，中方院长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花教授。但来接我去的女孩却是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的莱蒂西娅，原来河师大与利马另一所大学里卡多·帕尔玛共建孔子学院，这也是利马仅有的两所孔院。那天中午，浩亮做东，邀请莱蒂西亚和她的同事露西，设宴在一家叫富临门的中餐馆。

　　席间浩亮告诉我，老城区有条皮萨罗大街，那里还有他骑马的塑像。这不是提出兔子问题绰号斐波那契的13世纪意大利数学家皮萨罗，而是16世纪西班牙冒险家、印加帝国的征服者皮萨罗。他与墨西哥征服者科尔特斯齐名，在美国学者麦克·哈特所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分别位列第62名和第63名。不过，科尔特斯曾入读1218年创建的西班牙最古老的萨拉曼卡大学法学院，而皮萨罗却是地地道道的文盲。

　　皮萨罗和科尔特斯一样，在出发去征服印加帝国之前，已经在美洲新大陆寻求功名了。不同的是，科尔特斯有许多令人羡慕的品质，他有勇气、决心和智慧，而且性情开朗。他是一个坚定而文雅的军事领袖，从不对印第安人施行苛政，甚至与他们相处甚密。科尔特斯在遗嘱里声明，他不能肯定占有印第安奴隶在道义上是否正确。

　　这种态度是罕见的，人们很难想象皮萨罗或哥伦布会为此类问题烦扰。皮萨罗也勇敢、有决心，而且十分机敏。与此同时，他却非常贪婪、冷酷，野心勃勃和狡诈，被认为是最为残忍的征服者。1528年，皮萨罗与合伙人发现了印加帝国，当时人手严重不足，故而只在海岸线溜了一遭，与印第安人有了初步接触，并带走了其中几个，教会了他们西班牙语，以便将来用作向导。

　　三年之后，已经56岁的皮萨罗率领一支不足180人的队伍从巴拿马启航，去征服人口约600万的印加帝国。皮萨罗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抵达秘鲁海岸，随后他率领177人和62匹马向内陆进发。当他们抵达离开海岸线一百多公里的卡哈马卡城，国王阿塔瓦尔帕率领四万军队正驻扎在城郊的温泉附近，此时他们刚刚在一次内战中打了胜仗。皮萨罗派出小队人去印第安军营，表达敬意并邀请国王来访，没想到对方欣然同意。

　　翌日，皮萨罗的士兵在城内磨刀霍霍，天真的国王却将大部分士兵留在城外，只带一部分没有武装的士兵进城。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无情的屠杀，只有国王幸免于难。皮萨罗要求国王的部下凑齐所需的黄金，然后放他回家，结果皮萨罗违背诺言，在收齐黄金后将国王杀害。皮萨罗长驱直入占领了首都库斯科，印加帝国随之灭亡。从厄瓜多尔直到玻利维亚，印加人的土地全部归于西班牙，他们建立了利马城，作为秘鲁的新首都。

　　二十三、索尔与利马老城

　　我在利马的最后一天，有一位专职的导游，是一家叫金的旅行社老板阿尔伯特。阿尔伯特四十出头，下巴上已有少许白胡子。他是浩亮的朋友，非常想拓展中国市场。当他知道我是有不少粉丝的博客，便偕同漂亮的夫人来听我在天主教大学里的讲座和朗诵，购买我的外版诗集，并提出要陪我游览利马的历史古迹，外加一顿海鲜自助餐。虽然我知道眼下，让大批中国游客来秘鲁不现实，但是禁不住他的好意和美餐诱惑，便应承了下来。

　　那天早上九点，阿尔伯特开着一辆白色奥迪车来接我。我们首先去了东南30多公里处的巴恰卡马。那是前哥伦布时代的遗址，位于一座叫卢林的河谷。巴恰卡马也是被印加人之前秘鲁沿海地区居民信奉的造物之神，后来，印加人在此建造了巨大的太阳神庙。遗憾的是，除了几处土堆，还有留着几层台阶的神庙遗址以外，再没有其他物件了。不过，也足以让人怀古一番。

　　午餐前我们回到利马，仍是在米拉弗洛雷斯，在海滨那家著名的海鲜坊，我们在户外的餐桌旁坐了下来，悬崖上暖意的阳光，下面几十米处就是浩瀚的太平洋。阿尔伯特与我讲起了他的经历，大学毕业后，他应聘去英国“玛丽女王”号豪华游轮上做招待，趁机游遍了世界，及至数年后辞职，才开办了自己的旅行社。刚巧我一年前出版过游记《英国，没有老虎的国家》，了解玛丽和她的悲惨身世，回程经过波哥大候机时，又写了一首《阿尔伯特与玛丽女王》。

　　随后，阿尔伯特带我去利马老城，那是在里马克河北岸。其中“武器广场”是利马的发祥地，放射出纵七条、横十三条街道。在我的建议之下，我们拐到附近的圣马科斯大学，对这所建于1551年的南美最古老的高等学府我慕名已久。我们停车进入，瞻仰了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纪念碑。一尊石头砌成的书本样式的基座之上，立着诗人的铜像，他的眉头紧锁，宽阔的额头，头发高高竖起，让人过目难忘。

　　继续步行，走过一条步行街，我见到了两侧几处黑色檀香木的封闭阳台，阳台的底部和窗户上留有缝隙，里面的人可以向外窥视。那是我在大马士革见到过的，原来，当年利马的西班牙总督来自科尔多瓦，那里曾是穆斯林占领西班牙时期的首都，以大清真寺闻名于世。那样一来，礼节繁复的穆斯林贵族妇女们就可以无拘无束地欣赏街景和过路的印第安人而不被发现了。

　　最后，阿尔伯特带我去参观著名的弗朗西斯科修道院，它是老城中的一组精美建筑群，包括两座教堂和一个修道院。这些建筑物里面保存着许多艺术珍品，有受到广泛赞誉的15幅大尺度画像的使徒群像，有二万五千册皮草书和六千多册羊皮书。尤其让我吃惊的是地下室的墓地，埋葬着1821年独立以前约七万多具遗体。一个圆柱形的大井坑给了我灵感，它犹如一颗星球，悬浮在大地中央。巧合的是，秘鲁钱币索尔（Sol）的含义是太阳。

　　临行前的那天晚上，我如约与利马的三位诗友在一家酒吧相聚，其中一位是利马诗歌节主席莱纳托。莱纳托来过中国，参加过青海湖诗歌节，他是墨西哥女诗人安娜为我介绍的，安娜与我一起参加了墨西哥城诗歌节并多次同台朗诵。因为天气温和，我们在露天的桌边就坐。

　　莱纳托也为我没去库斯科和马丘比丘感到惋惜，他安慰说，明年的第三届利马诗歌节他一定会邀请我。没想一拖就是三年，莱纳托多次解释说，这是因为经济危机和总统换届的缘故。终于，诗歌节定在2016年4月上旬，莱纳托向我发出正式邀请，我欣然接受，也办好了签证，如今离开诗歌节开幕已指日可待了，我十分企盼这次新的南美之旅。

　　蔡天新